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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壹擋專政
九龍霸王電影彈 肉食中環 股海縱橫 壹計就明 關公不是災難 媽媽週記 運動壹指禪 壹擋專政 中環任我行 壹樂也 壹角度 香江不平這處鳴 壹觀點 無定向風 潑墨 SecondOpinion 氣短集 坐看雲起時 事實與偏見 投資與良知

「錢是什麼?」這個問題,許多人都以為自己有答案:「一張張可以換到貨物服務的,就是錢。」

這種建立於生活體驗的認知,不可以說是錯,但不夠精準。在經濟學家眼中,錢,既是「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也是「儲存價值的媒介」(Store of Value)。這兩派觀點,一動一靜,一陽一陰;定義上哪個是主,哪個是副,便成為了經濟學流派中,最大的分歧。比較非主流的奧地利學派,堅持沒有「交易媒介」這個功能,就沒有「儲存價值」的作用。而在主流認知當中,則傾向相信只要公認有「儲存價值」的媒介,就有「交易媒介」的功能。

正如「史蒂芬 周」在電影《食神》中的名言:「爭咩吖爭?搓埋做瀨尿牛丸吖笨!」其實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兩個關於錢的定義,非但沒有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孰主孰次,不用分得那麼細微。反而是主流社會認為,錢要由政府發行才有價值,那才是最大的謬誤。

就算在無政府的狀態下,社會也會演變出不同模式的錢;當然,隨着技術變遷,錢的存在形式,也會有所變化。佛利民在《Money Mischief》中提到,密克羅尼西亞人的傳統貨幣Rai,是圓輪形的大石圈。世界各地其他人類文明使用的黃金白銀,到後來的紙幣和銀行體系,本質上其實都是一種「儲值」的媒介,交易的進行,只是透過某種賬面上的結算進行,透過實體貨幣交易,只不過是一種歷史上過渡性的現象。

十年八載前,我也認識不少「玄門正宗」的奧國學派,認為錢就只有一種,就是黃金白銀,而且非實物儲備不可。但是隨着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出現,就連奧國學派也分成兩個陣營。有人認為加密貨幣是一條出路,但也有人認為加密貨幣是一個泡沫,最終還是回到傳統的金屬貨幣的本位。

現階段說加密貨幣是否一個泡沫,實在言之尚早。但我可以肯定地說,貨幣本質離不開「交易」和「儲值」兩大功能,就算是今時今日在街頭巷尾都在講的FinTech,也是在這兩個環節上糾纏。記得曾幾何時讀過些評論,說航空公司的飛行里數計劃,創造出數以百億元計的經濟價值。事實上,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少超過一半的收入來自向不同的業務夥伴出售飛行里數。

假如飛行里數都是貨真價實的「儲值媒體」,可以用來交易的加密貨幣,又怎可能不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市場現象?最近成行成市的ICO,需求增加之下令到幾種加密貨幣兌傳統貨幣的價格水漲船高,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合理不過的新興現象,問題是ICO背後所公開發售的新種加密貨幣,又是否成為獨自存在的交易和儲值媒介,那就是另一個題目了。

從飛行里數的經驗看來,只要背後有一定的經濟活動,加密貨幣就可以充當交易和儲值媒介的角色。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何使用加密貨幣作為交易和儲值媒介,會比起現時的貨幣更有效和可信,這才是真正核心的課題。事實上我見到有不少構思中的加密貨幣,背後都是建基於針對現時市場解決不到的問題,究竟這些新加密貨幣是如何運作,下週續談。(加密貨幣系列之一)

社會不應該「為創新而創新」;但最諷刺的現實是:「應該創新的,卻偏偏最守舊。」

「搞錯呀,的士到今日都唔肯收八達通。」有人說八達通太霸道,收費太貴,的士車主不會投資安裝一部機,的士司機又負擔不起。當然,八達通其實也有流動應用程式O! ePay,只不過使用流程設計繁複到一個點,還是乖乖以現金找數好了。

香港雖然在支付系統上落後,但嚴格來說責任不在八達通。任何有真正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就算是殺頭的生意也有人會做,更遑論是一個人人都想爭奪的市場?所謂流動支付的技術雖然成熟,卻應用得笨拙;要知道創新不只是科技,最重要是改變市場結構、行為和習慣。

常言道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有不足之處,才是最需要創新的地方。舉例說,就是因為許多香港人都曾經被的士司機拒載,的士司機又要捱貴租,像Uber那樣「自己車自己話事」的模式才應運而生。可惜在政府庇護的士車主的強大力場影響下,香港無論是叫Uber抑或開Uber,體驗亦別有一番特殊的香港味道。

還有些什麼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呢?只要曾經在外國接受過醫療服務,就知道香港在兩間醫學院的壟斷下,平民百姓犧牲不少,造就月入幾球的「星球」醫生。不要誤會,我不是憎人富貴;只不過我自己要是有什麼身體不適,小事就讓身體自癒,大事我也會選擇回美國治療。

「嘩,美國醫療好貴喎!」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來說,無錯,美國醫療服務好貴。不過,其實香港的私家醫生,收費亦不會比美國更便宜;其實幫襯過美國的醫院,就知道香港的醫生,貴得冇道理。遠的不說,同一個醫生,一邊廂在公立醫院有個等待換肝的病人,同時忙於處理私家醫院的另一個病症。你覺得,香港醫療制度真的沒有問題?

外國醫療保險公司,其中一個功能就是代表消費者的集體利益,監察醫療服務的質素和成本,而醫療保險,其實就是「預繳折扣式」的醫療服務。不過,醫療服務性質複製,保單包什麼,不包什麼,由推銷到索償,要是由人工智能Chatbot處理,可能比人手處理更準確清晰。

保單爭拗,其實大多因為投保人對條款了解不足。早幾個星期,有一宗小額錢債索償個案,一位AIA的投保人,以為只要自己得到醫生加持,多少都有得「賠」,然而保單卻寫明「不包括預防式治療」;甚至投保人的主診醫生也表示,手術是預防式治療,也沒有必要住院。

在外國,非緊急的手術,醫生都可以在保險公司的系統中,得到即時預先批核,省了不少矛盾。在香港,當然醫生利益最大。但是消費者要明白,保險賠償,其實羊毛出自羊身上;要是claim到盡才值回票價,其實只是為日後加保費埋下伏筆,為醫生多供幾層豪宅。外國的保險公司,甚至用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分析,偵測詐騙和濫用保險,保障公司之餘,亦向投保人建議提供服務的醫院,另一方面也協助醫院控制成本。當然像Uber的情況一樣,任何事情在香港落地生根,都會因既得利益而出現無可避免的質變。

人類文明過去百多年來,無論是經濟發展抑或其他社會政治變遷,科技進步肯定是最大單一因素。這個世紀初跑出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以及兩戰期間到冷戰雄據一方的蘇維埃,說到底,最大的競爭關鍵,就是科技。

國家領導人心目中,科技的領先優勢,甚至比經濟發展更重要;反正經濟發展不是零和遊戲,也可以從後趕上,但科技卻是一個 winner takes all 的競賽,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雖然明知科技的博弈是 high stakes game,可是不參與這場比賽,就注定是要繼續扮演被動的角色,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中國已經自視為取代了蘇維埃,成為「第二世界」(Second World)的領導,所以科技發展,也是今後極為重要的國策。換句話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下,經濟發展卻只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其中一個產物。就算摒棄過時的冷戰思維,傾一國之力全力發展科技,就好似上世紀初的教育普及化運動一樣,是時代的思維共識。所以在往後日子,這個城市各種沾點邊與科技有關的公共政治,亦應作如是觀。

話說回頭,大概十年前,由奧巴馬政府開始,便倡議要強化科技數理教育,而且要由中、小學開始。近年,還加上了arts的元素,將STEM,擴充成STEAM。但最諷刺是,教育這個環節,本身的結構和程序,卻沒有因為科技進步而帶來多少改善,繼續因循工業經濟的思維運作,將學生當作倒模大量生產的製品。

不過,不少創科企業的元祖,如 Bill Gates、Steve Jobs、甚至這一代的 Mark Zuckerberg,是輟學創業成功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像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校院中得到啟發的例子。他們的共通之處,不是教育,而是創業者背後那份嘗試的精神。所以政府煞有介事地倡議「青年共享空間」,說穿了就是在土地主導的慣性思維下的盡力嘗試。可能有人會認為港官眼界仍然停留在撥款撥地修改課程等表面功夫,但平情而談科技的躍進或多或少有點偶發性的意味,以人才培訓為例,要是全民 STEAM 教育,最終結果如何,大家心裡有數。

究竟私人企業又如何去建立 talent pool?剛過去的這個月,國泰和數碼通都分別搞了 Hackathon 比賽;讓參賽者在 24 小時內,由零開始開發應用程式解決問題。這種形式的比賽,在美國其實已經是創科生態圈的一部分。

Hackathon 的對象,是已經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年輕人團隊。假如要將科技學習再普及至中學生層面,或者要像 Samsung 多年舉辦的 Solve for Tomorrow 般,在比賽之餘還安排工作坊和導師,讓參與者有全面的學習體驗。事實上,科技創新離不開發現問題癥結,然後思考和測試解決方法。像 2017 年的 Solve for Tomorrow,關注焦點就是如何以科技協助輪椅使用者,達到傷健共融的社會價值;這個課題單在香港影響的人數,數以十萬計,在世界各地人數更是數以千萬計,是大題目。

促進科技發展推陳出新,歸根結底是要建立個全民學習的社會;私營企業不少經驗有值得政府借鏡之處,甚至乎索性將這份工作交給企業,或會事半功倍。

政府有沒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原則上,不應該。

政府又有沒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居所,例如公屋。我覺得也是不應該。房屋福利最理想的做法,應該以租金津貼,逐漸取代房委會「興建.擁有.管理」的一條龍模式。

不過公共房屋是香港政治的「聖牛」,誰也不敢對它進行大手術。

在七十年代尾,當局已經發現到大規模地發展公共出租房屋,長遠會構成沉重的公共財政負擔;當年的港英殖民地政府便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一方面為房委會開拓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將租戶變成業主。

2002年香港樓市處於歷史谷底,連居屋亦滯銷;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九招托市,其中一招就是「停售居屋」。停售居屋真正最大的影響,是令到房委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之後領展上市,已經是衍生出來的漣漪效應。我經常都說,大家只要看位於油塘的「大本型」,不難見到就算沒有將領展上市,房委會一樣會將非住宅的租務向市場化發展。

林鄭月娥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將公共房屋政策定位在「置業主導」,建議「綠置居」和「白居二」恒常化,以及推出「首置上車盤」,有人認為新一屆政府的房屋政策轉向,但嚴格來說只可以算是回到最原本的房屋政策方向。

也有人認為,政府沒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不過要知道,在現行政策之下,政府已經有極具規模的房屋福利,在擴大興建公共出租房屋和「完善置業」階梯兩者之間,現屆政府的選擇,理論上是更合乎公共財政管理的長遠利益。

撇除樓價升值,在私人房屋市場,長遠而言租與置對居住成本的差別不大。可是在公營房屋市場,由於產權的不完全,令到不少潛在價值被人為地壓抑。當然,我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說要釋放房產的價值,會令到不少無殼蝸牛感到擔憂。但在不少人心底裡,真正的希望在控制居住成本的同時,也可以受惠於房產價值上升,所以置業主導的房屋政策背後,其實有一定的潛在政治支持。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既然反正都是以錢和土地等公共資源用作補貼,以社會最大利益為依歸,理所當然。根據政府統計署數字,由於最低工資的影響,公屋居民的入息中位數增長,一直跑贏私樓住戶。如果以住屋開支佔入息中位數的比例計算,就更加見到公屋的補貼效應;2006年公屋戶的住屋開支平均,是居民入息中位的13.5%,但到了2016年,同樣的比例下降到 9.3%。至於私樓戶,2006年的住屋開支平均,是居民入息中位的25.2%,但到了2016年,同樣的比例則上升到 30.7%。

公屋住戶省下來的錢,也反映在消費上。公屋戶平均每月家庭消費,近 47% 用在飲食上,私樓戶卻只有 24%。所以說私樓戶「節食為有瓦遮頭」,實不為過。這個現象也解釋了為何有研究發現,公屋區附近的商場租金回報率平均接近 4%,而香港一般的零售物業加權平均數只有 2.5%。

任何房屋政策都是一種補貼,代價就是要共同承擔,包括了更高的平均生活成本。反而以置業主導為房屋政策,其實可以視為將消費變成儲蓄,也將土地升值的回報更平均分配。

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塞勒(Richard Thaler),研究的課題叫「行為經濟學」。

就算不少讀過基本經濟學原理的朋友,都會問:「乜經濟學唔係研究人嘅咩?做乜要加個『行為』做形容詞?」其實,也有人說「行為經濟學」是將心理學理論應用在經濟研究。但是我個人認為,最貼切的形容,應該叫這個門派做「非理性經濟學」。

「非理性」不代表人的行為是無跡可尋。在過去接近一百年,主流經濟學研究,受「新古典主義」思想的影響,相信人在作出決定時,會因應主觀的價值和成本,去作出最有利自己的選擇。「非理性經濟學」沒有受這一套假設的限制,透過各種實驗的方法,去研究人的行為,並得出截然不同的解說。

「非理性」行為的背後,最主要的假設,就是人不可能每件事都從頭到尾計算成本效益;人在生活上大多數的行為,其實是受心理上的偏見和惰性所影響。在塞勒之前,心理學家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史密夫(Vernon Smith)其實早在 2002 年因為將心理學理論引入經濟學,並開發出透過實驗進行研究的方法,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可見,經濟學正在漸漸遠離新古典的框架。當然,這種講法在經濟學界會引起不少反響;但事實上由學院走到政府,由研究到設計公共政策,非理性經濟學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在英美甚至其他先進國家,紛紛設立所謂的 Nudge Units,研究以如何透過人的非理性行為,去令到公共行政獲得更高的成效。

「輕推」(Nudge)這個概念,最先是由塞勒和薩恩斯坦(Cass Sunstein)在 2009 年合著的《Nudge》所提出;當中最主要構想,就是如何透過「小改變大改善」的方法,保留選擇權之餘,又可以令更多人作出效益更高的選擇;其中之一,就是透過提供所謂的「預設」選項,令決定導致某種結果。香港人不會陌生的強積金,就在今年四月起硬性規定要設有「預設投資策略」(Default Investment Strategy);這個選項也是俗稱的「懶人基金」。

「預設」的概念應用廣泛,甚至在電腦程式設計中,早已是一個重要的元素。可是反過來說,在設計上錯誤地定義了「預設」的選項,卻可以令到成本提升效益下降。

過去我曾經為罕見疾病的病人寫文章,希望醫管局引入藥物。文章見刊後,有其他病人組織陸陸續續跟我聯絡,分享不同的個案;其中一個關注的病症,就是精神分裂症。話說現時控制精神分裂症的藥物,有分口服和針劑;口服藥主要靠照料者要病人準時服藥,但是由於藥物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副作用,所以因為停止用藥引起的各種社會和醫療成本,亦非常之高。至於針劑,其實世界不少先進國家,已增加使用第二代長效針劑的比例,減少患者因忘記或拒絕服藥而增加的復發機會,長遠而言減少了住院和其他的社會成本。

從 Nudge 的角度,用第二代長效針劑是正路。現時醫管局的醫生,其實是有權處方新的第二代長效針劑,只不過在系統當中,預設的選項,卻是口服的藥物。政府正計劃將原有的中央政策組改成「政策創新及協調辦公室」,以實證為本的理念設計政策,或者這是其中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多年來觀察市場行為,我發覺當愈多人覺得X不可能發生,X發生時帶來的震撼也愈大。

「你講乜X呀?」X究竟是什麼?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X。近年香港愈來愈多不可以公開討論的X,但不講不說不代表不會想。

老套地說:「我雖然不同意你的話,但我誓死也要捍衞你說X的自由。」讓別人說X,不代表支持X。請不要忘記,最徹底地令X消失,就是連「反X」都要禁止;要知道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只要一日有那些自以為在「反X」的蠢貨繼續上街集會,他們就證明了X存在於某些人的心目中。

我不是說終有一日香港會X,或許某種平衡狀態,可以維持很久,很久。不過,又有誰可以保證X永遠不會發生?

我所支持的言論自由,是從功利主義出發的。容許人公開討論X,其實就是給「反X」的人製造着力點;正如有人認為要限制言論自由,就會有像我這樣的人出來關注思想的自由。

極權統治,以為只要不讓人討論不想面對的問題,就可以當問題不存在,是自欺欺人。八十年代末的歐洲,在蘇東波之前,當時Angela Merkel發夢都不會想到,有朝一日她會是維繫歐盟一體化的關鍵人物。

世事在二、三十年間,已經可以有翻天覆地的轉變,又有誰可以說得準,二十年後的香港會是怎樣?

所以,對任何可能性都保留一點空間,才是生存之道;大家有讀過Nassim Taleb,就應該知道「世事無絕對」的意義。

去年大陸政府禁止經濟分析員唱淡中國經濟,例如不可以談論國企負債上升、住房供應過剩、人民幣偏軟等,更不可以批評任何經濟調控措施。

易地而處,我也明白,在某個國度,任何事都必然涉及陰謀;唱淡就是衝擊,衝擊就是為了對付某人,最終是為了奪權。或者,那是某個國度的風俗,輿論是奪權的工具,控制輿論就是控制爭奪權力的紐帶。

由樓市股市到任何的X,不會發生是主觀願望,但客觀環境卻往往存在各種「外在因素」。所謂的「外在因素」,不是狹義的指國境以外的因素,而是廣義上在制度、系統以外的各種已知和未知的因素。

思想,究竟是在制度和系統內,還是在制度和系統之外?所謂的極權,說到底就是除了群眾的行為,就連群眾的思想也要控制的一套政治意識形態。當然,在極權之下,有許多的X都是有矛盾的,所以也要連討論X的空間也要「殺無赦」。

要否定X,不是沒有可能。邏輯上,既然任何的X都不是必然,將其他的可能性都陳列出來,就已經足夠證明,世界充滿各種可能性。可惜,絕大多數平庸的人,都只知道以「反X」來否定X,而不知道提出A、B、C Z的意義。

《易經》乾卦用九的「見群龍無首」,是吉象,反而上九的亢龍有悔,才是去得太盡。出盡全力到一個地步,說X是不可能的,就是詞窮理屈,錯的機會大過對的。再講一次,這些都是我觀察市場行為得出來的一些體會。

當一個社會,淪落到只有靠「投胎」、「姻親」和「依附權貴」才有出頭,那就是一個封建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現代社會打破階級羈絆的兩大力量,一是市場的力量,二是知識的力量。

封建和現代,雖然是相對的,但是封建走向現代,卻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社會演化的過程當中,舊有的既得利益者,會用盡一切方法來保留那種將血緣和權力掛鈎的遊戲規則,結果,走向現代的過程,從來都沒有完全實現。可以大膽講,二十世紀的世界,甚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然處身於某種介乎於封建和現代的尷尬局面。

所謂的中產,其實就是未完全可以掌握得到權力,但作為消費者,又有一定的經濟力量,去讓少數具識見又有執行力的資本家,透過市場過程去影響社會。

今時今日的資訊社會,知識唾手可得,偏偏在香港這個社會,卻有人要以數以百萬計的捐款,換取一個名校的學席。假如你對這個現象感到困惑,這代表了你有思考過教育的意義。但若然你認為「識人緊要過識字」,亦只不過反映了,我們仍然停留在某種封建的狀況。

「朋輩影響好重要;你的出身,影響了你的命運。」我崇拜喬布斯;他的生母連供養他的能力也沒有,養父母死慳死抵也答應要送他上大學,但是他卻跑去搞電腦。他是現代的符號人物,他有他的哲學,也用事實來證明了他的價值。

香港的中產父母,讓子女進名校,但之後呢?之後,就要認識一班價值被倒模出來的朋輩,然後當一個受權力保護的專業人士;又或者,索性走去當個政治任命官員。無錯,近年見到愈來愈多所謂的精英投身政治;原來香港由現代倒退到封建,只是一、兩代人的事。

曾幾何時,香港這個移民社會,派駐的官員是真正的「堅離地」,沒有社會脈絡,甚至沒有打算留下來。另一邊廂,本土華人也談不上什麼貴族世家。如是者,大多數一窮二白的人,確可以憑自己的識見和能力,出人頭地。這叫做機會平等,可一不可再。

改旗易幟前後,新的宗主國為了建立對這個城市的影響力,先在主權移交前拉攏失意的二、三線富豪和專業人士,奪權後直頭連遊戲規則也改變。今天的香港,社會上流的階梯被壟斷了,上位除了「投胎」和「姻親」,就必然透過政治權力的配合。二十年下來,這套管治方針,開始見到成績,也反映在「識人緊要過識字」這種精神面貌之上。

說到這裡,我知道有不少人會說:「香港還有不少著西裝打呔坐冷氣房的白領,誰說香港沒有中產?誰說香港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這種資本主義膚淺的觀感,我沒有興趣去評論。究竟一個社會是現代還是封建,只要問一句就夠:「究竟是政治權力還是知識和市場在分配資源?出人頭地,究竟是要識字還是要識人?」

知識普及和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本來就是同一件事的兩個面向。但文憑量化寬鬆和虛偽的風俗,令通街盡是野雞大學的博士和專業銜頭,用幾百萬買個學位,正是見怪不怪,禮崩樂壞。

我是一個容易得罪人的人;有時候,我連自己得罪了人也不知道。當然,也有些人我們雖然素未謀面,但不知為什麼就是感到話不投機。

年輕的時候,我會想:「世界很大,只有相忘江湖。」

年紀大了,更加體會到,所謂的吸引力法則,雖然玄之又玄,卻又千真萬確。思想品性相近的人,很容易聚在一起。又或者,近十年八載社交媒體的冒起,幾乎讓所有人都活在自己的泡沫當中。

表面上資訊氾濫的世界,卻令人與人之間距離變得更遠。所謂的社會撕裂,說穿了其實就是泡沫與泡沫的碰撞。

有人說,香港要大和解。很好。但問題是怎樣做。

又有人說,有權有勢的一方,要先拿出誠意,聆聽不同聲音。然後呢?然後就沒有然後。這種老生常談,聽得太多,有點陳腔濫調。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簡單,只要有矛盾的雙方,各自都知道自己既是在製造矛盾,亦同時可以化解矛盾,這樣才有機會做到和而不同。

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當政府干預的範疇愈來愈多,政府跟不同的市民也產生愈多矛盾。可是,在大多數執政者的眼中,愈見到社會有矛盾,政府就介入得愈深;一個結未解,卻再打多一個結,如是者就變成了一連串解不開的死結。

傳說中,古城 Gordium 的神殿供奉了一個解不開的結,誰解得開這個結,就可以統治全世界。公元前四世紀,年輕的亞歷山大率領大軍壓境,也聽聞到 Gordian Knot 的傳說;年少輕狂的亞歷山大在神殿,眾目睽睽之下二話不說揮劍將結斬開。

有人認為 Gordian Knot 的寓言教訓是叫人超越思考的框架,但也會有人認為解不開的結,就用「一刀切」的手法去暴力鎮壓,如何理解,實在見仁見智。

由傳奇人物回到香港的日常,似乎我們沒有超越思考的框架。坦白說,我見不到有大和解的可能,重點不是什麼誠意又或者對話,而是社會對和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對團結的膚淺理解。

真正的和諧,不是要什麼人去領導社會。假如以為要全部人都支持同一種聲音就等於是和諧,恐怕這個世界只會永無寧日。其實道理不難明,正如《易經》乾卦的用九,見群龍無首,是吉象。

要是覺得形而上的哲學難明,用具體例子去說明。當政府掌握分配的資源愈多,就愈多人希望靠攏權力,可是社會上永遠都有人是拿不到好處;正如孔子所講:「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說積極不干預過時,要政府更進取,派發更多政治酬庸,都是令到社會撕裂的手段。遠的不說,假如沒有什麼擴大政治問責的職位,就不會有蔡若蓮事件,對嗎?反過來說,假如當時政府委任的人選是另一方的人,一樣會惹來自覺忠心耿耿的建制派不滿,仍然是不和諧。網上有句話,叫砍掉重練;也只有這樣,香港才有機會真正大和解。

最後,我要借這個機會,感激歷來《壹》的同事,對我包容和支持;沒有《壹》,也沒有「壹擋專政」。希望大家日後有緣再會,繼續談笑風生。

剛過去週末,我出席了一個專為國內交流生舉辦的座談會。參與的學生,大多數是大陸的中層管理人員,他們也有不少是經常往來香港的專才。其中一個問答環節中,有位與會者提到香港在過去廿多年來,在硬件上彷彿沒有明顯提升,並質疑香港是否已經困惑於發展樽頸。

毫無疑問,沒有一個城市硬件和規模,能夠永遠以剛性的上升軌跡發展。可是,任何城市在任何發展階段,都總會遇到一定的挑戰:「打個比喻,香港像最新推出的iPhone X,有人說在硬件上iPhone X的規格跟幾年前的Samsung差不多,可是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畢竟,iPhone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平台。甚至乎表面上是一樣的程式,在iOS上運行,使用者的經驗也是不同的。雖然說魚與熊掌各有所好,但要是iPhone放棄了iOS,iPhone就不再是iPhone了。當然,在許多環節上,iOS跟Android正在匯流,但獨特性就是競爭力,iPhone裝上Android難免會變成次貨。

香港的獨特性究竟是什麼?相信大家心裡有數。反而是香港硬件的問題,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

戰後美國,有所謂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美國夢就是汽車的普及,以及中產家庭遷移到市郊獨立屋。美國夢跟香港的「四仔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說穿了,當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他們追求安居樂業和各種物質需求,其實大同小異。

任何事情都有代價;美國夢和「四仔主義」,換來就是「市郊化」(suburbanization)和「都市擴張」(urban sprawl)的各種社會挑戰。交通擠塞,幾乎是所有大城市都要面對的社會挑戰,就算是興建大型集體運輸系統,也只可以解決部分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其他影響深遠的社會問題,歸根結底也是源自於幾十年來的城市規劃方針。

早在1960年代,著名時事評論家Jane Jacobs已經對城市規劃當頭棒喝,尤其是對十九世紀末始大行其道的「花園城市模式」(Garden City),更是深刻尖銳。簡而言之,花園城市就是將工、商、住、社四種用地分割,減少互相影響的城市規劃模式。將不同的土地使用集中,互不相干,表面上好像可以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亦有助減少環境上的際外效應。

但正如Jacobs所提出的觀點,空間使用的效率,必須要同時考慮到在每天不同時間的使用。規劃之下各種不同用途的空間,在不同時段的使用各走極端;例如在日間的時間,住民社區人去樓空,形成了所謂的「睡房社區」(bedroom communities);留下來的老人和幼童,變成了新的社會問題,要透過政府介入處理。晚間,工商空間被閒置,又產生各種治安問題。此外,各種消費品尤其是汽車,在規劃之下也出現長時間的閒置,既浪費資源,亦浪費存放空間。

近年冒起不同的共享經濟平台,正是市場利用社會的閒置資源,來處理各種社會挑戰。座談會上也有參與者提到,香港發展共享經濟似乎遇到不少阻力。我只可以無奈地說,以香港的高密度生活環境,發展共享經濟本來理所當然,但這個曾經靈活變通的城市,已經被過度規範,以致社會軟件的發展,也漸漸落後於其他鄰近競爭城市。

最近重看Christopher Nolan的《The Dark Knight》;這套2008年的戲,我大大話話看了十次八次。曾經有段日子,我覺得Nolan的代表作是《Inception》。但漸漸我發覺,《Inception》將符號、心理學和電影理論「扭」得太多,反而整套戲的人物就只有Cobb的設計有故事性,其他的都只是蜻蜓點水,輕輕帶過。畢竟,整套戲都是Cobb的夢境,其他角色都只是心理投像吧。

《The Dark Knight》的人物設計,反而更加深刻,人物關係布局,也更加複雜。大家記得電影的開場嗎?六個小丑裝扮的劫匪,竟然打黑幫銀行的主意;結果五個劫匪都因為籠裡雞作反,逐一被幹掉,最後剩低Joker一人獨吞黑幫的所有存款。

Joker是一個為了錢殺人不眨眼的歹角,就是這麼簡單嗎?不。其實只要觀眾細心留意,故事一直發展下去,Joker是用自己的方法,完成Batman處理不了的問題。黑幫雖然被Batman逼到「無啖好食」,但至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合法的勾當,但是Joker似是隨機的恐怖襲擊,卻令到黑幫反抗又不是,團結又不能;Joker甚至乎連串通黑幫的警署也用人肉炸彈解決,一乾二淨。

話說Batman雖然是英雄,其實對葛咸城一樣是感到有心無力。記得有一幕在停車場,黑幫和 Scarecrow交易,有一班偽Batmen自以為在替天行道,儆惡懲奸。結果Batman除了要處理黑幫和Scarecrow,更加要將這些業餘vigilantes拘捕。

Batman究竟是為了保護這些英雄主義上腦的狂熱分子,免得他們自己日後傷害自己?還是本着「違法就要受制裁」的精神,連vigilantes也要繩之以法?事實上,Batman知道自己不是好的榜樣,除暴安良也不是靠戴着面具的精神領袖,所以他希望Harvey Dent可以成為葛咸城的白武士,在日光之下處理罪行。

Harvey Dent本來只是個帶點過分自信的正常人,他的那句座右銘I make my own luck,卻出賣了他其實也不是完全光明磊落的陰暗面。諷刺是當Joker殺死Rachel Dawes也毀了Dent半邊面之後,Dent卻變成了Two-Face,應了「型到盡頭便是柒」的詛咒,也變成了以暴易暴有仇報仇的躁鬱症患者。

最後Joker將整個葛咸城都送到囚禁在兩艘船上;一艘船全部都是囚犯,另一艘是其他人。兩艘船各自有一個引爆器,可以將另一艘船炸毀。若然在子夜之前兩艘船都未被炸毀,Joker便將兩艘船都同時炸毀。很博弈論的情節吧?

就只差那一點點,他幾乎可以用事實證明,沒有誰比誰更正義。最終,當然大團圓結局,我也不知道這是否《The Dark Knight》的敗筆。但是,Why so serious?

為何無端白事拿一套九年前上映的電影寫評論?無他,近來香港發生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多講了,反正大家心裡已有判斷,對嗎?

話說回頭,今時今日重看這齣經典作品,我忽然又多了點感悟。自以為在執行公義,以暴易暴,改變世界的人,是否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毛病?我不是說世間沒有正邪善惡,但個人喜惡愛恨,難道就是賞善罰惡標準?究竟什麼人才會認為自己是公義化身?自我膨脹的背後,又是否在掩飾逃避某些個人缺失?

當前的香港,我會借用Joker最後一幕的對白去形容:Madness, as you know, is like gravity. All it takes is a little push.

記得小學的時候,在學校圖書館見過一本兒童文學作品叫《愛的教育》;具體的內容就記得不太清楚,在矇矓的印象中,書中散文有不少民族主義的意味。

「真愛,會令人有動力,令自己變得更完整。」人大了,尤其是身為人父之後,對愛有更深入的體會。正如《聖經》也有講:「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有人說,要從小向兒童灌輸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嗯,我覺得作為成年人,要是我們真的愛自己的下一代,我們先要灌輸的,是「人」的身份意識。做一個中國人之前,我們要做一個「人」。

人,究竟是什麼呢?人,就是不完美,自己如是,別人亦如是。知道大家都有所遺缺,人就學識對別人有所包容,也會對自己有所要求。這叫做自愛,也是愛人如己的基礎。

做人的道理,比做中國人的身份,更重要,對吧?印象中,幾乎所有民族主義者,都難免會先入為主,將不同人種分高低,而不會將每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將自己歸類。

有時我也分不出,民族主義者究竟是自卑?還是自大?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民族是最優越的,但真正優越的人,又怎會有仇恨?仇恨,是因為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感到不滿,感到自己備受壓迫。

當耶穌仍在人世傳道的時候,基督徒是被壓迫的一群;但耶穌基督宣揚的救贖,卻是普世的。救贖要每個人都盡力完善自己,對真愛有所追求,要自愛。真愛,會叫人每日三省吾身,律己以嚴。

自愛,不是自私。要知道,氾濫在人世各種膚淺的貪嗔癡,卻叫人執着名相,有人整天在高呼愛愛愛愛愛的口號,但卻不懂自愛;那不是真愛。

當然,最偉大的愛,就是可以視萬千眾生為獨立的個體,但與此同時又可以有着某種冥冥之中的關聯。坦白說,我自覺永遠都不夠完整,沒有這種大愛的精神,所以我也不敢苛求別人;但求能夠盡自己分內的責任,愛身邊的人猶如愛自己。

愛國,愛民族,是真愛嗎?假如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國人的心靈和生活,同時督促自己,感召其他人,那是愛。愛民族,道理也是一樣。

愛,要建立在真正客觀的認知,否則就是盲目的愛;是其是,非其非,也是愛的表現。愛,不會只報喜不報憂。愛,不會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愛,會讓人有自由,但更加會時刻反省自己的責任。

我也曾執迷於民族的意識形態,見識過世界各地的文化異同,讓我更加相信,做一個人,比起做一個什麼民族,什麼主義的人,來得更重要。

愛我們的下一代,請盡自己的努力,讓他們選擇做回自己,做一個人,自愛,為完善他們自己的生命,比我們活得更精彩。

有分析指,十九大過後,就是廿三條立法的開始。

「廿三條立法之後,最多說話小心謹慎一點。」不少朋友都已經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過我最怕的是「秋後算賬」;尤其是在DQ案以後,這個政府已經將「誅心論」滲進了施政方針。換句話說,問題不是你在廿三條立法之後公開發表過什麼立場,而是在廿三條立法後,政府是否將你視為「國家的敵人」。

「你是否有點過慮了?」或許吧。但我更加擔心,有許多事情根本不在香港政府控制範圍之內。

今年八月中,中共喉舌《求是》雜誌發表《「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的若干重要方面》提到:「任何人都不能對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討價還價 面對『台獨』、『港獨』、『藏獨』及『疆獨』等,必須展開有理有節的有效鬥爭 」

黨八股,雖然大多數時候都是冗長而重複,但從當中的行文用字,一定程度也反映中共當權者的觀點。《求是》雜誌的這篇「鬥爭」文章,以習近平的名義發表,並且將「港獨」確認成事實存在,特區政府再不情願,恐怕也要公開表示支持。

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為了令人感到安心,至少會就「廿三條」作出口頭承諾,指法律將不會有追溯權。不過,法例條文中又會否白紙黑字訂明,法例生效前的言論不會被追究?

就算政府保證不會「秋後算賬」,往後的白色恐怖,究竟又有沒有底線?當北京說支持特首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假如有人針對特區政府發表批評,又會否被視為顛覆國家的行為?你可以說我杞人憂天,但DQ案連自決派的姚松炎也容不下,我的憂慮絕對不可以說是無的放矢。

「你不喜歡香港,可以離開。」無錯,我應該是最和平理性的主張;我怕的是就連這種想法,也會被視為不友善的立場;可是歷史告訴我們,極權統治下,最終連遠走他鄉,都要「搵命搏」。

「你不要危言聳聽了。」請恕我悲觀;但悲觀的人,最壞的情況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但最好的結局,就是雖然自己錯了,但生活卻繼續如常。

再講,香港是個聚散無常之地,人也好,財貨也好,也是自由往來的地方。當人財貨聚,即是香港最好的時光;散失了,就變得暗淡無光。借來的時空,只是歷史的偶然,可一,不可再。失去了,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香港奇跡。

香港是個奇跡,是恩典。趁今天還有這點借來的時空,我將可以說的話都盡量講清楚,因為沒有人知道,在往後的日子,什麼可以講,什麼話會犯忌諱。

「夠啦,政府有話過要以言入罪咩?」請緊記,自由的空間不會在一朝一夕間失去;但是當自由不再,爭取自由的代價也會大到難以想像。我承認自己是個貪生怕死的人,所以我才會在仍然有空間的時候,有權用盡。

自由的另一面,是每個人的良知。喪失自由的空間,良知也沒有存在的機會,屆時,無論大聲疾呼的是誰,也不再有意義。

鬥爭,實在叫人太沉重了。諸位權貴,或者你們有所求,所以鬥爭成了你們的業。我們大多數人,卑微的願望其實只是希望安穩地過日子。

美國夏洛特維爾(Charlottesville)因「白人至上極端主義者」和「反納粹主義」的衝突,釀成三死數十人受傷。我見到不少華文媒體的報導,矛頭指向美國的種族主義。

「美國佬學人講自由民主,咪又係偽善!」過去幾年我差不多一半時間在美國生活,算是有點認識。我只會說,美國是多元文化,一樣米養百樣人。無錯,在某些地方,種族之矛盾仍然存在,但也有不少地方,不同背景種族的人,可以和諧共處,相安無事。

種族歧視,其實也不只是黑人被處於弱勢那麼簡單。在某些地區,反而是有白人感到被排擠。以夏洛特維爾所在的維珍尼亞為例,在這個州的北部,有不少南亞和韓裔的高技術高收入移民,而基層工作則被拉美裔人口所佔據,中產白人在北維珍尼亞,反而要面對生活和工作競爭壓力。當然,有人選擇遷離,但有人表示,喜歡北維珍尼亞的國際文化(Cosmopolitanism)。其他相對「進步」(Progressive)的社區,如加州灣區、紐約市等,都有類似情況。

在個人層面,種族歧視,就是對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以我個人的經驗,在美國的第一代新移民家庭,反而最不習慣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說到底,真正的「色盲」,就是可以視每個人都是獨立完整的個體。事實上,我未見過真正「色盲」的人;就算是「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s),也沒有真正的「色盲」。

只要是有新移民的社會,就難免會出現文化認知上的衝突。個人微觀和主觀的種族歧視,可能要過幾十年,幾代人,才解決得了。但在公共政策宏觀層面,真正問題是各族裔在生活和工作上,有沒有遭到制度上的歧視。美國的個別地區,有所謂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讓有色人種在就學和就業上得到特殊的待遇;然而,「平權法案」在某些少數族裔眼中,也是一種「逆向歧視」,尤其對亞裔人口,不少人都認為「平權法案」對他們不公平。

順帶一提,不認同現任總統特朗普的人,大多視他為種族主義者,因為他的支持者有不少都是種族主義者。尤其是在今次事件,借題發揮說特朗普沒有刻意譴責「白人至上極端主義分子」。但細心分析特朗普的得票,其實他在不少低收入家庭的支持,正是來自所謂的少數族裔。從政治的計算上,特朗普的經濟保護主義,贏到了勞動階層的支持,突破了共和黨一直以來的缺口。反而代表民主黨的克林頓太太打的女性主義和環保議題,只是在自我感覺良好,圍爐取暖,不接地氣。不少美國的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媒體,在上年大選後都有就民主黨的失策作出反省,可惜香港主流國際媒體和評論,都只會覆述人家最表面的輿論,立場甚至比美國民主黨來得更酸溜溜。

美國是多種族社會,雖然社會上仍然有歧視,但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肯定「政治不正確」。反之,太平洋的另一岸,有國家本質上是多種族的社會,但強權政府卻硬要以民族取代種族。無論是我的個人經驗抑或是歷史教訓,民族主義往往是最邪惡的制度性種族歧視。或者我們在指點美國的種族矛盾時,也應該反省遺禍更深的民族主義。

年輕人眼中,大學聯招結果是教育軍備競賽「進入直路」的一刻,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無論好醜都要有個offer!」難道大學的意義就是如此?

「讀『神科』邊個唔想?但係如果連offer都冇,條路點行落去?」有選擇的人,始終是非常少數;不,應該說,很多人都不自覺地限制了自己的選擇。其實路是人行出來的;走眾人都選擇的路,也不代表可以到達終點。

廿幾年前,一個夏天的傍晚,我和初戀女朋友,坐在舊紅磡碼頭看日落。「不如去美國讀大學咯。」我無厘頭地爆出這一句,想不到她原來也有同樣的想法。

中六那年,我們在聯校活動中認識;之後的暑假,我們便決定高考後到美國讀大學。當時還沒有互聯網,外國升學資訊都要自己去研究。我還記得中大有個International Center,有許多外國大學的課程資訊,開放給公眾使用。中七開學之後,我們兩人同時要為高考作準備,又要考 TOEFL 、SAT和填寫各大學的申請書。當時,我還有一份兼職;賺到的錢都用來報考大學。

結果,我們被同一間大學取錄。但在我們準備出發到美國的那個星期,我們分手了。

「入到大學,有成個森林,做乜要為一棵樹而煩心?」當年,有前輩如是說,但我沒有放在心上。廿多年後的我,有時也會幻想假如當日我們選擇留在香港,結局會否不一樣。但我深信,我們最終還是分手收場,而我們之後走的路,也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記得在離開香港的那班航機上,我和兩位都是第一次離家出走的「新鮮人」,東拉西扯地胡扯。不知為何講到物理課學到的概念(displacement)。有位同學說:「幾年後,我哋又返到香港,即係冇displacement啦!」我回應說:「但期間我哋有work done喎。」

在佛學概念中,work done,就是業。事業是業,學業都是業;許多人無論事業學業,關心其實是自己的身份;「我要做醫生」、「我要做銀行家」、「我要做特首」,所謂「我的志願」說穿了都是業。

業,本來沒有必然的好壞善惡,一切都是境由心造。但假如你一心想「救人」、「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香港繼續有法治同高效施政」,許多事情可以想做就去做,想貢獻亦不論自己是什麼身份,更是「功成不必我在」,這就是佛教語境中的「布施」。

人生的抉擇,不在於「工作和生活」的取捨,而是對「作業和布施」的覺悟。話說回頭,我沒有後悔當年到外國升學的決定。畢竟,世界很大,香港也只是地球的一個點。

雖然我堅信除了「讀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人生事業還有許多門路,但假如今天的莘莘學子仍然想再經歷大學生活,我會鼓勵他們認真考慮往外國闖。再講,董建華的港版「文憑量化寬鬆」,也終於爆煲;今年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學額,供應共30,065個,超額一倍;當中約四成是政府資助,其餘則屬自資課程。

有教育機構看準市場需求,例如ARCH Education便開辦了英國倫敦大學的國際基礎課程(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IFP)的面授課程,保證完成課程並符合要求的學生,可升讀倫大國際課程開辦的某些學士課程,又或者報考其他UCAS學士課程,甚至其他國家的大學。大學,只是the end of the beginning。畢業後,還是在起點,往後還有漫漫長路;眼光,還是放遠點好。

1950年代,外科醫生Maxwell Maltz發現,一般人在整形手術後21天,開始接受自己新的外表。Maltz在1960年代發表相關的觀察研究;出乎意料地,這份報告被不少「自我提升」的暢銷作家引用,久而久之便成為了「要形成一樣新的習慣最少要廿一日」的「都市傳說」。

我有不少壞習慣。不,應該說,我是一個很難正面地建立良好習慣的人。我食不定時;吃什麼,也是隨緣隨心。雖然我的水性還算過得去,但我沒有做運動的習慣,儘其量也是偶爾早起的日子去游一、兩公里。至於其他工作和生活日常,我也是隨意而為,沒有什麼紀律可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交稿。

我常自我安慰:「人生若然沒有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轉折,就是天機算盡太聰明,最終還是會因為偶發的意外大失預算。」然而從功利主義角度分析,良好習慣,不但可以提高日常個人生活決定的效率,日積月累之下,也降低了許多不必要的風險。無錯,正如我最欣賞的作家Nassim Taleb提出:「冒險是必須的,但不必要的冒險,必須要戒掉。」

《紐約時報》記者Charles Duhigg寫了兩本書;2016年出版的《Smarter Faster Better》不到一個月便榮登暢銷書榜榜首,但更多人記得,也更多人談論是2012年他所寫的《The Power of Habit》。行為科學近年成為了管理人員的必修科,如何去建立新習慣和戒除壞習慣,更成為產品設計和企業行政人員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在傳統心理學裡,習慣其實就是「官能刺激」「行為」「獎勵」的循環。習慣一旦養成,便會產生極強大的「黏性」,要改變,就只有以替代的方法,以新的行為令到循環得以繼續。此外,研究發現,個人自我觀感和信念對一個人的習慣,也有很大的影響;當一個人將自己建立新習慣的目標公諸於世,並且定下獎罰條件,交予別人去監察,也會大大提高改變習慣的機會率。

有企業看準這個商機,利用智能手機和穿戴裝置作為監察,並提供收費服務;想改變自己習慣的消費者,作出運動或飲食習慣的承諾,要是未能達標的話,就要提交罰款。也有平台將罰款變成向指定慈善機構捐款,但背後概念大致相同。香港的馬會最近也推出類似的活動:任何參與者只要每天到網站觀看三位知名運動員所拍攝的短片,並且每日做一點運動,或者改變一點飲食習慣,廿一天後馬會便會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捐出365元。當然,賞和罰的影響理論上有點不同,但建立良好習慣的目標和手段肯定是正面的。

將行為科學應用在公共行政,有人會認為是「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但在最低限度,政策設計也應該盡量避免,建立意料以外的集體行為。許多政策副作用,原因就是出於設計者的天真;官僚以為只要簡單的訴諸權威,道德控訴,又或者索性立法禁止,就可以改變人的行為。對不起,對生命認真的人都知道,改變自己已經夠難,若可以改變得到身邊的人,就更是難能可貴。要改變一個社會,又豈可簡單地憑幾張白紙黑字?

「立法會不得反對行政機關提出的建議。」話說H城的立法機關被不少民眾投訴「阻頭阻勢」,H城立法會內有聲音認為,要借助修改議事規則,減少爭議。

「凸顯行政主導三權合作的特色,不如將修訂改成:『立法會必須支持行政機關提出的建議』?」有人再進一步,認為與其要限制立法會議員的反對聲音,倒不如正面一點,要議員必須擁護行政機構施政。

「這樣豈不是要立法會變成橡皮圖章?」橡皮圖章?已經很久沒有人這樣形容立法會了。不要誤會,沒有人叫立法機關做橡皮圖章,因為愈來愈多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只不過是駱駝背後的最後一根稻草。

曾幾何時,H城的代議政制機關,深得市民信任。市民遇到了各大小民生問題,第一件事就是找議員幫忙。議員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但行政機關上下對代議士多少也有一定的尊重,身為代議士的,也對自己的身份有所期待。這段日子,可算是H城政治上最融洽的廿年。

後來,H城成為了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表面上,H城原有的制度沒有大改變。可是,在文化上的些微差異,卻漸漸令到H城本來行之有效的代議政制,漸漸崩潰。

首先第一任首長將當中有真正實權的市議會廢除,理由是資源上的重疊。實際上,市議會有分配財政的權力,負責市政的官員,也要向市議會問責。H城首長快刀斬亂麻地,將市議會廢除,並且將權力收歸行政機關。在往後的十幾年,不少民生事宜進退失據,行政機關被罵得狗血淋頭,卻沒有人記得,千錯萬錯,最錯就是殺局的一着。

第一任首長為了制衡行政機關中的公務員,還創立了「問責制」,直接委任社會賢達加入管治的最高決策層。這位首長相信,只要有一群願意效忠的賢士,就可以做到高效施政。這種想法,說不定是出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手筆呢。

本來是出身行政機關的第二任首長,推出了「擴大問責制」和「親疏有別」。在他的任內,政黨政治出現了存在危機。話說回頭,H城在主權移交之初,還有不少人相信,這個城市將由本地的政治人才負責。結果,大家都見到了,要在政治界出人頭地,最重要是跟行政機關打好關係。

到了第三任首長,H城的民間政治基本上已經沒有空間。反之,愈來愈多對施政感到不滿的聲音,都直接在街頭上表達。H城第三任首長在他任期最後一年,更透過司法手段去褫奪議員議席,令市民連司法獨立的信任也出現動搖。

話說回頭,沒有人再關心H城的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也沒有人談論。再過幾十年,H城將代議政制凌遲的過程,在未來的歷史中將會是一個被研究的課題。當市民對三權中的立法和司法都不再有信心,政治會是更加穩定,還是有更多反抗的力量在街頭上展現呢?一個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又怎樣在權力集中的行政霸道政府和尋租者政治下異變呢?

圖片說明:有誰再關心H城的立法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