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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坐看雲起時
無定向風 香江不平這處鳴 壹觀點 事實與偏見 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股海縱橫 肉食中環 投資與良知 坐看雲起時 壹樂也 潑墨 關公不是災難 媽媽週記 中環任我行 壹角度 SecondOpinion 壹擋專政 壹計就明 運動壹指禪 精英秘聞錄 我係新界佬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撰文:陶傑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撰文:陶傑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德國漢堡舉行G20高峰會,美國狂人總統到會,其言行全球關注。

特朗普上任半年,外交政策打出一套「喪拳」、「盲拳」、「笑拳」,看似並無章法,實際上以「顛覆」、「重組」、「拆毀」為主。生意人接管一家赤字壞賬的公司,炒人的炒人,裁減的裁減,像要開源節流,重新裝修。

關鍵不在所謂的特朗普,要拆毀顛覆什麼,而在於這個所謂狂想重建什麼,以及懂不懂重建。在這一點,特朗普百日,充滿爭議,開始略有點眉目。

特朗普競選時聲稱,企圖改善美俄關係。這一點令遠在莫斯科的普京聽見,兩眼發光。此次美俄兩巨頭會見,原定只談四十分鐘,結果談了超過兩小時。普京見特朗普,面部表情值得留意:凝重嚴肅之中,有歡欣和輕鬆,而且兩人對坐,普京的肢體向前傾斜三十度,反之狂人則坐直,生理語言顯示普京極欲與特朗普真誠改善關係。

然而特朗普有美國富豪傲慢任性之弊,出席外交場合,動作粗野,缺乏優雅,敗了美國傳統國風。去到歐洲,又指派自己的女兒代表談判,簡直是向歐洲文化面上吐口水。繼而又被踢爆在競選時讓兒子向俄羅斯索取希拉里的電郵醜聞。這等瘋狂的作風,一旦使出,一定要交出巨大的成績,否則會死得很慘。

撇開一切仇恨的情緒,美俄關係當然應該改善。如果美蘇在冷戰時代不能開戰,則普京時代的美俄關係,更無對抗的理由。首先,西方不是口口聲聲要推展民主議會嗎?普京就是俄羅斯選民一 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比起遠東另一個崛起的強國,普京並無全球擴張的野心。比起前蘇聯,普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沒有代理國。支持敍利亞、鞏固伊朗的緩衝,都不可以與冷戰時代的蘇聯比較。

不錯,普京在任曾出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但看看地圖:普京只是想重建前蘇聯時代的影響力版圖,普京不見得想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殖民。侵略波羅的海,我認為也只是西方的一種想像。但普京恐懼北約擴張到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就像電影「英雄本色」裡著名的對白:「我只想要回本來屬於我的東西。」對於普京,中國、拉丁美洲、非洲等從前史太林輸出革命的世界,並不屬於俄羅斯,波羅的海、烏克蘭、格魯吉亞,不必屬於俄羅斯,卻不能屬於以美國為主、充滿敵意的北約西方。

然而,這就湧現一個嚴重的矛盾:所謂西方,為何從來不肯包括民主的俄羅斯?由凱撒琳皇后、彼得大帝、阿歷山大以來,俄羅斯一直是西方文化重大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大極為燦爛的分支。沙皇時代的俄國文學,從普希金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音樂中的柴可夫斯基和莫索斯基,今日的歐美交響樂團,幾乎每一場都在演奏。西方對俄國懷有敵意,蘇聯時代完全正確,因為列寧和史太林是妖邪的異數,但普京最多只是沙皇,絕對不是列寧和史太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錯誤,已經證實德法英與沙皇的一場混戰,完全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同了。但今日西方對俄羅斯充滿對歷史的歧見。西方的左膠立場尤其矛盾而荒謬。當史諾登盜竊中情局和政府監聽國民網絡的機密,挺身而出,西方左派和知識分子歡呼為「自由英雄」,將美國的「建制」視同反動的魔宮。同時,美國的左派仇恨特朗普,指他「通俄」。但當史諾登投奔的目的地是俄羅斯,帶頭攜帶中情局機密通俄,則西方傳媒和知識分子則一片沉默。

如果史諾登是英雄,那麼他選擇投奔的俄羅斯和他擁抱的普京也必然是自己人。如果普京是敵人,那麼史諾登投敵,也一定是西方的內奸。但西方的白左講到這一點,故意顧左右而言他,形成所謂的失語狀態。為什麼?因為這等左派知識分子的愚昧和虛偽。

西方的左派指摘特朗普推翻既有的程序,但對這個問題,他們卻顛覆自蘇格拉底以來西方文明基礎的邏輯常識。普京並無「一帶一路」的野心,俄國人並無成千上萬湧往西方國家移民定居——即使有,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東正教是耶教文明的一支,俄羅斯移民即使到了英法和美國,不會放炸彈,也不會在市中心唱跳歌頌列寧的紅歌舞。俄羅斯並無紅色大媽這種怪異的低等動物,即使大量俄羅斯移民湧去倫敦居住,並不構成對社會安寧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威脅。

以上問題涉及簡單的常識,但西方不敢正視,無人能回答。為什麼?因為這些白左口口聲聲說要反歧視,但其實他們對俄羅斯和東歐充滿深厚的歧視。

這樣一來,特朗普去G20峰會,若對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顯出特別的熱情,請問有何問題?普京早已與列寧史太林的邪惡帝國切割,如果有什麼野心,也只是隔代重新尋找沙皇的光輝。請問十九世紀的沙皇對世界的威脅大,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列寧和史太林?

特朗普與普京建立親和互信關係,對世界極為重要,如果可以實現,這兩位領袖,比起當年基辛格黎得壽之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笑話,才更值得共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這種邏輯推論,你在今天的「紐約時報」會看得到嗎?不。因為這是西方精英的盲點。昧於歷史,也不懂地理。口口聲聲地緣政治之類的學術名詞,其實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特朗普的兒子「通俄」犯了什麼大罪?小布殊的父母老布殊和基辛格等長期「通中」,為什麼全無問題?

西方的知識精英採取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因為一來對世界的無知,二來對特朗普的個人仇恨膨脹到毫無理性的程度,大罵民選的美國總統為希特拉,視美國的半壁江山為納粹。這種知識精英自我幻覺的歇斯底里,不就正是左翼民粹的另類納粹嗎?他們的喧嘩和仇恨令我想起電影「驅魔人」裡鬼上身、頭顱轉動三百六十度的那個小女孩。

對於這等白左亂搬龍門,立場飄忽,並無真正的價值觀。天天吵嚷人妖進哪一種廁所,對於全球正邪善惡的大是大非卻顛倒黑白。這種偽精英完全是洗了腦鬼上身,口吐穢物。這個世界,有三大洗腦族群:西方白左、伊斯蘭國、中國紅色五毛。這三股邪惡勢力,一個是血癌,一個是腫瘤,一個是愛滋。如不有力抑制,人類三十年內必亡。

插圖:詹震寰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插圖:詹震寰

林鄭一度有意聘請日本的陳美齡博士做教育局局長,煲了一通水,泡沫翻騰,終於回復平靜。陳博士不論如何反佔中、不論如何聲討「南京大屠殺」,總之不可能獲得中方批准,移居中國特區掌管香港教育。

其中原因我在別處說過了。單陳博士提倡在香港加強文化藝術教育,這一點中國已經大皺眉頭。

先不說中國喜歡不喜歡。香港的家長市場在英國殖民地開始,率先已經視「文化藝術」為可有可無的閒科。全港中小學的成績表排列,中英數理化先行,歷史地理次之,體育、美術、音樂、勞作這幾科,在成績表上排在最末。有如電影一張演員表,關德興演黃飛鴻,曹達華和曾江演黃飛鴻的徒弟阿寬和林世榮,然後是鬼腳七、女主角任燕,再下來是大奸角石堅。香港中小學對「文化藝術」有如香港幾十年電影卡士海報上排在最末的西瓜刨、檸檬、陶三姑和陳皮梅,連李鵬飛姜中平也不是。

這是香港中國人家長根深蒂固的看法。望子成龍,時至今日,都想兒子長大做美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買辦。也就是說,當美國和中國結成資本霸權聯盟,香港的教育應家長市場要求,只能將小孩培養成「為美國鬼子帶路」、「為中國紅色資本跑腿」的經紀。當然,世界經濟大失序,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保命保飯碗要緊,真是沒有閒情來什麼文化藝術的風花雪月。

但這種小經紀,其本質上,為美國帶路是漢奸;為中國紅色資本炒熱香港的經濟泡沫則是港奸,但此兩奸合一,卻必須具有史丹福或哈佛的工商管理博士碩士學位。很現實,這是每年畢業入職能有一二百萬元起薪的最佳保障。香港的中產家長,晚上做夢也希望兒子長大了做這種人。什麼文化藝術,放你的屁。

在這個亂世,充滿謊言,做人要講真話,對嗎?以上就是真話了。列位看官,身為家長和香港專業人士的閣下,看到這裡,心裡能不贊同嗎?當然,你贊成的。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相關連結:

【陶傑開Talk】家長蔑視阿爺當叛逆 香港文藝慘被荒廢

http://bit.ly/2sMuIUp

相關連結:

【陶傑開Talk】中共最忌藝術家 陳美齡無可能做港官

http://bit.ly/2uwQl8y

既然如此,那麼西九文化藝術區這塊土地撥出來作甚?今日還在那裡養草,九七之後請過一兩個歐洲的鬼佬,給特區政府打工,動機是裝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族自卑感。洋人來香港特區為高薪上任,樂得「人蠢、錢多、速來」,看見香港的這批小中國人對貝多芬和梵高這等入門也一竅不通,原來天天只需飲食、看報告、見議員,然後吹一通水就可以領高薪。

怪不得這幾年高級鬼佬,來香港領了一兩年高薪,對這批穿西裝扮嘢的小中國人的厭惡,漸漸高於高薪花紅的誘惑,執包袱回祖家,或另找更有意義的工作。特區二十年,這種被「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黃種人自卑情結持有人請來裝點門面的CEO、後又因「文化隔閡」不歡而散者,當然還包括港大校長。

香港的精英中國人二十年來,口水hea日子,由「九+二」吹到「一帶一路」,又由西九文化藝術區吹到打造什麼什麼港,香港中小學教育的美術音樂科還是照樣茄喱啡閒角如故。將來的西九在多次追加撥款之後,蓋起許多昂貴的劇院、音樂廳,不錯,會吸引更多本地劇團去訂位。但今日許多香港本地藝術表演,其實門堪羅雀,公關宣傳呼籲參觀愈來愈吃力。若有一兩台粵劇,則只限於北角新光,確實場場爆滿,但都是七八十歲緬懷追憶的老觀眾,十七八歲到廿多歲的香港年輕人,則心懷多啦A夢,跟着婆婆去看大戲。不要開玩笑,他只問媽咪:今年暑假去日本哪裡玩?

陳博士做教育局局長如何振興香港文化藝術教育?我一心希望她能上任,願聞其詳,願觀其行。

另一方面許多香港人不認識的,就是現今的中國政權由毛澤東將中國人分為五大階級開始,經延安文藝座談會,已經將文化藝術的創作人視為永久的天敵。共產黨最仇恨文化藝術家,因為這種人腦袋天馬行空,不受控制。中國不介意很多人沒有教育,即使有點教育,做工程師比較穩當,因為這一行,物理化學至少還有一個楊振寧。

一旦什麼「文化藝術」,共產黨認定:出現大量「獨立思考」的創作人,必多於吹牛拍馬的文奴,這是威脅其權力的風險。共產黨不知道你的話劇、音樂、電影裡有哪些含沙射影的機關。所以香港立法會的「文化藝術界」永久由一名並非這個行業的、出生夠紅的官僚來代表,這個人,就是來管你們這班文化藝術家的。中國最大的願望,其實是與其浪費人力,逐級審查,不如釜底抽薪,令文化藝術創作人在中華民族這個品種裡,長遠滅絕。

明乎此,香港有什麼「文化藝術」的前景可言?看看西九那片日曬雨淋的土地就知道。陳美齡博士來不了香港,或有人暗中否決是她的幸運。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暑期大片「加勒比海盜」第五集全球推出。成本二億三千萬,暑假未到一半,考試完畢,兩星期全球票房突破六億,賺錢無疑。

「加勒比海盜」已經拍了十二年,是電影走向全球化、面對高科技化、融入電影年輕觀眾手機化,面臨此三大挑戰的應對典範。

網絡世界,人人爭做低頭族,當全球人類逐漸適應了方寸屏幕的手機,如果印刷品包括報紙書籍率先陷落,戲院的大銀幕、電視的大屏幕,在邏輯上,也應該一一淘汰,為何書本和報紙虧損最慘,而電影和電視,至少在英語世界,不但還有得做,而且有利可圖。

帶着這樣的問題,我去看「加勒比海盜」最新一集。電影情節荒誕,毫無人物性格可言,敍事方式也非常雜亂,固不待言。但這不是問題。全球化的觀眾如何反應,才是了解明天傳媒走勢的關鍵所在。

戲院的家庭觀眾看得聚精會神,無人中途離場。因為即使用綠色布幕貫穿製作,特技和電腦操控了電影,但「加勒比海盜」令全球電影觀眾非走進戲院不可。「令你非看不可」就是電影業自衞求生的方式。

我想:今日世界,每一個地球村人民,平均二三分鐘不低頭看一看手機,就覺得活不下去。走進一家戲院,不准玩手機,巨大的銀幕,有何本事能令觀眾凝視前方,手機即使在袋中震動也不低頭?

做到這一樣,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加勒比海盜」電影系列,唯一的武器,就是令色彩繽紛、動作跳躍的特技,只能在大銀幕顯示,無可取代。例如片中那一艘沉船,船上一干做了死鬼的幽靈奇兵,他們出現時一張臉孔和一副身軀都只剩一張破碎多皺的布。此一特技製作複雜,必須在大銀幕展示方有震撼感,而且知道是一群活死人。手機之上完全無法得到同樣效果。此一訊息極為重要:關上手機,走進戲院,如此超然的視覺幻景,買票掏腰包才有得看,免費下載,即使大陸人盜了版,你也覺得不進戲院才是損失。

電視方面的西方救亡則早已開始。最好的電影人才投入電視製作劇集,由「紙牌屋」到「福爾摩斯」,除了大明星,電視劇的結構和節奏比起從前,早已產生變化。而且令你非打開電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觀看不可,英美電視劇的製作,包括製作、攝影、燈光、美工、特技,完全與大銀幕的電影一樣要求。因此看當代的電視劇,就要用高清的屏幕,同樣的理由,手機和iPad此一下載工具無可代替。

這就是湯恩比說的文明定義:「只不過是挑戰、以及如何回應挑戰。」西方影視工業的幕後是猶太人,猶太人的智商高超。以色列就是高科技的搖籃,猶太人發現了新玩意,形成對自己工業的挑戰,則再由原有工業產生創意迎接挑戰。猶太人這個民族,就像左右手互相搏擊的老頑童周伯通,一心二用,在創意發明的世界自己與自己捉棋,一直領先名列前茅。

電影和電視,都有令手機的地球村人民關機兩小時、非看不可的理由,因為此兩大工業,愈來愈可以憑影像,而不是主題思想來賺錢。「加勒比海盜」、「魔戒」、「美國隊長」都不是為知識分子而拍的,也不為中產階級製作,而是想到全球電影觀眾的平均智商,由美國的青少年到印度、印尼、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如此一來,西方文明裡的哲學、文學、美術等一切所謂深度的元素,只能暫時放下,為反智和純觀能的小腦反應而設。但是「加勒比海盜」的投資者是美國迪士尼,導演是挪威人,演員有英國人和澳洲人。海洋的視覺特技比起「鐵達尼號」的沉船,製作技術又不知進步了幾許。電視劇則深入中產家庭,「紙牌屋」這類劇集則以真正的中產專業家長為觀眾對象,讓他們在客廳打開電視機。電視劇則以離奇懸疑的情節、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一環扣一環,令觀眾追看下去,而不需銀幕大片的電腦特技。就這樣兵分兩路,西方的影視工業面對手機,不但沒有敗下陣來,還各自走出了一片新天。

但這一切僅限於以影像主打的傳媒工業。報紙和書籍不講影像,以文字和媒介則就吃力了。「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無法玩弄特技,而書本不論如何印刷精美,也只能是攝影圖片。印刷業相對於影視業輸在第一步。加上手機群組彼此通報八卦資訊的碎片化,新聞業垮掉了,但影視業沒有垮。

過去一百年,書籍、報紙、電影、電視是傳媒工業的四兄弟。前兩個是孿生,後兩個也是。現在書籍和報紙這對孿生兄弟,在科技的波濤洶湧的海洋裡沉下去了,電影和電視的另一對則找到了幾塊浮板,可以掙扎求存。文字畢竟是少數人用來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娛樂的媒介。用文字來講故事、說笑話、表達神話必須淘汰,由影視來取代。

然而文字的功能不只於此:文字還可以表達邏輯、論點、思想,這一塊則無可避免地大面積淪陷,將來只成為少數精英的一片沙洲。但如果這一小片文字的沙洲也受到污染,由左膠散播毒素,胡說八道,則連這片小沙洲也被洪水淹沒,二十一世紀世界必陷入更大的紛亂了。

插圖:詹震寰

美國維珍尼亞大學男生溫貝爾與同學先去中國,再跨境遊北韓,不知何故被捕,十七個月後獲釋放回國,已經成為活死人,幾日之後,總算可以在文明的天堂,在父母懷中離世,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溫貝爾與一干美國大學生在北韓旅遊的照片,最後時刻曝光。一伙美國校園青春男女,完全不知憂愁為何物,去到北韓這樣的國家,表情、心情、友情完全還當作在遊美國迪士尼樂園。

他們在北韓進餐時滿面笑容,嘻哈selfie,好像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國家,以及周圍的人有許多在捱餓。喪玩得如此高調,在一個仇恨歡笑、與快樂無緣的極權國家,男主角身形高大,招人眼紅妒忌,要抓一個來做樣本,除了溫貝爾非他莫屬。

美國的年輕人自小看了童話「小飛俠」,以為一生都住在忘憂鄉,對西方文明世界以外的民族了解不足,永遠假設非白人民族的思維方式、品味愛好、人性善良,與美國人一樣。這就犯了二十世紀最偉大作家之一的卡夫卡名言之忌:人生的悲劇始於「善良不懂得邪惡,但邪惡對善良卻瞭如指掌」(The Evil knows of the Good,but the Good knows not of the Evil)。

美國教育不重世界知識,美國的電視新聞像台灣一樣,整天滾動,轉來轉去,就圍繞着美國政壇一兩個政客的sound bite或說錯了幾句話,好像全世界都圍着美國的肚臍眼不斷旋轉。這種二十四小時新聞,做來是浪費金錢,卻是一人一票民主之弊:人性本來淺陋,只識眼前方寸那小片天地,包括中國的愚昧農民,打開門耕田就是那一兩畝,祖宗十八代耕到今日。人類眼界本來就淺陋,不要誤會,將人類帶上月球,所謂「自己邁出一小步、人類一大步」之說,絕對不代表世界大多數的人。真正有理性思維、有看法、有品味的人,在愚眾之中永遠是少數。

那幫美國大學生,「危邦不入」,此一常識,竟然不知。這個世界好玩的地方很多。要冒險,大可爬喜瑪拉雅山,至少雪山的氣候和地勢,生死不由伊斯蘭國和共產黨來操控。攀喜瑪拉雅山的額菲爾士峰,跌死或遇着雪崩,由天注定,即使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生命也有價值,但將生命毫無意義地拋擲在垃圾的國家,則是絕大的浪費。

西方年輕人其中一個弊端,就是看了太多的Discovery電視台。Discovery錯誤地向西方觀眾介紹了一個被知識分子的鏡頭選擇而美化、剪接而避重就輕的殘酷世界。偏偏有些荷李活電影如二十多年前的「午夜快車」,也記錄一個年輕人去了土耳其,不慎因運毒繫於黑獄,種種慘史又被指為「醜化第三世界」。從此美國的影視作品,對於第三世界的煉獄現實不敢太多着墨,怕被指為「種族歧視」。相反說到別國的陰暗面,例如警察公安打人,西方知識分子也會以「美國的警察也槍殺黑人」來為極權開脫。

久而久之,大學左膠氾濫,不知天下之險惡,人性之鄙陋與陰險,以為走出美國,即使身陷虎穴,只要「釋出善意」,就會得到良好的回報。

「午夜快車」這齣舊片,最震撼的一場,是男主角面對第三世界法庭,因被判長期監禁,他向法官大吼:「你們這幫人渣,我恨你們這個國家。」(I hate your country)。這句話當時我聽了冷笑,暗中佩服編劇說真話的坦率。但此一對白,當年引起爭議,說煽動所謂的種族仇恨——若一切電影凡有暴動都在煽動仇恨,那麼「教父」也在煽動觀眾對西西里居民的偏見,一齣電影也不必拍了,電影業不如結束——從此「午夜快車」的電影絕種,「冰河世紀 」、「加勒比海盜」一類幼兒大製作盛行。

溫貝爾這一代就是看了「反斗奇兵」系列長大的一代,亦即所謂年輕人「童稚化」(Infantilized)的一代。就像一隻小山羊闖進森林,一心以為只會遇見小仙女,哪知道撲出來的是一頭豺狼。這樣的美國年輕一代,留在校園搞什麼種族平等人權運動,或集會大罵特朗普,「實力」游刃有餘,走到外邊即刻成為第三世界的點心。

美國發生了什麼問題?溫貝爾在北韓法庭痛哭流涕那個樣子甚有象徵意義。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長不大,西方手機文化風行,連香港的中產階級也在效法。大學的學生彼此叫做「同學仔」、中產階級互相詢問:「你有幾多個小朋友?」一個答:「兩個小朋友了。」另一個問:「大的幾多歲?」答:「大的那個小朋友也二十九歲了。」以上對白,我在香港親耳聽見,心中罵了一句粗口:二十九歲還你他媽的「小朋友」?如此幼稚的社會,前途有幾多,可思過半,所以我慶幸一早已經移民。

但西方「童稚化」也不遑多讓。「哈利波特」、「星球大戰」、「加勒比海盜」,除了是拍給兒童看,也給所謂「童心未泯」的家長看,也是給數以十億計,智商偏低的農民人口大國觀眾看。正如馮小剛說:「有什麼樣的垃圾觀眾,就有什麼樣的垃圾電影。」一部手機隨時selfie,走上酒家,端上一盤美食,一眾青年男女即刻嘩嘩連聲,用手機拍下佳餚,然後又圍坐合照。此等童稚化的行為,瀰漫成人社會。難怪法國日本,有些有性格的餐廳,主廚勒令:美食上桌不准拍照片。

香港特首選舉像玩泥沙,「候選人」辯論有如小學畢業和初中的學生辯論比賽。一幫幼兒在擁有七十年鬥爭和仇恨經驗的人面前,我心裡想,真像森林裡一群小兔子。猛獸如獅子老虎,在動物世界,不但視小兔子小山羊為必然的肉食點心,久而久之,對這等軟弱的動物產生鄙視之意,覺得這一等的生靈沒有資格在世界長期生存,淪為獅子老虎的食物,是為天意。

這一點,Discovery許多野生動物紀錄片早已清楚記錄在案。在森林世界,Good和Evil之間,永遠不可能對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可能用微笑溝通,也不可以用一片燭光來融化對方。你用燭光,對方還以機關槍的火光。美國大學生溫貝爾見證了小飛俠的悲劇。

所謂童心未泯,用在史匹堡和畢加索的創作上毫無問題,只限於天才,一般庸眾,也如此行為,不要緊,山羊和小白兔,放心繁殖吧,獅子老虎豺狼,愁的只是一樣:山羊和白兔的數目不夠多,永遠不夠牠們吃飽。

 

插圖:詹震寰

如果林鄭的智商正常或高於一般,如果我沒有猜錯,在這一分鐘,她應該有點後悔競選特首。

她應該發覺,七月一號之後,她沒有什麼真正「施政」的空間。特首這個職位,其傀儡的指數比二十年來高出了許多。當然不是說前三任特首不是傀儡,但前三任的傀儡指數,由於政治和經濟形勢,維持在相當「合理」的水平。但林鄭上位之後,此一指數像癌細胞末期,增生膨脹,作井噴式的增長。

為什麼?第一是中國資金無限量高速湧至,搶購香港的土地和貴價物業。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萬億美元,也由於大陸反貪和房地產泡沫的過熱,比起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資本外逃,原因增加了一千個。身為特首,坐在上亞厘畢道,面對如洪水決堤一樣湧來的紅色資本,來自全國省市四方八面,國企、貪官、民間土豪,任何人做特首,如果覺得這些資本熱錢,對香港民生有害而企圖加以阻止,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在長安街站在一列坦克前舉手喝停坦克的那個白襯衣男子。

但林鄭比這個白衫勇士更無助的地方,是當日我們看新聞片,那個白襯衫男子舉手之下,坦克畢竟停下來片刻,想轉左,那個英雄向左移兩步;坦克轉右,英雄也向右挪移兩步。至少有幾秒鐘坦克是停下來了,雖然此一「反革命分子」下落不明,應該早已處死。

但林鄭即使敢叫停紅色資本的一列望不見尾的長長坦克陣,第一她不敢舉手叫停,第二她即使敢,坦克會在她身上輾過去。因為即使連習近平和王岐山也無法叫停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各部門、山頭、企業單位,以及各階層的民企資本的挾資大逃亡。

過去一年,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由三萬八千億跌到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合共約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但中國印鈔流通全球的人民幣現金卻高達一百三、四十萬億元。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只要有背景、有辦法如郭文貴者,如果手上有八千億元人民幣,打幾個電話接通金融銀行高層,就可以優先將八千億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通過香港或其他渠道,轉移往安全的地方。而平民沒有門路者,想將八千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也難。

愈多像郭文貴肖建華這類人,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愈火箭般上升。而如果林鄭有能力、有膽量與中國高層關起門來誠懇面談,要求、請求或懇求她的兩位最高主人習王,天可憐見,可否控制一下流往香港的紅色資本,她就有能力一早處理在四季酒店躲了幾年的肖建華。因為肖建華住在中環的「望北樓」,身邊有十個八個保鏢,這正是香港房地產價格進一步狂升的真正權力司令部,而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多幾個肖建華和郭文貴,香港的樓價每平方呎就會不斷上升,年輕人更攀購不起房子,香港中小企經營更困難,香港一般市民更難呼吸。但肖建華這種地下紅色財金司令,就像香港的大腸裡布滿瘜肉,瘜肉隨時轉化為腫瘤,變成腸癌,奪去了香港經濟的命。林鄭有權切除這些瘜肉嗎?一點也沒有。林鄭厭惡地產霸權,曾因嫌唐英年為香港財團代表而恥與之為伍,改而夥拍聲稱要打「地產大老虎」的梁振英(How naive),現在面對更猛十倍的紅色地產財團,她敢恨嗎?敢嗎?

不過,即使肖建華人間蒸發了,還有許多陳建華、張建華、李什麼華呢?肖建華代表的是貪官資本,但民企各階層也會外逃,申請移民加拿大、歐洲和英國。這些資本,習王的中國政府無法有效管理,只能夠通過不准兌換外匯的手段來堵截。這樣一來,人民幣的幣值升降又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於是中方要香港做「人民幣結算中心」,因為要在幕後操縱人民幣在大陸境外的流通量,以香港這個「結算中心」為操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槓桿。

所以香港特區二十年,其殘酷可悲的處境已經一清二楚,香港名為「國際金融自由港」,實際牆壁處處,關卡重重,香港小市民已經被四周落下來的無形閘門困得死死,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形成今日的結局,其「前傳」正是於二○○三年沙士之後,中國向香港宣布「自由行」,先讓民間的旅行團大量湧來零售消費開始。

「自由行」只是第一擊,只將廣東道和羅素街兩條街的鋪位炒貴。但正如邱吉爾說:戰爭一旦開始,任何英明領袖加上帝,也無法控制戰局的發展。「自由行」的閘口一打開,全國的貪官和紅色資本就利用同樣的通道,將比買一張LV手袋購物單更高一千倍的現錢輸送香港,而化身成為香港地產的新大地主。

這就是李嘉誠也要說「麵粉貴過麵包」的理由 ,因為事已至此,連香港第一富豪也無法與國家財金機器對抗。香港的地產財團,做了幾十年的港區人大政協,也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盤被祖國紅色資本,以本傷人,一片一片地侵蝕,他們敢以人大政協的身份,每年三月在人民大會堂對此與他們利益生計攸關的現象提出「意見」嗎?不要開玩笑。

因此林鄭不可能「扶貧」,也不可能真正的「紓困」。任誰做了財政司司長,不是死捂住荷包,防備下一波金融海嘯,就是開倉派點錢,這樣的財政司司長,老實說一聲,請一個菲傭來做也可以。

林鄭處境更兇險的地方,是頭上有老董與梁振英兩座山。「一帶一路大戰略」涵蓋香港,意思就是,當大陸資金進一步以「一帶一路」的堂皇名義湧進來的時候,香港不能不接貨,也不能Say No。中國的政治名詞是一套,人的行為現實是另一套。有梁振英領導「一帶一路」,令香港做樞紐在上,林鄭更有什麼能耐,對大陸湧來的紅色資本叫停?然後這位後座特首向中國進一步表達其「發揮作用」,要求香港成立一兩個「一帶一路」大戰略智庫。如果要林鄭撥出公帑成立「一帶一路戰略智庫辦公室」,一開口就要五億(不用重金怎樣吸引香港的精英出謀獻策服務呢?),她敢不付錢嗎?如果我是梁振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林鄭正是我特首十年夢半途落馬的受益人,我姓梁的同你有親乎?後面的老董當然也會支持我。

但這樣一來,這個小媳婦,其「高度自治」的施政範圍只限於在深水埗大角咀撥款批准多設幾個公廁,或其他柴米油鹽雞毛蒜皮的「民生政策」,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加上財政司司長不是自己人,這樣的特首做來作甚?但很難說,香港許多人出身寒微,自小看見在半山的那座港督府,覺得如果自己長大能以主人身份住進去,在港督的床上打滾幾晚,亦感光宗耀祖。此亦人各有志也。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中國「一帶一路」大張旗鼓開局。西方元首雖然不來出席論壇,但暗中注視,看看這頭所謂崛起的獅子,一對爪或明或暗伸到多遠。

「一帶一路」開張,巴基斯坦一對中國男女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斬殺,就不是一個好兆頭。最初以為這對年輕男女是響應「走出去」找尋新生活的冒險家。原來真相查明,這對男女去了巴基斯坦以教中文為名,其實是參加了韓國人的教會組織,向當地的巴基斯坦人宣達基督教。

如果我是中情局,會對這對男女的背景很有興趣:原來全球化這個大遊戲人人有份,一對中國年輕男女去了巴基斯坦,與其是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如說是參與了韓國代理的西方文明思想宣播行動。這兩位青年男女繼承了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深入蠻荒,宣播文明的遺志,並為此壯烈捐軀,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向他們學習表示敬意。

「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在歐洲失利。中國總理李克強要求德法意等承認中國「入世」之後滿十五年,英語被確認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地位橫遭拒絕。為什麼?很簡單,看看安邦保險、阿里巴巴、海南航空等龐大的紅色資本集團在各國的收購行為就知道。不要告訴默克萊夫人,這幾家紅色資本都是「自由市場」的結果。不,他們是一對紅色無形之手,在國企操控的中國資本市場,用中國國家機器的試管培養出來的怪獸。

幾十年來是中國親密盟友的巴基斯坦,似乎也對「一帶一路」不太感冒。巴基斯坦政府對中國鞍鋼徵收四成關稅,其他幾家鋼鐵國企向巴基斯坦傾銷廉價鋼材,莫不遭到巴基斯坦增加關稅以抵抗。中國的如意算盤:一旦將巴基斯坦拉攏成功,建設所謂「中巴經濟走廊」,大規模撒金錢,協助巴基斯坦建設水壩、機場、高速公路和發電廠,見巴基斯坦政府陪着一張笑臉,照單全收,即刻「夾帶」、「產能過剩」向外傾銷的私貨。豈知被巴基斯坦政府識破,大幅增加中國鋼鐵的反傾銷稅。

南亞的巴基斯坦如此,歐盟又如何會例外?美國總統帶頭制裁中國鋼鐵行業,但美國不是中國鋼鐵的主要市場,主要市場是像巴基斯坦這類的第三世界,繼而是歐洲。歐盟絕對不是省油的燈,聲稱因為中國的反傾銷,令歐洲鋼鐵業失去了一萬個就業機會。紅燈在歐亞亮起,隨後巴西、印度、土耳其、澳洲等國家,紛紛針對中國鋼鐵展開反傾銷調查或增加關稅的制裁措施。

這些消息滿嘴巴「香港為一帶一路發揮作用」的梁振英,自然不敢告訴你,也不會提。中國的「一帶一路」即使行得通,敲鑼打鼓張揚,壞在打草驚蛇,世界各國被中國誤以為一群山羊和兔子,都是食草的動物,只要狼和老虎戴着一張面具悄悄逼近,饗以利益,小動物就會乖乖上鈎。殊不知南亞次大陸的印巴兩大民族,其「古老文明」遠於中國的夏商周,論奸詐與計算,「阿差」的心計遠在中國人之上。印度還是中國的盟友,其他可想而知。

「一帶一路」變成全球大撒幣的慈善活動,但慈善幕後有操控的一雙有形之手。不用美國到處「挑撥離間,連巴基斯坦也看在眼裡。誠然,投下巴拿馬外交,中國也靠一本支票簿。巴拿馬運河的大橋和鐵路由中國出資埋單,輕而易舉將台灣趕走。這樣的「溝女」手法,像香港八十年代末的士高 :一個窮男與一名少女在跳舞,富家公子走過來,身光頸靚,露一露腕上的金錶,一身Versace名牌的行頭,女伴即刻將你撇下,因為打烊之後,有一輛法拉利接載她去吐露港兜風,而你閣下只會乘通宵巴士回屯門。

歡場無真愛,國際外交更無仁義,用錢買來的外交更如浮沙。中國外匯儲備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若靠房地產和擴大內需維持增長,則外匯儲備增加的遠景不及九十年代。支票一張張開出,以官僚集團的機器,下面的人只講「完成任務」,一方面在宣傳孔子學院、中華文化如何燦爛的同時,連孔子學院那個中國教師,私下也在謀求留在美國領綠咭的門路。

中國的民族弊端,是有太多的Private Agenda。千里求官只為財,早有明訓,你看二十年來香港特區的許多問責官員,有幾多個是「真心服務社會」?自梁班子之後,謀求一司半局職,當然是為了取得內幕消息、自己發達為目標,二十年來漸漸也學會了人民大會堂會議那種假大空的演講文告。香港的所謂中環精英,骨子裡始終是中國人的基因。二十年來維港與黃河合流,在所難免。如此大勢,「一帶一路」當然沙石俱下,不要擔心,會造就一批人發橫財。正如英國在南洋的帝國主義文明殖民,則造就了郭鶴年、陳六如、陳嘉庚等富商。在人類交通史上,如郭台銘一樣的代理中介富豪,在中國人世代都會盛產,不必擔心,但這一波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危害,犀牛和野生象的絕種,以及巴西熱帶雨林的砍伐,將會是美國全球擴張之後空前的一次。

連昔日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尚且反目,又怎怪得了北韓?中國人二百年來都在埋怨為何受到世界的誤解和孤立,我認為到了二十一世紀末,原因是什麼,恐怕也不會明白。

插圖:詹震寰

中國的「一帶一路」大戰略,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拉丁美洲,似乎只有秘魯「有幸」被欽點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受惠國。

拉丁美洲亞太盤地還有許多國家,為何獨是秘魯?由於有朋友是當地專家,還出於對時事的好奇,這個國家近年也成為社會精英攀登馬丘比丘瑪雅遺蹟的有型有款熱門旅遊地。我覺得自己很out,秘魯安底斯山之約也久違了至少二十年。

由洛杉磯飛利馬只需八小時,有如香港飛澳洲。拉丁美洲為何是美國的後院?走出利馬機場,瀏覽市區,方知過半:秘魯物產豐富,有最原始的薯仔,水土甘沃的芒果、木瓜、香蕉,由於安底斯山和亞馬遜森林的山水地氣薰陶,利馬的農產品之鮮美,一點也不輸於保護農耕的日本。

有如去澳洲方知道有袋鼠,到了秘魯才見識一種黑玉米。當地人用此等黑玉米和菠蘿根一起搾汁,成為像酸梅湯一樣的日常健康飲品。秘魯還盛產瑪卡,一種在高山種植的植物。瑪卡的種子近年被中國人獲取,移植去雲南再種,並將瑪卡定位為春藥,將這種天工之物貶低為功利的俗品。但是水土不同,有如移植西方的共和制和馬克思主義,瑪卡「中國化」之後,不堪入目。

實際上瑪卡促進性能力並非主要,當地人讓兒童早餐吃麥片也加入瑪卡。秘魯國家足球隊出賽,平時受訓,瑪卡也是活血補氣的健康品而不是藥物。有人說,世上什麼好東西,落在中國人手上,都化神奇為腐朽,化天然為惡俗cheap品。

有人說,遊秘魯而不去馬丘比丘是白行一轉,有如修讀英國文學而不涉獵莎劇。馬丘比丘上的印加帝國金字塔遺蹟甚為簡陋,並無太大的藝術價值,不如柬埔寨的吳哥窟。由利馬飛馬丘比丘,遊客必坐內陸機,但這一次我採取了一個錯誤的決定,與友人駕車上山。雖然出發前服食了抗高山症藥物,但上到三千米,藥力無法抗禦稀薄的氧氣,七盤八轉之間,汽車已經開到比拉薩更高的四千八百米。此時大腦進入半迷離境界,腦海一片空白,走兩步路已呼吸困難,心跳加速。乘車遠征馬丘比丘的大計到三分一,不得不決定折回。當地人勸喻原路回駕,但我們認為上來的風景看過一次,不如採取另一條路徑下山。

手機上的衞星導航只告訴你,像時鐘錶面,由六點的地方駕車上山到十二點,似有一條康莊大道,車流雙向,像西貢元朗荃錦公路,相當現代化。但由十二點下山到六點的位置,手機上的衞星導航告訴你有另一條路,但沒有說明是什麼路,心諗以為是柏油公路,豈知是長達三百多公里、在懸崖邊開鑿出來闊約十公尺的一條陰司路。

回程的路也不純是下山,而是上落多重山峰,一邊下臨無地,千丈懸崖。高山症令人迷惘,每轉幾個彎,看見一堆十字架靈位——原來是幾年來駕車跌下懸崖粉身碎骨,一家大小,刻着姓名的小型紀念碑。未出發前,村民說這條路上有鬼。一開車迅即天黑,想回頭也不可以,硬着頭皮在迷離之中強撐下山。

開到一半,因為碎石橫亘窄路,輪胎爆裂,與朋友下車手忙腳亂地換後備胎。高山症驅使,一面換胎,一面暈眩,拿着工具唧高車身,換好了車胎,只剩下三分一條命。朋友駕車時面目扭曲,有時氣喘,有時進入半睡眠狀態,即刻換位接手。原來的司機一坐在換了的位置上,我一發動油門,他已經打過呼嚕睡着了。

事後朋友說,雖然以前在秘魯住過三年,這段死亡之路沒開過車,一夜間覺得有一股力量:一股想將連人帶車推下懸崖,另一股則拼命往回拉。他感受到有正邪兩股神秘力量,一股要殺人,一股要保住。我半信半疑,心想幸好上山前在利馬教堂參拜過聖母。

南北美洲的教堂磁場不同,一進門發現宗教氣氛的教堂特別濃厚。秘魯五百年來冤魂無數:首先是印加帝國的瑪雅人天天殺人祭太陽。他們相信太陽一下山,明天可能不再升起,於是每日都要宰殺一名處女供奉太陽,開膛剖心,將屍體由太陽殿頂一腳踢下。在利馬郊外遊太陽神殿古蹟,還發現金字塔下尚有當時踢下來的骸骨可供撿拾。當然,敢不敢撿一根帶回去,是你的問題。

然後瑪雅人又被西班牙人滅族。今日秘魯的開國之父,是西班牙冒險家畢沙羅。他率領數千軍隊,以火器之便,殲滅了數十萬瑪雅人。西班牙人做了很多冤孽事:俘虜瑪雅酋長,逼他透露藏寶之處,酋長說了即被殺滅口。五百年來積累的人命,難怪連天主教堂也有一股神秘氣氛。拜了聖母,我相信這是天主教的力量救我一命。

秘魯的食物與日本齊驅,因為天然真樸不加工業染料。秘魯人種混雜了西班牙、印第安、瑪雅、華裔和日本,好處在於真正五湖四海,全無偏見,真正做到開放包容。為何幾十年來的華人遷移到秘魯,來了就不想走,不是沒有原因。

安底斯山於神為近,於人為遠,像一卷奇岩怪壘的萬年壁畫,沒有見過山脈,以豐富的人格,像一台台戲展開在你的眼前。那一夜,又近距離看到了一次死亡,陰陽邊界來去,感悟有時。

插圖:詹震寰

一九六七年五月曾參加過左派暴動的一群,前囚犯一年一度除了前往和合石致祭,還逐漸聲勢浩大,嚴正要求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消除其當年曾因愛國遭到判處入獄的刑事記錄,並向中國政府喊話,強烈要求「平反」,亦即對當年的暴動給予一個「愛國反英」的說法。

此兩大要求在當前現實的中國氣候,無疑極為困難。首先,要求梁振英下台前消除其刑事記錄,已經遭到梁特拒絕。梁振英語重心長,公開要求這夥老人家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將以前種種苦難冤屈通通忘記,不要再提。

一九六七年,梁特還是初中生,在英皇書院讀書,其時並無親中愛國的傾向。說不定天天上學放學,目睹炸彈,社會戒嚴,覺得生活受到干擾癱瘓,已經對這種大型抗爭產生反感和仇視。從心理上,到了雨傘運動,梁振英也非放催淚彈不可,就可能是少年期間對所謂港英防暴隊收復街道、果斷平息民粹運動的一種支持和延伸。加上父親是港英警察,血緣所限,對六七年的這夥老人予以平反,於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六七愛國老人的願望落空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對文革早有定論,就是鄧小平所稱的「十年浩劫」。習近平日理萬機,據說香港如何管治,對於當今聖上只是邊緣的邊緣,香港這個地方不再重要。既然香港對中央已經不重要,那麼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過英治時期的一點小事,當然也是「不重中的不重」。 如果我是習近平,考慮的是大局,萬一此例一開,全國在文革武鬥中死亡的紅衞兵,今日其親屬若個個要求平反,我也會很頭痛。梁特一向觸覺敏銳,對中央的心意揣摩得很準,其之「向前看」,必亦代表了習總書記的立場。 親中愛國人士充滿血淚的要求,上下兩線都很難獲得理睬。

中國政治過橋抽板,事過境遷,實屬常態。紅色特工之王潘漢年,三四十年代穿梭香港上海,為周恩來毛澤東聯絡文化人刺探情報,立下汗馬功勞。日治時期奉命去南京求見汪精衞密談,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想這段歷史曝光,因為延安與汪精衞南京私通,談論的當然是若將來日本取勝,中共如何與日本共存合作的「可能性」。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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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銀行瘋狂裁員,炒掉五萬人,金融圈震驚。

因為中國之「移動支付」驚人增長。全球銀行業的手機網絡支付交易高達近一千八百億宗,與去年同期相比,飆升超過六成。原來全國十五家銀行,九成的業務包括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支付寶和微信轉賬,摧毀大陸傳統的銀行業。

二○一六年中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七萬億,而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網絡,累積的網絡支付金額近一百萬億,暴升一倍。

支付寶與馬雲的「淘寶」,並稱中國現代化在全球包括對西方「跑贏大市」的「網絡生活雙寶」,用中國人做消費試驗品,可以豪稱未來大陸會進入無現金社會。

但隨即出現一個邏輯問題:既然不用鈔票是大勢所趨,為何大陸近年還不斷氾濫增加印鈔?中國國務院總理一次又一次宣布增印鈔票、量化寬鬆,模仿美國,全國通行的現鈔急劇泡沫化。要這樣多鈔票,都進貢給貪官用來儲藏在地板底和牆壁之內乎?

不但七十年代恒生銀行那個穿西裝的接待經理將會成為歷史,很快銀行櫃枱的出納員也將會如十九世紀末的馬車夫一樣,成為如長毛象的消失物種。連街邊的ATM櫃員機也終將沒有了。最後當然有銀行,但銀行只需設在紐約、北京、倫敦等幾個大城市的總部,其他的分行可以一概關門。

大陸一二線城市,已經有八成的店鋪和人口,交易不需現金。中國的網絡「支付寶」向外擴張,進駐七十國,結算十八種外幣。中國鼓勵美國人採用華為手機,使用支付寶微信,從而吸引西方民眾生活細節全面進入中國的手機網絡,留下私隱行為的一切軌跡,後果將會是什麼,顯而易見。

但是這種「現代化」速度這麼快又有何用?在歡呼支付寶涵蓋城市的同時,這些人忘記了中國尚有八億人口是農民。不錯,農民不必再進銀行,買賣西瓜可以用手機支付。加上「淘寶」令大量零售商店關閉 ,中國面對的另一危機,就是商場閒逛的人口減少,建築了大量的商場地產項目,隨建即除掉空而報廢。商店和百貨公司迅速淘汰,零售業的售貨員和銀行出納員一樣,很快就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人口垃圾堆。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但這兩大行業年齡卻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人口。當中國農民在歡天喜地,以手機支持買賣,在網絡購物,以為自己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他們的財富和就業已經被一個金字塔的官商財閥,由下而上,高速掏空。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視其統治的金字塔的底層人口如草芥,一次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不必可惜。二十一世紀,草民仍然是草民,他們的骨髓膏血和金錢,以另一種形式轉移給極少數。

一九三三年美國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警告:「人類來到重要關頭。我們清楚看見目前的路徑將會通往如何一個海灣,如果政府無所作為,我們也無所選擇,必須準備迎接這樣的時代:現行的契約和借貸制度逐漸崩解,金融和政府的傳統行政高層徹底喪失信譽,而最後的結果,我們無法預知。」

凱恩斯的警告,二○○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就實現了一大半。今日的中國「雙寶」,則以另一種金融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只不過美國的華爾街,在大陸換成了三數紅色財閥。此一財金權力金字塔,最頂不只一層,其下還有郭文貴、黃光裕和不久之前的周正毅等等。

大陸金字塔頂部的成功人士到底是去白宮進午餐、在倫敦購置超級地產,還是成為「紅色通緝令」的追查人士,還累及其他高官成為判囚二十年的階下之臣,則純粹靠他們站隊和下注的觸覺,當然最終開的是紅是黑,也要視乎運氣。

大陸每年大學畢業生九百萬,其中許多讀金融管理、銀行業務。但以「雙寶」發展高速,大學讀這些學系,幾時可以致用?正如在哈佛讀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回到中國必須服從中國裙帶和枱底貪污的「潛規則」,西方除了電腦科技知識,舉凡以公義和人文有關的學科,在中國全不適用。

凱恩斯預測了金融海嘯下,歐美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崩壞,隨即特朗普興起、退歐實現、法德愛國(亦即所謂的右翼)排外政黨崛起,三次世界大戰隱然逼近,東北亞緊張,核武器的冷戰時期阻嚇力愈來愈脆弱,中國則人文哲學精神敗毀,所謂「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一個絕望的命題:往何處去?有什麼好「論述」?就是往GDP和軍事實力無限增長的方向處去,這正是凱恩斯和羅素一度提出的警告,但在知識分子和異見輿論全部打壓的地方,沒有了紅燈,汽車拆掉了減速和煞車器。

連美國狂人總統也懂得迷途知返,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為什麼?因為雖只三億人口,教育程度普及,美國也不能付出經濟無限高科技化、產業基層人口長期淘汰失業而成為垃圾場的恐怖前景。在手機高科技網絡的天網之下,「人」的價值、尊嚴、地位高速萎縮。但這一點之上,其實世界正倒退回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代:人性泯滅,只不過壟斷權力的不是梵蒂岡教會,是人人手上的那具吸魂攝魄的手機。

中國的網絡支付和購物高度發展,加上政治制度專制壟斷,無可避免,必然是愈來愈多的中國窮人,替金字塔層的愈來愈少的超級富人不斷埋單。量化寬鬆無疑惠及金融業,但銀行隨即功能萎縮,網絡支付購物則只惠及電訊業。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高貝說:「向窮人剝削增加稅收,有如在鵝身上拔毛,關鍵在於拔到最多的鵝毛,並盡可能不令那隻鵝痛得叫出聲。」

貧富懸殊,一方面濫印鈔票,房地產過熱,另一方面連銀行和零售也萎縮,就業前景堪虞。鵝身上不斷長毛,拔了一次又一次,鵝會叫痛,但被掩着嘴巴,反正這隻鵝不會反抗。而另一隻由英國人手上取回的「生金蛋的鵝」,似乎也已經停止了生金蛋。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林鄭一度有意聘請日本的陳美齡博士做教育局局長,煲了一通水,泡沫翻騰,終於回復平靜。陳博士不論如何反佔中、不論如何聲討「南京大屠殺」,總之不可能獲得中方批准,移居中國特區掌管香港教育。

其中原因我在別處說過了。單陳博士提倡在香港加強文化藝術教育,這一點中國已經大皺眉頭。

先不說中國喜歡不喜歡。香港的家長市場在英國殖民地開始,率先已經視「文化藝術」為可有可無的閒科。全港中小學的成績表排列,中英數理化先行,歷史地理次之,體育、美術、音樂、勞作這幾科,在成績表上排在最末。有如電影一張演員表,關德興演黃飛鴻,曹達華和曾江演黃飛鴻的徒弟阿寬和林世榮,然後是鬼腳七、女主角任燕,再下來是大奸角石堅。香港中小學對「文化藝術」有如香港幾十年電影卡士海報上排在最末的西瓜刨、檸檬、陶三姑和陳皮梅,連李鵬飛姜中平也不是。

這是香港中國人家長根深蒂固的看法。望子成龍,時至今日,都想兒子長大做美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買辦。也就是說,當美國和中國結成資本霸權聯盟,香港的教育應家長市場要求,只能將小孩培養成「為美國鬼子帶路」、「為中國紅色資本跑腿」的經紀。當然,世界經濟大失序,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保命保飯碗要緊,真是沒有閒情來什麼文化藝術的風花雪月。

但這種小經紀,其本質上,為美國帶路是漢奸;為中國紅色資本炒熱香港的經濟泡沫則是港奸,但此兩奸合一,卻必須具有史丹福或哈佛的工商管理博士碩士學位。很現實,這是每年畢業入職能有一二百萬元起薪的最佳保障。香港的中產家長,晚上做夢也希望兒子長大了做這種人。什麼文化藝術,放你的屁。

在這個亂世,充滿謊言,做人要講真話,對嗎?以上就是真話了。列位看官,身為家長和香港專業人士的閣下,看到這裡,心裡能不贊同嗎?當然,你贊成的。

既然如此,那麼西九文化藝術區這塊土地撥出來作甚?今日還在那裡養草,九七之後請過一兩個歐洲的鬼佬,給特區政府打工,動機是裝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族自卑感。洋人來香港特區為高薪上任,樂得「人蠢、錢多、速來」,看見香港的這批小中國人對貝多芬和梵高這等入門也一竅不通,原來天天只需飲食、看報告、見議員,然後吹一通水就可以領高薪。

怪不得這幾年高級鬼佬,來香港領了一兩年高薪,對這批穿西裝扮嘢的小中國人的厭惡,漸漸高於高薪花紅的誘惑,執包袱回祖家,或另找更有意義的工作。特區二十年,這種被「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黃種人自卑情結持有人請來裝點門面的CEO、後又因「文化隔閡」不歡而散者,當然還包括港大校長。

香港的精英中國人二十年來,口水hea日子,由「九+二」吹到「一帶一路」,又由西九文化藝術區吹到打造什麼什麼港,香港中小學教育的美術音樂科還是照樣茄喱啡閒角如故。將來的西九在多次追加撥款之後,蓋起許多昂貴的劇院、音樂廳,不錯,會吸引更多本地劇團去訂位。但今日許多香港本地藝術表演,其實門堪羅雀,公關宣傳呼籲參觀愈來愈吃力。若有一兩台粵劇,則只限於北角新光,確實場場爆滿,但都是七八十歲緬懷追憶的老觀眾,十七八歲到廿多歲的香港年輕人,則心懷多啦A夢,跟着婆婆去看大戲。不要開玩笑,他只問媽咪:今年暑假去日本哪裡玩?

陳博士做教育局局長如何振興香港文化藝術教育?我一心希望她能上任,願聞其詳,願觀其行。

另一方面許多香港人不認識的,就是現今的中國政權由毛澤東將中國人分為五大階級開始,經延安文藝座談會,已經將文化藝術的創作人視為永久的天敵。共產黨最仇恨文化藝術家,因為這種人腦袋天馬行空,不受控制。中國不介意很多人沒有教育,即使有點教育,做工程師比較穩當,因為這一行,物理化學至少還有一個楊振寧。

一旦什麼「文化藝術」,共產黨認定:出現大量「獨立思考」的創作人,必多於吹牛拍馬的文奴,這是威脅其權力的風險。共產黨不知道你的話劇、音樂、電影裡有哪些含沙射影的機關。所以香港立法會的「文化藝術界」永久由一名並非這個行業的、出生夠紅的官僚來代表,這個人,就是來管你們這班文化藝術家的。中國最大的願望,其實是與其浪費人力,逐級審查,不如釜底抽薪,令文化藝術創作人在中華民族這個品種裡,長遠滅絕。

明乎此,香港有什麼「文化藝術」的前景可言?看看西九那片日曬雨淋的土地就知道。陳美齡博士來不了香港,或有人暗中否決是她的幸運。

插圖:詹震寰

如果林鄭的智商正常或高於一般,如果我沒有猜錯,在這一分鐘,她應該有點後悔競選特首。

她應該發覺,七月一號之後,她沒有什麼真正「施政」的空間。特首這個職位,其傀儡的指數比二十年來高出了許多。當然不是說前三任特首不是傀儡,但前三任的傀儡指數,由於政治和經濟形勢,維持在相當「合理」的水平。但林鄭上位之後,此一指數像癌細胞末期,增生膨脹,作井噴式的增長。

為什麼?第一是中國資金無限量高速湧至,搶購香港的土地和貴價物業。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萬億美元,也由於大陸反貪和房地產泡沫的過熱,比起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資本外逃,原因增加了一千個。身為特首,坐在上亞厘畢道,面對如洪水決堤一樣湧來的紅色資本,來自全國省市四方八面,國企、貪官、民間土豪,任何人做特首,如果覺得這些資本熱錢,對香港民生有害而企圖加以阻止,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在長安街站在一列坦克前舉手喝停坦克的那個白襯衣男子。

但林鄭比這個白衫勇士更無助的地方,是當日我們看新聞片,那個白襯衫男子舉手之下,坦克畢竟停下來片刻,想轉左,那個英雄向左移兩步;坦克轉右,英雄也向右挪移兩步。至少有幾秒鐘坦克是停下來了,雖然此一「反革命分子」下落不明,應該早已處死。

但林鄭即使敢叫停紅色資本的一列望不見尾的長長坦克陣,第一她不敢舉手叫停,第二她即使敢,坦克會在她身上輾過去。因為即使連習近平和王岐山也無法叫停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各部門、山頭、企業單位,以及各階層的民企資本的挾資大逃亡。

過去一年,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由三萬八千億跌到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合共約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但中國印鈔流通全球的人民幣現金卻高達一百三、四十萬億元。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只要有背景、有辦法如郭文貴者,如果手上有八千億元人民幣,打幾個電話接通金融銀行高層,就可以優先將八千億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通過香港或其他渠道,轉移往安全的地方。而平民沒有門路者,想將八千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也難。

愈多像郭文貴肖建華這類人,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愈火箭般上升。而如果林鄭有能力、有膽量與中國高層關起門來誠懇面談,要求、請求或懇求她的兩位最高主人習王,天可憐見,可否控制一下流往香港的紅色資本,她就有能力一早處理在四季酒店躲了幾年的肖建華。因為肖建華住在中環的「望北樓」,身邊有十個八個保鏢,這正是香港房地產價格進一步狂升的真正權力司令部,而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

多幾個肖建華和郭文貴,香港的樓價每平方呎就會不斷上升,年輕人更攀購不起房子,香港中小企經營更困難,香港一般市民更難呼吸。但肖建華這種地下紅色財金司令,就像香港的大腸裡布滿瘜肉,瘜肉隨時轉化為腫瘤,變成腸癌,奪去了香港經濟的命。林鄭有權切除這些瘜肉嗎?一點也沒有。林鄭厭惡地產霸權,曾因嫌唐英年為香港財團代表而恥與之為伍,改而夥拍聲稱要打「地產大老虎」的梁振英(How naive),現在面對更猛十倍的紅色地產財團,她敢恨嗎?敢嗎?

不過,即使肖建華人間蒸發了,還有許多陳建華、張建華、李什麼華呢?肖建華代表的是貪官資本,但民企各階層也會外逃,申請移民加拿大、歐洲和英國。這些資本,習王的中國政府無法有效管理,只能夠通過不准兌換外匯的手段來堵截。這樣一來,人民幣的幣值升降又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於是中方要香港做「人民幣結算中心」,因為要在幕後操縱人民幣在大陸境外的流通量,以香港這個「結算中心」為操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槓桿。

所以香港特區二十年,其殘酷可悲的處境已經一清二楚,香港名為「國際金融自由港」,實際牆壁處處,關卡重重,香港小市民已經被四周落下來的無形閘門困得死死,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形成今日的結局,其「前傳」正是於二○○三年沙士之後,中國向香港宣布「自由行」,先讓民間的旅行團大量湧來零售消費開始。

「自由行」只是第一擊,只將廣東道和羅素街兩條街的鋪位炒貴。但正如邱吉爾說:戰爭一旦開始,任何英明領袖加上帝,也無法控制戰局的發展。「自由行」的閘口一打開,全國的貪官和紅色資本就利用同樣的通道,將比買一張LV手袋購物單更高一千倍的現錢輸送香港,而化身成為香港地產的新大地主。

這就是李嘉誠也要說「麵粉貴過麵包」的理由 ,因為事已至此,連香港第一富豪也無法與國家財金機器對抗。香港的地產財團,做了幾十年的港區人大政協,也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盤被祖國紅色資本,以本傷人,一片一片地侵蝕,他們敢以人大政協的身份,每年三月在人民大會堂對此與他們利益生計攸關的現象提出「意見」嗎?不要開玩笑。

因此林鄭不可能「扶貧」,也不可能真正的「紓困」。任誰做了財政司司長,不是死捂住荷包,防備下一波金融海嘯,就是開倉派點錢,這樣的財政司司長,老實說一聲,請一個菲傭來做也可以。

林鄭處境更兇險的地方,是頭上有老董與梁振英兩座山。「一帶一路大戰略」涵蓋香港,意思就是,當大陸資金進一步以「一帶一路」的堂皇名義湧進來的時候,香港不能不接貨,也不能Say No。中國的政治名詞是一套,人的行為現實是另一套。有梁振英領導「一帶一路」,令香港做樞紐在上,林鄭更有什麼能耐,對大陸湧來的紅色資本叫停?然後這位後座特首向中國進一步表達其「發揮作用」,要求香港成立一兩個「一帶一路」大戰略智庫。如果要林鄭撥出公帑成立「一帶一路戰略智庫辦公室」,一開口就要五億(不用重金怎樣吸引香港的精英出謀獻策服務呢?),她敢不付錢嗎?如果我是梁振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林鄭正是我特首十年夢半途落馬的受益人,我姓梁的同你有親乎?後面的老董當然也會支持我。

但這樣一來,這個小媳婦,其「高度自治」的施政範圍只限於在深水埗大角咀撥款批准多設幾個公廁,或其他柴米油鹽雞毛蒜皮的「民生政策」,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加上財政司司長不是自己人,這樣的特首做來作甚?但很難說,香港許多人出身寒微,自小看見在半山的那座港督府,覺得如果自己長大能以主人身份住進去,在港督的床上打滾幾晚,亦感光宗耀祖。此亦人各有志也。

 

插圖:詹震寰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憑一輛汽車和四處鑽營的推銷經驗,他迅速打開了銷售網。然而問題來了:他一個人、一輛車、一對跑腿,四處推銷專營合約,然後又四處巡視,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一點五,最後發現付出的汽油和時間成本比利潤還高。他要向銀行借貸,令他逐漸入不敷支,最終被銀行逼倉還錢。

此時有一位銀行家向他提議:為什麼許多專營戶管理不善?因為他們不懂選擇地點。所謂的location至關重要。 譬如有一個新市鎮,正在興建一個球場,一年之後就會有四萬觀眾流量,這時球場外的土地價格廉宜,只要在那裡圈一塊,把土地買下來,然後告訴新加入的專營戶,如欲開店,必須指定在我購買的土地上開。

這樣一來,你身為推銷員中介夥伴,既擁有土地又擁有開設地點的決定權,因為你對地產的眼光比誰都準。然後土地又可以向銀行按揭借貸,盈利即如火箭般上升。

以後的事,不必細表。推銷員採納了這位銀行有緣人的建議,建成今日的帝國版圖。麥當勞以最簡單的烹調方式,目的只在填飽肚子,不必推銷什麼三千年中華美食,已經俘擄全球每日一成人口的腸胃,並向中國大陸進發。

麥當勞是當今最佳的行政管理典範。但為什麼中國無法仿效?第一,中國的土地全屬共產黨所有,中國再改革開放也不可能由人平等圈地。第二,專營戶能遵守英語世界的協約精神,但中國夥伴陽奉陰違,你一走開,他的廁所廚房堆積雜物,衞生恐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部陽奉陰違,即使告到法院,對方是地頭蟲,有當地的司法人員做靠山。所以麥當勞的奇跡,純粹是美國的,因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以及人民的相對誠實和善良。

中國人一到美國留學,最先發現美國很容易相信你張開一張嘴巴吹牛皮的一切。中國人發現開戶口、買機票、借貸和考試,你說什麼,美國人都先當真。但直到他被你擺弄一次上了當,則永不錄用。每年美國開除許多偽造學歷和作弊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他們在美國頭一兩年,也因為美國人的老實而成為傻瓜,撈了一點錢,但最終被遣返回國,美國夢碎。

所以一切的行政管理學,不論理論千頭萬緒,最終美國的公民精神:誠信,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取代。以儒家立國的中國,或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和印度,不也在奉行所謂的資本主義,不也一樣有經濟增長?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西方之外所有「文明」之失敗。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此前曾誤稱沈允堯醫生為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查明不確,謹此更正,並向兩位沈先生及讀者致歉。)

 

插圖:詹震寰

二十年來特區英語慘烈低落,不忍卒睹,早已不是秘密。終於有人可憐巴巴地呼籲林鄭,要制定「英語政策」。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叫喊,求仁得仁,十多年前我在一些不知所謂的華文傳媒看到大量專欄,歡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有洋人紛紛爭着學中文與中國打交道,他們認為,從此中國人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自從看了這些文字,我就向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道賀:人生苦短,要善用時間,與其讓你們的子女學好英文,不如鼓勵他們學好普通話和簡體中文,低頭打機,多上一點百度準備打入中國市場,下一代做巨富。

多年前我此一呼籲,成功了一半。特區的英文程度當然滑落,但中國人將子女塞送去英美英語國家讀書的潮流,則不幸不但沒有衰減, 還變本加厲而惡化。

我不明白,二十一世紀既然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子女還要「留」什麼「學」?日本在明治維新才留學,現代化成功變成強國之後,不必再派留學生。唐朝的玄奘去取佛經,前去印度留學,回來之後,佛教東傳,都有中文本,佛寺遍地,難道今日香港的佛教徒還不斷派人到印度「留學」不成?

還是中國人下一代想逃避他們囉唆而沉悶的中國父母,樂得逃亡,用貪官父母的錢在牛津和倫敦買法拉利、穿名牌,呼嘯集結在英國的大學課堂大講普通話,成為英國的最大消費者?英國卻不太識抬舉,新首相文翠珊表示最討厭太多這類「留」而不「學」,留在本國消費的假學生,準備將這種留學生連同伊斯蘭移民一樣一齊嚴打。因為這些人英文不夠好,在考試時請槍手,連美國的公開試也要搬來香港,不信任中國的監考。

香港是前英殖民地,二十年來追求「政治正確」,自願放棄英文。立法會如果用英文辯論,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議員要即刻出局。基本法列明英中是官方雙語,新加坡的國會有議員不懂得說英文的嗎?李光耀把關,目光長遠,濫竽充數的一早就混不進「政壇」。

香港的英語教育破落,因為將英文當做數理化一樣機械地教育。 叫學生硬背文法,而文法教育部優先背文法名詞:前置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助動詞(Adverb)、形容詞(Adjective)。中國小孩還未接觸英語化之世界,先被教師硬性規定要背熟這幾個文法名稱,還有「過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Tense)、過去進行式(Past Continuous Tense)。我小學時考英文,老師乾咳一聲,在課室叫喊:「將填充題裡的英文過去進行式改為過去完成式。」令我一度對學習英語,非常厭惡。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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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真正令我應該厭惡的,不是英文,而是香港教英文的中國人教師。外國的鬼仔,你問他什麼叫Past Participle,個個一頭霧水。懂得一組文法名詞,不懂得如何運用,或寫不出有文采的英文有個屁用?中國人的教育追求機械的形式,生吞活背,中國外交部有大量口譯英語出色的人形機械,英文詞彙個個識得,文法正確,但你叫這等中國人寫一篇如英美作家布萊遜(Bill Bryson)一樣情趣才華的散文,可以用人頭保證,十四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

六七十年代英治時期,英國的公務員高官如麥理浩和夏鼎基,包括警務處長都說得一口優雅的英語。但當時香港的中環精英,以會計師律師為主,學的是商業英文,從來沒有達到過學文化英語的高度。比起印度,香港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如浮沙,交回中國又豈會不崩塌?香港親中議員,英語一開口就是笑話,人人皆知,泛民除了李柱銘的英語夠正規,民選的議員也沒有幾個挪得出去。與外國傳媒和議員溝通,亦三句之內,對方感到索然無味。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潘金蓮與西門慶話不投機,又從何勾起?

至於特區官方,更不待言。只有一大批「港英餘孽」英文還像樣,經老董梁振英欽點的一批,一口英語有如從來不刷牙的一張嘴露出一口蛀牙。新任財政司司長一上任即刻花二百萬裝修官邸,但這位財政司司長開口說英語又是六十年代香港小學的二年級下學期程度,經新聞片段網絡傳播,令人覺得不如他花二萬元上一上英語補習天王的課。

每一個中國人骨髓裡天生戀英崇洋,你這幫愛國官員英文說得這樣爛,看在中南海外交部官員的眼裡(他們自視英文比你好),自然也心存鄙夷。二十年來大陸的官員不斷說「香港是什麼東西」,林鄭月娥去北京被她的主人擺在長桌的靠邊坐,中國主人對這幫愛國奴僕態度非常清楚:連你們一向標榜優越的英文,也被我們的海歸比了下去。每個月領幾十萬港幣月薪,你們也配?

每次當特區高官上京,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主人一副鼻孔朝天的面孔,我就知道在北京主人的心中,迴盪着這句話。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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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採訪: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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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一九六七年五月曾參加過左派暴動的一群,前囚犯一年一度除了前往和合石致祭,還逐漸聲勢浩大,嚴正要求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消除其當年曾因愛國遭到判處入獄的刑事記錄,並向中國政府喊話,強烈要求「平反」,亦即對當年的暴動給予一個「愛國反英」的說法。

此兩大要求在當前現實的中國氣候,無疑極為困難。首先,要求梁振英下台前消除其刑事記錄,已經遭到梁特拒絕。梁振英語重心長,公開要求這夥老人家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將以前種種苦難冤屈通通忘記,不要再提。

一九六七年,梁特還是初中生,在英皇書院讀書,其時並無親中愛國的傾向。說不定天天上學放學,目睹炸彈,社會戒嚴,覺得生活受到干擾癱瘓,已經對這種大型抗爭產生反感和仇視。從心理上,到了雨傘運動,梁振英也非放催淚彈不可,就可能是少年期間對所謂港英防暴隊收復街道、果斷平息民粹運動的一種支持和延伸。加上父親是港英警察,血緣所限,對六七年的這夥老人予以平反,於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六七愛國老人的願望落空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對文革早有定論,就是鄧小平所稱的「十年浩劫」。習近平日理萬機,據說香港如何管治,對於當今聖上只是邊緣的邊緣,香港這個地方不再重要。既然香港對中央已經不重要,那麼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過英治時期的一點小事,當然也是「不重中的不重」。 如果我是習近平,考慮的是大局,萬一此例一開,全國在文革武鬥中死亡的紅衞兵,今日其親屬若個個要求平反,我也會很頭痛。梁特一向觸覺敏銳,對中央的心意揣摩得很準,其之「向前看」,必亦代表了習總書記的立場。 親中愛國人士充滿血淚的要求,上下兩線都很難獲得理睬。

中國政治過橋抽板,事過境遷,實屬常態。紅色特工之王潘漢年,三四十年代穿梭香港上海,為周恩來毛澤東聯絡文化人刺探情報,立下汗馬功勞。日治時期奉命去南京求見汪精衞密談,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想這段歷史曝光,因為延安與汪精衞南京私通,談論的當然是若將來日本取勝,中共如何與日本共存合作的「可能性」。

潘漢年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思想會議中,響應中央號召,主動交代過去的「歷史問題」,向上海市長陳毅提起了見汪精衞之事。陳毅上報毛澤東,毛澤東聽了臉色一沉,馬上下令將潘漢年召回北京,拘捕秘審,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類似這類紅色「冤獄」,自己人遺棄自己人又何止一件?六七老人的幸運之處,是今日他們向中央交代歷史的痛苦回憶時,「中央」沒有翻臉,將他們全部拘捕,而是默不作聲,中央和梁振英已經非常的仁慈。

熟讀中國歷史,當必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常識。捉過中國象棋,亦必明白最前線的那五隻卒,過河之後是用來讓對方當點心吃掉的,車馬炮和將帥才是後面的精髓。生而為人,自小要努力讀書,根據達爾文定律或梁振英所說的「向上社會流動力」,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的棋盤上,即使做不了將帥,也要做車馬炮,千萬千萬不要淪為那五隻小卒。

卒子之被犧牲和吞噬,中國成語很傳神,叫做「棄車保帥」。連車也可以棄,如毛澤東利用林彪整頓周恩來之後又遺棄,那麼卒子又豈有論功行賞,或打齋超度、永久供奉之理?

當年一腔愛國熱血,反英抗暴參與罷工的一群巴士司機,令半個港九的公共交通癱瘓。罷工之後,工會只津貼照顧了三數個月,被九巴老闆鄧肇堅爵士等開除,終身不僱用,以後長貧難顧,愛國工人很快就斷糧。比起今日從地中海一登陸歐洲,就可以進法德兩國領取終身社會福利綜援的伊斯蘭難民,難怪這些前罷工的老人覺得不合理。

中國語言對於不守信用或亂搬龍門有太多成語解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意思就是:昨天明明是對的,今日我否定是錯,到了明天,因形勢和統治權力的利益需要,錯的也又變成對。二千多年前,趙高的「指鹿為馬」典故,人人從小學三年級就知道,學以致用,學懂此等中國成語和典故,趨吉避凶,押注慎勿遭到莊家通殺,就是學會做中國人的一個過程。英美民主政治,加上三百年來重社會契約精神,遊戲規則不同,完全可以憑理想信仰貫徹始終。愛爾蘭共和軍所屬的新芬黨,多年來都支持放炸彈的恐怖暴力,直到與首相貝理雅達成和解協議,即名正言順宣布放棄暴力。其間炸死了的英國平民,或被英軍擊斃的恐怖分子,皆成一個動盪時代的祭品,沒有得再回頭算賬了。

當年清華街炸死的平民小姊弟,其父母今日安在?播音員林彬之妻避居法國,永久不敢發一言。一個成熟而有智慧的中國人,就知道五月是暴動也好、抗暴也罷,是風波還是事件,絕對成王敗寇,千里來龍,與其當年以兵卒身份黃皮狗防暴警的木彈和警棍,不如做今日席捲八千億、笑傲江湖、又得到美帝國主義庇蔭的成功人士郭文貴。但郭某如此囂張,公然向當今中國聖上挑戰,將來若受民族紀律制裁,亦必知死而無怨。

 

插圖:詹震寰

中國四大銀行瘋狂裁員,炒掉五萬人,金融圈震驚。

因為中國之「移動支付」驚人增長。全球銀行業的手機網絡支付交易高達近一千八百億宗,與去年同期相比,飆升超過六成。原來全國十五家銀行,九成的業務包括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支付寶和微信轉賬,摧毀大陸傳統的銀行業。

二○一六年中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七萬億,而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網絡,累積的網絡支付金額近一百萬億,暴升一倍。

支付寶與馬雲的「淘寶」,並稱中國現代化在全球包括對西方「跑贏大市」的「網絡生活雙寶」,用中國人做消費試驗品,可以豪稱未來大陸會進入無現金社會。

但隨即出現一個邏輯問題:既然不用鈔票是大勢所趨,為何大陸近年還不斷氾濫增加印鈔?中國國務院總理一次又一次宣布增印鈔票、量化寬鬆,模仿美國,全國通行的現鈔急劇泡沫化。要這樣多鈔票,都進貢給貪官用來儲藏在地板底和牆壁之內乎?

不但七十年代恒生銀行那個穿西裝的接待經理將會成為歷史,很快銀行櫃枱的出納員也將會如十九世紀末的馬車夫一樣,成為如長毛象的消失物種。連街邊的ATM櫃員機也終將沒有了。最後當然有銀行,但銀行只需設在紐約、北京、倫敦等幾個大城市的總部,其他的分行可以一概關門。

大陸一二線城市,已經有八成的店鋪和人口,交易不需現金。中國的網絡「支付寶」向外擴張,進駐七十國,結算十八種外幣。中國鼓勵美國人採用華為手機,使用支付寶微信,從而吸引西方民眾生活細節全面進入中國的手機網絡,留下私隱行為的一切軌跡,後果將會是什麼,顯而易見。

但是這種「現代化」速度這麼快又有何用?在歡呼支付寶涵蓋城市的同時,這些人忘記了中國尚有八億人口是農民。不錯,農民不必再進銀行,買賣西瓜可以用手機支付。加上「淘寶」令大量零售商店關閉 ,中國面對的另一危機,就是商場閒逛的人口減少,建築了大量的商場地產項目,隨建即除掉空而報廢。商店和百貨公司迅速淘汰,零售業的售貨員和銀行出納員一樣,很快就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人口垃圾堆。

但這兩大行業年齡卻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人口。當中國農民在歡天喜地,以手機支持買賣,在網絡購物,以為自己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他們的財富和就業已經被一個金字塔的官商財閥,由下而上,高速掏空。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視其統治的金字塔的底層人口如草芥,一次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不必可惜。二十一世紀,草民仍然是草民,他們的骨髓膏血和金錢,以另一種形式轉移給極少數。

一九三三年美國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警告:「人類來到重要關頭。我們清楚看見目前的路徑將會通往如何一個海灣,如果政府無所作為,我們也無所選擇,必須準備迎接這樣的時代:現行的契約和借貸制度逐漸崩解,金融和政府的傳統行政高層徹底喪失信譽,而最後的結果,我們無法預知。」

凱恩斯的警告,二○○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就實現了一大半。今日的中國「雙寶」,則以另一種金融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只不過美國的華爾街,在大陸換成了三數紅色財閥。此一財金權力金字塔,最頂不只一層,其下還有郭文貴、黃光裕和不久之前的周正毅等等。

大陸金字塔頂部的成功人士到底是去白宮進午餐、在倫敦購置超級地產,還是成為「紅色通緝令」的追查人士,還累及其他高官成為判囚二十年的階下之臣,則純粹靠他們站隊和下注的觸覺,當然最終開的是紅是黑,也要視乎運氣。

大陸每年大學畢業生九百萬,其中許多讀金融管理、銀行業務。但以「雙寶」發展高速,大學讀這些學系,幾時可以致用?正如在哈佛讀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回到中國必須服從中國裙帶和枱底貪污的「潛規則」,西方除了電腦科技知識,舉凡以公義和人文有關的學科,在中國全不適用。

凱恩斯預測了金融海嘯下,歐美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崩壞,隨即特朗普興起、退歐實現、法德愛國(亦即所謂的右翼)排外政黨崛起,三次世界大戰隱然逼近,東北亞緊張,核武器的冷戰時期阻嚇力愈來愈脆弱,中國則人文哲學精神敗毀,所謂「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一個絕望的命題:往何處去?有什麼好「論述」?就是往GDP和軍事實力無限增長的方向處去,這正是凱恩斯和羅素一度提出的警告,但在知識分子和異見輿論全部打壓的地方,沒有了紅燈,汽車拆掉了減速和煞車器。

連美國狂人總統也懂得迷途知返,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為什麼?因為雖只三億人口,教育程度普及,美國也不能付出經濟無限高科技化、產業基層人口長期淘汰失業而成為垃圾場的恐怖前景。在手機高科技網絡的天網之下,「人」的價值、尊嚴、地位高速萎縮。但這一點之上,其實世界正倒退回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代:人性泯滅,只不過壟斷權力的不是梵蒂岡教會,是人人手上的那具吸魂攝魄的手機。

中國的網絡支付和購物高度發展,加上政治制度專制壟斷,無可避免,必然是愈來愈多的中國窮人,替金字塔層的愈來愈少的超級富人不斷埋單。量化寬鬆無疑惠及金融業,但銀行隨即功能萎縮,網絡支付購物則只惠及電訊業。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高貝說:「向窮人剝削增加稅收,有如在鵝身上拔毛,關鍵在於拔到最多的鵝毛,並盡可能不令那隻鵝痛得叫出聲。」

貧富懸殊,一方面濫印鈔票,房地產過熱,另一方面連銀行和零售也萎縮,就業前景堪虞。鵝身上不斷長毛,拔了一次又一次,鵝會叫痛,但被掩着嘴巴,反正這隻鵝不會反抗。而另一隻由英國人手上取回的「生金蛋的鵝」,似乎也已經停止了生金蛋。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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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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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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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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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二十年來特區英語慘烈低落,不忍卒睹,早已不是秘密。終於有人可憐巴巴地呼籲林鄭,要制定「英語政策」。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叫喊,求仁得仁,十多年前我在一些不知所謂的華文傳媒看到大量專欄,歡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有洋人紛紛爭着學中文與中國打交道,他們認為,從此中國人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自從看了這些文字,我就向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道賀:人生苦短,要善用時間,與其讓你們的子女學好英文,不如鼓勵他們學好普通話和簡體中文,低頭打機,多上一點百度準備打入中國市場,下一代做巨富。

多年前我此一呼籲,成功了一半。特區的英文程度當然滑落,但中國人將子女塞送去英美英語國家讀書的潮流,則不幸不但沒有衰減, 還變本加厲而惡化。

我不明白,二十一世紀既然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子女還要「留」什麼「學」?日本在明治維新才留學,現代化成功變成強國之後,不必再派留學生。唐朝的玄奘去取佛經,前去印度留學,回來之後,佛教東傳,都有中文本,佛寺遍地,難道今日香港的佛教徒還不斷派人到印度「留學」不成?

還是中國人下一代想逃避他們囉唆而沉悶的中國父母,樂得逃亡,用貪官父母的錢在牛津和倫敦買法拉利、穿名牌,呼嘯集結在英國的大學課堂大講普通話,成為英國的最大消費者?英國卻不太識抬舉,新首相文翠珊表示最討厭太多這類「留」而不「學」,留在本國消費的假學生,準備將這種留學生連同伊斯蘭移民一樣一齊嚴打。因為這些人英文不夠好,在考試時請槍手,連美國的公開試也要搬來香港,不信任中國的監考。

香港是前英殖民地,二十年來追求「政治正確」,自願放棄英文。立法會如果用英文辯論,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議員要即刻出局。基本法列明英中是官方雙語,新加坡的國會有議員不懂得說英文的嗎?李光耀把關,目光長遠,濫竽充數的一早就混不進「政壇」。

香港的英語教育破落,因為將英文當做數理化一樣機械地教育。 叫學生硬背文法,而文法教育部優先背文法名詞:前置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助動詞(Adverb)、形容詞(Adjective)。中國小孩還未接觸英語化之世界,先被教師硬性規定要背熟這幾個文法名稱,還有「過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Tense)、過去進行式(Past Continuous Tense)。我小學時考英文,老師乾咳一聲,在課室叫喊:「將填充題裡的英文過去進行式改為過去完成式。」令我一度對學習英語,非常厭惡。

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真正令我應該厭惡的,不是英文,而是香港教英文的中國人教師。外國的鬼仔,你問他什麼叫Past Participle,個個一頭霧水。懂得一組文法名詞,不懂得如何運用,或寫不出有文采的英文有個屁用?中國人的教育追求機械的形式,生吞活背,中國外交部有大量口譯英語出色的人形機械,英文詞彙個個識得,文法正確,但你叫這等中國人寫一篇如英美作家布萊遜(Bill Bryson)一樣情趣才華的散文,可以用人頭保證,十四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

六七十年代英治時期,英國的公務員高官如麥理浩和夏鼎基,包括警務處長都說得一口優雅的英語。但當時香港的中環精英,以會計師律師為主,學的是商業英文,從來沒有達到過學文化英語的高度。比起印度,香港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如浮沙,交回中國又豈會不崩塌?香港親中議員,英語一開口就是笑話,人人皆知,泛民除了李柱銘的英語夠正規,民選的議員也沒有幾個挪得出去。與外國傳媒和議員溝通,亦三句之內,對方感到索然無味。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潘金蓮與西門慶話不投機,又從何勾起?

至於特區官方,更不待言。只有一大批「港英餘孽」英文還像樣,經老董梁振英欽點的一批,一口英語有如從來不刷牙的一張嘴露出一口蛀牙。新任財政司司長一上任即刻花二百萬裝修官邸,但這位財政司司長開口說英語又是六十年代香港小學的二年級下學期程度,經新聞片段網絡傳播,令人覺得不如他花二萬元上一上英語補習天王的課。

每一個中國人骨髓裡天生戀英崇洋,你這幫愛國官員英文說得這樣爛,看在中南海外交部官員的眼裡(他們自視英文比你好),自然也心存鄙夷。二十年來大陸的官員不斷說「香港是什麼東西」,林鄭月娥去北京被她的主人擺在長桌的靠邊坐,中國主人對這幫愛國奴僕態度非常清楚:連你們一向標榜優越的英文,也被我們的海歸比了下去。每個月領幾十萬港幣月薪,你們也配?

每次當特區高官上京,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主人一副鼻孔朝天的面孔,我就知道在北京主人的心中,迴盪着這句話。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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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滿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全力翻桌子,發出反韓令。以前的統戰笑容換成今日風橫雨狂的打擊報復。

面對此一正常的異象,台灣和日本應該慶幸:台灣若在馬英九時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經濟被中國深度介入。馬英九國民黨有下台的一天,中方也有翻桌子變臉的一日,那時豈不是全島癱瘓?而日本則只限於旅遊。中國對韓國翻臉,但中國人卻仍要瘋狂購物,只記得什麼薩德反導系統,中國人就不記得尖閣列島亦即釣魚島。

人人都知道台灣的東岸面對太平洋,與工業化的西岸不同。由宜蘭南下至台東,花蓮縣居其中,一片綠油油的農田,佐以中央山脈的山光水色,這段海岸線早年有日本經營,而且發現了天然溫泉,農業的基礎擺在那裡,田園生活的悠閒意境甚高。

這一切四十年前不值錢,今日卻奇貨可居,因為全球污染和氣候變化,尤其一海之隔的大陸,水和土地與高科技的另一端,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但是很奇怪,香港的超級市場有紐西蘭的奇異果,以色列的車厘子,美國的櫻桃,卻看不見台灣的農產品。三十年前台灣的西瓜和芒果,還有茶葉和稻米,一向充斥市場,今日卻銷聲匿跡。發生了什麼問題?去台灣東岸一遊與當地的農民談話,住幾天民宿,就知道一點真相。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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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台灣的農地,東一塊,西一片,不像美國加拿大的大片面積,不論種小麥還是穀類,都可以一人用拖拉機收割。台灣的農地不同,小塊零碎,無法機械化,只能倚賴手耕勞作,例如背脊朝天的插秧和汗滴禾下土的收割與打穀。

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手機的一代毫無吸引力,因此台灣即使有良好的天然土地,也沒有年輕人投身務農。反而香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喜歡在天台的一角自行種植,在新界搞什麼有機農場。香港沒有耕地,卻受到大陸輸入食物污染之苦,香港年輕人嚮往農耕田園生活愈來愈多,台灣政府為何不向這些人招手?多半因為民進黨封閉自守的獨立意識,此其一錯。

台灣全島山脈佔了七成,土地都在兩邊海岸,西部早就工業開發,東岸的土地因為無法現代化形成農民人口老化。台東花蓮一帶的鄉鎮沒有年輕人,因為全部湧往城市。但今日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和以色列的車厘子,農耕不是一門財源滾滾的事業嗎?西方各國都有年輕人做農夫,台灣沒有,因為自從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做總統之後,歷任台灣總統沒有一個懂得農業。

蔣經國時代則一手重用孫運璿領導工業科技,另一方面則重用李登輝發展農業,他自己則全島跑遍,視察稻田,親嘗西瓜,與農民打成一片。今日的台灣政治則互相辱罵,議會和地方的利益增加卡位,沒有人將心思放在農業,令農業無法提升技術,惡性循環,農民老死一個,耕地廢置一幅,導致棄耕面積擴大,農產品收穫減少,以致台灣本來農產品的自足,七十年代高於日本多達七成,今日只有三分一,大量農作物還要靠入口,這不是丟臉的怪事?

二十年來台灣的衰退,「四小龍」奇跡不再,是因為工農這兩個引擎相繼down機。耕地面積少了,無知的農民惟有靠農藥和其他不正常方式催谷產量,又導致本來純潔天然的台灣農產品污染。台灣這個地方根本不必出現地溝油,現在卻與大陸看齊,證明當家自主確實有點不爭氣。

或許在世界孤立日久,台灣政府喪失了定位意識。旅遊業和農業相連,本來也潛質無限,但民宿酒店基建簡陋,閩南人缺乏生活品味。無論火車站和旅館餐廳,與日本相比,其管理的細緻和體貼總是低三級。本來大量名勝天然風景不善經營,變成暴殄天物。台灣官員沒有到澳洲和加拿大訪問參觀過嗎?看看人家如何經營農業和旅遊。

這個地方本來得天獨厚,大量生機,但愈來愈倚賴對岸,不要怪中國的統戰無孔不入,自己缺乏管治的意志和見識才是主因。

全球一體化,台灣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全球化有好處,如果善於經營,可以將農產品變成今日香港超市貨架上與以色列車厘子齊名的貴價貨。台灣與以色列軍事交流頻密,為何農業和科技卻毫無借鑑?人家戰火連天,地處中東,毗連沙漠,科技和農業卻可以稱雄全球,台灣又做過些什麼?物先腐而後重生,所有堅強的堡壘都由內部自行攻破,今日去一次台灣,應明白此一道理。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憑一輛汽車和四處鑽營的推銷經驗,他迅速打開了銷售網。然而問題來了:他一個人、一輛車、一對跑腿,四處推銷專營合約,然後又四處巡視,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一點五,最後發現付出的汽油和時間成本比利潤還高。他要向銀行借貸,令他逐漸入不敷支,最終被銀行逼倉還錢。

此時有一位銀行家向他提議:為什麼許多專營戶管理不善?因為他們不懂選擇地點。所謂的location至關重要。 譬如有一個新市鎮,正在興建一個球場,一年之後就會有四萬觀眾流量,這時球場外的土地價格廉宜,只要在那裡圈一塊,把土地買下來,然後告訴新加入的專營戶,如欲開店,必須指定在我購買的土地上開。

這樣一來,你身為推銷員中介夥伴,既擁有土地又擁有開設地點的決定權,因為你對地產的眼光比誰都準。然後土地又可以向銀行按揭借貸,盈利即如火箭般上升。

以後的事,不必細表。推銷員採納了這位銀行有緣人的建議,建成今日的帝國版圖。麥當勞以最簡單的烹調方式,目的只在填飽肚子,不必推銷什麼三千年中華美食,已經俘擄全球每日一成人口的腸胃,並向中國大陸進發。

麥當勞是當今最佳的行政管理典範。但為什麼中國無法仿效?第一,中國的土地全屬共產黨所有,中國再改革開放也不可能由人平等圈地。第二,專營戶能遵守英語世界的協約精神,但中國夥伴陽奉陰違,你一走開,他的廁所廚房堆積雜物,衞生恐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部陽奉陰違,即使告到法院,對方是地頭蟲,有當地的司法人員做靠山。所以麥當勞的奇跡,純粹是美國的,因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以及人民的相對誠實和善良。

中國人一到美國留學,最先發現美國很容易相信你張開一張嘴巴吹牛皮的一切。中國人發現開戶口、買機票、借貸和考試,你說什麼,美國人都先當真。但直到他被你擺弄一次上了當,則永不錄用。每年美國開除許多偽造學歷和作弊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他們在美國頭一兩年,也因為美國人的老實而成為傻瓜,撈了一點錢,但最終被遣返回國,美國夢碎。

所以一切的行政管理學,不論理論千頭萬緒,最終美國的公民精神:誠信,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取代。以儒家立國的中國,或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和印度,不也在奉行所謂的資本主義,不也一樣有經濟增長?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西方之外所有「文明」之失敗。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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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

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

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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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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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陶傑開Talk】中資高價侵港乜都貴 香港注定冇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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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二十年,舉目皆見經濟困頓停滯,政治則比起一九九七年的期許大幅倒退。

其中大量口號和學術詞彙充塞空間,但特區政府志大才疏,只懂得抄襲西方流行詞彙,實踐起來卻一籌莫展。

首先,還記得香港有議員另起爐灶提出所謂「第三條路」嗎?源自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當時他為工黨全面承繼戴卓爾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擁抱電子科技而尋找理論依據。

貝理雅時代的工黨,也不是沒有一套所謂清晰的理念。他們認為工業時代過去,科技網絡世代來臨,金融電子化,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墊底,可以令工黨脫胎換骨,走上一條以中產專業知識為主導之路。

但二十年不到,「第三條路」已經破產。今日的英美和歐洲,沒有中間的什麼第三條路、第四條徑,只有零與一的黑白之分。狂人總統的那套如果是極右,迎頭痛擊政治正確的極左,兩極之間任何灰色地帶均無市場。

看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就會明白世界大戰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成熟。為什麼隱隱未爆發?因為核彈的共毀的威懾力仍在。美俄中都知道一旦爆發大戰,戰爭升級無可控制,地球會化為一陣青煙。

但這只是理性領袖的恐懼,如果出了一個瘋子怎麼辦?這就是美國左派紛紛標籤特朗普為「瘋子」的理由。為何衝突白熱化?因為另一句口號也被證實是騙局,叫做「社會向上流動力」。所謂Social Upward Mobility,經由梁振英班子由西方社會經濟學抄襲過來,囉囉唆唆競選時掛在口邊,令香港許多社工和偽知識分子一時為之心折。

但經歷二十年全球一體化,左派精英由反對全球化到出賣原則,自己跳上了全球化的列車,這個世界還有所謂「社會向上流動力」嗎?二○一○年,美國最富有一成家庭擁有全國七成財富。只頂層百分之一就擁有美國財富三成半。全球最富有八十五人的財富,包括蓋茨、巴菲特,以及中國的馬雲,加起來比全球底層共三十五億人口擁有的還多。

為什麼?在差利的「摩登時代」,左派知識分子指摘工業資本家壟斷財富,但二十一世紀工業退潮,買賣金融工具令有錢人利用銀行的騙術進一步增加財富。因為不動產可以成為抵押品,富裕家庭更容易借到錢。三十年代利率不斷下降,富裕階層利用債務提高股票、債券、房地產、藝術收藏品——今日的藝術品,你看看蘇富比或佳士得,到底是注重藝術價值還是投資價值?是當做藝術品來欣賞,還是炒賣投資工具——種種的投資回報,與基層人口努力雙手工作的回報不成比例。

富裕階層的消費方式,例如住豪宅、買名車、穿著歐洲時尚服飾、滑雪、潛水和跳降落傘,經網絡媒體渲染,都吸引較窮的人追求類似的消費,往往不惜舉債滿足此一需求。

譬如旅遊日本去北海道浸溫泉,或所謂歐洲的遊學團。由樂觀一面看,四十年前此等活動皆被有錢人壟斷,今日連中產階層也擁有了,但貧窮基層卻更為遙不可及。不錯,許多工業產品如手提電腦和手機,價格下降,但醫療、教育和服務成本的上漲速度卻遠高於通脹率。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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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陶傑開Talk】689抄西方促社會向上流動 原來係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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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可以利用高科技促進效率的產業,成本大為減低,但人類有許多社會活動,譬如學會演奏貝多芬一首古典樂曲,或學會流利的日本和法文,所需的時間,基本上與二百年前相同。

因此教育、補習、託兒服務、醫療,即使有一定的高科技提高生產力,但價格絕對不會下降。幼稚園教育成本愈來愈貴,考入名牌學校的負擔愈來愈重,學英語的額外投資愈來愈大,也包括及早送讀小學的子女去英國遊學。凡此種種,家庭收入低到無法應付。有錢人家的子女則得天獨厚,在美國家境好的子女在中小學期間,可以得到六千小時的課外教育。

畸形的特區聚焦並擴大了美國社會的一切弊端。父母家長負擔奇重,基層年輕人不敢擁有子女,繼而不敢結婚,甚至因為草食宅男風氣之盛,逐漸連同居和交異性朋友的興趣也退化。在大學學到知識,遠遠比在大學能結識什麼人脈網絡更不重要。所以父母紛紛將子女送進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或麻省理工,幻想的不是他能得到名牌大學的文憑,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大學,能認識幾個中共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和市長或軍方有勢力人物的子女、這些人到底如何有錢去英美讀書,人人心裡明白、以便贏得人脈網絡,返回香港可以直通北京,如果到時中共暴發後的太子黨,還將香港有錢人的子女當做圈內的自己人的話。

於是四季酒店的肖建華事件由此發生。這位肥哥哥,平時聲稱生活低調。但很奇怪,走出酒店總要穿上大紅衣著,還戴一頂紅帽,後面跟着一群女保鑣,其中一兩個像菲傭照顧嬰兒一樣,替他裝扮衣領,應該是對風和冷空氣有敏感症。這位超級巨嬰這種生活叫做「低調」,還是故意矚目?此一矛盾心理甚有趣味。但不就是今日這個紛亂世界的寫照?

我不知道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的香港愛國左仔,當初說要推翻殖民主義、埋葬帝國主義,在街頭放炸彈,被所謂港英拘捕,留下案底。今日又遭到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暴發中共無情拋棄。當這些楊光的徒子徒孫看見這位肖建軍的腦滿腸肥有何感想?他們愛了一生的國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平庸而渺小的一生,豈不是更為渺小?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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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陶傑開Talk】中國法治奇怪 著重死刑多過法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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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白人杜大衞的裁決,很容易激起中國人民的種族憤恨、民族悲情,高聲咆哮:中國人的地方,為什麼要用洋人來審案?但是這些中國人忘記了一點:當他們的孕婦紛紛偷渡去美國洛杉磯產子、中國的民間企業家積聚了財富就想移民去加拿大和澳洲,那些中國人一有錢就想投奔的國家,法庭都是由白人或黑人用英文審案的。英、美、加、澳洲這些中國人嚮往的天堂,沒有一座法庭,用中國人的包青天和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文化」來審案。

中國人到了清末展開洋務運動,覺得只要輸入西洋製造的槍炮車船就可以成為強國,但有少數官員如江浙知識分子沈家本,卻認為要引入英國的法治方可以令這個野蠻落後的國家,躋身文明世界之路。沈家本奉命遊學英國,但一來此君英文不濟,雖然思想開放,有如中共的胡耀邦,卻因資質所限,對西洋的法治文明無法吸收。二來,沈家本和清末也一樣短命,就像胡耀邦,剛有一點「改革思想」就一命嗚呼。沈家本的法治改革思想,到孫中山民國上台,總算有點承傳,但中國運氣差劣,民國建政就遭到蘇聯發動內亂,加上日本侵華,即使有一幫「中華民國法學專家」遊學歐美,加上有民主邏輯訓練的胡適,但上有儒家信徒蔣介石,中國人無法建立法治,一九四九年之後下場如何,更不必細講。

中文也是妨礙法治的一大絆腳石。中文重感性,疏於邏輯思維,譬如所謂「基本法」規定:「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典型的中國語言思維。何謂「資本主義」?是指十九世紀中的維多利亞資本主義,還是指二十世紀末北歐有大量社會福利制度的人性資本主義?法國的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又是否雷同。一眾草委缺之研究,秉持差不多先生精神,各以自己的想像和感覺制定「基本法」。還揚言此法「宜粗不是細」,結果二十年經常要狼狽「釋法」修補。

當然,香港確實受英治庇蔭。英國人以殖民地精英教育擇優而教,成功將一批天資聰敏、願意學習文明的中國人改造為有普通法治觀念的大律師和大法官。但這些異類,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全部是洋奴漢奸,潛意識有審判和肅清的仇恨。香港特區二十年來,如果經濟繁榮,中國人的口腔肚胃得以填塞,社會和諧,則香港的洋法官及大律師,可暫緩清算,但碰上七警判處入獄,此一民族仇恨就像日本的地震帶和火山口,潛伏壓抑多時,終於爆發,與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暴動相同。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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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開Talk】西方司法三權分立 中國法治共產黨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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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起訴「佔中毆打暴徒」的愛國七警,將刑責裁決大腳傳中,由英國白人法官杜大衞將所謂愛國七警通通判刑兩年。

根據「普通法」,裁決不受政治因素左右,杜大衞也對自所謂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以來,滿肚子民族冤屈的中國人並無感情,加上援引前多宗警察毆打平民的案例將七警判處入獄,激起中國人情緒反彈,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一名中國學者顧敏康即刻指出:「港英」培育了大量港式法官留在香港,搞亂特區社會和諧。

中國人不能擁有真正的西方法治。因為三千年文化,西方的法治源自於體現神的意志。「神」是一個抽象而道德的權威,羅馬思想家西賽羅說:「法律不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法律是上帝的旨意。」英國法學家布萊斯通說:「神法是法治的基石。」

西方以耶教立國,法律神聖在於一個「神」字凌駕於世俗,體現了公義。但中國的所謂法律不同。中國的一個「法」字,由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強行制定,是王法,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刑」。西方的法律是制定公民社會互相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則,而中國的所謂法治,自上而下,是規限天子庶民之間的階級分野,並嚴限蟻民所為,亦即大陸所說的「不許亂說亂動」。

中國人說的「法官」以「治」為重心,治者,統治、整治之意,所以中國法家宗師韓非子說:「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韓非子這句話很重要:「治國」也就是維護皇帝的政權,此是第一。正因為要維持統治,方要訂立「明法」,此其二。而法律如何彰效,唯一手段就是「陳嚴刑」,惟其如此方可「去天下之禍」。天下無禍即太平,即人人做順民。

明乎此一句,就知道中國人對「法治」的了解必受制於民族文化基因。韓非子之後的商鞅和李斯,像列寧將馬克思的理論向殘忍處發揚光大,也將韓非子的法家精神巨細無遺地實現在連坐的部落種族生活網中,再經歷秦始皇和朱元璋,中國人的「法治」亦即「刑治」,而且逐步加碼,在「刑罰」方面精細分支:凌遲處死、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絞監候,中國人的死刑分類得細緻,與英國法治中對罰行的詞彙定義層次之爭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法治」將如何處死定義區分得細緻,但將如何定罪則粗疏論斷,並且以「有罪推斷」為起點,與英國人的「無罪推斷」,然後由律師循邏輯法理逐點建證,實有地獄與天國之別。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插圖:詹震寰

中國的社會結構卻不是這樣。首先,中國文人不明白、也不同十九世紀英國歐洲產生的Liberals。今日在香港,最難向大眾解釋Liberalism這個字: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知識分子?因為在大陸,一說到「自由主義」,大陸中國人就想到自由散漫、不服從帝王管轄的性格。毛澤東就有一篇論文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讀了書就有攀附帝王權力的慣性,雖然一度有微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憂患精神,但只「憂患」沒有用,要更積極的解放(To Liberate)。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曾國藩,他吸收了一批有見地的精英為國家效力,曾國藩本身除了是文人也是地主,但他從來不是中國的Liberal。向地主產業階級挑戰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只是一股暴力的農民土匪勢力。

換言之,十九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同情與互動,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從未存在。曾國藩代表的地主和中產階級,對以暴力冒起奪權的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而且以朝廷代理的身份鎮壓成功。十九世紀的中英兩國,都有改革的機會,英國水土與改革的歷史契機有緣,中國則絕緣,因此西方成為希望自由之邦,中國則大江東去,迎來幾十年後馬克思列寧的極端邪說。

「Liberalism」一詞,成為毛澤東挾列寧之名高叫的「解放」(Liberation)。毛澤東領導農民脫離史太林的城市工人革命,轉往農村發動一場禍害更甚於洪秀全的暴力浩劫。

英國有Liberalism,中國則以Liberation告終。一切秩序打破,黑白是非顛倒,一切是命中注定。所謂民族文化的基因即是此意。只「知識分子」一詞,在英文中已經有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zia,前者是英文,後者由俄國傳來,兩相帶動了Liberalism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鞏固。中國則是文人中產附歸帝王,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工業的薄弱和失敗更令農民成為氾濫決堤的黃河。早在十九世紀已注定中的敗局,二十世紀將也一樣。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香港特首「選舉」,即使一千二百名以親中愛國佔大多數的小圈子,加四名親中愛國、即「建制」候選人,中方也不放心,也要指定林鄭月娥必須當選。如同拆穿了當初即使「八三一」決議提名權須一半「門檻」,中方可以隨時將「門檻」以電話壓力的方式提高到三分二或四分三,確保只有一名「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

對於當日否決「八三一」之後又悻悻然有點後悔的,至此可以確定:「八三一」方案即使通過了,也一樣嚴酷,原來的否決沒有錯。

中國文化與民主普選沒有緣分,因為中產階級和專業界不像西方那樣,即使成為精英階級,會促進更大的人權,捍衞他人的自由。

問題出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十九世紀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時代,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工業革命: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種種專業應運而生,都由瓦特在前一世紀發明的蒸汽機,產生了一大群產業工人。換言之,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建基於工業革命後工人之上。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情工人遭受資本家的剝削,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之外,也不忘為沒有土地和教育文憑的工人爭取投票權。

此一變動,主要集中在英國。十九世紀的議會選區改革,人口膨脹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比起幾百年來人口稀疏的地主選區同樣只擁有兩個議席。新興起的知識分子先感到不公平,聯同工人一起,爭取擴大工業城市的議席數量,從而逼地主和大老闆控制的人口稀少選區,向人口膨脹的城市屈服,建制一度頑抗,工人就去倫敦下議院門前遊行示威,並且多次醞釀暴力衝突。

十九世紀的英國,差一點就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是資產階級和中產者,堅定地站在工人的一邊,向地主和老闆階級施壓,最終一切紛爭,由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國會大廳內以爭論和表決的方式和平解決。

英國避過此劫,與英語文化中的幽默和寬容有關,也與地主和資產者的理性和胸襟分不開,議會民主成為穩定的改革軌道。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工人,漸漸此類人口,多於耕地的農夫。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插圖:詹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