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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坐看雲起時
無定向風 事實與偏見 壹觀點 香江不平這處鳴 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中環任我行 投資與良知 關公不是災難 股海縱橫 壹樂也 坐看雲起時 潑墨 媽媽週記 SecondOpinion 壹角度 壹擋專政 壹計就明 肉食中環 運動壹指禪 精英秘聞錄

香港國際社交商貿傳奇人物鄧永鏘爵士逝世,在香港引起議論。其所謂「最後一個貴族」之說遭到質疑,甚或因此令鄧永鏘過身後遭到一陣短暫的攻擊和譏笑,希望在天之靈的這位雪茄精英不會太介意。

「鄧永鏘算不算貴族」僅是膚淺之論,沒有探索的價值。我只感興趣的是,鄧永鏘是一名天生的外交大使。他對政治有看法,但缺乏興趣。鄧永鏘最大的優點是在他十二歲就被其祖父連同父親「流放」英國,從此一人在一個陌生的異域海洋中,先掙扎浮沉,後學會暢游,最後成為這座海洋的一個泳者,以及單帆獨舉的航海家。

自大清國洋務運動以來,鄧永鏘天生擁有接通西方文化的觸覺細胞,加上小學在教會辦的喇沙就讀,殖民地上流社會的氛圍,打下了他對英國日後溝通和相融的基礎。鄧永鏘天生擁有美術品味,凡古董的藝術品經他的法眼,即可分辨哪一件對他有用,哪一件不行,此天分應用於交際,當然也可以節省許多時間成本。他的飲食和服裝——加起來正是廣東人所說的「衣食」之基本——之所以能迅速建立效應,即與此種天分有關。

降生在另一個家庭,鄧永鏘會是一個畫家、音樂家或設計家。但他有香港的善慈家鄧氏門族的基礎,而且去了英國讀的是不被認為有實際用途的哲學。換了別人,他只會成為一名教師或很淒酸的文人,但鄧永鏘善用其先天的條件,化劣勢為優勢,他年輕時建立的個人事業王國確實不全是所謂的「祖蔭」。

天時地利人和,調出了這樣一杯雞尾酒。華人社會有很多大律師和英文教師,中環精英數以千計,不論喜歡與否,香港卻只有一個鄧永鏘,正如現今的中國人,只有一個郭文貴。

以今日中國宣稱要輸出「軟實力」,其實一個非學術化的林語堂版本的鄧永鏘早在二十年前,應該被中國聘任為「中國軟實力文化環球大使總顧問」(我憎恨這種名詞,但沒有辦法,這種語文適合當代的中國人理解),也就是說,給他鄧爵士年薪十億港幣,另撥給他二百億經費,舉國上下,由中國領導人的髮型、衣著、中國總理戴的眼鏡,到中國的國徽,並第一批交出十個城市:北京、上海、杭州、青島、成都、西安、哈爾濱、大連、廣州、廈門,由鄧永鏘擔任全權的城市文化形象新設計。

在這些地方,不准拆什麼舊建築,准許拆什麼,六十年代之後建的房子,如何處理,當地的市委書記和市政府,全部聽命於這個手持雪茄、穿唐裝、說話尖酸傲慢的香港世家子。他鄧永鏘說一,地方政府共幹不准說二,他鄧永鏘頒布的城市面貌改革政策,譬如在哈爾濱恢復使用二十年代的俄式單層電車,或在青島海岸,由鄧永鏘邀請德國建築師加以「美化」;或整個杭州西湖,內外十公里,拆掉卡拉OK和酒廊,另仿南宋風格再建造一批西湖新的「舊宅」,其中如何布置,四周的馬路應擴闊定收窄,或加裝幾座牌樓,全部由鄧永鏘決定。

這樣一來,你中國的形象就提高了十倍。所謂的「軟實力」,就可以讓鄧永鏘這枚洲製導彈輻射向全球。由鄧永鏘招待設計整個亞太經合會議,並調動張藝謀為鄧永鏘的副手,中央美術學院和其他中國設計院的學生做他可供驅策的馬仔。二十年前若可以這樣做,好過什麼孔子學院,中國今日的形象在世界上就不會是這個樣子。

但中國只懂得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僱用美國的黑石保安公司,用機關槍來替中國商人提供保護,卻絕不可能聘用鄧永鏘做中國的形象總顧問,為什麼?因為共產黨天生是物質和唯物主義者,鄙視或仇視藝術、文化、哲學和一切與人文有關的精神上層建築。即使有經費,只留待今日寧願僱用美國的僱傭保安公司,落實中國人只認識的槍炮「硬件」,但絕不會信任一個鄧永鏘,叫他為「中國」這個名詞想想辦法,有如將「單眼佬涼茶」可否包裝成Starbucks,看如何可以提升到「英國」和「法國」的層次。

當然,你重金禮聘鄧永鏘,他亦不一定肯。但我認為他是一名世界仔,只要銀碼夠高,他知道這件事對他本來在西方和國際的個人利益有何附帶好處,鄧爵士一定會做。

問題是即使中共那時有個維新的光緒,眼紅善妒的中國網民也會大肆咆哮,認為請一個香港殖民地的富家子來為中國包裝是侮辱了那十幾億人民。即使有一名「領導人」有此奇想,也過不了所謂「民意」這一關。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再不「開明」,也會聽民意的。因此鄧永鏘能更上層樓的假設,或許在另一個平行宇宙中曾經發生過,但在你和我生活的這個時空中是絕對的不可能。

這樣一來,他鄧永鏘即使「淪」為「往來香港與皇室上流社會之間的超級集郵家」,嬉戲人生,又與他何干,他何須對香港或中國有責任?鄧永鏘懂得向西方sell中國,一切為己,毫無問題。由唐裝到食品,家具到收藏,他的眼光獨到,膽子也很大。他在內心很以中國的文化為傲,但如果在另一種時空,如果趙紫陽做總書記得攬大權,做到九十多歲又沒有老人痴呆,趙某又在九十年代從事了政治改革,開放報禁和言論,我認為不遲於一九九七年鄧永鏘就會成為上述的這個中華文化大官員。

這一切沒有發生。可以說,鄧永鏘會投胎;也可以說鄧永鏘投錯了胎。這一切不關他事,若有看不過眼,一切只是中國人的問題 。吃喝玩樂,呼朋結黨,雪茄紅酒,So what?是不是第一流的人物,英文有幾好,讓文人去爭議吧。He lived a fantastic life,這就夠了。

 

插圖:詹震寰

越南近年促進旅遊市場直逼泰國。泰越兩國擁有共同的佛教文化,人民品格善良,最難得是雖然兩國同是亞洲人亦同屬第三世界,但可能受佛性薰陶,越泰兩國民間都沒有那股喧嘩亢奮之態,人民百姓說話聲音低靜,這是我喜歡這兩個國家的第一個原因。

但泰國近年之喧吵,是因為太多北方大國的遊客。越南則是一個寧靜版的泰國,因為全靠一九七九年那場「懲越戰」以及當前的西沙與南沙主權之爭,中國民間對越南的仇視有歷史原因,所以中國遊客的數量只是去泰國的一小部分。這樣一來,越南的民間環境相對寧靜,更令人珍惜。

河內和下龍灣,香港許多人多年前都去過,現在因郵輪之便,反而人聲嘈雜。西貢遠一些,風格不同,前總統阮文紹和楊文明身為末代總統倉皇出走之前留下的總統府,其中的傢俬和地氈,完全是七十年代中期風格,時光倒流,令人震撼。

西貢的總統府保留越共入城時佔據的最後一刻。難得的是,越南雖然今日是共黨政權,但對於南越前政府留下的遺跡,文字說明並無仇恨情緒,也沒有對阮文紹等前敵人大加批判。前總統府的總統說明非常的客觀,只將事實道來,胡志明沒有加「偉大領袖」,阮文紹也沒有標籤為「美帝國主義走狗」,一切簡明客觀,令人欣喜。

反而令人想到,越南民風如此和平,物產稻米蔬果豐富,地理得天獨厚,雨水充足,又因受過法國殖民地領導,品味良好,為何到了五六十年代竟然有一股變為共產的衝動?這一點實在難以解釋,只能與日本明治維新後三十年代聰明的日本人竟然失心瘋走上軍國主義無限擴張之路一樣的解釋。

中部的峴港和順化比較低調,更是必遊之地。峴港是一個潔淨和寧靜版的芭提雅,同樣有幾公里的沙灘,沙細水清,岸邊的酒店管理良好,窗明几淨。七十年代芭提雅剛開放時就是這個樣子,今日則岸邊高齡鬼佬充斥,雛妓和酒吧繁盛,那陣庸俗的商業味道頗令人生厭,而且的士物價比曼谷更貴。

峴港佐以越南菜式的海鮮,品味以清淡新鮮為主,與芭提雅布吉泰國的辛辣冬蔭功風格濃淡有所不同。峴港機場離海灘只需開車二十分鐘,簡直是奇跡。海鮮則由虎蝦、琵琶蝦、大螃蟹到石斑蘇眉,還有雞泡魚,品種多如繁星。但是一想到南中國海千帆並舉的漁船將海產掏空食盡頗為令人不安。峴港的海鮮酒家沒有魚翅,這一點亦是令人欣喜之義。

許多人到峴港必一遊半小時車程的古城會安。二十年前這個古城會更好,今日則商業化,古舊的牆壁模仿新加坡牛車水一樣塗上了新簇簇的黃油。我不明白古舊房屋的保養,如果是磚瓦石頭,為何不請教一下日本和意大利。最少去過羅馬吧,意大利政府從來沒有將羅馬剩下的舊牆斷瓦髹成黃色和紅色,雅典的神廟也沒有。殘缺加上一層灰黑的煙熏,益見歲月痕跡之真實。這一點流露了第三世界人民當家作主的弱點,品味和美學標準畢竟欠缺了一些。

越南澱積的文化共有三層:明清的中國、百年的法國以及越南本身。三大文化相侵相融,別成另一番氣象,又與從未被殖民過的泰國不同。順化皇城有三分一建築,包括國王辦公的主殿,一九六九年在越戰中被炸毀。那時香港的報紙頭版,天天報導順化和峴港的戰事。不過是兩個地理名詞,四十年後過去,一切都湧到眼前來。為何人類的大愚昧就是放着和平的好日子不過,偏要選擇和劫毀?世上的蠢人為何總是滿坑滿谷,而且因為手機網絡的普及,劣幣驅逐良幣的趨向更為加強?這一點如果旅行還帶着思考,未免太過勞累。

會安有許多西式咖啡館,大量歐美遊客。如果經營得善,完全可以效法日本的京都,保留那一些,小心經營那一片,請日本專家來指導就是。由峴港到會安要經過一條十公里的隧道,倒是與日本合作建造的。奇怪的是如此龐大工程,只開一條孔洞,來回車輛對開,為何不平衡再開一條?香港的海底隧道亦如此,不是工程專家有此常識提問,祈有專家可以教我。

越南人天性友善,稻米田面積廣闊,但不輕易售予外資。此地土地投資學大陸一樣,永久擁有權在「國家」,投資者擁有五十年開發權。動土加建築,領取各種執照,三五年就過去了,剩下的年期不夠,否則如此經濟環境,要有品味的建築商和地產商如日本東京的六本木,完全可以「開發」出一片福地洞天。

越南人喜歡住矮房子,許多洋房是法國風格,絕不向高空發展,政府也不貪圖房地產急功近利、中飽私囊的貪污之便。同樣是共產國家,因為其宗師胡志明本質上是一個比較善良的人。胡志明受中國文化影響喜歡作詩,曾在香港域多利監獄被關押過,雖然留學法國,誤入法國大革命激進思想歧途,但希望越南富強,敬愛人民,這一點倒是可以肯定。越共治下的越南,沒有搗毀過一個舊中國的寺廟。河內有一座孔廟,其中碑石保留完好,刻着的越南科舉進士姓名一大堆。胡志明死於一九六九年,目睹其親密戰友在北方掀起文革,竟然不為所動,這一點出污泥而不染,值得後世傳頌。胡志明最後獨攬大權也沒有過豪華生活,沒有住宮殿開名車,可見中國士大夫和法國文化打造的一點點基因,關鍵時刻克惡揚善,還是有一點底線。

做人,即使做一個壞人,是不可以沒有底線的。

插圖:詹震寰

黃之鋒等「雙學三子」被政治任命的律政司司長堅持覆核,上訴庭配合,判處入獄。特首林鄭月娥否認是一場「政治檢控」。

然而否認有幾多效果?美國國會、德國政府、紐約時報等,熟悉普通法和西方法治的機構,還有英國前外相、現任上議院勳爵的聶偉敬;上議院勳爵彭定康等,一致認為此一判決和檢控是一套政治行為。

所謂司法獨立是西方和英國發明的。香港只是英國一百五十多年來培育的一個小殖民地,現在「當家作主」,學着英國人的腔調,也自稱「司法獨立」,但是在關鍵時刻,似不必教老母雞怎樣生蛋。始創司法獨立的前宗主國,對於前殖民地土著翻身作主人後聲稱繼承奉行的「法治」之檢控和判決,才擁有最後的判斷權威。

正如美國的麥當勞或星巴克,總部和母公司不是在紐約就是洛杉磯。設想河南鄭州一個民企生意人申請了星巴克或麥當勞的一個Franchise(專營權),也打着同一副招牌開張營業。

但美國總部頒令的專營權有種種條件,包括廚房衞生。若專營權的持有戶,廚房出了一堆蟑螂,麥當勞從美國總部派人來一看,認定為不衞生,但持有專營權的那個土著專營戶,不可以說蟑螂只是一種昆蟲,國情不同,我們這裡出現蟑螂很正常,這是你們西方人對於這種昆蟲有偏見。

官司若打到荷蘭海牙國際法庭,或打到月球,法官一定相信麥當勞的總公司,指你違反專營條件。

所以林鄭月娥提出的申辯在人類學的角度並無意義。政治檢控、政治判決是篤定的。但算不算政治迫害,這一點帶有感性成分,這一點我不反對林鄭。「政治迫害」與否,端看當時的政治立場。英國殖民政府囚禁甘地的時候,對於主審法官也按當年的殖民地,顛覆法律懲處,也自稱毫無政治性,囚禁甘地亦非政治迫害。但一九四八年英國決定撤出,道德標準顛覆過來,走出監獄的甘地,活脫脫就是政治迫害的民族英雄。中國人說「成王敗寇」百分百就是這個意思。

倒是特區政府奉中國之命,日後敢不敢對「佔中」大小涉事頭面人物共數十人如何檢控,而到上訴庭大法官又如何遵循此一先例,全部懲處判入監牢?這才是香港特區挑戰西方國際社會的一場豪賭。

賭什麼?賭以英美為首的西方,長期由貪婪的金融精英和人文左膠影響把持,眼中只有中國市場的利潤,不再理會「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香港交還中國的專營條件,也不把香港的年輕一代的華人當做與西方人一樣,同樣擁有民主投票權。

若今後十年英美歐洲政府認為中國的市場更重要,黃皮膚的亞洲人,包括華人,其民主自由權益可以用來交換,則林鄭根據習近平二○○八年訪港時「三權合作」的政治精神,今後一切政治檢控,大腳交波,由上訴庭或其他法官接應傳中作政治判決,則香港特區法治政治化,甚至出現真的政治犯,也不是沒有可能。

在國際層面上,這是一場中西方的博弈。中國決定不再「韜光養晦」,而是四周主動出擊,顛覆國際慣例,改變三百年來西方人定下的規矩,決定以中國的一套法則取代歐洲自哥倫布航海之後逐步形成的文明法則。

此一前所未有的巨大野心,正在引起西方警惕。但歐美政府軟弱,缺乏領袖人才,真正的「精英」不是轉往拍影視劇集就是到華爾街賺大錢。西方各國的領袖學出現真空狀態,加拿大、法國、英美的金馬倫和奧巴馬,十年來小鮮肉輪番登場,好像選俊男一樣。左膠叫囂,在美國拆毀李將軍石像,在英國則企圖搗毀倫敦特加法加的尼爾遜上將石像,蛀蟲在內部產生大量繁殖。西方這兩年出現內部崩潰的徵兆。中國此時不出擊更待何時?

香港「雙學三子」的判決,不管喜歡與否,在此一大氣候之中,只是颱風捲起的一塊樹葉。香港人要看得遠一些,不必再爭拗刑期之長短或是不是政治迫害。事到如今,玩文字遊戲毫無意義,香港是世界上中西方角力的其中一個小戰場,其他的戰場或在南中國海,或在紐約交易所,或在郭文貴與中國高層罵戰的網絡,這是一場尚未血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香港只是其中一個小戰場。

香港的泛民多年來意志消沉,手法老套,「抗爭」的方式前不巴村、後不着店,乃出現了年輕人後來居上,但激烈的手段又不為「老鬼」所接受。此一形勢就像西方政府的縮影:奧巴馬、文翠珊、默克萊夫人,對於伊斯蘭世界的移民,以及其附帶的恐怖主義,不也就是如此進退失據嗎?

這是西方所謂「自由主義」開到荼䕷的全球化現象:失去記憶、缺乏史觀,猶豫不決,左右不討好。正是莎劇「王子復仇記」裡主角成為悲劇角色的全部人性弱點。

一場全球的賭博開始了。

 

插圖:詹震寰

一九六六年中,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蟄伏多年的林彪重召出山。為了重奪軍權,要打倒劉少奇。

林彪自韓戰拒絕再披甲做統帥之後,即不問政事,因為他知道毛澤東性格陰險,在毛澤東身邊,伴君如伴虎,沒有好下場。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整死高崗,然後高捧劉少奇。毛澤東要將林彪召出山,甚了解老毛性格的林彪豈有看不穿之理,連聲拒絕。

但毛澤東親題曹操詩「神龜雖壽」,命令林彪一定要出來,並不惜整垮林彪的政敵羅瑞卿當做投名狀。林彪無奈,只有帶着一桿槍,輔助毛澤東在文革奪權,打倒劉少奇。

此時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又幾乎成為改變中國歷史的催化劑。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密派其黃埔第四期同學蕭正儀來香港,找國民黨後勤司令、湖南籍軍人周遊,帶了一封信,囑周遊將信轉給在台灣的蔣介石:

「鐵兄:久未通信至念,回憶當年共硯黃埔,恍如隔世。兄天姿明敏,正應為國家效力,乃退閒塾處,殊為可惜,茲因文灼兄南行之便,特修寸楮致候,祈加指示。吾人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詭變莫測,因思校長愛護學生無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肺腑之言准乞代陳為感,此頌道安。學弟尤鑄同啟」

周遊其時住在羅便臣道七十七號的大宅,看見蕭正儀恍如隔世。誦讀此信,一看就知這是真正來自林彪。其中「尤」為林彪別字,稱「鐵兄」,周遊別字鐵梅,雙方的別字只有兩人在黃埔同學時互稱時才知道。「文灼」是蕭正儀的別字,當年三人私下稔熟,加上同是第四期的陶鑄,可謂一幫知己。周遊即與國軍駐香港特派取得聯絡,將此密函上呈台灣國民黨特情室主任張式琦,張即向國防部部長蔣經國請示。

蔣經國表示要「研究」,隨即將信轉呈老父蔣中正。最終指示:與蕭正儀保持聯絡,原函複製之後奉還,另由周遊署名回信,交蕭正儀帶回大陸面交林彪。

蕭回大陸前與周遊約定以後如何聯絡,繼而取道廣州,乘粵漢鐵路經武漢轉往上海。到了上海,也曾來信周遊,稱「尤、鑄」二人未改初衷。但不幸不知何故,此後蕭正儀失蹤,從此失了聯絡。

林彪之信並非他本人執筆。但周遊判斷信是真的。信中內容很明顯,是指林彪當初選擇了錯誤的道路,危害國家,現在不得已被毛澤東叫了出來,「吾人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點明毛澤東此人之危險,繼而「因思校長愛護學生無微之至,苟有自拔之機,或不責已往之錯」。全文以「苟有自拔之機」為要害:「自拔之機」就是自己會安插在毛澤東身邊,等待時機,一舉而行刺,政變成功之後,將蔣介石迎接回大陸。

此信之石破天驚,沒有虛假的理由。第一,林彪不是喜歡做第一號人物的人。第二,此信並沒有誘惑蔣介石,叫他即時由台灣起兵,只是叫蔣介石等。第三,動用一名老人千山萬水,艱辛來到香港,不像是為了演一場毫無目的和結果的無聊戲。第四就是其中各人別字,稱呼親暱的方式,只有周遊心裡明白。

凡做大事的人,文筆表述必有一套。林彪的古文根底甚佳,此信的文體完全迎合舊文化傳統。林彪在位,毛語錄寫前言時就用共產式的囉唆白話:「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寧列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衞、創造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此一林彪文章,行文歐化,一口氣用了幾個「字」與致周遊的信,簡直明暗判若兩人。

蔣介石看了,託人問周遊的意見,周遊表示認為是真的。主動權在林彪方面。於是指示由周遊代表蔣氏覆函,祝其保重,保住他的地位,徐圖再舉。

但蕭正儀返回上海,這條線永遠斷了。 為何早在一九六六年,毛林關係如蜜月,還要冒此殺生之險寫一封信?因為林彪看見與他一齊奉召出山的同學陶鑄,此時已被打倒,自己遲早朝不保夕。紅衞兵製造舉國的破壞和混亂,毛澤東瘋狂的專權也超越了林彪個人的底線。畢竟黃埔出身,軍人有基本的品格,林彪決定要做一件大事。

但蕭正儀為何失蹤呢?其中一個可能是後來在上海身份敗露。或收藏的信被搜獲上交周恩來,周恩來轉給毛澤東。毛澤東不動聲色,欲擒先縱,將林彪寫入黨章為接班人,實際暗中布下天羅地網。一九七○年前先批陳伯達就是完全沒有理由,繼而收網之際,林彪想破網而出,但為時已晚。

以上推測,當然是戲劇性的陰謀論。但林彪政變的陰謀部署精密,為何陰溝裡翻船?難道只純是運氣惡劣?蕭正儀下落如何,是不是已被處決?一切已成懸案,永遠沒有人知道。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刺毛事敗身亡,據在台灣的陶希聖說:蔣介石聞訴哭了,他深感遺憾。為何蔣介石流淚?因為他知道,此生返回大陸的最後一絲希望有如斷線風箏,隨林彪之死,永遠消失了。

這一章,真是幾許不凡人物的不凡故事。中國的上一代還有如此雄才偉略之人。看了大陸宣傳片「建軍大業」,其中的林彪並未再受醜化,找一名小鮮肉飾演,其時還是在門外站崗的小兵。林彪當然不是好人,去東北幫蘇聯紅軍劫收日本物資,後來長春圍城,餓死三十萬人,即是林彪前線主持,也可謂現眼報。林彪的悲劇說明年輕時感情衝動,一時歸錯邊,選錯了政黨,是如何的一失足,將可成千古之恨。至於蔣介石,是一位品格高尚的領袖,但軍事才略有如彼得定律,不足以攀上領導全國軍隊之位,身邊也沒有一批如諸葛亮、魯肅、周瑜、郭嘉之類的謀臣。

總之是幾個不同性格的人決定了中國的命運。這幾個人之下,四五億的農民百姓,每天只顧耕田和飲食,只盼望出一個好皇帝,有一碗安樂茶飯。所謂天地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即是這個意思。林彪死後,全國「批林批孔」。中國的命運幾時輪到由中國人決定?他們沒有個要求,亦無此資格。所以,一人一票民主選舉?不要笑死我。

 

插圖:詹震寰

香港某大豪門因為家族基金的信託問題,爆發財產分配紛爭,其中擔任基金信託的銀行被家族的賈母掌門人控告。

此案因涉及九個子女,基金數額龐大,而且上一代如何艱辛拼搏,要將一件事細說從頭,縱橫一萬里,上下三千年,以手機網絡流行的滾動新聞形式,根本沒有辦法說得清楚。

這就是報紙和週刊等印刷傳媒繼續存在之必要。

據說手機網絡世代,全世界的人都沒有耐性看文字,香港首當其衝。首先,如果西方下一代不看文字,那麼書店應全線倒閉,「泰晤士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應該早已賣給了中國的馬雲和王建林。如果西方的下一代厭惡文字,超過五百字小孩就會失去耐性,那麼英國女作家勞琳就不會繼續再寫小說「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系列也早已經無人問津。

很明顯是香港的中國人下一代厭倦文字而已。不要望着自己的肚臍眼和腳趾尖,認為全世球就匯聚在你的肚臍眼和腳趾公那半寸方位。香港人厭倦文字,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根本沒有寫得好的文字,吸引千禧後出世的這班迷戀影像和動漫的妖獸一代。不,不要搞錯,我知道市場最大,香港下一代不閱讀文字絕對不是他們的錯。正如一名食客,不幫襯你這家餐廳,轉移去麥當勞,不要怪麥當勞,只怪你這家餐廳的菜式,無法吸引這位食客的胃口。

為什麼「哈利波特」還在英語世界出版?而且福爾摩斯和阿嘉泰姬利斯蒂的偵探小說還有人看?日本的高科技,比香港和中國不知進步多少倍,人家早就有機械人和人工智能,何以日本的書店如紀伊國仍然做得下去,日本的地鐵站仍然有大量靜默的乘客在低頭看書,而不是人人都在玩手機?

中國人迷戀西方發明的科技小玩意(Gadgets)。不是喜歡科技,只是喜歡科技的產品(Products),甚至更精確地說,只是全民迷戀科技的小玩意(Gadgets)。Products和Gadgets有什麼分別?福特汽車一百年前推出的第一輛汽車是Product,而電影007占士邦每一齣的開頭,男主角到武器工廠找那個發明家Q,而Q向他展示打火機如何發射一顆子彈、汽車如何可以在危急時潛水或向敵人發射一顆微型核彈,或「職業特工隊」裡的眼鏡,如何可以透視一堵牆——這些微小而具有創意、令婦孺看了發出一片「嘩嘩」的讚嘆聲的就是Gadgets。

當年法國人兵不血刃佔領柬埔寨,就是向施漢諾親王的高祖父獻上一部單車。施漢諾老王是一名土包,像三百年前的康熙皇帝,從來沒有見過自鳴鐘和望遠鏡,看見一輛鐵造的輪架,坐上去居然可以只費三分力,而到處高速亂跑,大為欣喜,坐上三輪單車,就在宮殿和花園流連忘返不斷踩踏。此時法國人問他:「喜歡這個偉大的發明嗎?」老施漢諾親王大笑。法國人再問:「我可以給你許多部設計不同的單車,你把你的領土給我,你仍然做國王。」施漢諾開懷大笑,連連點頭。

亞洲人對於西方的Gadgets有那種消費的迷戀,除了基因,實無法解釋。中國的馬雲宣布在杭州設立第一座無人超級市場。中國大陸流行消費使用「支付寶」,於是人民身上的現鈔,據說第一次比「西方先進國家」的人攜帶的現鈔還少。於是中國人歡呼,認為這是他們的進步。

但一切只是一種Gadget Obsession。杭州的無人超市開業,出現幾百名大媽坐在超市的走廊,嘻哈乘涼交談,有如香港星期日坐滿外傭的維多利亞公園和交易廣場走廊。無人超級市場,相信日本和瑞典一早已經想到,但人家不會實施,自然有種種成熟的理由。即使無人超級市場開在大阪和東京,也不會出現幾百名日本婦人坐在走廊喧嘩。何謂文明進步,真是一目了然。

香港的豪門基金信託案,是不可能以Power Point、滾動式的快餐新聞、點擊的簡約文字,前因後果細說從頭的。單是九兄弟姊妹,誰擁有什麼公司、各自的教育背景和職業,有如看「三國演義」,幾百個人物,除了劉關張之外,還有曹操諸葛亮、魯肅、周瑜、趙子龍、姜維,以及許多文臣和武將。「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可以推出刪節的濃縮精華版嗎?金庸的武俠小說,每一部就可以一張A4紙就講完,那個叫做大綱,甚至不是故事,更不是小說的本身。

一部好的小說講鋪排和結構,人物出場之前環境和背景的描寫,氣氛的營造都有考究。「鹿鼎記」不可能濃縮成五百字,否則不要看算了。一個民族如果主動放棄了文字,即是自我拋棄了靈魂。要民主普選,必須有成熟的辯論。而辯論需要時間,要用精采的修辭和語鋒喚醒人心,將是非深入討論。柏拉圖和蘇格拉底的對話錄,就一個問題反覆辯駁,不可能有Power Point。香港的「競選」,最好笑的地方就是主持人將一個計時器放在桌面,限講三分鐘,於是香港式的政治辯論,在台上講話的人陳腔濫調,令人聽得呵欠四起,反而身為觀眾,最等待是那一下Cut掉的叮叮鐘聲。

如果連一份文字的週刊也容不下,不錯市場最大,我只會怪寫文字的人無法吸引這個市場,但不要忘記,這個所謂市場,以後不要指望有資格擁有普選和民主。

插圖:詹震寰

電影「鄧寇克大行動」紅遍全球,導演權力龐大,激發西方重新探討當年希特拉為何兵圍鄧寇克,但最後卻決定放英國一馬,讓四十萬大軍大部分可以安全脫險。

鄧寇克大撤退之中,希特拉的動機,七十年來一直是歷史學家不解之謎。有多種說法:第一,希特拉想留下一點兵力元氣準備東攻蘇聯。第二,是空軍元帥戈林反對趕盡殺絕。第三是希特拉剛愎自用,明明許多將領反對,硬是不聽,要顯示個人權威。第四個原因是希特拉想向英國剛上台的邱吉爾示好,希望能與邱吉爾私下接觸,展開和談。

以上四大原因,第四個最沒有人相信,而且被許多名家否決,認為希特拉殘暴不仁是個瘋子,而且早晚覺得要進攻英國,絕對沒有與邱吉爾和談的打算。

但我認為鄧寇克之謎,第四個原因最可信。

首先,希特拉確實有初向邱吉爾示好之意。不要忘記,在鄧寇克行動之前三星期,邱吉爾方始上台,是一位新首相,正如今日美國的狂人大亨總統上了台,普京再反美,也想伸出「友誼」之手,試探一下是否可以不必美俄再對抗,兩個大佬坐低談妥許多問題。

希特拉是個狂人,但不是瘋子。若無與邱吉爾和談之意,後來乘飛機密訪英國、被迫降而囚禁於蘇格蘭的助手赫斯又如何解釋?赫斯獨自駕飛機闖英國境被迫降,從此被囚禁倫敦塔,英國政府歷來對此事隻字不提,因涉國家機密。早有歷史學家指出,身為二號親信的赫斯,是奉希特拉之命來和談的,但被邱吉爾拒絕。

因此當時希特拉想一探虛實,此可能性最大。希特拉對英國並無深切的惡感,反而很仰慕英帝國的成就。一九四五年在覆亡之前,希特拉有一講話,高度讚許英國帝國版圖。一海之隔,希特拉並無攻佔英倫全島的野心,或許有想過,但回復理智,他會認為如果戰爭勝利,與英國共治世界,比殲滅英國、一人獨霸更為現實。

許多人研究歷史,被後來的事件發展影響,忽略了當事人對當時的情境性格心理的深入研究。後人評論希特拉的性格,多被他後來屠殺猶太人的瘋狂行為嚇得目瞠口呆,覺得希特拉簡直是撒旦化身。但歷史研究要記住一條:「有早知,冇乞兒。」一九四○年五月的希特拉,或與一九四四年的同一個人不同。正如一九三六年英國保守黨首相鮑德溫的政府,也只是將希特拉當做另一個拿破崙,完全沒想到他想征服歐洲之外,還大舉滅猶。

歷史學家被後來發生的事件影響了對前面一事的判斷。他們往往忘記了:一個強人領袖,ABCD四事,事件CD的決定,往往因為AB引起的結果而導致。

譬如當初如果希特拉能與邱吉爾和談,邱吉爾答應希特拉的條件:我保守中立,我讓你佔據歐陸若干國土,但你不要與日本結盟,我抽調兵力,監察遠東。將來全球的殖民地由英、法、德三大強權來劃分,而將南北美洲交給美國。

如果當年邱吉爾有此想法,後來希特拉會不會屠殺猶太人?AB兩事如果有變,不一定衍生C和D,有可能另變成E和F。

正如男女遇上了,因為緣分戀愛而結婚,生下兩個子女。女方要等到很多年後成熟了,回過頭來才會感嘆,當初如果沒有身邊這個男人,嫁了另一個在月下彈琴的男人,眼前這對兒女根本不可能出生,而自己擁有的是另外兩個孩子。

命運的玄妙,要人到中年之後才明白。而所謂命運的軌跡,只不過像打桌球,第一Q擊出,打散了桌面的一堆紅球,每一局、每一記,都有不同的或然率。

邱吉爾當年性格強硬,也可以說是正義的原則堅定,決不與希特拉談判。邱吉爾心想希特拉一旦攻入英國,德軍殺進唐寧街,他自己抱着必死之心,會拿着一把手槍在燈柱後戰鬥到中彈而死。邱吉爾是軍人出身,在關鍵時候,他的戰士性格蓋過文人和政治家。這一注狠狠押下去,成王敗寇,以他的口才和文采以勝利者的姿態,昂首進入了歷史。

但當時若一念之差,邱吉爾肯私自與希特拉接觸又如何?以後的事件會否改寫?德國不與日本結盟,美國不會切斷馬六甲的海上航線。美國不與日本衝突,日本就不會偷襲珍珠港。沒有珍珠港事件,歐戰只是歐戰,不會有太平洋戰爭,美國不會參戰到亞洲這邊來,中國的命運以後也完全不一樣。

鄧寇克之謎是那個時代歷史的一個蟲洞。經此「蟲洞」,可以內窺其他的平行時空。他想給邱吉爾一個機會,但遭到拒絕,否則絕對無法解釋為何德國只要動用十架八架飛機而不由,在鄧寇克海灘投下幾十個炸彈,四十萬大軍就會完全報銷。以後還有沒有諾曼第?不太可能。

因一人的一念之差,在或然率中偶然改道,影響了千萬人的生死。歷史不是必然的,而是太多的偶然。今日世界進入了相似的十字路口。美國狂人總統、普京、金正恩、習近平,這幾個會有太多一念之差的想法,而且各自不受制約。人類的命運,生死凶吉,也就陷於另一個十字路口。

插圖:詹震寰

網絡預訂住宿AirBnB開業多年席捲全球,哪知道在美國加州鬧出一宗種族主義案:一名三歲就來到美國定居、英語已幾成母語的美籍韓裔女人,與友人三兩,早在網上預約了北加州一戶人家兩夫婦,準備度宿。汽車將到時,發過去照片,夫婦即惡言拒絕,聲稱不再出租,因為「你是亞洲人。」

美籍韓女不忿抗議,戶主說:「這就是我們選Donald Trump的原因。」如此驃悍,當然自找麻煩。受害人告將政府,此貪逞一時口舌之快的戶主,被罰款四千美元,並強制上課,要報讀「亞裔少數族裔對美國的貢獻」之類的歷史課。被告認罪,付錢之外,從頭做中學生。

此事尚有細節:戶主本來等客上門,但韓女臨時通知可否加兩個朋友,另一隻小狗。戶主不滿,最後接受加付五百美元。但可能預先的部署打亂了,心情不佳,情緒發作,結果鬧成大新聞。有人向AirBnB投訴,但此一網絡公司表示,我只提供「平台」,主客的瓜葛與我無關。意思就是:我是開戲院的,上映了三級片,有人看了三級片在外受誘而強姦,告觀眾和導演好了,不要告戲院老闆。

說來也有理,網絡世界最初的原意不是令人類更彼此了解和諧嗎?隨着伊斯蘭國恐襲,因網絡而擴散,連在網上找一家民宿,也不時引起此種族糾紛,可見網絡科技與世界和平不但毫無關係,有時還事與願違,網絡會導致真正的熱戰爭。

此一美籍韓女討回公道,但與此同時,澳洲墨爾本大學又出現針對中國留學生「不准入內」的某些院校大樓。看來所謂「文化多元」的世界,隨着人數增加,聲浪加劇,並無因為時間邁向未來而所謂的「明天會更好」。

美國算是種族歧視相對不太嚴重的國家,一百年來有其他的族裔打了底。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猶太人在歐美受歧視最深,即使在美國,也時時不受平等的僱聘,百貨公司售貨員不予接待。明星格力哥利柏五十年代初期的說教宣傳電影「君子協定」,罕有地基調像大陸的政治片,由一個父親不斷教誨兒子不要歧視猶太人,劇情平淡,對白煩瑣,是為荷李活電影的異數。後來見諸荷李活由猶太人壟斷:製片家、編劇、導演,一路到史提芬史匹堡,就不得不佩服猶太人絕處逢生的政治藝術。今日世界無人再敢歧視猶太人。猶太人基辛格縱橫四海,還要重整世界格局,以色列則雄視中東,所向無敵,成為世界的科技發明基地。

一個民族自己爭氣,沒有人敢歧視,只會一切讚嘆。日本人在歐洲得到的禮遇比歐洲人更甚,因為他們的衣著、儀容、行為,都比歐洲人更堪稱貴族風采。在畫廊和博物館,許多日本人懷着朝聖的心情,仰觀美術名作:畢加索、莫奈、哥耶,連六七十歲的老婦著得也像雅麗珊郡主或荷蘭女皇,並不豪奢,配飾和諧,衣著得體,色彩與周圍的環境融合為一,而且拿出筆記簿,導遊講解,專心筆記。

年輕人不想知道太平洋戰爭時代所謂的慰安婦,資訊爆炸知識氾濫,此一環節並不是他優先渴望想知道的內容。部分原因是長期嘮嘮叨叨宣揚反日的人,自己的形象和作風太過不堪。皇軍的殘暴已是過去式,反日的人,其行為之猥瑣與囂霸,才是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式。

這一點解釋了美國澳洲逐漸掀起的反亞裔(其實是反中)愛國情緒。不錯,多倫多和紐約都是由移民建成的,但那種移民不同今日的這種。一九一三年鐵達尼號沉沒,死亡一千多人,包括美國Macy's百貨公司的創辦人,非富則貴,都以英勇的氣節和高雅的儀容,讓出救生艇給婦女和兒童,含笑犧牲。鐵達尼號的死難者,許多是貴族,腰纏萬貫,而且是白人。許多年來海難案件不知凡幾,在菲律賓、印度、非洲都有,但為什麼只有鐵達尼號這一宗拍成電影,最為後人哀悼而傳頌?因為鐵達尼號的搭客與後來的不同。船上的死者有許多移民,包括愛爾蘭裔、蘇格蘭裔、德裔,他們那種「我有錢,我要霸頭位」、「讓領導人先走」那種文化出來的移民。同樣是移民,質素有高低之別。

澳洲大學發生反中國留學生事件,如何解決?正如香港出現反中和不滿現狀的年輕人,愛國的你,都會向他們怒喝:如果不甘心生活在中國主權下的香港,可以滾蛋。邏輯也一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以華人為主的亞裔人士,未來一段日子在西方國家備受的歧視,不幸將會增長。可以預見:不論牛津劍橋還是哈佛耶魯,亞裔畢業生未來幾年求職,白人僱主看見姓氏和名字的XYZ特別多,會將申請表優先剔棄。無論喜歡不喜歡,這就是現實。在西方大學校園,其他學生若掩鼻繞道而過,如果覺得不高興,可以退學,離開那個充滿仇恨和偏見的西方國家,回到祖國升學生活,最好。

 

插圖:詹震寰

政治勢力搞局,流行說「建立中國人身份」,形成「中國人霸權」。

香港是國際城市,有萬餘印巴裔人。「印巴裔香港人」與「華裔香港人」應該平等,卻無「印巴裔中國人」一詞。

全球一體化,手機網絡流行,理應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了解,但十年八載下來,適得其反。網絡並沒有令人更加視野廣闊,相反只令人看得更加狹窄。網絡沒有促進幸福,卻帶來更大的仇恨和怨憤。

這個世界,當然不只近十年才開始有病,而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病症愈來愈嚴重,而且愈來愈向不治之處發展。世人一向思想單純,容易受到蒙蔽,其中一句話就叫做「明天會更好」。一致迷信明天的日子會比今日更幸福。

所謂「明天會更好」的神話從何而來?從小學教師而來。五六歲的時候,上一輩就現身說法:他們年少時沒有汽車要坐牛車;沒有電報要靠送信。幾十年前的人,平均存活年齡五六十歲,一旦診斷癌症 ,沒有伽瑪刀,沒有磁力共振,沒有科技昌明的醫術,許多人只有等死。由上海去舊金山,很難坐到飛機,遠洋輪船非一個月旅程不可。上一代人以此振振有詞:你看今天,隨時拉着行李就上飛機,由香港飛加州,十五小時之內抵達,而且航班頻密,今天的日子還不是比昨天更好?

如此類推,明天會有機械人和人工智能,不必做家務清潔打掃,一切有機械代勞。同理今日印刷傳媒衰落,圖書不必到圖書館翻閱,一機在手,維基百科,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什麼都找得到。不是今天明明好過昨天嗎?以這樣的軌跡推算,人類科技發展下去,明天當然比今日更好。

此一盲目樂觀的迷信,謬誤在於只知其一,不窺全豹。幾十年來,華人社會此一謬誤是盲信科技,認為只要科技一天比一天進步,人的日子一定愈來愈幸福。但科技需要人文來駕馭。

物理、醫學、電子工程雖然有數不盡的學術精英,但古往今來,只有一個蘇格拉底,一個達文西和一個莎士比亞。

所謂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魔鬼在細節裡,不是指軍事復興,而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又以人性和人權的解放為先。一旦有了槍炮原子彈,但如果人性仍受壓抑,人還活在中世紀的宗教極權之下,即無真正的復興可言。西方世界最大的幸運,是當火炮發明之後,隨即文藝復興就發生了。中世紀結束,十六世紀因伊利莎伯一世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聖公會的新教更由梵蒂岡的羅馬天主教分裂而出,打破了宗教極權的一大統。有了分裂,人就開始走向進步。

文藝復興令西方脫胎換骨,反之遠東的明朝帝國仍然由朱姓一家代代相傳,即使有一個太監帶艦隊去西洋,但鄭和航海,目的是什麼?史書無明確的記載。一說是為明成祖尋找他的侄兒明惠帝的下落,以便斬草除根。若這一點就是下西洋的目標,即使再下七十次也沒有用。

秦始皇開創了中國的極權,統一天下,以他的兒子為二世,孫子為三世,以至千百萬無窮世。如果這個魔星,就是所謂的「千古一帝」,則中國人又稱漢人、唐人,卻從未稱「秦人」,可見歷代視秦國為中華史上恥辱一章。

所謂秦帝國到二世就完蛋。劉邦項羽的平民武力造反,結束了春秋戰國的貴族勢力,劉邦開創的漢朝,雖然也是帝王極權,卻總共有四百二十年。為何秦帝國站不住,而漢帝王能有長期的安定?因為漢朝的開國領袖,可以繞過秦始皇和商鞅的殘酷法家專權,遙接幾百年前的無為政治哲學。

漢朝的開頭,就像今日有人稱的林鄭開局好,開頭七十年,採用了老莊無為而治的哲學。到了東漢,更歡迎佛教傳入。因此,前後漢四百年,雖然最終以三國戰亂告終,但針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帝獨大,漢朝又恢復到春秋戰國的文化多元,而且大膽讓道家和佛家成為主流,法家的殘酷極權受到壓抑。

這樣一來,雖然還是帝王的家族統治,中國人有機會喘一口氣。今日所說的漢人那個漢字,就是回歸西漢劉邦那個起點。在西漢之前,只有齊人、楚人,沒有中國人此一名詞。但自「漢人」之後,二千多年政治的規範,嚴明的皇帝採用無為而治,暴君如朱元璋明成祖,則沿襲商鞅留下的秦朝法家。無為而治可以一邊是帝王,但同時不必軍備,沒有治安警察,沒有特務,租稅甚輕。 所以說「漢唐盛世」是秦朝十五年一股邪惡的反動勢力第一次的敗退,令春秋戰國的諸子文化復興。如果春秋是希臘,漢朝即是羅馬,直到三國,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幾乎攀到了頂峰。

老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主義者,也建立了理想國。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又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今日的學生,喜歡去西方讀政治社會學理論,其實老莊的思想歷久常新,就是二十一世紀的理想政治學、綠色環保學,也就是中國的人文精神。

今日看來不就很清楚?一部統治機器,上面的愈貪,下面貧富懸殊,相對貧窮愈烈。連小熊維尼的卡通影像也變成忌諱,則何來創意?西方的文藝復興,以達文西的創意大師先行,不但留下了許多飛行器的設計,蒙羅麗莎的微笑比達文西的機械工程圖樣偉大得多。人文領先於理工科學,這就是千古的例證。

香港年輕人不認做中國人,卻沒有不認為是漢人或唐人。第一個名詞,形象臭了,第二第三個名詞,幸好多少還留在漢唐的一抹月色裡,似沒有進入二十一世紀。

插圖:詹震寰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撰文:陶傑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撰文:陶傑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德國漢堡舉行G20高峰會,美國狂人總統到會,其言行全球關注。

特朗普上任半年,外交政策打出一套「喪拳」、「盲拳」、「笑拳」,看似並無章法,實際上以「顛覆」、「重組」、「拆毀」為主。生意人接管一家赤字壞賬的公司,炒人的炒人,裁減的裁減,像要開源節流,重新裝修。

關鍵不在所謂的特朗普,要拆毀顛覆什麼,而在於這個所謂狂想重建什麼,以及懂不懂重建。在這一點,特朗普百日,充滿爭議,開始略有點眉目。

特朗普競選時聲稱,企圖改善美俄關係。這一點令遠在莫斯科的普京聽見,兩眼發光。此次美俄兩巨頭會見,原定只談四十分鐘,結果談了超過兩小時。普京見特朗普,面部表情值得留意:凝重嚴肅之中,有歡欣和輕鬆,而且兩人對坐,普京的肢體向前傾斜三十度,反之狂人則坐直,生理語言顯示普京極欲與特朗普真誠改善關係。

然而特朗普有美國富豪傲慢任性之弊,出席外交場合,動作粗野,缺乏優雅,敗了美國傳統國風。去到歐洲,又指派自己的女兒代表談判,簡直是向歐洲文化面上吐口水。繼而又被踢爆在競選時讓兒子向俄羅斯索取希拉里的電郵醜聞。這等瘋狂的作風,一旦使出,一定要交出巨大的成績,否則會死得很慘。

撇開一切仇恨的情緒,美俄關係當然應該改善。如果美蘇在冷戰時代不能開戰,則普京時代的美俄關係,更無對抗的理由。首先,西方不是口口聲聲要推展民主議會嗎?普京就是俄羅斯選民一 人一票選出來的總統。比起遠東另一個崛起的強國,普京並無全球擴張的野心。比起前蘇聯,普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已經沒有代理國。支持敍利亞、鞏固伊朗的緩衝,都不可以與冷戰時代的蘇聯比較。

不錯,普京在任曾出兵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但看看地圖:普京只是想重建前蘇聯時代的影響力版圖,普京不見得想將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殖民。侵略波羅的海,我認為也只是西方的一種想像。但普京恐懼北約擴張到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就像電影「英雄本色」裡著名的對白:「我只想要回本來屬於我的東西。」對於普京,中國、拉丁美洲、非洲等從前史太林輸出革命的世界,並不屬於俄羅斯,波羅的海、烏克蘭、格魯吉亞,不必屬於俄羅斯,卻不能屬於以美國為主、充滿敵意的北約西方。

然而,這就湧現一個嚴重的矛盾:所謂西方,為何從來不肯包括民主的俄羅斯?由凱撒琳皇后、彼得大帝、阿歷山大以來,俄羅斯一直是西方文化重大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大極為燦爛的分支。沙皇時代的俄國文學,從普希金到杜斯妥也夫斯基,音樂中的柴可夫斯基和莫索斯基,今日的歐美交響樂團,幾乎每一場都在演奏。西方對俄國懷有敵意,蘇聯時代完全正確,因為列寧和史太林是妖邪的異數,但普京最多只是沙皇,絕對不是列寧和史太林。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錯誤,已經證實德法英與沙皇的一場混戰,完全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就不同了。但今日西方對俄羅斯充滿對歷史的歧見。西方的左膠立場尤其矛盾而荒謬。當史諾登盜竊中情局和政府監聽國民網絡的機密,挺身而出,西方左派和知識分子歡呼為「自由英雄」,將美國的「建制」視同反動的魔宮。同時,美國的左派仇恨特朗普,指他「通俄」。但當史諾登投奔的目的地是俄羅斯,帶頭攜帶中情局機密通俄,則西方傳媒和知識分子則一片沉默。

如果史諾登是英雄,那麼他選擇投奔的俄羅斯和他擁抱的普京也必然是自己人。如果普京是敵人,那麼史諾登投敵,也一定是西方的內奸。但西方的白左講到這一點,故意顧左右而言他,形成所謂的失語狀態。為什麼?因為這等左派知識分子的愚昧和虛偽。

西方的左派指摘特朗普推翻既有的程序,但對這個問題,他們卻顛覆自蘇格拉底以來西方文明基礎的邏輯常識。普京並無「一帶一路」的野心,俄國人並無成千上萬湧往西方國家移民定居——即使有,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東正教是耶教文明的一支,俄羅斯移民即使到了英法和美國,不會放炸彈,也不會在市中心唱跳歌頌列寧的紅歌舞。俄羅斯並無紅色大媽這種怪異的低等動物,即使大量俄羅斯移民湧去倫敦居住,並不構成對社會安寧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威脅。

以上問題涉及簡單的常識,但西方不敢正視,無人能回答。為什麼?因為這些白左口口聲聲說要反歧視,但其實他們對俄羅斯和東歐充滿深厚的歧視。

這樣一來,特朗普去G20峰會,若對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顯出特別的熱情,請問有何問題?普京早已與列寧史太林的邪惡帝國切割,如果有什麼野心,也只是隔代重新尋找沙皇的光輝。請問十九世紀的沙皇對世界的威脅大,還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列寧和史太林?

特朗普與普京建立親和互信關係,對世界極為重要,如果可以實現,這兩位領袖,比起當年基辛格黎得壽之分享諾貝爾和平獎的笑話,才更值得共得諾貝爾和平獎。

但這種邏輯推論,你在今天的「紐約時報」會看得到嗎?不。因為這是西方精英的盲點。昧於歷史,也不懂地理。口口聲聲地緣政治之類的學術名詞,其實對這個世界一無所知。特朗普的兒子「通俄」犯了什麼大罪?小布殊的父母老布殊和基辛格等長期「通中」,為什麼全無問題?

西方的知識精英採取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因為一來對世界的無知,二來對特朗普的個人仇恨膨脹到毫無理性的程度,大罵民選的美國總統為希特拉,視美國的半壁江山為納粹。這種知識精英自我幻覺的歇斯底里,不就正是左翼民粹的另類納粹嗎?他們的喧嘩和仇恨令我想起電影「驅魔人」裡鬼上身、頭顱轉動三百六十度的那個小女孩。

對於這等白左亂搬龍門,立場飄忽,並無真正的價值觀。天天吵嚷人妖進哪一種廁所,對於全球正邪善惡的大是大非卻顛倒黑白。這種偽精英完全是洗了腦鬼上身,口吐穢物。這個世界,有三大洗腦族群:西方白左、伊斯蘭國、中國紅色五毛。這三股邪惡勢力,一個是血癌,一個是腫瘤,一個是愛滋。如不有力抑制,人類三十年內必亡。

插圖:詹震寰

今年香港書展的主題是「旅遊」,因為香港年輕人頂不住生活壓力,也不想儲錢買樓,紛紛將錢花在外出旅遊,首選日本,次選台灣。本來很愛去的泰國,則因為中國遊客喧噪,逐漸裹足,只剩下一些四面佛旅行團香火依然鼎盛。

旅遊不等於旅行,香港書店的暢銷書,據說是京阪神日本旅遊資訊之類。旅遊資訊書叫做Guide   Book,而遊記則叫做Travelog。前者令你知道搭火車飛機的資訊如何節省金錢時間,後者卻令人長知識和見識。偏偏資訊(Information)和知識(Knowledge)在中國人社會界線模糊:譬如滿街的補習天王,出售為了提高考試取高分的資訊,而不是令你得到知識。同樣補習不等於學習,「返學」也不等於讀書,在絕對的實用主義支配下,一個社會自尋痛苦,數十年來作風如一,其下一代則持續哀號不休,成人則毫無改進的思想,也很好笑。

今年書展請來兩位遊記作家,都是英語世界新進翹楚。其中添摩爾喜歡騎單車去旅行,兩輪在手,真正腳踏實地。他曾在東歐共產鐵幕倒閉前騎單車自駕遊,沿着瑞典芬蘭南下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東西德邊界、捷克、匈牙利,南至保加利亞的黑海邊。這條路線相當獨特,因為進入鐵幕,一般由西至東,他選擇由北向南,一舉兩得,除了深入鐵幕,還兼得氣候,因北冰洋的浩瀚南下至春暖花開,近土耳其地中海的地域。

添摩爾的遊記當然有資訊,譬如旅行路徑、在何處投宿,而且在波羅的海吃的是什麼:一碟香腸、芝士、烤麵包外加啤酒,這樣的菜譜恐怕對中國人並無吸引力。

然而寫遊記需要獨特的觀點和文筆,學英文有所得,譬如添摩爾寫芬蘭的森林如此形容:Endless Finish Forest are Mentally invigorating 。森林翠綠茂盛,一望無際,有如中文說的「秀色可餐」,望之不但心曠神怡,而且令人精力充沛。

此一形容,就將北歐森林巨大的植物生命力,用最簡短的言語,再以千鈞之勢,比起用二三十個字來解說,更有精煉之效。好的英文就是懂得如此配搭Mental和Invigorate,都是抽象的詞彙,用來形容森林則別有一番意境。

寫他進入俄羅斯一個叫做卡里寧格勒的小城,比較該城的共產氣氛:城市的街道不是以列寧命名就是叫蘇維埃第幾大道。在俄羅斯我每五日才見到一張鎯頭和鐮刀的共黨徽號,在卡里寧格勒一個小時,就已經數之不盡。」好的英文永遠旁敲側擊,用事實來說話。短短一句就暗示這個近波羅的海邊境的小城,官僚都是「擦鞋仔」,而且做事過猶而不及。看了這一段,有心人難免想起最近大人物勞師動眾來香港的諸多新聞。

好的遊記令人開拓視野,就是這個意思。女作家莎拉韋勒則以獨探南北極聞名。一個女人愛上了地球最寒冷的地方,本身就充滿無限聯想。她用細緻的筆觸描寫南極矗立着的現代建築:「冰天雪地之間,有一百三十人長居,其中四十人是南極氣候科學家。幾座金屬大廈看來像發電站,線條筆直,還有幾艘貨輪靠近,向上伸延的天線令這堆建築物的形狀和色彩與天地並不協調。我不可以說這個南極站很醜陋,只是太小而毫無意義,在廣闊的天地間,反而像一堆玩具那麼容易推倒。」莎拉韋勒也沒有直接的批判,在批評人類以「科學探索」為名,連南極也不放過。不可以留一片淨土不要再「探索」、「發展」好嗎?這就是旅行家和遊客之間視野的分別。

讀書要看遊記,不要看旅遊資訊手冊,後者在網絡全部可以免費得到。手機上網可以看到其他遊客告訴你住宿的經驗和心得 ,又何必花一百幾十元買書。旅遊手冊並無性格,遊記才有。柳宗元的遊記:「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西山宴遊記」短短開頭就講述了作者官場失意被貶、戰戰兢兢,但為人的樂天性格,不只是遊記那麼簡單。至於「醉翁亭記」的主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古代知識分子旅行時天人合一的精神意境,悟出了做人的抱負和風骨。

這就是上佳的遊記能流傳千古,而旅遊資訊則三五年就作廢的原因。做人不要只看短期,要看長遠,但世上的絕大多數,生存的意義就是寄蜉蝣於天地之間,只懂吃喝購物,一個民族着眼於千秋的,則關進監牢,如此一來,旅遊的消費增長,又豈會不與自然環境污染成正比?

 

插圖:詹震寰

林鄭一度有意聘請日本的陳美齡博士做教育局局長,煲了一通水,泡沫翻騰,終於回復平靜。陳博士不論如何反佔中、不論如何聲討「南京大屠殺」,總之不可能獲得中方批准,移居中國特區掌管香港教育。

其中原因我在別處說過了。單陳博士提倡在香港加強文化藝術教育,這一點中國已經大皺眉頭。

先不說中國喜歡不喜歡。香港的家長市場在英國殖民地開始,率先已經視「文化藝術」為可有可無的閒科。全港中小學的成績表排列,中英數理化先行,歷史地理次之,體育、美術、音樂、勞作這幾科,在成績表上排在最末。有如電影一張演員表,關德興演黃飛鴻,曹達華和曾江演黃飛鴻的徒弟阿寬和林世榮,然後是鬼腳七、女主角任燕,再下來是大奸角石堅。香港中小學對「文化藝術」有如香港幾十年電影卡士海報上排在最末的西瓜刨、檸檬、陶三姑和陳皮梅,連李鵬飛姜中平也不是。

這是香港中國人家長根深蒂固的看法。望子成龍,時至今日,都想兒子長大做美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買辦。也就是說,當美國和中國結成資本霸權聯盟,香港的教育應家長市場要求,只能將小孩培養成「為美國鬼子帶路」、「為中國紅色資本跑腿」的經紀。當然,世界經濟大失序,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保命保飯碗要緊,真是沒有閒情來什麼文化藝術的風花雪月。

但這種小經紀,其本質上,為美國帶路是漢奸;為中國紅色資本炒熱香港的經濟泡沫則是港奸,但此兩奸合一,卻必須具有史丹福或哈佛的工商管理博士碩士學位。很現實,這是每年畢業入職能有一二百萬元起薪的最佳保障。香港的中產家長,晚上做夢也希望兒子長大了做這種人。什麼文化藝術,放你的屁。

在這個亂世,充滿謊言,做人要講真話,對嗎?以上就是真話了。列位看官,身為家長和香港專業人士的閣下,看到這裡,心裡能不贊同嗎?當然,你贊成的。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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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開Talk】家長蔑視阿爺當叛逆 香港文藝慘被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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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開Talk】中共最忌藝術家 陳美齡無可能做港官

http://bit.ly/2uwQl8y

既然如此,那麼西九文化藝術區這塊土地撥出來作甚?今日還在那裡養草,九七之後請過一兩個歐洲的鬼佬,給特區政府打工,動機是裝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族自卑感。洋人來香港特區為高薪上任,樂得「人蠢、錢多、速來」,看見香港的這批小中國人對貝多芬和梵高這等入門也一竅不通,原來天天只需飲食、看報告、見議員,然後吹一通水就可以領高薪。

怪不得這幾年高級鬼佬,來香港領了一兩年高薪,對這批穿西裝扮嘢的小中國人的厭惡,漸漸高於高薪花紅的誘惑,執包袱回祖家,或另找更有意義的工作。特區二十年,這種被「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黃種人自卑情結持有人請來裝點門面的CEO、後又因「文化隔閡」不歡而散者,當然還包括港大校長。

香港的精英中國人二十年來,口水hea日子,由「九+二」吹到「一帶一路」,又由西九文化藝術區吹到打造什麼什麼港,香港中小學教育的美術音樂科還是照樣茄喱啡閒角如故。將來的西九在多次追加撥款之後,蓋起許多昂貴的劇院、音樂廳,不錯,會吸引更多本地劇團去訂位。但今日許多香港本地藝術表演,其實門堪羅雀,公關宣傳呼籲參觀愈來愈吃力。若有一兩台粵劇,則只限於北角新光,確實場場爆滿,但都是七八十歲緬懷追憶的老觀眾,十七八歲到廿多歲的香港年輕人,則心懷多啦A夢,跟着婆婆去看大戲。不要開玩笑,他只問媽咪:今年暑假去日本哪裡玩?

陳博士做教育局局長如何振興香港文化藝術教育?我一心希望她能上任,願聞其詳,願觀其行。

另一方面許多香港人不認識的,就是現今的中國政權由毛澤東將中國人分為五大階級開始,經延安文藝座談會,已經將文化藝術的創作人視為永久的天敵。共產黨最仇恨文化藝術家,因為這種人腦袋天馬行空,不受控制。中國不介意很多人沒有教育,即使有點教育,做工程師比較穩當,因為這一行,物理化學至少還有一個楊振寧。

一旦什麼「文化藝術」,共產黨認定:出現大量「獨立思考」的創作人,必多於吹牛拍馬的文奴,這是威脅其權力的風險。共產黨不知道你的話劇、音樂、電影裡有哪些含沙射影的機關。所以香港立法會的「文化藝術界」永久由一名並非這個行業的、出生夠紅的官僚來代表,這個人,就是來管你們這班文化藝術家的。中國最大的願望,其實是與其浪費人力,逐級審查,不如釜底抽薪,令文化藝術創作人在中華民族這個品種裡,長遠滅絕。

明乎此,香港有什麼「文化藝術」的前景可言?看看西九那片日曬雨淋的土地就知道。陳美齡博士來不了香港,或有人暗中否決是她的幸運。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暑期大片「加勒比海盜」第五集全球推出。成本二億三千萬,暑假未到一半,考試完畢,兩星期全球票房突破六億,賺錢無疑。

「加勒比海盜」已經拍了十二年,是電影走向全球化、面對高科技化、融入電影年輕觀眾手機化,面臨此三大挑戰的應對典範。

網絡世界,人人爭做低頭族,當全球人類逐漸適應了方寸屏幕的手機,如果印刷品包括報紙書籍率先陷落,戲院的大銀幕、電視的大屏幕,在邏輯上,也應該一一淘汰,為何書本和報紙虧損最慘,而電影和電視,至少在英語世界,不但還有得做,而且有利可圖。

帶着這樣的問題,我去看「加勒比海盜」最新一集。電影情節荒誕,毫無人物性格可言,敍事方式也非常雜亂,固不待言。但這不是問題。全球化的觀眾如何反應,才是了解明天傳媒走勢的關鍵所在。

戲院的家庭觀眾看得聚精會神,無人中途離場。因為即使用綠色布幕貫穿製作,特技和電腦操控了電影,但「加勒比海盜」令全球電影觀眾非走進戲院不可。「令你非看不可」就是電影業自衞求生的方式。

我想:今日世界,每一個地球村人民,平均二三分鐘不低頭看一看手機,就覺得活不下去。走進一家戲院,不准玩手機,巨大的銀幕,有何本事能令觀眾凝視前方,手機即使在袋中震動也不低頭?

做到這一樣,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加勒比海盜」電影系列,唯一的武器,就是令色彩繽紛、動作跳躍的特技,只能在大銀幕顯示,無可取代。例如片中那一艘沉船,船上一干做了死鬼的幽靈奇兵,他們出現時一張臉孔和一副身軀都只剩一張破碎多皺的布。此一特技製作複雜,必須在大銀幕展示方有震撼感,而且知道是一群活死人。手機之上完全無法得到同樣效果。此一訊息極為重要:關上手機,走進戲院,如此超然的視覺幻景,買票掏腰包才有得看,免費下載,即使大陸人盜了版,你也覺得不進戲院才是損失。

電視方面的西方救亡則早已開始。最好的電影人才投入電視製作劇集,由「紙牌屋」到「福爾摩斯」,除了大明星,電視劇的結構和節奏比起從前,早已產生變化。而且令你非打開電視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觀看不可,英美電視劇的製作,包括製作、攝影、燈光、美工、特技,完全與大銀幕的電影一樣要求。因此看當代的電視劇,就要用高清的屏幕,同樣的理由,手機和iPad此一下載工具無可代替。

這就是湯恩比說的文明定義:「只不過是挑戰、以及如何回應挑戰。」西方影視工業的幕後是猶太人,猶太人的智商高超。以色列就是高科技的搖籃,猶太人發現了新玩意,形成對自己工業的挑戰,則再由原有工業產生創意迎接挑戰。猶太人這個民族,就像左右手互相搏擊的老頑童周伯通,一心二用,在創意發明的世界自己與自己捉棋,一直領先名列前茅。

電影和電視,都有令手機的地球村人民關機兩小時、非看不可的理由,因為此兩大工業,愈來愈可以憑影像,而不是主題思想來賺錢。「加勒比海盜」、「魔戒」、「美國隊長」都不是為知識分子而拍的,也不為中產階級製作,而是想到全球電影觀眾的平均智商,由美國的青少年到印度、印尼、中國大陸的消費者。

如此一來,西方文明裡的哲學、文學、美術等一切所謂深度的元素,只能暫時放下,為反智和純觀能的小腦反應而設。但是「加勒比海盜」的投資者是美國迪士尼,導演是挪威人,演員有英國人和澳洲人。海洋的視覺特技比起「鐵達尼號」的沉船,製作技術又不知進步了幾許。電視劇則深入中產家庭,「紙牌屋」這類劇集則以真正的中產專業家長為觀眾對象,讓他們在客廳打開電視機。電視劇則以離奇懸疑的情節、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一環扣一環,令觀眾追看下去,而不需銀幕大片的電腦特技。就這樣兵分兩路,西方的影視工業面對手機,不但沒有敗下陣來,還各自走出了一片新天。

但這一切僅限於以影像主打的傳媒工業。報紙和書籍不講影像,以文字和媒介則就吃力了。「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無法玩弄特技,而書本不論如何印刷精美,也只能是攝影圖片。印刷業相對於影視業輸在第一步。加上手機群組彼此通報八卦資訊的碎片化,新聞業垮掉了,但影視業沒有垮。

過去一百年,書籍、報紙、電影、電視是傳媒工業的四兄弟。前兩個是孿生,後兩個也是。現在書籍和報紙這對孿生兄弟,在科技的波濤洶湧的海洋裡沉下去了,電影和電視的另一對則找到了幾塊浮板,可以掙扎求存。文字畢竟是少數人用來思考的工具,而不是娛樂的媒介。用文字來講故事、說笑話、表達神話必須淘汰,由影視來取代。

然而文字的功能不只於此:文字還可以表達邏輯、論點、思想,這一塊則無可避免地大面積淪陷,將來只成為少數精英的一片沙洲。但如果這一小片文字的沙洲也受到污染,由左膠散播毒素,胡說八道,則連這片小沙洲也被洪水淹沒,二十一世紀世界必陷入更大的紛亂了。

插圖:詹震寰

美國維珍尼亞大學男生溫貝爾與同學先去中國,再跨境遊北韓,不知何故被捕,十七個月後獲釋放回國,已經成為活死人,幾日之後,總算可以在文明的天堂,在父母懷中離世,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溫貝爾與一干美國大學生在北韓旅遊的照片,最後時刻曝光。一伙美國校園青春男女,完全不知憂愁為何物,去到北韓這樣的國家,表情、心情、友情完全還當作在遊美國迪士尼樂園。

他們在北韓進餐時滿面笑容,嘻哈selfie,好像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國家,以及周圍的人有許多在捱餓。喪玩得如此高調,在一個仇恨歡笑、與快樂無緣的極權國家,男主角身形高大,招人眼紅妒忌,要抓一個來做樣本,除了溫貝爾非他莫屬。

美國的年輕人自小看了童話「小飛俠」,以為一生都住在忘憂鄉,對西方文明世界以外的民族了解不足,永遠假設非白人民族的思維方式、品味愛好、人性善良,與美國人一樣。這就犯了二十世紀最偉大作家之一的卡夫卡名言之忌:人生的悲劇始於「善良不懂得邪惡,但邪惡對善良卻瞭如指掌」(The Evil knows of the Good,but the Good knows not of the Evil)。

美國教育不重世界知識,美國的電視新聞像台灣一樣,整天滾動,轉來轉去,就圍繞着美國政壇一兩個政客的sound bite或說錯了幾句話,好像全世界都圍着美國的肚臍眼不斷旋轉。這種二十四小時新聞,做來是浪費金錢,卻是一人一票民主之弊:人性本來淺陋,只識眼前方寸那小片天地,包括中國的愚昧農民,打開門耕田就是那一兩畝,祖宗十八代耕到今日。人類眼界本來就淺陋,不要誤會,將人類帶上月球,所謂「自己邁出一小步、人類一大步」之說,絕對不代表世界大多數的人。真正有理性思維、有看法、有品味的人,在愚眾之中永遠是少數。

那幫美國大學生,「危邦不入」,此一常識,竟然不知。這個世界好玩的地方很多。要冒險,大可爬喜瑪拉雅山,至少雪山的氣候和地勢,生死不由伊斯蘭國和共產黨來操控。攀喜瑪拉雅山的額菲爾士峰,跌死或遇着雪崩,由天注定,即使死了也可以含笑九泉,生命也有價值,但將生命毫無意義地拋擲在垃圾的國家,則是絕大的浪費。

西方年輕人其中一個弊端,就是看了太多的Discovery電視台。Discovery錯誤地向西方觀眾介紹了一個被知識分子的鏡頭選擇而美化、剪接而避重就輕的殘酷世界。偏偏有些荷李活電影如二十多年前的「午夜快車」,也記錄一個年輕人去了土耳其,不慎因運毒繫於黑獄,種種慘史又被指為「醜化第三世界」。從此美國的影視作品,對於第三世界的煉獄現實不敢太多着墨,怕被指為「種族歧視」。相反說到別國的陰暗面,例如警察公安打人,西方知識分子也會以「美國的警察也槍殺黑人」來為極權開脫。

久而久之,大學左膠氾濫,不知天下之險惡,人性之鄙陋與陰險,以為走出美國,即使身陷虎穴,只要「釋出善意」,就會得到良好的回報。

「午夜快車」這齣舊片,最震撼的一場,是男主角面對第三世界法庭,因被判長期監禁,他向法官大吼:「你們這幫人渣,我恨你們這個國家。」(I hate your country)。這句話當時我聽了冷笑,暗中佩服編劇說真話的坦率。但此一對白,當年引起爭議,說煽動所謂的種族仇恨——若一切電影凡有暴動都在煽動仇恨,那麼「教父」也在煽動觀眾對西西里居民的偏見,一齣電影也不必拍了,電影業不如結束——從此「午夜快車」的電影絕種,「冰河世紀 」、「加勒比海盜」一類幼兒大製作盛行。

溫貝爾這一代就是看了「反斗奇兵」系列長大的一代,亦即所謂年輕人「童稚化」(Infantilized)的一代。就像一隻小山羊闖進森林,一心以為只會遇見小仙女,哪知道撲出來的是一頭豺狼。這樣的美國年輕一代,留在校園搞什麼種族平等人權運動,或集會大罵特朗普,「實力」游刃有餘,走到外邊即刻成為第三世界的點心。

美國發生了什麼問題?溫貝爾在北韓法庭痛哭流涕那個樣子甚有象徵意義。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長不大,西方手機文化風行,連香港的中產階級也在效法。大學的學生彼此叫做「同學仔」、中產階級互相詢問:「你有幾多個小朋友?」一個答:「兩個小朋友了。」另一個問:「大的幾多歲?」答:「大的那個小朋友也二十九歲了。」以上對白,我在香港親耳聽見,心中罵了一句粗口:二十九歲還你他媽的「小朋友」?如此幼稚的社會,前途有幾多,可思過半,所以我慶幸一早已經移民。

但西方「童稚化」也不遑多讓。「哈利波特」、「星球大戰」、「加勒比海盜」,除了是拍給兒童看,也給所謂「童心未泯」的家長看,也是給數以十億計,智商偏低的農民人口大國觀眾看。正如馮小剛說:「有什麼樣的垃圾觀眾,就有什麼樣的垃圾電影。」一部手機隨時selfie,走上酒家,端上一盤美食,一眾青年男女即刻嘩嘩連聲,用手機拍下佳餚,然後又圍坐合照。此等童稚化的行為,瀰漫成人社會。難怪法國日本,有些有性格的餐廳,主廚勒令:美食上桌不准拍照片。

香港特首選舉像玩泥沙,「候選人」辯論有如小學畢業和初中的學生辯論比賽。一幫幼兒在擁有七十年鬥爭和仇恨經驗的人面前,我心裡想,真像森林裡一群小兔子。猛獸如獅子老虎,在動物世界,不但視小兔子小山羊為必然的肉食點心,久而久之,對這等軟弱的動物產生鄙視之意,覺得這一等的生靈沒有資格在世界長期生存,淪為獅子老虎的食物,是為天意。

這一點,Discovery許多野生動物紀錄片早已清楚記錄在案。在森林世界,Good和Evil之間,永遠不可能對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可能用微笑溝通,也不可以用一片燭光來融化對方。你用燭光,對方還以機關槍的火光。美國大學生溫貝爾見證了小飛俠的悲劇。

所謂童心未泯,用在史匹堡和畢加索的創作上毫無問題,只限於天才,一般庸眾,也如此行為,不要緊,山羊和小白兔,放心繁殖吧,獅子老虎豺狼,愁的只是一樣:山羊和白兔的數目不夠多,永遠不夠牠們吃飽。

 

插圖:詹震寰

如果林鄭的智商正常或高於一般,如果我沒有猜錯,在這一分鐘,她應該有點後悔競選特首。

她應該發覺,七月一號之後,她沒有什麼真正「施政」的空間。特首這個職位,其傀儡的指數比二十年來高出了許多。當然不是說前三任特首不是傀儡,但前三任的傀儡指數,由於政治和經濟形勢,維持在相當「合理」的水平。但林鄭上位之後,此一指數像癌細胞末期,增生膨脹,作井噴式的增長。

為什麼?第一是中國資金無限量高速湧至,搶購香港的土地和貴價物業。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萬億美元,也由於大陸反貪和房地產泡沫的過熱,比起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資本外逃,原因增加了一千個。身為特首,坐在上亞厘畢道,面對如洪水決堤一樣湧來的紅色資本,來自全國省市四方八面,國企、貪官、民間土豪,任何人做特首,如果覺得這些資本熱錢,對香港民生有害而企圖加以阻止,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在長安街站在一列坦克前舉手喝停坦克的那個白襯衣男子。

但林鄭比這個白衫勇士更無助的地方,是當日我們看新聞片,那個白襯衫男子舉手之下,坦克畢竟停下來片刻,想轉左,那個英雄向左移兩步;坦克轉右,英雄也向右挪移兩步。至少有幾秒鐘坦克是停下來了,雖然此一「反革命分子」下落不明,應該早已處死。

但林鄭即使敢叫停紅色資本的一列望不見尾的長長坦克陣,第一她不敢舉手叫停,第二她即使敢,坦克會在她身上輾過去。因為即使連習近平和王岐山也無法叫停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各部門、山頭、企業單位,以及各階層的民企資本的挾資大逃亡。

過去一年,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由三萬八千億跌到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合共約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但中國印鈔流通全球的人民幣現金卻高達一百三、四十萬億元。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只要有背景、有辦法如郭文貴者,如果手上有八千億元人民幣,打幾個電話接通金融銀行高層,就可以優先將八千億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通過香港或其他渠道,轉移往安全的地方。而平民沒有門路者,想將八千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也難。

愈多像郭文貴肖建華這類人,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愈火箭般上升。而如果林鄭有能力、有膽量與中國高層關起門來誠懇面談,要求、請求或懇求她的兩位最高主人習王,天可憐見,可否控制一下流往香港的紅色資本,她就有能力一早處理在四季酒店躲了幾年的肖建華。因為肖建華住在中環的「望北樓」,身邊有十個八個保鏢,這正是香港房地產價格進一步狂升的真正權力司令部,而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多幾個肖建華和郭文貴,香港的樓價每平方呎就會不斷上升,年輕人更攀購不起房子,香港中小企經營更困難,香港一般市民更難呼吸。但肖建華這種地下紅色財金司令,就像香港的大腸裡布滿瘜肉,瘜肉隨時轉化為腫瘤,變成腸癌,奪去了香港經濟的命。林鄭有權切除這些瘜肉嗎?一點也沒有。林鄭厭惡地產霸權,曾因嫌唐英年為香港財團代表而恥與之為伍,改而夥拍聲稱要打「地產大老虎」的梁振英(How naive),現在面對更猛十倍的紅色地產財團,她敢恨嗎?敢嗎?

不過,即使肖建華人間蒸發了,還有許多陳建華、張建華、李什麼華呢?肖建華代表的是貪官資本,但民企各階層也會外逃,申請移民加拿大、歐洲和英國。這些資本,習王的中國政府無法有效管理,只能夠通過不准兌換外匯的手段來堵截。這樣一來,人民幣的幣值升降又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於是中方要香港做「人民幣結算中心」,因為要在幕後操縱人民幣在大陸境外的流通量,以香港這個「結算中心」為操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槓桿。

所以香港特區二十年,其殘酷可悲的處境已經一清二楚,香港名為「國際金融自由港」,實際牆壁處處,關卡重重,香港小市民已經被四周落下來的無形閘門困得死死,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形成今日的結局,其「前傳」正是於二○○三年沙士之後,中國向香港宣布「自由行」,先讓民間的旅行團大量湧來零售消費開始。

「自由行」只是第一擊,只將廣東道和羅素街兩條街的鋪位炒貴。但正如邱吉爾說:戰爭一旦開始,任何英明領袖加上帝,也無法控制戰局的發展。「自由行」的閘口一打開,全國的貪官和紅色資本就利用同樣的通道,將比買一張LV手袋購物單更高一千倍的現錢輸送香港,而化身成為香港地產的新大地主。

這就是李嘉誠也要說「麵粉貴過麵包」的理由 ,因為事已至此,連香港第一富豪也無法與國家財金機器對抗。香港的地產財團,做了幾十年的港區人大政協,也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盤被祖國紅色資本,以本傷人,一片一片地侵蝕,他們敢以人大政協的身份,每年三月在人民大會堂對此與他們利益生計攸關的現象提出「意見」嗎?不要開玩笑。

因此林鄭不可能「扶貧」,也不可能真正的「紓困」。任誰做了財政司司長,不是死捂住荷包,防備下一波金融海嘯,就是開倉派點錢,這樣的財政司司長,老實說一聲,請一個菲傭來做也可以。

林鄭處境更兇險的地方,是頭上有老董與梁振英兩座山。「一帶一路大戰略」涵蓋香港,意思就是,當大陸資金進一步以「一帶一路」的堂皇名義湧進來的時候,香港不能不接貨,也不能Say No。中國的政治名詞是一套,人的行為現實是另一套。有梁振英領導「一帶一路」,令香港做樞紐在上,林鄭更有什麼能耐,對大陸湧來的紅色資本叫停?然後這位後座特首向中國進一步表達其「發揮作用」,要求香港成立一兩個「一帶一路」大戰略智庫。如果要林鄭撥出公帑成立「一帶一路戰略智庫辦公室」,一開口就要五億(不用重金怎樣吸引香港的精英出謀獻策服務呢?),她敢不付錢嗎?如果我是梁振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林鄭正是我特首十年夢半途落馬的受益人,我姓梁的同你有親乎?後面的老董當然也會支持我。

但這樣一來,這個小媳婦,其「高度自治」的施政範圍只限於在深水埗大角咀撥款批准多設幾個公廁,或其他柴米油鹽雞毛蒜皮的「民生政策」,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加上財政司司長不是自己人,這樣的特首做來作甚?但很難說,香港許多人出身寒微,自小看見在半山的那座港督府,覺得如果自己長大能以主人身份住進去,在港督的床上打滾幾晚,亦感光宗耀祖。此亦人各有志也。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中國「一帶一路」大張旗鼓開局。西方元首雖然不來出席論壇,但暗中注視,看看這頭所謂崛起的獅子,一對爪或明或暗伸到多遠。

「一帶一路」開張,巴基斯坦一對中國男女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斬殺,就不是一個好兆頭。最初以為這對年輕男女是響應「走出去」找尋新生活的冒險家。原來真相查明,這對男女去了巴基斯坦以教中文為名,其實是參加了韓國人的教會組織,向當地的巴基斯坦人宣達基督教。

如果我是中情局,會對這對男女的背景很有興趣:原來全球化這個大遊戲人人有份,一對中國年輕男女去了巴基斯坦,與其是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不如說是參與了韓國代理的西方文明思想宣播行動。這兩位青年男女繼承了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深入蠻荒,宣播文明的遺志,並為此壯烈捐軀,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向他們學習表示敬意。

「一帶一路」的偉大構想在歐洲失利。中國總理李克強要求德法意等承認中國「入世」之後滿十五年,英語被確認的所謂自由市場「經濟」地位橫遭拒絕。為什麼?很簡單,看看安邦保險、阿里巴巴、海南航空等龐大的紅色資本集團在各國的收購行為就知道。不要告訴默克萊夫人,這幾家紅色資本都是「自由市場」的結果。不,他們是一對紅色無形之手,在國企操控的中國資本市場,用中國國家機器的試管培養出來的怪獸。

幾十年來是中國親密盟友的巴基斯坦,似乎也對「一帶一路」不太感冒。巴基斯坦政府對中國鞍鋼徵收四成關稅,其他幾家鋼鐵國企向巴基斯坦傾銷廉價鋼材,莫不遭到巴基斯坦增加關稅以抵抗。中國的如意算盤:一旦將巴基斯坦拉攏成功,建設所謂「中巴經濟走廊」,大規模撒金錢,協助巴基斯坦建設水壩、機場、高速公路和發電廠,見巴基斯坦政府陪着一張笑臉,照單全收,即刻「夾帶」、「產能過剩」向外傾銷的私貨。豈知被巴基斯坦政府識破,大幅增加中國鋼鐵的反傾銷稅。

南亞的巴基斯坦如此,歐盟又如何會例外?美國總統帶頭制裁中國鋼鐵行業,但美國不是中國鋼鐵的主要市場,主要市場是像巴基斯坦這類的第三世界,繼而是歐洲。歐盟絕對不是省油的燈,聲稱因為中國的反傾銷,令歐洲鋼鐵業失去了一萬個就業機會。紅燈在歐亞亮起,隨後巴西、印度、土耳其、澳洲等國家,紛紛針對中國鋼鐵展開反傾銷調查或增加關稅的制裁措施。

這些消息滿嘴巴「香港為一帶一路發揮作用」的梁振英,自然不敢告訴你,也不會提。中國的「一帶一路」即使行得通,敲鑼打鼓張揚,壞在打草驚蛇,世界各國被中國誤以為一群山羊和兔子,都是食草的動物,只要狼和老虎戴着一張面具悄悄逼近,饗以利益,小動物就會乖乖上鈎。殊不知南亞次大陸的印巴兩大民族,其「古老文明」遠於中國的夏商周,論奸詐與計算,「阿差」的心計遠在中國人之上。印度還是中國的盟友,其他可想而知。

「一帶一路」變成全球大撒幣的慈善活動,但慈善幕後有操控的一雙有形之手。不用美國到處「挑撥離間,連巴基斯坦也看在眼裡。誠然,投下巴拿馬外交,中國也靠一本支票簿。巴拿馬運河的大橋和鐵路由中國出資埋單,輕而易舉將台灣趕走。這樣的「溝女」手法,像香港八十年代末的士高 :一個窮男與一名少女在跳舞,富家公子走過來,身光頸靚,露一露腕上的金錶,一身Versace名牌的行頭,女伴即刻將你撇下,因為打烊之後,有一輛法拉利接載她去吐露港兜風,而你閣下只會乘通宵巴士回屯門。

歡場無真愛,國際外交更無仁義,用錢買來的外交更如浮沙。中國外匯儲備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若靠房地產和擴大內需維持增長,則外匯儲備增加的遠景不及九十年代。支票一張張開出,以官僚集團的機器,下面的人只講「完成任務」,一方面在宣傳孔子學院、中華文化如何燦爛的同時,連孔子學院那個中國教師,私下也在謀求留在美國領綠咭的門路。

中國的民族弊端,是有太多的Private Agenda。千里求官只為財,早有明訓,你看二十年來香港特區的許多問責官員,有幾多個是「真心服務社會」?自梁班子之後,謀求一司半局職,當然是為了取得內幕消息、自己發達為目標,二十年來漸漸也學會了人民大會堂會議那種假大空的演講文告。香港的所謂中環精英,骨子裡始終是中國人的基因。二十年來維港與黃河合流,在所難免。如此大勢,「一帶一路」當然沙石俱下,不要擔心,會造就一批人發橫財。正如英國在南洋的帝國主義文明殖民,則造就了郭鶴年、陳六如、陳嘉庚等富商。在人類交通史上,如郭台銘一樣的代理中介富豪,在中國人世代都會盛產,不必擔心,但這一波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危害,犀牛和野生象的絕種,以及巴西熱帶雨林的砍伐,將會是美國全球擴張之後空前的一次。

連昔日的好朋友巴基斯坦尚且反目,又怎怪得了北韓?中國人二百年來都在埋怨為何受到世界的誤解和孤立,我認為到了二十一世紀末,原因是什麼,恐怕也不會明白。

插圖:詹震寰

中國的「一帶一路」大戰略,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拉丁美洲,似乎只有秘魯「有幸」被欽點為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受惠國。

拉丁美洲亞太盤地還有許多國家,為何獨是秘魯?由於有朋友是當地專家,還出於對時事的好奇,這個國家近年也成為社會精英攀登馬丘比丘瑪雅遺蹟的有型有款熱門旅遊地。我覺得自己很out,秘魯安底斯山之約也久違了至少二十年。

由洛杉磯飛利馬只需八小時,有如香港飛澳洲。拉丁美洲為何是美國的後院?走出利馬機場,瀏覽市區,方知過半:秘魯物產豐富,有最原始的薯仔,水土甘沃的芒果、木瓜、香蕉,由於安底斯山和亞馬遜森林的山水地氣薰陶,利馬的農產品之鮮美,一點也不輸於保護農耕的日本。

有如去澳洲方知道有袋鼠,到了秘魯才見識一種黑玉米。當地人用此等黑玉米和菠蘿根一起搾汁,成為像酸梅湯一樣的日常健康飲品。秘魯還盛產瑪卡,一種在高山種植的植物。瑪卡的種子近年被中國人獲取,移植去雲南再種,並將瑪卡定位為春藥,將這種天工之物貶低為功利的俗品。但是水土不同,有如移植西方的共和制和馬克思主義,瑪卡「中國化」之後,不堪入目。

實際上瑪卡促進性能力並非主要,當地人讓兒童早餐吃麥片也加入瑪卡。秘魯國家足球隊出賽,平時受訓,瑪卡也是活血補氣的健康品而不是藥物。有人說,世上什麼好東西,落在中國人手上,都化神奇為腐朽,化天然為惡俗cheap品。

有人說,遊秘魯而不去馬丘比丘是白行一轉,有如修讀英國文學而不涉獵莎劇。馬丘比丘上的印加帝國金字塔遺蹟甚為簡陋,並無太大的藝術價值,不如柬埔寨的吳哥窟。由利馬飛馬丘比丘,遊客必坐內陸機,但這一次我採取了一個錯誤的決定,與友人駕車上山。雖然出發前服食了抗高山症藥物,但上到三千米,藥力無法抗禦稀薄的氧氣,七盤八轉之間,汽車已經開到比拉薩更高的四千八百米。此時大腦進入半迷離境界,腦海一片空白,走兩步路已呼吸困難,心跳加速。乘車遠征馬丘比丘的大計到三分一,不得不決定折回。當地人勸喻原路回駕,但我們認為上來的風景看過一次,不如採取另一條路徑下山。

手機上的衞星導航只告訴你,像時鐘錶面,由六點的地方駕車上山到十二點,似有一條康莊大道,車流雙向,像西貢元朗荃錦公路,相當現代化。但由十二點下山到六點的位置,手機上的衞星導航告訴你有另一條路,但沒有說明是什麼路,心諗以為是柏油公路,豈知是長達三百多公里、在懸崖邊開鑿出來闊約十公尺的一條陰司路。

回程的路也不純是下山,而是上落多重山峰,一邊下臨無地,千丈懸崖。高山症令人迷惘,每轉幾個彎,看見一堆十字架靈位——原來是幾年來駕車跌下懸崖粉身碎骨,一家大小,刻着姓名的小型紀念碑。未出發前,村民說這條路上有鬼。一開車迅即天黑,想回頭也不可以,硬着頭皮在迷離之中強撐下山。

開到一半,因為碎石橫亘窄路,輪胎爆裂,與朋友下車手忙腳亂地換後備胎。高山症驅使,一面換胎,一面暈眩,拿着工具唧高車身,換好了車胎,只剩下三分一條命。朋友駕車時面目扭曲,有時氣喘,有時進入半睡眠狀態,即刻換位接手。原來的司機一坐在換了的位置上,我一發動油門,他已經打過呼嚕睡着了。

事後朋友說,雖然以前在秘魯住過三年,這段死亡之路沒開過車,一夜間覺得有一股力量:一股想將連人帶車推下懸崖,另一股則拼命往回拉。他感受到有正邪兩股神秘力量,一股要殺人,一股要保住。我半信半疑,心想幸好上山前在利馬教堂參拜過聖母。

南北美洲的教堂磁場不同,一進門發現宗教氣氛的教堂特別濃厚。秘魯五百年來冤魂無數:首先是印加帝國的瑪雅人天天殺人祭太陽。他們相信太陽一下山,明天可能不再升起,於是每日都要宰殺一名處女供奉太陽,開膛剖心,將屍體由太陽殿頂一腳踢下。在利馬郊外遊太陽神殿古蹟,還發現金字塔下尚有當時踢下來的骸骨可供撿拾。當然,敢不敢撿一根帶回去,是你的問題。

然後瑪雅人又被西班牙人滅族。今日秘魯的開國之父,是西班牙冒險家畢沙羅。他率領數千軍隊,以火器之便,殲滅了數十萬瑪雅人。西班牙人做了很多冤孽事:俘虜瑪雅酋長,逼他透露藏寶之處,酋長說了即被殺滅口。五百年來積累的人命,難怪連天主教堂也有一股神秘氣氛。拜了聖母,我相信這是天主教的力量救我一命。

秘魯的食物與日本齊驅,因為天然真樸不加工業染料。秘魯人種混雜了西班牙、印第安、瑪雅、華裔和日本,好處在於真正五湖四海,全無偏見,真正做到開放包容。為何幾十年來的華人遷移到秘魯,來了就不想走,不是沒有原因。

安底斯山於神為近,於人為遠,像一卷奇岩怪壘的萬年壁畫,沒有見過山脈,以豐富的人格,像一台台戲展開在你的眼前。那一夜,又近距離看到了一次死亡,陰陽邊界來去,感悟有時。

插圖:詹震寰

一九六七年五月曾參加過左派暴動的一群,前囚犯一年一度除了前往和合石致祭,還逐漸聲勢浩大,嚴正要求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消除其當年曾因愛國遭到判處入獄的刑事記錄,並向中國政府喊話,強烈要求「平反」,亦即對當年的暴動給予一個「愛國反英」的說法。

此兩大要求在當前現實的中國氣候,無疑極為困難。首先,要求梁振英下台前消除其刑事記錄,已經遭到梁特拒絕。梁振英語重心長,公開要求這夥老人家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將以前種種苦難冤屈通通忘記,不要再提。

一九六七年,梁特還是初中生,在英皇書院讀書,其時並無親中愛國的傾向。說不定天天上學放學,目睹炸彈,社會戒嚴,覺得生活受到干擾癱瘓,已經對這種大型抗爭產生反感和仇視。從心理上,到了雨傘運動,梁振英也非放催淚彈不可,就可能是少年期間對所謂港英防暴隊收復街道、果斷平息民粹運動的一種支持和延伸。加上父親是港英警察,血緣所限,對六七年的這夥老人予以平反,於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六七愛國老人的願望落空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對文革早有定論,就是鄧小平所稱的「十年浩劫」。習近平日理萬機,據說香港如何管治,對於當今聖上只是邊緣的邊緣,香港這個地方不再重要。既然香港對中央已經不重要,那麼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過英治時期的一點小事,當然也是「不重中的不重」。 如果我是習近平,考慮的是大局,萬一此例一開,全國在文革武鬥中死亡的紅衞兵,今日其親屬若個個要求平反,我也會很頭痛。梁特一向觸覺敏銳,對中央的心意揣摩得很準,其之「向前看」,必亦代表了習總書記的立場。 親中愛國人士充滿血淚的要求,上下兩線都很難獲得理睬。

中國政治過橋抽板,事過境遷,實屬常態。紅色特工之王潘漢年,三四十年代穿梭香港上海,為周恩來毛澤東聯絡文化人刺探情報,立下汗馬功勞。日治時期奉命去南京求見汪精衞密談,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想這段歷史曝光,因為延安與汪精衞南京私通,談論的當然是若將來日本取勝,中共如何與日本共存合作的「可能性」。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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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 陶傑開Talk】共產黨用完即棄 署長特務變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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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銀行瘋狂裁員,炒掉五萬人,金融圈震驚。

因為中國之「移動支付」驚人增長。全球銀行業的手機網絡支付交易高達近一千八百億宗,與去年同期相比,飆升超過六成。原來全國十五家銀行,九成的業務包括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支付寶和微信轉賬,摧毀大陸傳統的銀行業。

二○一六年中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七萬億,而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網絡,累積的網絡支付金額近一百萬億,暴升一倍。

支付寶與馬雲的「淘寶」,並稱中國現代化在全球包括對西方「跑贏大市」的「網絡生活雙寶」,用中國人做消費試驗品,可以豪稱未來大陸會進入無現金社會。

但隨即出現一個邏輯問題:既然不用鈔票是大勢所趨,為何大陸近年還不斷氾濫增加印鈔?中國國務院總理一次又一次宣布增印鈔票、量化寬鬆,模仿美國,全國通行的現鈔急劇泡沫化。要這樣多鈔票,都進貢給貪官用來儲藏在地板底和牆壁之內乎?

不但七十年代恒生銀行那個穿西裝的接待經理將會成為歷史,很快銀行櫃枱的出納員也將會如十九世紀末的馬車夫一樣,成為如長毛象的消失物種。連街邊的ATM櫃員機也終將沒有了。最後當然有銀行,但銀行只需設在紐約、北京、倫敦等幾個大城市的總部,其他的分行可以一概關門。

大陸一二線城市,已經有八成的店鋪和人口,交易不需現金。中國的網絡「支付寶」向外擴張,進駐七十國,結算十八種外幣。中國鼓勵美國人採用華為手機,使用支付寶微信,從而吸引西方民眾生活細節全面進入中國的手機網絡,留下私隱行為的一切軌跡,後果將會是什麼,顯而易見。

但是這種「現代化」速度這麼快又有何用?在歡呼支付寶涵蓋城市的同時,這些人忘記了中國尚有八億人口是農民。不錯,農民不必再進銀行,買賣西瓜可以用手機支付。加上「淘寶」令大量零售商店關閉 ,中國面對的另一危機,就是商場閒逛的人口減少,建築了大量的商場地產項目,隨建即除掉空而報廢。商店和百貨公司迅速淘汰,零售業的售貨員和銀行出納員一樣,很快就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人口垃圾堆。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但這兩大行業年齡卻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人口。當中國農民在歡天喜地,以手機支持買賣,在網絡購物,以為自己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他們的財富和就業已經被一個金字塔的官商財閥,由下而上,高速掏空。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視其統治的金字塔的底層人口如草芥,一次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不必可惜。二十一世紀,草民仍然是草民,他們的骨髓膏血和金錢,以另一種形式轉移給極少數。

一九三三年美國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警告:「人類來到重要關頭。我們清楚看見目前的路徑將會通往如何一個海灣,如果政府無所作為,我們也無所選擇,必須準備迎接這樣的時代:現行的契約和借貸制度逐漸崩解,金融和政府的傳統行政高層徹底喪失信譽,而最後的結果,我們無法預知。」

凱恩斯的警告,二○○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就實現了一大半。今日的中國「雙寶」,則以另一種金融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只不過美國的華爾街,在大陸換成了三數紅色財閥。此一財金權力金字塔,最頂不只一層,其下還有郭文貴、黃光裕和不久之前的周正毅等等。

大陸金字塔頂部的成功人士到底是去白宮進午餐、在倫敦購置超級地產,還是成為「紅色通緝令」的追查人士,還累及其他高官成為判囚二十年的階下之臣,則純粹靠他們站隊和下注的觸覺,當然最終開的是紅是黑,也要視乎運氣。

大陸每年大學畢業生九百萬,其中許多讀金融管理、銀行業務。但以「雙寶」發展高速,大學讀這些學系,幾時可以致用?正如在哈佛讀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回到中國必須服從中國裙帶和枱底貪污的「潛規則」,西方除了電腦科技知識,舉凡以公義和人文有關的學科,在中國全不適用。

凱恩斯預測了金融海嘯下,歐美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崩壞,隨即特朗普興起、退歐實現、法德愛國(亦即所謂的右翼)排外政黨崛起,三次世界大戰隱然逼近,東北亞緊張,核武器的冷戰時期阻嚇力愈來愈脆弱,中國則人文哲學精神敗毀,所謂「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一個絕望的命題:往何處去?有什麼好「論述」?就是往GDP和軍事實力無限增長的方向處去,這正是凱恩斯和羅素一度提出的警告,但在知識分子和異見輿論全部打壓的地方,沒有了紅燈,汽車拆掉了減速和煞車器。

連美國狂人總統也懂得迷途知返,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為什麼?因為雖只三億人口,教育程度普及,美國也不能付出經濟無限高科技化、產業基層人口長期淘汰失業而成為垃圾場的恐怖前景。在手機高科技網絡的天網之下,「人」的價值、尊嚴、地位高速萎縮。但這一點之上,其實世界正倒退回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代:人性泯滅,只不過壟斷權力的不是梵蒂岡教會,是人人手上的那具吸魂攝魄的手機。

中國的網絡支付和購物高度發展,加上政治制度專制壟斷,無可避免,必然是愈來愈多的中國窮人,替金字塔層的愈來愈少的超級富人不斷埋單。量化寬鬆無疑惠及金融業,但銀行隨即功能萎縮,網絡支付購物則只惠及電訊業。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高貝說:「向窮人剝削增加稅收,有如在鵝身上拔毛,關鍵在於拔到最多的鵝毛,並盡可能不令那隻鵝痛得叫出聲。」

貧富懸殊,一方面濫印鈔票,房地產過熱,另一方面連銀行和零售也萎縮,就業前景堪虞。鵝身上不斷長毛,拔了一次又一次,鵝會叫痛,但被掩着嘴巴,反正這隻鵝不會反抗。而另一隻由英國人手上取回的「生金蛋的鵝」,似乎也已經停止了生金蛋。

採訪:艾馬

攝影:王晴

林鄭一度有意聘請日本的陳美齡博士做教育局局長,煲了一通水,泡沫翻騰,終於回復平靜。陳博士不論如何反佔中、不論如何聲討「南京大屠殺」,總之不可能獲得中方批准,移居中國特區掌管香港教育。

其中原因我在別處說過了。單陳博士提倡在香港加強文化藝術教育,這一點中國已經大皺眉頭。

先不說中國喜歡不喜歡。香港的家長市場在英國殖民地開始,率先已經視「文化藝術」為可有可無的閒科。全港中小學的成績表排列,中英數理化先行,歷史地理次之,體育、美術、音樂、勞作這幾科,在成績表上排在最末。有如電影一張演員表,關德興演黃飛鴻,曹達華和曾江演黃飛鴻的徒弟阿寬和林世榮,然後是鬼腳七、女主角任燕,再下來是大奸角石堅。香港中小學對「文化藝術」有如香港幾十年電影卡士海報上排在最末的西瓜刨、檸檬、陶三姑和陳皮梅,連李鵬飛姜中平也不是。

這是香港中國人家長根深蒂固的看法。望子成龍,時至今日,都想兒子長大做美國投資銀行在香港的買辦。也就是說,當美國和中國結成資本霸權聯盟,香港的教育應家長市場要求,只能將小孩培養成「為美國鬼子帶路」、「為中國紅色資本跑腿」的經紀。當然,世界經濟大失序,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保命保飯碗要緊,真是沒有閒情來什麼文化藝術的風花雪月。

但這種小經紀,其本質上,為美國帶路是漢奸;為中國紅色資本炒熱香港的經濟泡沫則是港奸,但此兩奸合一,卻必須具有史丹福或哈佛的工商管理博士碩士學位。很現實,這是每年畢業入職能有一二百萬元起薪的最佳保障。香港的中產家長,晚上做夢也希望兒子長大了做這種人。什麼文化藝術,放你的屁。

在這個亂世,充滿謊言,做人要講真話,對嗎?以上就是真話了。列位看官,身為家長和香港專業人士的閣下,看到這裡,心裡能不贊同嗎?當然,你贊成的。

既然如此,那麼西九文化藝術區這塊土地撥出來作甚?今日還在那裡養草,九七之後請過一兩個歐洲的鬼佬,給特區政府打工,動機是裝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族自卑感。洋人來香港特區為高薪上任,樂得「人蠢、錢多、速來」,看見香港的這批小中國人對貝多芬和梵高這等入門也一竅不通,原來天天只需飲食、看報告、見議員,然後吹一通水就可以領高薪。

怪不得這幾年高級鬼佬,來香港領了一兩年高薪,對這批穿西裝扮嘢的小中國人的厭惡,漸漸高於高薪花紅的誘惑,執包袱回祖家,或另找更有意義的工作。特區二十年,這種被「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黃種人自卑情結持有人請來裝點門面的CEO、後又因「文化隔閡」不歡而散者,當然還包括港大校長。

香港的精英中國人二十年來,口水hea日子,由「九+二」吹到「一帶一路」,又由西九文化藝術區吹到打造什麼什麼港,香港中小學教育的美術音樂科還是照樣茄喱啡閒角如故。將來的西九在多次追加撥款之後,蓋起許多昂貴的劇院、音樂廳,不錯,會吸引更多本地劇團去訂位。但今日許多香港本地藝術表演,其實門堪羅雀,公關宣傳呼籲參觀愈來愈吃力。若有一兩台粵劇,則只限於北角新光,確實場場爆滿,但都是七八十歲緬懷追憶的老觀眾,十七八歲到廿多歲的香港年輕人,則心懷多啦A夢,跟着婆婆去看大戲。不要開玩笑,他只問媽咪:今年暑假去日本哪裡玩?

陳博士做教育局局長如何振興香港文化藝術教育?我一心希望她能上任,願聞其詳,願觀其行。

另一方面許多香港人不認識的,就是現今的中國政權由毛澤東將中國人分為五大階級開始,經延安文藝座談會,已經將文化藝術的創作人視為永久的天敵。共產黨最仇恨文化藝術家,因為這種人腦袋天馬行空,不受控制。中國不介意很多人沒有教育,即使有點教育,做工程師比較穩當,因為這一行,物理化學至少還有一個楊振寧。

一旦什麼「文化藝術」,共產黨認定:出現大量「獨立思考」的創作人,必多於吹牛拍馬的文奴,這是威脅其權力的風險。共產黨不知道你的話劇、音樂、電影裡有哪些含沙射影的機關。所以香港立法會的「文化藝術界」永久由一名並非這個行業的、出生夠紅的官僚來代表,這個人,就是來管你們這班文化藝術家的。中國最大的願望,其實是與其浪費人力,逐級審查,不如釜底抽薪,令文化藝術創作人在中華民族這個品種裡,長遠滅絕。

明乎此,香港有什麼「文化藝術」的前景可言?看看西九那片日曬雨淋的土地就知道。陳美齡博士來不了香港,或有人暗中否決是她的幸運。

插圖:詹震寰

如果林鄭的智商正常或高於一般,如果我沒有猜錯,在這一分鐘,她應該有點後悔競選特首。

她應該發覺,七月一號之後,她沒有什麼真正「施政」的空間。特首這個職位,其傀儡的指數比二十年來高出了許多。當然不是說前三任特首不是傀儡,但前三任的傀儡指數,由於政治和經濟形勢,維持在相當「合理」的水平。但林鄭上位之後,此一指數像癌細胞末期,增生膨脹,作井噴式的增長。

為什麼?第一是中國資金無限量高速湧至,搶購香港的土地和貴價物業。由於中國的外匯儲備有三萬億美元,也由於大陸反貪和房地產泡沫的過熱,比起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資本外逃,原因增加了一千個。身為特首,坐在上亞厘畢道,面對如洪水決堤一樣湧來的紅色資本,來自全國省市四方八面,國企、貪官、民間土豪,任何人做特首,如果覺得這些資本熱錢,對香港民生有害而企圖加以阻止,就像一九八九年六月,在長安街站在一列坦克前舉手喝停坦克的那個白襯衣男子。

但林鄭比這個白衫勇士更無助的地方,是當日我們看新聞片,那個白襯衫男子舉手之下,坦克畢竟停下來片刻,想轉左,那個英雄向左移兩步;坦克轉右,英雄也向右挪移兩步。至少有幾秒鐘坦克是停下來了,雖然此一「反革命分子」下落不明,應該早已處死。

但林鄭即使敢叫停紅色資本的一列望不見尾的長長坦克陣,第一她不敢舉手叫停,第二她即使敢,坦克會在她身上輾過去。因為即使連習近平和王岐山也無法叫停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各部門、山頭、企業單位,以及各階層的民企資本的挾資大逃亡。

過去一年,中國的美元外匯儲備,由三萬八千億跌到三萬億美元。三萬億美元合共約二十多萬億元人民幣,但中國印鈔流通全球的人民幣現金卻高達一百三、四十萬億元。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只要有背景、有辦法如郭文貴者,如果手上有八千億元人民幣,打幾個電話接通金融銀行高層,就可以優先將八千億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通過香港或其他渠道,轉移往安全的地方。而平民沒有門路者,想將八千元人民幣兌換成美金也難。

愈多像郭文貴肖建華這類人,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愈火箭般上升。而如果林鄭有能力、有膽量與中國高層關起門來誠懇面談,要求、請求或懇求她的兩位最高主人習王,天可憐見,可否控制一下流往香港的紅色資本,她就有能力一早處理在四季酒店躲了幾年的肖建華。因為肖建華住在中環的「望北樓」,身邊有十個八個保鏢,這正是香港房地產價格進一步狂升的真正權力司令部,而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

多幾個肖建華和郭文貴,香港的樓價每平方呎就會不斷上升,年輕人更攀購不起房子,香港中小企經營更困難,香港一般市民更難呼吸。但肖建華這種地下紅色財金司令,就像香港的大腸裡布滿瘜肉,瘜肉隨時轉化為腫瘤,變成腸癌,奪去了香港經濟的命。林鄭有權切除這些瘜肉嗎?一點也沒有。林鄭厭惡地產霸權,曾因嫌唐英年為香港財團代表而恥與之為伍,改而夥拍聲稱要打「地產大老虎」的梁振英(How naive),現在面對更猛十倍的紅色地產財團,她敢恨嗎?敢嗎?

不過,即使肖建華人間蒸發了,還有許多陳建華、張建華、李什麼華呢?肖建華代表的是貪官資本,但民企各階層也會外逃,申請移民加拿大、歐洲和英國。這些資本,習王的中國政府無法有效管理,只能夠通過不准兌換外匯的手段來堵截。這樣一來,人民幣的幣值升降又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於是中方要香港做「人民幣結算中心」,因為要在幕後操縱人民幣在大陸境外的流通量,以香港這個「結算中心」為操縱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槓桿。

所以香港特區二十年,其殘酷可悲的處境已經一清二楚,香港名為「國際金融自由港」,實際牆壁處處,關卡重重,香港小市民已經被四周落下來的無形閘門困得死死,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形成今日的結局,其「前傳」正是於二○○三年沙士之後,中國向香港宣布「自由行」,先讓民間的旅行團大量湧來零售消費開始。

「自由行」只是第一擊,只將廣東道和羅素街兩條街的鋪位炒貴。但正如邱吉爾說:戰爭一旦開始,任何英明領袖加上帝,也無法控制戰局的發展。「自由行」的閘口一打開,全國的貪官和紅色資本就利用同樣的通道,將比買一張LV手袋購物單更高一千倍的現錢輸送香港,而化身成為香港地產的新大地主。

這就是李嘉誠也要說「麵粉貴過麵包」的理由 ,因為事已至此,連香港第一富豪也無法與國家財金機器對抗。香港的地產財團,做了幾十年的港區人大政協,也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地盤被祖國紅色資本,以本傷人,一片一片地侵蝕,他們敢以人大政協的身份,每年三月在人民大會堂對此與他們利益生計攸關的現象提出「意見」嗎?不要開玩笑。

因此林鄭不可能「扶貧」,也不可能真正的「紓困」。任誰做了財政司司長,不是死捂住荷包,防備下一波金融海嘯,就是開倉派點錢,這樣的財政司司長,老實說一聲,請一個菲傭來做也可以。

林鄭處境更兇險的地方,是頭上有老董與梁振英兩座山。「一帶一路大戰略」涵蓋香港,意思就是,當大陸資金進一步以「一帶一路」的堂皇名義湧進來的時候,香港不能不接貨,也不能Say No。中國的政治名詞是一套,人的行為現實是另一套。有梁振英領導「一帶一路」,令香港做樞紐在上,林鄭更有什麼能耐,對大陸湧來的紅色資本叫停?然後這位後座特首向中國進一步表達其「發揮作用」,要求香港成立一兩個「一帶一路」大戰略智庫。如果要林鄭撥出公帑成立「一帶一路戰略智庫辦公室」,一開口就要五億(不用重金怎樣吸引香港的精英出謀獻策服務呢?),她敢不付錢嗎?如果我是梁振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林鄭正是我特首十年夢半途落馬的受益人,我姓梁的同你有親乎?後面的老董當然也會支持我。

但這樣一來,這個小媳婦,其「高度自治」的施政範圍只限於在深水埗大角咀撥款批准多設幾個公廁,或其他柴米油鹽雞毛蒜皮的「民生政策」,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加上財政司司長不是自己人,這樣的特首做來作甚?但很難說,香港許多人出身寒微,自小看見在半山的那座港督府,覺得如果自己長大能以主人身份住進去,在港督的床上打滾幾晚,亦感光宗耀祖。此亦人各有志也。

 

插圖:詹震寰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憑一輛汽車和四處鑽營的推銷經驗,他迅速打開了銷售網。然而問題來了:他一個人、一輛車、一對跑腿,四處推銷專營合約,然後又四處巡視,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一點五,最後發現付出的汽油和時間成本比利潤還高。他要向銀行借貸,令他逐漸入不敷支,最終被銀行逼倉還錢。

此時有一位銀行家向他提議:為什麼許多專營戶管理不善?因為他們不懂選擇地點。所謂的location至關重要。 譬如有一個新市鎮,正在興建一個球場,一年之後就會有四萬觀眾流量,這時球場外的土地價格廉宜,只要在那裡圈一塊,把土地買下來,然後告訴新加入的專營戶,如欲開店,必須指定在我購買的土地上開。

這樣一來,你身為推銷員中介夥伴,既擁有土地又擁有開設地點的決定權,因為你對地產的眼光比誰都準。然後土地又可以向銀行按揭借貸,盈利即如火箭般上升。

以後的事,不必細表。推銷員採納了這位銀行有緣人的建議,建成今日的帝國版圖。麥當勞以最簡單的烹調方式,目的只在填飽肚子,不必推銷什麼三千年中華美食,已經俘擄全球每日一成人口的腸胃,並向中國大陸進發。

麥當勞是當今最佳的行政管理典範。但為什麼中國無法仿效?第一,中國的土地全屬共產黨所有,中國再改革開放也不可能由人平等圈地。第二,專營戶能遵守英語世界的協約精神,但中國夥伴陽奉陰違,你一走開,他的廁所廚房堆積雜物,衞生恐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部陽奉陰違,即使告到法院,對方是地頭蟲,有當地的司法人員做靠山。所以麥當勞的奇跡,純粹是美國的,因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以及人民的相對誠實和善良。

中國人一到美國留學,最先發現美國很容易相信你張開一張嘴巴吹牛皮的一切。中國人發現開戶口、買機票、借貸和考試,你說什麼,美國人都先當真。但直到他被你擺弄一次上了當,則永不錄用。每年美國開除許多偽造學歷和作弊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他們在美國頭一兩年,也因為美國人的老實而成為傻瓜,撈了一點錢,但最終被遣返回國,美國夢碎。

所以一切的行政管理學,不論理論千頭萬緒,最終美國的公民精神:誠信,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取代。以儒家立國的中國,或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和印度,不也在奉行所謂的資本主義,不也一樣有經濟增長?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西方之外所有「文明」之失敗。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此前曾誤稱沈允堯醫生為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查明不確,謹此更正,並向兩位沈先生及讀者致歉。)

 

插圖:詹震寰

二十年來特區英語慘烈低落,不忍卒睹,早已不是秘密。終於有人可憐巴巴地呼籲林鄭,要制定「英語政策」。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叫喊,求仁得仁,十多年前我在一些不知所謂的華文傳媒看到大量專欄,歡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有洋人紛紛爭着學中文與中國打交道,他們認為,從此中國人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自從看了這些文字,我就向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道賀:人生苦短,要善用時間,與其讓你們的子女學好英文,不如鼓勵他們學好普通話和簡體中文,低頭打機,多上一點百度準備打入中國市場,下一代做巨富。

多年前我此一呼籲,成功了一半。特區的英文程度當然滑落,但中國人將子女塞送去英美英語國家讀書的潮流,則不幸不但沒有衰減, 還變本加厲而惡化。

我不明白,二十一世紀既然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子女還要「留」什麼「學」?日本在明治維新才留學,現代化成功變成強國之後,不必再派留學生。唐朝的玄奘去取佛經,前去印度留學,回來之後,佛教東傳,都有中文本,佛寺遍地,難道今日香港的佛教徒還不斷派人到印度「留學」不成?

還是中國人下一代想逃避他們囉唆而沉悶的中國父母,樂得逃亡,用貪官父母的錢在牛津和倫敦買法拉利、穿名牌,呼嘯集結在英國的大學課堂大講普通話,成為英國的最大消費者?英國卻不太識抬舉,新首相文翠珊表示最討厭太多這類「留」而不「學」,留在本國消費的假學生,準備將這種留學生連同伊斯蘭移民一樣一齊嚴打。因為這些人英文不夠好,在考試時請槍手,連美國的公開試也要搬來香港,不信任中國的監考。

香港是前英殖民地,二十年來追求「政治正確」,自願放棄英文。立法會如果用英文辯論,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議員要即刻出局。基本法列明英中是官方雙語,新加坡的國會有議員不懂得說英文的嗎?李光耀把關,目光長遠,濫竽充數的一早就混不進「政壇」。

香港的英語教育破落,因為將英文當做數理化一樣機械地教育。 叫學生硬背文法,而文法教育部優先背文法名詞:前置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助動詞(Adverb)、形容詞(Adjective)。中國小孩還未接觸英語化之世界,先被教師硬性規定要背熟這幾個文法名稱,還有「過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Tense)、過去進行式(Past Continuous Tense)。我小學時考英文,老師乾咳一聲,在課室叫喊:「將填充題裡的英文過去進行式改為過去完成式。」令我一度對學習英語,非常厭惡。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相關連結:
【陶傑開Talk】學生留學每年遞增 中港教育情何以堪
http://bit.ly/2qnBxq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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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週刊》周六頭條 :
【壹級享受●名醫之後】許業宏玩足7隻超級遊艇 「西貢海面遇過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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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真正令我應該厭惡的,不是英文,而是香港教英文的中國人教師。外國的鬼仔,你問他什麼叫Past Participle,個個一頭霧水。懂得一組文法名詞,不懂得如何運用,或寫不出有文采的英文有個屁用?中國人的教育追求機械的形式,生吞活背,中國外交部有大量口譯英語出色的人形機械,英文詞彙個個識得,文法正確,但你叫這等中國人寫一篇如英美作家布萊遜(Bill Bryson)一樣情趣才華的散文,可以用人頭保證,十四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

六七十年代英治時期,英國的公務員高官如麥理浩和夏鼎基,包括警務處長都說得一口優雅的英語。但當時香港的中環精英,以會計師律師為主,學的是商業英文,從來沒有達到過學文化英語的高度。比起印度,香港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如浮沙,交回中國又豈會不崩塌?香港親中議員,英語一開口就是笑話,人人皆知,泛民除了李柱銘的英語夠正規,民選的議員也沒有幾個挪得出去。與外國傳媒和議員溝通,亦三句之內,對方感到索然無味。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潘金蓮與西門慶話不投機,又從何勾起?

至於特區官方,更不待言。只有一大批「港英餘孽」英文還像樣,經老董梁振英欽點的一批,一口英語有如從來不刷牙的一張嘴露出一口蛀牙。新任財政司司長一上任即刻花二百萬裝修官邸,但這位財政司司長開口說英語又是六十年代香港小學的二年級下學期程度,經新聞片段網絡傳播,令人覺得不如他花二萬元上一上英語補習天王的課。

每一個中國人骨髓裡天生戀英崇洋,你這幫愛國官員英文說得這樣爛,看在中南海外交部官員的眼裡(他們自視英文比你好),自然也心存鄙夷。二十年來大陸的官員不斷說「香港是什麼東西」,林鄭月娥去北京被她的主人擺在長桌的靠邊坐,中國主人對這幫愛國奴僕態度非常清楚:連你們一向標榜優越的英文,也被我們的海歸比了下去。每個月領幾十萬港幣月薪,你們也配?

每次當特區高官上京,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主人一副鼻孔朝天的面孔,我就知道在北京主人的心中,迴盪着這句話。

採訪:艾馬

攝影:韋平、海江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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