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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過去週末,我出席了一個專為國內交流生舉辦的座談會。參與的學生,大多數是大陸的中層管理人員,他們也有不少是經常往來香港的專才。其中一個問答環節中,有位與會者提到香港在過去廿多年來,在硬件上彷彿沒有明顯提升,並質疑香港是否已經困惑於發展樽頸。

毫無疑問,沒有一個城市硬件和規模,能夠永遠以剛性的上升軌跡發展。可是,任何城市在任何發展階段,都總會遇到一定的挑戰:「打個比喻,香港像最新推出的iPhone X,有人說在硬件上iPhone X的規格跟幾年前的Samsung差不多,可是這種比較是沒有意義的。」

畢竟,iPhone獨特之處在於它的平台。甚至乎表面上是一樣的程式,在iOS上運行,使用者的經驗也是不同的。雖然說魚與熊掌各有所好,但要是iPhone放棄了iOS,iPhone就不再是iPhone了。當然,在許多環節上,iOS跟Android正在匯流,但獨特性就是競爭力,iPhone裝上Android難免會變成次貨。

香港的獨特性究竟是什麼?相信大家心裡有數。反而是香港硬件的問題,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

戰後美國,有所謂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從城市規劃的角度,美國夢就是汽車的普及,以及中產家庭遷移到市郊獨立屋。美國夢跟香港的「四仔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說穿了,當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他們追求安居樂業和各種物質需求,其實大同小異。

任何事情都有代價;美國夢和「四仔主義」,換來就是「市郊化」(suburbanization)和「都市擴張」(urban sprawl)的各種社會挑戰。交通擠塞,幾乎是所有大城市都要面對的社會挑戰,就算是興建大型集體運輸系統,也只可以解決部分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其他影響深遠的社會問題,歸根結底也是源自於幾十年來的城市規劃方針。

早在1960年代,著名時事評論家Jane Jacobs已經對城市規劃當頭棒喝,尤其是對十九世紀末始大行其道的「花園城市模式」(Garden City),更是深刻尖銳。簡而言之,花園城市就是將工、商、住、社四種用地分割,減少互相影響的城市規劃模式。將不同的土地使用集中,互不相干,表面上好像可以提高資源使用的效率,亦有助減少環境上的際外效應。

但正如Jacobs所提出的觀點,空間使用的效率,必須要同時考慮到在每天不同時間的使用。規劃之下各種不同用途的空間,在不同時段的使用各走極端;例如在日間的時間,住民社區人去樓空,形成了所謂的「睡房社區」(bedroom communities);留下來的老人和幼童,變成了新的社會問題,要透過政府介入處理。晚間,工商空間被閒置,又產生各種治安問題。此外,各種消費品尤其是汽車,在規劃之下也出現長時間的閒置,既浪費資源,亦浪費存放空間。

近年冒起不同的共享經濟平台,正是市場利用社會的閒置資源,來處理各種社會挑戰。座談會上也有參與者提到,香港發展共享經濟似乎遇到不少阻力。我只可以無奈地說,以香港的高密度生活環境,發展共享經濟本來理所當然,但這個曾經靈活變通的城市,已經被過度規範,以致社會軟件的發展,也漸漸落後於其他鄰近競爭城市。

最近重看Christopher Nolan的《The Dark Knight》;這套2008年的戲,我大大話話看了十次八次。曾經有段日子,我覺得Nolan的代表作是《Inception》。但漸漸我發覺,《Inception》將符號、心理學和電影理論「扭」得太多,反而整套戲的人物就只有Cobb的設計有故事性,其他的都只是蜻蜓點水,輕輕帶過。畢竟,整套戲都是Cobb的夢境,其他角色都只是心理投像吧。

《The Dark Knight》的人物設計,反而更加深刻,人物關係布局,也更加複雜。大家記得電影的開場嗎?六個小丑裝扮的劫匪,竟然打黑幫銀行的主意;結果五個劫匪都因為籠裡雞作反,逐一被幹掉,最後剩低Joker一人獨吞黑幫的所有存款。

Joker是一個為了錢殺人不眨眼的歹角,就是這麼簡單嗎?不。其實只要觀眾細心留意,故事一直發展下去,Joker是用自己的方法,完成Batman處理不了的問題。黑幫雖然被Batman逼到「無啖好食」,但至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合法的勾當,但是Joker似是隨機的恐怖襲擊,卻令到黑幫反抗又不是,團結又不能;Joker甚至乎連串通黑幫的警署也用人肉炸彈解決,一乾二淨。

話說Batman雖然是英雄,其實對葛咸城一樣是感到有心無力。記得有一幕在停車場,黑幫和 Scarecrow交易,有一班偽Batmen自以為在替天行道,儆惡懲奸。結果Batman除了要處理黑幫和Scarecrow,更加要將這些業餘vigilantes拘捕。

Batman究竟是為了保護這些英雄主義上腦的狂熱分子,免得他們自己日後傷害自己?還是本着「違法就要受制裁」的精神,連vigilantes也要繩之以法?事實上,Batman知道自己不是好的榜樣,除暴安良也不是靠戴着面具的精神領袖,所以他希望Harvey Dent可以成為葛咸城的白武士,在日光之下處理罪行。

Harvey Dent本來只是個帶點過分自信的正常人,他的那句座右銘I make my own luck,卻出賣了他其實也不是完全光明磊落的陰暗面。諷刺是當Joker殺死Rachel Dawes也毀了Dent半邊面之後,Dent卻變成了Two-Face,應了「型到盡頭便是柒」的詛咒,也變成了以暴易暴有仇報仇的躁鬱症患者。

最後Joker將整個葛咸城都送到囚禁在兩艘船上;一艘船全部都是囚犯,另一艘是其他人。兩艘船各自有一個引爆器,可以將另一艘船炸毀。若然在子夜之前兩艘船都未被炸毀,Joker便將兩艘船都同時炸毀。很博弈論的情節吧?

就只差那一點點,他幾乎可以用事實證明,沒有誰比誰更正義。最終,當然大團圓結局,我也不知道這是否《The Dark Knight》的敗筆。但是,Why so serious?

為何無端白事拿一套九年前上映的電影寫評論?無他,近來香港發生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多講了,反正大家心裡已有判斷,對嗎?

話說回頭,今時今日重看這齣經典作品,我忽然又多了點感悟。自以為在執行公義,以暴易暴,改變世界的人,是否或多或少都有點心理毛病?我不是說世間沒有正邪善惡,但個人喜惡愛恨,難道就是賞善罰惡標準?究竟什麼人才會認為自己是公義化身?自我膨脹的背後,又是否在掩飾逃避某些個人缺失?

當前的香港,我會借用Joker最後一幕的對白去形容:Madness, as you know, is like gravity. All it takes is a little push.

記得小學的時候,在學校圖書館見過一本兒童文學作品叫《愛的教育》;具體的內容就記得不太清楚,在矇矓的印象中,書中散文有不少民族主義的意味。

「真愛,會令人有動力,令自己變得更完整。」人大了,尤其是身為人父之後,對愛有更深入的體會。正如《聖經》也有講:「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有人說,要從小向兒童灌輸中國人的身份意識。嗯,我覺得作為成年人,要是我們真的愛自己的下一代,我們先要灌輸的,是「人」的身份意識。做一個中國人之前,我們要做一個「人」。

人,究竟是什麼呢?人,就是不完美,自己如是,別人亦如是。知道大家都有所遺缺,人就學識對別人有所包容,也會對自己有所要求。這叫做自愛,也是愛人如己的基礎。

做人的道理,比做中國人的身份,更重要,對吧?印象中,幾乎所有民族主義者,都難免會先入為主,將不同人種分高低,而不會將每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會不自覺地將自己歸類。

有時我也分不出,民族主義者究竟是自卑?還是自大?他們會覺得自己的民族是最優越的,但真正優越的人,又怎會有仇恨?仇恨,是因為他們對自身的處境感到不滿,感到自己備受壓迫。

當耶穌仍在人世傳道的時候,基督徒是被壓迫的一群;但耶穌基督宣揚的救贖,卻是普世的。救贖要每個人都盡力完善自己,對真愛有所追求,要自愛。真愛,會叫人每日三省吾身,律己以嚴。

自愛,不是自私。要知道,氾濫在人世各種膚淺的貪嗔癡,卻叫人執着名相,有人整天在高呼愛愛愛愛愛的口號,但卻不懂自愛;那不是真愛。

當然,最偉大的愛,就是可以視萬千眾生為獨立的個體,但與此同時又可以有着某種冥冥之中的關聯。坦白說,我自覺永遠都不夠完整,沒有這種大愛的精神,所以我也不敢苛求別人;但求能夠盡自己分內的責任,愛身邊的人猶如愛自己。

愛國,愛民族,是真愛嗎?假如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善國人的心靈和生活,同時督促自己,感召其他人,那是愛。愛民族,道理也是一樣。

愛,要建立在真正客觀的認知,否則就是盲目的愛;是其是,非其非,也是愛的表現。愛,不會只報喜不報憂。愛,不會抬高自己貶低別人。

愛,會讓人有自由,但更加會時刻反省自己的責任。

我也曾執迷於民族的意識形態,見識過世界各地的文化異同,讓我更加相信,做一個人,比起做一個什麼民族,什麼主義的人,來得更重要。

愛我們的下一代,請盡自己的努力,讓他們選擇做回自己,做一個人,自愛,為完善他們自己的生命,比我們活得更精彩。

有分析指,十九大過後,就是廿三條立法的開始。

「廿三條立法之後,最多說話小心謹慎一點。」不少朋友都已經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不過我最怕的是「秋後算賬」;尤其是在DQ案以後,這個政府已經將「誅心論」滲進了施政方針。換句話說,問題不是你在廿三條立法之後公開發表過什麼立場,而是在廿三條立法後,政府是否將你視為「國家的敵人」。

「你是否有點過慮了?」或許吧。但我更加擔心,有許多事情根本不在香港政府控制範圍之內。

今年八月中,中共喉舌《求是》雜誌發表《「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的若干重要方面》提到:「任何人都不能對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討價還價 面對『台獨』、『港獨』、『藏獨』及『疆獨』等,必須展開有理有節的有效鬥爭 」

黨八股,雖然大多數時候都是冗長而重複,但從當中的行文用字,一定程度也反映中共當權者的觀點。《求是》雜誌的這篇「鬥爭」文章,以習近平的名義發表,並且將「港獨」確認成事實存在,特區政府再不情願,恐怕也要公開表示支持。

有理由相信,特區政府為了令人感到安心,至少會就「廿三條」作出口頭承諾,指法律將不會有追溯權。不過,法例條文中又會否白紙黑字訂明,法例生效前的言論不會被追究?

就算政府保證不會「秋後算賬」,往後的白色恐怖,究竟又有沒有底線?當北京說支持特首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假如有人針對特區政府發表批評,又會否被視為顛覆國家的行為?你可以說我杞人憂天,但DQ案連自決派的姚松炎也容不下,我的憂慮絕對不可以說是無的放矢。

「你不喜歡香港,可以離開。」無錯,我應該是最和平理性的主張;我怕的是就連這種想法,也會被視為不友善的立場;可是歷史告訴我們,極權統治下,最終連遠走他鄉,都要「搵命搏」。

「你不要危言聳聽了。」請恕我悲觀;但悲觀的人,最壞的情況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但最好的結局,就是雖然自己錯了,但生活卻繼續如常。

再講,香港是個聚散無常之地,人也好,財貨也好,也是自由往來的地方。當人財貨聚,即是香港最好的時光;散失了,就變得暗淡無光。借來的時空,只是歷史的偶然,可一,不可再。失去了,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再出現另一個香港奇跡。

香港是個奇跡,是恩典。趁今天還有這點借來的時空,我將可以說的話都盡量講清楚,因為沒有人知道,在往後的日子,什麼可以講,什麼話會犯忌諱。

「夠啦,政府有話過要以言入罪咩?」請緊記,自由的空間不會在一朝一夕間失去;但是當自由不再,爭取自由的代價也會大到難以想像。我承認自己是個貪生怕死的人,所以我才會在仍然有空間的時候,有權用盡。

自由的另一面,是每個人的良知。喪失自由的空間,良知也沒有存在的機會,屆時,無論大聲疾呼的是誰,也不再有意義。

鬥爭,實在叫人太沉重了。諸位權貴,或者你們有所求,所以鬥爭成了你們的業。我們大多數人,卑微的願望其實只是希望安穩地過日子。

美國夏洛特維爾(Charlottesville)因「白人至上極端主義者」和「反納粹主義」的衝突,釀成三死數十人受傷。我見到不少華文媒體的報導,矛頭指向美國的種族主義。

「美國佬學人講自由民主,咪又係偽善!」過去幾年我差不多一半時間在美國生活,算是有點認識。我只會說,美國是多元文化,一樣米養百樣人。無錯,在某些地方,種族之矛盾仍然存在,但也有不少地方,不同背景種族的人,可以和諧共處,相安無事。

種族歧視,其實也不只是黑人被處於弱勢那麼簡單。在某些地區,反而是有白人感到被排擠。以夏洛特維爾所在的維珍尼亞為例,在這個州的北部,有不少南亞和韓裔的高技術高收入移民,而基層工作則被拉美裔人口所佔據,中產白人在北維珍尼亞,反而要面對生活和工作競爭壓力。當然,有人選擇遷離,但有人表示,喜歡北維珍尼亞的國際文化(Cosmopolitanism)。其他相對「進步」(Progressive)的社區,如加州灣區、紐約市等,都有類似情況。

在個人層面,種族歧視,就是對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有先入為主的偏見。以我個人的經驗,在美國的第一代新移民家庭,反而最不習慣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說到底,真正的「色盲」,就是可以視每個人都是獨立完整的個體。事實上,我未見過真正「色盲」的人;就算是「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s),也沒有真正的「色盲」。

只要是有新移民的社會,就難免會出現文化認知上的衝突。個人微觀和主觀的種族歧視,可能要過幾十年,幾代人,才解決得了。但在公共政策宏觀層面,真正問題是各族裔在生活和工作上,有沒有遭到制度上的歧視。美國的個別地區,有所謂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讓有色人種在就學和就業上得到特殊的待遇;然而,「平權法案」在某些少數族裔眼中,也是一種「逆向歧視」,尤其對亞裔人口,不少人都認為「平權法案」對他們不公平。

順帶一提,不認同現任總統特朗普的人,大多視他為種族主義者,因為他的支持者有不少都是種族主義者。尤其是在今次事件,借題發揮說特朗普沒有刻意譴責「白人至上極端主義分子」。但細心分析特朗普的得票,其實他在不少低收入家庭的支持,正是來自所謂的少數族裔。從政治的計算上,特朗普的經濟保護主義,贏到了勞動階層的支持,突破了共和黨一直以來的缺口。反而代表民主黨的克林頓太太打的女性主義和環保議題,只是在自我感覺良好,圍爐取暖,不接地氣。不少美國的進步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媒體,在上年大選後都有就民主黨的失策作出反省,可惜香港主流國際媒體和評論,都只會覆述人家最表面的輿論,立場甚至比美國民主黨來得更酸溜溜。

美國是多種族社會,雖然社會上仍然有歧視,但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肯定「政治不正確」。反之,太平洋的另一岸,有國家本質上是多種族的社會,但強權政府卻硬要以民族取代種族。無論是我的個人經驗抑或是歷史教訓,民族主義往往是最邪惡的制度性種族歧視。或者我們在指點美國的種族矛盾時,也應該反省遺禍更深的民族主義。

年輕人眼中,大學聯招結果是教育軍備競賽「進入直路」的一刻,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無論好醜都要有個offer!」難道大學的意義就是如此?

「讀『神科』邊個唔想?但係如果連offer都冇,條路點行落去?」有選擇的人,始終是非常少數;不,應該說,很多人都不自覺地限制了自己的選擇。其實路是人行出來的;走眾人都選擇的路,也不代表可以到達終點。

廿幾年前,一個夏天的傍晚,我和初戀女朋友,坐在舊紅磡碼頭看日落。「不如去美國讀大學咯。」我無厘頭地爆出這一句,想不到她原來也有同樣的想法。

中六那年,我們在聯校活動中認識;之後的暑假,我們便決定高考後到美國讀大學。當時還沒有互聯網,外國升學資訊都要自己去研究。我還記得中大有個International Center,有許多外國大學的課程資訊,開放給公眾使用。中七開學之後,我們兩人同時要為高考作準備,又要考 TOEFL 、SAT和填寫各大學的申請書。當時,我還有一份兼職;賺到的錢都用來報考大學。

結果,我們被同一間大學取錄。但在我們準備出發到美國的那個星期,我們分手了。

「入到大學,有成個森林,做乜要為一棵樹而煩心?」當年,有前輩如是說,但我沒有放在心上。廿多年後的我,有時也會幻想假如當日我們選擇留在香港,結局會否不一樣。但我深信,我們最終還是分手收場,而我們之後走的路,也不會有太大的分別。

記得在離開香港的那班航機上,我和兩位都是第一次離家出走的「新鮮人」,東拉西扯地胡扯。不知為何講到物理課學到的概念(displacement)。有位同學說:「幾年後,我哋又返到香港,即係冇displacement啦!」我回應說:「但期間我哋有work done喎。」

在佛學概念中,work done,就是業。事業是業,學業都是業;許多人無論事業學業,關心其實是自己的身份;「我要做醫生」、「我要做銀行家」、「我要做特首」,所謂「我的志願」說穿了都是業。

業,本來沒有必然的好壞善惡,一切都是境由心造。但假如你一心想「救人」、「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香港繼續有法治同高效施政」,許多事情可以想做就去做,想貢獻亦不論自己是什麼身份,更是「功成不必我在」,這就是佛教語境中的「布施」。

人生的抉擇,不在於「工作和生活」的取捨,而是對「作業和布施」的覺悟。話說回頭,我沒有後悔當年到外國升學的決定。畢竟,世界很大,香港也只是地球的一個點。

雖然我堅信除了「讀大學然後找份好工作」,人生事業還有許多門路,但假如今天的莘莘學子仍然想再經歷大學生活,我會鼓勵他們認真考慮往外國闖。再講,董建華的港版「文憑量化寬鬆」,也終於爆煲;今年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學額,供應共30,065個,超額一倍;當中約四成是政府資助,其餘則屬自資課程。

有教育機構看準市場需求,例如ARCH Education便開辦了英國倫敦大學的國際基礎課程(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Programme, IFP)的面授課程,保證完成課程並符合要求的學生,可升讀倫大國際課程開辦的某些學士課程,又或者報考其他UCAS學士課程,甚至其他國家的大學。大學,只是the end of the beginning。畢業後,還是在起點,往後還有漫漫長路;眼光,還是放遠點好。

1950年代,外科醫生Maxwell Maltz發現,一般人在整形手術後21天,開始接受自己新的外表。Maltz在1960年代發表相關的觀察研究;出乎意料地,這份報告被不少「自我提升」的暢銷作家引用,久而久之便成為了「要形成一樣新的習慣最少要廿一日」的「都市傳說」。

我有不少壞習慣。不,應該說,我是一個很難正面地建立良好習慣的人。我食不定時;吃什麼,也是隨緣隨心。雖然我的水性還算過得去,但我沒有做運動的習慣,儘其量也是偶爾早起的日子去游一、兩公里。至於其他工作和生活日常,我也是隨意而為,沒有什麼紀律可言;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交稿。

我常自我安慰:「人生若然沒有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轉折,就是天機算盡太聰明,最終還是會因為偶發的意外大失預算。」然而從功利主義角度分析,良好習慣,不但可以提高日常個人生活決定的效率,日積月累之下,也降低了許多不必要的風險。無錯,正如我最欣賞的作家Nassim Taleb提出:「冒險是必須的,但不必要的冒險,必須要戒掉。」

《紐約時報》記者Charles Duhigg寫了兩本書;2016年出版的《Smarter Faster Better》不到一個月便榮登暢銷書榜榜首,但更多人記得,也更多人談論是2012年他所寫的《The Power of Habit》。行為科學近年成為了管理人員的必修科,如何去建立新習慣和戒除壞習慣,更成為產品設計和企業行政人員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在傳統心理學裡,習慣其實就是「官能刺激」「行為」「獎勵」的循環。習慣一旦養成,便會產生極強大的「黏性」,要改變,就只有以替代的方法,以新的行為令到循環得以繼續。此外,研究發現,個人自我觀感和信念對一個人的習慣,也有很大的影響;當一個人將自己建立新習慣的目標公諸於世,並且定下獎罰條件,交予別人去監察,也會大大提高改變習慣的機會率。

有企業看準這個商機,利用智能手機和穿戴裝置作為監察,並提供收費服務;想改變自己習慣的消費者,作出運動或飲食習慣的承諾,要是未能達標的話,就要提交罰款。也有平台將罰款變成向指定慈善機構捐款,但背後概念大致相同。香港的馬會最近也推出類似的活動:任何參與者只要每天到網站觀看三位知名運動員所拍攝的短片,並且每日做一點運動,或者改變一點飲食習慣,廿一天後馬會便會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捐出365元。當然,賞和罰的影響理論上有點不同,但建立良好習慣的目標和手段肯定是正面的。

將行為科學應用在公共行政,有人會認為是「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但在最低限度,政策設計也應該盡量避免,建立意料以外的集體行為。許多政策副作用,原因就是出於設計者的天真;官僚以為只要簡單的訴諸權威,道德控訴,又或者索性立法禁止,就可以改變人的行為。對不起,對生命認真的人都知道,改變自己已經夠難,若可以改變得到身邊的人,就更是難能可貴。要改變一個社會,又豈可簡單地憑幾張白紙黑字?

「立法會不得反對行政機關提出的建議。」話說H城的立法機關被不少民眾投訴「阻頭阻勢」,H城立法會內有聲音認為,要借助修改議事規則,減少爭議。

「凸顯行政主導三權合作的特色,不如將修訂改成:『立法會必須支持行政機關提出的建議』?」有人再進一步,認為與其要限制立法會議員的反對聲音,倒不如正面一點,要議員必須擁護行政機構施政。

「這樣豈不是要立法會變成橡皮圖章?」橡皮圖章?已經很久沒有人這樣形容立法會了。不要誤會,沒有人叫立法機關做橡皮圖章,因為愈來愈多人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只不過是駱駝背後的最後一根稻草。

曾幾何時,H城的代議政制機關,深得市民信任。市民遇到了各大小民生問題,第一件事就是找議員幫忙。議員其實也沒有什麼實權,但行政機關上下對代議士多少也有一定的尊重,身為代議士的,也對自己的身份有所期待。這段日子,可算是H城政治上最融洽的廿年。

後來,H城成為了另一個國家的一部分。表面上,H城原有的制度沒有大改變。可是,在文化上的些微差異,卻漸漸令到H城本來行之有效的代議政制,漸漸崩潰。

首先第一任首長將當中有真正實權的市議會廢除,理由是資源上的重疊。實際上,市議會有分配財政的權力,負責市政的官員,也要向市議會問責。H城首長快刀斬亂麻地,將市議會廢除,並且將權力收歸行政機關。在往後的十幾年,不少民生事宜進退失據,行政機關被罵得狗血淋頭,卻沒有人記得,千錯萬錯,最錯就是殺局的一着。

第一任首長為了制衡行政機關中的公務員,還創立了「問責制」,直接委任社會賢達加入管治的最高決策層。這位首長相信,只要有一群願意效忠的賢士,就可以做到高效施政。這種想法,說不定是出自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手筆呢。

本來是出身行政機關的第二任首長,推出了「擴大問責制」和「親疏有別」。在他的任內,政黨政治出現了存在危機。話說回頭,H城在主權移交之初,還有不少人相信,這個城市將由本地的政治人才負責。結果,大家都見到了,要在政治界出人頭地,最重要是跟行政機關打好關係。

到了第三任首長,H城的民間政治基本上已經沒有空間。反之,愈來愈多對施政感到不滿的聲音,都直接在街頭上表達。H城第三任首長在他任期最後一年,更透過司法手段去褫奪議員議席,令市民連司法獨立的信任也出現動搖。

話說回頭,沒有人再關心H城的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也沒有人談論。再過幾十年,H城將代議政制凌遲的過程,在未來的歷史中將會是一個被研究的課題。當市民對三權中的立法和司法都不再有信心,政治會是更加穩定,還是有更多反抗的力量在街頭上展現呢?一個曾經被譽為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又怎樣在權力集中的行政霸道政府和尋租者政治下異變呢?

圖片說明:有誰再關心H城的立法會呢?

行文之時,剛收到消息,指《壹週刊》要賣盤了。

對於我這個生長於八、九十年代香港的一代人,《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甚至乎整個壹傳媒,都代表了某種價值觀。那些年,我曾經妄想過,要是有機會參與在其中,也是一份榮幸。

2002年,有幸得到廖建明兄的邀請,在《蘋果日報》的論壇,每月一稿,寫一些自由市場的題目。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2005年,我膽粗粗地向黎老闆智英自薦,加入《蘋果日報》當主筆。往後的,都是歷史。

十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的事,有些令人失望,有些令人神傷。與此同時,傳媒行業也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資訊的流動性,令到傳統的傳媒機構不知所措。從前,傳媒的價值就是在於資訊的不對稱。可是當資訊在近乎零阻力的環境下,時間值極速貶值。傳統媒體失去了存在意義,淘汰在所難免,過程也必然令人感到不安。

許多人誤以為,主流大眾媒體的沒落,有利於政府單方面地操控社會。事實上,在新的資訊環境下,不同的意識形態圈子,自我圍封起來。缺乏具貫穿力的媒體將碎片化的社會連結起來,一樣是難以管治。

坦白說,我不敢說自己看得穿資訊行業的未來。可是無論是誰做傳媒老闆,都有幾個無法逃避的幾項原則:

一,無錯,媒體就是一盤生意,但要認清誰是真正的「老闆」。不賺錢的媒體,沒有條件去講意識形態立場,也不會有真正的影響力。

二,假如媒體的「老闆」是廣大的消費者,消費者的立場,就是老闆的立場。資訊消費者所需求的,也不是簡單的資訊,而是真正有用的知識。資訊和知識的分別,在於資訊只是事實的全部或部分的陳述,而知識卻可以即時轉化成行動的觀點。換言之,媒體和資訊消費者之間,有一定的信任基礎;《壹傳媒》過去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公信力。

三,媒體經營者當然可以用錢去堆砌班底,但沒有靈魂的內容和陣容,不可能發揮真正的影響力。在自媒體的世界,內容創造者有的是選擇;假如純粹是希望發表立場,大不了在網上的各大平台,甚至自己經營的地盤去繼續發聲。

假如以為將一家傳媒買下,就可以影響群眾的思想,這種觀點也未免太過天真。錢,可以買得到一面招牌,但買不到公信力。公信力無價。假如將媒體的招牌買下來,只是為了消費它的公信力,恐怕這種生意也不能夠運作得長久。

媒體不只是一盤生意,更加是一門不斷在演變的生意。從前媒體的營運模式,是透過建立讀者和觀眾人數,來經營廣告平台。可惜,這套模式早已過時。今天從事媒體的人,假如不懂得將公信力轉化成Engagement,仍然漫無目的地追求點擊率又或者Like和Share,這種媒體也只是行屍走肉般的存在,不會有生命。

毫無疑問,有不少消費者仍然希望社會上有媒體可以為他們提供有「養分」的「知識」,也意味着收集和發送資訊,依然是有利可圖的生意。只不過大多數媒體從業員,心態上繼續停留在他們最風光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淘汰的命運降臨,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圖片說明:《壹週刊》賣盤,標示着傳統媒體被淘汰的命運。

香港沒有天然資源;剩下的,就只有制度和人才。本來,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劃時代的構想。在一個搶地搶資源的時空,竟然有一個地方單憑制度和人才,創造出世界級奇跡。香港甚至乎連平地面積也總是不夠用;當年英國人殖民地官員,最積極的兩件事,就是移山填海造地和興建水塘確保有足夠食水供應。

管治香港,本來就是這樣簡單。今天特區政府說成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也是在戰後才漸漸演變成政府的工作;甚至乎在五、六十年代,房協仍然是慈善組織。當年的「房協模式」比起後來「以量取勝」的「房委會模式」,做出來的功夫更貼近市民所需。可惜由七十年代起,麥理浩的大政府計劃改造了香港,房協的功能和角色被房委會取代。慈善(Charity)也漸漸被福利(Welfare)取代,最終異化成權利(Entitlement)。

「慈善」、「福利」和「權利」這三個概念看似相近,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慈善,是有人道精神、有信念主張的自發行為;經營慈善的人,其實也是在透過倡議,建立社會資本。麥理浩七十年代的大政府改造,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將民間倡議,納入到政府編制當中,變成官僚式的資源分配。由慈善異變成福利,無論口號有多漂亮,官僚式的資源分配到最後還是沒有本身的價值基礎。

福利官僚的思維,是「睇餸食飯」。有多少錢,可以派予多少人,然後就可以巧立名目,但畫下一條又一條福利資格的定線。資源愈多,跌入福利網的人,也愈多。社會愈富庶,各種訴求的聲量愈大。結果,福利的氾濫到達某個水平,沒有拿福利的人才是被邊緣化的少數,如是者,福利便異變成權利。最終的結局,除了是一個「大到不能倒」的政府,就是「大到不能不倒」的公共資源黑洞。

香港正步入這個狀態的臨界點。房屋、醫療、教育和福利,是政府四大經常開支;近年再多一項「經常性的非經常開支」名曰基建。基本上,任何政客說要增加其中一項開支,彷彿是理所當然,沒有矛盾。

資源有限,增加任何一項開支,代表犧牲其他範疇的預算。可恨是,政府多年來有財政盈餘,令我們集體地患上「二世祖綜合症」,以為香港可以永續地「千金散盡還復來」,更不會質疑,究竟官僚分配資源,是否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香港是一班正在駛向懸崖的慢速列車。

官僚排擠社會民間力量,是制度上的不歸路。房協和房委會是一例,醫管局的出現,又是一例。至九十年代,教育官僚以校本條例抹殺辦學團體角色,教育全盤官僚化,亦是今天教育的深層次矛盾。

似乎特區政府也意識到香港管治困局的死結,所以一直念念不忘醫療融資,希望由需求側帶動供應側改革。新一屆政府的房屋政策,放出第一個熱氣球就是支持社企的「良心劏房」,跟當年的「房協」模式又何其相似?

政策改變,會製造新的既然利益,也威脅着舊的既然利益者。外強中乾的特區政府,又豈會有政治能量撼動房屋、醫療和教育這三座真正的大山?

 

圖片說明:房屋是政府四大開支之一,劏房戶心急等上樓。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還有一個夾心階層。

在清帝國的時候,滿族人遇到高級過自己的皇族貴族,會自稱「阿哈」,換成漢語意思就是「奴才」。漢人,就連自稱「奴才」的資格也沒有。有機會見到皇族,先有跪拜叩頭,自稱為「臣」。

久而久之,自稱「奴才」才是貴族,「臣」的地位就更低一等。社會尊卑貴賤出現了明確框架;有機會做「奴才」的,盡量將「奴性」表面化,甚至以公開表演模式,讓最多人見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

清帝國不是歷史上唯一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個案;歷史上幾乎所有統治者,或多或少都透過類似的手段,去控制着一群「爪牙」。

「爪牙」這個詞語,出自韓非子的《二柄》,本來意思指以賞罰為手段,影響被統治者。但隨着時代變遷,「爪牙」輾轉變成統治者手下代理人的統稱。統治者不能沒有「爪牙」,但又不可以完全依賴「爪牙」,否則「爪牙」可以隨時取而代之。

將統治者和爪牙的微妙關係,解釋得最清楚的,應該是由紐約大學政治學學者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所寫的《獨裁者手冊》(The Dictator's Handbook)。

掌握權力的統治者,唯一目標就是要繼續掌權;一方面統治者會讓「爪牙」分享到部分利益,與此同時又要讓「爪牙」知道,統治者有能力隨時換人。由封建社會的分封制度,到今時今日的選舉政治下黨派對黨員的管理,原則不變,只是手段有異。在民主選舉的社會,當權政黨透過政策進行利益輸送,並且借改變選舉制度和選區規劃,達到保留權力的結果。

極權社會的統治者,替換身邊爪牙的過程,往往充滿血腥和暴力,代價也極高。故此,這些統治者往往會人為地在社會構造出權力的階梯;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自古以來便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人為權力階梯。中華文化就是在這種權力結構轉變中,以極緩慢的速度向文明匍匐前進。

中共與封建帝國,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今天的共產黨員同志,就是從前的八旗子弟;特區的高等華人,就像滿人統治下的漢人,最多只是一年上京一次,而且也只是聽聽總理報告,回到外化之地就「也文也武」。

主權移交二十周年,黨總書記習近平以主子身份巡港,奴才和奴才都不如的一眾權貴,自然落力演出。早已活在廿一世紀的香港人,對奴才和爪牙,很難會有由衷的敬意。在統治者眼中,駕馭不了民眾的奴才和爪牙,剩下唯一的價值,就是權力結構的活標本。

香港的無奈,在於政治權力結構,完全脫離現實。中共力竭聲嘶地宣稱對香港有絕對主權,奴才和爪牙則空洞又無力地重複着主子的話。奴才和爪牙又以為,只要令香港人相信,世間沒有共產黨和政府解決不了的問題,香港人便會乖乖地扮演順民的角色。然而,一向行之有效的政治中立高效政府,卻被這一班思想停留在十九世紀末的人所摧毀。

主權移交二十年,中國大陸像一道極大質量的力場,扭曲香港的發展軌跡,令這個城市倒退至封建社會的水平。當社會上流只剩下「出仕」、「姻親」和「再投胎」這三條路,這個城市也消亡得八八九九,香港也可以正式成為歷史遺產。

 

圖片說明:習近平訪港,香港官員落力演出。

「一國兩制是成功的。」主權移交廿年,有人急不及待地跑出來為自己所作所為辯護。

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可不是任何一個人說了算數。麻煩大家到皇后大道中找些香港人問一問:「假如你有機會移民,你會不會離開這個你熟悉的城市?」假如一國兩制在過去廿年是成功的,大多數人都不會考慮移民。

「香港幾好都有,點捨得走?」主權移交前後,有個啤酒廣告曾經如此說。我不知道廣告的創作人在今時今日的心聲是什麼,但是我想他也會有新的金句吧。

一國兩制,重點究竟是什麼?假如一國是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命題,那麼這個概念的重點其實是在於兩制;大陸有一套制度,香港有一套制度。不是說好了「河水不犯井水」嗎?為何主權移交廿年後,香港人對兩制有完全不一樣的理解?

「香港依然是一個法治社會」這句話如今已經被扭曲成「政府對所有違法行為窮追猛打」。對不起,這可不是普通法對「法治」的解釋。

相對於「法治」,是「人治」。香港是否變得更人治?這個問題的答案,大家心中有數。

不服氣的愛國愛黨人士可能會說:「英國佬咪又係行政主導,學咩人講咩法治吖!佢哋識得包裝,打橫來都可以理直氣壯。」首先,我想教大家一句諺語:「Two wrongs do not make one right.」說人家怎樣怎樣,不代表自己就做得對。

再者,法治不但是有規有矩,也代表在獨立的司法機關面前,政府也會輸官司,政府也會錯。主權移交之後,政府行政機關透過人大釋法,就算輸了官司一樣可以敗部復活。香港雖然名義上有終審法院,但在背後一錘定音的,卻是對香港人完全沒有問責的人大常委。這樣的香港,還算有真正的終審權嗎?

主權移交廿年,香港行政機關的質素如何,大家有目共睹。一而再,再而三的醜聞,盡顯行政機構的墮落。然而,行政機關卻將本身的不濟,在梁振英一屆政府,卻被扭曲成公務員和立法會不願配合。事實上,從前政府推行政策,行政機關會主力進行倡議;到了梁振英政府,卻變質了,要由立法會內的死忠建制派護航。難道這也算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嗎?

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人民共和國不可分裂一部分,轉變最大是代議政制的破落。在八、九十年代,市民有事會找代議士出頭,結果是一套雖然不完美但總算行之有效的管治。由基本法的閹割,到董建華殺局,再加上各種破壞代議政制的動作,香港人失去了這一道「政治紓壓活門」,政治亦由議會走上街頭。

主權移交廿年,禮崩樂壞,究竟所謂的一國兩制有何成功?今天經濟還算過得去,所以就算不少人心灰意冷,至少還未至於要大規模移民。可是,只要來一場經濟危機,恐怕這個城市的離心力和矛盾,將難以處理,屆時香港又會變成怎樣?

一個真正對香港有感情的人,才會為香港感到擔心和痛心。我不想香港亂,更不想香港就此在世界地圖上消失。但我也是不願意自欺欺人,不能盲目樂觀。要是我錯了,我樂意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可是假如不幸地,香港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我們所有人都將會是輸家。

 

圖片說明:由鄧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徹底失敗。

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曾是世界的輕工業重鎮;港商甚至發展出一套讓勞工承包手作生產的制度。早一代人集體回憶中的「穿膠花」,可謂今天「將閒置資源極大化」的共享經濟的先行者。

在這種高度有彈性的生產模式之下,香港也出現了相應的零售市場環境。廠商將部分產品外銷,也有部分在本地出售。當年還未有大型連鎖店;高級的貨品和進口貨在百貨公司出售,其他的就透過各種小店和小販出售。這種分銷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賴廠商和各小店小販的關係網。不同產品行業,各自發展出一個由生產到批發到零售的網絡,這就是大多數人所認識香港的生產價值鏈。

八十年代,生產外移,價值鏈的結構也漸漸出現變化。左派一直恨之入骨的全球化,使零售業變得資本密集,愈來愈多的連鎖店,透過資本操作來減低成本,結果卻令到許多低收入家庭本來負擔不起的日用品,像冷氣和微波爐等,價格愈來愈便宜。過去廿年,國際貿易在物流和資訊技術的進步下,令市場變化愈來愈大;像阿里巴巴,就是大陸廠商向世界各地零售商批發的平台,漸漸變成向消費者直銷的平台。

大批量生產賺錢產品,已經是紅海式的割喉競爭;薄利多銷的背後全是資本密集的操作,是連鎖店的世界。但與此同時,微生產革命,卻為小店開拓了新的生存空間;只不過今天小店的銷售渠道,不可能再單純依賴傳統的實體店鋪,賣的產品也不可以是簡單的大批量生產商品。就算是小本經營,在今天要成功,也要走 Online-to-offline(O2O)的策略。更正確一點說,愈是小本經營,就愈要利用新的競爭環境,尋找生存定位。應運而生者,有王維基的網購平台;大陸資金的網購平台,最近也進軍了香港市場;主打有本地貨的,則有「士多」和「土炮」等。

「我不管世界怎樣變。我只是希望停留在三、四十年前那樣;簡單地買賣消費者要的日常生活所需?為什麼政府不可以回購領展,然後讓我們用低廉的價錢租鋪,讓我們繼續營運下去?」

將小店老店消失,全部推說是租金貴,是捉錯用神。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何別人有能力負擔更高的租金?」事實上,過去廿年,也有人可以像賣米線的譚仔般,由一間鋪發展成上十億價值的企業。順帶一提,有資料顯示,譚仔和同類食肆,生意收入最高的鋪頭,正是位於領展商場當中。

市場的公義,就是讓做對了決定的人,得到回報。另一邊廂,市場也是淘汰的過程;被淘汰的人,最大錯誤就是將對未來的預期,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之上;假設市場不會變,正是個致命的錯誤。

說白了,就算政府免租將所謂的老店小店保育下來,最終也只是門面功夫,另類博物館,對幫助基層市民,真正意義委實不大。事實上,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會扶持某些行業和企業,結果卻衍生出各種既得利益和「殭屍企業」,要永遠靠吸別人的血來續命。不願意進步的社會,才是對我們的下一代最不公平的社會。

 

圖片說明: 面對競爭,小店也要走O2O策略;大陸資金的網購平台進軍香港,新一輪淘汰賽又展開。

食環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市場調查,發現食環街市檔口出售的新鮮食物價格,並非特別便宜。這個結果,並不意外;在食環署發表這份顧問報告之前,民間組織107動力的調查也有類似的結果;租金較低的食環街市,並未有令新鮮食物的售價更低。

在正常市場操作當中,與租金掛鈎的並非物價,而是商戶的盈利。不過,政府和公營機構營運的街市,租金一早與盈利脫鈎;有幸在這些食環街市佔有檔口的租戶,也漸漸變成了社會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就是教科書中所指的「尋租者」(Rent-seekers)。

將「租」這個經濟概念發揚光大的,是十八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大衞 李嘉圖(David Ricardo)。他研究農地租金時發現,生產成本不同的農地,會有不同的租值;租的意義,不在於資產的價格,而是在於資產可以出產的回報率。反過來說,資產價格反而受資產回報的影響。換句話說,是租金高令地價高,而不是高地價導致高租金。熟悉地產投資的朋友常常說:「這個世界可以有瘋狂的樓價,但是市場租金始終要反映現實的負擔能力和供求關係。」

公共選擇學派鼻祖塔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67年提出「尋租者」的概念。以農地為例,地主為了增加租金收入,會想辦法去降低使用者的成本;而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善接駁往農地的道路。要是興建道路的土地和成本由地主提供,租值的上升也只是這些資產回報的一部分,對地主沒有帶來真正的額外利益。但若然以公家的資源來興建道路,那就是另一回事。所謂「尋租活動」,說穿了就是資產擁有者,借政府有形之手和公家之財,為自己增加收益。

常言道,香港是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然而,香港也是由一個尋租者主導的社會。不過,我們要釐清一個概念,就是尋租者爭取私利的結果,並不等於大眾所理解的「租金上升」。事實上,只要是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令自己得到額外的特殊收益,都屬於「尋租活動」。

以不正常地平租的公營街市檔口為例,檔戶享有平租之餘,又可以用市價賺取盈利,額外的收益就是這些檔戶的「租」。甚至乎過去有不少新聞也揭發過,成功投得檔位的人,又未必是真正營運的那個人;當中被私吞的一筆差額,名副其實就是「租」。這些因檔位平租而得益的人,亦漸漸成為了一種政治力量。

被尋租活動所蠶食的資金,究竟會用在什麼地方,實在不得而知,但絕對不是用在改善收租物業的環境。可是,在另一邊廂,經常被政治人物狙擊的私人企業如領展,反而是用真金白銀來提升物業收入的營商環境。毫無疑問,領展將商場和街市重新修裝再出租,就是透過增加商戶收入而增加租金;過程也必然會令到競爭力相對低的檔戶被市場淘汰。但數據也反映,這些私營商場和街市的檔戶所售賣的商品,價值也更具競爭力。

替尋租者利益放聲的政客,竟然說是為爭取消費者權益;這可算是香港政治生態圈中,最奇特的情景。

 

圖片說明:在正常市場操作當中,與物價掛鈎的,並非租金,而是商戶的盈利。

蒙昧於經濟因果關係的人,眼中的香港,物價貴是因為租金貴,租金貴是因為管理物業的人賺到盡。所以,在他們單向而線性的世界,只要不讓收租的賺到盡,租金便會回落;租金平,物價自然平。

明白市場經濟運作的人都知道,租金貴是眾多因素促成的結果;在過去一段日子,普遍來說企業盈利雖然沒有明顯增長,但由於資金成本長期維持在低位,一來令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二來由於息率低迷,租金雖然上升,但租金回報率卻是歷史的低位。

有人要政府搞墟市,起街市,甚至回購領展物業,然後平租出去。不過誰可以肯定,以平價租出零售樓面,一定可以令物價回落?假如得到平租好處的檔主,要賺到盡,我們又如何是好?再者,既然是以低價得到公共資源的使用權,這些廉租檔的利潤和售價又是否應該受到管制?再退一萬步,既然利潤和售價都受到管制,貨物難免供不應求。又有誰可以確保,廉租檔一定可以幫助得到社會上最有需要幫忙的人?要不要連消費者也要先經過收入和資產審查?

規管的滑坡效應,就是如此這般,一步步地令社會邁向計劃經濟。

請緊記,公共政策第一原則,就是不要用迂迴的方法,要直接針對問題的根本;而公共政策的第二原則,就是政府對經濟環節中的各行各業進行干預,尤其是價格和利潤管制,最終的破壞往往會高於直接的財富再

分配。

財富再分配雖然也有副作用,但直接將錢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上,往往都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高的政策手段。若然政策目標是要減輕市民消費負擔,而社會又達成共識認為要向某部分有需要家庭提供協助,最上乘的方法,當然是由慈善機構去直接提供援助。再不是,就由政府當作福利去處理,進行二次分配,對低收入家庭發放食物津助。

當然,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從樹長出來;始終要有人埋單找數。此外,政府的街市、墟市等,都是有限的土地資源,必須珍惜利用,讓價值得到體現。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將政府在街市、墟市的資源,按最大價值的使用分配,盡量賺取最大收入,並將得到的利益重新分配在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上。

比頭痛醫頭更不濟的行為,就是頭痛醫屁股。可惜,大多數政客,都是屁股指揮腦袋。假如在政客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個可以讓一萬人,每人得到一百元;另一個,則可以讓一百人,每人得到一萬元。在政治生態相對缺乏競爭的環境下,政客總會傾向讓少數人得到多數利益,因為這樣最有利於扶植忠心的支持者,建立權力和利益互相維護的共同體。

對多數人平均分配利益,雖然一樣耗費了資源,但攤分了的小恩小惠未必足以令受眾建立忠誠。香港的政黨和政客,老是圍繞街市租金製造輿論壓力,背後原因其實很簡單;在檔主的少數人利益和消費者的多數人利益之間,聰明的政客總會站在少數人的一方,卻以最大音量高呼為人民服務的口號。

 

圖片說明:物價貴,減租是不是令物價回落最有效的方法?若果政策是減輕市民消費負擔,或者最直接的方法是對低收入家庭發放食物津貼。

1997年,申訴專員公署就的士發牌制度發表報告,結論有三點:

一,現行的士發牌及轉讓制度並未達到一九九四年的士政策檢討為遏止的士牌價投機活動而訂定的預期目標。

二,現行監管機制不足以確保發出的士牌照能達到預期目的,為市民提供交通服務。

三,有需要檢討的士發牌制度,並且與其他非專利商營車輛的發牌制度(例如公共小型巴士)比較,尤其是關於這些牌照的有效期及轉讓事宜,以確保所採取的發牌方式公平一致。

二十年過去了,政府不但沒有檢討和改革的士的發牌制度,其間運輸署更是「一牌不發」。不計算香港人口的上升以及城市的擴展,單是訪港旅客人數就已經以數十倍計的升幅增長,難道在運輸署官僚眼中,單靠鐵路就可以解決一切交通需要?又或者,的士牌持有人的威迫利誘,竟然可以令到一直以廉潔奉公為榮的公務員也要「跪低」?

一位資深政務官曾經私下對我訴苦:「香港的管治問題,其實有不少是源自於中層官僚的因循;這些公務員既不用面對公眾和政治壓力,對政治問責官員的要求也可以愛理不理。公眾以為局長有權指揮各執行部門,但事實上政府的官僚往往以既定政策為由,拒絕配合作出政策的改變。」

這位政務官朋友經歷過主權移交前後的政府,所以他亦不是完全否定公務員遵守規章的精神。不過,在若干政策上,處級首長除了是政策執行者,也是政策制定者;政治問責官員就算想推行改革,若然沒有政策執行部門的配合,根本不可能成事;而且在許多政策的改革,似乎是這些中層公務員刻意阻撓。

運輸署算是政府各執行部門中,權力較大的一個。運輸署署長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連政府內的制衡機制也可以完全無視。1997年申訴專員公署的報告,運輸署署長的回應是,政府沒有打算進一步改革,以遏止投機活動;當年如此霸氣回應的運輸署署長,正是當今仍是權貴大紅人的羅范椒芬。

申訴專員提出的其他改革建議,例如「加強監管的士牌照擁有權及牌照轉讓」以及「訂定監察制度以確保絕大部分已領牌的士均在道路上提供服務」等,更是一直石沉大海。廿年來一直拒絕改變的結果,令的士牌成為了特區管治下,升值最多而租金回報也最高的一項投機工具;運輸署刻意營造的理性預期,讓的士牌投機活動變得順理成章;甚至連的士車行代理也在網站,以政府不再增發的士牌作為招徠,吸引資金。

有人說的士牌像土地權益一樣,都是資產。但香港土地契約雖然說是可以自由轉讓,但政府仍然可以借打擊炒風以特別印花稅增加交易成本。另一邊廂,的士牌買賣制度,背後由融資到管理,有整套產業鏈一條龍服務,但的士牌持有人的資料,至今卻連一套公開的「查冊制度」也沒有。

我不敢說個別運輸署署長是否有行為失當,但制度上的扭曲卻早已經昭然若揭。政府繼續任由的士霸權,道理又怎樣說得過去?

 

圖片說明:政府在過去廿年,沒有檢討的士發牌制度,其間運輸署更「一牌不發」,是令的士牌奇貨可居的主因。(《蘋果日報》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