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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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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決定出售《壹週刊》,下月初正式落實交易。雖然新東主誠邀續寫專欄,筆者還是決定趁此機會休息一下,放低每週為「壹角度」撰文的工作。

2001年,當時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和《壹週刊》社長楊懷康邀請筆者到《壹週刊》工作。經過詳細考慮後,筆者決定婉拒邀請,繼續保留理大的學者身份,每週抽出部分時間為《壹週刊》撰文,以及擔任顧問,提供意見。

還記得當時《壹週刊》的每期銷量維持10多萬份,讀者超過50萬人。筆者希望透過「壹角度」這個專欄,和讀者一同分析政治和經濟事務,指出港式資本主義、官商勾結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九七回歸後,目睹首任特首董建華如何透過數碼港、發水樓、停建貨櫃碼頭、興建樂園、利潤保證計劃等方式,向本地商界輸送利益;而一些真正想在香港發展科技產業的跨國企業,卻被拒諸門外,實在感到悲憤。

在《壹週刊》專欄撰文,壓力當然很大,因為其他專欄作家,個個才華卓越,文筆秀麗。加上筆者的文章,觸動財團利益,試過被財團發律師信警告和控告誹謗,以及透過大學高層向筆者「提醒」,故此每篇文章都做足資料蒐集,每句說話都有事實根據,才能令人信服。近年許仕仁及曾蔭權兩宗貪污案,證明筆者的觀察完全正確。

筆者由2001年至2005年為《壹週刊》撰文,之後因工作安排,停寫了幾年。到2010年獲得黎智英邀請,再次撰文,直到現在。這段期間,筆者的文章比較多分析上市公司表現,建議港人應如何為退休及下一代作出準備,指出理大及本地大學的管治問題,投資連壽險產品和強積金制度的種種問題。期望港人學懂審慎理財,不要盲目跟風炒賣,把辛苦賺回來的錢進貢給地產商和金融大鱷。

有人以為筆者撰文,針對李嘉誠及旗下公司,這個說法完全錯誤。若讀者長期留意筆者的文章,便知道文章內容對事不對人,是針對政府、商界和學界一些不公義、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目的是為了改善香港的管治文化,令整個社會變得更公義,滿有憐憫愛心,不會淪落至「窮得只有錢」、唯利是圖的社會。

筆者實在要感謝黎智英的厚愛,在《壹週刊》提供一個言論平台,讓我能夠以一個關心香港社會發展的港人身份,暢所欲言。透過這個平台,可以訓練思考和分析能力,對個人在大學的研究工作,以及投資策略,有很大幫助。

眾所周知,黎先生給予專欄作家的稿酬極之慷慨。筆者把過去十多年收到的稿酬,全部用作慈善捐獻,包括在理大成立獎學金,資助有經濟困難的大學生入住宿舍,至今已有百多名學生受惠。又成立三間教育中心,讓十多位熱愛教學的年輕人,可以免租(只負責管理費、差餉及雜費)使用教室,教授他們喜愛的課程。

香港是個富裕城市,地產商從香港賺取過萬億財富,實在應該多些思考如何回饋社會,擴大年輕人發展空間,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消消戾氣。最後期望港人珍惜我們享有的言論自由,不要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製造事端,藉以收窄我們的言論空間。

特區政府剛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檢視香港未來土地供應,包括應否填海和開發郊野公園。小組主席是黃遠輝,他本身亦是多個政府城市規劃及房屋政策的委員,包括出任房委會資助房屋委員會主席。

筆者不認識黃遠輝,過去只在藝術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中與身為香港舞蹈團主席的黃先生見過面。黃先生2011年第二次退休後,便積極參與公職,把時間和精神貢獻社會,實在值得嘉許。

然而,政府委任公職人員時,亦應考慮人選過往表現,出任公職能否幫助政府,以至整個社會制訂合適政策,推動整個社會發展,能夠公平、公正和合理地分配資源。

自從2012年7月前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便積極覓地建屋,又制訂長遠房屋策略,要在未來十年,興建46萬個居住單位,當中18萬個屬私人房屋,其餘28萬個屬公共房屋,包括出租公屋和居屋。黃遠輝負責制訂資助房屋政策,在他領導下,出租公屋及居屋申請人數屢創新高,公屋輪候時間由3年增加至接近5年,居屋申請數目超過10萬宗,「中獎」機會低至只得2%,如此往績,實在令人失望。

筆者一直強調,香港並不缺乏土地,房屋供應亦足夠,只因政府官員不時說缺乏土地,加上內地人(及其代理人)來港置業「洗黑錢」,才出現土地房屋供應嚴重不足的假象,令市民誤信為真,以高價瘋狂搶購「納米樓」。

2012年7月梁振英上台時,全港住戶總數238萬戶,永久性房屋有263萬個,房屋存量多於住戶總數25萬個。到最近,永久性房屋增加至278萬個,住戶總數253萬,房屋存量依然多於住戶總數26萬個。只要政府有決心處理地產商、炒家及內地人將住宅空置、囤積居奇的問題(例如徵收巨額差餉,而非寬減差餉),香港只有房屋供應過剩,而非不足的問題。

過去五年,香港人口由715萬增加至739萬,增加24萬人,而永久性房屋則由263萬個增加至278萬個,增加15萬個,新增每個單位只要住上1.6人,便足夠滿足新增人口的需求。但問題是出租公屋由72.8萬個增加至77萬個,增加4萬多個,但居住在公屋的認可人口只增加6萬人,新增每個單位只能住1.4人。

大量公屋居民透過離婚、分戶、把子女除名,甚至把私人物業轉名至子女名下,多佔空間和逃避富戶政策。既然富戶政策無效,房委會何不讓子女繼續同父母一起住,收取市值租金,避免令寬敞戶數目大增及刺激市場的房屋需求。

現時共有28萬宗出租公屋申請,當中近13萬宗是非長者一人申請。最新一期居屋超過10萬宗申請,當中單身人士的申請接近6萬宗。房委會容許剛滿18歲,未有收入的單身人士申請公屋和居屋,完全沒有邏輯。政府一面說土地房屋供應不足,一面容讓房委會浪費公帑,製造虛假房屋需求,幫助地產商促銷,向在新界囤地的炒家(包括陳茂波家人)送禮,又怎能令人信服?

若說房屋需求龐大,為何去年出現煥然一居賣剩單位的情況?若說土地不足,政府為何仍容讓幾千人享受數百公頃的高爾夫球場用地?說穿了,一切都是為了既得利益者。

特首林鄭月娥提出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供收入超出申請居屋上限的香港年輕家庭購買。政府有意運用私人發展商的龐大土地儲備,以補地價折扣作誘因,交換發展商將部分建成單位賣給政府,用作首置上車盤。

我們若把最近一些事件連繫一起,包括林鄭月娥競選期間得到一眾在新界囤地的地產商和鄉紳支持,之後提出首置上車盤計劃,以及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便知道最終結果如何。

情況就好像政府不時諮詢市民對兩電利潤保證計劃的意見,諮詢文件故意提出向內地大量買電,又指市民重視電力可靠性多於價格和選擇,卻不提過去多次顧問報告都指出加強兩電聯網,互相賣電可以增加電力可靠性和降低成本。政府趁市民對內地一切存有偏見時進行諮詢,諮詢結果自然是延續兩電利潤保證計劃。

林鄭月娥提出的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並不是新構思。早在1997年樓市瘋癲期,政府便推出過類似計劃,名為「政府資助及私人住宅混合發展試驗計劃」,由政府將地皮以較低價批予私人發展商興建私樓,項目完成後將一定單位數量交回政府以較低價格出售給中產家庭上車。當時房協亦推出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協助中產上車。

九七回歸後,樓價連跌六年,大量購入夾屋的市民因樓價暴挫而無法申請按揭,不少要蝕錢沽售單位。2002年,時任特首董建華為了救市,將兩個「混合計劃」,包括鴨脷洲深灣軒及長沙灣碧海藍天,完全轉為私人住宅,讓新鴻基和恒隆地產以市價出售,再將三成收益撥歸政府。

經過上次失敗經驗,林鄭月娥並沒有汲取教訓,現在為了釋放新界農地(包括棕地),協助囤地的地產商及鄉紳收割,便以土地房屋供應不足,要協助年輕人上車為由,提出類似「混合計劃」的首置上車盤。一些環保組織和人士,收取地產商直接及間接資助,自然反對填海及動用郊野公園土地建屋,促成首置上車盤計劃。

其實筆者並不反對政府釋放新界農地建屋,以遠低於市價的價錢出售首置上車盤,讓更多市民可以置業,安居樂業。到退休後,又可以將單位申請安老按揭,每月收取年金用作退休之用。筆者反對的就是政府不夠老實,採用「混合模式」,令整個計劃看來變成利益輸送,反而增加社會反對聲音。資助房屋與私人住宅混合發展,亦會令樓盤定位不清,增加日後轉售及重建的困難。

現時新界農地收地價千多元一呎,建屋成本每呎四千多元。政府可以容許地產商免補地價將農地改為興建住宅,落成後以成本價(加10%利潤)賣給政府,政府再以港人可負擔的售價(例如六千元一呎或者市價一半)出售給首置上車人士。單位面積及房間面積設定下限,不能興建「納米樓」。申請人的每月入息上限可以遠高於居屋水平(現為52,000元),例如家庭月入80,000元,並設有收入下限,例如月入20,000元。日後單位出售,只能以政府釐定的價格轉售給首置上車人士。

政府大量興建居屋和首置上車盤,讓大部分港人有能力置業,私人地產商便不會繼續囤積居奇,興建不適合人居住的住宅,這自然可以避免樓價繼續瘋狂上升,脫離港人購買力。日後即使樓價下跌至港人可負擔的水平時,政府也不用重蹈覆轍,為了救地產商而把首置上車盤轉為私人住宅。

前文提到恒指公司計劃明年3月,開始把紅籌股及民企股納入國企(H股)指數,指數成分股將由40隻增加至50隻。筆者建議恒指公司應同時改革恒生指數,讓恒指和國企指數的定位更清晰。

現時恒指公司除了提供恒生指數、國企指數外,還有其他指數產品,當中包括恒生香港35和恒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上述四個指數的成分股,出現重疊的情況。

由1964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恒生指數成分股全屬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它們市值最大和成交最活躍。由於指數成分股全屬香港公司,業務集中在香港,故此恒指能夠反映香港未來經濟狀況,以及本地公司盈利前景,是香港經濟的寒暑表和領先指數。

自從九十年代初,恒指開始加入一些內地企業成為成分股,加上本地企業向外發展,在內地及海外大舉投資,恒指便逐漸失去反映本地經濟前景的作用。

恒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加入一些具有中資背景,並於中國內地以外的地方註冊及在香港上市的紅籌股,包括表現不濟的中信泰富、粵海投資、華潤創業、上海實業、聯想集團等。現時50隻恒指成分股中,有11隻屬紅籌股,整體表現較差。到2006年9月又把H股納入成分股,之後再納入民企,現時恒指成分股中共有9隻H股和5隻民企(未計新納入的萬洲國際)。

由於現時恒指集齊香港企業、紅籌股、國企股和民企,變得非驢非馬,根本難以反映香港經濟及本地企業的盈利前景。恒指升跌,可以完全與本地經濟無關。就以股王騰訊為例,今年升幅高達八成,恒指今年的升幅有約30%來自騰訊。恒指大幅上升,很大原因是來自內地科網公司業務擴張,而非本地企業前景秀麗。

既然恒指公司要改革國企指數,何不一併處理恒指被內地企業「污染」的問題,讓兩個指數的定位更清晰。恒指公司可以取消紅籌指數,以及從恒指成分股中剔除紅籌股,把部分表現較出色的紅籌股納入國企指數。事實上,屬紅籌股的中移動,業務性質與H股的聯通和中國電信一樣。同樣,屬紅籌股的中海油,業務性質亦與H股的中石化和中石油一樣,又何須分開紅籌和國企?

同樣,恒指公司應剔走恒指中的H股和其他內地企業(民企),把個別表現出色的民企納入國企指數中。經過這些轉變,國企指數便可以反映不同中國內地(包括H股、紅籌股和民企)的表現,日後不應再叫H股指數。至於恒指,剔除上述H股、紅籌股和民企後,便更能反映香港企業的表現。恒指公司可以分階段把內地企業從恒指中剔除,加入其他本地企業,最後恒指性質便類似恒生香港35(過去五年表現最佳),到時亦可以取消該指數。

筆者的建議,不單可以令恒指和國指的定位更清晰,兩個指數分別反映本地和內地企業的表現(兩地企業管治及監管要求始終不同),還可以避免出現類似2006年至2007年恒指加入H股,出現基金追貨,令個別H股股價被瘋狂炒上的現象。例如把騰訊在恒指中剔除,改為國企指數成分股,恒指基金沽貨、國指基金入貨,便可避免基金大量追貨。既然恒指公司期望改革後,可以提升國企指數的表現,便應認真考慮筆者的方案,把增長動力較強的內地企業,由恒指轉移至國指。

最近恒指公司宣布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簡稱國企指數或國指)改革方案,指數成分股將加入合共10隻民企及紅籌股,令成分股由目前40隻增加至50隻。

國企指數主要是反映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大型H股的表現。H股是指那些在中國內地註冊成立,在香港上市的企業,H代表Hong Kong。H股企業的大股東包括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故此亦稱為國企股。

國企指數在1994年8月8日推出,基準日為1993年7月15日。後來基準日更改至2000年1月3日,基準日期指數為2,000點。翻開歷史數據,若以2000年1月3日作為基準,去調整之前的國企指數,1993年7月15日(即舊基準日)的國企指數的起步點是3,964點。

過去24年,國企指數的波幅遠遠高於恒生指數,但每年複式回報只得4.4%,低於恒指的5.9%(未計股息)。1993年7月至12月,不足半年,國企指數大幅上升一倍多,由3,964點,升至9,452點。國企飈升,亦推動恒指在1993年大升一倍多。之後兩年,國指大幅回落三分二,跌至3,129點,較起步點還要低兩成多。隨着九七回歸,市場又炒起國企股,國企指數在不足兩年內再次由低位大幅上升一倍多。九七回歸後隨之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令國指一年間重挫87%,跌穿1,000點,低見993點;之後三年,又再大幅回升一倍多。

踏入2000年,愈來愈多中央政府控制的大型國企來港上市,當中包括幾隻市值特別高的內銀股和內險股,令國企指數大幅飈升。指數由2002年10月的1,745點低位,飈升十倍有多,升至2007年11月的歷史高位,即20,609點。

恒指公司在2006年9月改革恒生指數,將恒指成分股由過往33隻,大幅增加至50隻,並且把國企股納入恒指成分股之列,建行便成為首隻被納入恒指的大型國企股。恒指在2006年9月開始至2007年9月,納入多隻大型國企股,包括建行、中石化、中行、工行、中人壽、平保和交行。追蹤恒生指數和國企指數的基金被迫追貨,上述國企股股價大漲。2007年10月,國企指數市盈率高見36倍,而恒指的市盈率亦被推高至24倍。

隨着港股直通車落空,港股大跌,一年後國企指數由高位下跌77%,由20,609點,跌至4,792點,市盈率由36倍跌至9倍。之後國企指數在2015年5月回升至14,962點高位,到去年2月下跌一半至7,498點,之後逐漸回升至近日11,000多點。

很明顯,過去20多年,由於國企指數波幅大,容易操控,早已成為大戶的賭場,透過國企指數期貨進行對賭。現時國指期貨未平倉合約遠遠多於恒指期貨;去年2月,大鱷便趁人民幣貶值和內地A股「熔斷」,在國指期貨市場大造淡倉,沽空國指成分股和國指ETF,令國指的跌幅遠超於恒指同期跌幅,大賺一筆。

恒指公司指近年國企指數升幅不及恒指,是因為大型內銀股的增長有限,故此要搞搞新意,加入一些紅籌股和民企股。但事實上,過去20多年,恒指先後引入紅籌股、民企股和國企股,不單令指數波幅增大,更被一些管治有問題的內地企業拖累,拉低恒指每年的升幅。

因此,恒指公司不如考慮把恒指成分股中,一些主要業務在內地的公司剔出恒指,納入國企指數內。這除了可以令兩個指數的定位更清晰外,還可以避免良莠不齊的內地企業,不時「污染」恒生指數。

過去幾年,筆者眼見香港社會撕裂情況愈趨嚴重,個別政治人物選擇走極端路線,以暴力(包括言語)方式去追求他們所講的民主自由,加上正邪難分,故此已很少在公開園地談論政治和政制等敏感話題。

但面對過去一個星期的事態發展,實在要作出回應,把一些心底話說出來。首先是民主黨黨員林子健聲稱被內地人員擄走,後來被警方拘捕,指他誤導警務人員。之後上訴庭作出判決,將13名反對東北發展而衝擊立法會大樓的示威者送入監牢;兩日後,再送多三名前學民思潮及學聯召集人入監牢。這還未計算較早前因參與旺角暴動,被重判入獄的年輕人。

2014年9月「佔領運動」開始前,筆者決定不再為《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因為感覺到個別作者,基於過去被共產黨欺騙和迫害,偏見和仇恨極重,對社會和政治事件未能作出中肯評論。及至「佔領運動」期間,示威者不斷挑釁執法人員,個別未能保持克制的警務人員以武力還擊,實在感到悲傷。原本高舉和平及非暴力的「佔中」,結果卻帶來暴力和社會撕裂;但這絕非意料之外,群眾運動失控,是筆者和「有心人」早已預計到的。

只要對中國及香港過去百多年歷史有所認識的人,應該知道香港是個龍蛇混集,不同政治勢力集結的地方,特務、間諜、臥底潛藏在不同黨派之中,包括軍隊和執法部門。二次大戰結束後,國共內戰,蔣介石最終敗走台灣,到戰事後期他才如夢初醒,原來共產黨已全面滲透國民黨軍隊,身邊不少高級將領長期為敵軍服務。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壇突然多了不少偏激人士,他們指摘民主黨出賣港人,沒有為港人爭取真普選,故此要以偏激方法追求他們所講的真普選,包括《基本法》內沒有提及的公民提名。之後,政壇上突然出現港獨、本土派、自決派等政團,誓要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不斷挑戰中央的底線。

這些突然冒起的偏激勢力,他們的領導人或召集人背景如何,有多少人是特務、間諜、臥底,外人實在難以作出判斷。這些人亦承認自己或父母在內地出生,曾在內地工作或學習,以及曾與內地人員接觸。偏激勢力的出現,除了分薄溫和民主派的票源外,還惹來另一群不知收入來源的所謂保衞香港人士,搶佔傳媒的視線和報導。

林子健事件正好說明現時香港政壇的複雜性,我們不能單憑一面之辭而妄下判斷,或者由於個人偏見和仇恨而失去理性,結果很容易墮入陷阱,賠上個人公信力。同樣,年輕人不要盲目相信政壇(及傳媒)偏激人士,有樣學樣,以為透過激進及暴力手法便可以改變政制不公,以及社會種種不義。看見一批又一批的年輕示威者被判入獄,再加上之前被收監的警務人員,實在十分難過。他們不少其實都是受害者,被政治權貴推到前線作炮灰。

一些不計較個人利益,真誠地追求公平公義的年輕人,以及盡心盡力維持治安的警務人員,卻因一時衝動而使用暴力,結果被判入獄。而那些只顧個人利益,指揮六七暴動,以及官商勾結的權貴,卻可以獲授勳章,風光大葬,這又怎叫人服氣?近年那些帶領暴力潮流,又去台灣考察的人,沒有被DQ,有些人甚至加入政府工作,收足人工,出事時又說自己或者子女要去外國進修,他們原來早有外國居留權。年輕人,人心叵測啊!

過去一年多,本地樓價從低位反彈,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指數由去年第二季約127點,大幅攀升至超過160點。至於新樓的售價更是離譜,新界元朗區要萬多元一呎,市區更動輒要兩、三萬元一呎。

翻開統計處最新一季(今年第一季)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可以得知全港住戶每月入息的資料。全港共有251萬個住戶,住戶月入中位數是26,000元,若單計算居住在私人永久性房屋的住戶,月入中位數為36,300元。以這個水平的收入,如何可以儲蓄首期和供樓?

現時全港約有30%住戶居住在公營租住房屋,15%居住在資助自置居所房屋,餘下五成多住戶享受不到政府資助,需要在私人市場尋找居所。

筆者認識一些家庭,由於子女沒有能力置業和租樓,被迫結婚後與父母同住,居住環境極其擠迫。有些年輕人結婚後要暫時分開,繼續與父母一同居住,直至獲編配公屋,或者抽中居屋,夫妻才有望一起居住和生活。

現時發展商推售的樓花每個單位平均售價超過1,000萬元。在市區以1,000萬元認購樓花,一般只能購入500呎的單位,勉強可以讓一家四口居住。但代價是要儲蓄500萬元首期,每月再供兩萬多元,供足30年。若沒有能力支付五成首期,便要找父母加按物業去協助「上車」(甚至申請逆按揭協助供樓),或者向發展商的附屬財務公司申請二按,每月還款便要三、四萬元。試問全港又有多少個家庭,可以負擔得到現時的樓價?

很明顯,發展商的售樓對象已不是一般香港家庭,不是有真正住屋需要的香港人。內地發展商以「天價」投地,單是地價便要13,000元一呎,甚至22,000元一呎,準買家又豈是有住屋需要的香港人?筆者居住在鴨脷洲區,近年看到大量內地買家(或新「港人」)認購區內二手物業和發展商的新樓盤,認購後將單位長期空置。據了解不少資金來歷不明,相信更有人挪用公款購置物業,故此不敢將單位出售或出租。

九七回歸前,同樣有大量內地資金入市,炒高本地樓價。之後樓價暴跌,昔日「豪宅大王」變成階下囚。特區政府若想處理好本地樓價高企,市民置業困難,生活質素倒退的問題,便應積極打擊透過樓市洗黑錢和走資的非法活動。不然,多多私樓供應也會被內地買家搶購一空。

政府有意修訂《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建議除了金融機構必須舉報可疑的物業交易外,其他非金融企業及行業人士,包括地產代理和律師,亦要對客戶進行盡職審查,舉報可疑交易。

其實,物業交易涉及巨額資金轉移,金管局透過審查銀行賬目理應能夠掌握資金流向,又何須卸責給地產代理和律師?去年警方及海關接獲涉及金融犯罪及洗黑錢等非法活動的可疑交易舉報共7.6萬宗,按年飈升八成,但最終只得102人被判有罪,按年下跌16%。

由此可見,洗黑錢問題不是由於缺乏舉報,而是執法和監管機構,到底有沒有盡力去調查,抑或得知資金涉及內地高官和國企,便放軟手腳,繼續任由不明來歷的內地資金,扭曲本地樓市,令香港淪為國際洗黑錢中心。

筆者2011年9月正式從理大退下來,開展人生下半場。回想2010年10月決定提早退休,便積極部署投資大計,期望每年能夠產生足夠投資收入,應付退休後的生活開支。

筆者的退休投資組合約七成是物業,當中一半(即35%)是自用物業,另外一半(即35%)是投資物業,用作每月賺取租金收入。餘下三成資產便分成三份,包括屬高風險的股票(10%),中風險的債券(10%),以及低風險的人民幣、保險現金價值、iBond及港幣。

當時香港股市從金融海嘯的低位大幅反彈,由2009年3月的11,000點,直線上升至2010年10月的24,000點,故此實在不適宜在高位大舉入市。筆者計劃用一年時間,分批吸納大約十隻優質股票,每年收息約4%。之後出現歐債問題,港股從高位下滑,一年後跌至16,000點水平,筆者在這期間分批吸納股票,平均入貨價不到20,000點水平,順利完成入市大計。

至於債券,同樣是分批入市,購入由本地大藍籌公司發行的十年期債券,當時息率約4.7%。至於人民幣,主要在內地做一年期定存,年息超過3%,遠遠高於本地銀行不足一厘的息率。過去六年,投資組合沒有多大變動,主要是在2014年初知道人民幣每日波幅擴大至2%,不再是「財息兼收」的低風險投資工具,便大舉減持(由佔組合6%下調至不足2%),只餘下小部分用作定存及透過滬股通購買內地A股。

筆者的退休投資組合,當中約八成是物業和股票,能夠對沖通脹風險。期望組合每年能夠提供至少3-4%的投資收入(包括租金、股息和利息),而長遠來說資產值可以至少追隨通脹上升,即每年升值約3%。過去六年,順利達標,不單每年3-4%的投資收入達標,資產值亦能上升六成,平均每年升值約8%,足夠抵銷通脹對購買力的侵蝕。

事實上,隨着政府透過按揭證券公司推出安老按揭(即逆按揭)及終身年金計劃,相信有至少一半的市民毋須為退休生活而感到憂慮。一對65歲的夫婦,只要擁有一個市值600萬元的自住單位,透過逆按揭,每月可領取13,200元。

若然這對夫婦65歲退休時擁有400萬元退休金及積蓄,把其中一半(即200萬元)用作認購終身年金計劃,投資回報有4%,夫婦二人每月可分別取得5,800元及5,300元,即合共11,100元。餘下200萬元,保留30萬元備用現金,將170萬元購買穩陣的大藍籌股票,每年收息3.5%,即每年收息約6萬元,平均每月約5,000元。

把上述逆按揭每月年金,終身年金計劃每月所得,以及股票的每月股息加起來,這對擁有一千萬元資產的夫婦每月收入接近30,000元,一年30多萬元,足夠應付日常生活支出。到70歲時,每人每月又可以領取千多元的「生果金」,合共2,000多元。到時若然支出增加而樓價又上升,可以把逆按揭的物業加按,每月領取多些年金。

現時約一半家庭擁有自置居所,近七成沒有按揭,平均樓價超過600萬元,因此把自住物業用作逆按揭,已可以解決這些業主的退休生活問題,不用政府提供全民退休保障。當然,接近退休年紀的業主打算把物業留給子女,或者將物業加按,以協助子女「上車」,就無法透過逆按揭去安享晚年。

早前觀看由年輕導演黃進執導的《一念無明》,該片是由政府「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出資拍攝,但撥款僅得200萬元,要在16日拍完。若非片中男配角曾志偉願意支持黃進,不收片酬,還拉攏男主角余文樂和女配角金燕玲一起義演,根本無法完成,亦無法透過該片讓觀眾集體反思港人面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余文樂飾演患躁鬱症的阿東,父親(曾志偉飾)從事中港運輸工作,之後離家,留下患病的妻子(金燕玲飾)。阿東為了照顧母親,放棄工作,也放棄儲蓄買樓,與未婚妻(方皓玟飾)結婚的計劃。在一次照顧母親的過程中,阿東意外地殺害了母親,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療。阿東的父親為此深感內疚,決定接阿東出院——同居住在劏房內,以彌補他昔日離家,不理妻兒的過錯。

表面上,《一念無明》的劇本是反映香港的情緒病及精神病患者,得不到適當照顧和治療;但其實內裡有更深層意義,就是整個社會在醫療、教育和房屋方面都患了病。在資源缺乏下,政府的專科醫生,只能夠花數分鐘時間了解每個病人的情況,機械式地提問和開藥,根本無法掌握病人的近況和進展,是否需要換藥。至於負責照顧病人的家人,承受巨大壓力,有些人因不懂照顧,一走了之,有些則用錯方法,反而刺激病人的情緒,令他們失控。

根據政府數字,香港最少有20多萬名精神病患者,當中超過4萬人患嚴重精神病,但只有萬多人可入住公立醫院治療。政府數字,相信還未包括一些患情緒病,病情較輕微,沒有找醫生醫治的病患者。

香港人均收入位列全球首十名,但工作和讀書壓力大,居住環境擠迫,港人的快樂指數相對低,排名與飽受天災人禍的菲律賓相若。正如片中主角阿東,不少港人因為要負擔昂貴的樓價和租金,超時工作,拼命賺錢養家。社會競爭激烈,父母對子女期望過高,望子成龍,學生從小便要面對功課壓力和各種評核,參與各項課外活動,被弄至筋疲力盡,缺乏思考能力和空間。

過去幾年,筆者便遇上多名患上精神病的中學生,需要接受輔導和治療。過去認識幾位同事和學生,因工作壓力大,又不懂得尋求協助,突然跳樓自殺身亡,令家人傷心不已。

既然香港已屬富裕城市,父母是否有需要繼續鞭策子女,要子女贏在起跑線,為了賺錢而放棄個人理想,以及喜愛的事業?政府坐擁過萬億元儲備,是否可以投放更多資源,改善香港的醫療系統,為病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更多協助?並且興建更多居屋,讓準備結婚的年輕人(及其父母)不用為了置業而承受沉重的財政壓力。生活空間較大,對病患者和照顧者亦有所幫助。

香港是個病態城市,數十年來只顧地產和金融業的發展,以及維護權貴的利益。政府對文化、藝術、音樂、電視和電影業的發展,不單沒有提供足夠支援,還肆意打壓。今次《一念無明》只得到200萬元資助,幸得有心人支持,才能把阿東的故事搬上大銀幕。

《一念無明》在台灣和香港多個電影頒獎禮中獲多項提名,獲獎無數。在香港上演票房收入超過1,600萬元,是政府資助的八倍以上,真正能做到叫好又叫座。期望政府、演藝界能夠總結《一念無明》的成功經驗,繼續培育年輕一代,製作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港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