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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擋專政
坐看雲起時 潑墨 壹樂也 投資與良知 關公不是災難 運動壹指禪 媽媽週記 壹角度 SecondOpinion 壹擋專政 壹計就明 事實與偏見 壹觀點 無定向風 香江不平這處鳴 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中環任我行 肉食中環 股海縱橫 精英秘聞錄 我係新界佬

過去幾天,不少人在網上轉載一篇評論香港為何淪為二流城市的文章。文章內容肯定有讓人感到共鳴之處,才會得到瘋傳。可是細讀之下,又沒有發現作者有什麼新的創見,可是題目卻引起了我想到了一個更根本的定義問題:「究竟何謂一流城市?」

「一流」肯定不是自封的;最低限度,應該是旅遊留學移民的熱門首選。只要香港仍然在世人心目中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目的地」,這個城市仍然勉強符合「一流」的最基本標準。

過去三、四年,我接觸過幾位在英美長大回流香港的新鮮人;他們是真心相信香港有希望,所以才回到這個陌生的地方。可是當他們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認識結交了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方會發現外來人和本地人的觀點,原來有極嚴重的落差。

以前我搞自由市場智庫時,已經發現到活躍在我們圈子的人,不但十居其八九都有歐美的生活經驗,而且我們也一樣傾向比其他香港人對這個城市的未來更樂觀。甚至乎我到世界各地跟不同的自由市場智庫朋友打交道時,我都見到他們對香港羨慕不已;講起香港,他們都說總要找個機會來這裡生活一段日子,才算不枉此生。

當然,外人怎樣看香港,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最重要是香港人怎樣看這個地方。記得中原地產老闆施永青曾經就這個課題,資助過一個私人調查研究。結論是,香港人整體對未來感到負面,但在個人層面卻傾向正面。

其實這個現象,表面矛盾,但實際上又不難解釋。正所謂有苦自己知,人與人之間,就算關係多密切,也不會完全知道別人的感受。依我觀察,有香港人將「呻苦」變成了自我保護的功能,也有人借「呻苦」來表現和肯定自己的存在。就是這樣,活在這個城市的這種風俗之中,我們習慣了沐浴在負能量之中;尤其是社會媒體平台興起之後,負能量回音谷的長期轟炸,令人更容易對香港感到悲觀。

坦白講,有時我也會對香港感到悲觀;但我總對自己說永遠都要保持理性客觀的態度。香港有深層次結構性的問題,也有不少問題在可見將來也沒有解決的機會,但香港仍未至於會毀於一旦。香港有需要改變的地方,但不用事事都推倒重來。剛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曾俊華「穿透力」極強的宣傳,優勝之處不是單純因為公關操作更細緻入微,更重要是成功拿捏得到這個微妙的定位,並且令到大多數人相信他有能力和承擔去履行承諾。

世上有種結局叫「自我實現的預言」,假如我們對香港絕望,香港自然會淪為二流、三流城市。不過假如真心相信「方法總比困難多」,我們在批評之餘也應該認真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畢竟,建議的價值,遠高於批評和謾罵。

批評者要是想不到解決問題方案,其實也可以嘗試易地而處,用同理心去感受現象背後的各種因素,以及各持份者的處境。說不定有不少問題,從此可以找到新的可行解決方案。

 

圖片說明:香港,向來都有其吸引之處;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想來這裡生活一段日子。

假如時光倒流到十九世紀中,找一個知識分子去問:「你信不信會有世界大戰?」他的回應該是這樣:「世界大戰?假如沒有戰爭,貴族和軍人還有什麼存在價值?他們不是一直在互相攻伐嗎?我們早已見怪不怪。」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意想不到,戰爭和政治在經濟模式轉型下,將會出現根本的變化。從前因為戰爭衝突而死傷的,大多數是軍人,而平民百姓的傷亡,大多數是因為伴隨戰爭而來的經濟破壞、瘟疫和饑荒。

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能源和化工的躍進,以及資本主義促成的大量生產模式。權貴和軍人階層,早就想將這些科技引入軍事。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跟以前的戰爭最大分別,在於將生產力完全注入戰爭當中,也就是說兩次世界大戰,基本上是軍事工業化的結果。

在兩次大戰後工業化開到荼䕷,我們身處的時空,早已離開了工業十萬八千里。不過,假如我們問一個曾經生活在二十世紀下半業的知識分子:「你信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嗎?」他的回應應該是肯定的,只不過,戰爭的模式很可能跟他想像中的很不一樣。

過去一星期,電腦病毒「WannaCry」肆虐,甚至連世界各國的政府部門,也有電腦被「綁架勒索」。我想到的是:「假如這是未來戰爭的模式,也不教人感到意外。」

被「綁架勒索」是一般企業的電腦,已經可以擾亂社會的秩序,要是更大的系統遭受攻擊,結果又會怎樣?互聯網的基建設計,原意是為了避免整個系統因個別傳送點失效而被拖垮。但是這個優點亦同時是互聯網最大的危機;所謂的蠕蟲和殭屍網絡攻擊,也是利用了互聯網這個特性。

其實早在七十年代,當一般電腦仍然未連接上網絡的時代,實驗室已經出現懂得自行複製的電腦病毒。當然,那個時空電腦病毒只是學院研究課題。時至今日,每個人最重要的資訊,甚至財產,都是藏在雲端,要透過口袋中的手機連接。只要發生一次重大而一發不可收拾的網絡病毒爆發,令大多數資訊遭到破壞,震撼力將會等同於經濟災劫。

區塊鏈(Blockchain)和公開賬目(Public Ledger)的技術,理論上比過往的模式更安全;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推動應用研發,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經濟安全的考慮。然而,但凡是系統便必然會有「罩門」,分別只是在於風險系數的高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技術水平仍然停留在上世紀;一旦發生重大網絡事故,這個城市難免首當其衝。

戰爭的另一面,是意識形態之爭。其實早在十九世紀,政治階層早已借民族主義崛起來發動戰爭。近年乘網絡文化氾濫世界各地的,還有民粹主義的思想病毒。鍵盤戰士,甚至乎是以人工智能操作的輿論戰,也不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作為一個悲觀主義者,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已展開,我們所不知道的只是,究竟這場戰爭會怎樣演變下去。說到底,只要有統治者野心家,戰爭在所難免。

 

圖片說明:WannaCry肆虐,有電腦被綁架勒索,如果這是未來戰爭的模式,也不教人意外。

「競爭是好的,不過有些範疇就算是明顯違反競爭原則,政府也必須要令市場高度集中,方便控制。」基本上,這是所謂競爭政策的原意;香港有不少高度集中,缺乏競爭的市場,都是出於政策設計,亦被豁免於競爭法以外。有些政策,明目張膽設計出高度集中市場;但也有些是從表面看是不着痕跡的政策,結果令市場高度集中,政府置身事外,經營者卻背負了合謀的不白之冤。

上星期,競委會發表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研究報告。報告結論指:「競委會指出多個相信有礙競爭的問題,這些問題很可能是造成香港車用燃油價格偏高的原因。」究竟競委會指出「有礙競爭」的因素是什麼?請容許我暫且賣個關子;不過可以肯定是,這份報告變相否定了所謂「加快減慢」和油公司「合謀定價」的指控。

競委會報告劈頭就指:「香港的市場有多個十分罕見的特徵。這些市場特徵不但極不尋常,亦是探討香港車用燃油市場競爭狀況的關鍵所在。」

所謂「十分罕見的特徵」,一共有七個,包括(一)「零售商高度集中」、(二)「縱向結合度高」、(三)「成本結構類似」、(四)「進入市場及擴建業務的門檻高」、(五)「單一汽油產品供應」、(六)「私家車駕駛者數目少」及(七)「高度依賴零售」。

除(五)「單一汽油產品供應」以外,另外六項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莫大關連。其實報告六大建議,有五個是針對油站用地或者油庫用地而提出。最後一項,卻是為了競委會自身的調查研究權力而提出。換言之,可以用梁振英的名句「一切都是土地問題」,來概括這份報告。

正如香港的地產發展商一樣,明明政府才是龐大土地收益的最終受惠機構,卻背負了地產霸權的所有罪名。高油價明明是政策設計下的產物,在公眾眼中,油公司卻是戴罪之身。

香港政府一向以來都是以限制私家車,要市民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為運輸政策的最高原則。政府甚至不惜導致違泊,也要逐漸取締市區公眾泊車位。另一邊廂,政府透過徵收極高比例的燃油稅,以增加駕駛私家車的成本,也是政策手段之一。在車用汽油價格當中,每公升有$6.06是政府的稅項。報告以2016年的車用汽油平均零售價$14.77計算,稅項已經佔了四成有多。

零售價七除八扣之後,才是油公司的純利。報告亦指出,由2005年至2016年,油站投標價平均上升117%。記得十多年前,油公司已經說,土地成本佔了稅後純利的大半,加上折扣和其他人工和成本,油站的真正純利,其實一點也不高。

政府令車用燃油價格高企,衍生出不少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香港油站只有供應98辛烷值的汽油。諷刺是競委會建議在招標條款中,加入要求中標者提供95辛烷值的汽油。不過,假如問題是出於政府為了促成既定政策目標,透過土地供應間接控制市場結構,我見不到這點微調會對零售市場有什麼重大影響。反之,由上而下地要求油公司轉用更低成本的汽油,結果也只會令油公司利潤增加,最終背負黑鑊的,仍然是私營企業。這就是香港的政治經濟常態。

 

圖片說明:競委會剛發表報告,指在車用燃油市場有多個「十分罕見的特徵」,導致燃油價格偏高。(《蘋果日報》圖片)

吳克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新低點,所以也有許多人關注下一屆政府教育局局長人選。上星期,《眾新聞》獨家專訪陳美齡,隨後大半天,是排山倒海的討論。

請不要誤會,我不會以民調表現來評論吳克儉的功過。畢竟,我相信制度單一和壟斷,才是真正的根本問題。過去幾年間,愈來愈多有負擔能力的家長,都放棄本地的教育制度,甚至是傳統名校,轉而選擇國際學校和私校。另一邊廂,不少機構見到需求增加,投入供應的一方;由幼稚園到小學中學,都有人作出不同嘗試。

特區的教育制度,可以算是「政府失效」(Government Failure)的經典案例。我相信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由上而下的單一而壟斷的教育制度,既不可能滿足到所有孩子的需要,也不可能滿足任何一個孩子的需要。

曾幾何時,在信奉自由市場的一群人心目中,學券制,讓錢跟學生走,可以從供應側改革被官僚扼殺了創意和自由的教育制度。然而事實反映,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城市,要是政府不願意推行改革,家長和辦學團體早晚也會嘗試投資突破缺口。

學券制已經不是教育供應側改革的問題。教育是香港政府最主要的經常開支。以2015/16年的實際數字計,納稅人花在教育上,每個小學生平均每年開支為$46,378,而中學生則為每年$65,957。有人認為,香港教育問題是出於開支不足。十年前,納稅人在每個小學生每年平均開支為$24,006。十年間,以人均計小學教育開支增加了93%,今天的小學生是更加幸福,還是更無奈?

錢是既出之物,問題是對於那些經濟能力未能負擔的市民,社會是否要還他們一個選擇權?假如相信教育是社會流動性的最大因素,目前香港遇到的深層次矛盾,根源為何不言而喻。十多年前,我和不少朋友討論學券的構想,遇到的回應有點出乎意料:「既然選擇導致社會階層差異擴大,消除選擇,才是建立平等社會的唯一方法。」對不起,我相信還每個人應有的選擇,讓錢跟學生走,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義。

據說陳美齡提出了40個改革香港教育的建議,可是香港的中、小學生,加起來有70多萬人,一種教育方式,又怎可以讓所有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照顧?最近跟一家新成立的教育機構,晉德書院教育基金的創辦人討論過香港的教育需求;他們希望提供糅合傳統中醫語文及文化的國際教育,甚至乎邀請了國際級的教育學者,研究教育的方法、訓練師資和開發課程內容。這種由下而上的改進,才是香港所需要的;雖然最初只有部分學童受惠,但要是出現整個制度的開放改革,讓百花齊放,得益的將會是我們下一代。

以生命改變生命,幫得一個學生,就幫一個。最理想的教育制度,應該讓供應側,即是辦學團體和教師,有自由和資源,去盡量滿足不同人的需要。請容我大膽講句:「與其去當局長,陳美齡小姐要是去創辦教育機構,成果或許會更加明顯。」

 

圖片說明:在香港這個富庶的城市,信奉自由市場的一群人心目中,讓錢跟學生走,才是真正的公平和公義。

在許多人眼中,偉大的政府,鉅細靡遺什麼都管就最好。「人不管,就會傷天害理。」要是某些行動,傷害別人,政府介入,就算像我這種自由主義者,也無話可說。不過,要是某些行為,傷害的是自己,政府又有什麼理由去干預?再者,政府干預,又是否一定可以保護到應該被保護的人?

我想講的,是控煙的問題。

十年前,政府一意孤行地推行室內禁煙。結果,吸煙的都被趕到街上「打邊爐」;令非吸煙的與吸煙的,矛盾更大。本來,大家可以相安無事,可是經政府一干預,就連本身不吸煙的,也受到影響。當然,政府永遠都不會承認錯誤,更加不會檢討改正。

其實當年早就有人提出,像日本般在特定的地點,例如酒吧食肆等設置隔離的吸煙室,可以讓吸煙與非吸煙的和平共處。可是當年政府卻以「吸煙者互相吸入對方的二手煙,也是不可以接受」為由拒絕了相關建議。

「吸煙是不對的,所以政府的控煙政策,無論如何都必然,一定,絕對是正確的。」這,就是政府的控煙思維。

偉大的政府,我不是否定控煙的目標。不斷重複又重複地說吸煙危害健康,其實已經令許多人自願地戒煙,剩下來的吸煙人士,都清楚明白當中的風險;他們經常講的一句是:「不如政府索性將香煙列為違禁品吧。否則,請停止將對吸煙人士不必要的滋擾和壓迫。」

現今的控煙政策,已經變了質。我甚至有理由相信,把持了控煙政策的反煙聖鬥士,為了將吸煙人士「妖魔化」,不惜要將社會的矛盾激化。在反煙聖鬥士眼中,吸煙的都不是人,也不值得他們的關心;所謂的控煙政策,其實只是要來整治懲處吸煙人士,跟降低吸煙率完全沒有關連。

以「擴大煙包警告標語至85%」為例,這一項控煙政策,幾乎拉鋸了兩年。政府的立場是,增加圖像的面積,可以令吸煙人士減少吸煙。

用常識諗一諗:「假如經過那麼多年的宣傳,吸煙人士仍然不知道吸煙的危害,加大煙包上的警告圖像,真的會有效嗎?假如吸煙人士已經清楚知道吸煙的危害,加大警告圖像的意義又是什麼?」

寄居在政府裡的反煙聖鬥士,或許只是運用制度賦予她的權力,對吸煙人士進行制度欺凌,滿足一己私慾。所以行為也全不理性。

為了挑戰這些大權在握的反煙聖鬥士,今年初在立法會的公聽會上,我提出了一個技術上的疑問:「世衞早已建議控煙框架締約國,取消煙包上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標示,以免令吸煙者誤以為低焦油和低尼古丁之香煙更安全。為何不借今次修訂的機會,一併處理問題?」

政府回應只是簡單的「循序漸進」;這四個字出自官字兩個口,全香港人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候任行政長官林太,據說你是一個對政策成效看得很重的人,也希望令香港少一點裂痕。在此我有個建議:請不要將控煙政策交予仇恨吸煙人士的狂熱分子。控煙是正確的,但請緊記吸煙的人也是香港市民;如何令政策來得有效,又盡量減少反效果,才是做政策官員應有的思維。

 

圖片說明:香港推行室內禁煙十年,不少煙民早已習慣在街上「打邊爐」,但吸煙與非吸煙者的矛盾,似乎並無改善。

兩年前,馬會一百三十周年;四月初在沙田馬場和彭福公園,舉辦了一個叫做「同心同步同樂日」的活動。當時,在馬會工作的朋友,已經問我有沒有興趣去「與眾同樂」。可能因為開了成功的先例,往後兩年馬會都繼續舉辦這個活動。在剛過去的復活節長假期,Facebook 上見到不少朋友一家大小,都有到場打卡。

「適合一家大小的活動,在香港大有市場,馬會為何不舉辦多幾次?」我當然知道,馬會反正是非牟利組織,舉辦這種活動也不會為了賺錢。可是,好好的一個沙田馬場,要是能夠有多點人可以用得到,無論對馬會抑或是對社區,都是好事。

殊不知,原來依足程序去辦,還是要過五關斬六將;馬場用地,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賽馬以外的用途,要預先得到政府的批准。

其實許多年前,已經有外國智庫的朋友問我,為何香港號稱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土地的產權卻全部都是以租借形式批出(Leasehold)。最初的時候我有點不以為然,還以「形式上是租借但政治現實下產權卻是完整」為由,打發了這些質疑。現在看來,我這些朋友沒有錯,香港政府對土地使用的控制,確實是極為嚴苛繁複,就算不是世界之最,也肯定是數一數二。

在公共政策的外行人眼中,業主好像擁有了土地,可以在自己的地方為所欲為。然而,所謂的「業主」嚴格來說也只是政府的租客。假如說香港有一個賺到盡的地產霸權,我一定會說那就是政府。

你想在土地上增加樓面面積嗎?可以,不過首先你要向政府提出申請,而且最棘手的還是補地價。好,假使你不是加建什麼,就像馬會那樣,只是希望將閒置的地方用來舉辦其他的活動,一樣要得到政府批准。表面上,政府有千百萬個理由,包括環境交通安全等,但說到底最終的問題,就只有一個:「捍衞政府的最終極利益。」

「政府的最終極利益」是什麼?我經常說,對這個政府,錢好像不是問題,因為政府最大的資產,是土地。透過嚴格控制土地,政府甚至可以在土地有更高價值使用方法時,繼續佔有最大的利益。

每次我向外國政策機構解釋香港這種獨特的土地制度操作,如何讓政府在極低稅的前提下,提供各種慷慨的福利,我也必須加上一句:「這種舉世無雙的制度,也只有香港這種高密度的環境才有機會成功。」

低稅率雖然是好處,但代價是因為這種土地制度對社會帶來的各種扭曲。許多人憑直覺,第一個想到香港的社會問題,就是高樓價和高租金。可是我會說,高樓價和高租金,背後還有許多因素,畢竟經濟學的第一課已經告訴我們,價格是同時有供應和需求決定;斷不應只看供應而忽略了需求。反之,可以肯定說,政府嚴苛的限制,令到土地未能完全充分得到「利益最大化」。遠的不說,就算像「同心同步同樂日」,由非牟利組織舉辦,目的也不是為了賺錢,亦只可以一年辦一次。公共資源的浪費,才是香港土地制度背後最大的代價。

 

圖片說明:馬會每年都辦「同心同步同樂日」,但原來要舉辦這活動,就算是在馬會場地舉行,都要先向政府申請。(《蘋果日報》圖片)

上星期「壹擋專政」最後一句寫道:「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

「不蝕錢」乃手民之誤,實情應為「不賺錢」;但想深一層,說是中資企業「不蝕錢」,也不算全錯。畢竟到了最後,中資企業境外經濟活動,若然不賺錢,總可以說是為了國策,管理層的責任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所以,當中資企業在香港以天價投地,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什麼其他盤算,甚至乎是否「經濟殖民」的部署。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甚至可能會有人認為我過分天真;中資不計成本買入境外資產,我認為最大原因是經濟學中典型的「委託 代理人矛盾」(Principal Agent Problem)。中資企業的管理人,表面上既要向股東問責,又同時要向國家問責,但實際上無論是股東抑或國家,最終主導這些管理人的還是他們的私利。中資管理人更傾向以企業的資本去冒險,皆因輸贏的成本效益不均稱;說得再白一點,贏了就是管理人的功勞,輸了就由國家和股東埋單。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會出現穩定謹慎的管理人。

香港傳統的企業大多是家族持有,管理人也是大股東,跟其他的股東利益一致。當然,香港也有不少上市公司,是大股東長期地佔小股東便宜,而且這種現象愈來愈普遍,令股市妖氣沖天。但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不賺錢」的公司,背後未必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但肯定有一條「大水喉」;而「大水喉」的背後,永遠都有龐大利益。

大陸企業勇於舉債,而大陸的銀行亦更勇於向這些企業放貸;這個格局,是經濟災難的典型序幕。當資產價格持續不斷上升,舉債的企業和放貸的銀行,都一樣從中得益。像房地產和證券保險金融業,因為在營運上涉及金額極龐大可用作抵押的有價資產,槓桿操作也更猖狂。

早前在香港投地的中資企業,幾乎全部都有為項目在香港進行融資,其中更有不少是以成立特別子公司去為母公司作抵押。當然,願意承擔這些高風險的借貸,大有人在,其中更有不少資金來自中資銀行。類似的財技手段,在○八美國金融海嘯前見怪不怪;最終如何收場,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恕我不贅。

中資不只大舉購入香港的資產,其實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問價追」的收購活動。日本在八十年代的樓市泡沫高峰期,也有類似的癲價追貨,無論是外國的地皮以至陳年佳釀和名畫,統統都被日本人買下來。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泡沫爆破後,這種資金外流的情況,仍然因為央行的寬鬆政策而持續了好一段日子。

在這種資金嚴重氾濫的環境下,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毫無疑問地受到了嚴重的扭曲,資產的價格也遠遠超出了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水平。坦白說,這個世界不是每個問題都有圓滿的解決方案,像這種輸入性的經濟泡沫,就是其中一個無可救藥的社會問題。這是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其他的制度安排,亦絕對不會比現在更好。(計劃經濟2.0系列.之二)

 

圖片說明:中資企業海航集團去年在港以天價投地,同時期集團多次抵押公司股份,被猜測是為完成交易籌集資金。

「當一個國家控制一個地方主要經濟命脈,市民想見到民主及好的生活方式,就難搞好多。」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在今個星期《眾新聞》舉辦的論壇上表示,香港經濟自八十年代由本地十大財團,取代英資控制,主權移交後的今日,也都能出現「中字號」崛起的局面。

無獨有偶,上星期施永青在他的專欄又有提到,中資地產商積極擴展在香港的業務,雖然表面上是天價投地,實際上是有更長遠的盤算:「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的發展商會步英資後塵,變成愈來愈不敢接新的發展項目,只可以繼續持有一些優質物業,繼續收點租,有個穩定的租金收入就算了。」

施永青和田北俊,都是香港地產界的老手,經歷過八十年代,也見證過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和之後的種種變遷,當他們說感到港資大勢已去,或者在我們見不到的層次,的確在醞釀某種暗湧。

香港的政治經濟地貌,一定程度上受主權國取態的影響,但當中也有市場競爭環境轉變的成分。英資稱雄的日子,殖民地政府固然有予以方便,但是也不要忘記,由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強國。英資洋行在那個時空夾縫中謀取利益,只是延續着殖民地貿易的傳統。

英國殖民地歷史自十六世紀開始,到香港的時候,英國人已經有超過三百年管治海外殖民地的經驗;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設計,是從其他地方慘痛教訓換來的智慧。相對其他英國殖民地,香港從一開始已經算是相對公平開放;世界各地的洋行買辦,甚至與英國作戰的敵對國,都可以在香港自由貿易。甚至乎在最初,西敏寺根本不贊成砵甸乍在香港島設立據點,而不干預的價值,從那一刻便深植在香港,是香港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麥理浩之前,香港總督都是出身殖民地部。麥理浩是殖民地部解散後,首位由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總督。事實上他也刻意改造了香港,為當時尚未發生的中英談判爭取籌碼。不過,也要知道,當時世界仍在冷戰的高峰期,而且第三世界的去殖獨立運動也開到荼䕷,與此同時歐美經濟在戰後的最低點;要了解港資崛起的現象,絕對不能忽視這些重要的環境因素。

當時在香港的洋行,雖然也有沾手地產。但對比那些剛剛發跡的本地工業家,英資洋行有更深厚的根基,但換個角度看也是更大的包袱。當時的港資在政治上其實是處於弱勢,甚至他們上市集資也要靠遠東交易所這個另類平台。話說回頭,港資企業亦不是個個都一帆風順,人人都可以進身超級富豪行列。幾十年來,被淘汰的,又或者仍然在經營工商貿易的商人,一樣大有人在。

如是者,香港又過了近半個世紀。中資的冒起,本來自然不過。近年中資不惜工本往外擴張,屢遭質疑。再者,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計劃經濟2.0系列.之一)

 

圖片說明:港資過去在殖民地時代,因政治與環球因素而崛起,回歸廿載,中資積極擴展香港業務,隨時把港資取而代之。

林鄭當選,結果,不意外。不過,有一點想法,是寫給香港人,也是寫給候任行政長官。

估計文章見刊時,林鄭的工作計劃裡面,有兩大重點:一,向社會各界伸出橄欖枝,尤其是溫和民主派及商界。二,籌組新政府問責團隊。

兩項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同一件事。新政府的人事任命,不但反映來屆政府某些立場取態,也是招攬連結社會各界的手段。

選舉前後,林鄭煞有介事要表明自己不是社會主義者,就是為了令商界安心。有理由相信,林鄭的財金經商任命,人選的價值觀,應該相對上會更接近商界。

至於對溫和民主派,林鄭要是希望有所突破,在現階段應不會公開接觸;稍有常識都可以想像得到,民主派在挺曾之後,仍然要時間喘息。假如現階段林鄭月娥公開說要邀請民主派溝通,變相就是叫民主派公開拒絕並說:「等你上任有需要先再傾。」

所以,林鄭在這個時候,應該會找個中間人與民主派作間接溝通。然而,溝通也要有主題。在現階段討論具體政策,只會浪費時間。

目前的政治博弈,林鄭月娥要盤算最主要的根本立場問題,就是要考慮是否邀請溫和民主派成員,以個人身份加入政府;尤其是年輕一輩中,有政策視野又有選舉政治經驗的,不少已經在各大政黨混跡多年,政府將這些政黨接班人招攬到旗下,也是非常合理的策略。

無論管理也好,管治也好,其實都只有兩大操作系統:資源分配和人事任命。而聰明的政治權術,必然懂得兩個道理:一,分而治之。二,將反抗力量內化成自身的力量。當年英國人的行政吸納政治,正是這套權謀手段;時至今日,這一招仍然管用。

猶記得,林鄭月娥在參選之前,已經說下任行政長官要有自己的班底,甚至有理由相信,林鄭月娥早就相中了一些人選。

權責必須相稱。要是林鄭有責任擺平各路人馬,理應有權選擇管治的團隊。不過,可能令林鄭月娥大失預算的,是她的人事提名權力,或許早已不存在。誰知道,西環不是早就已經準備了一份推薦名單?這種情況下,林鄭月娥會照單全收嗎?

當然,以上只是我個人的猜測。大家可以從最終的任命結果,見到究竟這一任行政長官還剩下多少實權。

 

圖片說明:林鄭成為候任行政長官,當務之急似乎就是籌組問責班子,但刻下其實她有多少實權?

幾乎所有特首候選人,都說要增加教育開支。

香港的教育有沒有問題?有。無論從教育工作者、家長和學生眼中,香港的教育制度都有問題。不過,世間所有問題,是否都可以用錢解決。香港的教育問題,又是否簡單的因為資源不足?

香港教育,問題只因功課和考試的壓力大?Come on,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壓力大的城市。業精於勤,所有精進,都是來自苦功。

智能手機為什麼成功?因為手機的硬件可能都是大同小異,但是安裝在手機上的apps,可以千變萬化。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偏偏是大量生產的公營教育,口頭上說是因材施教,但是標準就只得一個,課程也只有 A、B、C 套餐式的選擇。

「命運,如果能選擇 」這句歌詞勾起了不少年輕人的共鳴,一定有它的原因。香港年輕一代最大的鬱結,在於他們覺得身不由己,沒有了個體性。歸根結底,千錯萬錯就是錯在他們都有着倒模出來的成長經歷(formative experience)。

教育,從前是貴族的專利。現代社會的公共教育,本來有發展每個人成為獨立個體的良好意願,可是經過官僚化的破壞,教育變成了將個體抹殺的過程。人沒有了自我,尋找不到存在意義,才是香港今時今日的最大危機。

有能力為下一代尋找出路的家庭,幾乎全部都嘗試突破香港教育的框架,為自己的子女度身訂造一個屬於他們的未來。我認識一位非常成功的音樂老師,她的女兒在 IB 的成績極為優異,要進入本地的大學讀醫、讀法律甚至環球商務,都肯定會獲得取錄。偏偏她的女兒想發展音樂事業,她也只好跟女兒有個約定,給她幾年時間去為自己的未來努力。我想說像這位音樂老師般的家長,在香港為數不少,只不過真正有勇氣去放手一試,還是要見到有相應的選擇;香港雖然是世界級大都會,偏偏選擇是貧乏的。

幾乎每次跟友人討論以上的問題,大家都是說假以時日,他們都想將下一代送到外國。嗯,可是究竟在什麼年紀才去「浸鹹水」呢?許多家長都覺得,等到年紀大一點,讓子女有一定的照顧自己的能力。但我個人認為,年輕人到了十五、六歲,已經過了建立個體個性的年齡,到那個時候才放洋留學,是換湯不換藥,事倍功半。

再者,照顧自己的能力,是要自己學習得來。坦白講,我雖然也是到了十八歲才到美國升學,但我有幸在母校九龍華仁的自由氣氛下成長,那可一不可再的經驗,可算是改變了人生。問題是,其他的香港學生呢?增加政府的公共教育撥款,可以改變以上提出的深層次鬱結嗎?對不起,我暫時看不到有這樣的契機。

最近有位中產朋友傳來一家教育機構Arch的暑期計劃INSPIRE,課程內容有數理科技也有文藝和社會,重點是要讓這些孩子都可以在香港嘗試寄宿學習的經歷。我想現象反映了中產家長以腳投票的取向。套用郭伯偉爵爺的說法,我還是相信商人和消費者以鈔票真金白銀作出的決定,多於政客和官僚以別人的錢做的花費。

 

圖片說明:三位特首候選人都表明會增加教育開支,但香港的教育問題,卻並非單純是因為資源不足。

西裝友:「最好的結局,就是曾俊華落選!」在茶餐廳吃早餐時,聽到如此這般的一句說話。我一直以為,茶餐廳這種貼近民情的地方,是曾俊華的主場;想不到原來這裡也有人希望他落選。說這番話的中年西裝友,看來五十出頭。

西裝友:「高官退休之後,從政不從商;除葉劉之外,有誰不是獨當一面的民主派?好久之前有個黃錢其濂,之後又有個陳方安生。不過,她們都及不上曾俊華;曾俊華的群眾基礎,強大得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大,甚至足以讓他做泛民和溫和建制派的共主。林鄭月娥上台第一天,就是西環執政2.0;政治不再有以事論事的空間,一是支持政府到底,一是反對政府到底。政治光譜上,由溫和建制到中間派到泛民到本土的支持者,都將會視曾俊華的失落,代表大和解的失敗。而且林鄭在西環協助下當選,同時也向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宣告,不要再對一國兩制有任何幻想。」西裝友由曾俊華落選講到一國兩制理想幻滅,口吻就像專業時事評論員一樣。

跟西裝友一起吃早餐的,是一名便服男;他看上去也是五十出頭,但從一身穿戴看來,應該是有閒一族。

便服男:「雖然說曾俊華絕對有條件,像黃錢其濂和陳方安生般參選立法會,而且最快可以今年七月便成事。不過,我勸你也別太高估曾俊華。反對派一盤散沙,又何來共主之說?再講,我也不覺得他有任何打算,要團結反對派。假如我是他,輸了,就去教劍術打功夫。像他這種形象好又有豐富政府行政經驗的人,自然有財團和基金會找上門;最好是重金禮聘他,打點教育和年輕人的公益事務。屆時,他站在更高的位置,冷眼旁觀昔日的對手,無日無之地遭素未謀面的張三李四當出氣袋。」

西裝友反駁:「我們都不是曾俊華,又怎會知道他怎樣想?不過,他若然當選,結果一樣會是身不由己;他沒有可能令反對派變成政府支持者,更不可能將反對派變成他自己的支持者。在重大議題上,大家還是要執着自己的身份,讓屁股指揮腦袋;儘其量也只是在一些技術問題上,會有些討價還價的空間。可以大膽講,假如曾俊華當選,他跟反對派的蜜月期也即將告終。最終他還是要借西環的指揮棒,向建制派發號施令。無錯,我是一廂情願地希望,假如他落選,可以繼續成為某種團結香港人的象徵,平衡西環治港的霸道。」

便服男:「言下之意,你是相信,假如曾俊華落選,他對西環會有更多顧慮。反而他輸了,才可以成為連橫抗合縱的人物?這個復仇者聯盟,除了反對派之外,還有什麼人呢?田北俊?新加入的葉劉淑儀?甚至乎明言要推動廿二條立法的胡國興?」

西裝友:「應該反過來說,林鄭當選等於揭開了對抗西環治港運動的序幕;由誰牽頭,其實一點也不重要。但若然當選的是曾俊華,我卻看不到這種可能。更說不定,曾俊華會讓西環找到新的存在空間和理由。所以無論如何,最好不要讓曾俊華當選。」

 

圖片說明:坊間有說法指,曾俊華若落選,他可以繼續成為團結香港人的象徵。

幾年前,我在誤打誤撞的因緣際會之下,寫了一本書,呼籲家長不要迷信傳統的教育制度。

今天的教育制度,設計是建基於二十世紀的工業流水式作業。經濟作業模式經歷了好幾次的轉變,可是教育卻仍然停留在二十世紀上半。雖然近年教育界忽然對所謂的 STEM,也就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數學(Mathematics)趨之若鶩,可是我懷疑這種舊酒新瓶的改變,能否逆轉教育「堅離地」的現實。

教育是長遠的投資,可是當投資由政府去主導,難免會由控制了政治程序的少數既得利益者去支配資源的分配。我們必須要先分清楚,教育只是手段,學習才是目的。可是在政治程序的扭曲下,因和果的重要性被倒置了;尤其是在香港,所謂的教育政策,重點根本不是為了建立學生的好奇心和自我學習能力。幾乎可以說,所有關於教育政策的爭議,都是資源分配的角力;學生的福祉,只不過是枱面上的籌碼。

今屆行政長官選舉,幾個候選人難免都要在教育政策着點筆墨;可惜,除了廢除 TSA 等表面的議題以外,就沒有什麼根本的改革。坦白說,候選人要面對選委,很難提出真正的改革。不過,我相信大多數的家長,在心底深處感覺仍然是前路茫茫。畢竟世界變得太快,十年後的社會經濟環境,可能已經面目全非;小修小補的教育改革,對孩子的未來一點保障也沒有。

教育由政府控制,可是學習卻是個人的責任;盡其量,也只可以說是家長和學生的責任。請容許我在這裡大膽建議,每個負責任的家長,應該重奪自己的未來;也只有這樣,大家才有機會見到下一代的曙光。

一,學習是沒有止境的,請不要以為取得了任何學位資歷,就可以一世無憂。文憑量化寬鬆之下,文憑的價值在急速貶值。漫無目的地收集文憑,愈來愈多沒有意義;學習,是為了建立在不同的環境下,可以盡快汲取最新資訊的能力。簡而言之,小、中學的教育,應該是為了「學習如何去學習」,而不是填鴨式地將資訊當作至高無上的真理。

二,無論是中文、英文、數學甚至是音樂美術,其實都是語言的學習。廣義地說,語言就是記載、分析和表達演繹的能力。每個人對不同語言都有不同的取態,沒有必要讓每個學生都十項全能;因材施教的意義,在於讓每個學生都可以用自己最擅長的方法,去感受和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觀感。這才是教育最大的功德。

三,倒模地將所有學生都訓練成 STEM 的專才,結果只會製造出不少教育的失敗者,也不會提升什麼社會的競爭力。教育最終是要提供土壤,讓每一粒種子按自己的本性發展成獨立的個體。這是教育最崇高,也是最基本的目標。大煉鋼式的教改,恐怕帶來的不是美好新世界。不要忘記,在今天的香港地,早就有「重理輕文」的偏見;將這種偏見強化,不見得有任何改變。

學習文化的改革,不在於單純廢除考試或者增加數理工科的內容,而是制度上將權責歸還到學生和家庭。為了孩子的未來,這是一個必須要的 Leap of Faith。

 

圖片說明:廢除TSA是今屆特首候選人的議題,但似乎卻沒有人提及根本的改革。

在保險零售市場,保費其實可以理解成消費者以折扣價,預先繳交的醫療或者法律開支。可是,假如這邊廂每個月只收取一千幾百的保費,那邊廂付出的醫療或者法律訴訟費用,卻動輒數以幾十萬計,保險絕不可能是一門生意。

保險公司要有利可圖,首先就要假設,並非每份保單都會索償。若然每份保單最終都要賠錢,也就是說風險無法有效分攤,保費金額,理應等同賠償金額,保險亦失去了最終的存在意義。

道理雖然容易明白,但在個人層面,風險卻是一個看不見摸不到的概念;消費者也難免會覺得,既然保費已付,總要換取某些實在的好處。有保險公司看準這點消費心理學,近年也主動向消費者提供可以減低雙方成本和風險的工具;例如行車第三方責任保險的公司,會向客戶贈送行車攝錄鏡頭,又或者醫療保險公司提供體檢及健身中心會籍折扣等。

保險公司和消費者,究竟是互惠互利,還是爾虞我詐?依書直說,最終還是看合約的設計。像行車的第三方責任保險,裁決賠償的是法庭;由於法庭從中不會獲得任何好處,故此判決也可以更公正持平。

然而有些保險合約,例如醫療保險,當中負責斷症開方的醫生,也是當中得益的一分子,保險公司難免要透過條文進行風險管理。當然,我們可以選擇天真地相信,穿上白袍,行醫不是為錢,所以醫生說什麼我們都不要質疑,不要過問。可是如此陳義過高,又是否教醫者太沉重?

曾幾何時,行醫者要許下「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承諾對病者一視同仁,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不必要的傷害。當然,醫療倫理發展至今,在枝節問題或許變得更複雜,但核心價值卻沒有改變。事實上,像醫療保險條款中的法律概念「實際醫療所需」(Medical Necessity),又或者「病情所需」,一定程度上也是沿革自「不要造成不必要傷害」的思想。

上星期,保險公司和醫生利益集團,就何謂「實際醫療所需」,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醫生利益集團堅持,一切與醫療相關的決定,醫生的話都是至高無上,沒有人可以挑戰。然而,在保險公司的立場,問題不在於挑戰醫生絕對的權威,而是白紙黑字明文規定的條款;醫生可以堅持專業決定,要怎樣處理病症也可,但保險公司也有權按照條款不作賠償。

認了吧,無論是醫生抑或保險公司,都是利字當頭,雙方都是為了賺到最盡;只不過,醫生利益集團有白袍加身,以專業地位面子等虛無的題目做幌子。

外國醫療保險公司和服務提供者,有着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約關係,由醫保分家到一條龍的承包式醫療集團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都有。事實上,所謂的HMO簡而言之是民營化的醫管局,只不過資金由市場提供,政府只扮演監管角色。香港說了許多年的醫療融資改革,其中一個方案就是促成類似機構在香港出現。醫改一直只有學術討論,沒有落實,原因是私營醫療保險制度最主要功能,在於控制醫療成本。

站在高牆的月球星球醫生,其實在捍衞什麼,大家心照。

 

圖片說明:無論醫生抑或保險公司,都是利字當頭,外國醫療保險公司和服務提供者,有着各種不同形式的合約關係。

網上見到微軟(Microsoft)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的訪問。這位世界首富說,自動化和機械人將會取代不少人的工作,所以是時候要對機械人徵稅。無獨有偶,訪問在網上流傳的同時,歐盟剛剛否決了所謂「機械人稅」的動議,但建議各國政府就自動化和機械人立法;說得好聽就是為了建立標準,坦白一點就是想方法去保障既得利益者免受競爭。

不少人在蓋茨的訪問片段後留言,說微軟的產品,也害了不少職位消失;世界各地政府是否也應該開徵「Word 稅」又或者「Excel 稅」?

先此聲明,我不是認同蓋茨的主張,不過他的想法,的確值得深入探討。人類文明的發展,經歷過許多次生產技術大躍進。原始人以採集和狩獵維生,生存模式與別的動物沒有太大分別。第一次的生產技術大躍進,應該是農業革命;土地也成為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甚至可以說,往後幾千年人類歷史的發展和衝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圍繞着這種生存模式,迂迴跌宕地由封建走向現代。

現代的經濟生產模式,不是突然而來的,嚴格來說也沒有一條清晰的界線。雖然至今我們仍然有不少地緣政治糾紛,但土地在經濟生產的功能和角色,無疑已經有一定的變異。遠的不說,單看當今世上市值最大的公司,業務絕大多數都是科技、金融和消費,唯一算是與土地和天然資源有關的,就只有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e)。

現代和古代的最大分別,在於現代經濟最終要完全擺脫土地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迷戀(Fetish)。在封建和後封建的日子,土地既是生產要素,更加是統治的權力象徵;封建統治者和後封建的國家政府,最重要的定義和收入來源,就是土地。順帶一提,香港是極少數能夠將土地利益和資本市場結合得最天衣無縫的地方,是極端的異數;有機會要就這個題目再盡量剖析。

所謂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本來就是這個社會現象的其中一個呈現。左翼思想體系針對的資本家,尤其是十八、九世紀,其實大多數是擁有土地的階層,當中包括了貴族和新興的。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左翼思想體系所針對的目標,也漸漸由土地階層,轉向其他的經濟生產模式。

但凡可以創造創值的,均是資本。資本,其實不只是土地,更加不等於金錢;而左翼思想體系所攻擊的,也不是資本而是由私有產權下的資本。由農業經濟到工業革命,再由工業革命到今天的後工業社會,左翼思想體系真正想要的,是將資本的擁有和產出,由個體轉到整體。從這個角度看,蓋茨是一個很前衞的左翼信徒。當然,以稅收作為共產的手段,存在着一定的法理技術困難。事實上,像法國「新馬仔」(新馬克斯主義者)皮克提(Thomas Piketty)提出的環球資本稅,或許會來得更乾淨利落。

新的經濟和社會模式,有其獨特的矛盾。可是在原則上,政治現象千古不變;始終都是統治者透過製造一個時代的神話,愚惑並鞏固群眾對他們的支持,從而在創造者手上奪取權力和資本的控制。(新資本論 一)

 

圖片說明:蓋茨指,自動化和機械人將會取代不少人的工作,所以是時候對機械人徵稅。(路透社圖片)

港鐵縱火案,難免會引起民眾對社會上精神病患者的關注。「精神病患者應否強制入住院舍,直到證明完全康復。」在臉書上見到有朋友如是說;我相信他未必相信這個命題,提出問題的動機也只是出於為引發更多思考。

當社會出現了問題,政府總要「做點事」。換句話說,公共政策,大多數都是被動的。話雖如此,公共政策並不代表一定對症下藥。抱持不同信念和利益的人,有意無意間會提出對自己有利的主張;而且他們往往察覺不到自己的信念和利益,如何影響到自己的立場和主張。結果,所謂的政策討論淪為道德高地的攻防戰;每個人眼中,別人都是偽君子,而自己提出的主張,才是真正為了社會最大利益。

人與人之間的歧見,還不是求同存異的最大障礙。要是問題有解決的答案,真理會愈辯愈明。可是我們存在於不完美的世界,許多問題的確沒有完美的解決方法。可惜,人,尤其是現代人,愈來愈接受不了這個殘酷的現實。

絕大多數的公共政策,最終都是要某一部分人作出犧牲。當然,要是犧牲是心甘情願的,犧牲就不是用政府去執行。另外,要是得益的是所有人,政策也不會有爭議,所以公共政策的得益者,只是社會的一部分。

雖然醫學界嘗試對不同的精神狀態,定下了診斷的流程和框架,也發明了不同的治療藥物。可是在最根本的層次,每個人的內心世界,也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甚至乎哲學一點說,人是否知道自己的內心世界,也是一個極具爭議的題目。雖然腦神經科學近年有極大的躍進,但精神病的診治,仍然針對行為的改變;換言之,精神科醫生可以從各種的觀察判斷所謂的「病者」在行為上是否有「好轉」,但接受治療者的內心世界是否真的有根本改變,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謎。

再者,何謂正常,何謂變態,亦非純粹科學的定義,當中涉及到社會主流價值觀。然而,任何事情一旦涉及到社會主流價值觀,就很容易淪為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迫害。事實上,人類歷史中,以精神病為由對社會少數人的改造和壓迫屢見不鮮;從前發生過的事,沒有人可以保證不再發生。

上次發生港鐵縱火傷人事件,其實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從成本效益角度分析,今次事件不值得過分反應。當然,這樣難免令人感到冷酷無情。不過,我們要明白這個世界偶爾會發生各種慘劇,沒有可能完全阻止它們發生。過態的反應,代價不但沉重,而且影響可以極為深遠。

可以大膽講,要令到所有人都變得「正常」,其實也是一種失常的社會狀態。說「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恐怕就只有兩種人會說這樣的話:一,隨便說說的人;二,脫離現實,凡事都不惜代價的暴君。社會對不幸的人給予支援,盡力減輕無辜的人受到傷害和痛苦,已經算是一個仁愛社會。推而廣之,許多所謂的公共政策,其實都只可以在事後為部分人紓困解厄。要再進一步改造世界,妄想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恐怕只會得不償失,也會製造更多矛盾。

 

圖片說明:港鐵發生縱火案後,又再引起公眾對精神病患者的關注。

我不認為林鄭月娥是什麼大奸大惡的人;但見網絡上對她的批評,有些是出於測想,但更多是純粹情緒化的人身攻擊。謾罵不但有失公道,亦對改善香港的現況,沒有半點功用。

我亦相信,就算當選的是曾俊華,最多也只可以將政府膨脹的趨勢略為放慢,但改變不了大政府的慣性。當然,要是讓意識形態傾向福利主義的林鄭月娥當選,香港走向大政府的步伐難免會更加快一點。

畢竟,香港政府這台機器,根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無論誰當行政長官,差別只是在於政府膨脹速度的快慢。

話雖如此,我仍然認為應該以兩害取其輕的思維,去審視行政長官的人選,這亦是近來坊間討論得如火如荼,是否要理性地去支持lesser of the two evils的矛盾。

作為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政府於我眼中其實就是「不仁不義」的管治機器,但我又未至於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現實考慮本身就是一種妥協;只要政府堅守某幾個基本原則,我們也只好在某些情況下,隻眼開,隻眼閉。

人最大的自由,是思想和表達的自由;要是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備受壓抑,真實的自由亦會失守。近年香港雖然有「講獨」的現象,但距離真正的行為仍然有十萬九千里。要是連討論都不容許,恐怕最終只會帶來更大的反作用力。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早前公開表示,行政長官候選人不能回避的三個問題之一,就是應否就廿三條進行本地立法。候選人除了簡單回應是否支持廿三條進行本地立法,更要向公眾剖析他們對一些基本人權問題的底線。具體的問題是:「你認為在什麼情況下,可以犧牲一般市民的言論和行動自由。」

另一個認為值得關心的題目,是行政長官候選人如何理解政府的存在意義,以及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係。簡單的一句口號,例如「大市場」、「適度有為」等,其實反映不到候選人究竟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我們要知道是政府對私有產權究竟有多重視,對合約精神又有多尊重,應該反過來問:「你認為究竟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對私有產權和合約自由作出妥協?」

老實說,我不期望行政長官有什麼願景,又或者帶領香港到什麼應許之地。七百幾萬人,就有七百幾萬個願望,當中有錯綜複雜的利益瓜葛和衝突,什麼齊心團結,只是自欺欺人的口號。

自由社會,建立在忠誠地維繫社會的最大公因數的政府;再多的作為,就難免會出現有人歡喜有人愁。這就是我對lesser of the two evils下的註腳。

 

圖片說明:無論誰當行政長官,差別只是在於政府膨脹速度的快慢。

「任何供不應求的現象,都是驅使我們增加效率和尋求方法的最大動力。在香港,土地不足並非最大問題;專業人士想當然的心態和過度規劃,才是扭曲了香港面貌的最大原因。」

以上的立論,在具體層面可以再進行深入的研究,但是根據我的觀察,香港的確有不少規劃上的失誤,不必要地降低了市民生活質素。當然,身在其中的人,往往都不會察覺到原來自己每日都因為城市的設計錯誤,虛耗了生命。

香港的城市發展,至今仍然沿用二十世紀初的思維;規劃師希望將工、商和住宅,像幾何圖形般區分,河水不犯井水,當中更設置綠色休憩公共空間,讓人心曠神怡。

對不起,可惜現實和想像往往有段距離。

綠色休憩公共空間,若然沒有專人管理,晚上往往變成罪惡的溫床。由康文署負責的話,就會索性在晚上將設施關閉,免生事端。然而在日間,當社區大多數成年人口在外工作,綠色休憩公共空間是曬晾衣服被褥的好地方,結果又要勞煩前線管理人員要不停勸籲,搞不好又引起社區矛盾。

規劃師的好意,總是停留在想當然的設計草圖;當然他們可以怪市民,為何不去公園緩步徑享受鳥語花香。可是,我也希望自以為很了解空間使用的專業人士,會明白到環境既限制了人的行為,但人也會想改變環境。所以一廂情願的設計,在現實中往往是使用者和設計者的角力,最終會進而變成這個城市每個人與政府的對立。換句話說,香港就是由於過度規劃,生活環境充滿抑壓,管理者亦與市民總是站在對立關係之上。

香港的規劃另一現象,就是個別地區極度密集,但又有些地方完全處於不發展的狀況。一定程度上,這是種自然現象,也是提升土地使用效率的條件局限。可是在物理上,我們使用土地的效率也有一定的上限,再增加可建樓面面積,不但成本高,也會對附近的地方構成負面的際外效應,例如交通的壓力。

有理由相信,香港北和南九龍一帶,早已超越了城市密度的臨界點;要再增加使用效率,基本上不可行。最近,政府提出要研究在尖沙咀和金鐘灣仔一帶再擴展地下空間。坦白講,發展地下跟開放樓宇高度是沒有分別,甚至乎我會認為,往地下發展只是某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再者,這種高成本的發展模式,要是由政府去負擔開支,最終得來的空間會怎樣去分配?要是由政府規劃師去想當然,很難保證這些空間的有效使用;最壞的情況是政府將會永無止境地要投入資源,以維持這些地下空間的狀況和秩序。

若然地下空間由私人發展和管理,結果可能會好一點,但最終還是離不開過分規劃帶來的問題。畢竟,這種人工建構的空間,不似得一般環境可以讓城市有機地自然發展。說到底,要提升香港人的生活質素,就要視城市為一種「類生命體」;否則,我們都會活在不切實際的假大空,只有虛耗資源和浪費時間。

 

圖片說明:香港城市規劃高度密集,但放棄向高空發展改向地下尋找空間,其實也是自欺欺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