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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之時,剛收到消息,指《壹週刊》要賣盤了。

對於我這個生長於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一代人,《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甚至乎整個壹傳媒,都代表了某種價值觀。那些年,我曾經妄想過,要是有機會參與在其中,也是一份榮幸。

2002年,有幸得到廖建明兄的邀請,在《蘋果日報》的論壇,每月一稿,寫一些自由市場的題目。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2005年,我膽粗粗地向黎老闆智英自薦,加入《蘋果日報》當主筆。往後的,都是歷史。

十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的事,有些令人失望,有些令人神傷。與此同時,傳媒行業也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資訊的流動性,令到傳統的傳媒機構不知所措。從前,傳媒的價值就是在於資訊的不對稱。可是當資訊在近乎零阻力的環境下,時間值極速貶值。傳統媒體失去了存在意義,淘汰在所難免,過程也必然令人感到不安。

許多人誤以為,主流大眾媒體的沒落,有利於政府單方面地操控社會。事實上,在新的資訊環境下,不同的意識形態圈子,自我圍封起來。缺乏具貫穿力的媒體將碎片化的社會連結起來,一樣是難以管治。

坦白說,我不敢說自己看得穿資訊行業的未來。可是無論是誰做傳媒老闆,都有幾個無法逃避的幾項原則:

一,無錯,媒體就是一盤生意,但要認清誰是真正的「老闆」。不賺錢的媒體,沒有條件去講意識形態立場,也不會有真正的影響力。

二,假如媒體的「老闆」是廣大的消費者,消費者的立場,就是老闆的立場。資訊消費者所需求的,也不是簡單的資訊,而是真正有用的知識。資訊和知識的分別,在於資訊只是事實的全部或部分的陳述,而知識卻可以即時轉化成行動的觀點。換言之,媒體和資訊消費者之間,有一定的信任基礎;《壹傳媒》過去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公信力。

三,媒體經營者當然可以用錢去堆砌班底,但沒有靈魂的內容和陣容,不可能發揮真正的影響力。在自媒體的世界,內容創造者有的是選擇;假如純粹是希望發表立場,大不了在網上的各大平台,甚至自己經營的地盤去繼續發聲。

假如以為將一家傳媒買下,就可以影響群眾的思想,這種觀點也未免太過天真。錢,可以買得到一面招牌,但買不到公信力。公信力無價。假如將媒體的招牌買下來,只是為了消費它的公信力,恐怕這種生意也不能夠運作得長久。

媒體不只是一盤生意,更加是一門不斷在演變的生意。從前媒體的營運模式,是透過建立讀者和觀眾人數,來經營廣告平台。可惜,這套模式早已過時。今天從事媒體的人,假如不懂得將公信力轉化成Engagement,仍然漫無目的地追求點擊率又或者Like和Share,這種媒體也只是行屍走肉般的存在,不會有生命。

毫無疑問,有不少消費者仍然希望社會上有媒體可以為他們提供有「養分」的「知識」,也意味着收集和發送資訊,依然是有利可圖的生意。只不過大多數媒體從業員,心態上繼續停留在他們最風光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淘汰的命運降臨,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圖片說明:《壹週刊》賣盤,標示着傳統媒體被淘汰的命運。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剩下的,就只有制度和人才。本來,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劃時代的構想。在一個搶地搶資源的時空,竟然有一個地方單憑制度和人才,創造出世界級奇跡。香港甚至乎連平地面積也總是不夠用;當年英國人殖民地官員,最積極的兩件事,就是移山填海造地和興建水塘確保有足夠食水供應。

管治香港,本來就是這樣簡單。今天特區政府說成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也是在戰後才漸漸演變成政府的工作;甚至乎在五、六十年代,房協仍然是慈善組織。當年的「房協模式」比起後來「以量取勝」的「房委會模式」,做出來的功夫更貼近市民所需。可惜由七十年代起,麥理浩的大政府計劃改造了香港,房協的功能和角色被房委會取代。慈善(Charity)也漸漸被福利(Welfare)取代,最終異化成權利(Entitlement)。

「慈善」、「福利」和「權利」這三個概念看似相近,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慈善,是有人道精神、有信念主張的自發行為;經營慈善的人,其實也是在透過倡議,建立社會資本。麥理浩七十年代的大政府改造,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將民間倡議,納入到政府編制當中,變成官僚式的資源分配。由慈善異變成福利,無論口號有多漂亮,官僚式的資源分配到最後還是沒有本身的價值基礎。

福利官僚的思維,是「睇餸食飯」。有多少錢,可以派予多少人,然後就可以巧立名目,但畫下一條又一條福利資格的定線。資源愈多,跌入福利網的人,也愈多。社會愈富庶,各種訴求的聲量愈大。結果,福利的氾濫到達某個水平,沒有拿福利的人才是被邊緣化的少數,如是者,福利便異變成權利。最終的結局,除了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政府,就是「大到不能不倒」的公共資源黑洞。

香港正步入這個狀態的臨界點。房屋、醫療、教育和福利,是政府四大經常開支;近年再多一項「經常性的非經常開支」名曰基建。基本上,任何政客說要增加其中一項開支,彷彿是理所當然,沒有矛盾。

資源有限,增加任何一項開支,代表犧牲其他範疇的預算。可恨是,政府多年來有財政盈餘,令我們集體地患上「二世祖綜合症」,以為香港可以永續地「千金散盡還復來」,更不會質疑,究竟官僚分配資源,是否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香港是一班正在駛向懸崖的慢速列車。

官僚排擠社會民間力量,是制度上的不歸路。房協和房委會是一例,醫管局的出現,又是一例。至九十年代,教育官僚以校本條例抹殺辦學團體角色,教育全盤官僚化,亦是今天教育的深層次矛盾。

似乎特區政府也意識到香港管治困局的死結,所以一直念念不忘醫療融資,希望由需求側帶動供應側改革。新一屆政府的房屋政策,放出第一個熱氣球就是支持社企的「良心劏房」,跟當年的「房協」模式又何其相似?

政策改變,會製造新的既然利益,也威脅着舊的既然利益者。外強中乾的特區政府,又豈會有政治能量撼動房屋、醫療和教育這三座真正的大山?

 

圖片說明:房屋是政府四大開支之一,劏房戶心急等上樓。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還有一個夾心階層。

在清帝國的時候,滿族人遇到高級過自己的皇族貴族,會自稱「阿哈」,換成漢語意思就是「奴才」。漢人,就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沒有。有機會見到皇族,先有跪拜叩頭,自稱為「臣」。

久而久之,自稱「奴才」才是貴族,「臣」的地位就更低一等。社會尊卑貴賤出現了明確框架;有機會做「奴才」的,盡量將「奴性」表面化,甚至以公開表演模式,讓最多人見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

清帝國不是歷史上唯一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個案;歷史上幾乎所有統治者,或多或少都透過類似的手段,去控制着一群「爪牙」。

「爪牙」這個詞語,出自韓非子的《二柄》,本來意思指以賞罰為手段,影響被統治者。但隨着時代變遷,「爪牙」輾轉變成統治者手下代理人的統稱。統治者不能沒有「爪牙」,但又不可以完全依賴「爪牙」,否則「爪牙」可以隨時取而代之。

將統治者和爪牙的微妙關係,解釋得最清楚的,應該是由紐約大學政治學學者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所寫的《獨裁者手冊》(The Dictator's Handbook)。

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唯一目標就是要繼續掌權;一方面統治者會讓「爪牙」分享到部分利益,與此同時又要讓「爪牙」知道,統治者有能力隨時換人。由封建社會的分封制度,到今時今日的選舉政治下黨派對黨員的管理,原則不變,只是手段有異。在民主選舉的社會,當權政黨透過政策進行利益輸送,並且借改變選舉制度和選區規劃,達到保留權力的結果。

極權社會的統治者,替換身邊爪牙的過程,往往充滿血腥和暴力,代價也極高。故此,這些統治者往往會人為地在社會構造出權力的階梯;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自古以來便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人為權力階梯。中華文化就是在這種權力結構轉變中,以極緩慢的速度向文明匍匐前進。

中共與封建帝國,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今天的共產黨員同志,就是從前的八旗子弟;特區的高等華人,就像滿人統治下的漢人,最多只是一年上京一次,而且也只是聽聽總理報告,回到外化之地就「也文也武」。

主權移交二十周年,黨總書記習近平以主子身份巡港,奴才和奴才都不如的一眾權貴,自然落力演出。早已活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人,對奴才和爪牙,很難會有由衷的敬意。在統治者眼中,駕馭不了民眾的奴才和爪牙,剩下唯一的價值,就是權力結構的活標本。

香港的無奈,在於政治權力結構,完全脫離現實。中共力竭聲嘶地宣稱對香港有絕對主權,奴才和爪牙則空洞又無力地重複着主子的話。奴才和爪牙又以為,只要令香港人相信,世間沒有共產黨和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香港人便會乖乖地扮演順民的角色。然而,一向行之有效的政治中立高效政府,卻被這一班思想停留在十九世紀末的人所摧毀。

主權移交二十年,中國大陸像一道極大質量的力場,扭曲香港的發展軌跡,令這個城市倒退至封建社會的水平。當社會上流只剩下「出仕」、「姻親」和「再投胎」這三條路,這個城市也消亡得八八九九,香港也可以正式成為歷史遺產。

 

圖片說明:習近平訪港,香港官員落力演出。

「一國兩制是成功的。」主權移交廿年,有人急不及待地跑出來為自己所作所為辯護。

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可不是任何一個人說了算數。麻煩大家到皇后大道中找些香港人問一問:「假如你有機會移民,你會不會離開這個你熟悉的城市?」假如一國兩制在過去廿年是成功的,大多數人都不會考慮移民。

「香港幾好都有,點捨得走?」主權移交前後,有個啤酒廣告曾經如此說。我不知道廣告的創作人在今時今日的心聲是什麼,但是我想他也會有新的金句吧。

一國兩制,重點究竟是什麼?假如一國是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命題,那麼這個概念的重點其實是在於兩制;大陸有一套制度,香港有一套制度。不是說好了「河水不犯井水」嗎?為何主權移交廿年後,香港人對兩制有完全不一樣的理解?

「香港依然是一個法治社會」這句話如今已經被扭曲成「政府對所有違法行為窮追猛打」。對不起,這可不是普通法對「法治」的解釋。

相對於「法治」,是「人治」。香港是否變得更人治?這個問題的答案,大家心中有數。

不服氣的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說:「英國佬咪又係行政主導,學咩人講咩法治吖!佢哋識得包裝,打橫來都可以理直氣壯。」首先,我想教大家一句諺語:「Two wrongs do not make one right.」說人家怎樣怎樣,不代表自己就做得對。

再者,法治不但是有規有矩,也代表在獨立的司法機關面前,政府也會輸官司,政府也會錯。主權移交之後,政府行政機關透過人大釋法,就算輸了官司一樣可以敗部復活。香港雖然名義上有終審法院,但在背後一錘定音的,卻是對香港人完全沒有問責的人大常委。這樣的香港,還算有真正的終審權嗎?

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行政機關的質素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一而再,再而三的醜聞,盡顯行政機構的墮落。然而,行政機關卻將本身的不濟,在梁振英一屆政府,卻被扭曲成公務員和立法會不願配合。事實上,從前政府推行政策,行政機關會主力進行倡議;到了梁振英政府,卻變質了,要由立法會內的死忠建制派護航。難道這也算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嗎?

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人民共和國不可分裂一部分,轉變最大是代議政制的破落。在八、九十年代,市民有事會找代議士出頭,結果是一套雖然不完美但總算行之有效的管治。由基本法的閹割,到董建華殺局,再加上各種破壞代議政制的動作,香港人失去了這一道「政治紓壓活門」,政治亦由議會走上街頭。

主權移交廿年,禮崩樂壞,究竟所謂的一國兩制有何成功?今天經濟還算過得去,所以就算不少人心灰意冷,至少還未至於要大規模移民。可是,只要來一場經濟危機,恐怕這個城市的離心力和矛盾,將難以處理,屆時香港又會變成怎樣?

一個真正對香港有感情的人,才會為香港感到擔心和痛心。我不想香港亂,更不想香港就此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但我也是不願意自欺欺人,不能盲目樂觀。要是我錯了,我樂意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可是假如不幸地,香港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我們所有人都將會是輸家。

 

圖片說明:由鄧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徹底失敗。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是世界的輕工業重鎮;港商甚至發展出一套讓勞工承包手作生產的制度。早一代人集體回憶中的「穿膠花」,可謂今天「將閒置資源極大化」的共享經濟的先行者。

在這種高度有彈性的生產模式之下,香港也出現了相應的零售市場環境。廠商將部分產品外銷,也有部分在本地出售。當年還未有大型連鎖店;高級的貨品和進口貨在百貨公司出售,其他的就透過各種小店和小販出售。這種分銷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廠商和各小店小販的關係網。不同產品行業,各自發展出一個由生產到批發到零售的網絡,這就是大多數人所認識香港的生產價值鏈。

八十年代,生產外移,價值鏈的結構也漸漸出現變化。左派一直恨之入骨的全球化,使零售業變得資本密集,愈來愈多的連鎖店,透過資本操作來減低成本,結果卻令到許多低收入家庭本來負擔不起的日用品,像冷氣和微波爐等,價格愈來愈便宜。過去廿年,國際貿易在物流和資訊技術的進步下,令市場變化愈來愈大;像阿里巴巴,就是大陸廠商向世界各地零售商批發的平台,漸漸變成向消費者直銷的平台。

大批量生產賺錢產品,已經是紅海式的割喉競爭;薄利多銷的背後全是資本密集的操作,是連鎖店的世界。但與此同時,微生產革命,卻為小店開拓了新的生存空間;只不過今天小店的銷售渠道,不可能再單純依賴傳統的實體店鋪,賣的產品也不可以是簡單的大批量生產商品。就算是小本經營,在今天要成功,也要走 Online-to-offline(O2O)的策略。更正確一點說,愈是小本經營,就愈要利用新的競爭環境,尋找生存定位。應運而生者,有王維基的網購平台;大陸資金的網購平台,最近也進軍了香港市場;主打有本地貨的,則有「士多」和「土炮」等。

「我不管世界怎樣變。我只是希望停留在三、四十年前那樣;簡單地買賣消費者要的日常生活所需?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回購領展,然後讓我們用低廉的價錢租鋪,讓我們繼續營運下去?」

將小店老店消失,全部推說是租金貴,是捉錯用神。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何別人有能力負擔更高的租金?」事實上,過去廿年,也有人可以像賣米線的譚仔般,由一間鋪發展成上十億價值的企業。順帶一提,有資料顯示,譚仔和同類食肆,生意收入最高的鋪頭,正是位於領展商場當中。

市場的公義,就是讓做對了決定的人,得到回報。另一邊廂,市場也是淘汰的過程;被淘汰的人,最大錯誤就是將對未來的預期,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之上;假設市場不會變,正是個致命的錯誤。

說白了,就算政府免租將所謂的老店小店保育下來,最終也只是門面功夫,另類博物館,對幫助基層市民,真正意義委實不大。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會扶持某些行業和企業,結果卻衍生出各種既得利益和「殭屍企業」,要永遠靠吸別人的血來續命。不願意進步的社會,才是對我們的下一代最不公平的社會。

 

圖片說明: 面對競爭,小店也要走O2O策略;大陸資金的網購平台進軍香港,新一輪淘汰賽又展開。

食環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市場調查,發現食環街市檔口出售的新鮮食物價格,並非特別便宜。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在食環署發表這份顧問報告之前,民間組織107動力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結果;租金較低的食環街市,並未有令新鮮食物的售價更低。

在正常市場操作當中,與租金掛鈎的並非物價,而是商戶的盈利。不過,政府和公營機構營運的街市,租金一早與盈利脫鈎;有幸在這些食環街市佔有檔口的租戶,也漸漸變成了社會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就是教科書中所指的「尋租者」(Rent-seekers)。

將「租」這個經濟概念發揚光大的,是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衞 李嘉圖(David Ricardo)。他研究農地租金時發現,生產成本不同的農地,會有不同的租值;租的意義,不在於資產的價格,而是在於資產可以出產的回報率。反過來說,資產價格反而受資產回報的影響。換句話說,是租金高令地價高,而不是高地價導致高租金。熟悉地產投資的朋友常常說:「這個世界可以有瘋狂的樓價,但是市場租金始終要反映現實的負擔能力和供求關係。」

公共選擇學派鼻祖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67年提出「尋租者」的概念。以農地為例,地主為了增加租金收入,會想辦法去降低使用者的成本;而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善接駁往農地的道路。要是興建道路的土地和成本由地主提供,租值的上升也只是這些資產回報的一部分,對地主沒有帶來真正的額外利益。但若然以公家的資源來興建道路,那就是另一回事。所謂「尋租活動」,說穿了就是資產擁有者,借政府有形之手和公家之財,為自己增加收益。

常言道,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然而,香港也是由一個尋租者主導的社會。不過,我們要釐清一個概念,就是尋租者爭取私利的結果,並不等於大眾所理解的「租金上升」。事實上,只要是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令自己得到額外的特殊收益,都屬於「尋租活動」。

以不正常地平租的公營街市檔口為例,檔戶享有平租之餘,又可以用市價賺取盈利,額外的收益就是這些檔戶的「租」。甚至乎過去有不少新聞也揭發過,成功投得檔位的人,又未必是真正營運的那個人;當中被私吞的一筆差額,名副其實就是「租」。這些因檔位平租而得益的人,亦漸漸成為了一種政治力量。

被尋租活動所蠶食的資金,究竟會用在什麼地方,實在不得而知,但絕對不是用在改善收租物業的環境。可是,在另一邊廂,經常被政治人物狙擊的私人企業如領展,反而是用真金白銀來提升物業收入的營商環境。毫無疑問,領展將商場和街市重新修裝再出租,就是透過增加商戶收入而增加租金;過程也必然會令到競爭力相對低的檔戶被市場淘汰。但數據也反映,這些私營商場和街市的檔戶所售賣的商品,價值也更具競爭力。

替尋租者利益放聲的政客,竟然說是為爭取消費者權益;這可算是香港政治生態圈中,最奇特的情景。

 

圖片說明:在正常市場操作當中,與物價掛鈎的,並非租金,而是商戶的盈利。

蒙昧於經濟因果關係的人,眼中的香港,物價貴是因為租金貴,租金貴是因為管理物業的人賺到盡。所以,在他們單向而線性的世界,只要不讓收租的賺到盡,租金便會回落;租金平,物價自然平。

明白市場經濟運作的人都知道,租金貴是眾多因素促成的結果;在過去一段日子,普遍來說企業盈利雖然沒有明顯增長,但由於資金成本長期維持在低位,一來令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二來由於息率低迷,租金雖然上升,但租金回報率卻是歷史的低位。

有人要政府搞墟市,起街市,甚至回購領展物業,然後平租出去。不過誰可以肯定,以平價租出零售樓面,一定可以令物價回落?假如得到平租好處的檔主,要賺到盡,我們又如何是好?再者,既然是以低價得到公共資源的使用權,這些廉租檔的利潤和售價又是否應該受到管制?再退一萬步,既然利潤和售價都受到管制,貨物難免供不應求。又有誰可以確保,廉租檔一定可以幫助得到社會上最有需要幫忙的人?要不要連消費者也要先經過收入和資產審查?

規管的滑坡效應,就是如此這般,一步步地令社會邁向計劃經濟。

請緊記,公共政策第一原則,就是不要用迂迴的方法,要直接針對問題的根本;而公共政策的第二原則,就是政府對經濟環節中的各行各業進行干預,尤其是價格和利潤管制,最終的破壞往往會高於直接的財富再

分配。

財富再分配雖然也有副作用,但直接將錢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上,往往都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高的政策手段。若然政策目標是要減輕市民消費負擔,而社會又達成共識認為要向某部分有需要家庭提供協助,最上乘的方法,當然是由慈善機構去直接提供援助。再不是,就由政府當作福利去處理,進行二次分配,對低收入家庭發放食物津助。

當然,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從樹長出來;始終要有人埋單找數。此外,政府的街市、墟市等,都是有限的土地資源,必須珍惜利用,讓價值得到體現。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將政府在街市、墟市的資源,按最大價值的使用分配,盡量賺取最大收入,並將得到的利益重新分配在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上。

比頭痛醫頭更不濟的行為,就是頭痛醫屁股。可惜,大多數政客,都是屁股指揮腦袋。假如在政客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個可以讓一萬人,每人得到一百元;另一個,則可以讓一百人,每人得到一萬元。在政治生態相對缺乏競爭的環境下,政客總會傾向讓少數人得到多數利益,因為這樣最有利於扶植忠心的支持者,建立權力和利益互相維護的共同體。

對多數人平均分配利益,雖然一樣耗費了資源,但攤分了的小恩小惠未必足以令受眾建立忠誠。香港的政黨和政客,老是圍繞街市租金製造輿論壓力,背後原因其實很簡單;在檔主的少數人利益和消費者的多數人利益之間,聰明的政客總會站在少數人的一方,卻以最大音量高呼為人民服務的口號。

 

圖片說明:物價貴,減租是不是令物價回落最有效的方法?若果政策是減輕市民消費負擔,或者最直接的方法是對低收入家庭發放食物津貼。

1997年,申訴專員公署就的士發牌制度發表報告,結論有三點:

一,現行的士發牌及轉讓制度並未達到一九九四年的士政策檢討為遏止的士牌價投機活動而訂定的預期目標。

二,現行監管機制不足以確保發出的士牌照能達到預期目的,為市民提供交通服務。

三,有需要檢討的士發牌制度,並且與其他非專利商營車輛的發牌制度(例如公共小型巴士)比較,尤其是關於這些牌照的有效期及轉讓事宜,以確保所採取的發牌方式公平一致。

二十年過去了,政府不但沒有檢討和改革的士的發牌制度,其間運輸署更是「一牌不發」。不計算香港人口的上升以及城市的擴展,單是訪港旅客人數就已經以數十倍計的升幅增長,難道在運輸署官僚眼中,單靠鐵路就可以解決一切交通需要?又或者,的士牌持有人的威迫利誘,竟然可以令到一直以廉潔奉公為榮的公務員也要「跪低」?

一位資深政務官曾經私下對我訴苦:「香港的管治問題,其實有不少是源自於中層官僚的因循;這些公務員既不用面對公眾和政治壓力,對政治問責官員的要求也可以愛理不理。公眾以為局長有權指揮各執行部門,但事實上政府的官僚往往以既定政策為由,拒絕配合作出政策的改變。」

這位政務官朋友經歷過主權移交前後的政府,所以他亦不是完全否定公務員遵守規章的精神。不過,在若干政策上,處級首長除了是政策執行者,也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問責官員就算想推行改革,若然沒有政策執行部門的配合,根本不可能成事;而且在許多政策的改革,似乎是這些中層公務員刻意阻撓。

運輸署算是政府各執行部門中,權力較大的一個。運輸署署長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連政府內的制衡機制也可以完全無視。1997年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運輸署署長的回應是,政府沒有打算進一步改革,以遏止投機活動;當年如此霸氣回應的運輸署署長,正是當今仍是權貴大紅人的羅范椒芬。

申訴專員提出的其他改革建議,例如「加強監管的士牌照擁有權及牌照轉讓」以及「訂定監察制度以確保絕大部分已領牌的士均在道路上提供服務」等,更是一直石沉大海。廿年來一直拒絕改變的結果,令的士牌成為了特區管治下,升值最多而租金回報也最高的一項投機工具;運輸署刻意營造的理性預期,讓的士牌投機活動變得順理成章;甚至連的士車行代理也在網站,以政府不再增發的士牌作為招徠,吸引資金。

有人說的士牌像土地權益一樣,都是資產。但香港土地契約雖然說是可以自由轉讓,但政府仍然可以借打擊炒風以特別印花稅增加交易成本。另一邊廂,的士牌買賣制度,背後由融資到管理,有整套產業鏈一條龍服務,但的士牌持有人的資料,至今卻連一套公開的「查冊制度」也沒有。

我不敢說個別運輸署署長是否有行為失當,但制度上的扭曲卻早已經昭然若揭。政府繼續任由的士霸權,道理又怎樣說得過去?

 

圖片說明:政府在過去廿年,沒有檢討的士發牌制度,其間運輸署更「一牌不發」,是令的士牌奇貨可居的主因。(《蘋果日報》圖片)

過去幾天,不少人在網上轉載一篇評論香港為何淪為二流城市的文章。文章內容肯定有讓人感到共鳴之處,才會得到瘋傳。可是細讀之下,又沒有發現作者有什麼新的創見,可是題目卻引起了我想到了一個更根本的定義問題:「究竟何謂一流城市?」

「一流」肯定不是自封的;最低限度,應該是旅遊留學移民的熱門首選。只要香港仍然在世人心目中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目的地」,這個城市仍然勉強符合「一流」的最基本標準。

過去三、四年,我接觸過幾位在英美長大回流香港的新鮮人;他們是真心相信香港有希望,所以才回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可是當他們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認識結交了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方會發現外來人和本地人的觀點,原來有極嚴重的落差。

以前我搞自由市場智庫時,已經發現到活躍在我們圈子的人,不但十居其八九都有歐美的生活經驗,而且我們也一樣傾向比其他香港人對這個城市的未來更樂觀。甚至乎我到世界各地跟不同的自由市場智庫朋友打交道時,我都見到他們對香港羨慕不已;講起香港,他們都說總要找個機會來這裡生活一段日子,才算不枉此生。

當然,外人怎樣看香港,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重要是香港人怎樣看這個地方。記得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曾經就這個課題,資助過一個私人調查研究。結論是,香港人整體對未來感到負面,但在個人層面卻傾向正面。

其實這個現象,表面矛盾,但實際上又不難解釋。正所謂有苦自己知,人與人之間,就算關係多密切,也不會完全知道別人的感受。依我觀察,有香港人將「呻苦」變成了自我保護的功能,也有人借「呻苦」來表現和肯定自己的存在。就是這樣,活在這個城市的這種風俗之中,我們習慣了沐浴在負能量之中;尤其是社會媒體平台興起之後,負能量回音谷的長期轟炸,令人更容易對香港感到悲觀。

坦白講,有時我也會對香港感到悲觀;但我總對自己說永遠都要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香港有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也有不少問題在可見將來也沒有解決的機會,但香港仍未至於會毀於一旦。香港有需要改變的地方,但不用事事都推倒重來。剛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曾俊華「穿透力」極強的宣傳,優勝之處不是單純因為公關操作更細緻入微,更重要是成功拿捏得到這個微妙的定位,並且令到大多數人相信他有能力和承擔去履行承諾。

世上有種結局叫「自我實現的預言」,假如我們對香港絕望,香港自然會淪為二流、三流城市。不過假如真心相信「方法總比困難多」,我們在批評之餘也應該認真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畢竟,建議的價值,遠高於批評和謾罵。

批評者要是想不到解決問題方案,其實也可以嘗試易地而處,用同理心去感受現象背後的各種因素,以及各持份者的處境。說不定有不少問題,從此可以找到新的可行解決方案。

 

圖片說明:香港,向來都有其吸引之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想來這裡生活一段日子。

假如時光倒流到十九世紀中,找一個知識分子去問:「你信不信會有世界大戰?」他的回應該是這樣:「世界大戰?假如沒有戰爭,貴族和軍人還有什麼存在價值?他們不是一直在互相攻伐嗎?我們早已見怪不怪。」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意想不到,戰爭和政治在經濟模式轉型下,將會出現根本的變化。從前因為戰爭衝突而死傷的,大多數是軍人,而平民百姓的傷亡,大多數是因為伴隨戰爭而來的經濟破壞、瘟疫和饑荒。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能源和化工的躍進,以及資本主義促成的大量生產模式。權貴和軍人階層,早就想將這些科技引入軍事。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跟以前的戰爭最大分別,在於將生產力完全注入戰爭當中,也就是說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軍事工業化的結果。

在兩次大戰後工業化開到荼䕷,我們身處的時空,早已離開了工業十萬八千里。不過,假如我們問一個曾經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業的知識分子:「你信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嗎?」他的回應應該是肯定的,只不過,戰爭的模式很可能跟他想像中的很不一樣。

過去一星期,電腦病毒「WannaCry」肆虐,甚至連世界各國的政府部門,也有電腦被「綁架勒索」。我想到的是:「假如這是未來戰爭的模式,也不教人感到意外。」

被「綁架勒索」是一般企業的電腦,已經可以擾亂社會的秩序,要是更大的系統遭受攻擊,結果又會怎樣?互聯網的基建設計,原意是為了避免整個系統因個別傳送點失效而被拖垮。但是這個優點亦同時是互聯網最大的危機;所謂的蠕蟲和殭屍網絡攻擊,也是利用了互聯網這個特性。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當一般電腦仍然未連接上網絡的時代,實驗室已經出現懂得自行複製的電腦病毒。當然,那個時空電腦病毒只是學院研究課題。時至今日,每個人最重要的資訊,甚至財產,都是藏在雲端,要透過口袋中的手機連接。只要發生一次重大而一發不可收拾的網絡病毒爆發,令大多數資訊遭到破壞,震撼力將會等同於經濟災劫。

區塊鏈(Blockchain)和公開賬目(Public Ledger)的技術,理論上比過往的模式更安全;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推動應用研發,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經濟安全的考慮。然而,但凡是系統便必然會有「罩門」,分別只是在於風險系數的高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技術水平仍然停留在上世紀;一旦發生重大網絡事故,這個城市難免首當其衝。

戰爭的另一面,是意識形態之爭。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政治階層早已借民族主義崛起來發動戰爭。近年乘網絡文化氾濫世界各地的,還有民粹主義的思想病毒。鍵盤戰士,甚至乎是以人工智能操作的輿論戰,也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作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已展開,我們所不知道的只是,究竟這場戰爭會怎樣演變下去。說到底,只要有統治者野心家,戰爭在所難免。

 

圖片說明:WannaCry肆虐,有電腦被綁架勒索,如果這是未來戰爭的模式,也不教人意外。

「競爭是好的,不過有些範疇就算是明顯違反競爭原則,政府也必須要令市場高度集中,方便控制。」基本上,這是所謂競爭政策的原意;香港有不少高度集中,缺乏競爭的市場,都是出於政策設計,亦被豁免於競爭法以外。有些政策,明目張膽設計出高度集中市場;但也有些是從表面看是不着痕跡的政策,結果令市場高度集中,政府置身事外,經營者卻背負了合謀的不白之冤。

上星期,競委會發表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研究報告。報告結論指:「競委會指出多個相信有礙競爭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是造成香港車用燃油價格偏高的原因。」究竟競委會指出「有礙競爭」的因素是什麼?請容許我暫且賣個關子;不過可以肯定是,這份報告變相否定了所謂「加快減慢」和油公司「合謀定價」的指控。

競委會報告劈頭就指:「香港的市場有多個十分罕見的特徵。這些市場特徵不但極不尋常,亦是探討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競爭狀況的關鍵所在。」

所謂「十分罕見的特徵」,一共有七個,包括(一)「零售商高度集中」、(二)「縱向結合度高」、(三)「成本結構類似」、(四)「進入市場及擴建業務的門檻高」、(五)「單一汽油產品供應」、(六)「私家車駕駛者數目少」及(七)「高度依賴零售」。

除(五)「單一汽油產品供應」以外,另外六項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莫大關連。其實報告六大建議,有五個是針對油站用地或者油庫用地而提出。最後一項,卻是為了競委會自身的調查研究權力而提出。換言之,可以用梁振英的名句「一切都是土地問題」,來概括這份報告。

正如香港的地產發展商一樣,明明政府才是龐大土地收益的最終受惠機構,卻背負了地產霸權的所有罪名。高油價明明是政策設計下的產物,在公眾眼中,油公司卻是戴罪之身。

香港政府一向以來都是以限制私家車,要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為運輸政策的最高原則。政府甚至不惜導致違泊,也要逐漸取締市區公眾泊車位。另一邊廂,政府透過徵收極高比例的燃油稅,以增加駕駛私家車的成本,也是政策手段之一。在車用汽油價格當中,每公升有$6.06是政府的稅項。報告以2016年的車用汽油平均零售價$14.77計算,稅項已經佔了四成有多。

零售價七除八扣之後,才是油公司的純利。報告亦指出,由2005年至2016年,油站投標價平均上升117%。記得十多年前,油公司已經說,土地成本佔了稅後純利的大半,加上折扣和其他人工和成本,油站的真正純利,其實一點也不高。

政府令車用燃油價格高企,衍生出不少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香港油站只有供應98辛烷值的汽油。諷刺是競委會建議在招標條款中,加入要求中標者提供95辛烷值的汽油。不過,假如問題是出於政府為了促成既定政策目標,透過土地供應間接控制市場結構,我見不到這點微調會對零售市場有什麼重大影響。反之,由上而下地要求油公司轉用更低成本的汽油,結果也只會令油公司利潤增加,最終背負黑鑊的,仍然是私營企業。這就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常態。

 

圖片說明:競委會剛發表報告,指在車用燃油市場有多個「十分罕見的特徵」,導致燃油價格偏高。(《蘋果日報》圖片)

吳克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新低點,所以也有許多人關注下一屆政府教育局局長人選。上星期,《眾新聞》獨家專訪陳美齡,隨後大半天,是排山倒海的討論。

請不要誤會,我不會以民調表現來評論吳克儉的功過。畢竟,我相信制度單一和壟斷,才是真正的根本問題。過去幾年間,愈來愈多有負擔能力的家長,都放棄本地的教育制度,甚至是傳統名校,轉而選擇國際學校和私校。另一邊廂,不少機構見到需求增加,投入供應的一方;由幼稚園到小學中學,都有人作出不同嘗試。

特區的教育制度,可以算是「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的經典案例。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由上而下的單一而壟斷的教育制度,既不可能滿足到所有孩子的需要,也不可能滿足任何一個孩子的需要。

曾幾何時,在信奉自由市場的一群人心目中,學券制,讓錢跟學生走,可以從供應側改革被官僚扼殺了創意和自由的教育制度。然而事實反映,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城市,要是政府不願意推行改革,家長和辦學團體早晚也會嘗試投資突破缺口。

學券制已經不是教育供應側改革的問題。教育是香港政府最主要的經常開支。以2015/16年的實際數字計,納稅人花在教育上,每個小學生平均每年開支為$46,378,而中學生則為每年$65,957。有人認為,香港教育問題是出於開支不足。十年前,納稅人在每個小學生每年平均開支為$24,006。十年間,以人均計小學教育開支增加了93%,今天的小學生是更加幸福,還是更無奈?

錢是既出之物,問題是對於那些經濟能力未能負擔的市民,社會是否要還他們一個選擇權?假如相信教育是社會流動性的最大因素,目前香港遇到的深層次矛盾,根源為何不言而喻。十多年前,我和不少朋友討論學券的構想,遇到的回應有點出乎意料:「既然選擇導致社會階層差異擴大,消除選擇,才是建立平等社會的唯一方法。」對不起,我相信還每個人應有的選擇,讓錢跟學生走,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義。

據說陳美齡提出了40個改革香港教育的建議,可是香港的中、小學生,加起來有70多萬人,一種教育方式,又怎可以讓所有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照顧?最近跟一家新成立的教育機構,晉德書院教育基金的創辦人討論過香港的教育需求;他們希望提供糅合傳統中醫語文及文化的國際教育,甚至乎邀請了國際級的教育學者,研究教育的方法、訓練師資和開發課程內容。這種由下而上的改進,才是香港所需要的;雖然最初只有部分學童受惠,但要是出現整個制度的開放改革,讓百花齊放,得益的將會是我們下一代。

以生命改變生命,幫得一個學生,就幫一個。最理想的教育制度,應該讓供應側,即是辦學團體和教師,有自由和資源,去盡量滿足不同人的需要。請容我大膽講句:「與其去當局長,陳美齡小姐要是去創辦教育機構,成果或許會更加明顯。」

 

圖片說明: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城市,信奉自由市場的一群人心目中,讓錢跟學生走,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義。

在許多人眼中,偉大的政府,鉅細靡遺什麼都管就最好。「人不管,就會傷天害理。」要是某些行動,傷害別人,政府介入,就算像我這種自由主義者,也無話可說。不過,要是某些行為,傷害的是自己,政府又有什麼理由去干預?再者,政府干預,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護到應該被保護的人?

我想講的,是控煙的問題。

十年前,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室內禁煙。結果,吸煙的都被趕到街上「打邊爐」;令非吸煙的與吸煙的,矛盾更大。本來,大家可以相安無事,可是經政府一干預,就連本身不吸煙的,也受到影響。當然,政府永遠都不會承認錯誤,更加不會檢討改正。

其實當年早就有人提出,像日本般在特定的地點,例如酒吧食肆等設置隔離的吸煙室,可以讓吸煙與非吸煙的和平共處。可是當年政府卻以「吸煙者互相吸入對方的二手煙,也是不可以接受」為由拒絕了相關建議。

「吸煙是不對的,所以政府的控煙政策,無論如何都必然,一定,絕對是正確的。」這,就是政府的控煙思維。

偉大的政府,我不是否定控煙的目標。不斷重複又重複地說吸煙危害健康,其實已經令許多人自願地戒煙,剩下來的吸煙人士,都清楚明白當中的風險;他們經常講的一句是:「不如政府索性將香煙列為違禁品吧。否則,請停止將對吸煙人士不必要的滋擾和壓迫。」

現今的控煙政策,已經變了質。我甚至有理由相信,把持了控煙政策的反煙聖鬥士,為了將吸煙人士「妖魔化」,不惜要將社會的矛盾激化。在反煙聖鬥士眼中,吸煙的都不是人,也不值得他們的關心;所謂的控煙政策,其實只是要來整治懲處吸煙人士,跟降低吸煙率完全沒有關連。

以「擴大煙包警告標語至85%」為例,這一項控煙政策,幾乎拉鋸了兩年。政府的立場是,增加圖像的面積,可以令吸煙人士減少吸煙。

用常識諗一諗:「假如經過那麼多年的宣傳,吸煙人士仍然不知道吸煙的危害,加大煙包上的警告圖像,真的會有效嗎?假如吸煙人士已經清楚知道吸煙的危害,加大警告圖像的意義又是什麼?」

寄居在政府裡的反煙聖鬥士,或許只是運用制度賦予她的權力,對吸煙人士進行制度欺凌,滿足一己私慾。所以行為也全不理性。

為了挑戰這些大權在握的反煙聖鬥士,今年初在立法會的公聽會上,我提出了一個技術上的疑問:「世衞早已建議控煙框架締約國,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標示,以免令吸煙者誤以為低焦油和低尼古丁之香煙更安全。為何不借今次修訂的機會,一併處理問題?」

政府回應只是簡單的「循序漸進」;這四個字出自官字兩個口,全香港人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候任行政長官林太,據說你是一個對政策成效看得很重的人,也希望令香港少一點裂痕。在此我有個建議:請不要將控煙政策交予仇恨吸煙人士的狂熱分子。控煙是正確的,但請緊記吸煙的人也是香港市民;如何令政策來得有效,又盡量減少反效果,才是做政策官員應有的思維。

 

圖片說明:香港推行室內禁煙十年,不少煙民早已習慣在街上「打邊爐」,但吸煙與非吸煙者的矛盾,似乎並無改善。

兩年前,馬會一百三十周年;四月初在沙田馬場和彭福公園,舉辦了一個叫做「同心同步同樂日」的活動。當時,在馬會工作的朋友,已經問我有沒有興趣去「與眾同樂」。可能因為開了成功的先例,往後兩年馬會都繼續舉辦這個活動。在剛過去的復活節長假期,Facebook 上見到不少朋友一家大小,都有到場打卡。

「適合一家大小的活動,在香港大有市場,馬會為何不舉辦多幾次?」我當然知道,馬會反正是非牟利組織,舉辦這種活動也不會為了賺錢。可是,好好的一個沙田馬場,要是能夠有多點人可以用得到,無論對馬會抑或是對社區,都是好事。

殊不知,原來依足程序去辦,還是要過五關斬六將;馬場用地,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賽馬以外的用途,要預先得到政府的批准。

其實許多年前,已經有外國智庫的朋友問我,為何香港號稱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土地的產權卻全部都是以租借形式批出(Leasehold)。最初的時候我有點不以為然,還以「形式上是租借但政治現實下產權卻是完整」為由,打發了這些質疑。現在看來,我這些朋友沒有錯,香港政府對土地使用的控制,確實是極為嚴苛繁複,就算不是世界之最,也肯定是數一數二。

在公共政策的外行人眼中,業主好像擁有了土地,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為所欲為。然而,所謂的「業主」嚴格來說也只是政府的租客。假如說香港有一個賺到盡的地產霸權,我一定會說那就是政府。

你想在土地上增加樓面面積嗎?可以,不過首先你要向政府提出申請,而且最棘手的還是補地價。好,假使你不是加建什麼,就像馬會那樣,只是希望將閒置的地方用來舉辦其他的活動,一樣要得到政府批准。表面上,政府有千百萬個理由,包括環境交通安全等,但說到底最終的問題,就只有一個:「捍衞政府的最終極利益。」

「政府的最終極利益」是什麼?我經常說,對這個政府,錢好像不是問題,因為政府最大的資產,是土地。透過嚴格控制土地,政府甚至可以在土地有更高價值使用方法時,繼續佔有最大的利益。

每次我向外國政策機構解釋香港這種獨特的土地制度操作,如何讓政府在極低稅的前提下,提供各種慷慨的福利,我也必須加上一句:「這種舉世無雙的制度,也只有香港這種高密度的環境才有機會成功。」

低稅率雖然是好處,但代價是因為這種土地制度對社會帶來的各種扭曲。許多人憑直覺,第一個想到香港的社會問題,就是高樓價和高租金。可是我會說,高樓價和高租金,背後還有許多因素,畢竟經濟學的第一課已經告訴我們,價格是同時有供應和需求決定;斷不應只看供應而忽略了需求。反之,可以肯定說,政府嚴苛的限制,令到土地未能完全充分得到「利益最大化」。遠的不說,就算像「同心同步同樂日」,由非牟利組織舉辦,目的也不是為了賺錢,亦只可以一年辦一次。公共資源的浪費,才是香港土地制度背後最大的代價。

 

圖片說明:馬會每年都辦「同心同步同樂日」,但原來要舉辦這活動,就算是在馬會場地舉行,都要先向政府申請。(《蘋果日報》圖片)

上星期「壹擋專政」最後一句寫道:「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

「不蝕錢」乃手民之誤,實情應為「不賺錢」;但想深一層,說是中資企業「不蝕錢」,也不算全錯。畢竟到了最後,中資企業境外經濟活動,若然不賺錢,總可以說是為了國策,管理層的責任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所以,當中資企業在香港以天價投地,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什麼其他盤算,甚至乎是否「經濟殖民」的部署。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甚至可能會有人認為我過分天真;中資不計成本買入境外資產,我認為最大原因是經濟學中典型的「委託 代理人矛盾」(Principal Agent Problem)。中資企業的管理人,表面上既要向股東問責,又同時要向國家問責,但實際上無論是股東抑或國家,最終主導這些管理人的還是他們的私利。中資管理人更傾向以企業的資本去冒險,皆因輸贏的成本效益不均稱;說得再白一點,贏了就是管理人的功勞,輸了就由國家和股東埋單。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會出現穩定謹慎的管理人。

香港傳統的企業大多是家族持有,管理人也是大股東,跟其他的股東利益一致。當然,香港也有不少上市公司,是大股東長期地佔小股東便宜,而且這種現象愈來愈普遍,令股市妖氣沖天。但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不賺錢」的公司,背後未必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但肯定有一條「大水喉」;而「大水喉」的背後,永遠都有龐大利益。

大陸企業勇於舉債,而大陸的銀行亦更勇於向這些企業放貸;這個格局,是經濟災難的典型序幕。當資產價格持續不斷上升,舉債的企業和放貸的銀行,都一樣從中得益。像房地產和證券保險金融業,因為在營運上涉及金額極龐大可用作抵押的有價資產,槓桿操作也更猖狂。

早前在香港投地的中資企業,幾乎全部都有為項目在香港進行融資,其中更有不少是以成立特別子公司去為母公司作抵押。當然,願意承擔這些高風險的借貸,大有人在,其中更有不少資金來自中資銀行。類似的財技手段,在○八美國金融海嘯前見怪不怪;最終如何收場,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恕我不贅。

中資不只大舉購入香港的資產,其實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問價追」的收購活動。日本在八十年代的樓市泡沫高峰期,也有類似的癲價追貨,無論是外國的地皮以至陳年佳釀和名畫,統統都被日本人買下來。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泡沫爆破後,這種資金外流的情況,仍然因為央行的寬鬆政策而持續了好一段日子。

在這種資金嚴重氾濫的環境下,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毫無疑問地受到了嚴重的扭曲,資產的價格也遠遠超出了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水平。坦白說,這個世界不是每個問題都有圓滿的解決方案,像這種輸入性的經濟泡沫,就是其中一個無可救藥的社會問題。這是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其他的制度安排,亦絕對不會比現在更好。(計劃經濟2.0系列.之二)

 

圖片說明:中資企業海航集團去年在港以天價投地,同時期集團多次抵押公司股份,被猜測是為完成交易籌集資金。

「當一個國家控制一個地方主要經濟命脈,市民想見到民主及好的生活方式,就難搞好多。」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在今個星期《眾新聞》舉辦的論壇上表示,香港經濟自八十年代由本地十大財團,取代英資控制,主權移交後的今日,也都能出現「中字號」崛起的局面。

無獨有偶,上星期施永青在他的專欄又有提到,中資地產商積極擴展在香港的業務,雖然表面上是天價投地,實際上是有更長遠的盤算:「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的發展商會步英資後塵,變成愈來愈不敢接新的發展項目,只可以繼續持有一些優質物業,繼續收點租,有個穩定的租金收入就算了。」

施永青和田北俊,都是香港地產界的老手,經歷過八十年代,也見證過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和之後的種種變遷,當他們說感到港資大勢已去,或者在我們見不到的層次,的確在醞釀某種暗湧。

香港的政治經濟地貌,一定程度上受主權國取態的影響,但當中也有市場競爭環境轉變的成分。英資稱雄的日子,殖民地政府固然有予以方便,但是也不要忘記,由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強國。英資洋行在那個時空夾縫中謀取利益,只是延續着殖民地貿易的傳統。

英國殖民地歷史自十六世紀開始,到香港的時候,英國人已經有超過三百年管治海外殖民地的經驗;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設計,是從其他地方慘痛教訓換來的智慧。相對其他英國殖民地,香港從一開始已經算是相對公平開放;世界各地的洋行買辦,甚至與英國作戰的敵對國,都可以在香港自由貿易。甚至乎在最初,西敏寺根本不贊成砵甸乍在香港島設立據點,而不干預的價值,從那一刻便深植在香港,是香港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麥理浩之前,香港總督都是出身殖民地部。麥理浩是殖民地部解散後,首位由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總督。事實上他也刻意改造了香港,為當時尚未發生的中英談判爭取籌碼。不過,也要知道,當時世界仍在冷戰的高峰期,而且第三世界的去殖獨立運動也開到荼䕷,與此同時歐美經濟在戰後的最低點;要了解港資崛起的現象,絕對不能忽視這些重要的環境因素。

當時在香港的洋行,雖然也有沾手地產。但對比那些剛剛發跡的本地工業家,英資洋行有更深厚的根基,但換個角度看也是更大的包袱。當時的港資在政治上其實是處於弱勢,甚至他們上市集資也要靠遠東交易所這個另類平台。話說回頭,港資企業亦不是個個都一帆風順,人人都可以進身超級富豪行列。幾十年來,被淘汰的,又或者仍然在經營工商貿易的商人,一樣大有人在。

如是者,香港又過了近半個世紀。中資的冒起,本來自然不過。近年中資不惜工本往外擴張,屢遭質疑。再者,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計劃經濟2.0系列.之一)

 

圖片說明:港資過去在殖民地時代,因政治與環球因素而崛起,回歸廿載,中資積極擴展香港業務,隨時把港資取而代之。

林鄭當選,結果,不意外。不過,有一點想法,是寫給香港人,也是寫給候任行政長官。

估計文章見刊時,林鄭的工作計劃裡面,有兩大重點:一,向社會各界伸出橄欖枝,尤其是溫和民主派及商界。二,籌組新政府問責團隊。

兩項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同一件事。新政府的人事任命,不但反映來屆政府某些立場取態,也是招攬連結社會各界的手段。

選舉前後,林鄭煞有介事要表明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就是為了令商界安心。有理由相信,林鄭的財金經商任命,人選的價值觀,應該相對上會更接近商界。

至於對溫和民主派,林鄭要是希望有所突破,在現階段應不會公開接觸;稍有常識都可以想像得到,民主派在挺曾之後,仍然要時間喘息。假如現階段林鄭月娥公開說要邀請民主派溝通,變相就是叫民主派公開拒絕並說:「等你上任有需要先再傾。」

所以,林鄭在這個時候,應該會找個中間人與民主派作間接溝通。然而,溝通也要有主題。在現階段討論具體政策,只會浪費時間。

目前的政治博弈,林鄭月娥要盤算最主要的根本立場問題,就是要考慮是否邀請溫和民主派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政府;尤其是年輕一輩中,有政策視野又有選舉政治經驗的,不少已經在各大政黨混跡多年,政府將這些政黨接班人招攬到旗下,也是非常合理的策略。

無論管理也好,管治也好,其實都只有兩大操作系統:資源分配和人事任命。而聰明的政治權術,必然懂得兩個道理:一,分而治之。二,將反抗力量內化成自身的力量。當年英國人的行政吸納政治,正是這套權謀手段;時至今日,這一招仍然管用。

猶記得,林鄭月娥在參選之前,已經說下任行政長官要有自己的班底,甚至有理由相信,林鄭月娥早就相中了一些人選。

權責必須相稱。要是林鄭有責任擺平各路人馬,理應有權選擇管治的團隊。不過,可能令林鄭月娥大失預算的,是她的人事提名權力,或許早已不存在。誰知道,西環不是早就已經準備了一份推薦名單?這種情況下,林鄭月娥會照單全收嗎?

當然,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猜測。大家可以從最終的任命結果,見到究竟這一任行政長官還剩下多少實權。

 

圖片說明:林鄭成為候任行政長官,當務之急似乎就是籌組問責班子,但刻下其實她有多少實權?

幾乎所有特首候選人,都說要增加教育開支。

香港的教育有沒有問題?有。無論從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學生眼中,香港的教育制度都有問題。不過,世間所有問題,是否都可以用錢解決。香港的教育問題,又是否簡單的因為資源不足?

香港教育,問題只因功課和考試的壓力大?Come on,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壓力大的城市。業精於勤,所有精進,都是來自苦功。

智能手機為什麼成功?因為手機的硬件可能都是大同小異,但是安裝在手機上的apps,可以千變萬化。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偏偏是大量生產的公營教育,口頭上說是因材施教,但是標準就只得一個,課程也只有 A、B、C 套餐式的選擇。

「命運,如果能選擇 」這句歌詞勾起了不少年輕人的共鳴,一定有它的原因。香港年輕一代最大的鬱結,在於他們覺得身不由己,沒有了個體性。歸根結底,千錯萬錯就是錯在他們都有着倒模出來的成長經歷(formative experience)。

教育,從前是貴族的專利。現代社會的公共教育,本來有發展每個人成為獨立個體的良好意願,可是經過官僚化的破壞,教育變成了將個體抹殺的過程。人沒有了自我,尋找不到存在意義,才是香港今時今日的最大危機。

有能力為下一代尋找出路的家庭,幾乎全部都嘗試突破香港教育的框架,為自己的子女度身訂造一個屬於他們的未來。我認識一位非常成功的音樂老師,她的女兒在 IB 的成績極為優異,要進入本地的大學讀醫、讀法律甚至環球商務,都肯定會獲得取錄。偏偏她的女兒想發展音樂事業,她也只好跟女兒有個約定,給她幾年時間去為自己的未來努力。我想說像這位音樂老師般的家長,在香港為數不少,只不過真正有勇氣去放手一試,還是要見到有相應的選擇;香港雖然是世界級大都會,偏偏選擇是貧乏的。

幾乎每次跟友人討論以上的問題,大家都是說假以時日,他們都想將下一代送到外國。嗯,可是究竟在什麼年紀才去「浸鹹水」呢?許多家長都覺得,等到年紀大一點,讓子女有一定的照顧自己的能力。但我個人認為,年輕人到了十五、六歲,已經過了建立個體個性的年齡,到那個時候才放洋留學,是換湯不換藥,事倍功半。

再者,照顧自己的能力,是要自己學習得來。坦白講,我雖然也是到了十八歲才到美國升學,但我有幸在母校九龍華仁的自由氣氛下成長,那可一不可再的經驗,可算是改變了人生。問題是,其他的香港學生呢?增加政府的公共教育撥款,可以改變以上提出的深層次鬱結嗎?對不起,我暫時看不到有這樣的契機。

最近有位中產朋友傳來一家教育機構Arch的暑期計劃INSPIRE,課程內容有數理科技也有文藝和社會,重點是要讓這些孩子都可以在香港嘗試寄宿學習的經歷。我想現象反映了中產家長以腳投票的取向。套用郭伯偉爵爺的說法,我還是相信商人和消費者以鈔票真金白銀作出的決定,多於政客和官僚以別人的錢做的花費。

 

圖片說明:三位特首候選人都表明會增加教育開支,但香港的教育問題,卻並非單純是因為資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