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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坐看雲起時
肉食中環 股海縱橫 媽媽週記 壹計就明 坐看雲起時 壹觀點 運動壹指禪 事實與偏見 無定向風 關公不是災難 九龍霸王電影彈 壹擋專政

中國宣布「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並同時宣布對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林鄭去北京述職,有如梁振英的位置,被安插在一張長桌而側坐,接受訓示,而不是以往董曾見江澤民或曾慶紅時的兩把交椅 ,隔一張茶几平坐。連香港的九巴大翻車,死亡十九人,也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指示特區政府要做好救災工作。特首林鄭不敢怠慢,即時叩謝。

林鄭無意中流露出特首「傀儡化」的情緒。譬如所謂國旗國歌的立法,香港有民意反彈,她說「合埋雙眼咪睇唔到囉」,這句話中立而超然,折射了遭到咄咄逼人的困境。如此一來,所謂「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意義至此真相大白:不走樣不變形的是「一國」,不可被「兩制」擠壓。而中國覺得, 二十年來「一國」在香港這一制的「高度自治」之下,已經走樣變形。

以中國現代史的先例,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比起上海和西藏當初的承諾,「維持現狀」已經太多。有人說,接管香港主權只是殖民主之更易。

這樣看也不無道理:一帶一路國際公認是中國帝殖主義之初升,馬爾代夫和津巴布韋在「一帶一路」不斷延長和擴張的界線版圖之中,不也發生神秘政變,親中的新領袖被指由中方暗中介入內政扶植上台?

這不就是一九六○年左右吳庭艷的南越,或七十年代初伊朗的巴烈爾政權?當時全球左仔大罵美國搞帝國主義,扶植傀儡政權。當時所罵美國者,絕不出於人類的道義理想,而是因為自己還沒有做得到。

中國的清代,也出現過權力衝突問題。鴉片戰爭一役,令道光皇帝明白,依靠滿人決策,已經無法追上時代。此時滿洲大臣肅順力主攬用漢人,採用漢人做高官,讓漢人此一相對的「高端文化」,輔助東北游牧民族出身的女真人認識世界之不足。鴉片戰爭的滿洲大臣琦善與耆英之失敗雙雙證明,用滿洲人不行,因為時代變了,中國正式要對西方打交道。

肅順大膽起用曾國藩,曾國藩建立幕府起用李鴻章。又有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一時漢人紛紛擢升進入決策階層。同光中興是因為滿清叫八旗子弟(也就是當時的紅二代)靠邊站,放膽讓漢人治理國家,證明漢人上位,挽救了清代皇朝衰亡的命運。

豈知到了甲午戰爭,由漢人主政的前線水師,提督丁汝昌陸軍出身,不善水戰,其他漢人海軍將領如鄧世昌、方百謙、劉步蟾等不是戰敗就是潰逃。甲午戰爭之敗,漢人文官之首李鴻章背了黑鍋。甲午之後,八旗親貴集團捲土重來,但不幸隨即發生百日維新和義和拳匪之亂。戊戌維新雖然短暫,卻代表了光緒皇帝仍堅持起用漢人的主張。因為光緒明白:甲午之敗,不敗在漢人無見識,而敗在清廷制度之老朽。

戊戌維新,光緒就起用了以康有為為首的年輕知識精英。梁啟超和譚嗣同都是對西洋文明有認識的人,此時他們提出:大清不等於中國。

此一主張對於日暮黃昏的慈禧統治集團,無疑非常震撼。慈禧繼承了自康熙愛新覺羅時承傳的滿人江山,若救中國而任大清滅亡,慈禧萬萬不幹。根子亂起,慈禧即起用剛毅、毓賢、載漪等。這些滿人極端排外,迷信無知,覺得利用拳匪的刀槍不入仙術,可以扶清滅洋。

滿洲親貴集團乘義和團之亂,對南方出身的漢人反撲。清室對漢人一直充滿猜忌,不論洋務運動還是維新,皆失敗告終。因為人家日本明治天皇與武士之間相互信任。滿人並不把所謂的中國當做四萬萬人的命運共同體。李鴻章和翁同龢等垮台和老死,令滿清中漢人的「開明進步力量」,與西方之間的緩衝和溝通消失。李鴻章如果多活幾年,必難逃成刀下鬼。

滿清最後五十年,是滿洲皇朝權力下放給南方漢人、最終又將權力收回的半世紀。時間到了,「高度自治」一定收回,這是中國政治的基因。李鴻章固然兔死狗烹,香港的特首,又捱得了多久?

香港嚴冬無名病毒交相入侵,爆出一場流感風暴。短短兩星期,死亡人數超過一百,完全是一場「小沙士」。

但今年這種大災難,加演戲碼,一對男女藝人歌星謝安琪與黎明,由於擁有萬千信眾,粉絲眾多,影響力無遠弗屆,並且近年有荷里活興起一股明星Me Too 大愛關懷的風潮,危機當前,蒼生慘號,身為KOL的明星藝人又豈能不發聲?於是在社交媒體聲稱,防流感的疫苗過時靠不住,讓小孩注射,愈打愈死。

香港西醫界高調怒斥謝安琪和黎明信口雌黃,訊息錯誤,誤導公眾,並重申疫苗無不妥,呼籲幼年子女與長者,趕快注射疫苗。

這場戰爭,在政治層面開打,與醫療科學無關。皆因為社會進入新世代,西方有一股左膠仇恨本身的西方文化霸權,他們是醫藥工業為壟斷全球的暴富跨國企業,是新帝國主義的代表。

做影視明星這一行,則性格叛逆,反西方建制、反宗教,這一行需要靈感,滾石樂隊的米積架和披頭四的約翰連儂,都崇尚所謂的另類自然健康文化,除了吸食大麻,還往印度找尋創作靈感,一時興起了所謂New Age:針灸、太極、瑜伽、氣功,他們認為世界文明的源頭在西藏、印度、中國,而不是羅馬、倫敦、紐約。

這股風潮在現代,最早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法國藝術家高更、詩人藍波、魏爾倫,覺得巴黎是西方墮落頹廢之都,令人窒息,需要去南太平洋的大溪地,由原始部落的大自然中間找尋天地之靈氣。進而法國哲學家福柯,認為西醫是騙人的把戲,所謂的愛滋病,是西方醫藥帝國主義編造出來的神話,迫害同性戀,加上散播恐懼,賣藥而壟斷全球盈利。

反西醫與素食主義、女性主義等並行,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香港幾十年來,西醫是認知政府指定可以參與行政的精英界別,香港人特別是中產家長,極度崇拜西醫行業,那麼找女婿當以做醫生為首選。英國人順水推舟,在交還香港主權之前,造就了一個「政治第三勢力」,就是「西醫黨」:由早年的黃夢花、李樹培開始,到後來的鄔維庸、李國章、梁智鴻,到立法會今日許多精英如梁家騮、郭家麒、勞永樂,「西醫黨」可以橫跨親共與泛民兩大陣營,卻一早就做到政治問責的局長,深受老董到林鄭月娥等歷屆特首的信任。

香港西醫黨原來是一股穩定的理性力量。佔中期間,中環雖然許多月賺百萬的西醫診所,極其反對佔中,覺得這些搞搞震的年輕人阻住做生意,但香港的西醫黨不論立場親中還是反共,有一條共同的底線:他們的第一忠誠對象,是醫生的科學專業;然後才是中國或所謂的西方勢力。

此話怎講?你看香港各大專業界別,教育界、新聞界、宗教界、金融界、法律界、工程界、婦女界,一早就逐漸實現所謂的全面管治權,由中方委任中共黨員滲透進據,在關鍵時候聽從中國的指揮棒辦事。

但對於西醫界,中國最想中國畢業另有大陸醫學執照的「醫生」可以順利來香港平等執業,一齊搵水;但香港的西醫,設立非常嚴苛的專業試,寧願連牛津劍橋畢業的香港醫學生一同拒諸門外攬炒,也絕不容許北大清華或協和醫院的大陸醫生來香港分一杯羹。

這就是第三勢力的威力。然而這也難怪: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創辦人,就是香港大學畢業的一位醫生。西醫改變中國,百年來有明確的歷史。如果養和醫院的醫生,辦公室的門板貼着的那個名號,英文的譯名全部是漢語拼音的XYZ,而不是香港人的Chan、Wong、Cheung,你以為大陸的土豪會放心付款一百幾十萬,南來佔奪床位,接受西方文明亦即殖民地文明勢力培養的西醫團隊的精英治療?

演藝明星撈過界,則是另一種現象。香港主權移交前後,明星藝人北上搵食,必在關鍵時候也兼論政治,呼籲香港年輕人多多愛國。如果醫生可以進入行政會議和立法會撈過界,有一位外國醫生甚至成為歌星,則歌星藝人為何不同樣撈過界指點江山、評論疫苗?

所以在這個亂世,不信親中派,泛民據說也在年輕人心中過時,但最後一條理性底線的救命草,就是西醫黨。這一點,就連中方也咬不入的黨派,或是香港免於沉沒的最後一塊浮板。

中國走向極左,「改革開放」正在萎縮倒退,對香港的態度也在逐步收緊。「一國兩制」的螺絲,愈擰愈像中世紀的「西班牙頸圈」一樣,收緊螺絲,令香港人窒息。

當香港一些年輕人說:「我是世界公民」的時候,會被指「不愛國」,因為,不,在這個偉大的時代,你必須是中國人。

但同一個中國,在瑞士的達沃斯經濟論壇卻以「自由貿易」、「捍衞全球化」的先鋒而自居。然而,所謂全球化(Globalisation),由柏林圍牆拆毀開始,歐盟進一步擴張,移民更自由流動,不就正是佐證了國家邊界的逐步消失,民族主義更應式微,從此並無這國人、那國人,在全球化之下,應該都是「世界公民」?

如果中國真是「全球化」的先鋒,對抗此時冒出反全球化的美國狂人總統和英國退歐公投的選民,則在邏輯上,「中國人」這個名詞和意識,即使不是消失,也應該在減少和淡化之中。中國人應該挺身而出,第一個叫出「我是世界公民」,因為以「全球化」的大趨勢,以一帶一路擴張的速度,以中國貨在世界的消費面積比率,中國人應該就是第一批「世界公民」。

但為什麼對外中國的領袖在瑞士裝扮出「全球化」的國際主義先驅形象,卻對內在大陸和香港,進一步推銷更激烈的民族主義?

這個問題,香港的偏狹而膚淺的華文傳媒,不懂怎樣回答,中國政府不會告訴你。而特首林鄭月娥,雖然時時去北京「述職」,而又以香港領袖的身份出席瑞士達沃斯經濟論壇,但對於這等「第一流管理隊伍」的所謂中環精英,這個矛盾問題更是一片空白。

為什麼?這就是「全球化」的偽善所在。自柏林圍牆倒塌開始,西方的左翼社會和知識分子就由反對可口可樂、麥當勞、蜆殼石油、萬國寶通等跨國企業的全球壟斷,開始改變態度,漸轉為對全球化的頌揚歡呼。

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美國和西方的左翼,我親眼目睹街頭示威、學院抗議,大罵:「全球化即美國化(Globalisation Means Americanisation)。」這些白人左派,還有許多第三世界在西方留學的學者攀附,形成一股反全球化的理論大軍,因為他們的內心憎恨冷戰時代由艾森豪、尼克遜、列根等共和黨勢力主導的工業美國,他們一口咬定,全球化就是美國的「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

然而,九十年代末,當「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品,與美國的高科技金融經貿霸權開始苟合,漸共融為一體,這些一度抗議全球化的西方左仔,忽然發現他們享受到中國加入之後的「全球化」的好處:美國的99cents Shop,英國的Primark廉價百貨店,一切牛仔褲T恤、車胎和玩具都由中國製造。這個時候,因為克林頓上台,吸納中國進入WTO,西方的精英與美國的共和黨右翼如基辛格之類合流,開始了對西方利益的一場大叛賣。

千禧年之後,你再聽不見這等左仔再大罵「全球化」了。相反,美國名記者柏克說:「拒絕全球化即拒絕日出(Rejecting Globalisation means rejecting sunrise)。」反麥當勞和蜆殼石油的那些西方白左和無政府主義者,全部收口,改變立場,歐盟拓展,歐洲的大議會成為一個全球化的小大政府。美國西方的工業搬遷到中國,剝削西方左派一度垂憐的中國廉價勞工。由此時起,西方的左派就撕掉了偽善的面具,他們成為歐盟和許多NGO的官僚,吃香喝辣,到處出席國際會議,住五星酒店,像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階層,他們與買不到麵包的巴黎平民脫節,所謂精英知識分子,背叛了十九世紀以來的初心。

今日的全球化,造成貧富空前差距,但精英知識分子去了哪裡?五十年代當資本主義跨國工業蠶食拉丁美洲和非洲,有一個敢拿起槍來對抗的知識精英哲古華拉。今天面對全球化造成的巨大貧富懸殊,他們顧左右而言他,只專注什麼「同性戀婚姻合法化」、Me Too之類的雞毛蒜皮,進而小事化大。當香港的李柱銘先生不滿美國和西方為何對中國的人權愈來愈不敢說話,我想提醒一片好心的李先生:他當年積極游說克林頓批准中國加入WTO。但當全球化由中國加入、成為另一股東,而美國西方更蒙受廉價勞工的利益,西方的精英分到華爾街的花紅、跨國企業的中國訂單,而中國絕不會因產生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而迫使共產黨政權「民主」——克林頓的西方政府高估了中國的人種質素,以為中國人與法國革命後的西方民間有同一訴求——當克林頓西方精英集團對自欺欺人的自瀆式性幻想投射落空之後,才發現中國不只用血汗工廠奪取了他們的市場,還竊取了科技而製造出山寨版的科技通訊產品,進而用大數據反控西方,在這個時候,西方除了向中國引入投資移民、炒高溫哥華多倫多和雪梨的房地產之外,在不斷向中國乞求更多的訂單時,請問西方何來膽量挑戰中國的人權?如果我是中國,我此時加緊壓制人權,又何需理會西方國家愈來愈偽善而微弱的抗議?

法國在革命前的貧富懸殊,以攻打巴士底監獄而爆發。美國的貧苦無產階級,選出了特朗普,有如二十一世紀的巴士底監獄。特朗普言談粗鄙,形象卑猥,但有如無產階級,用推測直接與基層對話,這不是最精純的無產階級民主嗎?但上了位致富的精英,就說這不是民主,而是民粹,這就是林鄭月娥所說的「精英心態,雙重標準」,林鄭沒有講錯。

沒有人喜歡特朗普的形相,但特朗普是一種症候。如果這個狂人之坐大而進駐白宮,是個肺癌的腫瘤,那麼長期吸煙的病人才是腫瘤的原由。但現在西方的精英卻繼續吸煙,認為吸煙沒有錯,卻同時想全世界一起詛咒那堆癌細胞。

不錯,特朗普這個腫瘤很可惡,但為何堅持吸煙是有型而正確呢?這就是我鄙視左膠、連帶他們的Me Too,以及一小撮黃面孔讀了半吊子破書而學舌妖言惑眾、仰拾西方左膠唾液的傳媒社論主筆與學院偽精英的理由。「五四運動」之後,就是這種半生不熟的中國文人趕時髦,認為當時西方風行的馬克思主義是世界亦即中國的希望。衰了一次,還想再來。

你蠢不要緊,累你全家,累你這個民族再重蹈愚昧的火坑,恭喜你,你一路走好,Don't count me in,在這個問題上,我確實是置身事外的世界公民,哈哈,千祈咪×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