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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裡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一九五八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見宣言第十章第六段)。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裡,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裡,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忠君愛國、愛國愛黨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裡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什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裡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裡,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 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孟子的危險邏輯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這東西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乃是一脈相承。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分;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裡,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裡的這個核心部分。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啓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裡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裡,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分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什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卻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着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插圖:詹震寰

當權派由特首帶頭,在教大「恭喜」事上借兩名未知身份大字報人的行為開罵,矛頭直指學生。大學高管第一時間痛心疾首自我批判沒把年輕人思想工作做好。且不考慮各種苦肉計陰謀論,一句頂多是年輕人為發泄政治情緒借意於天譴而作出的文字惡搞,給提高到觸犯道德天條、違反刑事罪行般的層次,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事情發生在港英年代,惡搞對象是某英籍高級AO,則新聞官一句英式幽默便打發過去,根本引不起社會人士興趣,遑論勞駕《泰晤士報》連番發社評撻伐;大家都有重要得多的事去忙,小事化無,社會自得和諧。但事情發生在今天就大不同;龐大有形的外來壓力彷彿把本來的政治侏儒一個個都變成了吹氣道德巨人。

 

中土介入、撕裂邊陲

碰巧此事發生在大學開學周,各校園滿布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海報和橫額,引來統派小團體衝擊及大陸籍學生撕海報的不文之舉,各大學校方也陸續以「言論自由有限度」為由加入「撕裂行動」。二事交錯,如火上加油,港人渴望多時的「修補」工程,至此已無從談起。

其實,兩事後面,都是北京在煽風點火。《環時》、《人日》等幾份黨報評論的口吻,如同打仗指揮官押陣督戰作總動員。這不僅「符合國情」,還印證了一個歷史規律:造成香港內部撕裂,北方專制政權往往是第一元兇。要明白這點,可由反向事例入手。

一向令愛國派耿耿於懷的是,港英治下的一個半世紀裡,香港都不曾自發地出現過哪怕是稍具規模的反英抗殖運動;民間甚至不曾產生過明顯的親英派和反英派對立。的確,無論是英國商艦最初靠泊香港還是大清帝國把香港割讓予英國,在這兩個「關鍵時刻」,香港人都沒有顯著的抗英意識和行動。當時的香港人,似乎已經是奴性十足的順民;不過,實際情況沒那麼簡單。筆者試以下列一組問題作為探討的切入點,並提供「盒外思維」。

民國史觀迴避了的一個尖銳問題是:為什麼村民背景的孫中山,他組織的武裝力量,矛頭竟是對裡不對外,反清不抗英?為什麼早期的孫更和英人打得火熱,出了事還有英國朋友和英國政府營救?孫在當時的滿漢統治階級眼中,是否一個不折不扣裡通外國的洋奴買辦,和今天京港統治階級眼中的大部分香港人差不多?

歷史提供不少解釋線索。

嶺南一帶的原居民、百越族的後代,在雍正以降的百多年裡,一直頑強抵抗清皇朝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抗拒「一國」、捍衞「兩制」),這點有堅實史料為據,筆者在本欄文章裡介紹過。這種民間的反滿漢、反霸權、視北方政權為外來威脅的意識,在中土政權管治力量穩固、北方殖民歷史深厚的嶺南城市裡比較強,在鄉村郊野比較弱,乃是自然的事;後者除了廣西貴州等偏遠內陸,還一定程度包括當時的中山和香港等沿海地區。便是嶺南的早期真漢人後裔當中,也一直有某種抗拒北人的意識,到今天亦然。

 

「港英昇平」

因此,當英國人最初來犯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包括穿鼻之戰、官涌之戰乃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期英國海軍對珠江口海域的封鎖,在當時香港原居民眼中,不過是新老殖民者之間的攻防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甚或因為與清政府的悠久積怨,視敵人(滿漢統治階級)的敵人(英殖民勢力)為「次朋友」,以致產生了「裙帶路」的傳說。(在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底下,政治不正確的「裙帶路」傳說都已經被更正。)

的確,如果面對兩個外來政權,新的一個帶來比較良好的管治,原居民就算一開始有保留甚或反對,但跟着卻會受落。這無疑是早期港英殖民政權很快取得穩固認受性的一個重要歷史脈絡。49年之後的中土政權倒行逆施,再度加強了港英政權認受性,機制是一樣的。

這樣看,二戰末期香港歷史裡說的「漢英昇平」,或可重新理解而稍作改寫:確有其事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那就是香港歸英管治當初,作為邊民的香港原居民發現與洋人縱不平等卻可共同生活、而且大致上還活得比在大清殖民管治之下好,即有所謂的「港英昇平」。

這是關於早期香港平民社會性質的論述。與之相比,源於鴉片戰爭結果的「百年屈辱」,不過是滿漢殖民帝國敗於英帝國之後的統治階級心態概括和延伸。其實,「昇平」與「屈辱」,是一對平行時空,一在香港,一在中土,並不全然互相排斥;港陸自49年起彼此愈行愈遠之後,二者更是乾淨利落地並存。

 

二十世紀的各次中土干擾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很快經歷了兩次大震蕩,那就是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這兩次事件,都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影子;前者是因為此時的孫中山實力不足,已開始勾結蘇聯,對香港海員罷工按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作出聲援,而一部分海員工會領導更是屬於國民黨黨中的左派。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國際共運的黃金時代,香港本身出現嚴重勞資糾紛不足為奇,後因國共兩黨的影響而加劇,大有可能。不過,當時國共兩黨都還有一定的人民性,故其對香港工運有影響,亦無可厚非。(與天星小輪加價有關的66暴動規模則小得多,而且完全是香港內部經濟矛盾導致的,國共兩黨沒有明顯干預。)

國共兩黨淪為專制政黨,繼續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影響香港社會安寧,是二次大戰戰後的事。97之前,主要有兩起,就是國民黨勢力主使的1956年雙十暴動,以及共產黨員發動的67暴動。雙十暴動簡單地說是國共兩黨爭奪中土政權定出勝負之後的餘波;過程當中,右派暴徒勾結黑道作亂,對社會的傷害、導致死傷的人數,都不亞於後來在文革期間由共產黨員從大陸輸入的67暴動。

五十年代的國民黨已退化成專制政黨,雖不如共產黨那般質劣,而且也因為管治範圍大大縮小,結果遠沒有共產黨在大陸那麼惡貫滿盈駭人聽聞,但作為一種外來影響力,在香港社會挑起動亂,也完全不值得稱道,打着的「自由中國」名義,也泰半是虛構的。

 

回歸是

「必然」之下的錯誤

然而,外來專制力量干預香港,損害最大、撕裂最深而後果最嚴重的,當是97年之後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一次;這次沒完沒了,至今看不到盡頭,香港社會正在遭受逐步的、全方位的破壞(有人認為法治是例外,它金剛不壞、完好無缺,只要民眾一如以往絕對服從和接受所有的法庭判決,它就會是永恒的)。67到97之間的香港黃金三十年,就是那樣被外來的中共邪惡勢力前後包抄了。這樣看,一個結論是香港97回歸是錯誤的,路子走錯了。

在黑暗世紀裡,惡霸可以強佔良家婦女,自有會耍刀槍的流氓惡勢力撐腰;在那種條件之下,歷史「雄辯地」保證了惡霸的必然利益,一切以為可以改變現狀的想法都是白費心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出是正還是邪的判斷,指出那強佔是不義的、錯誤的。同樣,「97回歸」可說是歷史命定,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反對都無效,但我們同樣可以說,那次「回歸」,是錯誤的、不義的。所謂「回歸」,實質是一種強佔,因此不義,體現了香港人史上的第三度被殖民。

走投無路叫天不應,這一代年輕人於是發蠻地喊出「香港要獨立!」這撕裂的呼喊完全不可理喻,粗糙、無禮、忤逆、狂莽,兼且夾雜着不少真正的「冇人性」、「法西斯」,甚或佗衰家、累街坊,兩頭不討好,左右不逢源,根本是癡心妄想,據說還是犯法的。然而,當其他香港人也逐漸發覺走投無路叫天不應的時候,他們還能夠喊得出的是什麼?

 

插圖:詹震寰

北韓成功試爆氫彈,國力急促提升,金仔威風一時無兩,連以往的蘇共領導及當今強國習大大也給比下去,成為世界上真正敢以核武向美帝挑釁第一人。考慮到上週才以長程導彈射入、穿越日本領空,以及一向以來萬顆遠程砲彈威脅南韓首爾,所以挑釁對象其實同時包括日、韓。博弈眼界精準、膽識過人,此子不僅空前,亦庶幾絕後,看來並非爛仔一名咁簡單。

製造核彈包括原子彈和氫彈的技術,不是什麼高新科技,而是七十多年前的舊貨,以今天世界技術分布而言,便是發展中國家如巴基斯坦也掌握(一九九八)。其背後的理論,若僅從愛恩斯坦的質能互換公式發表(一九○七)算起,更是一世紀有多的大眾知識。至於關鍵的投射科技即彈道科技,也相當古老。因此,任何國家要擁有「兩彈一箭」,都只是時間和意志問題。像北韓那樣發展武備不必管人民死活,還有大國從旁「通水」(提供技術資料和經濟支撐),成功並不太難。

 

西方軍事專家:尷尬

奇怪的反而是,西方軍事專家一直以來不斷質疑北韓這方面的技術水平。例如,便是這次核試之後,還有意見認為北韓還不可能掌握導彈重返大氣層的降溫技術,因此還有好幾年時間想辦法對付之云云。原因說穿了,無非是這些國家都有一種鴕鳥心態,不願面對國際上出現了一個擁核流氓卻無有效對策時的尷尬。

在美國,執政黨會因此受到在野黨攻擊而百辭莫辯。比方特朗普,他之前大罵前幾任總統通通不濟事,沒好好向中共施壓阻止北韓發展核武,現在輪到他面對北韓擁氫彈製造及遠程投射技術的事實,且看他如何反應!(註)

西方的難處有二,一是投鼠忌器,要直接制止或摧毀北韓的核武設施,必招致金仔拼死反擊,而韓日兩國起碼幾千萬人口都早已是在北韓砲彈及中程導彈打擊範圍之內,避無可避。二是縱容甚或幫助北韓搞核武,一直都是中國國策,因為養隻小老虎牽制美日,成本低而效益高,哪怕是要陷北韓人民於不義;西方國家要從中國經濟得益,所以中國完全不懼西方施壓,虛與委蛇小罵大幫忙而西方一籌莫展。

目前,迫使北韓放棄核武最有效的作法,莫如切斷外國對北韓的能源供應。中國是北韓能源的最大供應者,不斷以人道理由頂住美日要求停止供應的壓力。但是,北韓這次氫爆成功,情況可能有變。

首先,美國領土已直接受到北韓核武攻擊的威脅;北韓載核導彈已經可以打到關島以及阿拉斯加以至美國西岸。特朗普曾經信誓旦旦說過that won't happen但現在卻happen了,故如果他阻止不了,就很難下台,誇誇其談原來都是廢話。事關美國國家安全,他必須盡力保護,寧可犧牲他國人也在所不惜。不只是他,任何國家領導人,沒有其他選擇的話,一樣會那樣做。

若美國採取直接對付北韓的軍事行動,日韓肯定受損。問題是,在美國的作戰部署中,是否存在一個斬首式方案,既能保護美國,同時也足以把北韓對日韓的殺傷力減至特朗普認為「可接受」的程度。有的話,在所有非武力解除北韓核武的方案證實無效之後,實施這個軍事方案愈早愈有效,可免北韓核武進一步發展。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作戰方案,大概只有美國國防部最高級少數人知道。如果沒有,便只能靠直接或間接的非武力外交。

直接牽涉北韓的非武力外交方案已無可能,因為北韓與美國之間沒有所需的高度互信。因此,任何國家如瑞士想做中間人,都難擔保如果美國不作政權轉換,北韓也會永久放棄核武(金仔不會步利比亞卡扎菲的後塵——放棄了發展核武,最後依然須下台、喪命)。

 

北韓能源中國供應:CUT

因此,美國唯一有效的外交手段是間接的,那就是促使中國停止供應能源予北韓,辦法是威脅打貿易牌;不止自己打,還會說服日韓一起打。為此美國須付一定代價,例如忍受短期通脹;但這手牌對美國不全壞,因為部分產業會因此從中國回流。對中國而言,不依從的話,出口受損,外資流出,經濟難免衰退,最後導致政局不穩。當今美國經濟旺盛,中國則外強中乾要靠鉅額信貸推動GDP增長,顯然處下風。

中國則還需考慮一個新的國安因素。以前幫助北韓發展軍力,是要牽制美日,但沒料尾大不掉養虎為患,北韓強得足以挑釁美日,一旦戰爭發生,美日揮軍入朝,結果是中國引狼入室。此種種因素交加,中國停止向北韓供應能源便可能成事。美國若向中國建議,一讓金仔體面下台,二保證不尋求北韓解體,則中國切斷對北韓能源供應的誘因便很強大。

如果上述做法都行不通,美日等國便只能退而思其次,接受北韓成為擁核國家的現實,另想辦法保持和平及防止北韓乘勢進行核訛詐。為達此目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美國鼓勵甚至要求日韓等國核子化,必要時還可包括台、越、印尼。換句話說,這就是重複冷戰時代「行之有效」、以敵對國家之間的核武普及化為基礎的MAD策略平衡。MAD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保證同歸於盡的意思,妙處卻是置諸死地而後生,是一種依賴高度理性的恐怖平衡。

上面說過,核武技術並不很難掌握,日本一年半載就能造出核彈,以其現有火箭技術已可運載投射;台灣八十年代已有秘密做好的核彈藍圖,可進入試製階段(計劃後為美國知道,強行要求終止),越南、印尼加點勁也幾年就可以。最大的阻力來自這些國家的內部政治。例如日本,二戰後以來的反核意識十分強烈,福島事件之後更不用說。台灣綠營的一個基本政治信條是「非核家園」,連建好的核電廠也不能運轉。

 

東亞五國全核化:MAD

不過,地緣政治形勢大變,為了生存,這些國家內部的反核立場可能弱化。日本的大型核電站陸續重啟;安倍政府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遇到的阻力日漸減少。台灣方面,最近因火力發電廠人為失誤導致全島大停電,之後民間的反核意識下降。南韓新總統文在寅本是鴿派,但在北韓耀武揚威底下,有所「硬化」,前幾天更給特朗普揶揄了一番,再加上民間要求加強軍力的聲音浮現,他也很難無條件反核。

其實,反核電和發展核武,並不絕對矛盾,因為核電和核武的日常危險性不同。在非戰爭的條件之下,核電比核武危險得多。這是因為核能發電是「經常處於慢性爆炸狀態的現成核彈」;而核彈在儲存狀態之下,基本上只是一堆自然半衰的核物料,並不特別危險。以和平時期核電和核彈的事故發生率作比較,也可得出這個結論。

中國的態度如何呢?筆者認為北京應該支持MAD。這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恐怖平衡要求各國不發展「第二擊」(second strike)的能力。所謂第二擊能力,簡單講就是一國倚賴反導彈技術,在對方射出核彈之後把它打落,然後再以核彈和非核彈作強力第二擊,把對方制服。美國在南韓部署的THAAD飛彈及雷達系統,中共聞之色變,就是因為那是第二擊實力的重要一環。如果中美等國同意東亞實現MAD之下的全核化,中國要求美國撤除在南韓已經部署、在日本可能部署的THAAD,便很有道理,可能成功。

抑制非常規武器的使用,有非常規的辦法。冷戰時代美蘇對抗的一些經驗,今天可能派得上用場。特朗普上任不久時曾說過要亞洲國家自備核武,如今看來有可能實現,冷戰場景因此可能再生。說到底,冷戰比熱戰好,而對付「狂人」的辦法,也不能太「正常」罷?

 

(註) 這次北韓成功氫爆,西方國家不能不認了,因為氫爆威力比原爆高很多倍,分辨不是大問題,而核爆與自然發生的地震的震波不同,從普通地震儀的震盪記錄也可以輕易分辨出,所以這次北韓說是氫爆,一公布,美日韓三國隨即死死氣證實。

 

圖片:(美聯社圖片)

高院上訴庭判傘運三子獄刑之後,社會對本地法治是否依然獨立且健全的看法出現嚴重分歧。法律界一些一直以來對法治有承擔的人士,毫不含糊地捍衞本地法治的聲譽,認為律政司要求追加刑罰及其後上訴庭的判決,完全沒有超越法治的界限,不是無可厚非而是無懈可擊,而所謂香港出現政治犯的說法,完全沒有根據。

筆者今天就本地法治可能出現的漏洞或裂痕,對上述法律專業人的看法提出質疑。

在文明體制例如三權分立有鞏固民意基礎和深厚歷史傳統的地方,司法這一權通常也是最脆弱的、最被動的;這點在西方政治體制理論裡講得很清楚。十八世紀末年由美國開國父老咸美頓等人執筆的《聯邦黨人論叢》第78章這樣說:

... the judiciary is beyond comparison the weakest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of power; that it can never attack with success either of the other two; and that all possible care is requisite to enable it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ir attacks... from the natural feebleness of the judiciary, it is in continual jeopardy of being overpowered, awed, or influenced by its co-ordinate branches... .

這段說話,美國政治理論界和法律界到今天都奉為金科玉律。現屆總統特朗普儘管狂妄,什麼人都敢欺負,就是不敢對着法官造次(試過一兩次,但很快就學乖了),因為以力大無比的行政權欺壓無力自衞的司法權,是很大的政治罪行,他犯不着。這樣,司法權這個弱者反而有一點強勢,但那不是來自其本身,而是由於人民知道,要是不無時無刻都警惕地守護着它的話,它就會被行政權或立法權擊倒,而最終受害的是自己。

這個要時刻維護司法權的悟性,這個對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戒懼,在今天的民主國家裡,不只在法律界,在一般人的認知裡,也都已經是常識。那麼,在我們眼下的香港,當司法權不斷受到來自高於其上的專制國家行政和立法權的干擾的時候,本地法律人為什麼好像沒有同樣的悟性和戒懼,對受盡風吹雨打的司法獨立依然顯得信心滿滿?

面對最需要法治維護的那些人對法治的完好產生疑惑,為什麼我們香港的法律人好像都無動於衷,卻本能地認為那些疑惑是錯誤的、有害的;為什麼他們不是用詳盡的道理試圖說服大家不必疑慮,而是簡單地否定那疑惑,甚至提出指責?

為什麼這些法治的守護者的戒懼,不是由於國家行政和立法權的欺凌,而是由於人民道出了對法治受損的憂慮?

在專制帝國陰影底下而竟然能夠撐到今天的香港法治,無疑有相當的生命力,其中當然包含了無數剛直不阿、對法治有承擔的法律人的心血和貢獻。但是,在暮色蒼茫危機四伏的法律環境之下,面對本地法治運作的一舉一動,任何人也不能自滿,不僅要用如鷂鷹般銳利的眼神專注,還應懷一種如醫者般的仁疑去思考觀察到的現象。這種懷疑態度,見諸言論,不僅不會削弱法治,反而能夠在愈發惡劣的條件底下對法治的正常運作產生保護作用。

民眾觀察了這兩年以至最近的若干法院裁判,產生了哪些疑慮呢?

概括了很多比較零碎的疑慮,民眾心中都有此基本一問:香港是否已然產生了政治犯?對此,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以否字作答。但是,她把政治犯的定義收縮得非常狹窄。她說:「政治犯是指一些人因與當權者意見不同,而被當權者以不相干的原因,由無罪屈成有罪」(見《信報》本月28日報導)。這顯然有問題。筆者試舉一例作說明。

大家知道,同一控罪,證據確鑿而罪名成立之後,量刑一定程度上包含法官的主觀,有些法官會判得輕一些,有些則會判得重一些,這在沒有行政干預的公正審判底下也是會發生的,都沒有問題,入罪者無論獲輕判還是重判,都不是政治犯。但假設罪犯獲輕判之後,行政權的確因政治原因覺得不滿意,刻意找一位素來傾向重判的法官重審,沒有對這位法官給什麼壓力,卻成功把犯人重判。常理認為,這個犯人變成了政治犯;但是,按譚允芝的定義卻不是。

可見,便是在法律人完全遵守專業操作規則、有關的法律條文本身並未受到諸如釋法蹂躪的情況底下,政治犯的出現依然有可能。

問題在於,是否政治犯,在上述例子裡,不在乎罪名與被告的行為是否相關,而在於檢控者有沒有法律以外的政治動機。

其實,按譚允芝的定義,中國根本沒有政治犯。打個譬喻,按中國「法律」,「妄議中央」是不容許的,嚴重的可進秦城;若某君的確曾經私底下妄議中央六四問題處理手法而遭揭發,被人民法庭判有罪入獄。按譚允芝的定義,這個人也不是政治犯。

顯然,譚大狀把「是政治犯」的條件訂得太高了,不符合國情港情,也不符合常理,因此無助減少民眾疑慮,反而有助特府高層振振有詞批評民眾的疑慮「毫無道理」,直到了林鄭那種含血噴人的地步。

宗教信仰不容信眾質疑教條,極權國家也不許人民表達對領導人的不信任。但法治不是宗教,香港的法庭現在也還不至於是極權者的天下,那為什麼民眾一向敬重的法律人卻容不下他們在如此不堪的人大釋法餘波底下對有合理疑點的審判結果提出疑問呢?

除了有否政治犯的大惑之外,不少人對上訴庭法官撰寫的判詞也有不少意見,其中最令人費解的,大概不是個別「特色」修辭,而是對「暴力」的理解是否過分寬鬆。衝入公民廣場會引起推撞,說的沒錯,但衝者目的卻不是要令護衞員受傷;原訟庭認為過程中導致的暴力並非嚴重。但是,上訴庭卻認為,帶頭衝的人見追隨者眾,明知若發生推撞會有人受傷卻依然喊衝,事件就很嚴重,帶頭者因此要加倍受罰。這在普通法裡是牽強說法。

如果百多名衝入者和少數幾個護衞員人數明顯懸殊,而護衞員的指揮官依然下令護衞員以身阻擋,導致護衞員受傷,那要負主要責任的是沒有行使「必要的謹慎」(due care)的指揮官(或者也包括護衞員自己)而不是犯非法進入的衝者。後者目的只是求取象徵式勝利,並非要侵犯人或破壞物。 這是普通法裡很普通的論述,為何在審判或判詞中不佔比重?

這令筆者想起一段往事。1970年暑假,筆者在波士頓一所小型文物博物館裡當守夜。館長事先對筆者說,夜巡的時候若遇盜賊非法進入行劫,千萬不要試圖阻止而必須馬上避到安全地點報警。這就是館長要求的due care。文明社會不要求普通人當烈士。(便是在戰爭裡,指揮官眼見實力懸殊硬拼必死的話,正確做法是下令投降交出武器。)

至於律政司認為黃之鋒等人以「重奪公民廣場」為口號,其中包含「奪」字,是蓄意使用暴力的證據,那就真是強詞「奪」理,暴力得很。如此寬鬆地理解暴力而產生先例,以後有人「橫刀奪愛」被告上法庭的話,恐怕要判終身監禁。那是控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可憐辯方大狀李志喜在庭上有辭而莫辯!

像這樣的疑點其實不少,政府不解釋,是意料中事,但法治精英視而不見,就很難讓人理解。民眾疑竇不解,發言為聲,法律人卻要求民眾住口,那恐怕不是保護法治的最好方法罷?

面對法治崩壞(或僅僅是法治崩壞的可能性),民眾的感覺比法律人更敏銳。為何如此,筆者有一解釋:法律人無法接受法治崩壞的可悲、可怕事實,因此採取鴕鳥政策。對畢生為法治理想服務的法律人而言,承認法治崩壞的話,一個十分困難而且痛苦的選擇就馬上擺在眼前:要麼繼續維護這個逐漸變質的法治局面 - 等同替蠻橫的行政權服務,要麼與體制對抗而批判之,成為體制敵人。台灣「美麗島事件」裡,一批人權律師出現了,為被控罪的「黨外人士」打官司,與獨裁政權對抗,有些律師因此被當權者監禁,自己也成為政治犯,失去自由。法律人走這條路也許太沉重,有些人可能因此不自覺地變成鴕鳥。

法治崩壞,民眾有感,也有不少實例說明崩壞的可能性。早前有保皇資深大狀無視普通法物權法對地下空間使用權的保障,捩橫折曲硬銷一地兩檢,令人對法律人產生疑問;同樣的人格,早已見諸不止一位律政司身上。前車作鑑一葉知秋,難道政權不可以同樣地把一些法官也變成俘虜而把法治置於險境?

筆者一向反對輕率的「法治已死」指摘,但看了最近律政司和法庭的表現,覺得情況有變。「政治已然沖垮法治」的說法今天是否成立,容或還有爭議,但對香港法治前途的顧慮,已經不是天方夜譚。

特府尋釁,傘運三子刑罰加重,鋃鐺下獄,大家都為這些年輕人嗟嘆、惋惜;香港的法治因這次案件那不堪至極的二度裁判而崩裂,更是令人扼腕。特府官員面對「政治犯」的指控,不是像張建宗那樣閃爍其詞,便是如林鄭般作鐵嘴雞式的乏理反駁,外強中乾,靠的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高院上訴庭那份以香港司法史前所未見的北方政治語言書寫、以主觀臆測的心理推論取代無合理懷疑的判詞,導致法律界、輿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統治階級竟無一人有言以對。

一直以來,筆者對「法治已死」、「香港出現政治犯」的一類指控都有所保留,但經過這次官司,也不得不修改看法。大家記得,在四月十九號的本欄文章裡,筆者這樣說:
「特府三年來以政治檢控作為打壓手段,人所共知;然而,本地這些被打壓對象與典型的專制國家裡的政治犯不同。後者往往是行政系統和司法系統同流合污或者行政系統完全控制了司法系統之後的產物。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非常獨立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都很努力頂住來自行政系統(和西環)的壓力,力求保存司法獨立。倘若『香港政治犯』一詞當下在國際上傳開,世界各國的人誤以為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投降了、跟政權同流合污了,那叫正在被政權鷹犬欺凌而堅持司法公正的大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

為此,筆者提出以「特殊政治犯」一詞描述一眾被「有法用盡」的行政系統以政治原因遭刻意檢控、司法系統被動而不得已地履行裁判責任的情況底下遭判刑的那些人士。如此小心翼翼,乃是因為不忍香港法律界幾十年來點滴建立起的馳譽國際的法治聲譽毀於一旦。然而,經此一役,筆者用的「特殊」二字,已然不必。一紙判詞,充分證明傘運三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若然不是幾位主審法官自己的喪心定見見諸文字,便是由法院系統已經設置的隱形黨委書記捉刀或起碼是經其「潤飾」的產物,而絕對不會是如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說的「用了一些情緒性字眼」那麼簡單!

一葉知秋,政治犯出現了,即表示法治的根基已然鬆脫;此案若上訴無門或上訴不得直、判決結果施用到以後所有同類案件的判決上的話,香港司法從此被政權馴服而新加坡化,殆無疑問。然而,香港的法治崩壞,不會止於新加坡化。

新國政府行政系統固然能夠、而且不斷全面操控所有的政治檢控和判決,但在商業、物權和其他民、刑事案件上,法治的根基依然健全穩固,但香港因為紅色資本全面入侵,商業事務方面的法治已是危機四伏,政治環節的法治失守之後,商業及其他環節的淪陷便是必然,而且會來得很急促,因為背後的三權合作還要加上土豪金的第四權。也就是說,香港的法治,最後是上海化, 在北方政權的眼中「止於至善」。

一片撻伐聲中,特府及其說客與本地一眾《環時》派用上了「求仁得仁」的說法。這是非常不仁的說法,不僅不倫不類,而且引喻失義、涼血、殘忍,令人聯想到林鄭說她同情三子母親,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這又一次證明,什麼美好的東西,一到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手中口裡,即變成垃圾、毒物。

「求仁得仁」一語出自《論語.述而》: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答話的是孔子。關於兩位「古之賢人」,故事是這樣的。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諸侯國孤竹國(今河北省)國君的長子和三子。孤竹國國君生前立叔齊為太子。他死後,叔齊卻想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說:「父王遺命,不改動。」說完便走了。叔齊覺得自己不應該繼承王位,也跟着走了。 後來伯夷、叔齊聽說岐山的西伯昌是位有道德的人,便依附於他。西伯昌死後,他的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即位,帶着西伯昌的棺木,進軍伐紂,伯夷、叔齊不贊成以暴易暴,拉着他的馬韁繩勸他說:「父親死了不埋葬,卻發動戰爭,這叫做孝嗎?身為商朝的臣子卻要討伐君主,這叫做仁嗎?」武王不聽,進軍滅紂,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不願吃周朝的糧食,跑到首陽山(今山西永濟西)裡餓死。

伯夷、叔齊悲壯殉義,距離孔子生活的時代約六百年;孔子以「求仁得仁」的說法對伯夷、叔齊作蓋棺定論,是一種無上的褒揚。而且,孔子說這話,體現的是他的廣闊胸襟。大家知道,儒家的政治道德基礎就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 即古史上記載的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次犯上作亂、弒君的暴力革命。當時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如果孔子不客氣一點,會說他們兩位的「仁」,不過是婦人之仁;但孔子沒有那樣說,而是認真地把這兩位歷史人物視為求仁而得仁的「古賢人」。

現實裡的情況卻是,一個對自己的人民動用武力絕不心慈手軟的政權,把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暴力的三子於抗命行動中與守衞員互相推撞而後者受輕傷的事件渲染為嚴重的暴力事件而把三子「繩之於法」,旁邊插科打諢的說客隨即以輕藐的口吻拋出「求仁得仁」這幾個字。對比典故中的歷史,馬上照出這一批人的醜惡嘴臉。(說話的袞袞諸公當中,又赫然包括大律師石永泰。上週六的一個研討會上,允石君要求,筆者為他作了紀念簽名,想來後悔,只得希望那四字是這位言笑晏晏的番書仔不熟書而作的胡言亂語。)

法治上海化,那麼政治上又如何呢? 筆者認為香港不可避免西藏化。
這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大家看得透香港和西藏表面上的各種差距分別,當會察覺兩地的同病相憐及香港趨同於西藏的傾向和走勢。對比中原的漢、共文化、宗教、語言、公德、道德和生活方式,香港和西藏都與之有深刻的差別,甚至如果仔細研究人種基因,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最後這點筆者不只一次指出過,而且是引用大陸基因遺傳學研究結果的報導)。

和香港一樣,西藏也是「自治區」,1951年有與中共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精神內容與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類似,可是到後來都被中共一一否定、撕毀。在相同的待遇之下,難道西藏人與香港人的內心反應不會一步一步趨同嗎?西藏早有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香港最近也有了。那是有客觀的基礎,再加上政權所作所為火上加油生成的結果,並不是什麼梁某人、林某人個別的行動話語導致的。

是的,西藏和香港的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都有國際背景,而且碰巧都和英國殖民主義歷史有關。西藏曾經是英國的保護國,1912年至1949年之間,更在英國勢力的幫助之下宣布獨立,並且確實享受過幾十年的事實上的獨立。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現存的體制基本上是英國人建立的,藕斷絲連,英國管治的餘熱依然影響着香港。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1997年之後的香港管治搞得不好,人心思變、人心思獨,十分自然。中共若是明智,處理香港事務必要像英殖後期那樣如履薄冰,無奈不是那樣。小棒則受,大棒則走;法治消失之後會有各種更強力的打壓,香港成為中國的西藏2.0,看來已無可避免。

上週六,公民聯合行動主辦了「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研討會。立場不盡相同的八位民主派濟濟一堂,與兩百聽眾商量社運前瞻與整合。議題很吸引,筆者希望多了解社運人今天的看法,卻因為身在海外而錯過,殊為可惜,好在能透過看《立場新聞》的現場全直播知道內容。對關心社運和香港前途的人而言,三個多小時的錄影一點不長,只聽黃之鋒說反DQ釋法行動之前已與本土民主前線討論過現場如何協作分工,已值回票價。(註一)

八位台上講者分別是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教授、評論人桑普、馮敬恩、長毛梁國雄、民陣負責人區諾軒。特府嚴打之下,八人當中過半數有社運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會短。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很闊,從獨、自派、左、右膠到泛民都包括,這本身已是一個重要訊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佔運之後更勢成水火;DQ釋法之後形勢有變,鐘擺蕩向整合。黑格爾辯證律走到第三步,無疑很自然。

民主派的健康整合

不過,核心的整合必須有機而健康,才能發揮力量,鼓舞群眾。從一個「碎片化」了的狀況出發,現階段怎樣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與會者認為,各派應先反省,揚棄錯誤綱領,方能言整合。這其實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為止,本地民主政治場域綱領競爭,無論是關乎目的還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無謂敵意,統統都是健康成分,不可或缺;各派參與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講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胸襟去容納不同派別的抗爭哲學和方式。

有這方面的胸襟,聯繫到有與會者提到的社運參與門檻,綱領競爭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車盤,勇武則是能夠而且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者的豪「擇」,而處於中間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換樓升級盤。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有人認為突破和平手段會引狼入室,有人則反唇相稽,認為行禮如儀的所謂抗爭不如不搞。到後來,這些指摘不幸演化為對稱的鬼論,至今有人樂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撥);由此可見一些「無謂敵意」的禍害。

筆者認為,反對派各方力量應該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參與到一個新的「人民的聯盟」裡。這個聯盟主要是一個工作聯盟,在聯盟之內,大家不必談論彼此的抗爭路線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礎;在聯盟之外,也應盡量避免互相就綱領性的東西猛做別人的「負面廣告」。

前階段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尋找、定義新的抗爭方向之時,如同細胞裂變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見交鋒有其必要,過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後,就不要再迷信「真理愈辯愈明」。現階段這樣減少無謂虛耗,本身就應該,要建立工作聯盟的話,就更不可忽視。

「代抗士」與「代議士」

戴教授指出一點很重要:8.31之後,倚靠《基本法》已經不能保證可以守護香港這一制,遑論賴以達致政制民主。的確,2014年中英聯合聲明由中方單方面宣告作廢之後,人大常委已視《基本法》為無物;釋法DQ之後,議會勢成政權可用可不用的獨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個車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區議會裡諮詢的香港,如今牽涉兩制生死存亡的高鐵一地兩檢卻是政府說了算,議事文化關鍵處已蕩然無存。

不僅立會漸無要事可議,一大批能議之士更被摒諸殿堂之外,那麼「代議士」這個名詞在香港已經接近無意義。97之後那十年八載風調雨順和理非非之際,社運民眾的核心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進立法會代以議政。這個模式的功用現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運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舒適抗爭」大體無效,參與社運的代價普遍提高,對民眾而言如是,對運動的積極分子更如是。黃之鋒指出,佔運魚革之後運動領袖被告判監動輒「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嚇作用,更多群眾敢怒不敢「行」。這並非如坊間簡單所謂的「抗爭疲勞」,而是在嚴峻的新常態底下,社運領袖和群眾的核心關係已由「代議」變成「代抗」。

「隱性支援」與「顯性參與」

相應地,群眾對社運領袖的支持,會從給選票、響應號召參與遊行甚至「鳩衝」的顯性方式,逐漸轉變為一些隱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長毛梁國雄在研討會上提議建立一個政治犯救助基金,籌錢打官司,組織對繫獄社運人的各種關懷工作。這個建議落實的時候,可能會擴闊一點,成為類似筆者不久前提出過的「社運救援翼」,幫助的對象不限於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他因參與社運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員郭紹傑,因積極參與佔運糾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員工會以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為由,強行永久刪除資格,就十分值得關懷和幫助。

二、深化和傳播理念。「新常態」之下,傳統媒體日益被收編,社運各派別的聲音多遭封殺,訊息傳播不易,惟有透過非傳統方式擴散(不限於互聯網);論壇活動、小圈子內的報告會、講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再者,社運領袖多是行動派,便是有自己的綱領,也不容易把綱領的論述和建構工作深化;群眾當中,有些有條件的人士,可主辦一些讀書圈,研究港中文化社會政治及有關的問題,慢慢成為民間智庫。方志恆教授和他的學界朋友組成的學者團體「高教公民」就是一例。(註二)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是不同類型的恭體力行,可替代風險代價愈來愈高的街頭參與。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開展;後者在白色恐怖的條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筆者估計,群眾對社運領袖的隱性支援並視之為自己的「代抗士」,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顯性參與。

然而,研討會上不少人討論了一個問題:一些群眾的派性比社運領袖更嚴重。

群眾派性和比例代表制

原來,不同派別的社運領袖,對重新建構行動協作平台有很強的意願。原因很可能是,處在操盤者的位置上,他們接收到的資訊和觀看到的實景很多,了解到要成就一個抗爭目的(哪怕是「階段性成果」),靠一己之力無法保證。但是,個別社運群眾能夠了解到的,相比或有更多局限,常以為靠同聲同氣者的力量(「同溫層」)便可成事。這些群眾於是往往反對自己支持的派別與其他的派別溝通、協力。

例如,抗議DQ釋法行動之前,黃之鋒與黃台仰事先有協議,但到了現場,當後者欲開展配合行動之時,卻被一些「黃絲」群眾當作意圖抽水而不得不退卻。梁天琦甚至更坦白說,過去不敢參與協作研討會,因為消息一傳出,支持者就會強烈質疑你扭軚、反對你跨派別合作。

長毛指出,這是因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各派領袖如果想走議會道路而勝出,必須小心翼翼耕耘和保着自己的那10%選民,不敢得失;這樣,派別之間的合作便很困難。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因為DQ6之後,議會道路對很多新興反對派別而言,已經走不通,故這些派別的領袖反而更灑脫,不怕支持者一時誤解。塞翁失馬,反有利派別之間進行協作。

老鼠屎:左、右膠矛盾

各反對派別之間有很多矛盾,控制得不好,會讓整合的構思泡湯,其中尤以社運左、右翼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最難控制、最易出問題。這不僅在本地社運裡已經如此;環顧古今中外,舉凡俄國革命、中國內戰、朝鮮半島和前越南、德國分東西南北、英國退盟、美國特朗普上台、所有民主國家裡的高熱選戰,幾乎無一不滲透着左右意識形態鬥個你死我活的影子。香港社運要前行,各派必須小心管控這個矛盾。

這不是說社運左、右翼的矛盾不應存在;這類矛盾關乎基本價值,有關的爭議大多數都有實質意義。但是,各派同時要看到,香港今後三十年內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這些,而是香港原有的文明開放社會體制與中共欲強加於香港的野蠻專制體制之間的矛盾。如果左右翼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這個主要矛盾,導致港中政權漁人得利,那很可悲。各派容或在自己的抗爭路上有不同的左右取向,但絕對不宜把這些取向帶進一個在建構中的整合平台,更不宜對他方施展以左或右作標籤的攻擊。

筆者以自身經驗進言:不只關乎左右翼的政治批評,任何反對派內部的政治批評都應以低調、溫和、正面釋述己方觀點為主;正如開汽車的defensive driving,目的是要自己安全抵埗,而不是要妨礙別人到達。至於長毛梁國雄提到的競選爭票問題,一旦能夠建立各派工作層面的平台,磨合一段時間之後,就應該嘗試進一步探討初選機制,由小範圍、個別派系之間開始,逐步擴大;採取的方式可以是選區迴避,可能的話還可搞一票多派。

泛民在哪裡?

傳媒採訪上述研討會之後的報導,多聚焦年輕社運領袖人物,卻疏忽了泛民的區諾軒。區屬民主黨,卻自稱一點也不溫和。他參與這次研討會,意義是正面的;如果事先是與黨內大老商討過的,則更有一些弦外之音需要大家細嚼。他在會上從親歷的角度分析反DQ釋法遊行的組織層面不足之處,也很有意思。或者,反對派光譜的兩極,某階段也可以甚或需要來一個破冰,而區這次參與,可看作一個伏線。

筆者歷來對社運、對香港都採取一種很根本的樂觀和信任的態度,對一些人皆認為負面的事情作正面解讀,因為深信大多數港人都是善的、智的,在關鍵時刻會醒悟,做出應該做的事情。難道你不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地的最深處飽含着正氣,光禿的樹木在深冬最寒冷的那天開始發芽?

(註 一) 這是《立場新聞》的論壇全錄影連結,聲帶在5分30秒左右開始 :http://bit.ly/2wbQ5is

(註 二) 方志恆教授等人成立的「高教公民」FB ︰http://bit.ly/2vZDPlL

教育副局是中共的人,香港學生接受大陸政權導引的方向洗腦無可免,問題是效果如何,會否反彈。大家記得當年羅馬尼亞毛左共產強人齊修斯古夫婦被起義群眾就地正法那一幕,廣場上的年輕「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特別多,包括掉轉槍頭的那些士兵。大陸似乎行得最通的那套,拿來香港卻不會適合這兒的水土,因為文化走向百多年來不一樣,最近七十年更可謂背道而馳。一項由兩位英國學者和兩位在港大陸學者(「港漂」)做的多學科研究很有趣,主題是「狩獵比賽」,筆者認為研究結果有助說明這點。

 

你慣凡事「睇頭」信權威嗎?

凡事「睇頭」信權威,恐怕是大陸學校和社會教育從小「定向」培養的結果,學生到了大學階段,這種文化性格應已相當明顯。上述學者做的實驗研究,就這個性格傾向的強弱比較了四個不同的大學生樣板組,每組約七十多人,分別是(a)英國當地的「白人組」,(b)母語為粵語的本土「香港組」,(c)大陸人「留學英國組」,(d)中國當地的「大陸組」。其中,c組即大陸留英組的表現最令人注目;這組留學生從大陸到英國學習的時間不算長,有些一年、有些兩年,但在實驗中的表現竟與本土香港組和英國白人組趨同,卻與d組即大陸組拉得很開。

實驗比賽很簡單,要求每一參與者用電腦獨立設計原始人狩獵用的箭鏃,設計參數一共五個,包括箭鏃的長、闊、厚、形狀和顏色。實驗的主辦者事先知道最優設計參數,但參與實驗的學生卻無此資訊,基本上要靠自己一再試錯,尋求最優。每一次設計都應用到虛擬狩獵上;電腦程式會按該設計與最優方案的差別大小扣分,又按該設計用在虛擬狩獵時的「殺傷力」加分。參與者可根據各次設計的得分為下一個設計作調整。

狩獵「季節」一共三個,每季的狩獵次數為三十,每次狩獵都可用一個新的箭鏃設計。頭兩季的每一季期間,最優設計都不變,但第三季的會忽然變化三次(這可以理解為不同季節有不同獵物,而第三季裡更有三個不同獵物相繼出現,相對應的最優箭鏃都不同);參與者事先知道這個變化規律。在每季狩獵開始之前,各組參與者都可以觀察該組的「師傅」作五次示範設計和狩獵,師傅每次的設計和得分都對組員公開。每季開始之時,任何參與者皆可決定「照搬」師傅得到的最佳設計,但一旦決定照搬,參與者在該季便不能更改參數,而必須沿用該設計三十次。按照每季狩獵總得分,參與者會得到相應的(真!)金錢報酬。

 

洗腦的供求關係

實驗結果:(一)首季,大陸組的平均照搬率最高,超過白人組兩倍,有很大統計差別(statistically different);其餘兩組的照搬率處在大陸和白人組之間而明顯靠近後者;(二)次季,大陸組的照搬率幾乎不變,但陸人留英組的照搬率下降了,幾乎與香港組和白人組看齊;(三)只有在試錯失敗風險較高的第三季最後七個狩獵裡,各組的照搬率都升高而趨同,但與大陸組比較時,白人組及陸人留英組都依然與之保有統計差別。所在地靠近大陸的香港組,照搬率此時卻最與大陸組接近(能不警惕?)。

另外的試驗結果顯示,照搬者的三季總得分最高,但獵物突變(箭鏃的最優設計參數突變)之後的失分卻最多,顯示如果環境常變急變,對照搬者最不利。這些結果無疑符合大家的直觀(intuition)。(註一)

實驗有設計特殊性,結果不宜過分引申,但很明顯的一點是,「睇頭」信權威的心理,在各組人之中,以大陸當地人最強,受西方影響而減弱;這個直覺,透過實驗得到實據。怎樣理解這些結果與洗腦的關係呢?筆者提出一個洗腦的供求觀。

政權是洗腦的供應方,個人是需求方,「睇頭」信權威的程度是對洗腦需求大小的基礎,也是政權有效洗腦的潛在因素。 實驗結果指「睇頭」信權威在大陸人組最強,即顯示大陸人對洗腦的需求最高。百多年來與大陸分家的香港人和新近離開大陸到西方生活的人,只要不是在風險很大的情況底下,都會傾向信自己,洗腦需求很低,與受西方個人中心主義文化影響最深的人趨同。

那麼一個有理的引申是,香港人如果回大陸生活工作留學,或者留在香港卻受各環節赤化威脅,不服從權威的風險都增加,都可能演化出對洗腦的較高需求。由此可見香港學生反國教、社運反赤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拉馬克主義的基因學基礎

更深入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政治文化的衝擊,會否直搗生物層面,先是影響DNA,最終透過物競天擇的機制改變遺傳因子?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科學界認為不可能;之前一百年的進化機制大辯論,以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概念及基因變異為基礎的學派勝出(原有物種因基因隨機變異演化出新物種,但只有那些能通過物競天擇篩選的物種能夠成為穩定的新物種),另外的拉馬克學派(Lamarckism)認為的個體習得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個體自身的身心影響可直接進入遺傳構成新物種之說基本上作廢。

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降,大量分子生物學新發現導致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筆者月前介紹過)在西方生物科技界興起,拉馬克的觀點有了新發展,所引申出的思潮,已經在社會科學以至文化理論的領域裡立足,其中特別以哈佛大學J. Henrich、史丹福大學M. Feldman和劍橋大學K. Laland等人提出的「基因文化互動進化論」(gene-culture coevolution),已經進入主流,成為現代進化論當中的一門顯學 。(註二)

今天筆者特別選介一項與政治文化有關的研究:集體主義文化的可能基因基礎。這項研究的物質主角是血清素(serotonin),主要存在於動物(包括人類)的胃腸道,血小板和中樞神經系統中,是幸福和快樂感覺的引致者。人體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主要是由第十七染色體中的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決定的;這個基因有長型和短型之分。2003年,一組英國科學家在紐西蘭做了一個突破性的研究,發現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是短型的人體內含血清素較少,容易患抑鬱、有較強的自殺傾向。

2009年,前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Joan Chiao與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 的K Blizinsky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研究了29個國家的五萬多個個案,發覺在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東亞國家的人,含短型血清素轉運體基因的比率高達八成,幾乎是集體主義傾向較弱的西歐國家的兩倍。他們提出的解釋是,集體主義有利疏導各人心理壓力,減少抑鬱等心理症狀,彌補血清素含量過低的缺點。(註三)

 

東方集體主義與遺傳學

是耶?非耶?類似的研究結果愈來愈多,有些結果更是互相矛盾的,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和對研究結果的理解。近期,一些歐洲的研究更顯示,嚴重的精神壓力事件會透過表觀遺傳學機制直接影響人體基因內的DNA,威脅基因的變異。(註四)這就替「新拉馬克主義」提供了發展潛力,儘管這方面的思維依然不能缺少物競天擇和基因遺傳與變異的機制。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專制傳統非常深厚,政權壓迫的手段穩定而嚴酷。幾千年來,嚴重的肉體及精神壓力事件的旁觀者及生還者身上,有沒有發生過因應的基因變異?「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的物競天擇機制,會不會把帶反極權性格遺傳因子(存在的話)的個體不斷淘汰,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當中特濃的極權性格?

更與目下香港人攸關的是,七十年來,像打地主、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8964大屠殺之類的「震撼到靈魂深處」的現代中國政治事件,有可能在兩三代中國人身上產生了以DNA替代為基礎的表觀遺傳學效應,導致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已經出現現代遺傳學意義上的異化,雖然還不一定是生物基因層面的撕裂。

 

(註一) A. Mesoudi等四位學者刊登在2015年1月皇家學會論文集B的論文是《Higher frequency of social learning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shows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evolution》,http://bit.ly/2hFMLqq 。

(註二) 這方面的參考論文,筆者推介幾篇,都可在線閱讀:Feldman & Laland的《Gene-culture coevolutionary theory》,http://bit.ly/2vKYkTA ;Koonin & Wolf的《Is evolution Darwinian or/and Lamarckian?》 http://bit.ly/2uldudL ;D. Kolodny等人的《Game-Changing Innovations: How Culture Can Change the Parameters of Its Own Evolution and Induce Abrupt Cultural Shifts》,http://bit.ly/2wpEj1G 。

(註三) Chiao & Blizinsky的論文在 http://bit.ly/2hFTEYF 。

(註四) 可參考http://go.nature.com/2fopgRQ 和 http://bit.ly/2vLe4pg 。

 

插圖 詹震寰

特府強拋一地兩檢,準備「租出」香港空間予大陸,用作高鐵清關,並同時執行大陸法律。由此引致的「割地」和「設租界」指控,已響遍輿論界。今天,離心主義不止於影響年輕人,故特府的做法,直接替中共已然不堪的形象多添一層濃厚殖民主義色彩;加上這幾天梁前特替方案大力吹噓,「外來政權」出賣港人利益的意味於是更形清晰。

「租界」既成了一個熱門詞,大家不妨多了解一下其歷史背景和意義;那不僅有助觀照一地兩檢問題的性質,還可破解一些對中國近代史的迷思。避免食「史」不化,可能是港人因高鐵失去一部分土地「次主權」之餘的最大得益。

 

國史:三次大規模領土擴張

歷史的迷思多着,筆者挑一個「不方便」的例子入題:殖民帝國在別國設租界,不由十九世紀東西洋列強專美;中華帝國同期間也曾在朝鮮設立中租界,情節惡劣,為時不短,今天經過了多年美化的的仁川唐人街,就是當年中租界部分遺址。這是怎麼回事呢?

熟讀清、民、黨版近代史而未及批判便全盤吸收的話,很可能走漏一個基本事實:「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運程有大起落。兩千多年期間,中土之國有過三次侵略性擴張,規模之大,囊括人口之多,效果之持久,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近現代帝國主義瞠乎其後。朝鮮中租界的出現,不過是這段帝國擴張史晚期的一道回光。

中華帝國第一次武力擴張是在秦漢之世。秦向南伸展,霸佔了今浙江、福建、廣東、海南、越南、廣西、四川,即古越族及古巴蜀人的居地。漢除了成功「收復」秦末趁機脫離中土管治的南方地區,還把目光投向西北,征服了河西走廊,即今天習近平說的絲綢之路中國段在新疆以東的那半。這次擴張是遠古華夏漢族的傑作。

第二和第三次,則主要是近古的蒙、滿族汗馬功勞。蒙人奪得的今中國土地主要是廣西、雲南(其餘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版圖,元亡之後明朝無力接收)。之後,滿人於白山黑水崛起,陸續併吞了包括蒙、疆、藏的大片土地,另加百浬外海上的台灣。

台灣的土著當時還處於刀耕火種、石器與金屬時代交替之際,面對高度文明的滿漢殖民侵略者毫無還手之力,比同時期遇上歐洲白種人的美洲土著更不濟事,給殺戮得所剩無幾。

這個令不少國人回望總覺無比自豪的擴張運程在十八世紀末達峰。一七九○年,國人拜過乾隆八十大壽,這位世界級的帝國主義者就給自己封作「十全老人」,標榜的是那贏得最得意的十場血腥掠地戰爭,把朝、蒙、疆、藏、尼、緬、越、台灣、琉球都臣服了。

沒想到的是,不出一百年,這個運程要從巔峰掉到深谷的底。自視為天朝上國之民,一次又一次敗在東西洋人手上,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宇宙之間沒有更嚴重的了,而且任憑你病夫變強國,也無法醫治。類似的毛病近年據說香港人也有,但相比不過是芝麻綠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實際情況並沒想像中差。中華帝國當時已經「大到不能倒」,比它更不堪的國家民族比比皆是,例如朝鮮。朝鮮好比魯迅短篇小說《阿Q正傳》裡的小尼姑,中國就是那個恨得發癢、喃喃自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阿Q。於是就有了朝鮮中租界這回事。

幕府時代末,日本思想界再次提出侵略擴張的理論,以征服世界為終極目標。經濟學家佐藤信淵主張同時西侵朝鮮中國、南侵東南亞。一八五三年「黑船來航」之後,武士兼改革派精神領袖吉田松陰更倡議「失諸歐美,補償於鄰國」,加強了擴張主義動機。

一八六八年日皇明治宣布維新,實際主政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十分支持擴張主義,影響了當時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伊藤博文;一個以併吞朝鮮、入主中原為稱霸世界開端的「大陸政策」於是成形。第一步進行得很順利。

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派艦隊到朝鮮海岸測繪海圖,遭朝方炮擊後反擊,趁機攻陷朝鮮江華島炮台。翌年二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准許「日本國航海者隨時測量朝鮮海岸,審其位置深淺」,並賦予日本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鮮國人民,皆歸日本官審斷。」

不過,條約第一款卻說:「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當然是謊話,卻是說給強弩之末的中華帝國聽的;朝鮮當時是中帝藩屬,日本卻想據為己有。(註一)

 

阿Q動了小尼姑:中租界

中國的反應有點出人意表。一八八二年,中國藉口協助朝鮮鎮壓兵變,派軍入朝;十月,逼迫朝鮮簽署《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此《章程》劈頭第一句就說:「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製,毋庸更議。 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這明顯是與日本較量。

怎樣優待屬邦呢?首先,朝鮮也得「享受」中國在朝的領事裁判權:「(在朝發生的)財產、犯罪等案,如朝鮮人民為原告,中國人民為被告,則應由中國商務委員(相當於領事)審斷。如中國人民為原告,朝鮮人民為被告,則應由朝鮮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這裡說的「按律」,指按《大清律例》。

然後,中國推出比列強更荒誕的「炮艦政策」:「中國兵船往朝鮮海濱遊歷並駛泊各處港口以資捍衞,該兵船自管駕官以下與朝鮮地方官俱屬平行」。宗主國的艦長在藩國的權位,與當地市長同(這好比遼寧艦抵港,其艦長的權位就等同林鄭),這不僅超越了日帝對朝鮮的要求,就是連英帝此前逼迫中國簽署的《南京條約》裡也不曾有過。

緊接着,中國利用《章程》說的「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建屋」,仿照列強在上海設立租界的經驗,在仁川、釜山和元山這三個最重要的朝鮮港口設立租界,名之為「華商地界」,各有正式章程。(註二)

華商地界章程規定,中租界內重要事務概由中國駐朝商務委員決斷,華商商董協助執行。治安方面,由朝方巡捕和中方夥同有經驗的英國巡捕聯合負責;朝捕管轄朝民,華英巡捕保護華僑及日裔以外的外僑,華英巡捕由華商英商合資聘用(日僑自有日本領事保護)。稍後中國向朝鮮施壓擴大仁川中租界,就沒有再聘用英國巡捕。(註三)

大家可以看到,中華帝國主義的行徑,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葉,在其軍事實力所能及的地方,霸道處絲毫沒有改變,比起東西洋列強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中華愛國者提起近代史,講的就只有「百年屈辱」,那也許是無知,也許是虛僞,都不值得稱道。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中租界被日軍佔領。翌年,《馬關條約》簽訂,朝鮮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名義上獨立,至一九一○年正式被日本吞併;中租界乃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被迫廢除,總共存在了三十一年。在中華愛國者心目中,那大概也是百年屈辱的一部分了?

 

中共對不起上海租界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美等國在上海各有自己的租界,後統一成為公共租界,但法國又脫離出去自成一體,體制上與公共租界有很大分別。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管理,但法租界則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正式管轄。二十世紀初,法租界要求袁世凱政府准其擴大,袁答應了,但條件是不能窩藏革命黨。可是,法租界一直都是十分開放自由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頒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的革命活動者處死刑;第二條規定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繫或以文字圖畫演說進行革命宣傳者亦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這一條的嚴苛程度跟中共對付劉曉波的法律大概差不多);如此等等。可是,法租界政府既不承認也不執行這條惡法,並在國共鬥爭當中採取中立。(註四)

因此,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底下,上海法租界成為了全中國思想界最活躍、言論最開放的一小片「樂土」。陳獨秀經常出入此地,並在此為家,中共成立的地點也是在法租界;陳不只一次因為收藏禁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也都是罰款了事。旅法學者郭宇岡這樣介紹當時的境況:

「在法租界裡,有多所法國學校,比較著名的有聖依納爵公學(今徐匯中學)、震旦大學等。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都是震旦大學學生。 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方君璧、龐薰琹等曾留學法國的藝術家,歸國後都來到了上海法租界。」

「一九三二年,劉海粟,倪貽德、王濟遠、傅雷、龐薰琹和張若谷六人發起,在上海成立了『摩社』(摩社即繆斯,希臘神話裡的文藝女神)。 這一切造就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黃金時代,而法租界區毫無疑問就是上海的『左岸』,文學、藝術、音樂、戲劇、舞蹈,所有的故事都來源於此。」(這是中共官方引用的資料:註五)

魯迅晚年居上海,但不住法租界而選址公共租界。那時上海的外僑以日本人最多,數約三萬,佔了上海所有外僑幾乎一半,主要住在公共租界。魯迅是留日的,日本朋友多,大概是他選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個原因。又因為他是「左聯」的領軍人物,左聯亦在公共租界落戶,因此也聚集了一大批左翼文人住在那裡。

 

陸人與狗不得進入

中共從起家到保命,都受過上海兩個帝國主義租界的大恩大德,照理應該感激不盡;不過,受限於馬列邪說和國家主義,在其洗腦文宣和教科書裡,租界都是萬惡的。徵諸歷史,租界縱有各種不是,但中共那種官方說法難以成立。看今天大陸政府控制思想、打壓言論自由的嚴酷,當年的租界相對是天堂。(大家記得,還不是那麼久之前,陸人與狗都是不能進入那些「華僑商店」、「友誼商店」的。)

特府搞一地兩檢,港人懼而視之為設置現代中租界而大加撻伐,怕的是逐步失去自主自由。其實,如果大陸要設置的是近代史上那種「萬惡的」列強租界,則港人有的是生活在那種租界裡百多年的經驗,不高興也絕對不會如現在那麼害怕那麼反感。那倒要問問《環球時報》一類的理論家們,這到底是香港人的奴性,還是中共的獸性使然?

 

(註一) 見維基文庫 http://bit.ly/2wjbhzU  。

(註二) 見維基文庫 http://bit.ly/2tWXoXB  。

(註三) 大陸學者賀江楓的《朝鲜半島的中國租界——以1884至1894年仁川華商租界為個案研究》資料相當豐富。不過,賀認為「仁川華商租界具備租界所必備的特質,與近代中國所言之租界有共同性」,卻因朝鮮是中國藩屬而認為未可等同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租界,顯然是為了加一層「政治正確」保護色。詳見 http://bit.ly/2f6kus6 。

(註四) 參考大陸二閑堂文庫口述歷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與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http://bit.ly/2wjdbRh   。

(註五) 見 http://bit.ly/2vlbe9A 。

 

插圖:詹震寰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同學希望筆者寫一篇文章探討社運的發展和整合,那正是筆者近日關注的問題,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刪之後,會在八月號的《學苑》出版。

香港是國際城市,牽涉兩個主權國家,人口和資產高度跨國。九七後,北京為要把香港「去國際化」,逐步實行三種對策:開放北人南來,推動紅資湧港,廢止中英聯合聲明。後者三年前起分階段發生,低調卻明顯,顯示高層作了清晰決定。

二○一四年六月李克強訪英,以巨額商機為餌,要求英國簽署一份肯定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成果的文件。當時香港因政改醞釀佔中,英方不願談什麼成果,中方不得要領。七月,英國派員訪港監察一國兩制落實,中方拒發護照,並透過外交渠道暗示聯合聲明作廢。今年六月,中國外交部公開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約束力」是聯合聲明核心,中共當年接受,是一種權宜,早晚要擺脫。一擺脫,一國兩制就失去原有基礎,香港社會基本性質因而改變,傳統社運模式也隨着失效,原因是結構性的。

聯合聲明與

香港獨特社運模式

聯合聲明對中國有約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獨特吊詭:在全世界最大最嚴酷專制政權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個規模相當宏大的反抗運動。它由一兩個傾向民主的大黨派主導,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支持一國兩制;在持續擁有立法會關鍵少數議席的條件之下,以溫和手段調動群眾爭取民主改革、推進雙普選議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眾中長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數,選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執政,長期守護香港。

這無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運動,在前階段的十多年裡,其四方面的運作條件都良好:法治穩固,公務員和警隊高度專業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預港事的承諾,第四權發達、言論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時代更寬鬆。微風細浪到民主,是聯合聲明的設計威力;如果真可以,那會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環顧世界上所有國家,民眾完全和平、政權完全非暴力地達至民主的,一個也沒有。

奠基英國民主議會制的「光榮革命」(1688),別稱「不流血革命」,其實也是多次戰爭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國君主專制的英國內戰(1639-1651)也歸入議會民主的過程,那麼英國經驗就和其他國家無大分別,都相當慘烈。台灣民主化後段完全平和,但解嚴之前卻不是,這個大家清楚。

但是,這個神話般美好的香港社運模式,在強國勃起、視中英聯合聲明作失效而英方無力亦無意挽回的情況之下,已無法完成任務,因為支撐這個模式的四個主要條件正逐一剝落:法治日漸鬆動,甚至已被用作對付社運的工具;公務員高層和警隊嚴重政治化;自二○一○年「第二支管治隊伍」出台之後,北京干預港事愈發明目張膽;言論自由也因主流媒體被收編而日益收縮。這些都是結構性轉變。

真正被DQ的是什麼?

再無國際條約約束力,一國肆意衝擊兩制,民主派勢將逐步失去立會關鍵少數議席,議會因而不再是守護香港的屏障,「六四黃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說,宏觀層面上,被DQ的非僅僅是十個八個議員,而是整個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運形態。

與原有社運形態同時被DQ的,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這個其實在聯合聲明作廢之前已無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帶你遊花園;你搞佔領,它就施放催淚彈開槍。如今沒了國際約束,一國更可隨便欺凌兩制。選民把你送進立會嗎?它乾脆找人大釋法打掉你的議席。

週前一篇本欄文章比較了獨立與民主孰難,徵引世界各地百多個事例,得出的結論是兩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辯證獨立如何容易(傻子才會那樣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難。如果還需要一個實例說明中共不會恩賜民主,那就是劉曉波的死。(此說明社運派別以達到各自倡議的政治目的之難易相攻訐,是何等虛妄!)

佔運之後,民眾呈現政治虛脫,動員困難,無論怎樣號召,群眾參與率都非常低。筆者推斷,這並非多次大規模動員之後的簡單政治疲勞,休息一下就復元那種;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夠堅貞,想放棄;而是民眾已直覺意識到,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兩制遭結構性毀壞,傳統社運回天乏力,民主遙不可及,參與是虛耗。

的確,民眾回顧多年經驗,當會如是想:兩制尚稱完好、傳統社運發展蓬勃之際,政改也無寸進,如今一國當道,安問民主?未見社運有可信新目標、行動綱領、組織架構和領導班子之前,與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眾如此「無反應」,其實是很好的反應,是對社運作出嚴苛提問,逼迫社運自省。社運因此不可能再一貫作業,business as usual。

聯合聲明作廢

港向專制過渡

《基本法》是國內法,本身對一國無約束力,兩制的實質存在,端賴聯合聲明的約束力。後者如今作廢,兩制顛覆,香港社會朝專制過渡無可避免,聯合聲明衍生的那種美好獨特社運模式不能繼續有意義地存在,「文明社運」即將告終。抗爭將無可避免回歸專制社會之下的一般形態:挨打、頑抗。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皆如是,香港怎會是例外?

領導和參與這種「一般抗爭形態」的代價遠比過去的「文明社運」高,香港人已經看到了一些,躊躇一會很正常。且不說如8964天安門事件那樣的大屠殺——如果知道出動坦克衝鋒槍是政權行事話本裡的選項,則社運領導絕對不應朝那個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認識一個專制社會之下有意義抗爭的極限典型,一九七九年發生在台灣高雄的美麗島事件是最佳樣板。

問題是,在「文明社運」與「一般抗爭形態」之間,香港的抗爭將會升級到什麼程度。回答這個,要看客觀需要,更要看運動的領導與民眾的意願。為此,社運界首先需要探討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剛巧已由一位溫和得不能再溫和的泛民人一句話牽引出了。

叛逆:到什麼程度?

《立場新聞》月初訪問了中文大學教授陳健民。這位二十年來孜孜不倦在中國各地培訓公民社會人才的義工、視長毛在立會掟蕉是暴力的溫和派、被指為無可救藥的「大中華膠」,最後被問到如何面對愛國與民主時,平淡地說:「如果民族立場要我壓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國者,毫無懸念地叛國。」

讀了這段驚心動魄的自白之後,筆者再在傳媒朋友之間印證,得出的印象是,當權派殘忍打壓中國內部異見人士、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像陳那樣的五十後溫和派被逼到叛逆邊沿上的還真不少,其他比較年少激進的就更不用說。(聽說還有一位以往猛烈抨擊港獨的八十後,現在轉而主張香港立國;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態發展常理的。)

這就預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爭運動將會出現一條行動依然溫和但觀念比以往激進的聯合陣線,裡面包含背叛國家的聲音,因為這種聲音在不再年輕的人當中也有了相當的比重。這樣的一條聯合陣線的出現,將突破籠罩香港社運的持續低氣壓。

「絕地天通」神話與「軸心突破」

史學大師余英時二○一四年初出版了據說是他畢生功力之所在的專著《論天人之際》,探討的是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書中刻畫出春秋時代哲學思想的一次「軸心突破」,非常有意義。

中國遠古曾經出現過一次思想獨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遠人」的一個良性秩序,最遲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個時期中的最後一個,出現惡變異。此後的主流論述裡,一般人不可以憑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個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謂的天子所壟斷。這個突變,是以一個「絕地天通」的神話表現出來的;《尚書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從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絕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時代,「余一人」的權力崩壞,思想界出現「軸心突破」(莊子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軸心突破後的思想家如孔、孟、莊子等,都強調依自不依他,即通過高度的精神修養,把自己的心淨化至一塵不染,然後便能與天相通。」(見余書75-84頁)

當然,後來中國再出現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紀,共產黨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徹底,從北京到一國,從一國到香港,都實行「絕地天通」:天道是什麼,國家怎樣發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偉光正的「余一人」說了算。不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搞這個還可以,二十一世紀在香港卻不行。

石破天驚

道術將為天下裂,這個裂,不僅是思想上的裂,也隱含王權與土地的裂,兩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淵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說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卻是魯、衞等國,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無舉足之重,軸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無懸念地叛國」,就是今天香港民間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軸心突破;它出現的方式和兩千多年前出現的那一次同樣地溫和,也同樣石破天驚。

插圖:詹震寰

聲明

自傳出《壹週刊》正在賣盤之後,不少讀者、朋友甚至記者都在不同場合問及我的去向,這裡一併答覆。我對週刊的供稿,會在賣盤交易完成、公布發出之日停止。感謝黎智英先生這一年來給我發表文章的機會,感謝編輯部、美術部和出版社的其他同事不厭其煩地給我幫助。我自己生計大致無礙,發表文章亦尚有渠道,卻希望其他同事都能夠在新的或現在的位置上樂業安家。在難以繼續營運的情況底下,週刊結業不一定是最好安排;雖不情願看到,集團賣盤的決定卻是可以理解的。

文學不會革命,但革命往往造就文學,尤其如果千萬仁人志士心中的希望最後竟變成暴政。1940年,匈牙利猶太裔作家、前德共黨員、西班牙內戰中的共和派庫斯勒(Arthur Koestler)一馬當先發表了共運批判文學中的第一部極品《正午無光》。故事發生在蘇聯史達林清黨的那幾年裡,主角是最高領導人的黨內頭號政敵,場景按出現次序分別是囚禁政治犯絕密監獄裡的臭格、盤問室、走廊、地窖行刑間。

走廊非常重要;主角最後一次被押着通過的時候,兩旁臭格裡的所有犯人整齊莊重地一下一下敲打鐵閘替他送行。

 

太陽失光如同黑夜

原書是德文,書名只一個字:Sonnenfinsternis,日蝕。讀畢全書,你會發覺光明一點滴也沒有,是日全蝕。英譯本的書名是Darkness At Noon,一說出自雨果的一本批評拿破侖三世的小冊子,指的是《聖經》所記耶穌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臨終時出現正午太陽失光如同黑夜的景象(Il fait nuit en plein midi)。

主角被疲勞審訊,目的是要他承認自己是反領袖反祖國反人民的蓄意反革命。負責審訊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老幹部,另一個是「新人類」(原書用Neandertaler,舊石器時代人);這個反差,在首章裡主角回憶被兩個秘密警察逮捕時也出現過,隱喻蘇維埃共產政權之下的文明倒退。筆者這輩人當中跟中共打過交道的,多少也會覺得本地老愛國與新人類(如《環時》派、愛字幫)之間亦有此差別。(註一)

反革命之為蓄意,在共產黨政治罪名排序上非常重要;次一等的罪名是「客觀上的反革命」,即無惡意卻做了壞事,蘇維埃刑法不判死刑。不過,審訊不是要犯人認罪(因為那就算不是事先定了,也可事後捏造),而是要從供詞裡找到足夠材料編造「蓄意」的證據。百度百科劉曉波條指他「以『貴族犯人』自居,關在牢裡也有美國人支付的年薪2.3萬美元」,那當然是蓄意裡通外國的罪證之一。

如此罪名,的確足以令曉波「死有餘辜」,所以北京對付他,比北韓對付美國學生Otto Warmbier更殘暴——後者成了植物人,最後也獲准出境就醫,但曉波有知有覺卻沒有這個自由;這種愈見殘酷的折磨手段,無疑一直以來都是掛在他頭上的催命符。Warmbier好端端給弄得失去知覺,北韓無疑做了手腳;曉波2008年失去人身自由,09年被判入獄,至今八年前後判若兩人,不僅外表老化嚴重,還得了肝癌,急促惡化,算責任完全可以算到中共頭上。

 

囚犯與肝癌

這不是政治判斷而是有醫學證據做基礎的指控。最新研究一致顯示,監獄人口中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都比平常人口高,其中尤以男性肝癌的數字特別嚴重,比正常人口中的數字高出好幾倍。下面簡單介紹加國安省2000-2012年期間做的一項大數據追蹤研究。(註二)

這項研究比較的是安省內2000年入獄的全部49,470名新囚到2012年終期間的年均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以及2006年(即2000-2012年期間的中間年份)整個省內人口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得出標化發病比(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io,SIR)和標化死亡比(SDR)。由於數據充分,可以算出合乎統計技術要求的分男女、分七種不同部位發生的癌症的SIR和SDR。

【體例:圖一,女性肺癌SIR=2.5,即表示數據內的女性在囚人士在2000-2012年期間肺癌新發病率是全省女性人口2006年間肺癌新發病率的2.5倍。SIR=1的話,即表示在囚與否沒有分別。注意橫坐標顯示的倍數,不是用普通整數而是用對數做單位(logarithmic scale),所以第一大格是0.1到1倍,第二大格已是1到10倍。又:藍色代表男性,紅色代表女性。】

圖一、二分別是該項研究中各種癌症的SIR和SDR。可以看出,對男性而言,入獄成囚對肝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影響最大。圖一顯示男性肝癌SIR是3.5;圖二顯示男性肝癌SDR也是3.5。

 

政治犯與肝癌

由此結果推論,如果曉波入獄12年,他的肝癌發病或然率比一般人提高3.5倍,他的患癌死亡或然率也比一般人提高3.5倍。實際上可能更糟糕。在囚人士的癌症SIR和SDR偏高,很大程度是在囚期間的精神壓力導致的。(註三)由於曉波是政治犯,所受到的精神壓力比非政治犯要大得多(加拿大無政治犯),所以曉波的兩個或然率都會遠超一般人而不止3.5倍。事實上,不必12年,他已經到了肝癌的末期。鮑樸先生指中共謀殺曉波,如果指慢性謀殺,那一定對。

政權的維護者會狂嗆:他死有餘辜!正常人可不能同意這種蘇維埃/納粹/法利賽人的政治瘋癲。曉波因言獲罪,以文明人標準看,他完全無辜。中共強行把他逮捕、起訴、判刑,正式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卻除了指出他發表過一系列違反官意的言論之外,始終沒法證明他有什麼顛覆國家政權的行動,於是只得偷換概念,把他發表言論之舉說成是「行為」,「超出言論自由的範疇,構成犯罪。」

那麼,中共講的言論自由到底指什麼呢?我們拿曉波的判決書看看就清楚:「被告人劉曉波 利用互聯網傳遞信息快、傳播範圍廣、社會影響大、公眾關注度高的特點,採用撰寫並在互聯網上發布文章的方式,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我國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其行為已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且犯罪時間長、主觀惡性大,發布的文章被廣為鏈條、裝載、瀏覽,影響惡劣,屬罪行重大的犯罪分子,依法應予從嚴懲處。」

試問,這些「行為」,哪一條在文明社會裡是構成犯罪的呢?問題很清楚,曉波文章影響大,共產黨吃不消,所以他有罪。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講話,要麼是共產黨中聽的,要麼是廢話,或者只講幾句就乖乖收聲,一點影響力都沒有,那他在中國就有充分的言論「自由」。

 

文革回頭路:行穩致遠

文革發生的時候,文化部長陸定一與當時的極左派周揚起草了一份文件,首次提出搞「文化大革命」。文革真正展開後,他卻先被劉少奇鬥倒,後又給毛定性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內奸嫌疑」,永遠開除黨籍。1996年他臨死,最後一句遺言是「要讓人民講話」。

改革開放的確有新意,人民的自由多了,但過去十年中共已經走了很多回頭路,以言入罪的情況又變得平常,封鎖人民思想的動作如嚴禁互聯網「翻牆」等,已經不是新聞。

中共當年搞文革,人民是糊裡糊塗給拉下水、捲進去的,但這一次它在政治及思想方面走回頭路,的確得到不少大陸人民乃至海外華人包括在西方受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大力支持。如此,再加上三十年來大陸經濟可觀的增長所提供予政權的合法性,走這條回頭路比起毛時代的那條,更能「行穩致遠」。

這個趨勢,大陸的民主派異見人士不可能不清楚感覺到,所以才有曉波對「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柏楊式的批判與揚棄:「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這可能與人種有關。」

 

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百度百科更拿曉波的另一些晦氣話上綱上線:「劉曉波恥於做中國人,他認為自己最大的悲哀是外語不過關,「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他還曾多次公開為台獨、藏獨搖旗吶喊,甚至提出要把中國分裂成十八塊。」愛國人最後落得如此決絕,令人想起納蘭性德名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個悔多情,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零。」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布文革「結束」,這剛好是40年前的事。今年,曉波用他的生命寫下了《正午無光》中國版。當他從通道走過的時候,當會有不少像筆者這樣的政治共犯替他送行,敲打鐵閘。

(註一) 反思共產主義運動的批判文學巨著還有兩本:巴斯特納克的《齊瓦哥醫生》(1957),蘇仁尼津的《癌病間》(1968);前者也有顯著的「老幹部」與「新人類」的對比。這兩本小說的出版日期都比《正午無光》晚。

(註二) 發表這項研究在囚人士癌疾的論文全文連結在美國國家生物科技資訊中心(NCBI)網站,供免費下載: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5321272/ 。

(註三) 這篇研究癌症與精神壓力的關係的論文可在此連結免費下載: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37818/ 。

民陣七一遊行頭條口號「一國兩制呃你廿年」是對的,但不準確。鄧小平八四年提出「一國兩制」概念,港事官員、外交部和香港支持者立即奉為空前的「歷史性偉大發明」,這本身就是一個騙局,而鄧這個四川人,受落之餘還肯定知道這個「前期騙局」的歷史和戰略效用——並非一般指的「中共說一做二、貨不對辦」那麼簡單。

中華帝國史上僅剩的一批土司,於共產中國成立翌年陸續向北京交出政權。最後一位那樣做的土司叫安學成,大涼山彝族人。(註一)從衞星圖上看,由一條一條幾乎平行的山脈構成的大涼山系,是真正的「山卡罅」,幾百年來中土政權軍力多不能及,那裡一帶的土司遂成為清代改土歸流政策的漏網魚。大涼山在四川,與鄧小平的家鄉廣安市協興鎮相距不遠,用谷歌圖一查,四十公里不到。

 

九七前避談歷史先例

鄧當年在四川唸完預科(一九二○年)才離開,不可能不知道土司這回事。土司制乃國史上如假包換的「一國兩制」,一般中學生都知道;筆者唸英殖學校中史科,讀過「改土歸流」而一直記得。今天香港DSE歷史課程包含清初民族政策這個課題,「改土歸流」是必教內容。可是九七前的黨國官員卻胡說「一國兩制」是鄧發明的,前無古人;那怎麼可能呢?如此不堪,不會只是為了替鄧大人「攞頭彩」。

元朝由世祖忽必烈在各種鬆散的「以藩治藩」政策基礎上,推出了更嚴格精緻的土司制,主要用在華南、西南一帶的苗、瑤、黎和古越族的後代壯、侗等外族人聚居處。明朝先是繼承此制,在七省廣設土司,包括廣東在內,明成祖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起,逐漸以流官取代土司,清雍正力廢而未盡除,要到中共上台方全面消失,歷時七百年。

這個過程後段尤其複雜、反覆、血腥,地方抗爭不絕,統治階級裡也不斷出現「一國」與「兩制」即中央委任流官制與地方保存土司制的爭論,史書記錄很清楚。鄧小平等人九七前在香港和國際上推銷一國兩制之時,當然不想有人提起這段中華帝國殖民擴張鎮壓史,以免港人借古鑑今,看穿歷代中土政權「以藩治藩」背後如出一轍的殘酷與權宜,轉而不信任「一國兩制」承諾,拒絕回歸。提出「前無古人、偉大發明」論,時人信了,便懶得翻查歷史。

這顯然是掩眼法,而且相當成功。不過,今日港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已走樣變形,統治者手段也愈見粗暴,令人擔心往後三十年是如何景象。有此憂疑,最好還是參考歷史,大家當會發覺,近年發生、和一國兩制有關的大事,都在歷史上出現過;下面舉出特別明顯的幾種。

 

西環治港就是「土流共治」

在雍正大力進行改土歸流之前,曾有一段很參差的「土流共治」過渡期,亦即在一些土司管轄地,朝廷派出流官在土司旁邊監督、輔導。這通常出現在土司管治無方或發生了大規模反中土運動的地方。(註一)這與北京九年前空降「第二支管治隊伍」到香港何其相似!

二○○八年一月,中聯辦曹二寶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主張在特府之外建立由中央指派、大陸人組成的團隊「輔助」特區施政。究其原因,無非是董建華無能,一心想通過廿三條立法取悅北京,卻激起龐大反抗運動。對此,北京的反應和明末清初皇朝一模一樣:派流官進駐香港,表面上維持兩制,實質上走出改土歸流中轉步。

細看歷史,明末土流共治的地方,土司一般還是地頭蟲,權力尚比從旁掣肘他的流官大;但到了清初,流官普遍佔上風,反過來控制土司。在香港,這種轉變也很明顯,但急促得多;在曾蔭權第二任的幾年裡,如果流官還沒佔得絕對上風,那麼靠西環助力以689票僅勝的梁氏上台之後,土司聽命於流官便成為常態。

但是,歷史上,一些流官向土司奪權太早,政權的外來性太突出,不能服眾,矛盾加劇更難調和。中土政權為穩定地方,有時不得不反向微調、稍作妥協,於是一些地方出現「廢流復土」。

 

梁下林鄭上就是「廢流復土」

梁振英儘管是土司一名,但他更似一個流官;那也許是因為他以兒皇帝、如黨員之身,所作所為須完全聽命於真正的流官即西環。然而,其結果也是和歷史上的一樣:由於管治性質趨同於外來政權,民眾不接受,在他任內五年之間爆出「三大革命實踐」——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和魚蛋革命;分離主義抬頭,年輕人切意去中。至此,北京不能不作戰術性退卻。梁被革職,由舊港英培植的AO嫡系林鄭替上,演出中土政權廢流復土現代版。

有趣的是,中共在走出這一步之前,內部明顯有過一場爭拗;梁振英和西環一直以來高調合唱的港陸「融合」,忽然加進了來自習那邊的「初衷」論,要求「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後者是二○一五年十二月梁在北京向習述職的時候習先對他說、然後公開的;一年之後,梁就被廢。兩支曲子對唱,最後是「初衷」論勝出。(當然,這是中共內部一派人現在認為的初衷,與香港人一貫認為的不同。)

 

融合初衷(清朝版)

史上中土政權要廢流復土,不可能不在統治階級內部引起爭議。為要證實這一推測,筆者花了好些功夫,最後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網站提供的古籍《黔南職方紀略》裡看到證據。此書作者羅繞典,清末湖南漢族人,曾任黔南(貴州)布政使;布政使就是永樂年間始創的流官。職方即地方,多指邊塞之地。貴州是元明清三代設土司最多的地區之一。羅在書中反對土司制,主張用流官:

「或曰唐宋之世,黔南之地,為羈縻、為化外,咸自有君長,各安其國族,奚待天子之撫存,分為縣郡,治以流官而後其民擧安也?此其說又不然。人之囿於一隅也,而異俗生焉,故其俗鄙陋,有傷於教;必督之以長官,徙五方之民,以觀感之,始日就平正通達之途而無所固蔽。 國家之盡力於黔也,重科舉以進其良士,肆翦伐以除其頑苗,置守令以扶其教化,宿重兵以弭其覬覦。」(註二)

(標點為筆者所加)這段文字太有意思。西方殖民主義有所謂「白人的包袱」論(White Man's Burden),指殖民地人民道德文化落後甚或野蠻,白種人須不辭勞苦開化開導,視之為己任。(註三)其實,中華帝國傳統士大夫一樣有這種思想,而羅繞典是典型。

引文也提到中華殖民帝國的移民政策,作用是「溝淡」、影響當地人(「觀感」作動詞用即impress)。跟着,也提到要從教育着手搞教化,說得不好聽就是皇民化,「從幼稚園就開始洗腦」。最後,協助流官管好土著的,還得有槍桿子、解放軍、遼寧號,一應俱全。

西方近代海洋殖民主義和這段舊中華內陸殖民主義同時發生,替之合理化的「包袱」論、「教化」論,以現代人眼光看,當不以為然,但假若文明真分高下,這兩個殖民主義的說辭便不是全無道理;先進統治落後,最終也會給落後帶來好處。不過,如果中國今天要來統治香港,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單從對待「敵對分子」的手法看,便知當今中國已退化到比北韓更野蠻;後者到底把給折磨得將死的植物人Otto Warmbier釋放了,但前者是怎樣對待還有知有覺的劉曉波的?

 

土司制的血腥結局

歷史的一個功用,是在人們試圖理解當下和推測未來的時候作為參考。然則看土司制最後怎樣消亡,會否有助思考二○四七的場景呢?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大學士兼軍機大臣鄂爾泰(滿族)上疏:

「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 如欲開江路通黔、粵,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撫不可。 改流之法:計擒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為上,勒獻次之。先治內,後攘外 」。(註四)

雍正從其議,開展了晚明以降最大規模也最殘酷的削土司行動。起初一兩個月,手段還算平和,之後就愈發血腥,如果放在今天的視野裡,鄂爾泰每一次對土司的征剿,都是大規模掠奪、兇殘之極的屠殺。《清史稿》鄂爾泰列傳這樣記載他和雲南提督張耀祖(漢族)的改土歸流軍事行動:

「五月,鄂爾泰遣兵三道入 破三十六寨,降二十一寨, 改土歸流。」「師進,焚苗寨十三。遣游擊何元攻急羅箐,殺三百餘,降一百三十餘。游擊紀龍攻者家海,破寨,盡殲其眾。勳與苗兵遇於莫都,戰一晝夜,破寨四,殺數百人。進攻奎鄉,戰三日,殺二千餘。元生、成貞自威寧攻烏蒙,射殺其渠黑寡、暮末,連破寨八十餘,擊敗其眾數萬,遂克烏蒙。鄂爾泰檄提督張耀祖督諸軍分道窮搜屠殺,刳腸截脰,分懸崖樹間。」(註四 )

這些滿漢軍隊的行徑,跟西方殖民主義者在南美、非洲、南亞等地的最惡劣行為沒兩樣。不過,在大家一般讀到的國史裡,這些都一筆帶過,算作是古代中土皇朝的「文治武功」,反正自漢唐起至1955年共軍入藏,中土政權據說都是「以德威服人」。

 

二○四七改土歸流?

二○四七的景象會否與清代血腥改土歸流相似呢?很難說。共產黨既曾屠殺異族邊民,也屠殺過首都漢人,自也不會對港人怎麼心慈手軟。大家看《環時》一直以來那殺氣騰騰,以及一眾港事官員最近的咄咄逼人,其實和鄂爾泰上疏的口吻差不多。再者,一旦有血光之災,香港的土司會是中土政權的幫兇,不像古時的那麼傾向叛逆。

能使中共領導面對香港稍有戒懼的因素有二:一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有巨大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保護,不可以胡來;二是如果中共在港放肆殺人,掌權共幹在海外更巨額私人財富可能遭外國政府凍結。當頭之利,造就離心港人與共產黨「文明博弈」的一線空間。

 

(註一) 見廣西民族大學鄭維寬的論文《論明代貴州地方流官政權的建立過程及特點》的第二部分:http://ir.gxun.edu.cn/bitstream/530500/5181/1/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_郑维宽.pdf。

(註二) 早稻田大學本《黔南職方紀略》: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ru05/ru05_03294/ru05_03294_0001/ru05_03294_0001.pdf ;引文分別採自原書第二和第四頁(不連目錄)。

(註三) 參考英文維基「白人的包袱」詞條: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White_Man %27s_Burden。

(註四) 見維基文庫《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鄂爾泰列傳: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 清史稿/卷288。

 

插圖:詹震寰

前幾天和一個老朋友談論社運裡的一個看似無甚可議的問題:民主和獨立,港人爭取哪個更困難?直覺判斷當然是獨立難得多,因為那是違法的,而且,大家只要留意最近京官提起港獨時的語氣,便可穩作此判斷。但是,如果想清楚一點,繼而查看一些資料,卻可能發覺其他兩個答案都未必能夠一口否定,只不過這兩個答案都不在很多人的直覺裡,因此少人主動談起。拋磚引玉,筆者希望能夠增進就此問題持不同意見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 

思辨實驗

問:局部地方的民主和獨立,哪一個對中共政權的生存威脅大些?

設想一:假如西藏、新疆、內蒙古和台灣這幾個一直以來都有要求獨立的地區忽然都成功獨立出去了,成為新興國家,那麼中共活得下去嗎?答案是完全可以。那些地區,不是偏遠便是人跡稀少,像今天已經存在了幾十年的外蒙古,多幾個又如何?而且,只要中共在那幾個地方獨立之前不要太為難當地人民,它就會活得比現在更好。

設想二:假如廣東省忽然(真)民主化了,卻賴死不走,成功保持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那麼中共能活得下去嗎?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他各省便是只有一半想跟廣東看齊,那中共也很可能要完蛋,至少也要脫胎換骨,才有望生存下去。

當然,一個如此簡單的思辨實驗並不能把上述問題解決,其單薄處更不具足夠說服力,但是它給大家提醒了一個大致上的真理:民主運動是專制政權的天敵,獨立卻不是。打個譬喻,周邊地方獨立,傷及的是主體的皮肉,頂多是去掉幾個指頭甚至半條腿,卻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民主則直指心臟。

儘管簡樸,這個思辨實驗已能對前述的先入為主答案提出合理質疑,引起進一步找尋正反證據的動機。一直以來,這方面的討論聚焦諸如「斷水斷糧」等近距離因素,雖然重要卻不全面,會導致「當局者迷」的困惑,因此筆者初步提供一些比較「離地」的思考材料。

 

戰後事例

民主和獨立都是複雜的歷史事件,每一宗都是獨特的,但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所包含的普遍性;揭示這普遍性就要看大數據。筆者提議一個簡單進路:點數二戰後世界上出現的新興民主國家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比較一下孰多孰少。箇中道理,當然是民主化和獨立的困難愈大,錄得的總數就愈少(這個命題有多準確,該由政治學者仔細商榷,但起碼是個第一約莫)。

先看戰後世界上幾波新增民主國家的總數。這裡引用的資料來自英國牛津大學的一位學者主持的網站Our World in Data其中的政治/民主部分。資料很好用,只需把滑鼠在年份點上一放,該年份全世界範圍內有多少個民主國家便顯示出來了。查看1945年,這個數目是17;再看2010年(資料最後年份),數目是87。這就表示,1945-2010這65年裡,進入民主行列的國家有70個。筆者未考慮期間有沒有異常事例發生,如一些國家滅亡了或合併了,那就會導致數目不準確,但估計問題不嚴重。(註一)

再看同期間世界上幾波新出現的獨立國家總數。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的「按成立日期排序的主權國家清單」。這網頁包含兩組資料,其中一組按洲(continent)計算,另一組則統一計算,對達到「主權獨立」的要求有所不同。第一組資料顯示,1945-2011這66年裡,非、美、亞、歐、大洋洲、跨洲的新獨立國家數目分別是19、9、18、13、11、6,總數是76。第二組的總數則是90。被納粹德國佔領、二戰末期重新獨立的歐洲六國沒算進任何一組數字。保守一點,筆者取用第一組的數據,即二戰之後取得獨立地位的國家總數是76。(註二)

 

民主獨立一樣難

按上述數據,若民主化和獨立運動成功的平均難度跟新興民主和新興獨立國家的數目成反比,則二戰以來的歷史大致上指出:爭取民主和爭取獨立的難度,其實「差不多」。

注意兩個總數很接近,不意味絕大多數新興國家都走上民主路,因為那70個戰後民主化國家當中,有些是1945年之前已經獨立成國的了,例如中華民國。又注意,這裡比較的是平均難度;在平均的兩側,分布其實很離散。以獨立為例,新加坡的獨立太容易,是天掉下來的,自己本來並不想要。但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壓迫之下獨立出來,就非常痛苦,死人無數。

為什麼獨立與民主化的平均難度會差不多呢?那可能僅僅是巧合,但筆者認為有一定道理。一般而言,爭取民主化的對象是同國族的專制政權,獨立鬥爭的對象則是外來政權,二者都是壓迫性的,面對兩種反抗運動,統治者的利益同樣受損,反咬的兇狠程度,跟人種膚色分別的關係不大。

按具體情況看,香港目前的體制跟民主和獨立比,其實都是只有一步之遙,只不過這一步就是都給北京卡住了。

 

民主比獨立難

然而,上述的「差不多」結論可爭議,因為民主有分真假,獨立就大體上沒有真獨立還是假獨立之別(蘇俄時代可能有,東歐國家受蘇聯操控很嚴重,可隨時被老大哥出兵佔領,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曾經「領嘢」,因此是假獨立)。

今年五月,三位瑞典哥騰堡大學教授利用V Dem Institute 的政權仔細分類資料,把世界上所有政權按民主程度分成四等,其中第一等的要求是:除了有公平公開廉潔的一人一票普選制度之外,還要求有充分的人身、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以及法治和受司法和立法適當制約的行政系統。這就是香港人一般認知的「真普選」。

按這個港人認同的標準定義民主的話,2016年的時候,全世界只有52個國家在實行民主(而且還是把1945年之前已經真民主化的國家也算進去了)。這比上述所講的70個多出一大截。如果帶着這個標準比較民主化和獨立的難度,我們會說,爭取(真)民主比爭取獨立難。(註三)

 

大數據和認知落差

假如上述數據和分析正確,那麼就要問及香港的一個特殊性:為什麼港人包括民主派普遍認為談港獨完全不切實際,追求民主卻「現實」得多?主因當然是港中硬實力懸殊,中方表明強烈反對港獨,那就已經「一句到尾」。但為什麼民主乃直指其心臟的天敵,中共卻擺出「有得傾」的姿勢,甚至搞出一套似模似樣的民主東西要你「袋住先」呢?

那是因為中共像全世界大多數專制政權一樣,為了騙取管治合法性,老早搞了一套專制選舉(autocratic elections)撐場面,用的語言詞彙跟民主國家九成相似,你說民主它也說民主,於是造成彼此「有得傾」的假象,讓大家以為(真)民主縱然渺茫也始終不能說沒可能。香港的大多數民主政黨便是在這種相信之下運作的。中共不會傻得一出口便反民主,因為它還要樹立自己的那一套專制選舉;但面對獨立訴求,儘管對它而言並非致命,它卻完全沒有必要作任何保留。這就造成錯覺,以為「中共反港獨比反(真)民主更堅決」。

有這些因素在,就短觀而言,在香港宣揚獨立、自決,的確比搞民主困難,何況還有那些斷水斷糧的恐嚇。因此,這個短觀結論是不需要爭辯的,問題是長觀裡的景象卻可以很不同,因為有其他結構性因素在起作用。

 

國史做裁決

稍早之時,本欄介紹過前上海復旦大學史學家葛劍雄教授的一些著作;葛教授的研究顯示,國史上版圖分裂、出現獨立國與中土政權分治的時間,相當大程度超過統一的時間。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文化與體制有弱點,沒足夠凝聚力去保證一個不斷擴張、黏合、擴張、黏合而成的動態版圖長期穩定不甩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因而成為貫串兩千多年歷史的一個貼切概括。另一方面,中國文化卻不幸未能在不斷的政治競爭中衍化出民主政制。結論是,在中國,鬧分裂搞獨立是一個古老傳統,但民主卻不是風土。

最後,讓我們看看三個從中華帝國周邊成功分裂出去的國家:朝鮮、越南和台灣。三個當中,只有一個半(台灣和南韓)是民主化了。而且,分裂出去的年份,遠早於民主的來臨。這是民主不比獨立容易的又一例證。

《尚書》提出「五服」主權觀,指導了兩千多年的中華帝國版圖增長過程。在這段時間裡,歷代承先啓後武功出人的君主擴張領土,就像在大塊燒餅的周邊上一小塊一小塊地加上生麵團,再鼓動爐火加熱猛烤,以求其黏住;秦始皇征閩、粵,就那麼加了兩塊。然而,把周邊甩甩爛爛的大燒餅放到西伐利亞民族國家模型那種乾淨利落版圖線裡框住,始終有困難;僅僅是黏着的周邊部分,要剝落很容易。遠觀中國,就是如此。

 

(註一) 見Our World in Data網頁圖一https://ourworldindata.org/democracy/ #number-of-democracies-between-1800-2010ref。此圖所用的原始質料來自美國馬里蘭大學主持的Polity IV Project;政治學學者或有興趣追查。

(註二) 見英文維基百科網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sovereign_states_by_date_of_formation 。

(註三) 這篇學術論文全文下載鏈接在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71869 有關的數據在頁19-11。

九七二○近,黨官及其支持者不斷放話高舉一國、矮化兩制,鼓吹廿三條立法、建議「國歌法」在香港實施、聲稱要對港獨自決派的「言行」刑事化、推行幼兒國教,等等,搶佔新聞頭條。不過,如此放話並不明智。對覺得「一國二字難聽過粗口」的97%年輕人而言,這些貶損港人自尊心和自治權限的挑釁話語,入耳之後唯一作用是加強他們的叛逆意識,在DQ事件之後、「本土退潮」之際,替分離主義打氣回神。

然而,黨官的一國話語,影響不只及於年輕人:不少老一輩民主派面對步步進逼的中共,也逐漸生出「主權疑惑」。筆者上週參加一個二○四七研討會,與會者來自兩岸四地,各有不同立場,有親共的,也有獨派和反共統派的,其中一位還是跟筆者相熟的老泛民。會議中途、一位台籍講者發言之際,老泛民朋友忽然挨過來在我耳邊不無讚嘆地說:不知為什麼,台灣人講說話總是有一種主體意識,跟我們不同。我哈哈一笑跟他說:那是因為人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呀。

會後,筆者更想起林榮基先生最近說的一句話:「港獨為什麼不可以談呢?就算實現不了,民主派也可以用來當作與中共談判的籌碼。」跟也曾經是北京的政治犯的程翔先生比,程對獨派是同情地理解但不支持,林則是再行進一步。這是老一輩反共港人中出現「主權疑惑」的又一例證,是「大中華獨」出現的先聲。中共真是功德無量。

 

主權疑惑  v 國家意志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開宗明義說:「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與此相符,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裡,人民談論、宣傳分離主義,甚至組織政黨鼓動分裂國家,都是合法的。不少這些國家的憲法都包含局部領土和人民和平合法地分裂出去的條件,美國是主要例外。

美國憲法沒有對分裂的合法性作出說明,惟1868年的一宗最高法院官司Texas v. White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終極裁決:儘管憲法沒有賦予各州單方面退出聯邦的權利,但在「發生革命或在各州同意之下卻可以實現分離」。這當然是很高的門檻;不過,美國卻是國內局部獨立運動最多的國家。2012年奧巴馬連任總統,全國五十州都有共和黨人向聯邦政府提出脫聯要求;去年特朗普當選,民主黨人照辦煮碗,可謂家常便飯到近乎兒戲。

國家意志包含統一,本無可厚非,因為有需要在自由與穩定之間作一取捨;不過,極權國家的統一意志卻特別強烈,人民不僅不可以有分裂的行動,便是連提出分裂要求,甚或只是討論自決,也屬違反刑事法,抓到了,不判死緩也判終身或長期監禁。和自由民主國家比,這是霄壤之別,也是野蠻跟文明的分野。很不幸,這個分野之間的爭持,可能很快就要在香港出現、了斷。

 

民主黨的投名狀?

持什麼立場、表現出什麼態度,老泛民之間可能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和分化。例如,公民黨認為,言論和行為是應該分清楚的,就算是支持港獨的言論,只要不是蓄意而且有可能引發即時暴力,或者該言論與暴力事件沒有即時及直接的聯繫,都不能入罪;此即所謂言論自由的《約翰內斯堡原則》。民主黨於2003年五月發表的一份立場書裡,也堅持這個原則。

但是,民主黨的一位老黨員李華明,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以一些用字習慣為證據(如用「中共」不用「中央政府」、用「主權移交」不用「回歸」),指名道姓指控一些從未承認支持香港獨立的議員是獨派(「很清晰看到他們絕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文章儼如一篇投名狀,無怪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說:還以為是大公、文匯打手的傑作。

不過,考慮到李的往績,他那樣說一點都不奇怪,令人擔心的反倒是,在多位反共立場堅定的泛民人士如古德明等人批評了李之後,民主黨卻一點表示也沒有,令人憂心李的態度是不是就是現在民主黨的主流態度。如果是,就很可能反映民主黨關於言論自由的立場因中共對港獨的強硬打壓而倒退了;那麼,倘若特府再來一次廿三條立法,就算只是翻炒不加辣,民主派也沒法子像2003年那樣有足夠社會動員能力去阻擋。

列寧式政黨  v 初選平台

五年來,香港政治生態大變,一些政黨如民主黨卻「巋然不動」,到底是老頑固還是有原則,見仁見智,但它們起碼暫時還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個事實需要解釋。筆者認為,那是因為香港所有的政黨,包括民主派的大黨,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嚴格地按極少數黨領導人的細緻意識形態辦事、靠自己的資源運作的政黨。歷史顯示,這種政黨要改變立場非常緩慢、困難,不是通過黨內鬥爭,就是最終「撞南牆」、損失嚴重痛定思痛,或者是其領導層最後自然死亡、新陳代謝,路線才會改變。

這種列寧式政黨,和一些民主國家裡的平台式政黨(即所謂選舉機器)大相逕庭。後者通常只有幾條鬆散的政治理念指引,包容性十分強,本身不會很偏激激進,因此可以廣泛網羅支持者的資金,吸引很多不同的「運動」進入各級選舉平台比併(即黨內初選),得勝者贏得動用最大量資源的權利,與其他政黨的初選勝出者作最後爭奪。

例如:美國民主黨是一個稍微傾向左翼的選舉平台,奧巴馬、希拉里、山打士等,就是一個一個不同的左翼「運動」,本身沒很多資源,但各有各的明確詳細政綱,從比較保守到很激進都有;誰的政綱能夠打動中間加左翼的群眾,得到最多的支持,誰的運動就可以代表當下的這個美國民主黨,並且得到最大量的資源澆灌。

這種性質的政黨,能夠敏銳地反映群眾當中的變化,說得不好聽就是民粹(可能造就特朗普式的人物上台),好處卻是能夠避免整個黨長期成為了一小撮人的意識形態俘虜,老化之後無所作為。大浪淘沙,勝者為王,這是一種高度競爭型的政黨,最能鼓勵政治創新。香港的社運需要這種平台,現在也有可能建立起這種平台。

 

民陣 + 本土商界

任何體制建設都非常困難,要建立這樣的一種平台式政黨/開放式選舉機器,最好的辦法就是找現成的加以改造、升呢。環顧目下香港社運裡的多個平台,論名堂、規模、經驗、包容性和支持者數目,民陣無疑是首選。資源,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不能逾越的路障;民主派多次嘗試建立初選機制而每次都失敗,就是因為無法積累一大筆資金,供初選機制的勝者動用。如此無好處,當然沒有人願意接受初選機制的限制(同意若初選輸了不獨立出線)。

以前的初選平台難以得到足夠資金吸引政黨參與,以後為什麼就有可能?答案在於「本土資本」的出現。二千年之後,紅色資本步步進逼,不出十多年,已經能夠把本地商界原來的大戶逼到「冇定企」,必須直面生存威脅。他們會是一個開放式民主選舉平台的潛在支持來源。(左翼朋友也許受不了,但死到臨頭,別無選擇!)

另一方面,不少以本地經營為主、沒有或少有大陸生意的中小企,也多方受到來自大陸的壓力。這些中小企業主,儘管「階級立場」與大多數市民有異,但論政治態度分布,卻沒理由不跟整體社會上的分布相若;那就是說,他們當中,應該有六成左右的成員是心儀民主而反對中共干預香港的。他們既可以支持何韻詩取得表演平台,就同樣可以支持民主派建立選舉平台。筆者猜測,曾俊華出選,來自中小企的支援還遠遠未曾用盡。

現有的泛民政黨顯然不會一開始就支持這種初選平台的創立,但如果這個平台能夠匯集足夠的支持者和資源,他們就會願意加入,貢獻一分力量。

 

自主  v 認命

當然,要建立這樣一個平台,還起碼需要其他兩個條件,其一就是民眾當中要有足夠的「民主脾性」,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種廣義的包容,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積極的「願賭服輸」:自己支持的初選團隊出局了,真正投票的時候,還是十分樂意、負責任地到投票站排隊把票投給自己不支持甚至反對過的初選勝出者,而不是拍拍屁股走人。要做到如此「不含淚投票」,之前就要多有包容、少有敵意,不因政見不同而互視其他民主派初選人為「鬼」。

另一就是需要有一些屬於廣義民主派的政治興業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有足夠的意志、承擔和能力,組成一個多元團隊,擔負起這個平台的建設。這個團隊什麼派別的人都要有——從淺藍淺黃到自決港獨,要像八仙過海,能各顯神通,卻可以打成一片。

一旦平台建立了,它能負起的功能,就不限於選舉;舉凡一些社會政治經濟民生議題,需要最廣泛動員的,只要能達到共識,都可以由這個平台推動。當然,由於需要廣泛共識,能由這個平台去主導的議題,都不會是很激進的,但激進派也一樣要幫助推動,因為平台是公共財,大家都有責任去支撐。

國家要統一,港人就不能分裂。若以過去十年八年香港政界特別是民主派內部那種狹隘眼光和遺下的牙齒印看,呼喚這種平台和團隊的出現,無異癡人說夢。但筆者認為,2047漸近,紅色壓力有增無已,便有可能出現改變;外來壓力會迫使不同意見派系和脾性的香港人走到一起,建立合作團隊(大台?)。那會是一個奇妙的正、反、合全過程。

如果無法做到這個,那麼港人就只剩下最後一個選項了。那就是好好認命,安安分分做PRC中國人。那也不錯啊。

七一才將近,卻似急景殘年;九七廿載遽然而至,加上特府換屆又換人,媒體遂多總結檢討之類的文字。港人回頭望,比照那輝煌的八九十年代,更覺香港從高位下滑,本是光芒四射的東方明珠,已黯然失色,因此倍感唏噓。先進回歸落後,文明被野蠻吞噬,尤以過去五年為甚。倒退無可避免,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二十年倒退、七百萬抑鬱

看經濟,八九十年代香港非常興旺,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工業於瞬間給大陸掏空之後,二十年來增長虛弱不振,明顯落後新加坡。金融、地產、建築、旅遊等支柱行業愈來愈給紅色資本支配,連本地大資本家也驚呼「冇定企」。其他民生日用方面,供應本不虞匱乏的必需品每給陸客搶購一空,港人自己卻要喝鉛水吃毒菜(後者還是特府受北方施壓降低幾類食品殘留農藥管制標準的結果)。

政治上,香港給一連三個不稱職的特首及其背後的西環黑手搞得一塌糊塗;這些大人物到頭來自己沒好下場就算了,連累香港和香港人才真要命。共產黨據說偉大光明還永遠正確,但給它欽點上台的三個香港最高領導人卻是如此不堪,其中一個,竟與紅色富商、人大政協之流交往墮落犯上刑事罪,政敵乘機爆黑料發難,結果鋃鐺下獄。德不孤、必有鄰,香港現在是德將孤、因有鄰,剛巧反過來了;此乃少數港人的寫照、所有港人的警惕。

另外兩個,一個無能一個兼且無恥,管治大出錯,任內都發生龐大持久的反抗行動;而其中那個本應是「特殊材料打造」的如黨員,更由頭到尾貪腐醜聞纏身。結果,不是因為港人對這兩個特首太看不過眼,而是主子也覺失體面,於是給提早發落,折墮了當政協副主席去。

兩次換馬都事出突然,大小支持者跟車太貼人仰馬翻尷尬不堪,本以為是座上客、朝中貴,結果都一再灰頭土臉。因此,二十年過去,港人無論擁政府反政府,政治上沒一個開心的,過幾天卻得強顏歡笑迎接一個高大威猛堪比毛澤東的黨國領導人,哪能不集體抑鬱?不幸的是,這種抑鬱,不會因那個孤家寡人在嘲諷掌聲中下堂而稍退,因為接踵而來的這位,是民意大幅落後硬給西環搬上台的。

AO v 「政監」

可笑的是,中共兩次把「自己友」搬上特府領導人大位,兩次都徹底失敗,其止蝕之急,甚至不能讓那兩人體面地做滿兩屆,須半途腰斬,而再推上台的人選,竟兩次都是港英舊電池。這一再說明,親中派根本沒有治港人才,無法擔當重任;要一個能挑大樑穩大局而比較能取信於民的人,還得從「老闆娘教落」的那些資深AO中找,儘管親中派都認為,這些前朝舊臣,政治上絕不可靠,耳語甚至把他們都打成英國MI6臥底。

不得已讓政治上不可靠的能吏坐第一把交椅,於是必須以政治上可靠的自己友包圍之、監視之、必要時舉報之,一如對付曾蔭權。這些自己友於是滿布政府內外其他位置。這樣,產生兩個問題。

一是,親中派既無能力坐第一把交椅,也就沒多少能力坐第二、第三以致其他各把交椅;勉強安插進去的「政治任命」,明顯只能濫竽充數。一是,這些兼有政治監督員身份(political commissar)的充數人,每天疑神疑鬼,根本無意亦無法和被他們監督的那些AO打成一片,生出有力的合作團隊。辦公室政治齷齪猥瑣,芝麻綠豆小事也往往成為分黨分派分圈子的毒源,何況有些人的身份表明他們是負責打你小報告的?

此問題從九七就有,只不過當初社會政治氣氛不那麼非友即敵,「人心未回歸」的指控還未出於特府親中成員之口,像一把刀子那樣晃來晃去,所以問題還不那麼嚴重,但近年情況已完全不同。梁特與曾俊華共事,有一次幾乎大打出手,之後左報猛傳曾乃美國臥底,就是這個矛盾的最佳反映。

上週,CY 2.0在敏感的港獨問題上又一次跟CY 1.0「不夾口形」,後者馬上以政治教官的口吻說重話。這必然會在特府裡裡外外的政監系統中響起警鐘:原以為最可靠、最能繼承CY強硬路線衣鉢的人,除了和曾俊華有爭位的矛盾,政治上卻可能是一丘之貉,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先前對她的「化學定性」,加強政治監察。一旦有這樣的懷疑,管治團隊裡的合作基礎便蕩然無存。

敵我思維深植中共政治DNA裡,導致黨內鬥爭往往從地方一直鬥到中央最高層;同志猶如此,況乎港英舊電池!由此推導,中共在特府各層次摻沙子設政監的做法,保證特府團隊無互信,因而也無法有效管治香港。英國人做得到的,新中國人無法做到。

六四悼念:一些補充

筆者六月四日在港大六四研討會上的講話,以及其後兩篇談論同一議題的本欄文章,在民主派內部引起爭議,質疑和反對的聲音遠多於贊成,但有一些報導、批駁和意見分歧,卻可能是因筆者未能完好表達自己觀點而導致的,對此筆者深感歉意,並為此以點列方式作一些補白。(楷書字節錄自若干篇有分量的批評文章。)

練先生並沒有否定傳統悼念六四的論述,但主張修正綱領,以容納「另一種合理」,可以算是一種「六四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一般指對原來的主義或論述的若干重要部分進行刪改。筆者沒有修正支聯會六四基本論述的意圖。悼念綱領,僅指個別悼念活動的主題(視之為廣告標題亦無不可);訂得寬廣一些,有利吸引不同傾向的人參與活動。支聯會近年也作過這種改動,效果是好的,筆者只是希望它多走一步,邀請其他派別人士共商悼念綱領的寫法。

練乙錚要求支聯會放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

這是一個傳媒的籠統報導,不少論者引用,卻偏離了筆者原意。中共一黨專政是應該早就結束的,那也是筆者一貫立場,任何社運組織的基本綱領提這點,筆者都絕對支持,怎會要求人家放棄?筆者向李卓人先生建議的,是支聯會不在悼念綱領上提這一點。李先生回答說,悼念綱領已經沒有提「建設民主中國」,如果連「結束一黨專政」也不提,有困難。對此,筆者是體諒的。

我對練先生的開放建議更是心感不安。悼念晚會不是嘉年華,搞其他活動是否適當?若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要在場內另樹一幟,恐怕是為了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吧!

抱歉令讀者這樣感到不安。六四悼念當然不應變成嘉年華。筆者自己多次參加維園悼念,每次由頭到尾一言不發,叫口號、唱《丰采》都免,因為重新感覺當年那種悲痛,什麼聲音都發不出;當然,筆者不反對他人那樣做,也不反對支聯會等組織在悼念的場地或某些時段裡做點廣告或籌款(「打響自己組織的名號」)。附帶活動,只要不是排斥性或者會引起情緒爭端的,筆者認為無可無不可。

港大論壇上,民族黨陳浩天問:獨派參加悼念,可否上台宣揚理念?筆者當時給的意見是:各派那樣做應該都可以,但要有分際,尤其不應包含對其他派別主張的負面評語。若能訂出各派都能接受的悼念共同綱領,其他的具體規定,可仔細商量,大家都該有君子雅量。

練生又要再來一次拆支聯會的大台。

這是很深的誤會。筆者不僅不拆大台,反是要把悼念六四的平台建得更大更穩固,更能服務大眾。在上星期本欄文章裡,筆者引用英國通訊業監管者要求開放BT建立的平台的例子說明這點。開放過程中,如同英國電訊業大哥頭BT讓步給TalkTalk等小公司那樣,支聯會少不免也要作出一些讓步;文章試圖讓大家明白,這是為了公益。

為公益,修改悼念綱領很關鍵。設想,如果反把綱領訂作「在現有中國主權框架和河水不犯井水的前提之下要求平反六四」,也許參加的人數會少一大截,尤其年輕人。所以,悼念並不是「有意悼念,來參加便是」那麼簡單。悼念的綱領,完全可以通過討論,做出積極的、有意義的、合乎「公益」的改動。這種「功利計算」,並非不近人情。

司徒華先生生前跟筆者說過,非常着重六四悼念的薪火承傳,而他這方面的努力的確很成功。筆者九十年代初回港工作,每年都參加悼念,但過了幾年,走進場的時候發覺坐在地上的人禿頭的愈來愈多,有點擔心。但到了○○年後期,再進場的時候,卻發現禿頭的比例明顯減少。如今又過了十年,筆者不希望悼念的人又變回以禿頭的為主,因此才希望支聯會作出活動綱領的修訂。

這是否過分功利主義呢?以耶教對LGBT逐步開放為例:《聖經 舊約 利未記》列明男人不得有同性的「不道德」、「可憎惡」行為,但時移世易,教會不改變立場,只會僵化成孤芳獨賞,與時代的包容尺度格格不入。同理,下一代的中國情懷減弱,上一代也應包容;年輕人的意氣話,更不要成為我們這輩人說意氣話的起點。悼念六四,「愛國」不應是先決條件;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暴行,早已超越國界,為全球所聲討。

除練先生特別「愛護有加」的港獨/本土派,其他政治光譜的團體沒有要求支聯會要改口號,要這樣那樣 。練先生究竟為何念念不忘要求支聯會改變來迎合港獨/本土派?原來念念不忘的是六四那筆政治公共財,不忍見港獨/本土派棄而不用。

港獨/本土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很有影響,但筆者並不特別對此派愛護有加。去年立會選舉,筆者剛巧短暫地沒有了「評論員」身份,於是「落場踢波」,拼老命支持某些候選人,包括替劉小麗拍宣傳照、替羅冠聰、梁頌恆和游蕙禎站台;競逐功能組別批發及零售界議席的區諾軒(民主黨)希望筆者寫一段文字支持他,筆者亦欣然答允。

筆者是立場開放的自由民主支持者,但近年的確寫了較多同情、袒護獨派的文字,原因只一個:他們的群體是弱勢中的弱勢,不僅因政治信念最被政權打壓,也被其他民主派(包括前熱普城)排擠、誤讀,論述能力薄弱,媒體欠同情,在國際上也得不到多少關注。他們有缺點,會犯錯,有時甚至是臭鷄蛋。但如果以村上春樹的蛋與高牆為喻,他們是最細小、殼最薄的雞蛋,卻最短兵相接最快要撼到最硬最厚的那塊高牆上了。

若我以村上信徒自居,我的同情不是最應該寄在這派年輕人身上嗎?

插圖:詹震寰

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是反人類行為、民族悲劇,更是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民犯下的一個無可寬恕的罪行,不存在爭議,也不容爭議。悼念死難人士,聲討屠殺令背後邪惡組織裡的決策者、執行者、附和者和開脫者,是完全正義的事。事件發生的過程裡,全世界各地都有強烈反應。

在香港,這個素以政治冷感稱著的城市裡,過百萬民眾湧上街頭,抗議北京當局出動軍隊、坦克,聲援手無寸鐵的抗命者。香港的那場運動,鞏固了九十年代以降此地民主運動的「反中共、抗暴政」基調,承傳至今。這也是無可爭議的。

 

六四爭議:緣起和焦點

爭議的出現,源自社運內部的結構裂變和路線分歧。2010年,民主派激進翼提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策略,把民主改革的抗爭矛頭對準立會裡的小圈子功能組別議席,卻得不到最大主流政黨民主黨的響應,嫌隙由是生。其後激進翼的一部分與當時興起的本土思潮結合,生出社運本土翼;2013年之後,港獨意識在年輕人當中抬頭,幾乎成為了與「本土」同義。

本土港獨路線強調香港人主體意識,提出香港民族論,特別刻意跟任何與「中國人身份」有關連的事物切割,其中包括有強烈愛國意味的六四悼念活動。他們尤其對「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這兩個綱領性悼念口號或字眼的選擇不以為然。要求中共平反某些人或事,暗含承認中共擁有道德及法律裁判權;他們認為所有反共人士都不應接受這樣的提法。至於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那是「鄰國的事」,不是香港人責任,而且任務大得驚人,港人自顧不暇,談何越俎代庖。

上述是爭議的無可厚非部分;觀點不同,在多元社會裡是正常。至於爭議雙方的恩恩怨怨和感情用事,例如今年中大學生會的不悼念聲明和其後的反擊指摘,其實無新意,流於意氣之爭。義理要分辨,但爭論沒完沒了,長此下去,對雙方都無好處。因此,筆者今天不談悼念本身的義理,而挑選另一角度探討問題,目的只是一個:強化六四這個珍貴抗爭資源的存在價值和功效。

此角度是一個比較功利(utilitarian)的角度:視六四為一件寶貴資源,然後試圖找出保育、提高這件資源的價值的實踐辦法。當然,功利只是一個次層面,歸根到底,它還是要為更基本的精神和道德價值服務的,只不過在這個層面探討,大家的邊際收益會大些。

 

以英國基建變革為例

探討的起點在於把六四這一抗爭資源的性質認定為一件抗爭者公共財(public good),而支聯會歷年來建立起的一套動員手段、悼念模式和運作方法,可視為承載這件公共財並使之產生政治作用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悼念的地點在維園的公共空間,主辦單位不必納租;這一點更強化了六四悼念在香港的公共財性質。

由於悼念活動是公開的,而且任何人的參與不妨礙其他人的參與(除非到了場地空間的極限),因此活動帶有極其強大的規模經濟(economy of scale),而在這些條件之下,傳統的想法,就是活動由一方主辦,效率最高,不必作重複的基建投入。但是,單一主辦者的缺點,往往就是營運資源的投入過低。這反映在多年來一直有意見指悼念活動年年如是,十分沉悶。(沉悶也罷,若無法成為激揚抗爭新意念和爆發力的源頭活水,才更可惜 - 這是筆者個人意見。)

要替六四悼念在香港這回事找一個類比,並從中吸取改進的門路,最好就是看英國電訊業基建這兩年來的變革。BT是英國電訊行業的最大營運商,其前身是國營壟斷企業,1984年開始私有化,1993年英國政府把最後一筆股權售出,但BT依然壟斷多個環節,包括全英國固網基建的「最後一哩」(指網絡幹線與用戶終端之間的關鍵接駁線路,由BT子公司Openreach擁有)。2006年,英國通訊管理局Ofcom強制要求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讓其他電訊供應商可以向其租用入屋線路,十年之後再檢討成效。

去年二月,十年期屆滿,Ofcom決定再進一步強制BT/Openreach開放「最後一哩」的基建投資權,指明要求後者協助其「最後一哩」租用者兼營運對手(TalkTalk、Sky、Vodafone等)在其落伍的銅質線路通道上加建光纖線路。在之前的十年裡,營運對手不滿「最後一哩」的線路質量,但BT/Openreach卻疏於進行改善質量所需的投資,以致很多終端用戶都抱怨。

Ofcom新的強制決定還不是最重手的,沒有把Openreach強行從BT剝離;但該項決定足以令BT感到龐大競爭壓力,以致不出三個月,BT/Openreach便宣布了價值六十億英鎊的「最後一哩」改善投資。最後得益的,當然是所有終端用戶。(註)

 

和六四悼念作類比

英國這個經驗簡單利落,筆者去年閱讀有關資料之後,覺得「有嘢落袋」,很有啟發。

空間是公共財,在此公共財之上作了商業網絡投資的BT,雖然擁有網絡的產權,但Ofcom認為,從公益角度看,這個產權不應視為絕對。

BT的立場是:接駁線路的空間縱是公共財,但基建是我的投資,你要入屋,你自己覓地建你自己的一整套基建 - 蓋分機房,豎電線竿,掘地鋪線路,你都有自由,但不要來分用我的。可是,Ofcom不接納這個說法,認為公益大過天,若要求每一競爭者自蓋一套基建,非常不經濟,而且會妨礙競爭者進場,最終減損社會效益,壟斷者的產權因而不應是絕對的,於是先後要求BT開放其基建的租用權和投資權。

其實,英國的做法並不獨特,很多國家和地區三幾十年來已經朝這個方向做了,包括香港在內。不只是電訊行業,其他類型的行業,只要是包含公共財和規模經濟的,如鐵路運輸、貨運碼頭等,在世界各地都陸續開放。傳統自由經濟理論對壟斷現象的良性解讀不是全無道理,但在這些場合都不成立。

以此觀照香港的六四悼念活動,要求支聯會開放維園悼念晚會的幾個方面:場地,悼念綱領,以及組織該項活動的決策機關的議席,是有充分理由的。至於具體怎樣開放——例如應否作某種有償開放,則需要仔細商討。當然,開放還應該有清楚目的。

 

開放目的在於強化六四參與

六四作為抗爭資源在香港發揮的力量主要有三種:一是對中共政權當年的惡行作事實和道德的控訴,直指其邪惡本質;一是鼓舞大陸尚餘的抗爭人士繼續堅決抗共;一是在動員和參與過程裡,讓舊參與者的抗爭意志得以鞏固和更新、新參與者得到健康的政治意識啟蒙。

中共一貫厚顏無恥,所以鄧小平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的確如此。因此,第一種力量的作用十分有限,接近零。第二種力量的作用則無法估計,因為大陸還有多少抗爭人士,大家不得而知。第三種比較有形可見,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沒有了這個,活動逐年萎縮,前面說的兩種力量也無從談起。參加人數因此十分重要,那種認為「六四悼念就算只剩下寥寥幾個也有意義」的想法縱然悲壯,卻太消極、不足取。

影響參加人數的中短期因子很多,如之前的政治氣氛、當晚的天氣、是否逢十逢五,等等。長期的因素則主要是人口,新世代因為少子化的影響,替補率低於一;還有就是新世代對六四的感覺是否變弱。至於本土主義、港獨思潮的興起,則是另一個對長、中、短期都會產生影響的因素。

不少人認為,港獨思潮不過曇花一現,今年與去年的民調數據相比,支持者數目已跌去三分一,只佔總人口的一成多一點。不過,正如股市走勢一樣,明天升降多少,並不能以過去的數據表現推導出;何況,如果只有兩年的數據,未來根本不能以圖表預測。

從基本因素的角度推測,愈接近2047,中共對香港的打壓愈烈,本土/自決/港獨的情緒便愈高漲,哪怕二十三條通過了,有關主張不能宣之於口,也會情鬱於中,成為一種廣泛去中國化的潛意識,結果便是悼念六四的人數長遠看跌,活動作為抗爭資源的價值下降。那正是筆者所擔心的。從這個角度看,開放六四悼念平台,適當增加本土元素,有助積極爭取不同立場的人士參與悼念,強化六四的抗爭資源價值,因而是一件超越政治派別利益的好事。

 

(註) 參考去年Guardian的三篇報導: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feb/24/ofcom-review-to-decide-future-of-bt-openreach ,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feb/25/bt-should-let-rivals-use-infrastructure-to-lay-faster-broadband-cables-ofcom-says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6/may/05/bt-roll-out-superfast-broadband-4g-6bn-investment 。

六四有意義。六四無意義。六四是我的國家事,與我息息相關。六四是「你國」、「鄰國」事,與我完全無關。我永遠紀念六四。我已經忘掉六四。你偏激、無知、懶惰、冷血。你消費六四、行禮如儀。你的態度讓共產黨最高興。你在幫共產黨搞愛國教育。

這是完美的對立,因為對立的雙方都擁有絕對真理,如同白馬非馬,中國非國,不證自明,不容置疑。不過,如果兩三年來你面對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終有點不安,而你的普識和直覺都告訴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麼,你應該和我一樣,跳脫一切真理的枷鎖,從不可思議的無知處探索對立的統一。

我於是要嚴肅地向你提出一組連我自己也無法相信的命題,卻信心滿滿地相信,無論你站在了對立的哪一方,最後都無法不以某種方式去接納這些命題,因為你不僅不能否定,最後還必須承認,這些命題,儘管頂撞了你的自我良好感覺而令你絕對反感反胃,卻是可以存在而且超常有用的。當真理真而無力,實用主義就派上用場。值得留意的是,我這樣認真挑戰你那個你從不承認存在的舒適區的時候,哲學家卻在驚訝雲裡探頭張望,對我竟然要跟你玩這個遊戲大惑不解。

其實我自己也不解。這組新鮮的命題我老早提出過,而且是公開地、不只一次,可惜人們在媒體上覆述我的說話的時候,總是把我本來用或沒用的關鍵字眼忠實地增加減少、放大縮小,結果就如同在哈哈鏡裡看共產黨那麼雙倍滑稽多倍反事實。

我於是要親口告訴獨派的你:六四有新義,你抓得住,對你和對香港影響的深遠,非比尋常;你小不忍而棄六四,即是把一筆重要的抗爭資源糟蹋了。我也要親身跟統派的你點明:你對六四的理解有理卻並無專利。別人也有理由認為,六四在中國的民主意義是虛構的、後設的;更有理由認為,六四在香港的愛國意義一開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擊的,更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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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覆說。

傳統的六四民主和愛國論述,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香港,都一直強而有力;任何人以這兩個概念去理解六四,並以之為出發點去紀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實上,我還會說,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來以六四名義宣揚民主理念,教育了民眾,揭露了中共政權的邪惡本質,有苦勞也有成績,不應忽視更不可抹殺;這一點,是任何人,包括主張自決獨立的香港人,在沒有意氣的心情底下都應該可以接受的。

不過,把八九六四視作一場民主愛國運動,雖然合理,卻不是唯一的合理。這是因為,如果從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緣起、發軔時的綱領、過程中提出過的口號等方面看,建設民主不是其定義性訴求,尤其是如果我們把民主理解為一種政治體制的話。北京的八九民運緣起於民眾悼念胡耀邦,一個比較開明的共產黨黨主席;這與1976年清明發生的那場悼念周恩來的「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八九民運提出過的訴求和口號,最為人知的並不是建設民主中國,而是反「官倒」、爭取集會自由和要求訂立新聞法等。

反官倒是民眾自發的廉政運動,後來朱鎔基、胡錦濤搞的嚴打,習近平推動的反貪腐,都可視為共產黨對民眾一直以來的廉政訴求的回應。儘管我們可以說群眾性的反官倒訴求包含了一種廣義的非體制性民主情緒,但它本身還不是一種民主訴求。至於爭取集會遊行的權利、要求訂定新聞法,只能算是一種對自由和法治的訴求,和民主有某種潛在的關係,但也不是民主訴求。甚至到了運動的最後期,有個別人士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嚴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訴求而只能看作一種對自由的最強烈呼喚。說到底,香港沒有一黨專政,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政體。

如果我們拿辛亥革命作比較,分別就很明顯。辛亥革命的政治綱領,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個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個無論在海內還是海外出錢出力支持同盟會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場民主革命、體制革命。我們不排除八九年那場民眾運動裡的個別參與者,若干廣場領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導師如魏京生和方勵之等,心裡都可能有比較清晰的建設民主體制的目的,但如果這種主張不曾成為運動最突出最普遍的訴求,那麼這個運動還不是一個民主運動。

當時的實況是,大陸一般人對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時,「民主」一詞的通常語意有兩個,在與「資產階級」作為形容詞連用的時候,它指的的確是體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單獨使用,「民主」一詞就不過鬆散地泛指一種七嘴八舌議論紛紛的開放局面。

這個近乎「自由」的語意,我們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詞中體會:黨員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就是「民主」,黨委最後一錘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對立面是集中而不是專制,這是中共刻意改造過之後的語意。江澤民有一次訪美,發表演說的時候,外面抗議中共暴政的聲浪很大,江就隨口打趣說:「很好呀,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民主嘛!」在黨的無縫教育四十年之後,大陸一般民眾講「民主」,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對八九年發生在北京的那場運動的另一種理解是:那是一場中國人民反貪污、要自由、爭取社會法制化的愛國運動;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民主運動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還不是一場民主運動。

必須承認,把八九民運的「民」字理解為「民主」而不僅僅是「民眾」,乃是一個十分奇妙、絕頂聰明的後設做法或包裝,在國際上馬上得到廣泛支持,最後竟誘發了東歐蘇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帶民主特性的革命,改變了世界歷史。因此,六四的偉大意義,六四死難者終極付出的可貴,都不因我們對六四的性質有不同理解而有所減損;這一要點,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容易疏忽了。

連帶地,我們也可以對八九年春(特別是五月二十一日那天)發生在香港的大規模民眾運動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場運動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麼發生在香港的那場支援運動也不可能是一場民主運動,更不可能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這是不言而喻的。然則,關於這場運動的愛國屬性又如何呢?

視「香港的八九六四」為一場愛國運動,理由也是充分的,特別是從運動的領導骨幹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時的主觀意識看,都毋庸置疑,但我們依然可以對其深層意義和原動力有不同理解。運動的性質和作用,可以是標示性的,可以是出擊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運動定位為「愛國」,便是一種標示;當群眾喊出「結束一黨專政」,它便帶有出擊性,但出擊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後這一點是關鍵。

一九八九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基本敲定、港人勢成甕中之鼈的時候,北京發生大規模抗命運動,香港人發現了一個看來很可以「隊冧」中共的機會而加以利用。這「隊冧」,既是出擊,但更重要的是一種求生本能,一種恐懼中的掙扎甚至孤注一擲,一次終極防守。香港人對北京八九民運的各種支援,既包含同仇敵愾的利他因素、愛國的標示作用,也更豐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識。

香港人自古以來都不甚愛國,一八四二年以來就一直沒有出現過像樣的自發的反殖愛國運動;四九年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港人投入反共與擁共之爭,興趣遠比反英強烈。六四在北京以失敗、屠殺告終,香港的支援行動便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護性行為的延續,只不過在運動期間的集體防護眼看無效之後,大多數人採取了各種個人防護。這些當然都不是愛國心的表現。

今天,有些人不承認香港八九六四的愛國意義,但他們卻不智地同時排除了其積極防守意義。當時港人想趁機「隊冧」中共,其實是一種極有意義的勇武自保行為,獨派完全不應否定,反而應該盡力做全新的再詮釋工作,在揚棄愛國的同時,確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護意義、本土意義和警惕作用。

我認為,儘管上述兩套對六四的理解南轅北轍,卻不互相牴觸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見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這歷史悲劇,其實是香港人的一筆寶貴抗爭資源、重要啟蒙工具;年輕一輩近年雖然有了其他幾個更具現實和在地意義的政治動員槓桿以至自己親身構築的建國神話,包括反國教運動、佔領運動、魚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義,無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參加者大排長龍擠滿一個大堂,顯見其分量。

然而,我在前往參加港大活動的時候,卻在地鐵車廂裡的新聞短訊屏幕上看到一則消息:「張文光指年輕人排拒六四的態度十分決絕。」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我認為,很多年輕人其實念念不忘六四,他們最要決絕的,僅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動主辦單位的悼念綱領裡頭的一些個別元素,而不是整個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筆政治公共財(public good),如果主辦單位把這筆資財視為己有,控制了對六四悼念活動的綱領,就會導致一些人對參與的決絕。

在星期天港大學生會主辦的活動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講者之一,另外兩位是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和支聯會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鬥士,我於是把握坐在他旁邊公開發言的機會,一再向他提出問題:六四既是一筆政治公共財,支聯會能否開放悼念綱領,按香港各民主派別之間的「六四最大公約數」重新詮釋悼念意義?進一步而言,支聯會能否開放其決策組織予各種政治立場的反共群體,包括獨派團體?如果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話,那麼張文光說的「決絕」便會消失於無形。

其後,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場的民眾提議,把未來的六四悼念綱領定位在中共屠殺人民這無爭議的一點上:「悼念六四死難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這個綱領,既回顧過去中國,也前瞻香港未來。一個綱領,各自解讀;不同的團體派別可以在自己的文宣裡注入更多正面論述。「香港的六四」面臨第二次薪火相傳,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覺地做了絆腳石。

兩個「中國」,各自發展。強而大者愈見封閉,每天都有朝那個方向蠕動的消息。自己國土之內,棋王柯潔上週輸了給谷歌子公司研發的AlphaGo之後,大陸網上即時禁制所有相關報導中的「谷歌」這個詞。國土之外,留美高才生楊舒平在馬里蘭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對比了美中兩國的空氣品質、言論自由及公民權利等,《環時》立即帶頭攻擊,幾十萬愛國網民迅速響應,楊女馬上成為賣國賊。

弱而小者則相反,社會一步一步走向開放、平權,重要舉措上星期便有兩宗。上週五,台灣立法院通過「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明定原住民族語言亦為國家語言,踏出去殖化重要一步。之前兩天,負責釋憲的大法官會議宣布: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實屬違憲,行政和立法機關須於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這是亞洲同性婚姻平權受憲法保障的首例。

 

台灣原民平權直追紐國

四五百年前,台灣無漢人而只有原住民,後者屬人類學中的「南島人」。十七世紀初,荷蘭及西班牙率先在台建立外來政權,史稱荷西政權。明朝末年,南明國姓爺鄭成功籌建海外反清基地,趕走荷蘭人,於1662年建立島上首個漢殖政權,是謂明鄭。1683年,鄭成功孫鄭克塽降清,台灣進入滿清統治時期,但清國派往管治的殖民大員多是漢人。1895年,日清甲午之戰之後一年,馬關條約簽訂,台灣歸日本所有,進入日治時期。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首度由中華民國佔有,直到今天。

這段四五百年的台灣殖民史,其實是同時期西方殖民史的亞洲版,只不過主要入侵者不是白種人而是黃種人(漢、滿、日、漢),被侵者不是黃種人而是南島人。今天,西方殖民者建立的發達國主要有四個,即加、美、澳、紐,其中外來民與原住民關係最深也是最好的是紐西蘭(不可不知,紐國原住民毛利人的祖先出自台灣)。台灣經濟起飛三十年,民主化二十年,在政經形態、國族歷史和內部種族關係方面,愈來愈與紐國可匹比;為進一步促進和諧的種族平權,上述語言立法乃是必須。

紐西蘭的官方語言有三種:英語、毛利語和紐西蘭手語(後者是英國手語的變種,包含一些毛利概念和更多的面肌動作符號)。三十多年前,主要因為電視的普及,毛利語面臨消失危機;好在毛利人當中出現自救運動,加上政府適當配合,成功扭轉局面。這個經驗成為一些台灣原住民語言學者的重要參考。(註一)理論上,台灣的原住民族語言成為法定國家語言之後,地位可說還高於目前通用的幾種漢語(國語、閩語、客語),因為後者都不曾正式以法律條文規定為國家語言!

強國那邊的情況剛好相反。建國之初,因為列寧、史達林主義關於民族和語言問題的一些論述還是比較開明的,所以毛共當時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也相對開明。但是,今天中央權力大過天,那些政策淪為門面功夫,用來掩飾高壓的地方語言滅絕政策。別說少數民族語言,便是漢語的一些主要分枝如粵語,也在中央積極打壓之列。也不必看大陸,只需留意香港特區政府怎樣推行普教中,大家便可見一斑。

然而,比語言政策更能顯示兩個中國的社會發展愈見背馳的,無疑是在性向平權方面的表現。

 

白先勇的孽子終抬頭

台灣同性群體的處境得到社會關注,可說始自白先勇發表長篇小說《孽子》的1983年。小說面世之後三年,青年祁家威破天荒以無比勇氣在台北鬧市開記招公然出櫃,上了國際新聞,但他卻因此繫獄幾近半年。出獄後的三十年裡,祁一直致力同志平權運動;經歷無數次失敗之後,他終於在2015年8月向司法院提交釋憲聲請書。今年2月司法院宣布受理該項聲請,3月召開憲法法庭。本月24日,大法官會議的結果公布。經過31年的努力,祁領導的台灣彩虹運動終於成功了。

從歷史文化看,中國人其實並不特別反同或恐同,只不過到了近代,受兩個宏觀因素影響,變得十分保守。這兩個因素,一是極權體制對任何挑戰現存秩序和觀念的社會運動的仇視,一是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反同信條提供的道德規範。

性觀念在中國古代,是相當開放的。遠的不說,就看宋朝李昉等人編著的《太平廣記》裡的一段同性婚姻:「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塚墓一 潘章;註二)

我們應注意的,不在於這段野史或小說的真僞,而在於宋朝的一批大知識分子用的是什麼筆法和態度描述這段愛情(相愛,同衾,共枕,同死),以及怎樣講述故事主角的家人和當時一般人如何看待他們(家人哀之;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顯然,作者不僅無半點道德批判的味道,而且還用上塚墓生樹而枝葉雙懷抱的傳統象徵手法去作正面襯托。

這段描寫同性愛情的文字,如果放在西方宗教傳統裡看,無疑罪大惡極。《舊約 利末記(Lecivitus)》第18章是猶太古教的性規範大全,其中第22節這樣說:「不可與男人苟合 、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第20章第13段則列出違反性規範者必須接受的懲罰,其中第13節說:「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註三)香港的一些宗教反同團體態度嚴苛,無疑因為他們信仰的經書裡是那樣要求的。

 

反同意識清末之後愈強

事實上,傳統中國對同性戀的寬容,一直存在到清朝。清代最偉大的兩本文學作品《紅樓夢》和《聊齋志異》,都有對同性戀或明或暗的描述。曹雪芹寫的少年賈寶玉是雙性戀的,此外還有賈珍、薛蟠和一大堆美少年如柳湘蓮、蔣玉菡等,都是男同志,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曹公筆下的「男風」本身不壞,壞的是一些人其他方面的心術不正。

至於蒲松齡,他在《聊齋 卷三 黃九郎》裡,以相當長的篇幅和並不太含蓄的筆調寫了一個男子與同性鬼狐的一段纏綿哀怨的兩世情,最後鬼狐還義薄雲天賣身給仇家替情人報仇雪恨。蒲公的寫法非常認真,同樣也是對同性戀無絲毫批判意味。(註四)(不過,蒲的確在故事後面加了一小段批判同性戀的註文,輕蔑苛刻和正文的反差很大,但他卻把這段文字稱作「笑判」,用意是什麼,大家可自己猜測。)

民國以降,國人對同性戀的態度始日趨保守,除了因為西方宗教的影響日深之外,政治上的極權主義更是重要原因。1933年,史達林在《蘇維埃刑法》裡加進第121條,專門針對男同,犯者可判監禁五年。東正耶教道德傳統加上共產主義極權法律,令蘇聯統治之下的同性戀者受盡凌辱,至蘇聯解體之後的1993年,這一條刑法才取消了。(註五)

當時共產主義運動裡有人反對蘇共的做法,蘇俄法務部予以駁斥,反指對方擁同,觀點是納粹法西斯黑貨,但納粹德國的反應卻令人震驚。1935年,希特拉在德國第三共和的刑法裡加進嚴酷反同的第175a條(是一條古法的加強版),違者可判監禁十年,比史達林更厲害,因此下獄的人不計其數。(註六)

可怕的是,希特拉這條刑法一直保留到戰後很久都還有效,東、西德分別在1968、69年才取消,而西德在取消之後,卻恢復了1935年之前的舊法(無疑還是宗教的影響),直至1994年才徹底把同性戀除罪化。今年三月的新聞報導指,德國正式替自納粹時期至1994年間被判同性戀罪入獄而有記錄的5萬人恢復名譽並予以賠償,其中約五千人還在生。

 

史達林希特拉的反同餘響

然而,從同性戀除罪化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還有一大段距離。歐盟28國當中,只有11國通過了同性婚姻平權法,但不包括德國、奧地利、瑞士、意大利等;英國則不包括北愛。亞洲方面,東南亞還有一些國家——主要是回教國家,同性戀還是違法的,特別是男同(馬來西亞女同不違法);至於民事結合或婚姻平權,則在整個亞洲範圍裡,除了台灣釋憲達至婚姻平權,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做得到。

中國那邊的情況,跟俄羅斯、北韓、越南、柬埔寨、蒙古和絕大多數前蘇聯共和國一樣,儘管除罪化了,但仍不允許同性之間的民事結合,遑論婚姻平權,原因顯然是共產主義陰魂不散、極權依舊當道。兩個中國,走得愈來愈遠,香港特區政府要跟誰,不言而喻。因此,本地同志命運依舊堪虞,甚至可能會因台灣走前了一步而被迫後退。子不嫌母兇,不管好子孽子,還是要好好愛國。

 

插圖:詹震寰

 

(註一) 見台灣學者吉娃詩 叭萬的論文《從紐西蘭毛利族的語言巢看台灣的原住民母語教學》 http://www.tisanet.org/quarterly/2-1-7.pdf 。

(註二) 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太平廣記/卷第389#.E6.BD.98.E7.AB.A0 。

(註三)《利末記》的章節在這裡查:http://www.obible.com/cgibin/ob.cgi?version=hb5& ;book=lev&chapter=1 。

(註四) 維基文庫有《聊齋志異》全文;黃九郎故事的白話翻譯見http://liaozhai.weebly.com/406432006137070.html 。

(註五) 參考https://www.uscis.gov/tools/asylum-resources/resource-information-center-79 。

(註六) 見https://www.ushmm.org/learn/students/learning-materials-and-resources/homosexuals-victims-of-the-nazi-era/paragraph-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