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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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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一九六七年五月曾參加過左派暴動的一群,前囚犯一年一度除了前往和合石致祭,還逐漸聲勢浩大,嚴正要求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消除其當年曾因愛國遭到判處入獄的刑事記錄,並向中國政府喊話,強烈要求「平反」,亦即對當年的暴動給予一個「愛國反英」的說法。

此兩大要求在當前現實的中國氣候,無疑極為困難。首先,要求梁振英下台前消除其刑事記錄,已經遭到梁特拒絕。梁振英語重心長,公開要求這夥老人家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將以前種種苦難冤屈通通忘記,不要再提。

一九六七年,梁特還是初中生,在英皇書院讀書,其時並無親中愛國的傾向。說不定天天上學放學,目睹炸彈,社會戒嚴,覺得生活受到干擾癱瘓,已經對這種大型抗爭產生反感和仇視。從心理上,到了雨傘運動,梁振英也非放催淚彈不可,就可能是少年期間對所謂港英防暴隊收復街道、果斷平息民粹運動的一種支持和延伸。加上父親是港英警察,血緣所限,對六七年的這夥老人予以平反,於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六七愛國老人的願望落空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對文革早有定論,就是鄧小平所稱的「十年浩劫」。習近平日理萬機,據說香港如何管治,對於當今聖上只是邊緣的邊緣,香港這個地方不再重要。既然香港對中央已經不重要,那麼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過英治時期的一點小事,當然也是「不重中的不重」。 如果我是習近平,考慮的是大局,萬一此例一開,全國在文革武鬥中死亡的紅衞兵,今日其親屬若個個要求平反,我也會很頭痛。梁特一向觸覺敏銳,對中央的心意揣摩得很準,其之「向前看」,必亦代表了習總書記的立場。 親中愛國人士充滿血淚的要求,上下兩線都很難獲得理睬。

中國政治過橋抽板,事過境遷,實屬常態。紅色特工之王潘漢年,三四十年代穿梭香港上海,為周恩來毛澤東聯絡文化人刺探情報,立下汗馬功勞。日治時期奉命去南京求見汪精衞密談,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想這段歷史曝光,因為延安與汪精衞南京私通,談論的當然是若將來日本取勝,中共如何與日本共存合作的「可能性」。

潘漢年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思想會議中,響應中央號召,主動交代過去的「歷史問題」,向上海市長陳毅提起了見汪精衞之事。陳毅上報毛澤東,毛澤東聽了臉色一沉,馬上下令將潘漢年召回北京,拘捕秘審,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類似這類紅色「冤獄」,自己人遺棄自己人又何止一件?六七老人的幸運之處,是今日他們向中央交代歷史的痛苦回憶時,「中央」沒有翻臉,將他們全部拘捕,而是默不作聲,中央和梁振英已經非常的仁慈。

熟讀中國歷史,當必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常識。捉過中國象棋,亦必明白最前線的那五隻卒,過河之後是用來讓對方當點心吃掉的,車馬炮和將帥才是後面的精髓。生而為人,自小要努力讀書,根據達爾文定律或梁振英所說的「向上社會流動力」,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的棋盤上,即使做不了將帥,也要做車馬炮,千萬千萬不要淪為那五隻小卒。

卒子之被犧牲和吞噬,中國成語很傳神,叫做「棄車保帥」。連車也可以棄,如毛澤東利用林彪整頓周恩來之後又遺棄,那麼卒子又豈有論功行賞,或打齋超度、永久供奉之理?

當年一腔愛國熱血,反英抗暴參與罷工的一群巴士司機,令半個港九的公共交通癱瘓。罷工之後,工會只津貼照顧了三數個月,被九巴老闆鄧肇堅爵士等開除,終身不僱用,以後長貧難顧,愛國工人很快就斷糧。比起今日從地中海一登陸歐洲,就可以進法德兩國領取終身社會福利綜援的伊斯蘭難民,難怪這些前罷工的老人覺得不合理。

中國語言對於不守信用或亂搬龍門有太多成語解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意思就是:昨天明明是對的,今日我否定是錯,到了明天,因形勢和統治權力的利益需要,錯的也又變成對。二千多年前,趙高的「指鹿為馬」典故,人人從小學三年級就知道,學以致用,學懂此等中國成語和典故,趨吉避凶,押注慎勿遭到莊家通殺,就是學會做中國人的一個過程。英美民主政治,加上三百年來重社會契約精神,遊戲規則不同,完全可以憑理想信仰貫徹始終。愛爾蘭共和軍所屬的新芬黨,多年來都支持放炸彈的恐怖暴力,直到與首相貝理雅達成和解協議,即名正言順宣布放棄暴力。其間炸死了的英國平民,或被英軍擊斃的恐怖分子,皆成一個動盪時代的祭品,沒有得再回頭算賬了。

當年清華街炸死的平民小姊弟,其父母今日安在?播音員林彬之妻避居法國,永久不敢發一言。一個成熟而有智慧的中國人,就知道五月是暴動也好、抗暴也罷,是風波還是事件,絕對成王敗寇,千里來龍,與其當年以兵卒身份黃皮狗防暴警的木彈和警棍,不如做今日席捲八千億、笑傲江湖、又得到美帝國主義庇蔭的成功人士郭文貴。但郭某如此囂張,公然向當今中國聖上挑戰,將來若受民族紀律制裁,亦必知死而無怨。

 

插圖:詹震寰

中國四大銀行瘋狂裁員,炒掉五萬人,金融圈震驚。

因為中國之「移動支付」驚人增長。全球銀行業的手機網絡支付交易高達近一千八百億宗,與去年同期相比,飆升超過六成。原來全國十五家銀行,九成的業務包括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支付寶和微信轉賬,摧毀大陸傳統的銀行業。

二○一六年中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七萬億,而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網絡,累積的網絡支付金額近一百萬億,暴升一倍。

支付寶與馬雲的「淘寶」,並稱中國現代化在全球包括對西方「跑贏大市」的「網絡生活雙寶」,用中國人做消費試驗品,可以豪稱未來大陸會進入無現金社會。

但隨即出現一個邏輯問題:既然不用鈔票是大勢所趨,為何大陸近年還不斷氾濫增加印鈔?中國國務院總理一次又一次宣布增印鈔票、量化寬鬆,模仿美國,全國通行的現鈔急劇泡沫化。要這樣多鈔票,都進貢給貪官用來儲藏在地板底和牆壁之內乎?

不但七十年代恒生銀行那個穿西裝的接待經理將會成為歷史,很快銀行櫃枱的出納員也將會如十九世紀末的馬車夫一樣,成為如長毛象的消失物種。連街邊的ATM櫃員機也終將沒有了。最後當然有銀行,但銀行只需設在紐約、北京、倫敦等幾個大城市的總部,其他的分行可以一概關門。

大陸一二線城市,已經有八成的店鋪和人口,交易不需現金。中國的網絡「支付寶」向外擴張,進駐七十國,結算十八種外幣。中國鼓勵美國人採用華為手機,使用支付寶微信,從而吸引西方民眾生活細節全面進入中國的手機網絡,留下私隱行為的一切軌跡,後果將會是什麼,顯而易見。

但是這種「現代化」速度這麼快又有何用?在歡呼支付寶涵蓋城市的同時,這些人忘記了中國尚有八億人口是農民。不錯,農民不必再進銀行,買賣西瓜可以用手機支付。加上「淘寶」令大量零售商店關閉 ,中國面對的另一危機,就是商場閒逛的人口減少,建築了大量的商場地產項目,隨建即除掉空而報廢。商店和百貨公司迅速淘汰,零售業的售貨員和銀行出納員一樣,很快就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人口垃圾堆。

但這兩大行業年齡卻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人口。當中國農民在歡天喜地,以手機支持買賣,在網絡購物,以為自己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他們的財富和就業已經被一個金字塔的官商財閥,由下而上,高速掏空。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視其統治的金字塔的底層人口如草芥,一次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不必可惜。二十一世紀,草民仍然是草民,他們的骨髓膏血和金錢,以另一種形式轉移給極少數。

一九三三年美國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警告:「人類來到重要關頭。我們清楚看見目前的路徑將會通往如何一個海灣,如果政府無所作為,我們也無所選擇,必須準備迎接這樣的時代:現行的契約和借貸制度逐漸崩解,金融和政府的傳統行政高層徹底喪失信譽,而最後的結果,我們無法預知。」

凱恩斯的警告,二○○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就實現了一大半。今日的中國「雙寶」,則以另一種金融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只不過美國的華爾街,在大陸換成了三數紅色財閥。此一財金權力金字塔,最頂不只一層,其下還有郭文貴、黃光裕和不久之前的周正毅等等。

大陸金字塔頂部的成功人士到底是去白宮進午餐、在倫敦購置超級地產,還是成為「紅色通緝令」的追查人士,還累及其他高官成為判囚二十年的階下之臣,則純粹靠他們站隊和下注的觸覺,當然最終開的是紅是黑,也要視乎運氣。

大陸每年大學畢業生九百萬,其中許多讀金融管理、銀行業務。但以「雙寶」發展高速,大學讀這些學系,幾時可以致用?正如在哈佛讀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回到中國必須服從中國裙帶和枱底貪污的「潛規則」,西方除了電腦科技知識,舉凡以公義和人文有關的學科,在中國全不適用。

凱恩斯預測了金融海嘯下,歐美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崩壞,隨即特朗普興起、退歐實現、法德愛國(亦即所謂的右翼)排外政黨崛起,三次世界大戰隱然逼近,東北亞緊張,核武器的冷戰時期阻嚇力愈來愈脆弱,中國則人文哲學精神敗毀,所謂「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一個絕望的命題:往何處去?有什麼好「論述」?就是往GDP和軍事實力無限增長的方向處去,這正是凱恩斯和羅素一度提出的警告,但在知識分子和異見輿論全部打壓的地方,沒有了紅燈,汽車拆掉了減速和煞車器。

連美國狂人總統也懂得迷途知返,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為什麼?因為雖只三億人口,教育程度普及,美國也不能付出經濟無限高科技化、產業基層人口長期淘汰失業而成為垃圾場的恐怖前景。在手機高科技網絡的天網之下,「人」的價值、尊嚴、地位高速萎縮。但這一點之上,其實世界正倒退回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代:人性泯滅,只不過壟斷權力的不是梵蒂岡教會,是人人手上的那具吸魂攝魄的手機。

中國的網絡支付和購物高度發展,加上政治制度專制壟斷,無可避免,必然是愈來愈多的中國窮人,替金字塔層的愈來愈少的超級富人不斷埋單。量化寬鬆無疑惠及金融業,但銀行隨即功能萎縮,網絡支付購物則只惠及電訊業。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高貝說:「向窮人剝削增加稅收,有如在鵝身上拔毛,關鍵在於拔到最多的鵝毛,並盡可能不令那隻鵝痛得叫出聲。」

貧富懸殊,一方面濫印鈔票,房地產過熱,另一方面連銀行和零售也萎縮,就業前景堪虞。鵝身上不斷長毛,拔了一次又一次,鵝會叫痛,但被掩着嘴巴,反正這隻鵝不會反抗。而另一隻由英國人手上取回的「生金蛋的鵝」,似乎也已經停止了生金蛋。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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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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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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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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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二十年來特區英語慘烈低落,不忍卒睹,早已不是秘密。終於有人可憐巴巴地呼籲林鄭,要制定「英語政策」。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叫喊,求仁得仁,十多年前我在一些不知所謂的華文傳媒看到大量專欄,歡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有洋人紛紛爭着學中文與中國打交道,他們認為,從此中國人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自從看了這些文字,我就向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道賀:人生苦短,要善用時間,與其讓你們的子女學好英文,不如鼓勵他們學好普通話和簡體中文,低頭打機,多上一點百度準備打入中國市場,下一代做巨富。

多年前我此一呼籲,成功了一半。特區的英文程度當然滑落,但中國人將子女塞送去英美英語國家讀書的潮流,則不幸不但沒有衰減, 還變本加厲而惡化。

我不明白,二十一世紀既然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子女還要「留」什麼「學」?日本在明治維新才留學,現代化成功變成強國之後,不必再派留學生。唐朝的玄奘去取佛經,前去印度留學,回來之後,佛教東傳,都有中文本,佛寺遍地,難道今日香港的佛教徒還不斷派人到印度「留學」不成?

還是中國人下一代想逃避他們囉唆而沉悶的中國父母,樂得逃亡,用貪官父母的錢在牛津和倫敦買法拉利、穿名牌,呼嘯集結在英國的大學課堂大講普通話,成為英國的最大消費者?英國卻不太識抬舉,新首相文翠珊表示最討厭太多這類「留」而不「學」,留在本國消費的假學生,準備將這種留學生連同伊斯蘭移民一樣一齊嚴打。因為這些人英文不夠好,在考試時請槍手,連美國的公開試也要搬來香港,不信任中國的監考。

香港是前英殖民地,二十年來追求「政治正確」,自願放棄英文。立法會如果用英文辯論,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議員要即刻出局。基本法列明英中是官方雙語,新加坡的國會有議員不懂得說英文的嗎?李光耀把關,目光長遠,濫竽充數的一早就混不進「政壇」。

香港的英語教育破落,因為將英文當做數理化一樣機械地教育。 叫學生硬背文法,而文法教育部優先背文法名詞:前置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助動詞(Adverb)、形容詞(Adjective)。中國小孩還未接觸英語化之世界,先被教師硬性規定要背熟這幾個文法名稱,還有「過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Tense)、過去進行式(Past Continuous Tense)。我小學時考英文,老師乾咳一聲,在課室叫喊:「將填充題裡的英文過去進行式改為過去完成式。」令我一度對學習英語,非常厭惡。

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真正令我應該厭惡的,不是英文,而是香港教英文的中國人教師。外國的鬼仔,你問他什麼叫Past Participle,個個一頭霧水。懂得一組文法名詞,不懂得如何運用,或寫不出有文采的英文有個屁用?中國人的教育追求機械的形式,生吞活背,中國外交部有大量口譯英語出色的人形機械,英文詞彙個個識得,文法正確,但你叫這等中國人寫一篇如英美作家布萊遜(Bill Bryson)一樣情趣才華的散文,可以用人頭保證,十四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

六七十年代英治時期,英國的公務員高官如麥理浩和夏鼎基,包括警務處長都說得一口優雅的英語。但當時香港的中環精英,以會計師律師為主,學的是商業英文,從來沒有達到過學文化英語的高度。比起印度,香港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如浮沙,交回中國又豈會不崩塌?香港親中議員,英語一開口就是笑話,人人皆知,泛民除了李柱銘的英語夠正規,民選的議員也沒有幾個挪得出去。與外國傳媒和議員溝通,亦三句之內,對方感到索然無味。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潘金蓮與西門慶話不投機,又從何勾起?

至於特區官方,更不待言。只有一大批「港英餘孽」英文還像樣,經老董梁振英欽點的一批,一口英語有如從來不刷牙的一張嘴露出一口蛀牙。新任財政司司長一上任即刻花二百萬裝修官邸,但這位財政司司長開口說英語又是六十年代香港小學的二年級下學期程度,經新聞片段網絡傳播,令人覺得不如他花二萬元上一上英語補習天王的課。

每一個中國人骨髓裡天生戀英崇洋,你這幫愛國官員英文說得這樣爛,看在中南海外交部官員的眼裡(他們自視英文比你好),自然也心存鄙夷。二十年來大陸的官員不斷說「香港是什麼東西」,林鄭月娥去北京被她的主人擺在長桌的靠邊坐,中國主人對這幫愛國奴僕態度非常清楚:連你們一向標榜優越的英文,也被我們的海歸比了下去。每個月領幾十萬港幣月薪,你們也配?

每次當特區高官上京,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主人一副鼻孔朝天的面孔,我就知道在北京主人的心中,迴盪着這句話。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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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滿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全力翻桌子,發出反韓令。以前的統戰笑容換成今日風橫雨狂的打擊報復。

面對此一正常的異象,台灣和日本應該慶幸:台灣若在馬英九時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經濟被中國深度介入。馬英九國民黨有下台的一天,中方也有翻桌子變臉的一日,那時豈不是全島癱瘓?而日本則只限於旅遊。中國對韓國翻臉,但中國人卻仍要瘋狂購物,只記得什麼薩德反導系統,中國人就不記得尖閣列島亦即釣魚島。

人人都知道台灣的東岸面對太平洋,與工業化的西岸不同。由宜蘭南下至台東,花蓮縣居其中,一片綠油油的農田,佐以中央山脈的山光水色,這段海岸線早年有日本經營,而且發現了天然溫泉,農業的基礎擺在那裡,田園生活的悠閒意境甚高。

這一切四十年前不值錢,今日卻奇貨可居,因為全球污染和氣候變化,尤其一海之隔的大陸,水和土地與高科技的另一端,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但是很奇怪,香港的超級市場有紐西蘭的奇異果,以色列的車厘子,美國的櫻桃,卻看不見台灣的農產品。三十年前台灣的西瓜和芒果,還有茶葉和稻米,一向充斥市場,今日卻銷聲匿跡。發生了什麼問題?去台灣東岸一遊與當地的農民談話,住幾天民宿,就知道一點真相。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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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台灣的農地,東一塊,西一片,不像美國加拿大的大片面積,不論種小麥還是穀類,都可以一人用拖拉機收割。台灣的農地不同,小塊零碎,無法機械化,只能倚賴手耕勞作,例如背脊朝天的插秧和汗滴禾下土的收割與打穀。

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手機的一代毫無吸引力,因此台灣即使有良好的天然土地,也沒有年輕人投身務農。反而香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喜歡在天台的一角自行種植,在新界搞什麼有機農場。香港沒有耕地,卻受到大陸輸入食物污染之苦,香港年輕人嚮往農耕田園生活愈來愈多,台灣政府為何不向這些人招手?多半因為民進黨封閉自守的獨立意識,此其一錯。

台灣全島山脈佔了七成,土地都在兩邊海岸,西部早就工業開發,東岸的土地因為無法現代化形成農民人口老化。台東花蓮一帶的鄉鎮沒有年輕人,因為全部湧往城市。但今日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和以色列的車厘子,農耕不是一門財源滾滾的事業嗎?西方各國都有年輕人做農夫,台灣沒有,因為自從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做總統之後,歷任台灣總統沒有一個懂得農業。

蔣經國時代則一手重用孫運璿領導工業科技,另一方面則重用李登輝發展農業,他自己則全島跑遍,視察稻田,親嘗西瓜,與農民打成一片。今日的台灣政治則互相辱罵,議會和地方的利益增加卡位,沒有人將心思放在農業,令農業無法提升技術,惡性循環,農民老死一個,耕地廢置一幅,導致棄耕面積擴大,農產品收穫減少,以致台灣本來農產品的自足,七十年代高於日本多達七成,今日只有三分一,大量農作物還要靠入口,這不是丟臉的怪事?

二十年來台灣的衰退,「四小龍」奇跡不再,是因為工農這兩個引擎相繼down機。耕地面積少了,無知的農民惟有靠農藥和其他不正常方式催谷產量,又導致本來純潔天然的台灣農產品污染。台灣這個地方根本不必出現地溝油,現在卻與大陸看齊,證明當家自主確實有點不爭氣。

或許在世界孤立日久,台灣政府喪失了定位意識。旅遊業和農業相連,本來也潛質無限,但民宿酒店基建簡陋,閩南人缺乏生活品味。無論火車站和旅館餐廳,與日本相比,其管理的細緻和體貼總是低三級。本來大量名勝天然風景不善經營,變成暴殄天物。台灣官員沒有到澳洲和加拿大訪問參觀過嗎?看看人家如何經營農業和旅遊。

這個地方本來得天獨厚,大量生機,但愈來愈倚賴對岸,不要怪中國的統戰無孔不入,自己缺乏管治的意志和見識才是主因。

全球一體化,台灣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全球化有好處,如果善於經營,可以將農產品變成今日香港超市貨架上與以色列車厘子齊名的貴價貨。台灣與以色列軍事交流頻密,為何農業和科技卻毫無借鑑?人家戰火連天,地處中東,毗連沙漠,科技和農業卻可以稱雄全球,台灣又做過些什麼?物先腐而後重生,所有堅強的堡壘都由內部自行攻破,今日去一次台灣,應明白此一道理。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憑一輛汽車和四處鑽營的推銷經驗,他迅速打開了銷售網。然而問題來了:他一個人、一輛車、一對跑腿,四處推銷專營合約,然後又四處巡視,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一點五,最後發現付出的汽油和時間成本比利潤還高。他要向銀行借貸,令他逐漸入不敷支,最終被銀行逼倉還錢。

此時有一位銀行家向他提議:為什麼許多專營戶管理不善?因為他們不懂選擇地點。所謂的location至關重要。 譬如有一個新市鎮,正在興建一個球場,一年之後就會有四萬觀眾流量,這時球場外的土地價格廉宜,只要在那裡圈一塊,把土地買下來,然後告訴新加入的專營戶,如欲開店,必須指定在我購買的土地上開。

這樣一來,你身為推銷員中介夥伴,既擁有土地又擁有開設地點的決定權,因為你對地產的眼光比誰都準。然後土地又可以向銀行按揭借貸,盈利即如火箭般上升。

以後的事,不必細表。推銷員採納了這位銀行有緣人的建議,建成今日的帝國版圖。麥當勞以最簡單的烹調方式,目的只在填飽肚子,不必推銷什麼三千年中華美食,已經俘擄全球每日一成人口的腸胃,並向中國大陸進發。

麥當勞是當今最佳的行政管理典範。但為什麼中國無法仿效?第一,中國的土地全屬共產黨所有,中國再改革開放也不可能由人平等圈地。第二,專營戶能遵守英語世界的協約精神,但中國夥伴陽奉陰違,你一走開,他的廁所廚房堆積雜物,衞生恐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部陽奉陰違,即使告到法院,對方是地頭蟲,有當地的司法人員做靠山。所以麥當勞的奇跡,純粹是美國的,因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以及人民的相對誠實和善良。

中國人一到美國留學,最先發現美國很容易相信你張開一張嘴巴吹牛皮的一切。中國人發現開戶口、買機票、借貸和考試,你說什麼,美國人都先當真。但直到他被你擺弄一次上了當,則永不錄用。每年美國開除許多偽造學歷和作弊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他們在美國頭一兩年,也因為美國人的老實而成為傻瓜,撈了一點錢,但最終被遣返回國,美國夢碎。

所以一切的行政管理學,不論理論千頭萬緒,最終美國的公民精神:誠信,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取代。以儒家立國的中國,或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和印度,不也在奉行所謂的資本主義,不也一樣有經濟增長?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西方之外所有「文明」之失敗。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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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

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

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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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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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陶傑開Talk】中資高價侵港乜都貴 香港注定冇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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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二十年,舉目皆見經濟困頓停滯,政治則比起一九九七年的期許大幅倒退。

其中大量口號和學術詞彙充塞空間,但特區政府志大才疏,只懂得抄襲西方流行詞彙,實踐起來卻一籌莫展。

首先,還記得香港有議員另起爐灶提出所謂「第三條路」嗎?源自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當時他為工黨全面承繼戴卓爾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擁抱電子科技而尋找理論依據。

貝理雅時代的工黨,也不是沒有一套所謂清晰的理念。他們認為工業時代過去,科技網絡世代來臨,金融電子化,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墊底,可以令工黨脫胎換骨,走上一條以中產專業知識為主導之路。

但二十年不到,「第三條路」已經破產。今日的英美和歐洲,沒有中間的什麼第三條路、第四條徑,只有零與一的黑白之分。狂人總統的那套如果是極右,迎頭痛擊政治正確的極左,兩極之間任何灰色地帶均無市場。

看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就會明白世界大戰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成熟。為什麼隱隱未爆發?因為核彈的共毀的威懾力仍在。美俄中都知道一旦爆發大戰,戰爭升級無可控制,地球會化為一陣青煙。

但這只是理性領袖的恐懼,如果出了一個瘋子怎麼辦?這就是美國左派紛紛標籤特朗普為「瘋子」的理由。為何衝突白熱化?因為另一句口號也被證實是騙局,叫做「社會向上流動力」。所謂Social Upward Mobility,經由梁振英班子由西方社會經濟學抄襲過來,囉囉唆唆競選時掛在口邊,令香港許多社工和偽知識分子一時為之心折。

但經歷二十年全球一體化,左派精英由反對全球化到出賣原則,自己跳上了全球化的列車,這個世界還有所謂「社會向上流動力」嗎?二○一○年,美國最富有一成家庭擁有全國七成財富。只頂層百分之一就擁有美國財富三成半。全球最富有八十五人的財富,包括蓋茨、巴菲特,以及中國的馬雲,加起來比全球底層共三十五億人口擁有的還多。

為什麼?在差利的「摩登時代」,左派知識分子指摘工業資本家壟斷財富,但二十一世紀工業退潮,買賣金融工具令有錢人利用銀行的騙術進一步增加財富。因為不動產可以成為抵押品,富裕家庭更容易借到錢。三十年代利率不斷下降,富裕階層利用債務提高股票、債券、房地產、藝術收藏品——今日的藝術品,你看看蘇富比或佳士得,到底是注重藝術價值還是投資價值?是當做藝術品來欣賞,還是炒賣投資工具——種種的投資回報,與基層人口努力雙手工作的回報不成比例。

富裕階層的消費方式,例如住豪宅、買名車、穿著歐洲時尚服飾、滑雪、潛水和跳降落傘,經網絡媒體渲染,都吸引較窮的人追求類似的消費,往往不惜舉債滿足此一需求。

譬如旅遊日本去北海道浸溫泉,或所謂歐洲的遊學團。由樂觀一面看,四十年前此等活動皆被有錢人壟斷,今日連中產階層也擁有了,但貧窮基層卻更為遙不可及。不錯,許多工業產品如手提電腦和手機,價格下降,但醫療、教育和服務成本的上漲速度卻遠高於通脹率。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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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陶傑開Talk】689抄西方促社會向上流動 原來係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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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以利用高科技促進效率的產業,成本大為減低,但人類有許多社會活動,譬如學會演奏貝多芬一首古典樂曲,或學會流利的日本和法文,所需的時間,基本上與二百年前相同。

因此教育、補習、託兒服務、醫療,即使有一定的高科技提高生產力,但價格絕對不會下降。幼稚園教育成本愈來愈貴,考入名牌學校的負擔愈來愈重,學英語的額外投資愈來愈大,也包括及早送讀小學的子女去英國遊學。凡此種種,家庭收入低到無法應付。有錢人家的子女則得天獨厚,在美國家境好的子女在中小學期間,可以得到六千小時的課外教育。

畸形的特區聚焦並擴大了美國社會的一切弊端。父母家長負擔奇重,基層年輕人不敢擁有子女,繼而不敢結婚,甚至因為草食宅男風氣之盛,逐漸連同居和交異性朋友的興趣也退化。在大學學到知識,遠遠比在大學能結識什麼人脈網絡更不重要。所以父母紛紛將子女送進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或麻省理工,幻想的不是他能得到名牌大學的文憑,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大學,能認識幾個中共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和市長或軍方有勢力人物的子女、這些人到底如何有錢去英美讀書,人人心裡明白、以便贏得人脈網絡,返回香港可以直通北京,如果到時中共暴發後的太子黨,還將香港有錢人的子女當做圈內的自己人的話。

於是四季酒店的肖建華事件由此發生。這位肥哥哥,平時聲稱生活低調。但很奇怪,走出酒店總要穿上大紅衣著,還戴一頂紅帽,後面跟着一群女保鑣,其中一兩個像菲傭照顧嬰兒一樣,替他裝扮衣領,應該是對風和冷空氣有敏感症。這位超級巨嬰這種生活叫做「低調」,還是故意矚目?此一矛盾心理甚有趣味。但不就是今日這個紛亂世界的寫照?

我不知道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的香港愛國左仔,當初說要推翻殖民主義、埋葬帝國主義,在街頭放炸彈,被所謂港英拘捕,留下案底。今日又遭到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暴發中共無情拋棄。當這些楊光的徒子徒孫看見這位肖建軍的腦滿腸肥有何感想?他們愛了一生的國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平庸而渺小的一生,豈不是更為渺小?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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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陶傑開Talk】中國法治奇怪 著重死刑多過法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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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白人杜大衞的裁決,很容易激起中國人民的種族憤恨、民族悲情,高聲咆哮:中國人的地方,為什麼要用洋人來審案?但是這些中國人忘記了一點:當他們的孕婦紛紛偷渡去美國洛杉磯產子、中國的民間企業家積聚了財富就想移民去加拿大和澳洲,那些中國人一有錢就想投奔的國家,法庭都是由白人或黑人用英文審案的。英、美、加、澳洲這些中國人嚮往的天堂,沒有一座法庭,用中國人的包青天和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文化」來審案。

中國人到了清末展開洋務運動,覺得只要輸入西洋製造的槍炮車船就可以成為強國,但有少數官員如江浙知識分子沈家本,卻認為要引入英國的法治方可以令這個野蠻落後的國家,躋身文明世界之路。沈家本奉命遊學英國,但一來此君英文不濟,雖然思想開放,有如中共的胡耀邦,卻因資質所限,對西洋的法治文明無法吸收。二來,沈家本和清末也一樣短命,就像胡耀邦,剛有一點「改革思想」就一命嗚呼。沈家本的法治改革思想,到孫中山民國上台,總算有點承傳,但中國運氣差劣,民國建政就遭到蘇聯發動內亂,加上日本侵華,即使有一幫「中華民國法學專家」遊學歐美,加上有民主邏輯訓練的胡適,但上有儒家信徒蔣介石,中國人無法建立法治,一九四九年之後下場如何,更不必細講。

中文也是妨礙法治的一大絆腳石。中文重感性,疏於邏輯思維,譬如所謂「基本法」規定:「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典型的中國語言思維。何謂「資本主義」?是指十九世紀中的維多利亞資本主義,還是指二十世紀末北歐有大量社會福利制度的人性資本主義?法國的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又是否雷同。一眾草委缺之研究,秉持差不多先生精神,各以自己的想像和感覺制定「基本法」。還揚言此法「宜粗不是細」,結果二十年經常要狼狽「釋法」修補。

當然,香港確實受英治庇蔭。英國人以殖民地精英教育擇優而教,成功將一批天資聰敏、願意學習文明的中國人改造為有普通法治觀念的大律師和大法官。但這些異類,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全部是洋奴漢奸,潛意識有審判和肅清的仇恨。香港特區二十年來,如果經濟繁榮,中國人的口腔肚胃得以填塞,社會和諧,則香港的洋法官及大律師,可暫緩清算,但碰上七警判處入獄,此一民族仇恨就像日本的地震帶和火山口,潛伏壓抑多時,終於爆發,與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暴動相同。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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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開Talk】西方司法三權分立 中國法治共產黨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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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起訴「佔中毆打暴徒」的愛國七警,將刑責裁決大腳傳中,由英國白人法官杜大衞將所謂愛國七警通通判刑兩年。

根據「普通法」,裁決不受政治因素左右,杜大衞也對自所謂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以來,滿肚子民族冤屈的中國人並無感情,加上援引前多宗警察毆打平民的案例將七警判處入獄,激起中國人情緒反彈,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一名中國學者顧敏康即刻指出:「港英」培育了大量港式法官留在香港,搞亂特區社會和諧。

中國人不能擁有真正的西方法治。因為三千年文化,西方的法治源自於體現神的意志。「神」是一個抽象而道德的權威,羅馬思想家西賽羅說:「法律不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法律是上帝的旨意。」英國法學家布萊斯通說:「神法是法治的基石。」

西方以耶教立國,法律神聖在於一個「神」字凌駕於世俗,體現了公義。但中國的所謂法律不同。中國的一個「法」字,由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強行制定,是王法,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刑」。西方的法律是制定公民社會互相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則,而中國的所謂法治,自上而下,是規限天子庶民之間的階級分野,並嚴限蟻民所為,亦即大陸所說的「不許亂說亂動」。

中國人說的「法官」以「治」為重心,治者,統治、整治之意,所以中國法家宗師韓非子說:「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韓非子這句話很重要:「治國」也就是維護皇帝的政權,此是第一。正因為要維持統治,方要訂立「明法」,此其二。而法律如何彰效,唯一手段就是「陳嚴刑」,惟其如此方可「去天下之禍」。天下無禍即太平,即人人做順民。

明乎此一句,就知道中國人對「法治」的了解必受制於民族文化基因。韓非子之後的商鞅和李斯,像列寧將馬克思的理論向殘忍處發揚光大,也將韓非子的法家精神巨細無遺地實現在連坐的部落種族生活網中,再經歷秦始皇和朱元璋,中國人的「法治」亦即「刑治」,而且逐步加碼,在「刑罰」方面精細分支:凌遲處死、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絞監候,中國人的死刑分類得細緻,與英國法治中對罰行的詞彙定義層次之爭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法治」將如何處死定義區分得細緻,但將如何定罪則粗疏論斷,並且以「有罪推斷」為起點,與英國人的「無罪推斷」,然後由律師循邏輯法理逐點建證,實有地獄與天國之別。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插圖:詹震寰

中國的社會結構卻不是這樣。首先,中國文人不明白、也不同十九世紀英國歐洲產生的Liberals。今日在香港,最難向大眾解釋Liberalism這個字: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知識分子?因為在大陸,一說到「自由主義」,大陸中國人就想到自由散漫、不服從帝王管轄的性格。毛澤東就有一篇論文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讀了書就有攀附帝王權力的慣性,雖然一度有微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憂患精神,但只「憂患」沒有用,要更積極的解放(To Liberate)。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曾國藩,他吸收了一批有見地的精英為國家效力,曾國藩本身除了是文人也是地主,但他從來不是中國的Liberal。向地主產業階級挑戰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只是一股暴力的農民土匪勢力。

換言之,十九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同情與互動,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從未存在。曾國藩代表的地主和中產階級,對以暴力冒起奪權的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而且以朝廷代理的身份鎮壓成功。十九世紀的中英兩國,都有改革的機會,英國水土與改革的歷史契機有緣,中國則絕緣,因此西方成為希望自由之邦,中國則大江東去,迎來幾十年後馬克思列寧的極端邪說。

「Liberalism」一詞,成為毛澤東挾列寧之名高叫的「解放」(Liberation)。毛澤東領導農民脫離史太林的城市工人革命,轉往農村發動一場禍害更甚於洪秀全的暴力浩劫。

英國有Liberalism,中國則以Liberation告終。一切秩序打破,黑白是非顛倒,一切是命中注定。所謂民族文化的基因即是此意。只「知識分子」一詞,在英文中已經有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zia,前者是英文,後者由俄國傳來,兩相帶動了Liberalism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鞏固。中國則是文人中產附歸帝王,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工業的薄弱和失敗更令農民成為氾濫決堤的黃河。早在十九世紀已注定中的敗局,二十世紀將也一樣。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特首「選舉」,即使一千二百名以親中愛國佔大多數的小圈子,加四名親中愛國、即「建制」候選人,中方也不放心,也要指定林鄭月娥必須當選。如同拆穿了當初即使「八三一」決議提名權須一半「門檻」,中方可以隨時將「門檻」以電話壓力的方式提高到三分二或四分三,確保只有一名「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

對於當日否決「八三一」之後又悻悻然有點後悔的,至此可以確定:「八三一」方案即使通過了,也一樣嚴酷,原來的否決沒有錯。

中國文化與民主普選沒有緣分,因為中產階級和專業界不像西方那樣,即使成為精英階級,會促進更大的人權,捍衞他人的自由。

問題出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十九世紀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時代,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工業革命: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種種專業應運而生,都由瓦特在前一世紀發明的蒸汽機,產生了一大群產業工人。換言之,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建基於工業革命後工人之上。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情工人遭受資本家的剝削,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之外,也不忘為沒有土地和教育文憑的工人爭取投票權。

此一變動,主要集中在英國。十九世紀的議會選區改革,人口膨脹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比起幾百年來人口稀疏的地主選區同樣只擁有兩個議席。新興起的知識分子先感到不公平,聯同工人一起,爭取擴大工業城市的議席數量,從而逼地主和大老闆控制的人口稀少選區,向人口膨脹的城市屈服,建制一度頑抗,工人就去倫敦下議院門前遊行示威,並且多次醞釀暴力衝突。

十九世紀的英國,差一點就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是資產階級和中產者,堅定地站在工人的一邊,向地主和老闆階級施壓,最終一切紛爭,由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國會大廳內以爭論和表決的方式和平解決。

英國避過此劫,與英語文化中的幽默和寬容有關,也與地主和資產者的理性和胸襟分不開,議會民主成為穩定的改革軌道。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工人,漸漸此類人口,多於耕地的農夫。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插圖:詹震寰

狂人總統上台,先簽署行政令,坐言起行,令美國退出TPP,西方輿論大嘩,認為如同讓位給予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出席瑞士經濟論壇,大力提倡「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不在現場的人,不知冠蓋雲集的西方專家和記者有何反應。但西方與中國市場交手,經歷了三十年的所謂「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我不知道在這位中國來賓誇誇其談反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在大陸剛下令所有韓國影音產品、明星電視劇全部下架時,在瑞士論壇的韓國領事和商界代表,聽到這種話有何反應。

狂人總統退出TPP是向世界警告:三十年來美國向全世界的貢獻太多,特別是中國。克林頓以為,批准中國進入世貿、給予貿易最惠國待遇,除了令美國享受廉價貨品和低通脹,還可以協助中國融入西方市場文明的軌道,培養一個中產階級,令中國人產生民主自由思想,最終成為一個認同普世價值的文明國家。

克林頓代表了美國戰後對中國的善良願望,但他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中國不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確實令美國享受了三十年低通脹黃金時代,美國銀行有充裕的時間空間,批出大量貸款,乘生活成本低廉之便,營造了三十年幸福生活如仙履奇緣童話一樣的泡沫。

美國等了三十年,希望中國人轉型,中產階級可以迫令中國政治改革,但尚未等到這日,美國自己的經濟先行泡沫化,產業消失,高科技和金融刺激借貸,美國透支明天的紙上財富,中國透支水土資源,大家一起印鈔票,全球經濟,因為這兩大國又勾結又鬥爭,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中國政治改革也落空。自法國革命以來,西方各國一旦出現中產階級,無不向自由、平等、人權、寬容的文明方向靠攏,要求進入議會尋求民選的利益代表。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經歷秦始皇中央集權帝制二千年,加上「六四」後展開強力的民族主義洗腦宣傳,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是物質和收入數字的中產,不是道德勇氣和民主訴求提升了精神中產。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經濟開放崛起之後,體現得到是能買幾個法國名牌手袋、小孩能否越洋送去英國讀寄宿學校,以及在日益污染的水土環境中,如何能最快以各類潛規則積聚足夠財富之後移送美國、澳洲或加拿大,然後急急腳離開中國。

顯然,此等中國式的中產階級,與西方所期待的人性普世中產階級背道而馳。於是美國終於發現上當:三十年吸納中國進入以美國主導的世界自由市場經濟體系,認為中國偷竊了三十年時間,擴張霸權,由當初謙卑的「與國際接軌」,今天有毛有翼則「要做世界領袖」,以及「要由中國制定規則」。西方的資金和生產線,為中國造就數以億萬計的工作機會(當然其中港台老闆的殘酷剝削也是血汗GDP增長的一部分),現在三十年資助的結果,是南中國海的擴張,與俄羅斯的勾搭,以及大量武器運送中東,並支持北韓發展核武。凡此種種,不但威脅美國基本利益,還危及西方文明。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狂人總統就是三十年來美國選民痛定思痛的產物,與英國公投退歐,選民發現上了歐盟的當相同。一旦美國向全球化「退股」,留下的真空,中國是否可以填補?答案是不可能。首先,美國撤廠,撤走大量聖誕樹燈飾、T恤牛仔褲、運動鞋和迪士尼商品玩具的訂單,這些產品美國不做,中國商人也不會做,因為純粹是為美國市場而做。所謂「美國人不買,我們來買」,亦即擴大內需,市場經濟結構不同,如果真的如此簡單就好。

其次是中國式的增長,是對本國水土資源自我破壞的增長。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認為,真正的經濟增長有衰退的循環,但不要怕,真正的成長是一旦成果被拿走,明年還可以生產同樣的東西。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損害未來的生產資源和能力為代價。美國作者艾比(Edward Abbey)警告過:為增長而增長是癌細胞的意識。

中國三十年來的增長,殺雞取卵,空氣和泥土污染無法還原。一旦想恢復「北京奧運」時的藍天,要永久藍下來,大半個中國的工廠必須停工,現有的增長模式必須改變。譬如北京超過五百萬輛汽車,至少要一半改為電動,但充電要額外土地空間,北京的土地早已劃分,吞進口裡的利潤和資源又怎會吐出來?嚴格來說,北京不能再開汽車,返回毛澤東時代,全民騎自行車最佳。當年荷蘭的左派紀錄片導演與西方左翼如莎莉麥蓮訪問中國,不是大讚紅色中國綠色生活,保護環境比西方更先進嗎?事實證明,這是幼稚的誤會。

「全球一體化」是美國人發明的。七十年代開始,全球化備受左派學者批判:可口可樂、麥當勞、迪士尼,侵蝕了歐洲和第三世界本土文化,所以左翼一向反全球化。但三十年後,這些左仔一一成為全球化的得益者,非政府組織的職位、歐盟的官僚體制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今日輪到狂人反全球化,葉公好龍,西方左翼不幹了,竟然全力維護全球化,這就是他們的偽善。

若美國不再全球化,全球就不會存在。很簡單:Globalization是由美國的創意、行政管理、強大的市場推廣而實現的,這三樣中國也沒有。中國無法令巴黎婦女穿上華潤國貨出售的棉襖而覺得是生活品味的象徵,中國電影「長城」也無法在美國五千家戲院上映,橫掃全球票房。「孔子學院」則陸續關閉,中國並無令世界吸引的文化實力。與美國輸出精神文明不同,中國只能輸出人口,如果美國不要他們的廉價貨品的話。如果輸出人口就是地球一體化的龍頭,那麼十九世紀大量賣豬仔去美國築鐵路、去南洋開墾,那就是中國領導的「全球一體化」了。

大洗牌人人恐慌,包括美國左翼、中共、香港的中環人,但三十年全球共業,以為灰姑娘與王子的舞會永不散場?哪裡有這回事。狂人總統不是天降的煞星,只是天理決定的循環報應。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中國不滿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全力翻桌子,發出反韓令。以前的統戰笑容換成今日風橫雨狂的打擊報復。

面對此一正常的異象,台灣和日本應該慶幸:台灣若在馬英九時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經濟被中國深度介入。馬英九國民黨有下台的一天,中方也有翻桌子變臉的一日,那時豈不是全島癱瘓?而日本則只限於旅遊。中國對韓國翻臉,但中國人卻仍要瘋狂購物,只記得什麼薩德反導系統,中國人就不記得尖閣列島亦即釣魚島。

人人都知道台灣的東岸面對太平洋,與工業化的西岸不同。由宜蘭南下至台東,花蓮縣居其中,一片綠油油的農田,佐以中央山脈的山光水色,這段海岸線早年有日本經營,而且發現了天然溫泉,農業的基礎擺在那裡,田園生活的悠閒意境甚高。

這一切四十年前不值錢,今日卻奇貨可居,因為全球污染和氣候變化,尤其一海之隔的大陸,水和土地與高科技的另一端,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但是很奇怪,香港的超級市場有紐西蘭的奇異果,以色列的車厘子,美國的櫻桃,卻看不見台灣的農產品。三十年前台灣的西瓜和芒果,還有茶葉和稻米,一向充斥市場,今日卻銷聲匿跡。發生了什麼問題?去台灣東岸一遊與當地的農民談話,住幾天民宿,就知道一點真相。

首先是台灣的農地,東一塊,西一片,不像美國加拿大的大片面積,不論種小麥還是穀類,都可以一人用拖拉機收割。台灣的農地不同,小塊零碎,無法機械化,只能倚賴手耕勞作,例如背脊朝天的插秧和汗滴禾下土的收割與打穀。

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手機的一代毫無吸引力,因此台灣即使有良好的天然土地,也沒有年輕人投身務農。反而香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喜歡在天台的一角自行種植,在新界搞什麼有機農場。香港沒有耕地,卻受到大陸輸入食物污染之苦,香港年輕人嚮往農耕田園生活愈來愈多,台灣政府為何不向這些人招手?多半因為民進黨封閉自守的獨立意識,此其一錯。

台灣全島山脈佔了七成,土地都在兩邊海岸,西部早就工業開發,東岸的土地因為無法現代化形成農民人口老化。台東花蓮一帶的鄉鎮沒有年輕人,因為全部湧往城市。但今日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和以色列的車厘子,農耕不是一門財源滾滾的事業嗎?西方各國都有年輕人做農夫,台灣沒有,因為自從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做總統之後,歷任台灣總統沒有一個懂得農業。

蔣經國時代則一手重用孫運璿領導工業科技,另一方面則重用李登輝發展農業,他自己則全島跑遍,視察稻田,親嘗西瓜,與農民打成一片。今日的台灣政治則互相辱罵,議會和地方的利益增加卡位,沒有人將心思放在農業,令農業無法提升技術,惡性循環,農民老死一個,耕地廢置一幅,導致棄耕面積擴大,農產品收穫減少,以致台灣本來農產品的自足,七十年代高於日本多達七成,今日只有三分一,大量農作物還要靠入口,這不是丟臉的怪事?

二十年來台灣的衰退,「四小龍」奇跡不再,是因為工農這兩個引擎相繼down機。耕地面積少了,無知的農民惟有靠農藥和其他不正常方式催谷產量,又導致本來純潔天然的台灣農產品污染。台灣這個地方根本不必出現地溝油,現在卻與大陸看齊,證明當家自主確實有點不爭氣。

或許在世界孤立日久,台灣政府喪失了定位意識。旅遊業和農業相連,本來也潛質無限,但民宿酒店基建簡陋,閩南人缺乏生活品味。無論火車站和旅館餐廳,與日本相比,其管理的細緻和體貼總是低三級。本來大量名勝天然風景不善經營,變成暴殄天物。台灣官員沒有到澳洲和加拿大訪問參觀過嗎?看看人家如何經營農業和旅遊。

這個地方本來得天獨厚,大量生機,但愈來愈倚賴對岸,不要怪中國的統戰無孔不入,自己缺乏管治的意志和見識才是主因。

全球一體化,台灣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全球化有好處,如果善於經營,可以將農產品變成今日香港超市貨架上與以色列車厘子齊名的貴價貨。台灣與以色列軍事交流頻密,為何農業和科技卻毫無借鑑?人家戰火連天,地處中東,毗連沙漠,科技和農業卻可以稱雄全球,台灣又做過些什麼?物先腐而後重生,所有堅強的堡壘都由內部自行攻破,今日去一次台灣,應明白此一道理。

插圖:詹震寰

劉夢熊出獄,全城哄動,隨即到商業電台接受專訪,全球華人翹首以待,希望他「爆料」,像胡國興一樣,全力阻止梁振英的繼承人上台。

劉夢熊是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的一名傳奇人物。此君一九七三年從內地游水來香港,之前多次偷渡不成,曾遭共幹五花大綁公審。這樣的人,性格含鐵量極高,在香港即使遭冤獄,一年半載只當做上嶗山休養。相反,政府精英系統上位的曾蔭權則身嬌肉貴,亦遭此厄禍,精神心理上頂不頂得住,令人擔心。

劉某熟讀中共歷史,對大陸中共人脈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性格瞭如指掌,事件日期數字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為全香港中環精英加什麼親中愛國建制派無一人及其百分之一者。二十年前,我一早批死所謂「港人治港」,不論中共干預與否,都必然失敗收場,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懂金融經濟、懂工商管理、懂法律醫科、懂土木工程和樓宇測量,但英國人聰明,將幾十年殖民地教育的歷史科暗中貶抑,令香港人對中國史和世界史生憎厭之感。懂得歷史才懂得政治,尤其知道中國歷史之險惡,才知道中國人政治之污穢、骯髒和邪惡。劉夢熊應是芸芸庸人之中比高拔尖的出類拔萃之人。

但劉翁既識中共歷史,很奇怪卻一步步不自覺踏入中國政治的陷阱,這一點在他繫獄之後一年,我時有思考,到底是為什麼?

劉夢熊先生在唐梁之爭時,目光遠大,在關鍵時刻看出唐唐其人不足以登特首位,兩人之間他認為梁振英更有潛質,又或許其時另有內線情報,劉翁是第一個在唐唐家門外派傳單,喝退唐迷、呼籲香港一班傻呼呼的「選委」跳船的一人,可謂穆罕默德一樣的先知。

政治不講道德,有時要講投機,即使是投機,這一注押得好,因為唐唐即使上了位,其人賈寶玉般的貴族出身,派位酬庸,中環精英名單一大串,自輪不到偷渡來港的劉夢熊。但如果扒逆水買冷門,一注獨中,勢孤力單的梁振英跑出,獨中這條彩票收的多寶獎金,足可成為香港政治首富。

這一點眼光和膽識,加上張飛喝敵長阪坡的剛烈,確實令「尖啤」變成香港二十年來風雲人物之最。但熟讀歷史要懂得應用,因為歷史表達人性,人性則三千年循環再現不變。劉夢熊是彭德懷和賀龍一樣的性格,秉性率直,為人相當有義氣,他以為像賀龍彭德懷一樣,兩把菜刀和一桿槍,赤手空拳如李逵般保宋江,將梁振英保上位,梁某不會不知恩圖報,大半生沒朋友,埋班組政無人可用,他劉某至少也應該有個豹子頭林沖的職位,即使不是智多星吳用的話。

此一臆測自有道理,但中國政治卻不以常理推論。劉夢熊當初有此霸氣,是因為香港人人覺得他與「中央」之間有一條特線。二○一二年兩會期間,劉翁與習近平握手,石破天驚,將香港一干愛國愛港人士看得目瞪口呆,回來之後大力挺梁,人人覺得他代表「中央」宣旨。

問題的諷刺在這裡:劉夢熊完全可以成為二三十年代的鮑羅廷和米夫,由史太林莫斯科指派,做一名使者來到中國,將中共這個第三國際遠東分部組搭人事,成為莫斯科的一家分店。鮑羅廷當年承列寧之命,指點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人事任命全部由鮑羅廷指揮。其後的米夫,也代表史太林指派周恩來布置留學莫斯科的一批黃皮膚的「布爾什維克」,企圖操控史太林看中的王明博古等,指揮剛成立的中共。

如果梁振英是王明或博古,則劉夢熊完全可以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但梁振英不是王明而是毛澤東。或更正確說:無毛澤東之文韜武略,卻有毛之冷酷狹隘。毛澤東對史太林表面臣服,但陽奉陰違,而且不甘心做史太林的一隻棋子。王明如果是莫斯科通直線的人,毛澤東豈會容納其在枕邊酣睡?在延安的時候,王明乘飛機歸來,毛澤東一眾迎接,熱烈擁抱,聲稱「喜從天降」。沒多久,即將其架空,後來予以毒殺。

劉夢熊即使有李逵的赤膽、王明的實力,也要極力提防他扶助的那個人是不是香港特區版之小毛澤東。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毛澤東欺上瞞下,最終不得不令史太林由三心兩意的觀望和支持,到全力挺撐上位。撇開對梁振英的政治觀感,純以理性而論,梁振英確是二十年來一般香港人無法做到的「政治家」,其人目空一切,蔑視中環精英,連香港的一干傳統愛國人士如曾鈺成等也不放在眼內,確實有他的道理。

梁振英上位後,若劉夢熊的生存自然有危機,但不要緊,如果他真是鮑羅廷和米夫,幕後的莫斯科又支撐有力,亦立不敗之地。但可惜後來鮑羅廷回國,也遭到史太林政治清洗。莫斯科的所謂後台,又另有目的和全局盤算,而且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入侵的威脅,根本顧不上那麼多邊緣人物。而劉夢熊則孤伶伶變成彭德懷,一個人橫刀立馬,固然威風八面,但與莫斯科斷絕聯繫,面對一個老毛,十個彭德懷也不夠賠命。

其中的細節恩怨,則不必另表。特區二十年,劉夢熊和曾蔭權相繼成為中國人政治的犧牲品,惟劉打不死。讀歷史非常有用,讀而知所應用,趨吉避凶。

插圖:詹震寰

如果十九世紀的西方是發明創新和繁榮建設的世紀,因為工業革命的成果和民主人權思想的發揚,則二十世紀是破壞和浩劫的世紀,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列寧共產主義病毒的傳播。

二十一世紀正步向中葉,千禧年揭開序幕時,未來一百年,人類充滿樂觀。現在看清楚了,雖然有網絡高科技的迅速發展,本應是繼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活幸福的另一飛躍,但二十一世紀的脈絡逐漸清晰,是人類文明沉淪和倒退的世紀。

先以最熟悉的香港為例:英國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良好政府、廉政、警隊、法治,在中國文化的侵蝕之下,一一鬆弛而出現崩潰之象。正如彭定康說,他不擔心九七後中國極權之手主動伸過來,他只擔心香港一些敗類主動獻出其自治的尊嚴和權益。彭定康雖然在港五年,不懂中文,但對中國人民族性之了解,比起一百年結結巴巴學外語的洋人中國通更為透徹。香港警隊的專業品格和香港法治精神,正由香港的中國人發揮其三千年遺傳的某些基因,開始主動葬送。

中國則進一步走向倒退,也是全國公認的事實。三十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曾一一來華訪問,在北京與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交流。今日的大陸全面鎖國,牛津劍橋的歷史學家、荷李活大導演史匹堡之類,你可以想像能來中國在北大或復旦與大學生自由交流、與中國作家和同行自由歡談會面否?

英國則缺乏邱吉爾和戴卓爾夫人一類的政治家,亦眾所公認的事。美國則選出知識分子詛咒不已的狂人總統,美國總統競選的辯論,英語水準沉淪,希拉莉和特朗普都是東岸精英大學的畢業生,面對民眾演說時,不但缺乏文采,而且用詞簡單粗糙。

當然知識分子不應賣弄詞彙,但比起林肯的蓋提斯堡演說,對象一樣是平民:For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如此人類千年的精句,不也在一個總統電光火石的靈感、與能欣賞其中精粹的高水準平民之間產生?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是精英和平民一齊沉淪的時代。奧斯卡金像獎由總部在英國的羅兵咸會計師督導程序。羅兵咸是全球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為奧斯卡點算服務長達八十三年。二○一六年度營業額三百六十億美元,利潤較前一年增長百分之七。歐美影視事業是羅兵咸的全球大客之一,佔生意額百分之四點二。

羅兵咸英文名Pricewaterhouse,是香港精英家長,送子女去英美崇洋留學、讀會計和工商管理畢業夢寐以求,能在畢業後打第一份工的西方白人天堂般的企業。羅兵咸並非中國大陸的會計機構,專業品格高尚,絕不造假賬,不像中國人一樣桌底收錢,可以更改數字。本年奧斯卡金像獎,羅兵咸就陰溝裡翻船,其會計師遞錯信封,讓台上的菲丹娜蕙叫錯了名。事後發現信封的設計今年出現改動:從前是金黃色的紙張,印以漆黑的字體,視覺對比鮮明,可以令台上七老八十的老演員看得清字體。但今年不知道哪個設計師要表演技術創新,將字體由黑色改為棕色,台上大鎂光燈下,滿台眼花,信封拿錯,形成全球直播大災難。

狂人總統在白宮當然笑不攏嘴,但即使沒有此一翻船,奧斯卡的美國收視率也下跌到八年新低的三千二百萬,比起「鐵達尼號」那一年超過五千萬只有六成。電影精英已經轉投改拍電視劇,奧斯卡電影頒獎逐漸過時,應該改為奧斯卡最佳電視劇頒獎禮。

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人類沒有長情的專注力,沒有興趣看長篇小說之餘,也不想在指定的時間固定在一間戲院看完一齣電影。當DVD發明之後,能令家庭觀眾自選時段、不必去戲院;網絡手機則取代DVD,除了能令消費者自選時間,也可以自選地點,不必像看影碟一樣困在家中的客廳,連睡房也不必,可以用手機在地鐵上和辦公室看完一齣電影。

但一齣電影固定九十分鐘,起承轉合結構分明,在網上看受制於戲院時代訂立的時空結構。因此十年來出色導演和工作人員都轉拍電視劇:例如「唐頓莊園」、「紙牌屋」、「福爾摩斯」等。正如新聞逐漸向網絡發展,如果香港還在舉辦一個什麼最佳報業評議獎,幾多人會有興趣?

電影精英向電視發展,電影就一年比一年不好看,荷李活也不例外。「鐵達尼號」應該是西方電影落日餘暉,可比「亂世佳人」的燦爛告別之作,不妨閉目回想,在「鐵達尼號」之後,還有哪一年曾有此最佳電影之盛?電視劇取代電影的結果,是電影男明星偶像年齡老化,荷李活電影今日仍靠畢彼特等幾個中年演員撐着,華語片的劉德華郭富城之類亦均年過半百。加上荷李活編導政治正確,電影都為了黑人、變性人、同性戀者、女權主義者的「權益」而拍,主題為政治服務,為文造情。另一方面,億萬金元的科幻打鬥大片,則為中國市場的低智觀眾而拍,照顧第三世界口腔期的人口淪為千篇一律特技和3D的視覺潦草盛宴。

今年荷李活的災難實屬天意,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什麼樣子,針滴驗血,可以知全身隱疾了。

插圖:詹震寰

相關連結:

【陶傑開Talk】中國聯邦制? 三千年前已證冇可能

http://bit.ly/2lrkVQ0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公開反對司法獨立,聲稱必須警惕西方的所謂三權分立意識。幾日之後,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記者會宣稱:中共領導反貪,是十三億中國人的共識,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吳玉良聲稱:所謂獨立的監督機構絕不存在,也不會接受,因為「中國人民的DNA與外國人不一樣,提出三權分立,是沒有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共高官公開認可中國人的DNA不同,證實了本人十年來的論點。

中國DNA的民族性,是討論中國前途的終極論點。也就是說,一百多年來,由清末開始,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留學英國、日本、歐洲、美國,由戊戌維新、孫中山革命到胡適,三四代人嘮嘮叨叨,認為中國人也應該走上西方民主自由之路,並質疑外國人可以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我對這種無休無止的爭論極之厭煩,認為中國人的基因絕對不可能達成民主,就是一錘定音,一詞DQ,請以後的中國文化人、學者,不要再討論這個無聊問題,從此永遠收口,節省人生一點寶貴的光陰,將有限的時間用於更有建設性的事情上,例如學好英文、法文、日文,然後移民外國,融入西方文明社會,做一個世界公民。

那些囉囉唆唆認為中國人也可以實現西方議會民主的,就是漠視了中國民族無法改變的文化基因。

為什麼「中國人DNA論」是早已證實的真理?看看三千年歷史就知道。中國三千年史,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的中國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分裂為最多三四百個國家,其時並無「大一統」的所謂大中華觀念,是思想最開放、諸子百家創新的時期。孔孟、老莊、荀子和墨子,都是第一階段中國人的文化建樹,與當時的希臘和稍後的羅馬相比毫不遜色,而且某些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人的第一期,本來相當健康正常。但這個民族運氣不好,戰國七雄,七個國家只要隨便哪一個最終統一中國,例如山東鹽鐵經濟發達的齊國,或文化細緻浪漫的楚國也可以,偏偏是黃河流域最落後的秦國。第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產生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秦始皇,公元前二百多年,將中國人帶入了困在長城之內的第二期。

中國人的意識和見識,早在這個時候產生根本的改變:本來文化人可以與春秋戰國的君主平起平坐,以朋友和同盟的身份論道,秦始皇一下焚書坑儒,將知識分子貶降為仇敵,再用殘酷的暴力將中國農民驅使修築長城,將中國人由第一期快樂耕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農耕生產者,轉化為奴隸,而中國文人則開始轉化為奴才。

中國人的第二期由秦始皇開始,雖經唐宋的回光返照,有約五百年短暫的好轉,但這個民族運氣不好,宋朝本來是中國歷代最優秀的家族皇朝,卻因為遭到金國和蒙古的侵略,第二次劣幣驅逐良幣,這次是亡於蒙古人。蒙古人是一個低檔的民族,當時賣相醜陋,成吉思汗殺人的殘暴超過希特拉百倍。由這種中國人化為蒙古帝國的殖民地,最後雖由朱元璋幾個人造反,也是一次劣幣驅逐劣幣——朱元璋雖然是中國人,始終中國一名盜寇做了皇帝,好過光頭拖一條豬尾巴的蒙古人做。

但朱元璋也繼承了秦始皇的劣質基因,他有精神病,家族的健康缺陷維持了十三朝,三百年來,明朝比起蒙古元朝,有文人還有瓷器、傢俬和一點戲劇詩歌的文學,但中國人的基因此時已牢不可破。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相關連結:【動畫● 陶傑開Talk】DNA冇得改 中國永遠唔會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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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入關是異族對中國第二次龐大的殖民統治。坦白說,如果一六四四年攻陷中國的,不是低劣的滿洲人,而是豐臣秀吉的日本後代,中國人的基因會有提升的機會。但滿洲人也是一個落後文化,無法應對世界的挑戰。第二期的中國人,奴性基因已經深固形成,直到由英國人以邏輯訓練、日本人以道德和資金支持的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制定成立民主憲制的藍圖,第二期的中國人此時見到一絲曙光,本來有翻身的機會。

但哪知這個民族不知受了上天何等詛咒,運氣奇差。日本人打進來,與張獻忠同一家鄉的延安中共勢力坐大,毛澤東殺入北京,中國人進入第三期,奴性基因經反右和文革,再次鞏固。民國和清末留下的一點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再次用強力剷滅至盡。今日你看見的中國人,同樣是黃皮膚,人種與春秋戰國外貌無異,但民族性格與基因,經第二期之鞏固,第三期之深化,成為今日這個樣子。

中國人絕不可能建立西方的議會民主,單看一個基本事實:領土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此廣闊的國家,世上另有三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不要說有十四億人口之多,其他這三大國人口最多的是美國,只有三億。如此廣闊的國土,現在議會民主,先有一個條件,就是實行聯邦制。美國有五十個州,加拿大和澳洲也州省自治。國土遼闊,人口分布散落,必須由各州選出州長,像美國的制度一樣,按人口比例制定選舉人,再投票選出聯邦政府的領袖。

中國人夢想民主,怎樣普選?十四億人一人一票直選,只有兩名候選人,當然不可能。只有像美國一樣,先實行聯邦制,由黑龍江到兩廣,分成許多邦,也就是李登輝所說「先分裂為七塊」。七塊不是七個獨立國家,而是七個自治政府,其實七個不夠,美國都有五十個州,中國至少也要四十九個。但中國人的基因已經證實:這個國家不可能成立聯邦制,因為由安祿山到吳三桂到重慶王薄熙來,中國人的基因是一旦有了聯邦,必須擁兵自重,發展成尾大不掉,強幹弱枝,返回從前春秋之亂,中央政府成為周天子和漢獻帝。

中國人無法建立一個和平共處、互惠競爭的聯邦制,因為他們的基因是小氣、狹隘、自相殘殺。聯邦制這一關先過不了,演變為內戰,請問如何民主?

這就是中國百年許多知識分子想不通的問題。我一早想通了,我不用幾十年的寶貴光陰跟你廢話,我直截了當告訴你:中國人是不行的,不要花時間做夢。農民就是農民,生命的定義與動物一樣,飲食填飽肚子,別無其他。渾渾噩噩吃飽這一輩子吧。想民主?不如今生積一點福,下生另外投胎。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起訴「佔中毆打暴徒」的愛國七警,將刑責裁決大腳傳中,由英國白人法官杜大衞將所謂愛國七警通通判刑兩年。

根據「普通法」,裁決不受政治因素左右,杜大衞也對自所謂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以來,滿肚子民族冤屈的中國人並無感情,加上援引前多宗警察毆打平民的案例將七警判處入獄,激起中國人情緒反彈,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一名中國學者顧敏康即刻指出:「港英」培育了大量港式法官留在香港,搞亂特區社會和諧。

中國人不能擁有真正的西方法治。因為三千年文化,西方的法治源自於體現神的意志。「神」是一個抽象而道德的權威,羅馬思想家西賽羅說:「法律不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法律是上帝的旨意。」英國法學家布萊斯通說:「神法是法治的基石。」

西方以耶教立國,法律神聖在於一個「神」字凌駕於世俗,體現了公義。但中國的所謂法律不同。中國的一個「法」字,由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強行制定,是王法,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刑」。西方的法律是制定公民社會互相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則,而中國的所謂法治,自上而下,是規限天子庶民之間的階級分野,並嚴限蟻民所為,亦即大陸所說的「不許亂說亂動」。

中國人說的「法官」以「治」為重心,治者,統治、整治之意,所以中國法家宗師韓非子說:「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韓非子這句話很重要:「治國」也就是維護皇帝的政權,此是第一。正因為要維持統治,方要訂立「明法」,此其二。而法律如何彰效,唯一手段就是「陳嚴刑」,惟其如此方可「去天下之禍」。天下無禍即太平,即人人做順民。

明乎此一句,就知道中國人對「法治」的了解必受制於民族文化基因。韓非子之後的商鞅和李斯,像列寧將馬克思的理論向殘忍處發揚光大,也將韓非子的法家精神巨細無遺地實現在連坐的部落種族生活網中,再經歷秦始皇和朱元璋,中國人的「法治」亦即「刑治」,而且逐步加碼,在「刑罰」方面精細分支:凌遲處死、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絞監候,中國人的死刑分類得細緻,與英國法治中對罰行的詞彙定義層次之爭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法治」將如何處死定義區分得細緻,但將如何定罪則粗疏論斷,並且以「有罪推斷」為起點,與英國人的「無罪推斷」,然後由律師循邏輯法理逐點建證,實有地獄與天國之別。

因此白人杜大衞的裁決,很容易激起中國人民的種族憤恨、民族悲情,高聲咆哮:中國人的地方,為什麼要用洋人來審案?但是這些中國人忘記了一點:當他們的孕婦紛紛偷渡去美國洛杉磯產子、中國的民間企業家積聚了財富就想移民去加拿大和澳洲,那些中國人一有錢就想投奔的國家,法庭都是由白人或黑人用英文審案的。英、美、加、澳洲這些中國人嚮往的天堂,沒有一座法庭,用中國人的包青天和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文化」來審案。

中國人到了清末展開洋務運動,覺得只要輸入西洋製造的槍炮車船就可以成為強國,但有少數官員如江浙知識分子沈家本,卻認為要引入英國的法治方可以令這個野蠻落後的國家,躋身文明世界之路。沈家本奉命遊學英國,但一來此君英文不濟,雖然思想開放,有如中共的胡耀邦,卻因資質所限,對西洋的法治文明無法吸收。二來,沈家本和清末也一樣短命,就像胡耀邦,剛有一點「改革思想」就一命嗚呼。沈家本的法治改革思想,到孫中山民國上台,總算有點承傳,但中國運氣差劣,民國建政就遭到蘇聯發動內亂,加上日本侵華,即使有一幫「中華民國法學專家」遊學歐美,加上有民主邏輯訓練的胡適,但上有儒家信徒蔣介石,中國人無法建立法治,一九四九年之後下場如何,更不必細講。

中文也是妨礙法治的一大絆腳石。中文重感性,疏於邏輯思維,譬如所謂「基本法」規定:「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典型的中國語言思維。何謂「資本主義」?是指十九世紀中的維多利亞資本主義,還是指二十世紀末北歐有大量社會福利制度的人性資本主義?法國的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又是否雷同。一眾草委缺之研究,秉持差不多先生精神,各以自己的想像和感覺制定「基本法」。還揚言此法「宜粗不是細」,結果二十年經常要狼狽「釋法」修補。

當然,香港確實受英治庇蔭。英國人以殖民地精英教育擇優而教,成功將一批天資聰敏、願意學習文明的中國人改造為有普通法治觀念的大律師和大法官。但這些異類,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全部是洋奴漢奸,潛意識有審判和肅清的仇恨。香港特區二十年來,如果經濟繁榮,中國人的口腔肚胃得以填塞,社會和諧,則香港的洋法官及大律師,可暫緩清算,但碰上七警判處入獄,此一民族仇恨就像日本的地震帶和火山口,潛伏壓抑多時,終於爆發,與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暴動相同。

 

插圖:詹震寰

基辛格做了四十年中國的座上賓,上了歷任總書記的神枱,也是一種中國皇帝的「利瑪竇」情意結。但利瑪竇來中國,並非真正出於臣服,而是將天主教帶去,希望改變中國。雖然利瑪竇對中國文化中的儒家理學,向西方略有稱許,但不是真心的心悅誠服,而只是顯示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胸襟。

換言之,五百年前的利瑪竇有文化帝國主義的一面,想將「聖經」在中國傳播萬家;但也有左派知識分子謙卑寬容的一面,覺得異族文化其中還值得西方學習。本來中國人可以從利瑪竇身上學到很多,但五百年後當曾蔭權做特首的特區政府,準備歡迎耶穌會來香港辦一所私立教會大學,此議也遭到中國否決。由此可見,即使基辛格來讚揚一百次重慶模式、看五十場紅歌會,對於中國人的所謂現代化和改革開放,又會帶來幾多進步?

梵蒂岡正在積極謀求與中國建交,想必也做着利瑪竇第二次遠征東方之夢。教廷不是傻子,上帝和撒旦交鋒二千年,當然不會低估對手的狡詐。然而如此和平交往,最終鹿死誰手?福音又會在中國如何發揚光大?五百年前的明朝出了一個利瑪竇,朱姓皇帝的統治未改本質於分毫;基辛格來中國四十年,又將民主自由帶去中國多少?

還是這個戰國策的洋策士,最終撈得盆滿鉢滿,人生夕陽之路,再向特朗普獻計,成為他風光大葬的歷史里程碑?若基辛格只有此絕對個人自私的大志,而根本無志於建立一個和平的東西方世界,他當年與越共頭目黎德壽合得的諾貝爾和平獎,引證後來越南船民千帆出海、赤柬金邊的萬人骨坑,是頒獎給他的一干左膠蠢,還是中國人更傻?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美國狂人總統上台,即將聯俄制中。其中一個曖昧的人物,就是九十三歲的基辛格。

基辛格私會金髮狂人,跟他耳語了一通,然後狂人就聲稱接了蔡英文的電話。說時遲,那時快,拄着枴杖,竟然又成為北習核心的座上賓。

如果基辛格是所謂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着力於修補美中關係、減少對立、又有和平貢獻,眼見大言不慚的狂人,扭轉自己四十年促進「美中友誼」辛勤的成果,即使不破口大罵,也會像李光耀,尖銳抨擊剛來香港做總督的彭定康,警告他不可得罪中國,更不可將自己幾十年和平友誼的心血一局葬送。

但是基辛格相對沉默,一句也沒有指責,還發表一通中性的言論:「他這個人很有個性,會與歷屆美國總統不同。」

當真?這就有鬼了。可以大膽假設,基辛格晚年重新出山,要重組世界秩序。美國資金正尋求撤出中國,大陸勞工成本增加,出的多,進的少,基辛格的公關公司,也像香港的電視傳媒一樣,形勢變幻,到了盈利的水尾。如果我是他,大丈夫此時不棄商從政,秉承他五十多年前的巨著「權力平衡論」(Balance Of Power),發揮餘熱,叱咤風雲,完成聯俄制中,再主宰一次世界,又更待何時?

如此大膽推測,完全有跡可尋。中共再詭詐,也不如猶太人之老奸巨猾。四十年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基辛格穿梭美中多達一百多次,當然不是為了和平,完全為了一個錢字。中國有幾多猶太僑民?對於基辛格,對中國有哪一方的感情?對於共產主義,一生更是深痛惡絕。猶太人高瞻遠矚,一看見世界到了一個變局的十字路口,新人上台,新的格局,幕後就是基辛格教的路。

可憐困在防火牆裡的中國人,二十年來天真幻想,覺得有這位老朋友相助,中國真的已成世界的中心。長期洗腦,卓有功效,大陸左毛漸多,慢慢真的相信美國已經對GDP龐大的中國人臣服了。尤其萬邦來朝,基辛格親自去重慶,坐在前排,觀賞薄熙來的紅歌晚會,看後大讚,說薄熙來是中國影響力最大的巨人之一。今日薄紅哥蹲在秦城監獄,基辛格會申請去探監否?

這就是政治了。基辛格幾十年來摸清了中國人的性格,知道中國人喜歡白人的恭維。一有西方讚賞,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即刻壯陽,基辛格左右逢源,靠這一招。

此一傳統,源自十八世紀初,由於西方對中國缺乏認識,靠一些傳教士加馬可孛羅一點日記,道聽途說,覺得在遠東真有一個烏托邦。法國的伏爾泰斷言:「中華帝國的制度是世界最上乘。中國規定一省長官,若在離任時得不到百姓的讚美,即要遭受處分。四千年前,當我們歐洲人還不知讀書是何物,中國人早已知道了。」

這段雲天霧地的話,一百年來在中國人的輿論多番引述,指是中國帝王政治和科舉制度的讚美。英國政治家布格爾(Eustace Budgell )一七三一年更有此讚美:

「所有談論中國人的作家普遍同意:中國人治理的藝術(The Art of Government)超越其他民族。甚至法國人也承認中國人治理國家,比他們還更出色。對偉大的孔子編集的方法和評著,更令人仰慕不已。」

這當然是指「論語」了。一部「論語」,能解決中國的人情和法治問題?如果可以,那麼今日伊斯蘭國也相信,一冊「可蘭經」也可以治理整個世界。十七八世紀,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來中國,獲得登堂入殿。利瑪竇曾出任副欽天監。做了御用的天文學家,此外還有醫生、外交官、大炮工程師,其中幾個成為皇帝的密友。這些耶穌會士,不但懂華文,認識中國,影響力宏大,尤其十八世紀,其中法國人對中國的愛好,似乎更勝於英格蘭。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特區二十年,舉目皆見經濟困頓停滯,政治則比起一九九七年的期許大幅倒退。

其中大量口號和學術詞彙充塞空間,但特區政府志大才疏,只懂得抄襲西方流行詞彙,實踐起來卻一籌莫展。

首先,還記得香港有議員另起爐灶提出所謂「第三條路」嗎?源自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當時他為工黨全面承繼戴卓爾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擁抱電子科技而尋找理論依據。

貝理雅時代的工黨,也不是沒有一套所謂清晰的理念。他們認為工業時代過去,科技網絡世代來臨,金融電子化,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墊底,可以令工黨脫胎換骨,走上一條以中產專業知識為主導之路。

但二十年不到,「第三條路」已經破產。今日的英美和歐洲,沒有中間的什麼第三條路、第四條徑,只有零與一的黑白之分。狂人總統的那套如果是極右,迎頭痛擊政治正確的極左,兩極之間任何灰色地帶均無市場。

看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就會明白世界大戰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成熟。為什麼隱隱未爆發?因為核彈的共毀的威懾力仍在。美俄中都知道一旦爆發大戰,戰爭升級無可控制,地球會化為一陣青煙。

但這只是理性領袖的恐懼,如果出了一個瘋子怎麼辦?這就是美國左派紛紛標籤特朗普為「瘋子」的理由。為何衝突白熱化?因為另一句口號也被證實是騙局,叫做「社會向上流動力」。所謂Social Upward Mobility,經由梁振英班子由西方社會經濟學抄襲過來,囉囉唆唆競選時掛在口邊,令香港許多社工和偽知識分子一時為之心折。

但經歷二十年全球一體化,左派精英由反對全球化到出賣原則,自己跳上了全球化的列車,這個世界還有所謂「社會向上流動力」嗎?二○一○年,美國最富有一成家庭擁有全國七成財富。只頂層百分之一就擁有美國財富三成半。全球最富有八十五人的財富,包括蓋茨、巴菲特,以及中國的馬雲,加起來比全球底層共三十五億人口擁有的還多。

為什麼?在差利的「摩登時代」,左派知識分子指摘工業資本家壟斷財富,但二十一世紀工業退潮,買賣金融工具令有錢人利用銀行的騙術進一步增加財富。因為不動產可以成為抵押品,富裕家庭更容易借到錢。三十年代利率不斷下降,富裕階層利用債務提高股票、債券、房地產、藝術收藏品——今日的藝術品,你看看蘇富比或佳士得,到底是注重藝術價值還是投資價值?是當做藝術品來欣賞,還是炒賣投資工具——種種的投資回報,與基層人口努力雙手工作的回報不成比例。

富裕階層的消費方式,例如住豪宅、買名車、穿著歐洲時尚服飾、滑雪、潛水和跳降落傘,經網絡媒體渲染,都吸引較窮的人追求類似的消費,往往不惜舉債滿足此一需求。

譬如旅遊日本去北海道浸溫泉,或所謂歐洲的遊學團。由樂觀一面看,四十年前此等活動皆被有錢人壟斷,今日連中產階層也擁有了,但貧窮基層卻更為遙不可及。不錯,許多工業產品如手提電腦和手機,價格下降,但醫療、教育和服務成本的上漲速度卻遠高於通脹率。

凡可以利用高科技促進效率的產業,成本大為減低,但人類有許多社會活動,譬如學會演奏貝多芬一首古典樂曲,或學會流利的日本和法文,所需的時間,基本上與二百年前相同。

因此教育、補習、託兒服務、醫療,即使有一定的高科技提高生產力,但價格絕對不會下降。幼稚園教育成本愈來愈貴,考入名牌學校的負擔愈來愈重,學英語的額外投資愈來愈大,也包括及早送讀小學的子女去英國遊學。凡此種種,家庭收入低到無法應付。有錢人家的子女則得天獨厚,在美國家境好的子女在中小學期間,可以得到六千小時的課外教育。

畸形的特區聚焦並擴大了美國社會的一切弊端。父母家長負擔奇重,基層年輕人不敢擁有子女,繼而不敢結婚,甚至因為草食宅男風氣之盛,逐漸連同居和交異性朋友的興趣也退化。在大學學到知識,遠遠比在大學能結識什麼人脈網絡更不重要。所以父母紛紛將子女送進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或麻省理工,幻想的不是他能得到名牌大學的文憑,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大學,能認識幾個中共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和市長或軍方有勢力人物的子女、這些人到底如何有錢去英美讀書,人人心裡明白、以便贏得人脈網絡,返回香港可以直通北京,如果到時中共暴發後的太子黨,還將香港有錢人的子女當做圈內的自己人的話。

於是四季酒店的肖建華事件由此發生。這位肥哥哥,平時聲稱生活低調。但很奇怪,走出酒店總要穿上大紅衣著,還戴一頂紅帽,後面跟着一群女保鑣,其中一兩個像菲傭照顧嬰兒一樣,替他裝扮衣領,應該是對風和冷空氣有敏感症。這位超級巨嬰這種生活叫做「低調」,還是故意矚目?此一矛盾心理甚有趣味。但不就是今日這個紛亂世界的寫照?

我不知道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的香港愛國左仔,當初說要推翻殖民主義、埋葬帝國主義,在街頭放炸彈,被所謂港英拘捕,留下案底。今日又遭到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暴發中共無情拋棄。當這些楊光的徒子徒孫看見這位肖建軍的腦滿腸肥有何感想?他們愛了一生的國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平庸而渺小的一生,豈不是更為渺小?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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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陶傑開Talk】為選特首批狼英政府 林鄭冇責任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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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名高官北訪與官員見面。大陸官場宴請來賓,官員講客套話,其中有幾分是應付當前政策,幾分是真心;幾分是酒醉之下的胡言,幾分是政治試探的清醒,我不相信英治時代「天之驕子」的政務官懂得分寸。如果懂,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多次北上大陸,與中官飲宴,收藏大量茅台靚酒。

明明是中國倫理的「禮尚往來」,「禮多人不怪」,又怎會觸犯所謂的貪污受賄條例?答案是這位Tim.湯,在大陸的宴會廳,當共幹給他盛飯添湯的時候,他聽不懂「祖國親人」官場飲宴文化裡流露的應酬社交語言密碼。所謂「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樣板戲「紅燈記」裡的對白,共產黨的赴宴是一種政治鬥爭,香港的殖民地官員讀英文番書,又怎樣懂?

所以故宮館長聲稱要將一批文物交給香港擺放,到底是贈送、借展、租覽還是什麼?那位故宮館長提出此一建議時,上文下理又扯到什麼其他話題?塞給你一批文物,表面理由當然冠冕堂皇,但其中有無牽涉個別官員借此升官的打算?上頭又到哪一級控制此一飯局和決定?

一個謹慎的政務官,絕對不會在一場飲宴之後覺得「異想天開」,喜出望外,即刻跟進。須知與大陸人士應酬,他開口就是「有空來大陸投資」、「將來有機會合作搞項目」。這時你要留意這位同志的表情,有時是真話,有時是試探,有時他看你如何接這球。中國的政治生活複雜之處,連基辛格尼克遜這等老狐狸訪問中國時也吃不消,何況香港人?

這就是西宮危機的由來。加上前殖民地留下的「諮詢」制度,是為英女皇派來的港督缺乏民意基礎而設。其中玩的政治,英國人也有一套。特區政府企圖模仿,只能成為過渡,因為只要實現直選,香港建立正常的政黨代議制,林鄭身為執政黨的總理,就可以像法國米特朗一樣,拍板採納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而不必向五千萬(阿拉伯裔移民除外),富有西方藝術文化修養的法國公民提出諮詢。

前「港英」之靠諮詢,有時是走過場,有時是遮醜布,有時是搭雞棚,有時是真的,運用之妙,千變萬化,視乎議題。譬如七十年代要興建地鐵,也一樣諮詢。但地鐵非建不可,雖然有各路精英大表反對,聲稱阻塞交通,但英國人笑嘻嘻,任你百花齊放,只准就地鐵的中文譯名提出「意見」。

包玉剛認為應該叫「地下鐵」,遭到「明報」主筆查良鏞反對,覺得此名稱太像日本話,查先生提議應叫「地車」。但「地車」一詞又沒有說明是地上還是地下,而且車通陰曹地府,大吉利是,最終還是叫做地下鐵路,簡稱地鐵,一直叫到近年。

西宮當然要諮詢,理由不必囉唆。坊間的退休法官、建築師、文化界早已提出有力理由。林鄭「好打得」,哪知道就在這件事栽了一個大跟斗。這是政務官升為特首的心態局限。北上赴宴見這個部委、那個單位,中國人飲宴政治由劉邦項羽到重慶談判毛澤東向蔣介石碰杯,其中的機關奧妙複雜無比。我不明白為何接下故宮這一票會如此之爽快,是不是有其他的紅燈綠燈之類?一切不便猜測,只知道九七年前萬試萬靈的事,到了今日全部癱瘓,橘越淮而枳,不就是這個意思?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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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開Talk】林鄭西宮唔諮詢 反映前英高官質素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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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故宮危機,壞事變好事,小事化大事,形成一場大火,撲向香港親中小圈子盛傳習近平已經決定欽點的下屆女特首林鄭。

先不論幕後欽點之說真偽,單從香港前英治時代,政務官的考核試,判斷處理這件事的手法,就知道香港英治中環精英的思維局限。

三四十年前,香港大學畢業生考AO,筆試試卷也無非就是幾題「危機處理」:譬如市內發生足球迷暴動,警察數量不足,此時海岸外十多公里有一艘海盜船,船上有一個私營電台,通過無線電波煽動足球場兩支球隊的球迷打鬥,然後黑社會分子加入,搶掠店鋪。試題問:如果你是這個地區的政務官員,你會怎樣做?

英治時代,許多試卷有所謂標準答案,也有補習社天王級的導師教小孩如何答卷會有一百分。但是很奇怪,英治時代的政務官筆試試題絕不洩漏,而且也沒有所謂「考試方法」。考官如何批改,加上合格之後面試的一關又以何等標準取捨人才,英國人秘而不宣,直到撤出香港的這一刻也沒有告訴你。

這就是精妙所在了。考政務官,你以為一定要A+那一級才聘用?視乎形勢而已。如果一九八二年中國答應戴卓爾夫人的續約要求,英國管治還有至少半世紀的安穩前景,那麼接下來十幾年考政務官的試題和改卷標準,與確定將香港交還中國的標準一定不同。換言之,如果我是英國人,當知道一九九七後中國收回香港已成定局,而在過渡期內共產黨態度粗野,指手畫腳,毫不感激一百五十年管治、為中國人引入法治、自由、文明之恩,反而口口聲聲罵街,數臭所謂帝國主義罪惡史。

如果你是租客,看見這樣兇狠叫嚷要收樓、全不念及你交租付錢之恩的惡業主,你會將物業臨走時收拾得乾乾淨淨、粉刷一新,還是會在門把鬆螺絲、水箱鑿一個洞?

英國訓練下的政務官,只懂得處理殖民地時代英國制度下的社會危機,對中國文化有認識或感情者一早隔濾。中國收回主權,成立所謂特區,有如生物的滲漏作用,中國的政府「文化」(如果皇帝太監奴才的等級算是一種「文化」的話),你以為在英治時代考核的政務官會懂得處理有兩千年帝王制度、九十年列寧史太林共產專制特色的中國式香港特區的問題?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特首「選舉」,即使一千二百名以親中愛國佔大多數的小圈子,加四名親中愛國、即「建制」候選人,中方也不放心,也要指定林鄭月娥必須當選。如同拆穿了當初即使「八三一」決議提名權須一半「門檻」,中方可以隨時將「門檻」以電話壓力的方式提高到三分二或四分三,確保只有一名「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

對於當日否決「八三一」之後又悻悻然有點後悔的,至此可以確定:「八三一」方案即使通過了,也一樣嚴酷,原來的否決沒有錯。

中國文化與民主普選沒有緣分,因為中產階級和專業界不像西方那樣,即使成為精英階級,會促進更大的人權,捍衞他人的自由。

問題出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十九世紀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時代,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工業革命: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種種專業應運而生,都由瓦特在前一世紀發明的蒸汽機,產生了一大群產業工人。換言之,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建基於工業革命後工人之上。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情工人遭受資本家的剝削,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之外,也不忘為沒有土地和教育文憑的工人爭取投票權。

此一變動,主要集中在英國。十九世紀的議會選區改革,人口膨脹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比起幾百年來人口稀疏的地主選區同樣只擁有兩個議席。新興起的知識分子先感到不公平,聯同工人一起,爭取擴大工業城市的議席數量,從而逼地主和大老闆控制的人口稀少選區,向人口膨脹的城市屈服,建制一度頑抗,工人就去倫敦下議院門前遊行示威,並且多次醞釀暴力衝突。

十九世紀的英國,差一點就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是資產階級和中產者,堅定地站在工人的一邊,向地主和老闆階級施壓,最終一切紛爭,由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國會大廳內以爭論和表決的方式和平解決。

英國避過此劫,與英語文化中的幽默和寬容有關,也與地主和資產者的理性和胸襟分不開,議會民主成為穩定的改革軌道。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工人,漸漸此類人口,多於耕地的農夫。

中國的社會結構卻不是這樣。首先,中國文人不明白、也不同十九世紀英國歐洲產生的Liberals。今日在香港,最難向大眾解釋Liberalism這個字: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知識分子?因為在大陸,一說到「自由主義」,大陸中國人就想到自由散漫、不服從帝王管轄的性格。毛澤東就有一篇論文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讀了書就有攀附帝王權力的慣性,雖然一度有微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憂患精神,但只「憂患」沒有用,要更積極的解放(To Liberate)。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曾國藩,他吸收了一批有見地的精英為國家效力,曾國藩本身除了是文人也是地主,但他從來不是中國的Liberal。向地主產業階級挑戰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只是一股暴力的農民土匪勢力。

換言之,十九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同情與互動,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從未存在。曾國藩代表的地主和中產階級,對以暴力冒起奪權的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而且以朝廷代理的身份鎮壓成功。十九世紀的中英兩國,都有改革的機會,英國水土與改革的歷史契機有緣,中國則絕緣,因此西方成為希望自由之邦,中國則大江東去,迎來幾十年後馬克思列寧的極端邪說。

「Liberalism」一詞,成為毛澤東挾列寧之名高叫的「解放」(Liberation)。毛澤東領導農民脫離史太林的城市工人革命,轉往農村發動一場禍害更甚於洪秀全的暴力浩劫。

英國有Liberalism,中國則以Liberation告終。一切秩序打破,黑白是非顛倒,一切是命中注定。所謂民族文化的基因即是此意。只「知識分子」一詞,在英文中已經有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zia,前者是英文,後者由俄國傳來,兩相帶動了Liberalism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鞏固。中國則是文人中產附歸帝王,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工業的薄弱和失敗更令農民成為氾濫決堤的黃河。早在十九世紀已注定中的敗局,二十世紀將也一樣。

 

插圖:詹震寰

天王巨星佐治米高逝世。多年來因吸毒與私生活放蕩,健康一直不正常,心臟衰竭雖然來得早,也不令人震驚。

這個年代的搖滾樂手和明星,不知何故,總喜歡吸毒。在公廁裡搞基尚屬其次,因為你情我願。但吸毒真的可以增進創作靈感?如果是這樣,莎士比亞和達文西,還有貝多芬和蕭邦,為何從來不必吸索海洛英或大麻?

八十年代的流行曲偶像,死得七七八八,剩下一個艾頓莊,每次同行早逝,都出來做殯儀之星,由戴安娜車禍開始到米高積遜、大衞寶兒,都見此君講述與死者生前的友誼。艾頓莊哀悼的是他的時代:流行音樂由披頭四中興,結束了五十年代法蘭仙納杜拉、甸馬田、桃麗斯黛的所謂Goldies,戰後出生的嬰兒潮長大要發聲了,就像東漢魏晉的古詩時期結束,唐朝開始了。但當大衞寶兒和佐治米高也早逝,西方樂壇的晚堂,除了剩下一個麥當娜,就知道這一頁該永遠翻過去了。

今日為什麼沒有偉大的歌手?網絡免費下載、亞洲卡拉OK盛行,都是流行音樂死亡的原因。還有就是的士高的沒落:八十年代的士高興起,是人類現代文明一大建樹。的士高讓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得以發洩,吸收了童話「仙履奇緣」的靈感和結構,一夜狂歡,最終散場前必有三四首「慢歌」,讓在舞池相識的男女有機會耳鬢廝磨,在耳朵邊喃喃挑逗,進一步約會。香港八十年代幾家的士高,刺激音樂創作,見證了一個物質和文化都豐裕的黃金期。「週末狂熱」帶動了潮流,香港的樂壇也跟着豐盛。

佐治米高的情歌是搭了的士高的尾班車。男女之間不是一認識就要上床,像今日手機網絡的「約炮群組」、「援交叫雞」出火的網絡。那時候一切都要慢慢「煲」。「煲」的速度可以不同,但一定要這個過程。佐治米高那幾隻首本名曲,令今日的中女想起中學預科時代,在舞池初識的幾個白馬王子,在掩映的燈光裡對她說情話的種種浪漫。

網絡時代,浪漫死亡,一切講赤裸裸的快餐,自然沒有情歌的生存空間。沒有了情歌,當然也沒有了歌手。今日剩下的Lady GaGa,是網絡世代的產物,只是三流的麥當娜山寨版。西方世界往何處去?伊斯蘭國恐怖襲擊、中國移民和資金的侵略,只是對西方文明的外部威脅,最終西方是自己失去了靈魂。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因為凡一切創作,都不可以「快」。一切要有「過程」。電影「畢業生」的大導演米高尼歌斯,年前以八十高齡逝世。五十年代二十出頭,與女友伊蓮合組鴛鴦檔,在百老匯主演棟篤笑。兩人年輕英發,想出了許多幽默佳句。只靠一對男女,兩張嘴巴,在紐約成名,然後一躍而成為舞台劇導演。最後被荷李活高層看中,讓他執導李察波頓和伊利莎伯泰萊的電影版「靈慾春宵」(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lf),一炮再紅,也令三十不到的伊利莎伯泰萊在片中扮演中年婦女,取得了戲劇藝術的突破。

至於導演「畢業生」是以後的事,還捧出了初出道的德斯汀荷夫曼。由他隨着父親乘船來美國,在紐約接受美國演藝文化的洗禮,其中需時二十年。

相比之下,佐治米高出道甚早,二十一歲已經成名。「威猛」的音樂與「比知」和「披頭四」相比,缺少主題內涵,皆是情歌,只是詞曲都有強烈的風格。一九八四年,他應邀訪問中國,對這個國家一無所知,大陸當時開始「四化」,人民質素相對樸實,胡耀邦的政府對西方謙卑。佐治米高登長城,傻傻的顧盼自豪,成為時代的身影。

今日這位英國偶像逝世,觸動了大陸少數中年中國人,想起八十年代他們那個相對開放的美好年代。佐治米高之死,也摑了他們一巴掌:今日中國會邀請麥當娜去開演唱會嗎?麥當娜肯去嗎?如果三十年前佐治米高可以訪問中國,西方文化登堂入室,今日的大陸卻要抵制西方「普世價值觀」,連耶穌的基督教也點名大罵,腔調十足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全國集體倒退,回復到閉關自守,外資如夢初醒,紛紛撤出。

許多年前,一些香港天真的中國人說:明天會更好,給中國一點時間,一定會慢慢好起來的。我予以嚴正駁斥:如果你活在宋朝,也會天真地想像,中國人二三百年後一定會比趙姓皇帝的開明宋朝更好。結果不久之後,蒙古人侵佔,劣幣驅逐良幣,然後是三百年停滯和黑暗的明朝。中國人很懶惰,將目前的問題推給未來的子孫,覺得所謂明天,一定會比今日好,結果一定事與願違。

香港也一樣,還記得老董這個中國老人剛上台時吹噓的「明天會更好」嗎?二十年過去了,這個明天變為今天,景況如何?美國選民逐漸明白了此一道理,於是寧願將明天押在Donald Trump身上,也不再讓左派的偽精英政客胡混下去。如此則痛定思痛,是知錯能改,才是明天好的開始。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狂人總統上台,先簽署行政令,坐言起行,令美國退出TPP,西方輿論大嘩,認為如同讓位給予中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出席瑞士經濟論壇,大力提倡「自由貿易」,反對保護主義。不在現場的人,不知冠蓋雲集的西方專家和記者有何反應。但西方與中國市場交手,經歷了三十年的所謂「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我不知道在這位中國來賓誇誇其談反保護主義的時候,中國在大陸剛下令所有韓國影音產品、明星電視劇全部下架時,在瑞士論壇的韓國領事和商界代表,聽到這種話有何反應。

狂人總統退出TPP是向世界警告:三十年來美國向全世界的貢獻太多,特別是中國。克林頓以為,批准中國進入世貿、給予貿易最惠國待遇,除了令美國享受廉價貨品和低通脹,還可以協助中國融入西方市場文明的軌道,培養一個中產階級,令中國人產生民主自由思想,最終成為一個認同普世價值的文明國家。

克林頓代表了美國戰後對中國的善良願望,但他不知道一九四九年前後,兩個中國不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確實令美國享受了三十年低通脹黃金時代,美國銀行有充裕的時間空間,批出大量貸款,乘生活成本低廉之便,營造了三十年幸福生活如仙履奇緣童話一樣的泡沫。

美國等了三十年,希望中國人轉型,中產階級可以迫令中國政治改革,但尚未等到這日,美國自己的經濟先行泡沫化,產業消失,高科技和金融刺激借貸,美國透支明天的紙上財富,中國透支水土資源,大家一起印鈔票,全球經濟,因為這兩大國又勾結又鬥爭,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中國政治改革也落空。自法國革命以來,西方各國一旦出現中產階級,無不向自由、平等、人權、寬容的文明方向靠攏,要求進入議會尋求民選的利益代表。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經歷秦始皇中央集權帝制二千年,加上「六四」後展開強力的民族主義洗腦宣傳,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是物質和收入數字的中產,不是道德勇氣和民主訴求提升了精神中產。中國的中產階級在經濟開放崛起之後,體現得到是能買幾個法國名牌手袋、小孩能否越洋送去英國讀寄宿學校,以及在日益污染的水土環境中,如何能最快以各類潛規則積聚足夠財富之後移送美國、澳洲或加拿大,然後急急腳離開中國。

顯然,此等中國式的中產階級,與西方所期待的人性普世中產階級背道而馳。於是美國終於發現上當:三十年吸納中國進入以美國主導的世界自由市場經濟體系,認為中國偷竊了三十年時間,擴張霸權,由當初謙卑的「與國際接軌」,今天有毛有翼則「要做世界領袖」,以及「要由中國制定規則」。西方的資金和生產線,為中國造就數以億萬計的工作機會(當然其中港台老闆的殘酷剝削也是血汗GDP增長的一部分),現在三十年資助的結果,是南中國海的擴張,與俄羅斯的勾搭,以及大量武器運送中東,並支持北韓發展核武。凡此種種,不但威脅美國基本利益,還危及西方文明。

狂人總統就是三十年來美國選民痛定思痛的產物,與英國公投退歐,選民發現上了歐盟的當相同。一旦美國向全球化「退股」,留下的真空,中國是否可以填補?答案是不可能。首先,美國撤廠,撤走大量聖誕樹燈飾、T恤牛仔褲、運動鞋和迪士尼商品玩具的訂單,這些產品美國不做,中國商人也不會做,因為純粹是為美國市場而做。所謂「美國人不買,我們來買」,亦即擴大內需,市場經濟結構不同,如果真的如此簡單就好。

其次是中國式的增長,是對本國水土資源自我破壞的增長。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認為,真正的經濟增長有衰退的循環,但不要怕,真正的成長是一旦成果被拿走,明年還可以生產同樣的東西。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以損害未來的生產資源和能力為代價。美國作者艾比(Edward Abbey)警告過:為增長而增長是癌細胞的意識。

中國三十年來的增長,殺雞取卵,空氣和泥土污染無法還原。一旦想恢復「北京奧運」時的藍天,要永久藍下來,大半個中國的工廠必須停工,現有的增長模式必須改變。譬如北京超過五百萬輛汽車,至少要一半改為電動,但充電要額外土地空間,北京的土地早已劃分,吞進口裡的利潤和資源又怎會吐出來?嚴格來說,北京不能再開汽車,返回毛澤東時代,全民騎自行車最佳。當年荷蘭的左派紀錄片導演與西方左翼如莎莉麥蓮訪問中國,不是大讚紅色中國綠色生活,保護環境比西方更先進嗎?事實證明,這是幼稚的誤會。

「全球一體化」是美國人發明的。七十年代開始,全球化備受左派學者批判:可口可樂、麥當勞、迪士尼,侵蝕了歐洲和第三世界本土文化,所以左翼一向反全球化。但三十年後,這些左仔一一成為全球化的得益者,非政府組織的職位、歐盟的官僚體制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今日輪到狂人反全球化,葉公好龍,西方左翼不幹了,竟然全力維護全球化,這就是他們的偽善。

若美國不再全球化,全球就不會存在。很簡單:Globalization是由美國的創意、行政管理、強大的市場推廣而實現的,這三樣中國也沒有。中國無法令巴黎婦女穿上華潤國貨出售的棉襖而覺得是生活品味的象徵,中國電影「長城」也無法在美國五千家戲院上映,橫掃全球票房。「孔子學院」則陸續關閉,中國並無令世界吸引的文化實力。與美國輸出精神文明不同,中國只能輸出人口,如果美國不要他們的廉價貨品的話。如果輸出人口就是地球一體化的龍頭,那麼十九世紀大量賣豬仔去美國築鐵路、去南洋開墾,那就是中國領導的「全球一體化」了。

大洗牌人人恐慌,包括美國左翼、中共、香港的中環人,但三十年全球共業,以為灰姑娘與王子的舞會永不散場?哪裡有這回事。狂人總統不是天降的煞星,只是天理決定的循環報應。

 

插圖:詹震寰

中國人那麼仇恨自己和自己的創作人,將自卑的情結折射到仇恨這個世界。美國和日本首當其衝,出於一個民族心理的虛無。中國人從小讀歷史,就被告知「三千年燦爛文化」加上「地大物博」。

但長大之後才知道不是這回事:土地資源已經污染,抬頭是污染的天空,魚、肉和食水、雞蛋白米全部有安全問題。能輸出的只是紅色大媽遠搬到羅浮宮門口跳的革命紅歌舞。中國人能輸出世界的產品愈來愈少。

我不是指Made In China之類、由美國歐洲日本投資者和設計師將圖樣規格數據標準拿來,下令中國廉價勞工按圖製作的產品。譬如中國民工裝嵌的蘋果手機,不,這些不是真正的中國製造——我是指中國原創的文化產品。

當我在香港識人事時,就知道中國人能輸出世界的僅存兩樣:一是中國功夫,二是中國飲食,除此之外,一樣也無。功夫是拜李小龍和袁和平的電影所賜,李連杰後起之秀又紅了一陣。到今日通通再沒有接班人。

我很奇怪,少林寺一樣有武術學校,為何再找不出一個李連杰第二,遑論再世李小龍。有人說是因為少林寺「公司化」走向市場,一幫和尚缺乏創意,對勞力士和CEO名銜的追求,大於將中國功夫的精髓發揚光大。

Well,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反華反共分子和中國網民的造謠,但總之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當甄子丹也已經年過半百,二十出頭的中國功夫明星一個也無。

姚明在美國打籃球,靠的是身高,不是詠春或北派的拳腳。因此姚明是「地球一體化」了、又經美國標籤加工後的跨國消費品。其次就是中國飲食:八十年代我第一次去紐約,看見很多湖南餐廳,是移居紐約的前國軍開辦的。

國軍多湖南人,一九四九年淪陷之後,隨着蔣先生遷台,有的隨子女去了美國,將很地道的家鄉湖南菜,用美國新鮮的食材,做出很好的「左宗棠雞」和「宮保牛肉」。今日再去,中國菜館清一色由八十後的中國新移民打理,全部味精一體化,吃不出上世紀那股民國山河歲月的真中國烹調味。

今日我對十多二十歲的中國小孩說:「你們生得晚,可以避過文革浩劫,是你們幸運。但出生得遲的人,沒有見識過真正優良的中國烹調,則是你們的不幸。」他們聽見,瞪着眼睛,我忽然覺得對這些人講唐詩宋詞,有什麼必要呢?他們今日已經是「叮噹」漫畫和日本「你的名字」卡通的忠實Fans了。

中國菜今日不適宜西方健康食品的潮流,卡路里太高,油和膽固醇太多。你自己喜歡是一回事,但崇尚健康飲食的西方,愈來愈不收貨。中國兒童情迷麥當勞家鄉雞多於蝦餃點心和油條。

美國的飲食霸權掃蕩大陸三十年,大勝而歸,現在將股份賣回中資,成功顛覆了中國肥胖小孩下一代的腸胃,今日功成身退。除此之外,中國人有什麼把炮的物品,可以令國際「尊敬」?京劇、水墨畫、廣東大戲?還是在一粒米上寫一首唐詩?通通不要開玩笑。可見大陸人的影評將「長城」罵個狗血淋頭,一股狂躁無處發洩,他們在污濁的空氣建成的監獄裡無法逃出,只能不斷嘶喊,用頭撞牆,這股絕望的嚎叫,令人深表同情。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聖誕節美國發行梅爾吉遜的「鋼鋸嶺」,在大陸大獲好評。電影少有地正面頌揚基督教精神,因為片中主角是一個不拿槍的軍醫,卻是忠誠的基督教徒。他相信憑基督的信崇可以不必殺人,而在戰場救活無數傷兵。

這是佛教地藏菩薩的觀念:「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藏菩薩誓言不在苦世救完所有亡靈,自己決不成為菩薩。此一精神與二千年前的耶穌相似。證明由印度源起的佛教東方文化與西方的耶教完全可以「地球一體化」地接軌。

由中國大舉高調投資的張藝謀導演大片「長城」在大陸上映,卻不幸劣評如潮。中國觀眾大罵這部「偽荷李活片」,用各種各樣不堪入目的形容詞,甚至詛咒「張藝謀已死」,氣得中方投資者破口大罵,要將此等「影評人」以誹謗罪告到中國法庭。

因為「長城」請來了荷李活第一線明星麥迪文。看了預告就知道麥迪文純粹為錢打工。麥迪文從前許多大片如「雷霆救兵」、「火星任務」、「叛諜追擊」,都是宣揚西方自由、文明、人權價值觀的好戲,內心演技層次豐富,而且麥迪文不是草根打仔出身的明星,而是哈佛高才生的演員。

按道理,好的演員挑選劇本必嚴格,但正如「教父」裡的名句:「我能開給他一個無法拒絕的價錢。」中國有幾萬億美元儲備,麥迪文想必當飛去東莞出席一家民企工廠的紅地氈開幕禮,收一封超巨額的利是。回到美國交一半給稅局,美國政府公民蒙利,倒也甚好。

但我一直聽過「愛祖國,用國貨」,六十年代以來一直是香港左派愛國分子的口號。雖然是一部偽荷李活片,但畢竟是中國人民出的資金,高薪禮聘了麥迪文來中國走了一回天橋,而且片名「長城」也畫龍點睛講出了中國人的脊梁骨,在外國侵略者面前不可侮辱的大無畏精神。

何況電影也不是一無是處,漫天飛舞的魔龍怪獸,荷李活IT特技人員做得極為出色,張藝謀也沒有令人失望。就算將二○○八年奧運開幕禮的那套花碌大騷再翻版一次,中國的農民人口也應該很對胃口,不知有什麼好罵呢?

這種謾罵的心理,可能是基於一個民族深切隱藏的嫉妒和自卑。電影的女主角是中方投資者的密友,本來寂寂無聞,忽然一下飛龍在天,可以成為麥迪文銀幕上的支那愛侶。許多中國女人發夢都想去美國,大了肚就希望去加州產子,看了這位新進女星如此順利名揚國際就上了天堂,心裡怎會不憤恨呢?這也是人之常情。

張藝謀也終於得償所願,終於做了一回荷李活片的導演,也令人高興。樹大招風,中國人的眼紅嫉妒舉世知名,只不過人家大導演懂得走位,可以取悅市場。罵張藝謀向金錢媚俗屈膝的人,自己卻不會在兩年前掏腰包看張大導的「歸來」——那齣戲不就是張藝謀知識分子的心靈之作嗎?你們這幫王八蛋看不看?不看,因為講文革的創傷,中國人覺得沉悶而老餅。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狂人特朗普正式就任,中國緊張,認為美國會掀起貿易戰。奧巴馬被送走,左翼精英不服,狂人宣誓就職,華盛頓千人暴力示威。

罵狂人如何粗野無禮很容易,但特朗普是一個「結果」(Consequence),而不是原因(Cause)。二○○八年,有五成三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生活質素,屬於中產階級,但奧巴馬兩任期間,二○一四年,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只有四成九。

二○○八年,十八歲至二十九歲的美國人,只有兩成半覺得自己是窮人;但到二○一四年,同齡的美國人,已經有一半覺得自己是窮人,數字增加了一倍。

歐盟為何右翼抬頭?希臘年輕人失業超過五成,總勞動人口失業率百分之二十六。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失業率也全線增長。歐盟之中只有德國擁有強大的工業經濟,德國大愛狂收中東難民,但難民卻在希臘登岸。憑此一地理數據,即可知歐盟逼退了英國之後,仍頑固不肯改革,不見棺材不流淚,見到棺材,也要主動踏進棺材一隻腳,歐盟非解體不可。

特朗普上台,是一個敗局的必然結果。並不是特朗普發瘋,而是西方以致整個世界先發了瘋。北京的毒霧,就是「世界瘋」的其中一個環節;特朗普上台,「中國瘋」也是重要的誘因——「世界工廠」盲目追求GDP,因為一黨專政,不保持連年高增長,中國恐懼一旦淪為希臘,會發生社會動亂,危及共黨統治,半個中國的「霧霾」,就此形成。美國狂人總統不理會中國的空氣污染不污染,只需「美國第一」,力主撤回生產線。一旦美國帶頭,資金外移,中國如何「擴大內需」,繼續保八不果而保七,保七不果而保六?

二○一七年,全球大洗牌,會進入停滯期,也就是低消費期。美國加息,促進了停滯和低消費的來臨。若是如此,則減慢能源消耗——一九六五年以來,全球能源消耗增加了兩倍,全球人口增加了一倍,石油、煤、天然氣消耗量,分別增加了兩倍半、兩倍和三倍。中國人的能源消耗,當然是火車頭,毒霧熏天、肺癌增長,是十分公平的因果報應。正當中國人瘋狂消耗煤炭和石油之時,西方文明又一次顯示了巨大的民族優越性:小國荷蘭已經實現風力發電的汽車能源,西班牙的巴塞隆拿已經開始以人工智能劃分垃圾;西方文明國家的電力汽車,比例上升;中國還在用劣質的燃油,電池充電的汽車,不但會佔用土地,侵犯特權利益;而且中國的石化工業早已成為紅二代權貴近親壟斷的財閥,絕對不會減低石油用量,否則影響貪污收入。所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之說,十年前喧囂甚於塵上,現在中國人看見他們半壁國土陷於不見天日的廢氣之中,「中國人世紀」原來即是「肺癌世紀」、「霧霾世紀」、「爭相移民美國」的世紀,牛皮也漸漸不好意思吹下去。

正當中國人還迷戀「增長」之際,西方卻正步入「停滯」;當中國人染上了名牌和飲食的高消費而無法戒癮時,西方已經進入低消費年代——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人口,登山跑步,愈來愈有活力,壽命愈來愈長;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低頭族,成為草食男和宅男。

奧巴馬上台時誓言要殲滅華爾街大鱷,沒有什麼建樹。美國政府只有靠向華爾街大行課以罰款。跨國銀行操控匯率,繼續藉房貸市場推銷有毒債券和金融商品,二○一二年英國柏克萊銀行被罰款四億五千萬美元,摩根大通、皇家蘇格蘭、瑞銀、德意志,這一年共支付超過二十億美元罰款。早已遷冊的滙豐當然也不例外。至二○一四年底,全球金融機構因行為不檢而支付的罰款與賠償,超過二千八百億美元。

全球財富分配極為不均,必然阻礙全球的經濟增長。香港的父母最想子女讀金融工商管理,將來進入「投行」。「中環精英」和中產階級飯局時交換親子情報,有哪個的子女大學畢業,能拼進德瑞或法國里昂者,無不成為艷羨對象。有如三十年前醫科畢業一樣。但即使投行,面對亞洲市場,高層都由中國海歸紅三代出任,因為他們有人脈,懂得如何由大陸搬運財富。他們自然都已取得美加等西方文明國家居留權,無法蠕爬去西方移民定居的工廠民工、毛左老幹部、北京的紅歌大媽,則繼續留在中國呼吸廢氣,早死早着,倒也是中國人自我平衡其人口繁殖而爆炸的自動機制,對於世界,也不是壞事。

明乎此,則明白英國為何退歐、美國為何選出狂人總統,也能明白香港不論如何換特首,花幾多錢選舉,也一定沒有出路。這個愚昧的世界早已被升上華爾街和歐盟官僚神枱的左翼精英啃吃至盡,他們二十年前反對「全球一體化」,認為美國的可口可樂不該在西藏拉薩出售,麥當勞也不該開在河內的仰光,因為這是美國霸權「經濟文化侵略」,但他們今日成為這支霸權大軍的一部分,輪到特朗普領導藍領反「全球一體化」了,則又被指為「法西斯」。這就是左膠左匪之虛偽和鄙劣之處。狂人總統上台?好極了,這個世界,惟欠一場大戰。中國人民和左膠偶像毛澤東不是一直在訴求早點打核戰,任由中國人口死一半,而在廢墟上重建新秩序嗎?我開始也愛上了眼光長遠的毛澤東。

插圖:詹震寰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公開反對司法獨立,聲稱必須警惕西方的所謂三權分立意識。幾日之後,中紀委副書記吳玉良在記者會宣稱:中共領導反貪,是十三億中國人的共識,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吳玉良聲稱:所謂獨立的監督機構絕不存在,也不會接受,因為「中國人民的DNA與外國人不一樣,提出三權分立,是沒有理解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共高官公開認可中國人的DNA不同,證實了本人十年來的論點。

中國DNA的民族性,是討論中國前途的終極論點。也就是說,一百多年來,由清末開始,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留學英國、日本、歐洲、美國,由戊戌維新、孫中山革命到胡適,三四代人嘮嘮叨叨,認為中國人也應該走上西方民主自由之路,並質疑外國人可以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我對這種無休無止的爭論極之厭煩,認為中國人的基因絕對不可能達成民主,就是一錘定音,一詞DQ,請以後的中國文化人、學者,不要再討論這個無聊問題,從此永遠收口,節省人生一點寶貴的光陰,將有限的時間用於更有建設性的事情上,例如學好英文、法文、日文,然後移民外國,融入西方文明社會,做一個世界公民。

那些囉囉唆唆認為中國人也可以實現西方議會民主的,就是漠視了中國民族無法改變的文化基因。

為什麼「中國人DNA論」是早已證實的真理?看看三千年歷史就知道。中國三千年史,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的中國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分裂為最多三四百個國家,其時並無「大一統」的所謂大中華觀念,是思想最開放、諸子百家創新的時期。孔孟、老莊、荀子和墨子,都是第一階段中國人的文化建樹,與當時的希臘和稍後的羅馬相比毫不遜色,而且某些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人的第一期,本來相當健康正常。但這個民族運氣不好,戰國七雄,七個國家只要隨便哪一個最終統一中國,例如山東鹽鐵經濟發達的齊國,或文化細緻浪漫的楚國也可以,偏偏是黃河流域最落後的秦國。第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產生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秦始皇,公元前二百多年,將中國人帶入了困在長城之內的第二期。

中國人的意識和見識,早在這個時候產生根本的改變:本來文化人可以與春秋戰國的君主平起平坐,以朋友和同盟的身份論道,秦始皇一下焚書坑儒,將知識分子貶降為仇敵,再用殘酷的暴力將中國農民驅使修築長城,將中國人由第一期快樂耕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農耕生產者,轉化為奴隸,而中國文人則開始轉化為奴才。

中國人的第二期由秦始皇開始,雖經唐宋的回光返照,有約五百年短暫的好轉,但這個民族運氣不好,宋朝本來是中國歷代最優秀的家族皇朝,卻因為遭到金國和蒙古的侵略,第二次劣幣驅逐良幣,這次是亡於蒙古人。蒙古人是一個低檔的民族,當時賣相醜陋,成吉思汗殺人的殘暴超過希特拉百倍。由這種中國人化為蒙古帝國的殖民地,最後雖由朱元璋幾個人造反,也是一次劣幣驅逐劣幣——朱元璋雖然是中國人,始終中國一名盜寇做了皇帝,好過光頭拖一條豬尾巴的蒙古人做。但朱元璋也繼承了秦始皇的劣質基因,他有精神病,家族的健康缺陷維持了十三朝,三百年來,明朝比起蒙古元朝,有文人還有瓷器、傢俬和一點戲劇詩歌的文學,但中國人的基因此時已牢不可破。

滿清入關是異族對中國第二次龐大的殖民統治。坦白說,如果一六四四年攻陷中國的,不是低劣的滿洲人,而是豐臣秀吉的日本後代,中國人的基因會有提升的機會。但滿洲人也是一個落後文化,無法應對世界的挑戰。第二期的中國人,奴性基因已經深固形成,直到由英國人以邏輯訓練、日本人以道德和資金支持的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制定成立民主憲制的藍圖,第二期的中國人此時見到一絲曙光,本來有翻身的機會。

但哪知這個民族不知受了上天何等詛咒,運氣奇差。日本人打進來,與張獻忠同一家鄉的延安中共勢力坐大,毛澤東殺入北京,中國人進入第三期,奴性基因經反右和文革,再次鞏固。民國和清末留下的一點自由和獨立的精神,再次用強力剷滅至盡。今日你看見的中國人,同樣是黃皮膚,人種與春秋戰國外貌無異,但民族性格與基因,經第二期之鞏固,第三期之深化,成為今日這個樣子。

中國人絕不可能建立西方的議會民主,單看一個基本事實:領土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此廣闊的國家,世上另有三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不要說有十四億人口之多,其他這三大國人口最多的是美國,只有三億。如此廣闊的國土,現在議會民主,先有一個條件,就是實行聯邦制。美國有五十個州,加拿大和澳洲也州省自治。國土遼闊,人口分布散落,必須由各州選出州長,像美國的制度一樣,按人口比例制定選舉人,再投票選出聯邦政府的領袖。

中國人夢想民主,怎樣普選?十四億人一人一票直選,只有兩名候選人,當然不可能。只有像美國一樣,先實行聯邦制,由黑龍江到兩廣,分成許多邦,也就是李登輝所說「先分裂為七塊」。七塊不是七個獨立國家,而是七個自治政府,其實七個不夠,美國都有五十個州,中國至少也要四十九個。但中國人的基因已經證實:這個國家不可能成立聯邦制,因為由安祿山到吳三桂到重慶王薄熙來,中國人的基因是一旦有了聯邦,必須擁兵自重,發展成尾大不掉,強幹弱枝,返回從前春秋之亂,中央政府成為周天子和漢獻帝。

中國人無法建立一個和平共處、互惠競爭的聯邦制,因為他們的基因是小氣、狹隘、自相殘殺。聯邦制這一關先過不了,演變為內戰,請問如何民主?

這就是中國百年許多知識分子想不通的問題。我一早想通了,我不用幾十年的寶貴光陰跟你廢話,我直截了當告訴你:中國人是不行的,不要花時間做夢。農民就是農民,生命的定義與動物一樣,飲食填飽肚子,別無其他。渾渾噩噩吃飽這一輩子吧。想民主?不如今生積一點福,下生另外投胎。

插圖:詹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