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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壹擋專政
運動壹指禪 事實與偏見 無定向風 關公不是災難 坐看雲起時 媽媽週記 壹計就明 壹觀點 股海縱橫 肉食中環 九龍霸王電影彈 壹擋專政

有消息指,周庭被政府剝奪政治權利(DQ)之前,深圳河以北派來了一班「國產凌凌柒」,諮詢了本地的意見領袖(KOL)。

消息又指,許多意見領袖指,周庭和眾志在民主派系內「得罪人多」,姚松炎則被視為議政能力高,但一介書生,造反能量有限。經「聽取意見」後及參考特區政府的分析,北京也接納了「DQ 周庭,放生松炎」。

「國產零零柒」來港放風,時有發生,甚至乎我覺得,密使來港有點太過頻密。從博弈論的角度,他們來港的時間,也彷彿在告訴我們,有些什麼議題是北京所關心的。

不過,我很懷疑港區 KOL 的意見有多大的分量。反而「DQ 周庭,放生松炎」的決定,有理由相信既是以行動來傳達訊息,也是在測試港人的底線。

在北京眼中,甚至在不少政圈中人的認知當中,香港大多數人都是貪生怕死;他們不滿,會宣諸於口,但是要付出代價抗爭,號召力便大減。

無錯,爭取民主民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拿一本外國護照。我經常跟年輕人說,有時間,便發展一門可以放諸四海皆通的技藝,為自己準備一條後路。學什麼好呢?廚房、水電木工、園藝等都不錯;但只要基本知識就好,因為到了彼岸,還是要由頭再熟習一次。不過,在香港的時候最好有實踐經驗,同時讓自己明白,生活的其他可能。話說回頭,最大的障礙,還是語言。學好外語,世界通行。

世界很大,機會很多。當然,離開香港不是沒有代價。對於深信大灣區加一帶一路的人,他們會說:「你可能放過了百年一遇的機遇喎。」不過,對於年輕一代,他們會回應說:「這些機會 」大家有眼見,在政治之下的利益分配,永遠都不是公平的;他們也不是相信自己有機會飛黃騰達;既然如此,選擇就只剩下改變社會,又或者轉換環境。

我認識的朋友,許多都遠走他方;有些走了之後,就不再關心香港的事。又或者你可以說,他們是不再關心香港,才遠走他方。記得二十幾年前香港在後過渡期,有個啤酒廣告的口號:「香港幾好都有。點捨得走?」無錯,九十年代的香港,的確是個好地方,但如今呢?

我甚至可以大膽講,愈是了解中共本質,就愈會為自己找出路;就連中共高層,又或者大陸的暴發戶,都會將家人送到歐美各國。香港人,你們還有什麼好猶豫?

沒有人會真心相信中共。香港的建制派,傳統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覺得不要惹怒中共,或許乖乖聽話,可以再延續香港的高度自治。第二種,認為只要有談判的籌碼,才可以跟中共討價還價。不過在習近平的「四個自信」之下,恐怕連建制派中人也要為自己和家人的未來尋找出路。當然我不排除也有人為了復興民族大業而選擇附和主旋律,對這些人我是無話可說的。

「不用那麼灰吧?」不,我不是灰心。相反,我是因為相信香港精神,才覺得香港人應該將眼界放遠一點。香港本來是一個移民組成的城市,代表着一種避險的精神。你可以說香港人很怕事,但是當香港人都不怕事的時候,那代表香港人赫然醒覺,借來的時空原來是有限期的。

「你唔驚中資買起晒香港各項民生服務,然後就改晒啲規矩?」有位記者朋友在籌劃一套關於香港經濟的紀錄片,找我拿點資料;她關心的題目,是香港政治和經濟的互動。

「你要搞清楚當中嘅因果關係。究竟係中資買起晒所有重要資產,然後去改變遊戲規則?定係因為佢哋覺得自己可以改變遊戲規則去遷就佢哋,所以先至將資金停泊响呢個地方?」我如此反問。

我知道,對大多數人,自覺是中資想透過收購香港的經濟民生的重要環節,來影響這個城市的政策方向。不過,真正的問題,其實是有權制定政策,是否會因為企業背景又或者政治立場,而有不同的標準。

「你有冇留意到早幾個月,證監曾經罕有地主動聲明,表示內地國企、主權基金、主要上市公司,或於全球活躍的主要機構投資者,只要是因為一帶一路基建工程項目,就會得到證監格外開恩?」我明白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國策大過天。不過證監的職能又是什麼?可能有人會覺得,只要國家撐腰,又有何風險可言?甚至會有人分不清楚證監的角色,誤以為證監就是國家主權的延伸。假如這種想法深入民心,那香港的確在轉變中;中資是否買起香港,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就算不是中資,行事心態都會變得像中資一樣。

從前,沒有人對香港資本家說:「香港要打造成為輕工業出口城市,唔該你哋投資多啲工廠啦!」不過,在沒有中央協調下,香港成為了世界經濟奇跡。

「但係你唔驚當中資取代港資,每個消費者都要被迫幫襯中資嘅企業?」記者朋友繼續窮追不捨。

「咁你就要問,究竟點樣嘅政策之下,消費者會變得冇晒選擇。」我反問。

記者在深思。或許她認為,一直以來香港的消費者,在許多範疇都沒有真正的選擇。

「如果係有利可圖嘅生意,點解會冇競爭?有競爭,又點解只係有中資而冇其他資金?我唔怕中資做蝕本生意益街坊,我最怕係有利可圖嘅生意,會因為政策嘅偏頗,全部都由同一個背景立場的資金包辦。講得好聽,叫『肥水不流別人田』;但實際上呢個現象,叫做壁壘主義。」我說。

從前,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秩序,有個不成文的原則,叫「自由港」;自由港的定義,就是連宗主國的敵對國,在這個城市大多數時候也受到公平的對待,自由營商。當然,政府批出的合約或多或少會親疏有別,但是在自由市場的領域,一切依法治原則運作。

「點解你唔擔心中資買起香港?」記者再三追問。

「我擔心嘅係香港唔再有政治中立嘅自由市場。」我知道,對她來講,這種說法不是她預期中的答案。很抱歉要讓這位充滿熱誠的記者,要帶着她心中的問題繼續尋找答案。

但我希望她終有一日會明白,單憑錢,買不起香港的自由市場,不過當掌握了制定權力的人,可以用利益被收買,那就是另一回事。

權力必須要被制衡。無論初衷是如何崇高偉大,為了幾多人的利益着想,只要權力用作分配利益的想法被合理化,權力最終會被腐化,首先被收買的,就是那些掌握了制定權力的人。

據說,所謂的自願醫保,即將有細節出台。

先此聲明,我對於現時的公私營醫療失衡是感到憂心和不滿的,但這不代表我要無條件支持所有意圖改變狀態的措施。正如上一期討論「長者醫療券」時指出,增加一個新的資金池,並不代表也逆轉不了公私營醫療失衡的現象。

有沒有政府介入市場後可以抽身而退的成功案例?對不起,請恕我想遍了整個聖誕節長假期,也想不到任何案例。要知道,一旦政府介入某個市場後,在供應的一方遠離市場競爭,變成了某種尋租活動,成本變成了集體承擔的責任,最終變得不受控而長遠而言也不可能持續下去。

另一邊廂,需求的一方也漸漸慣了「免費午餐」,甚至視之為理所當然;市民雖然理性地知道排隊、人脈和運氣等都是一定的成本,可是大多數人感性上都傾向低估真正的代價,又或者一廂情願以為自己會是非市場競爭的贏家。

市場競爭愈被壓抑,社會民眾普遍心存僥倖的心態也愈濃厚。這就是為何大政府的社會中,總是瀰漫着令人生厭的投機主義、長官意志和裙帶關係。最大問題是,市場一旦「被官僚化」,權力干預私營部門的第一天起,便注定了改變幾乎都一定是國進民退,絕少例外。香港的社福、教育和醫療都是如此;發展至今,甚至會令人誤以為,沒有政府,就沒有社福、教育和醫療。

權力介入私營部門,或者最初是出於善良的意願,但最終只會淪落成一個公共資源不斷增加,但決策邏輯不變的惡性循環;甚至連僅剩下的私營部門供應,在公共資源的排擠效應下,行事心態也漸漸變得更似官僚一部分,直到最終完全被官僚制度所同化。

我可以想像得到,一旦推出了自願醫保,政府必定要在價格和服務上作出一定的制約。從事前張揚流出的「價目表」看來,醫生認為定價太低,消費者卻嫌保障的範圍和金額不吸引。現實的考慮是:自願醫保所製造的誘因,又是否足以改變私家醫院,去提供價錢中產又有服務質素保證的醫療服務?

事實上,今時今日的私家醫院,不愁沒有生意;那些每星期賺過百萬的「星球人醫生」也豈用自願醫保的接濟?按照目前兩面不討好的處境,看來自願醫保只有兩個可能結局:一,計劃難產。二,在現行的公共醫療服務之外,再發展「半公半私」的「醫管局+」服務。

假如所謂的自願醫保演變成「醫管局+」的優質服務,我很肯定偉大的人民代表必然會質疑,為何醫療服務會出現貧富之別;這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也將會進一步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

可能有人會話:「話唔定醫管局醫生會自己出來開檔專攻呢個中價市場?」嗯,久不久也會見到有醫管局的醫生抱怨,工作壓力太大。假如自願醫保變成了抽空醫管局人手的原因,我相信這個機構將會爭取更多資源,以加人工來挽留人手。連串改變最終的得益者是誰,相信不用我說明。至於市民會否得到更佳的醫療服務,答案也昭然若揭吧?

長者醫療券,是德政嗎?政策自2009年推出至今,在2011年曾經進行過一次檢討,之後好像沒有再進行過具規模的研究,長者醫療券也成為了政府恒常的政策之一。

派錢,很難找到理由去反對。印象中,沒有太多反對長者醫療券的聲音;儘其量也只是希望長者醫療券可以用在更多的範疇,包括公立的醫療服務,又或者要求提高資助金額之類的。

家中有長者的讀者應該知道,長者用醫療券的時候,服務供應者會「坐地起價」。原本一百幾十的服務,忽然間會變成一千幾百。年近歲晚,家父見手上醫療券儲下的餘額快到上限,便走去一間甚有規模的中醫藥連鎖店去問症,固本培元。中醫師給他開了四服湯藥,其實都是八珍湯之類的材料,但索價3,600大元。老媽見到賬單,大怒不已,說老父被騙。老父不作一聲,拿着湯包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道推行這項政策的官僚,在事前有沒有預期過類似的結果,又或者他們推出長者醫療券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引蛇出洞」,以證明改革要平衡公私營醫療服務,就必須要對受補貼的供應側(supply-side)作出規範。

檢討政策,首重成效。有多少人知道政策的成效,只是表面功夫。有多少人用了長者醫療券,也只是過程,而不是目的。長者醫療券推行了八年,其實應該有足夠的資料去對比,政策是否切實地提高了長者普遍的健康狀況。

不過,我也知道,政府最初推出長者醫療券,目的之一是測試透過資助來達至平衡公私營醫療服務的可行性。其實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醫管局一統天下,醫療服務集權,香港的醫療市場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公共醫療開支只會有增無減,而且要再扶植一個私營的市場,也不是簡單地透過不同的撥款機制便可以改變得了公營部門膨脹的動力。

政府最新平衡公私營醫療的策略,其實不只是計劃成立一個新的醫保計劃,與此同時亦有要求接受醫保計劃的服務機構,將收費公開以增加透明度。然而,醫療服務的定價,向來都有某種價格歧視的成分,變相是能者多付,也在若干程度上補貼支付能力稍遜的病人。在沒有真正的競爭下,也很難斷言何謂合理利潤。

說句公道話,要做到沒有人因為經濟負擔能力而得不到最適切治療這個偉大理想,無論是公、私營醫療,也沒有可能做到。今時今日雖然公營醫療制度,提供了近乎免費的服務,在一定程度上病人付出的代價是極長的輪候時間,以及治癒方法的選擇。究竟有沒有人因此而耽誤了最有效的治療,相信大家心裡有數。

我無意責難醫管局中的任何一個人,畢竟制度決定了個體的行為。但從這公共醫療的變遷,可以見到任何範疇一旦被納入公共政策,無論醫療也好,教育房屋等也好,想撥亂反正平衡公私營的比重,往往比想像中困難。以醫療為例,就算再增加社會的資源調配,最終也只會令私營的供應側再進一步被納入官僚的管轄範圍當中,最終仍是國進民退,尾大不掉。

在未有今天的中央銀行,也未有所謂的公開市場運作之前,歷史上其實已經出現過各種量化寬鬆的案件。

最經典的,莫過於古羅馬帝國自公元33年首次人為地壓低利息,到往後不斷將貨幣中的「含金量」減少,整個羅馬帝國興衰史的後半,從貨幣史的角度來看,一幕幕都是動魄驚心。

歷史不斷重複。幾千年下來,對貨幣的管理失控,總是各種社會不穩和爭端的源頭。當然,我不是說金錢是萬惡的。相反,從歷史我們可以見到,只要發行貨幣的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結果就是一場又一場的人禍。

發行貨幣的權力,不,更正確一點說,應該是「透過發行貨幣獲利的權力」,是有專有的名詞,叫Seigniorage。一般而言,要是貨幣的面值等於背後掛鈎資產的價值,Seigniorage的價值是零,甚至是負數。不過,假如發行的貨幣,面值是高於背後資產的市場價值,那麼發行貨幣就是有利可圖的生意;而且在歷史上,大多數有利可圖的生意,最終都會落入少數權貴的手上。

金、銀和銅,自古以來都是貨幣的「錨」;甚至在大多數情況下,貨幣本身就是由這些金屬所鑄成。但是每當鑄幣的專權被收歸國有,統治者便有動機去將貨幣的面值逐漸提高,與此同時,強迫人民接受以「法定貨幣」進行交易。

歷史上,租稅很多時都是以實物「上呈中央」,又或者以某些奴役的形式出現,而政權向人民強徵貨物時,通常都是這些貨幣的支付。這是千古以來的剝削,榮譽歸於勝利者,但背負了污名的,卻是不懂說話的錢幣。

1636年的鬱金香狂熱,許多分析都着眼於當中的非理性亢奮,但很少人留意到1630年代大量從歐洲流入的金、銀幣對貨物價格的影響。話說當時正值「三十年戰爭」的高峰期,窮兵黷武的諸侯國只好透過發行貨幣來支付各種開支。結果,貨幣統統湧入當時的國際交易中心阿姆斯特丹,結果就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鬱金香狂潮。

究竟鬱金香和 Bitcoin,是否發生在不同時空的同一件事?Bitcoin 開宗明義是一種貨幣,而且這種貨幣有很多優點,但也不容抹殺Blockchain 在交易上的一些先天缺陷。其次,我不懷疑 Bitcoin作為市場上一種交易媒介的功能,但只要一日各國政府不接受這種貨幣作為一種可作交收的商品,最終Bitcoin還是要兌換成其他貨幣。

Bitcoin在可見將來繼續會存在,但也肯定取代不了由各國政府所發行的貨幣。不過,我相信Bitcoin絕對有條件用來對沖法定貨幣長期貶值的工具。

其他加密貨幣,或多或少有泡沫的意味;尤其是那些供應沒有上限的,又或者交易用途成疑的,當中最大風險是最終可能沒有辦法將價值體現。說到底,政府發行的所謂「法定貨幣」,不宜用作儲值之用,過去如是,現在如是,在可見將來亦如是。黃金也好,白銀也好,甚至Bitcoin也好,都比「法定貨幣」更適宜作長期儲蓄,因為這些商品的供應不會受政治影響,而政治大家都知道,永遠都只是少數人的玩意。

假如寫隻app的士業就有救,Uber等公司根本不會出現。

捍衞的士車主利益的人,在這種時候總會搶着出來說:「Uber有乜咁完美?寫隻app之嘛,點解我哋唔可以?」

可以,但肯定不會。的士其實一早就有app;甚至十幾年前便出現了「八折的」。一直以來,誰最反對的士司機之間透過折扣以及其他手段競爭?的士車主是也。

諷刺是,的士車主除了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似乎對其他的事就一無所知。當然,附和的士車主的官僚和政客,他們不求甚解,我不會感到奇怪。問題是的士車主自己本身就是行業食物鏈的最頂層,他們又怎可能會不知道,的士行業先天缺陷是什麼?

的士車主說會改善服務,只是「拖得一日得一日」的權宜之計;因為對既得利益者來說,只要一切不變才是最大利益。

何謂一切不變?首先大家要搞清楚,的士車主的收入,是來自司機繳交的租金;乘客和的士車主的關係,是間接的。

理論上,司機賺多了,車主可以加車租。但別忘了,的士牌的數目被凝固在1996年的水平,不斷提高的士的車資,對車主有百利而無一害,甚至連司機不想加價的日子,車主也堅持要爭取。事實上,的士車主對於爭取加價,不但積極,而且多年下來隔幾年就爭取一次加價,的士車主的利益集團,已經熟習了政治游說工作的操作,絕非大家想像中的烏合之眾那麼簡單。

的士車主雖然會爭取加價,但除此之外,一切行業內外的競爭,他們都會堅決反對。政府天真地以為,優質的士只是有限度發牌,的士車主應該會「隻眼開隻眼閉」。錯矣。的士車主不會容許競爭,甚至現在的「八折的」,車主也曾經想除之而後快。車主甚至連司機以app接訂單也想限制,只不過司機也有他們的自由,車主不是什麼都管得到。

車主為何反對司機間的競爭?要知道,車主其實是不會知道個別的司機收入多少。所以當個別司機以更有效的方法去「競爭」,他賺到額外的收入,其實就是那些競爭力稍遜一籌的司機的收入。假如競爭激烈到某個點,某些司機從市場被淘汰,結果損失車租收入的是車主。而且由於司機的人數減少,對租車的需求也減少,留下來的司機議價能力也變相更大。

車主不願見到競爭,甚至不願就司機這一行設下太高的門檻。畢竟,司機才是車主的米飯班主。記得曾經有人對我講過,的士行業的存在,若干程度上是種社會安全網,讓失業的人有個謀生的渠道。但若然這個說法成立的話,政府更加應該在合理的情況下容許司機「自己搵食車自己開」。

的士行業在產業結構的影響下,反競爭的潛規則已成定局。網約共享出行,其實就是「自己搵食車自己開」的「進化版的士」,也是突破發牌制度造成扭曲的關鍵。偏偏在這個城市,政府不去思考現有發牌制度的問題,反而叫新的競爭者去學既得利益,這不叫退步,叫什麼?

今時今日,睇新聞不可以再只睇頭條。為了可以更有效地掌控社會民情,過去兩年我漸漸轉用了網上輿情分析的工具,從更宏觀的角度閱讀社會。最近,我發現有個現象,就是一系列親建制的社媒平台,忽然有組織地針對領展發動攻擊,而且態度極為兇狠;彷彿領展勾結了什麼外國敵對勢力,得先誅而後快。

又或者,領展的董事會,又的確是多幾個洋人,無意間破碎了一些玻璃心。不過,大家千萬別忘記,香港眾多收租的房地產信託基金,表現最一枝獨秀的就是領展。偏偏這個小農社會,仍然停留在義和拳的水平;替天行道是口號,最緊要是每個人都要話事。

「領展嘅商場街市,係大家㗎!」前總督彭定康說,香港的自由是喪失在自己人的手上,實在是真知灼見;中共未在香港實行共產,就已經有一群人搶着要搞港版土改。

當日無論是政府抑或是房委會,都已經山窮水盡。就算沒有資產打包成領匯上市,房委會一樣要改以商業形式運作商場街市。事實上今天的房委會商場,可謂比領展更領展。

歷史沒有如果,政客也不會理會慷他人之慨背後,最終誰來埋單。回購領展這個口號很易叫,但是值不值得,有沒有意義,難道也是一句說了算?

數據顯示,私樓住戶,無論是租戶抑或是自置物業,用在住屋上的家庭收入,少則三成多則八成。相反,公屋住宅住屋開支佔家庭收入,平均一成多一點。常識告訴我們,能夠上樓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生活環境大大改善。如今還要其他用納稅人血汗錢去為每條屋邨確保有最平最新鮮最多選擇的日用品,道理怎樣說得過去?

「屋邨商場,大家都有得用的,不用分那麼細。」假如你信政客的話,我也無話可說。不過,我想點出一個現實到不得了的問題:香港的公共屋邨,就是一個又一個的選擇票倉;相反,納稅人不但人數有限,而且四散各處。聰明的政客投其所好,為屋邨居民發聲,為自己建立票倉,是簡單不過的計算。

話說回頭,屋邨商場,無錯是大家作為消費者都可以幫襯,問題假如真的用公帑回購領展,然後「賣大包」平租出去,結果又怎樣肯定是價廉物美?難道要規定由某一些「地區非牟利組織」去運作?結果,你估誰的得益最大?政黨的社區組織,大家見識過未?將屋邨由政治到康文到經濟都一手包辦,漸漸時光倒流到從前的生產小隊合作社那樣,好不好?

話說回頭。要知道社媒是個由負能量帶動的生態圈,而建制派又不可以攻擊政府,甚至連政府做大股東的港鐵也不可以動半條汗毛,剩下來唯一可以讓他們發洩的,就是完全跟政府沒有半點關係的領展。

有一種政治叫領展。房委會商場像領展運作,房委會停車場加租,政客隻眼開隻眼閉;但是同樣事情由領展去做,由反對派到建制派都窮追猛打;原因竟然是它跟政府沒有半點關係。難道香港新常態,想保平安就要埋堆搵靠山?

上回提到,金錢有兩個功能,一是作為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二是作為儲值媒介(Store of Value);兩者二合為一,陰陽互補,不分軒輊。

近年大行其道的所謂金融科技(FinTech),有許多人只着眼於支付系統,又或者是加密貨幣的冒起。但這些現象都只是市場演進的表象,像 Bitcoin 般的範式轉移,實際是對央行發行的「非兌現貨幣」(Fiat Currencies)的一種反動。

順帶一提,「非兌現貨幣」當中的「非兌現」,是指黃金白銀;曾幾何時,所有貨幣的背後,間接或直接地,都是黃金和白銀。但是自從 1973 年美國單方面棄守「金本位」,全世界的貨幣都進入了「非兌現」年代。

Bitcoin 的重點是以「規則為本」(Rule-based)的精神, Blockchain 等技術,只是錦上添花,也切合了這個時代的實際需要。Bitcoin 是新時代的「金本位」嗎?Bitcoin 就算未能盡善盡美,但背後的精神卻是盡量模仿傳統的「金本位」而發展出的一套制度。有朋友說,只要 Bitcoin 能夠兌換成各國的貨幣,它就有儲值功能。可是要真正達至「新.金本位」的功能,發展到最終的形態,應該是各國貨幣甚至商品等,都要變成有 Bitcoin 的報價,到了那個階段,才算最完整地發揮一隻貨幣的功能。

說到這裡,應該有不少人想到了人民幣與美元之爭。可是於我而言,真正的對立面,始終是由各國央行主導發行的「不兌現貨幣」,與由市場力量主導以規則為本的新交易單位。

朋友高重健計劃推出一隻叫 LikeCoin 的加密貨幣,概念是讓在網絡上的創作人,可以透過 LikeCoin 去獲得實際收益,甚至在作品經過二創、三創後,仍然透過建立在系統中的「權益證明」(Proof of Stake),也得到部分收益。簡而言之,以後的「網絡創作」要賺的,不是單純的Like,而是可以直接化成實質利益的 LikeCoin。

網創生態圈要是得到 LikeCoin 作為骨架,促進了價值的流動,改變可以很顯著,但是關鍵仍然是網創市場平台的普及。我可以想像得到,有朝一日像 Facebook 般已經獨佔了市場的平台,漸漸變成免費和付費內容共存的平台。問題是轉變是透過傳統的「非兌現」貨幣進行,還是像 LikeCoin 般的新興媒介去發展。

我不知道 LikeCoin 最終會否成功,但是從以上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貨幣和市場是同一個市場現象的兩個面向。」換句話說,開發出一種新的貨幣,背後同時間也是在促使新興市場交易出現; Bitcoin 和 Ethereum 促成了的 ICO,就是一例。

金融創新帶來的市場轉變,一旦發展到某個規模,總會對現有的制度和法規構成轉變的壓力。回到 LikeCoin 的例子,除了是一種新的交易模式,也是對版權的重新詮釋。市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實會隨着時空條件的轉變,發展出新的面向和規律,但是背後的原則和當中每個個體的動力,卻是亘古不變的;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

說白一點,以單純應用的角度去思考金融創新,是捉錯用神。當市場結構和規則在變,監管者的思維卻滯留在錯誤的時空,形成的落差,將會是政治矛盾的根源。(加密貨幣系列之二)

「錢是什麼?」這個問題,許多人都以為自己有答案:「一張張可以換到貨物服務的,就是錢。」

這種建立於生活體驗的認知,不可以說是錯,但不夠精準。在經濟學家眼中,錢,既是「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也是「儲存價值的媒介」(Store of Value)。這兩派觀點,一動一靜,一陽一陰;定義上哪個是主,哪個是副,便成為了經濟學流派中,最大的分歧。比較非主流的奧地利學派,堅持沒有「交易媒介」這個功能,就沒有「儲存價值」的作用。而在主流認知當中,則傾向相信只要公認有「儲存價值」的媒介,就有「交易媒介」的功能。

正如「史蒂芬 周」在電影《食神》中的名言:「爭咩吖爭?搓埋做瀨尿牛丸吖笨!」其實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兩個關於錢的定義,非但沒有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孰主孰次,不用分得那麼細微。反而是主流社會認為,錢要由政府發行才有價值,那才是最大的謬誤。

就算在無政府的狀態下,社會也會演變出不同模式的錢;當然,隨着技術變遷,錢的存在形式,也會有所變化。佛利民在《Money Mischief》中提到,密克羅尼西亞人的傳統貨幣Rai,是圓輪形的大石圈。世界各地其他人類文明使用的黃金白銀,到後來的紙幣和銀行體系,本質上其實都是一種「儲值」的媒介,交易的進行,只是透過某種賬面上的結算進行,透過實體貨幣交易,只不過是一種歷史上過渡性的現象。

十年八載前,我也認識不少「玄門正宗」的奧國學派,認為錢就只有一種,就是黃金白銀,而且非實物儲備不可。但是隨着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的出現,就連奧國學派也分成兩個陣營。有人認為加密貨幣是一條出路,但也有人認為加密貨幣是一個泡沫,最終還是回到傳統的金屬貨幣的本位。

現階段說加密貨幣是否一個泡沫,實在言之尚早。但我可以肯定地說,貨幣本質離不開「交易」和「儲值」兩大功能,就算是今時今日在街頭巷尾都在講的FinTech,也是在這兩個環節上糾纏。記得曾幾何時讀過些評論,說航空公司的飛行里數計劃,創造出數以百億元計的經濟價值。事實上,美國的航空公司,不少超過一半的收入來自向不同的業務夥伴出售飛行里數。

假如飛行里數都是貨真價實的「儲值媒體」,可以用來交易的加密貨幣,又怎可能不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市場現象?最近成行成市的ICO,需求增加之下令到幾種加密貨幣兌傳統貨幣的價格水漲船高,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合理不過的新興現象,問題是ICO背後所公開發售的新種加密貨幣,又是否成為獨自存在的交易和儲值媒介,那就是另一個題目了。

從飛行里數的經驗看來,只要背後有一定的經濟活動,加密貨幣就可以充當交易和儲值媒介的角色。另一個問題就是,為何使用加密貨幣作為交易和儲值媒介,會比起現時的貨幣更有效和可信,這才是真正核心的課題。事實上我見到有不少構思中的加密貨幣,背後都是建基於針對現時市場解決不到的問題,究竟這些新加密貨幣是如何運作,下週續談。(加密貨幣系列之一)

社會不應該「為創新而創新」;但最諷刺的現實是:「應該創新的,卻偏偏最守舊。」

「搞錯呀,的士到今日都唔肯收八達通。」有人說八達通太霸道,收費太貴,的士車主不會投資安裝一部機,的士司機又負擔不起。當然,八達通其實也有流動應用程式O! ePay,只不過使用流程設計繁複到一個點,還是乖乖以現金找數好了。

香港雖然在支付系統上落後,但嚴格來說責任不在八達通。任何有真正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就算是殺頭的生意也有人會做,更遑論是一個人人都想爭奪的市場?所謂流動支付的技術雖然成熟,卻應用得笨拙;要知道創新不只是科技,最重要是改變市場結構、行為和習慣。

常言道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novation;有不足之處,才是最需要創新的地方。舉例說,就是因為許多香港人都曾經被的士司機拒載,的士司機又要捱貴租,像Uber那樣「自己車自己話事」的模式才應運而生。可惜在政府庇護的士車主的強大力場影響下,香港無論是叫Uber抑或開Uber,體驗亦別有一番特殊的香港味道。

還有些什麼是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呢?只要曾經在外國接受過醫療服務,就知道香港在兩間醫學院的壟斷下,平民百姓犧牲不少,造就月入幾球的「星球」醫生。不要誤會,我不是憎人富貴;只不過我自己要是有什麼身體不適,小事就讓身體自癒,大事我也會選擇回美國治療。

「嘩,美國醫療好貴喎!」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來說,無錯,美國醫療服務好貴。不過,其實香港的私家醫生,收費亦不會比美國更便宜;其實幫襯過美國的醫院,就知道香港的醫生,貴得冇道理。遠的不說,同一個醫生,一邊廂在公立醫院有個等待換肝的病人,同時忙於處理私家醫院的另一個病症。你覺得,香港醫療制度真的沒有問題?

外國醫療保險公司,其中一個功能就是代表消費者的集體利益,監察醫療服務的質素和成本,而醫療保險,其實就是「預繳折扣式」的醫療服務。不過,醫療服務性質複製,保單包什麼,不包什麼,由推銷到索償,要是由人工智能Chatbot處理,可能比人手處理更準確清晰。

保單爭拗,其實大多因為投保人對條款了解不足。早幾個星期,有一宗小額錢債索償個案,一位AIA的投保人,以為只要自己得到醫生加持,多少都有得「賠」,然而保單卻寫明「不包括預防式治療」;甚至投保人的主診醫生也表示,手術是預防式治療,也沒有必要住院。

在外國,非緊急的手術,醫生都可以在保險公司的系統中,得到即時預先批核,省了不少矛盾。在香港,當然醫生利益最大。但是消費者要明白,保險賠償,其實羊毛出自羊身上;要是claim到盡才值回票價,其實只是為日後加保費埋下伏筆,為醫生多供幾層豪宅。外國的保險公司,甚至用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分析,偵測詐騙和濫用保險,保障公司之餘,亦向投保人建議提供服務的醫院,另一方面也協助醫院控制成本。當然像Uber的情況一樣,任何事情在香港落地生根,都會因既得利益而出現無可避免的質變。

人類文明過去百多年來,無論是經濟發展抑或其他社會政治變遷,科技進步肯定是最大單一因素。這個世紀初跑出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以及兩戰期間到冷戰雄據一方的蘇維埃,說到底,最大的競爭關鍵,就是科技。

國家領導人心目中,科技的領先優勢,甚至比經濟發展更重要;反正經濟發展不是零和遊戲,也可以從後趕上,但科技卻是一個 winner takes all 的競賽,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雖然明知科技的博弈是 high stakes game,可是不參與這場比賽,就注定是要繼續扮演被動的角色,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

在一定程度上,今天的中國已經自視為取代了蘇維埃,成為「第二世界」(Second World)的領導,所以科技發展,也是今後極為重要的國策。換句話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下,經濟發展卻只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其中一個產物。就算摒棄過時的冷戰思維,傾一國之力全力發展科技,就好似上世紀初的教育普及化運動一樣,是時代的思維共識。所以在往後日子,這個城市各種沾點邊與科技有關的公共政治,亦應作如是觀。

話說回頭,大概十年前,由奧巴馬政府開始,便倡議要強化科技數理教育,而且要由中、小學開始。近年,還加上了arts的元素,將STEM,擴充成STEAM。但最諷刺是,教育這個環節,本身的結構和程序,卻沒有因為科技進步而帶來多少改善,繼續因循工業經濟的思維運作,將學生當作倒模大量生產的製品。

不過,不少創科企業的元祖,如 Bill Gates、Steve Jobs、甚至這一代的 Mark Zuckerberg,是輟學創業成功的代表人物,但也有像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在校院中得到啟發的例子。他們的共通之處,不是教育,而是創業者背後那份嘗試的精神。所以政府煞有介事地倡議「青年共享空間」,說穿了就是在土地主導的慣性思維下的盡力嘗試。可能有人會認為港官眼界仍然停留在撥款撥地修改課程等表面功夫,但平情而談科技的躍進或多或少有點偶發性的意味,以人才培訓為例,要是全民 STEAM 教育,最終結果如何,大家心裡有數。

究竟私人企業又如何去建立 talent pool?剛過去的這個月,國泰和數碼通都分別搞了 Hackathon 比賽;讓參賽者在 24 小時內,由零開始開發應用程式解決問題。這種形式的比賽,在美國其實已經是創科生態圈的一部分。

Hackathon 的對象,是已經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年輕人團隊。假如要將科技學習再普及至中學生層面,或者要像 Samsung 多年舉辦的 Solve for Tomorrow 般,在比賽之餘還安排工作坊和導師,讓參與者有全面的學習體驗。事實上,科技創新離不開發現問題癥結,然後思考和測試解決方法。像 2017 年的 Solve for Tomorrow,關注焦點就是如何以科技協助輪椅使用者,達到傷健共融的社會價值;這個課題單在香港影響的人數,數以十萬計,在世界各地人數更是數以千萬計,是大題目。

促進科技發展推陳出新,歸根結底是要建立個全民學習的社會;私營企業不少經驗有值得政府借鏡之處,甚至乎索性將這份工作交給企業,或會事半功倍。

政府有沒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原則上,不應該。

政府又有沒有責任為市民提供居所,例如公屋。我覺得也是不應該。房屋福利最理想的做法,應該以租金津貼,逐漸取代房委會「興建.擁有.管理」的一條龍模式。

不過公共房屋是香港政治的「聖牛」,誰也不敢對它進行大手術。

在七十年代尾,當局已經發現到大規模地發展公共出租房屋,長遠會構成沉重的公共財政負擔;當年的港英殖民地政府便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一方面為房委會開拓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將租戶變成業主。

2002年香港樓市處於歷史谷底,連居屋亦滯銷;當時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九招托市,其中一招就是「停售居屋」。停售居屋真正最大的影響,是令到房委會失去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之後領展上市,已經是衍生出來的漣漪效應。我經常都說,大家只要看位於油塘的「大本型」,不難見到就算沒有將領展上市,房委會一樣會將非住宅的租務向市場化發展。

林鄭月娥政府第一份施政報告,將公共房屋政策定位在「置業主導」,建議「綠置居」和「白居二」恒常化,以及推出「首置上車盤」,有人認為新一屆政府的房屋政策轉向,但嚴格來說只可以算是回到最原本的房屋政策方向。

也有人認為,政府沒有責任協助市民置業。不過要知道,在現行政策之下,政府已經有極具規模的房屋福利,在擴大興建公共出租房屋和「完善置業」階梯兩者之間,現屆政府的選擇,理論上是更合乎公共財政管理的長遠利益。

撇除樓價升值,在私人房屋市場,長遠而言租與置對居住成本的差別不大。可是在公營房屋市場,由於產權的不完全,令到不少潛在價值被人為地壓抑。當然,我明白在今天的香港社會,說要釋放房產的價值,會令到不少無殼蝸牛感到擔憂。但在不少人心底裡,真正的希望在控制居住成本的同時,也可以受惠於房產價值上升,所以置業主導的房屋政策背後,其實有一定的潛在政治支持。

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既然反正都是以錢和土地等公共資源用作補貼,以社會最大利益為依歸,理所當然。根據政府統計署數字,由於最低工資的影響,公屋居民的入息中位數增長,一直跑贏私樓住戶。如果以住屋開支佔入息中位數的比例計算,就更加見到公屋的補貼效應;2006年公屋戶的住屋開支平均,是居民入息中位的13.5%,但到了2016年,同樣的比例下降到 9.3%。至於私樓戶,2006年的住屋開支平均,是居民入息中位的25.2%,但到了2016年,同樣的比例則上升到 30.7%。

公屋住戶省下來的錢,也反映在消費上。公屋戶平均每月家庭消費,近 47% 用在飲食上,私樓戶卻只有 24%。所以說私樓戶「節食為有瓦遮頭」,實不為過。這個現象也解釋了為何有研究發現,公屋區附近的商場租金回報率平均接近 4%,而香港一般的零售物業加權平均數只有 2.5%。

任何房屋政策都是一種補貼,代價就是要共同承擔,包括了更高的平均生活成本。反而以置業主導為房屋政策,其實可以視為將消費變成儲蓄,也將土地升值的回報更平均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