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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星期日文章 陶傑】半字之差
  •   3,865 views │ 2017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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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選舉」,即使一千二百名以親中愛國佔大多數的小圈子,加四名親中愛國、即「建制」候選人,中方也不放心,也要指定林鄭月娥必須當選。如同拆穿了當初即使「八三一」決議提名權須一半「門檻」,中方可以隨時將「門檻」以電話壓力的方式提高到三分二或四分三,確保只有一名「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

對於當日否決「八三一」之後又悻悻然有點後悔的,至此可以確定:「八三一」方案即使通過了,也一樣嚴酷,原來的否決沒有錯。

中國文化與民主普選沒有緣分,因為中產階級和專業界不像西方那樣,即使成為精英階級,會促進更大的人權,捍衞他人的自由。

問題出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十九世紀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時代,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工業革命: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種種專業應運而生,都由瓦特在前一世紀發明的蒸汽機,產生了一大群產業工人。換言之,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建基於工業革命後工人之上。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情工人遭受資本家的剝削,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之外,也不忘為沒有土地和教育文憑的工人爭取投票權。

此一變動,主要集中在英國。十九世紀的議會選區改革,人口膨脹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比起幾百年來人口稀疏的地主選區同樣只擁有兩個議席。新興起的知識分子先感到不公平,聯同工人一起,爭取擴大工業城市的議席數量,從而逼地主和大老闆控制的人口稀少選區,向人口膨脹的城市屈服,建制一度頑抗,工人就去倫敦下議院門前遊行示威,並且多次醞釀暴力衝突。

十九世紀的英國,差一點就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是資產階級和中產者,堅定地站在工人的一邊,向地主和老闆階級施壓,最終一切紛爭,由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國會大廳內以爭論和表決的方式和平解決。

英國避過此劫,與英語文化中的幽默和寬容有關,也與地主和資產者的理性和胸襟分不開,議會民主成為穩定的改革軌道。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工人,漸漸此類人口,多於耕地的農夫。

中國的社會結構卻不是這樣。首先,中國文人不明白、也不同十九世紀英國歐洲產生的Liberals。今日在香港,最難向大眾解釋Liberalism這個字: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知識分子?因為在大陸,一說到「自由主義」,大陸中國人就想到自由散漫、不服從帝王管轄的性格。毛澤東就有一篇論文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讀了書就有攀附帝王權力的慣性,雖然一度有微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憂患精神,但只「憂患」沒有用,要更積極的解放(To Liberate)。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曾國藩,他吸收了一批有見地的精英為國家效力,曾國藩本身除了是文人也是地主,但他從來不是中國的Liberal。向地主產業階級挑戰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只是一股暴力的農民土匪勢力。

換言之,十九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同情與互動,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從未存在。曾國藩代表的地主和中產階級,對以暴力冒起奪權的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而且以朝廷代理的身份鎮壓成功。十九世紀的中英兩國,都有改革的機會,英國水土與改革的歷史契機有緣,中國則絕緣,因此西方成為希望自由之邦,中國則大江東去,迎來幾十年後馬克思列寧的極端邪說。

「Liberalism」一詞,成為毛澤東挾列寧之名高叫的「解放」(Liberation)。毛澤東領導農民脫離史太林的城市工人革命,轉往農村發動一場禍害更甚於洪秀全的暴力浩劫。

英國有Liberalism,中國則以Liberation告終。一切秩序打破,黑白是非顛倒,一切是命中注定。所謂民族文化的基因即是此意。只「知識分子」一詞,在英文中已經有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zia,前者是英文,後者由俄國傳來,兩相帶動了Liberalism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鞏固。中國則是文人中產附歸帝王,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工業的薄弱和失敗更令農民成為氾濫決堤的黃河。早在十九世紀已注定中的敗局,二十世紀將也一樣。

 

插圖:詹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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