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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中環任我行 肉食中環 股海縱橫 運動壹指禪 坐看雲起時 潑墨 壹樂也 關公不是災難 投資與良知 媽媽週記 壹計就明 SecondOpinion 壹角度 壹擋專政 無定向風 壹觀點 香江不平這處鳴 事實與偏見 精英秘聞錄 我係新界佬

還記得唸初中時的英語讀本裡那個The Arab and the Camel寓言。起先,駱駝只是懇求阿拉伯人讓牠把鼻子伸進帳幕取暖;最後,卻是禽畜佔據整個帳幕,反把人擠到帳幕外邊吃冷風沙。原來,這故事百多年來文字版本很多,其中一個在結尾處加了一句惕訓語:It is a wise rule to resist the beginnings of evil.(註一)如此畫公仔畫出腸,對兒童或有助益,但在成人世界裡,the camel's nose已是成語,故事本身已不必多講。

二十年來中港關係裡,港人覺得中方得寸進尺的例子很多,最近再度甚囂塵上的駱駝鼻,無疑就是梁愛詩、胡漢清等人賣力推銷的高鐵港段總站地底「一地兩檢」。梁說,如果沒有一地兩檢,整個工程不如炸掉,話語頗有六七暴動餘風。大家知道,高鐵工程港段二○一○年四月動工並採取「全隧道專用通道」方案,乃特府不顧一地兩檢必然帶來法政危機而強行上馬的行為,梁的態度可說是打死了狗講價還耍賴,未免過分。

 

地底去到幾深屬於你?

胡大狀則比梁更脫離法律專業。他為了營造港段總站地下一地兩檢的合法性,竟以《香港特區行政區域圖》無指明香港地底範圍歸本港自治而否定後者,然後以小學雞包拗頸的語氣質問港人:「地球係圓嘅,地底去到邊度屬於你?」他大概以為這樣「理直氣壯」,就可說服港人接受中國政府不僅擁有而且可以不違《基本法》而直接行使本港土地的地下產權,實行西九一地兩檢。

其實,法律人要談「地下產權」(subsurface rights),可用的資料比比皆是,梁、胡兩位卻絕口不提,反映了資料對他們不利;筆者今天扼要介紹其中一些,方便大家理解問題。法治社會對產權誰屬非常重視,而香港這個「擁有次主權的政治實體」的地下產權,在《基本法》和普通法底下到底屬於香港還是屬於北京,香港人必須搞清楚。

先說國情。中國成立至今,除了宣布所有土地和地下礦藏屬於國家或集體之外,沒有提出過正式的地上和地下產權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二○○四)》裡,土地的定義是平面的,只默許了地表之上和水面之下的某些用途:

「農用地是指直接用於農業生產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農田水利用地、養殖水面等;建設用地是指建造建築物、構築物的土地,包括城鄉住宅和公共設施用地、工礦用地、交通水利設施用地、旅游用地、軍事設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以外的土地。」(註二)

這個法律漏洞,已經引起不少商業活動和城鎮政府之間的麻煩。例如,大陸很多城市的住宅地下停車場物權無法清楚定義,業主買得停車位,拿到的權利證明卻語焉不詳,有的只說有使用權,有的加註停車位空間屬於「人防」(人民防空工程),物權無法釋出、轉讓。

香港和澳門法律的這方面,顯然都比中國先進。陳弘毅和陳文敏等教授合著的《香港法概論》裡指出:「對土地的佔有權亦包括了對土地上空和地下土層的佔有權」(二○一五年三聯書店第三版第296頁)。

現行《澳門民法典》第1264條第1款則這樣規定:「不動產所有權之範圍包括地面以上之空間、地面以下之地層,以及在該空間及地層內所包含之未被法律或法律行為排除在該權利範圍以外之一切。」據此,澳門大學法學者艾林芝在一篇論文裡這樣寫:「理論上土地所有權可以向下延伸至地心,每一不動產都是一個金字塔或多面體,端點是地心,愈深入愈窄,而該金字塔所包括之一切均屬於不動產的構成部分。」(註三)

 

上至穹蒼下至黃泉

港澳兩地法源不同,一是英國普通法,一是歐洲大陸法,但界定地下物權的觀念卻雷同,有很深遠的原因。學術界考證,在普通法和大陸法分家之前,猶太教聖經Talmud裡的解說部分Gemara談論過一次地下蓄水池的買賣:「合約雖然說明水井的深度,但我告訴你,為要得到水井的物權,合約還必須這樣寫:物權從地底到穹蒼都包括了。」因此,後來在歐洲有猶太人聚居的地方,包括羅馬、科隆、巴塞隆拿等地,一些建物買賣合約裡,都有「地底到穹蒼」的寫法。

這個寫法和背後的法理概念進入羅馬法典,之後又在十一世紀傳到英國,在一二八○年Norwich一個當地猶太人之間的買賣合約裡明確出現(正本現存大英博物館)。大約十六世紀的時候,這個概念變身為一句羅馬法典裡頭沒有的拉丁文說法,成為了英國普通法裡的一個基準概念:Cuius est solum, eius est usque ad coelum et ad inferos——誰擁有土地,那地之上至穹蒼下至黃泉都歸其所有。(註四)

這是對普通法史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的,但為什麼胡大狀卻好像聽到天方夜譚那樣地問「地底去到邊度屬於你」?難道我們的一些法律界翹楚已經拋棄了、忘掉了歐洲兩大法律傳統,一頭栽進「中國大陸法」的懷抱?如此從先進回歸落後,不是很多香港人可以接受的。

我們再看一些近現代案例。按照上述基準,一八七○年英國的一宗土地官司Corbett v Hill裡,主審法官依然認為土地擁有者擁有土地的所有上空物權(「owns everything up to the sky」)。這個判決,後來更獲得堪稱近代一位最偉大普通法法學家Colin Blackburn男爵的稱道。(註五)

一九七四年英國的另一宗土地官司Grigsby v Melville裡,主審法官重新肯定上述基準原則關於土地物權包含完整地下物權的說法:「It is axiomatic that a conveyance of land carries with it all that is beneath the surface.」香港土地法博客有這個案例的簡介,大家可以上去一讀。(註六)

 

今天英國保障到多深?

誠然,基準是個起點,幾百年之後,不同地方都會按民航和地下水道建設等新的需要對這個基準作修訂,限制土地上空和地下物權的高度和深度。然而,在普通法法域裡,最重要的近期案例是二○一○年英國的一宗官司Bocardo v Star Energy。

在這宗官司裡,被告是一間石油公司,以傾斜角度把油井打到原告的一塊地下面。到達後者地界下面的時候,井深已是800英尺,其後一直打到2900英尺的深度。儘管土地下面該處對原告毫無用益(他也不擁有那塊地裡的礦藏),但官司打到英國最高法院,結果法官卻依然判被告入侵(trespass),必須賠償。(註七)

據此案例可以說,在普通法法域裡,土地物權起碼包括至地下2900英尺之處。那有多深呢?香港目前最高的建築物是環球貿易廣場,高1588英尺,比中國銀行大廈的1205英尺高出好一截。若把Bocardo v Star Energy的案例引入香港,土地物權便起碼須保護到倒插兩倍環球貿易廣場那麼深。

《基本法》第84條說:「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而按特府二○一四年對人大常委關於政改8.31決議的理解,「可作參考」的意思等同「必須比照」,因此,引進上述案例無可避免。不過,便是特府和北京同意尊重《基本法》這一條而不再「搬龍門」另作解釋,香港人也會認為保障不足。在Bocardo v Star Energy一案裡,對Bocardo而言,油井絲毫沒減少他享用那塊土地時的快適感,法律尚且保障了他的地下物權至2900英尺的深度。但是,一地兩檢對港人是何等嚴重的威脅,怎能與之相比!

 

胡大狀的深喉論你buy?

一國兩制在不斷遭打壓蠶食之際,北京要把一條喉直插香港下面。「插喉」是胡大狀的傳神說法:大陸地下物權延伸至香港地底,如醫院替病人插喉而已。不過,他作那比喻的時候說,(病人)不喜歡那條喉的話,「唔要咪掹走囉」。但試問香港人以後如果不喜歡一地兩檢,可以隨意將之「掹走」嗎?

就算北京和特府同意把一地兩檢站蓋在西九2900英尺的十倍那麼深的地底,港人一樣惶恐不安,因為那是一隻駱駝的鼻子。

 

插圖:詹震寰

 

(註一) 見1915年美國作家Horace Scudder出版的兒童書裡的版本:http://www.mainlesson.com/display.php?author=scudder& ;book=fables&story=arab。

(註二) 此法全文見http://baike.baidu.com/item/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7550308#viewPageContent 。

(註三) 艾教授的論文在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qikan& ;Gid=1510125005&EncodingName=。

(註四) 見http://lawjournal.mcgill.ca/userfiles/other/8509457-abramovitch.pdf 。

(註五) 案例簡介見http://swarb.co.uk/corbett-v-hill-1870/ 。

(註六) 見http://e-lawresources.co.uk/Land/Grigsby-v-Melville.php 和https://hklandlaw.wordpress.com/2014/08/30/ownership-of-land-normally-includes-everything-below-the-surface/ 。

(註七) 簡介見維基https://en.wikipedia.org/wiki/Bocardo_SA_v_Star_Energy_UK_Onshore_Ltd ;深入討論見http://www.bailii.org/uk/cases/UKSC/2010/35.html 。

國民黨本週六舉行黨主席選舉,台灣和香港都有民主派人士認為無關重要,反正該黨日薄西山,已經沒有看頭;筆者則認為這個選舉不僅十分有趣,港人還可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這次黨主席選舉是該黨內部「中國派」和「本土派」之間的一次殊死戰。若代表中國派的洪秀柱得勝,國民黨便篤定成為中共計劃進佔台灣的橋頭堡——目前這個功能主要由綽號「白狼」的黑社會深藍統派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負起,觀瞻不太好(令人想起香港的梁振英為什麼下台)。若較為本土的吳敦義勝出,則中共滲透台灣有阻力,會加強外部打壓,謀求切斷台灣這島國在國際上的政經出路。因此,這次選舉對香港人有借鑑意義。

 

台版本土親中大對決

國民黨內中國派的親中(指親北京)程度,大致上和香港商界功能組別議員中的親中派差不多;至於其本土派,則一般並不如香港的本土派那麼強烈反共,只不過族群背景和人脈關係多屬「本省」,大陸情懷比較薄弱而已。

這次國民黨黨主席選舉,一改十多年來都在七月中舉行的做法,提早在五月二十日即總統蔡英文執政一周年的同一天舉行,當然有搶鏡頭意味,但背後更有其現任黨主席、中國派的洪秀柱的私人策略考量:她不僅要在深藍統派群眾當中盡量保持多一點去年底「洪習會」釋出的政治餘溫,還特別要阻止今年二三月忽然湧現的一大批「人頭黨員」取得投票資格。後者是她的對手炮製出來對付她的招數。

乍看很奇怪,國民黨專制歷史悠久,黨內選舉卻是一人一票,挺民主的。那是繼2001、05年兩次大選輸給陳水扁之後進行內部改革的結果;之前,只有小部分擁有特權的黨員可以投票。然而,由於歷史原因,這個黨就算內部體制民主化了,但真正民主因素卻非常貧乏,因為有所謂「黃復興黨部」的近二十萬張極保守鐵票,足以決定黨內選舉結局。

黃復興黨部是一個非常保守的黨內派系,1955年由小蔣建立,成員全部是退伍軍人及其眷屬;取名「黃復興」,乃是含有「炎黃子孫,復興中華」之意。兩蔣當年為了培植此派系,對其灌注大量金錢、實物和機會資源,使之成為強大的特權社群,有自己的內部組織和專業黨工。如此給甜頭收買人心很成功,以致此派至今在國民黨內依然一枝獨秀,對國民黨領導層忠心耿耿;誰掌握了這個派系,誰就可以贏得黨內直選,當上黨主席,其後自會投桃報李,延續對這個派系的利益輸送。

去年總統選舉國民黨再一次失利,元氣大傷,以致馬英九提早退任黨主席,補選之時卻無一重量級人物願意出馬捱義氣,遂讓二線的深藍統派洪秀柱冷手執個熱煎堆。黨大老的如意算盤是讓洪當過渡主席,今年正式換屆的時候才出山競逐;誰知道,洪竟然有本事以其「一中同表」的急統綱領,很快贏得了大部分黃復興黨部成員的支持!

 

中共在台灣的「第五縱隊」

為什麼一批掛着「炎黃子孫,復興中華」招牌的國民黨精忠之士、昨天的反共中堅,今天竟會支持一個與中共打得火熱的深藍急統派的人連任黨主席?原因有好幾個。一是省籍矛盾依然起作用。這批退伍軍人及其親屬,都是四九年跟着老蔣從大陸跑到台灣的,老蔣欺壓以至殺戮台灣本省人,這批「榮民」就當國民黨的啦啦隊,有些更曾經助紂為虐,因此與本省人結下不解之仇;本省人勢力強大了,要算他們的賬,危機之下他們最需要的是靠山,中共是自然選擇,洪更成為了他們的代言人。

兩蔣給榮民享的福利十分豐厚,其子弟入學升學留學有隱性特權,任軍公教人員更有優先。1958年老蔣下令實施《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優惠儲蓄存款辦法》,讓榮民領取的退休金得以年息18%的優惠利率存入半官方的台灣銀行。後來此做法陸續擴大,惠及公務員、國校教師、黨部成員、青年團、救國團、難胞救總等黨工,是謂「軍公教十八趴」。在當時的艱難歲月裡,得此優惠羨煞旁人,但本省人卻與此無緣,省籍矛盾因而加深。

1995年李登輝當政時廢除此制,卻留下了「老爺條款」,讓擁1995年之前服務年資者退休後仍可得十八趴優惠。台灣五十年代後期的市場存款利息最高不過十二趴,那時給十八趴已經不得了,何況近年一般銀行存款利息接近零?這對台灣政府而言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蔡英文上台,誓要更大力進行這方面的改革(台媒稱作年金改革),當然得罪黃復興黨部成員。中共趁機向這些退役人員招手,結果不少這些人投靠中共,有些還當上對岸的軍事特務,好等哪一天十八趴真的縮了或者沒了,他們有另一收入來源。

今天,擁有效年資得享十八趴的在職人員近四十二萬名;這些人陸續退休,加入現存領取十八趴者的行列,政府支出的金額因此愈滾愈大,總支出估計將在2018至2020年之間、蔡英文總統任內達峰;至2050年之後,最後一位擁十八趴優惠的人過世,支出才停止。綜合估算,台灣政府由現在起為此背上的潛藏負債大約是新台幣九萬億元,等如今年中央政府預計總收入的五倍。

黨大老錯估洪秀柱的政治能量,悔不當初;為阻她當選連任,於是急忙在今年二三月之際搞了一齣人頭黨員入黨對抗黃復興黨部的鬧劇。不過,洪也不是省油的燈;她知道按現行黨章規定,新員入黨四個月之後才有資格投票選舉黨主席,於是動用主席權力把選舉日期提前,成功截胡。如此,人頭黨員沒戲了,大家只得齊齊玩黃復興鐵票爭奪戰的零和遊戲。

 

為私利阻撓轉型正義

台灣民主化之後要推動轉型正義,十八趴優惠必須徹底革除,但受益者特別是黃復興黨部成員一直頑抗改革,結果無可避免要在族群矛盾之外造成另一嚴重的代際矛盾,因為國庫為支付十八趴而虛空,壞影響主要由下一代、年輕人承擔。這是國民黨已幾乎完全失去對年輕人的吸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同時亦說明為什麼今屆國民黨黨主席選舉的六個候選人裡,沒有一個年輕人:在黨內民調中佔最高支持度的吳敦義和洪秀柱,今年都是六十九嵗;其餘四人當中,最年輕的也差一個月就六十歲。這些候選人要爭取的,都是黃復興黨部那些七老八十的退役軍人黨員票;他們的投票率最高,而且票數佔了可投票黨員的一半有多。黃復興黨部反對年金改革乃出於私心,黨大老要爭取他們的票,於是投其所好,跟着他們反對年金改革;如此罔顧年輕世代利益,無疑也是出於私心。

統派元老連戰的兒子連勝文(四十七歲)最近批評國民黨,不給年輕人上位機會,卻常常拿他們來做布景板:「一個大年紀的黨高層候選人登台或拍競選照片時,身旁一定要圍繞一群年輕人,最好還要有辣妹。」連公子明顯捉錯用神——問題不是國民黨給不給年輕人上位,而是就算有個別年輕人在黨內上了位、能夠競選黨主席也無用,因為國民黨的政策根本就是沒把年輕世代的利益放在眼裡,年金改革就是好例子。

 

省籍矛盾變身世代矛盾

不僅涉經濟利益的政策如是,與台灣政治前途攸關的問題上,國民黨也不斷與年輕人背道而馳。為了爭取大陸對台灣工商界「讓利」,國民黨於2014年初試圖在立法院強行通過已和大陸草簽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準備進一步對大陸資本開方便之門,結果激起太陽花學運。台灣新世代在政治上已經對中國高度離心,為了獨立自主而放棄一部分來自中國、包含政治目的的短期經濟利益亦在所不惜,但國民黨卻對此完全無覺。

還有四天,決定國民黨走向的這場黨主席選舉就要揭盅。最近若干民調顯示,吳暫時領先洪。洪仍然可望控制大多數黃復興票,但會被吳及另一參選人郝龍斌分薄。吳長年任黨政職務,有軍方高層的人脈關係,郝則因為有打過抗日和抗共戰爭的軍頭老父郝柏村的祖蔭,所以都能取得一部分黃復興票。

不利的是,吳屬本土派,參選之初更曾得到國民黨本土派大老王金平背書,而郝則擔任過陳水扁總統時期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二人因而都不免受到深藍急統派的攻擊。若第一輪投票勝出者得票不過半,選舉便須於兩週之後進入第二輪。

失青年票:反共變親中

香港的情況與台灣有相似之處:兩地年輕人的「自然本土」或「自然獨」的傾向明顯。週前(四日、十四日)蔡子強、陳雋文刊登在《明報》的兩篇文章披露了有關去年九月立會選舉的一些資料,指出幾個事實,對香港民主派政黨有示警作用。

文章指出:傘運之後,年輕人無論在區議會選舉或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慾都顯著上升,尤其是立會選舉,投票率增幅驚人,遠高於中年及老年人,以致十八至四十歲組別的投票率成為各組別之冠(這個結果完全違反經濟學家按時間價值理論推算出的退休年齡組別投票率最高的定論)。十八至二十九歲的人當中,更有高達四成三的人把票投給本土/自決派。DQ事件之後,獨自派的支持者可能感到沮喪,運動進入相對低潮,但筆者認為,四年後的下一次立會選舉,獨自派的支持度在民主派選民當中肯定過半。

國民黨近年在台灣的經驗指出,若失去年輕人的支持,一個原來反共最積極的政黨為了生存,很可能局部甚至整個走上接受共產黨招安的末路。局部的現象,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裡已經出現了。從興中同盟抗日反共到今天媚共親共,國民黨的喪鐘已經敲響。這個歷史悲劇會否在香港重演?

 

插圖:詹震寰

五四「青年節」,大陸靜悄悄,只由習總到政法大學宣德,出現於該校某學院二年級2班共青團支部活動上,《文匯報》的照片裡,在場學生只十來個。習那天明顯欺場,勉勵學生只用罐頭話:「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

 

習大官欺場

那是孫文1923年到廣州嶺南大學演講時說的一句話,好歹在當時有新意,而且孫甚有心思,下了一個「可恥但有用」的定義:「無論哪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便是大事。」他還以法國科學家柏斯多(Louis Pasteur)發現微生物之事為例,寓大於微,鋪排恰到好處。此話後來進了中華民國教育部部定中學用書,更成為國民黨高官黨棍的口頭禪,從蔣介石蔣經國一直到今天在爭當黨主席的吳敦義都在講,台灣人聽多了都覺得無聊。(註一)

國民黨那些人講還好,起碼從老孫到兩蔣,做大官當領導之前,多少也做了些大事,可你習近平幹出了些什麼,當上管13億人的最大官?翌日黨報喉媒報導此事,頻呼「感動」、「深刻」,顧不了這一回習總姓襲,抄襲的襲,而且話講得空洞無倫。

當然,習大官那樣欺小朋友的場,總有原因。

周邊上,北韓金正恩搞一星兩彈找他麻煩;美國特朗普給他戴高帽要他管好小金,不然會跟他打貿易戰、台灣牌;日本的安倍要修憲擴軍;台灣蔡英文婉拒「九二共識」,與美、日官員互訪層級升高。這些都是讓五毛多賺錢、教領導真頭大的事兒。

窩裡面,派系內鬥白熱,夾巨資潛逃北美的大款郭文貴公開捅了他反腐一把手王岐山的老底,直令翻了牆出得來看熱鬧的大陸人口呆目瞪,發覺原來這姓王的也不是什麼個好東西——海航集團(近日在香港天價搶地的紅資公司)的股份他的家族有,而且一早透過其妻妹擁美國黃金州矽谷附近鑽石地段的五千多英尺豪宅,後者證據尤其夠堅。

 

反腐一把手的倒爺年代

王岐山給郭文貴一捧,又成了新聞人物,海內外大報記者馬上按圖索驥挖那豪宅明細,不只找出確切購置日期(1996年)、地址(18840 Ten Acres Road, Saratoga, CA——路名也真夠霸氣)以及在谷歌圖上看到的不凡外觀,最後還給出該物業的最新估值(535萬美元,遠高於現時該區住宅物業的中間價104萬美元)。不過,五百多萬美元的東西,相對王岐山的履歷權位和其他等級相若的貪官所擁物業而言,真不算什麼。

九十年代初,筆者在加州大學教研,商學院裡有兩個大陸學生,家底都不尋常。一個來自北京,一畢業即當上大陸多個航運部門單位和美國波音公司之間的中間人,撮合大型飛機租賃。另一個來自上海更「巴閉」,家裡大概就是那個年頭(89.6.4之後不久)十分走運的「倒爺」,一來到就以現金買下一棟新蓋豪宅和一輛高檔寶馬,其後每個月向當地的寶馬代理要三四輛新車運回上海。那時大陸進口汽車須有配額,有本事拿到配額的人,做的是無本生意,賺的利潤卻是車價的幾個對。

按資料推算,王岐山家族那所豪宅,96年買進時,市價不過150萬美元,在海外付得出這種錢的大陸倒爺家族並不罕見;所以問題是,王家擁有的海外物業,絕對不只那一件,郭文貴能繼續爆多少料?

大家不可不知,王岐山當年官位已經不低,購置此物業之時,他已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董事長。此公司大有來頭,乃大陸首家與外國合資組建的投資銀行,設於1995年,牽頭的龍頭老大乃中國建設銀行與摩根士丹利,主要業務是替大型國企搞融資上市,在當時有壟斷地位,摩根士丹利亦因此擁超常市場優勢;好笑的是,王後來卻當上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主任。雁過拔毛,區區150萬美元算什麼?

順便一提,王於1998年離開中金之前,任命朱鎔基總理的兒子朱雲來擔任中金的資本市場部負責人。2004年十六大開完之後,江澤民和朱鎔基離任,卻不忘為自己及家族及時鋪好後路,那就是在黨大會上修改了黨章,讓資本家及私企高管等「新興社會階層」入黨,而黨員也順理成章可成為資本家和私企高管。同年,朱雲來晉升中金CEO,着手把中金的部分資產以不公開方式私有化(誰取得多少股權不公開);2014年他離開之時,中金已奄奄一息。其間,他卻給最近涉黨內高層另一場激烈內鬥的安邦集團任命為董事。(註二)

郭文貴爆的另一單料,指王岐山家族是海航集團股東,那麼這個海航集團又是什麼來頭呢?

 

湖南妹子、海南金子

1988年,海南建省,中央從各地徵召幹部支援,並以「給政策」(意即開放走資)為號召,馬上吸引全國各地大批想大幹快「上」的人前往,形成了所謂的「十萬大軍下海南」。幾年之間,海南從一個最落後的地方一變成為發展最快也最亂、貪腐最嚴重的省份。

當時中央給的政策包括准以低稅或無稅進口各種商品,為其他省份所不能。結果,海南貪官勾結其他省份,先由海南進口包括汽車等商品,然後大批倒賣給其他省份,賺取差價,一家便宜兩家着。筆者1993年在科大商學院任教,任務之一是和另一位同事到海南支援當地政府機關和大學開展應用經濟研究。可是,對方並沒有多少興趣搞研究,卻希望我們替他們在香港拉關係搞生意發財。

有一次,筆者負責和同事(大陸籍,第一代「港漂」,男)到海南指導研究,卻給海口政府單位的一個高教領導請到夜總會吃晚飯,還一人配了一個「湖南妹子」陪酒跳舞;筆者兩樣都不會,草草應付一下便拉了同事道謝走人。海南是90年代中國的上海灘。當時,省政府為了發展旅遊業,大批吸納「湖南妹子」的同時,更與中國民航局合資成立海南航空公司,那便是海航集團的前身。

成立之初,海航股本只有一千萬人仔,變身「民企」之後,今天已成為Fortune Global 500中的第353位,總資產超過一千億美元,升幅之大之急,世間少有;去年一年,光是其海外資產便增加了340億美元,相當於年初集團資產總值的50%。去年底至今,集團在港買地花的錢才30多億美元,不過是零頭。彭博一篇分析文章指,如果海航上市,市值肯定超過波音飛機公司,但多年來它的投資回報率都只是1%左右。(註三)

 

呼風喚雨有「能人」

神奇之處在於,此集團的借貸額卻非常高,利息覆盖率(毛利潤/利息支出)已經跌到1.5的臨界點,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不得了;但在風險極高的同時,集團面對的借貸利率卻比美國政府借錢時還低。它不是上市公司,不能從股票市場集資;哪來的超廉價資本?誰開的借貸綠燈?什麼原因要膨脹得那麼快?把資金倒水般倒到海外為何如此之急?

所有這些問題都十分耐人尋味,誰是能夠呼風喚雨的集團股東因此是關鍵。郭文貴說王岐山家族成員(外甥)是集團股東之一;其他的自然人股東只有兩個,另一大股東是一個「慈善團體」。值得留意的是,集團的最大授信行(水喉)是國家開發銀行,授信額度已達一千億人仔(約145億美元)。是什麼人可以替這家「民企」扭開國家的水龍頭?

大陸利益派系盤根錯節鬥爭激烈非自今日始;對手的貓膩,己方不可能不一清二楚。郭文貴近日向媒體曝光王的底細,無非是要讓世人知道內幕,壯自己聲勢。看來,習王聯盟打貪,也不過是互相利用、做場好戲而已;披着道德外衣的所謂打貪派,無非是比被打的一派更加虛僞、更有權勢、更會掩飾自己的雙面人。

國家如此,當然很可悲,反應卻可以大不同。一種態度是,或對問題視而不見三緘其口,或附和當權者的敵我黑白觀,把貪腐看成是被打那派的專有惡行,或輕描淡寫說是發展的必然過程,只要大家支持打貪的領導,長遠就可解決。

另一種人會把事件看作認識國情的窗口,留意資訊就事論事,不誇大問題也不迴避。學校裡的通識老師最宜選取這個角度,引導學生研究、思辨。咬住一個這樣包羅萬象的課題,學生可以學到的知識很多,包括商學、經濟、政治、歷史、制度、人性等。這是不幸當中的不可多得。

 

(註一) 見維基文庫https://zh.wikisource.org/wiki/ 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註二) 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 王岐山及https://zh.wikipedia.org/wiki/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註三) 見彭博文章https://www.bloomberg.com/gadfly/articles/2016-12-29/hna-s-chen-feng-flies-close-to-the-sun-on-wings-waxed-by-debt 。

 

插圖:詹震寰

好勇鬥狠的梁特治港五年行將結束,和解成為了一般港人願望,但劣質管治的後遺症甚多;尾巴搖狗,這幾年港澳辦官員的「戰鬥性」也跟着比以前高漲。饒戈平近日的「一國」言論明顯不利和解,甚至可說是反和解、反香港的。和解因此特別困難。況且,自去年底今年初以來,香港內部形勢有變,按傳統思路從統治階級內部、政權與反對派以及反對派內部這三方面去分析撕裂及解救辦法,有其用處卻已然不足,需要另闢蹊徑。

 

唐派實力不宜低估

一個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在於, 「曾俊華現象」徹底改變了唐營過去只能在統治階級上層運作的局面,替它補上雙淺(淺黃、淺藍)民眾基礎,使化身成為「唐氏綜合派」。分析今後香港政局,此派動向是關鍵;其在北京的牙力非同小可,梁特政治業績乍看如日中天之際卻忽然下野,便是有力證據。

唐派財雄勢大,人脈關係豐厚,足以在梁營土崩瓦解之際騎劫林鄭政權;上可達天庭,中接專業及其他夾心階層,更可憑泛民和老左關係接觸草根,甚至在抗紅資保地盤的關鍵事上,有空間跟新一代獨自派作戰略協調。如此捭闔縱橫,一個或足以承載中長期穩定政治局面的陣勢儼然在望,此即筆者說的Pax LiKa-ana是也;是凶是吉,大概年底明年初便見端倪。

當然,這個可能出現的政治局面,並不可真正與Pax Romana或Pax Americana作比擬;它還要得到北京首肯並願意接受充分體現君臨臣服關係的若干條件,才可望取得「高度自治」的再承諾。

不過,在開出這些條件之時,北京也不能不意識到必須作某種實質的對等交換。元、明、清七百年歷史說明,任憑中華帝國如何強大,也無法直接管治邊民,而必須長期倚靠一大批極高度自治的土司(「高度自治」前面加「極」,特指三朝土司皆可擁有自己的軍隊,為香港特區所無)。旅日史家王柯指出,明朝末年,朝廷在西南各地設的土司數目是1,078個,清初又增加了幾百個,邊民之難管可見一斑。(註)此困難在今天香港也有目共睹:北京只要欽點一個像梁振英那樣的黨員,推行一條港中融合路線,香港人馬上造反,播下了自決獨立的種子;若正式改由中央委派流官直接管轄,那就更不得了。

其實,過去五年的本地政治實踐清楚說明一點:北京並不如一些人以為的那樣,能隨心所欲擺布港事。首先,民意它全然操控不了,年輕人的離心傾向固然日益沉澱,最近,連雙淺的政治表態竟也出奇地頑強。其次,一般人認為只曉拜金、有奶便是娘的香港商界,並未在五年前的特首選舉脫軌演出之後順從北京意旨通力協助梁氏施政,反而或明或暗處處給他設難(政改立會投票一役怎可能只是「蝦碌」?);行不得也哥哥,北京於是知道不能硬撼只能轉軚,遂上演了梁特一夥「臨天光賴尿」的尷尬劇。

 

港應行土司制政治包乾

猛虎不鬥地頭蟲,北京現在應該懂得了,在香港不搞民主選舉的前提之下,唯一明智做法就是在本地政經集團裡挑選最強大的,委以土司重任,實行政治上的包乾制,包產到戶一包到底,不需要也不容許有什麼「第二支管治隊伍」(中聯辦虛化或撤離),而行政長官實質上只能是土司底下的CEO。

如此理順本地政經層面的勢和位、權與責,特區統治階級裡才不至於出現輕重倒置的失衡狀態。說到底,今天有能力在本地負起土司職責者,惟唐氏綜合派莫屬;至於林鄭,縱以一能吏之身發揮到極致,也不可能逾越一個首席問責官員的角色。梁特禍港五年,除了意識形態有問題不為港人接受之外,主要還在於他既非能吏,而且他所代表那派的政經比重和人脈分量亦不足以負起 「制夷」即擺平本地權貴內部矛盾的土司第一職責;所以,一旦北京要面對此問題,梁氏就沒有不下台之理。

然而,由唐氏綜合派坐定土司角色、承接本地管治責任,無疑有金與權直接結合的高風險,需有足夠的他力和自力去抗衡,否則長遠對香港而言也是死路一條。他力,指的是強大、不息且懂得靈活運用和理非非、公民抗命以至勇武抗爭等的社會運動直接制衡政府。自力,則指唐派必須有的自知之明;這點需要稍加解釋。

政治上而言,若阿爺插手管東管西,壞了事是阿爺的責任;包乾了,承包者就必須面對政治上的自負盈虧,好自為之自負其責,而再不能像梁特上台時那樣,捏幾個招降納叛的樣辦便當作「大和解」。唐派掌權之後首先應做的,便是修補過去二三十年來主要由貧富不均造成的階級裂痕。

 

第一步:緩和階級矛盾

大家知道,已發展國家這三四十年來的內部貧富懸殊,主要是全球化特別是製造業離岸造成的。在香港而言,離岸就是北移;其結果是益了中共貪官、大陸勞工和香港老闆,卻苦了香港中下階層。本來,香港老闆那樣賺大錢之後,在本地作適當財富再分配補償損失者,未嘗不可以雙贏,可是卻一直未有做到。李嘉誠不止一次說過,可以立法提高企業利得稅,所得用於提高市民福祉。唐派如果「完全執政」,這個承諾必須兌現,否則就證明此派也不過是口惠而實不至,尚無資格擔當土司角色——有實力,不表示願意為做好角色而作出必要「犧牲」!

此外,對唐派而言,向前看就必須自救救人,負起反紅資救香港的第一線重責。

對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而言,紅資已把他們逼到了背城借一的地步,不可不反。對香港人而言,反紅資則是爭取真普選的先決條件(這方面的分析,特別是可行而必須的反紅資立法工作,見上週本欄文章)。能夠帶頭反紅資,則唐派作為當權派,與廣大反對派之間的政治裂痕便可望有某種程度的修復。(問題是香港商界還有多少「腰骨」? 不少本地富二代認為投降紅資並與之合流是今後生存發展之路!)

 

第二步:反紅資團結港人

此亦與緩和本地階級矛盾有關。如果紅資不斷把港資擠壓至「冇位企」(田北俊語),本地階級矛盾緩和就根本無從談起,因為到時剝削香港人的不再是本地資本,而是「讓利」期過之後便會顯露更兇殘貪婪本性的大陸資本。

加強財富再分配和限制紅資在港活動,或與自由經濟哲學相牴觸,但任何自由經濟理論歸根結底都要尊重體制內民眾的廣義偏好和福祉,包括政治方面的。唐派在這方面需要補課。

上面談的都是社會撕裂的可修補部分。就政黨關係而言,唐派與泛民目前關係良好,重要原因當然是曾俊華競選特首得到泛民選委鼎力支持而入閘,演出空前的「公僕抗命」一幕。中間市民對此非常受落,直接成就了唐派取得群眾基礎而變身唐氏綜合派。如果此派成功騎劫無班亦無底的林鄭(發生概率是九成九),則泛民與林鄭的關係亦可能跟着改善。近日梁特起碼在三個政策方面與林鄭有明顯衝突,說明雙方正逐步剝離;這當然也會導致泛民與她進一步和解。

然而,唐派與比較激進的反對派特別是獨、自兩派的關係,除了在反紅資事上或有交集,卻很難談得上會有什麼積極修補。在阿爺眼裡,獨自派都是千刀殺的壞蛋,無論誰上台執政都必須置之於死地,永不超生。北京貶曾而舉林鄭,此是重要考慮;但筆者認為,如果曾俊華當特首,一樣會打壓不客氣,薯片叔叔和善形象轉念之間就變,除非他搏炒,但那又何苦要參選爭勝?

 

打壓非「梁氏最後瘋狂」

因此,近日政權加緊打壓逮捕獨、自派人士,並不僅僅是一些人說的「梁氏滅亡之前的最後瘋狂」(意即很快會雨過天青),而是會在林鄭上台之後不斷延續;北京甚至會因為在其他方面取得和解而覺得有本錢對獨、自派作更嚴酷打壓。這當然是愚蠢的。分離主義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已經成為「風土病」,政權與愈來愈大部分的未來社會棟樑為敵,何可謂明智?

其實,從北京給香港設置的2047二次死線角度看,愈接近那條「真死線」,京港當權派與激進反對派之間的衝突必會愈趨嚴重。這意味着後者必須有更強烈的危機意識。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最近為文指「抗爭者汲取過去兩年的經驗,未來的勇武抗爭會轉趨地下化」;這是抗爭運動面對愈發嚴厲打壓時的一個正常反應,共產黨自己當年在「白區」的運作便是如此。

然而,另一個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自然反應、國際上激進運動發展過程裡的通例,就是運動因需要而作內部分工,發展出有效的救援翼(rescue arm),專門負責的工作包括:籌錢打官司、有組織地探視繫獄的同志、協助提供他們出獄後的生計、解決繼續學業和就業的問題等。在踏入真死線前後,統治階級更可能實施血色恐怖,然則救死扶傷便也要成為運動救援翼的重責。至於像「黃雀行動」、「地下鐵路」等的跨國界救援,必也重現。

 

社運的救援翼

大家可以想像,這些都是很困難的工作,需要大量多種專業人士的支持。獨、自派更應廣結善緣,關鍵時刻才會有更多人願意伸出援手。可幸國際經驗說明,參與這種性質的救援工作的人士,並不一定都是激進派;很多都是從根本的人道立場出發,不問什麼種類的抗爭立場,只問如何盡力救助被不義政權迫害的人。

筆者特地談論這點,為的是要在一片渴望和解、尋求對話聲中提醒大家,無論哪一派掌權,北京也不會輕言和解。要和解,有前提,就是你必須證明自己對這步步進逼的政權是無害的。

 

(註)見王柯教授的論文《大一統帝國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 -- 元、明、清的土司制度》: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817.html 。

 

 

插圖:詹震寰

即將上台的林鄭表明不在任內處理政改。按所謂「行政主導」的規定,這等如讓民主派今後五年基本上「失業」:政府撒手不提任何政改方案,大家就沒奈何。退而求其次,乃有戴耀廷先生提出「風雲計劃」,瞄準二○一九年區議會選舉。其實,京港統治集團不會不知道,為求管治得心應手,行政立法關係需要透過體制改革去理順;因此,集團的政治目的很清楚,就是盡快建立一套他們懂得玩、能操控的威權選舉制度(authoritarian election),只不過還欠了一點點條件。 

中共在港已具強大選舉動員能力:有分別代表中產和草根的兩個政黨,經驗和資源都十分豐富;有能夠拉攏新界和商界勢力的政治聯盟;還有大批享受商界、西環和政府資助的特殊利益團體和外圍群眾組織;除了兩大極具攻擊性的喉媒在重要政治運作中負責引導主攻方向和傳遞策略訊息之外,更有愈來愈多逐步收編了的主流媒體幫助放冷箭打邊鼓。如此萬事俱備,欠的東風就是在重大選舉中能夠反轉「六四黃金率」的那額外兩成選票。

 

紅資僱主是民主大敵

先易後難,當權派二十年來的人心工程已做到極限,本來預計可憑民間團體操控大陸來港新移民投票意向的做法不濟事:一來,馬嶽教授等人的研究顯示,新移民的文化政經特徵有向香港主流靠攏的趨勢(這是一個在所有移民國家裡都可觀察到的規律);二來,有大量事例指出離心傾向最強烈的年輕人群體裡,包含大量新移民子弟。此路不通,於是近年出現紅色資本集團公司強勢操控員工投票的做法;扼住打工仔的最弱點——生計,就能逼迫他們在政治行為上就範。

當然,這個策略不在於讓紅資控制香港的資本市場(那個已基本上做到),而在於進佔所有民生日用環節,透過開設公司作「正常」營運,成為愈來愈大部分港人的僱主。如此在實體經濟赤化香港,遇到的阻力,會比例如在教育環節靠官員推動的小得多。此局面一旦形成,推行威權選舉的條件便接近成熟;到時,不待民主派要求,政府也會主動拋出政改方案,甚至還會在一些設計方面給甜頭,誘使部分民主派入局。能夠操控額外兩成市民的投票方向,便是來個「真普選」,北京也能通吃。

不過,紅色資本要成為大部分港人的僱主,先決條件是大量排擠或買起現存的港資公司,而最直接而有效的做法,便是從地產行業入手,因為地產是本土經濟命脈,成功操控了,其他如飲食、超市、零售、娛樂等行業,便可快速蠶食。月初,本地資產階級「首席發言人」田北俊先生公開吹響警號:「中資在港天價買地,已令本地不少財團『無位企』」。短兵相接,港資直接受壓,反而有民主派政黨幾乎完全欠缺的敏銳觸覺。

 

港資也「本土」?

田氏一句話,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八十年代英資開始退出香港,港資(時稱華資)趁勢補位成為一哥,盡領風騷三十年;今天,港資地位從根本上被紅資動搖了。這個變化的涵義廣泛,不僅包含本地資本Vs紅色資本的你死我活攻防戰,更威脅到香港人的民主前途。

然而,從認知層面看,更為有趣的是,正當佔運孕育出的新世代本土思潮因遭遇連番挫折而差不多畫上休止符之際,本地資產階級卻從「自在」走向「自為」,即不單止感覺到生存威脅(existential threat)從而啓動自救本能,還逐步表現出一種客觀唯物的自覺本土意識。

佔運期間,本地一些大資本家拒絕站到聲討佔領者的最前列,甚至在上京面聖被規勸之後亦然;佔運之後,一些中小資本家出資幫助個別因同情佔運而受打壓的藝術人恢復表演活動。這兩點觀察加上前述的「田警號」,是理解曾俊華以軟中帶硬的「公僕抗命」姿態參選特首的鑰匙。

曾氏上週舉行小圈子生日派對,唐派前台頭面人物——唐、田二人暨夫人出席歡慶的整套照片在一位軟性第三者個人fb上流出,漫不經意還是別有深意,大家可自行判斷。還值得留意的是,除了若干泛民議員,曾鈺成伉儷也欣然在席,更似乎替這場疑似的紅酒政治騷畫龍點睛。(註一)

 

香港的「民族」資產階級

筆者在本欄說過,本地中小企業業主,尤其是那些在大陸沒有生意的,儘管階級立場或與其他市民有異,但對中共和中共治港的態度,其分布應與社會大體一致,亦即四成支持六成抗拒。現在,筆者有信心把這個命題延伸,括及本地大資產階級。

更甚者,由於此階級不少成員在經營生意方面與外來紅色資本有直接而嚴重的地盤衝突,光是「地頭蟲」心態,亦足以滋生強烈的本土意識。試想:那些幾近一無所有的年輕人,為了區區魚蛋粉車仔麵的「集體記憶」及那虛無縹緲遙不可及的「真普選」,也爆出了波瀾壯闊的佔領運動,以身相許而在所不惜;那麼,這些在香港打出天下而以此城為己城的大人物及其自然而然更覺理所當然的二三代繼承人,眼巴巴看着北人夾紅資藉權勢到此予取予攜,豈會無動於衷而拱手相讓?豈會不對梁營那些香港吳三桂恨之入骨?

筆者估計,這些本地資產人早在十年、二十年前,已經萌生強烈本土意識,只不過其若干特質和表現方式與這幾年新出現的激進本土主義有所不同,以致最近才浮出水面。

其實,本地資本「本土」化的現象不奇怪,百多年來的激進政治運動史裡談論不休的「民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與殖民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跟今天香港出現的本地資本與外來紅色資本之間的矛盾,幾乎一一對應:如果香港是國家,香港人是一個民族,這裡的本地資產階級就是馬列毛經常談到的民族資產階級。

 

從ABC到AFC

在本地資本「本土」化後面,有兩個問題等着大家去探討:一是,這個逐漸自為的本土資產階級會怎樣玩政治遊戲,施展什麼樣的政治權術?一是,本土激進社運人,特別是獨、自兩派,如何看待這個既有能力和意願抗紅資、也飽含所有「資產階級劣根性」(貪婪、軟弱、會出賣原則)的政經力量?

關於第一個問題,筆者日前已在本欄給出答案:首先,本土資產階級會透過其政治代表(即唐營人馬)在年初特首選舉過程裡對林鄭的「支持」,以大包圍方式騎劫整個林鄭政府,對梁營趕盡殺絕,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

另外,就是用最有利的方法收割「曾俊華現象」所產生的政治能量,以所得支持下一次立會選舉,主要是爭取功能組別議席,以及少數有機會集淺藍與淺黃票勝出的地區直選。組黨與否,短期不是大問題,因為曾俊華的品牌成功不是建立在黨組織的力量之上的,不與政黨(包括自由黨)扯上太深關係,以中間派運動名義助選,更能凸顯曾氏素人魅力。

如果本土資產階級在上述兩方面都做到,長遠一點,例如在林鄭的第二個五年(她聽話合作便有),組成一個有群眾基礎的本土資產階級政黨便很自然;以此支持林鄭政府,更可「開政黨政治的先河」。到時,掛着大和解的美名把Anyone But Carrie變成All For Carrie,乃輕而易舉。這個政黨不會急於推動政改,不會熱衷真普選,更不會替獨、自站台,卻能夠與泛民大黨保持友好,因為大家都和理非非,按佔運的標準而言,彼此顏色也都甚淺,主要分別是它會欣然接受「袋住先」。

林鄭受此優惠,要交的貨只有一件,就是把港共政黨從挺梁變為拒梁;這沒很大困難,派點糖、用一些他們的人,就可以了,要不還有曾鈺成主席幫一把;北京也不會反對,因為都搞好了,香港大處就會出現一團和氣的政治局面——Pax LiKa-ana——你懂我的意思。

 

立法抗紅資保香港

搞這麼多動作,本土資產階級的目的依然是抗紅資保地盤。怎樣抗?如何保?總不能想像資本家會像本土右翼反蝗那樣抗紅,或者學本土左翼搞土地正義那樣搞資本正義。筆者估計,本土資產階級有能力而且會推動社會輿論,朝立法限制外來紅資壟斷本地實體經濟的方向進發。

這個做法並不前衞,因為香港法律早有一些可資比照的條例。大家知道,大陸人來港定居、工作,有比其他外國人更多的法律關卡。大陸人流可以限制,大陸資本當然也同樣可以。

誠然,《基本法》規定香港是自由港,資金可自由流動進出;但是進出自由不必然包括在本地買賣資產的絕對自由。事實上,便是本地資本,在某些關鍵處也不能自由買賣本地資產;例如,同一自然人或法人不得同時擁有紙媒和電台/電視台。按此,香港雖不能限制紅資進入本地金融市場,卻可以立例限制紅資購買本地公司證券,更可以限制紅資進入本地實體經濟進行公司營運。(注意:限制不等如全面禁止,可以是不能擁有任何本地營運的公司資本的一個百分比,例如10%。)

 

跨階級本土聯合陣線

這樣進行「香港優先」的商業立法倒有一點政治困難,因為牽涉阿爺的利益,而且阿爺不只一派。要成功,本土資產階級必須調動香港所有的本土能量,在立會內外夾擊,才能匯集接近全港一致的立法意志,創造出合適的本地法律工具以維護本土資本利益。

為此,本土資產階級需做兩件事。其一就是,有必要取得愈來愈多年輕世代認同的激進本土左右翼的支持,辦法之一就是以大幅緩和本地階級矛盾作交換條件,如提高公司溢利稅、最低工資和有薪休假日數,降低標準工時等。做到這些,一個跨階級的抗紅資救香港聯合陣線就有可能出現。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對本土資產階級依然有着數。

其二就是,必須說服阿爺同意接受紅資在港的活動限制。其實,如果阿爺聰明,懂得對香港長期利用,就會明白,任由紅資控制香港,只會把香港經濟窒息,政治上則永無寧日;這在目下風雲變幻不可測的東亞形勢裡,絕對是頭等壞事。限制陸人來港定居,中港雙贏;限制紅資在港運作,中港也雙贏。問題是,在阿爺的習慣思維裡,雙贏挺難理解。

 

毛澤東與本土資本

餘下的,就是激進本土左右翼如何看待本土資產階級,能否在紅資問題上彼此作策略協調(strategic coordination——心通即可,根本不需面對面談;談合作更是太沉重)。在這方面,筆者提議激進本土左右翼參考毛澤東一九四八年寫的一篇文章《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或可得到一些啓發。(註二)

對兩大泛民政黨,筆者有一提醒:抗紅資已成為爭取真普選者不能繞過的前提,如不積極對應,會喪失群眾,包括中間群眾。假如在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失敗了,香港人有一天都替紅色資本打工,那就根本不需要談什麼普選不普選,因為就算爭取到,便是真的那種,實施的時候也不過是威權選舉而已。

 

(註一) 見翁靜晶個人fb: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 %E7%BF%81%E9%9D%9C%E6%99%B6&init=public 。

(註二) 文章收錄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插圖 詹震寰

一男子最近當了國家領導人,新的志業似乎是出律師信,並特別以提起UGL事件的人為對象,連筆者也受牽連遭恐嚇,只能提醒自己「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不驚其實是理性的,因為很可能到處發律師信的這個人,自己現在很驚慌。好在,除了一男子,這裡還有真漢子。黃毓民宣布退出政圈,上週五發表告別政治書;急流勇退,騰出空位給年輕人上,絕對值得稱道,筆者給個讚!

 

一男子

跛腳鴨政府一般無甚作為卻會前瞻。某些領導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引以為傲的業績發揚光大、政策得以延續。所謂「人去留名、虎死留皮」,若不論立場,這種想法還是可以的。另一些無心戀戰,則是要盡力為一己前途作打算;此人之常情,無可無不可。等而下之者,恐怕是那些幹了壞事的人,顧忌一旦失去權力的保護作用,會被政敵乘機攻擊或給人民清算,以致身敗名裂。後者如毛澤東,死前最後一次打倒鄧小平,就是因為認為後者總想否定文革:「說不翻案,靠不住。」

如今香港也有一隻跛腳鴨——還有三個月不到就要下台的梁振英。此公在連串僭建醜聞中開業,其後更有揮之不去的UGL事件纏身,為防民口,一再針對公開提及此案的人,或發律師信或悍然興訟,最近還把火燒到筆者頭上,如此為UGL事件尋釁滋事凡四次,十分令人費解。俗語說,天理自在,清者自清;大家不妨猜猜此鴨是屬於上述三種中的哪一種。

無獨有偶,梁先生因各種原因公開針對筆者,這次也是第四次。頭一次是在他上任之前,事緣坊間流行梁乃地下黨員之說,梁先生大概那時已有問鼎之意,非常緊張要「闢謠」,筆者遂以「高度自治非自治、地下黨員非黨員」一語諷之,梁以為找到目標,大事攻擊筆者,但筆者擺事實講道理,沒兩三個回合,梁就掛了免戰牌。

第二次發生在他上任之初,事緣劉夢熊君在文章中寫了一些談政府和黑道內幕的文字,筆者按之發表《誠信問題已非要害 梁氏涉黑實可雙規》,敦促媒體追查。梁特震怒,卻不直接針對筆者,而是在律師信的上款寫上刊登文章的《信報》,《信報》堅稱沒向梁特道歉,最後梁特不了了之自己打圓場,未動筆者分毫。

第三次是一起「私報公仇」。事緣「禮賓府事件」中的梁女齊昕境況可憐,筆者有感而發,寫了《梁齊昕的處境不就是香港人的一個縮影嗎?》;梁特乘機指筆者逾越公私分際,擾及梁女療程。如此訴諸父女親情,的確擊中筆者軟肋,遂不待梁氏開口,即向梁女道歉。誰料後來梁特形格勢禁無法爭取連任,公開解釋下堂求去不是自己腳痛而是為了照顧齊昕!試想,那是給了一個精神病人如何龐大的心理和倫理重壓?然而話音未落,梁特已兼職有份管治十三億人而必須日理九千機的「國家領導人」。道義上,他最終輸很大。

那麼,這次梁先生就筆者四月五日本欄文章《論林鄭政權的階級背景和赤化特徵》裡的一句話而指筆者誹謗,大家也不必太擔心:那是他自己惶恐不安的表現而已。筆者文章的那句話是這樣的:「她(林鄭)若夠聰明,還會以UGL案作撒手鐧,用梁營對付曾蔭權的手法反過來對付梁。就算她沒打算那樣對付這位新進「國家領導人」,唐營也會適當引導她幹;不起訴,掛在那裡三五七年,也夠梁受的,而她自己則可以過過民意癮。」

如此就說是誹謗,明顯無case,所以這次梁特的手法甚為低莊,見諸三個方面:

首先,他把林鄭也拉落水,認為筆者的說法「對他本人和對林鄭都不公平」。這是太監不急皇帝急。要是林鄭覺得受到筆者不公平對待,以她那「好打得」的性格,早就對筆者不客氣。問題是這句話並非說林鄭是×××或者幹了×××(誹謗語言的格式),而是條件性地指林鄭「如果聰明」,她就「會」×××;「如果不夠聰明」,唐營就「會引導她」×××,而她也「可以」×××。這是簡單邏輯耶!

第二,梁特這次對付筆者,跟前三次都不一樣,不是自己出面一開波就猛攻,而是找了新聞專員發表一篇欲言又止的短文,暗示會發律師信,而真正語帶恐嚇的誹謗說,卻是分了工由另一些喉媒提出的;然而,便是恐嚇,也只能相當溫和:例如,有說筆者的講法「有少少過了火位」,有說梁特認為筆者的話「可能」有誹謗成分,也有說他正在「考慮」興訟,等等。

第三,更有趣了。新聞專員的文章不是開門見山替主子出擊,而是要求筆者就那一小段文字作三點解釋。那是開玩笑,世界上哪會有人說「你寫的我完全看不懂,但總之你犯誹謗了」?筆者總是往好裡想,常覺得新聞專員很有可能是混進梁營的雙重奸細。其實,筆者的文章一向淺白易讀,少年黃之鋒唸中二三的時候就完全掌握。況且,梁先生,你若看不懂我的文章,到底是應該請你的那些御用學者、智囊替你解畫,還是讓你的新聞專員跟我說我有「責任」向你「解釋」呢?我的角色是評論員,不是「國師」,也沒欠你什麼。

公眾人物告評論員誹謗,作為控方不僅要證明對方有惡意,還要證明對方並不真心相信自己說的話。對梁振英,筆者連惡意也沒有,沒支持過「ABC」,更未曾鼓吹過打倒他(或任何港、中領導人),甚至還在本欄說過「不介意梁特連任」,因為認為現存制度和權力結構不變,誰當領導都一樣糟糕。不過,筆者倒是說過,梁特高壓對付港獨,反會導致他提早下台,那是去年十一月(即梁特被DQ之前一個月)筆者接受香港《大紀元》訪問時說的,但那不是惡意詛咒,而是理性分析:

「練乙錚相信:經此(釋法DQ青年新政梁、游)一役,梁振英勢必要付出政治代價,即失去北京的信任。「他做事的那種風格是會有反效果的。這個人是一個極左派,一個盲動派,在中共眼中,只會幫倒忙。」 梁振英的計謀是故意挑起事端,想和中共攬炒,「但這個舉措反而令北京更想拋棄他,很尷尬的情況就出現了。一個做法是會將他踢開,然後推一個心狠手辣、但是形象比他和善一些的人出來做特首。」(註一)

明細測不準,大路捉到正。梁特如果想控告筆者誹謗,應該根據這個訪問內容在去年十一月八日發難,閃電檢控,勝算還會高些。

 

真漢子

黃毓民宣布離開政壇,今後不組黨、不參選。筆者聽了,惘然若失。他是一條真漢子。他的很多觀點和做法,筆者都不同意;他的一些態度,筆者難以接受。性格特徵方面,更多的不是筆者那杯茶。坊間流傳一些有關他的閒言閒語,不可能都是假。他認為的、臭罵的很多壞蛋,筆者覺得大部分都是好人或者起碼不壞。芸芸民主派義士之中,有筆者更合意的人物,但立法會少了他,就是不一樣(雖然,在保皇黨的不義控制之下,有他也不能改變什麼)。

他上週五在自己FB上載的那篇題為《為人辯寃白謗 第一天理》(下稱《天理》)的告別書,堪稱一篇範文;長而不冗,有文采而不造作,用字遣詞精準,情感拿捏恰到好處,為近年媒體上罕有佳作,筆者自嘆不如,因此推介給大家,並作一些意見評論。(註二)

文章的副題是「致為公義而受逼迫的香港青年公開信」,所以多處提到年輕人。為公義而受逼迫,指的是最近由律政司出馬,以高壓且不合理的手法,在不近情的時間和地點,緝捕、檢控的一批三年來歷次社運中最積極的年輕參與者。

大家知道,佔運以來,年輕激進社運人大致分成三派:自決派(超越《基本法》的「外部自決派」)、永續派(提倡修改《基本法》若干關鍵條款而達至完全自治的群體)、香港獨立派(一般主張香港人自視為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新民族或國族,並以此為文化和價值基礎建設獨立的香港國)。在中共眼裡,稍懷異志的人士,都被扣上分離主義的帽子,所以對待這三派,真正做到一視同仁無分軒輊,統統打成港獨。

黃毓民屬永續派(他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深厚,但為什麼不是筆者說的「大中華港獨派」?是原則還是「不冒進」的策略?),他在《天理》中提及港獨派的時候,在前面加了一個「偽」字——「偽港獨」。筆者認為這是門戶之見了。三年來,筆者有機會與港獨派的各路年輕人深入交往接觸不下十次,憑閱歷判斷他們提倡香港獨立是真心誠意的,雖然很多人會認為他們幼稚、極端、荒誕,甚至罪大惡極,筆者都可以理解,但說是「偽」,就難以認同。例如台獨,三幾十年前也不少人認為他們幼稚、極端、荒誕,甚至罪大惡極,但如今在台灣是他們掌權,雖未達標,卻絕對不曾是「偽」。

熱普城在未內爆的時候,也把自決派的黃之鋒打成「小司徒華」,這分明是大錯,因為司徒華是大中華反共統派,與主張港人有自決權利的黃之鋒風馬牛不相及,把黃之鋒封作「小司徒華」,需要很折曲的邏輯。這是誇大了自、永、獨三派之間的分歧,卻把黃之鋒與老泛民之間的分別取消了。不過,這點是題外話,因為《天理》沒提黃之鋒,儘管自決派也有人被檢控、坐牢。

除了不同意黃毓民的派系認知,筆者也對《天理》用上的「政治犯」一詞有所保留。特府三年來以政治檢控作為打壓手段,人所共知,沒有異議的餘地;然而,本地這些被打壓對象與典型的專制國家裡的政治犯不同。後者往往是行政系統和司法系統同流合污或者行政系統完全控制了司法系統之後的產物。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非常獨立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都很努力頂住來自行政系統(和西環)的壓力,力求保存司法獨立,以致一些秉公辦事的法官被當權派打成「戴假髮的黃屍法官」。

倘若「香港政治犯」一詞當下在國際上傳開,世界各國的人誤以為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投降了、跟政權同流合污了,那叫正在被政權鷹犬欺凌而堅持司法公正的大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壞的是特府行政系統控制的部分警權和檢控權,利用一些熱血青年不幸干犯法律(不少因警察挑釁、盛怒之下犯法)而遭入罪,進而打擊整個激進社運。說「政治犯」或更為快意,但為了一時口爽而長行政系統壞人的志氣、讓司法系統的好人難堪,不是善策。筆者提議以「特殊政治犯」或「政治檢控犯」稱呼正在或即將在獄中受難的這一批社運青年。

篇幅所限,只提出上述兩點對《天理》的批評。文章裡,正面的東西其實很多,也只能提一點,也是最令筆者感動的一點。在最後一章,黃毓民這樣寫:

「如果梁游二人被裁定褫奪議席定讞後,特區政府公布補選日程安排,相信梁游二人定必參加補選,基於政治倫理,我決計不能與梁或游去爭奪一個原本屬於他們的議席。 香港政治現正處『世代交替』的時刻,像我們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不應阻擋年輕人的前路。我已經年逾耳順,逐漸走向古稀之年,而且有嚴重的眼疾,『三高』亦佔其二,是時候『向政治說再見』!」

讀到此段,筆者為之動容。急流勇退,絕對明智;我們這輩人,最好還是趕快交棒,只在旁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授業解惑工作;對待年輕人,無論是犯錯的還是站正的,聽話的還是不聽話的,都用一種看待自己兒女一樣的眼光看待就最好。筆者不同意文中說的「我除了口誅筆伐,什麼都做不了」,因為知道黃毓民最近有到監獄探望年輕特殊政治犯。對後者來說,那是很重要的事。

至於他說今後只會教學和寫政治評論,那正好是與筆者合流。真的,社運有太多重要的問題要有人去想、去講。如何應付紅色資本全面進襲,便是其中之一,可能比反蝗容易得多(反蝗含種族對立,反紅資則無),也重要得多,但港人至今還是一籌莫展。

 

(註一) 見2017年11月7日《大紀元》專訪: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16-11-07/ 專訪練乙錚——梁振英挑釋法——只會加速其下台-6122173。

(註二) 見黃毓民FB:https://www.facebook.com/notes/yuk-man-wong/ 為人辯寃白謗——第一天理/1950793438298819。

 

插圖:詹震寰

二○一二年香港「管治脫軌」:統治階級內部小板塊騎在大板塊頭上,政經力量比例顛倒、失衡,派系撕裂;這局面至去年底隨梁特被篩出局而結束。上月特首選舉雖由打着強硬路線2.0招牌的林鄭勝出,但唐營騎劫下屆政府勢成,統治階級將會在「修補撕裂」、「休養生息」的幌子之下恢復內部平衡。

從北人觀點看,排除了梁氏極左干擾,更有利拉攏中間派,推動23條立法,集中力量對付生生不息的民主運動和風起雲湧的分離主義思潮。這個如意算盤打不打得響,要看香港民眾今後的政治態度。筆者認為,在是屆特首選舉前後,有兩個社群的心態出現微妙變化,一是淺藍群眾開始反阿爺,一是本地大資產階級用上「本土」語言反紅資。本文分別就此兩點作分析。

 

「港豬」躁動、化身薯粉

特首選舉期間出現「曾俊華現象」,揭示出重要訊息:「港豬」(淺藍民眾)也是可以動起來的,而且這次他們起碼在情緒上於有意無意之間站到了本地統治階級主導力量——阿爺——的對立面。這些人的數目大約有多少?一時的情緒躁動會多大程度上影響他們今後的政治立場?

零星報導、道聽途說,都指曾俊華支持者當中包含了這種淺藍民眾,但愛國派不採取這個說法,而一口咬定薯粉都是民主派化身。一些簡單數據不僅有助判別孰是孰非,還可從中估計出淺藍組群的大小。

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間,港大民研中心做了今次特首選舉民調最終回。受訪者被問「如果聽日俾你投票選特首,而參選人只有以下人士(曾、胡、林鄭),你會選邊個?」;結果有56%回答選擇曾俊華,9%選擇胡國興(二人合共得65%),29%選擇林鄭月娥(齊頭數算30%)。這些數字,與絕大多數其他民調吻合。但大家也知道,近年的立會普選結果一般顯示,民主反對派(泛稱黃絲)與保皇愛國派(藍絲)的支持者百分數分別是55%和45%。

對照這兩組數字,大家就會問,45%人口是藍絲,為什麼林鄭參選特首只錄得30%的民眾支持?

答案是,有45%-30%=15%的藍絲把心中一票(手裡無票)投給了曾俊華或胡國興(估計絕大多數歸前者)。這15%應該就是所謂的「淺藍」(視此為淺藍的定義亦可);其政治特徵是:支持曾俊華的競選綱領——即接受8.31政改框架、接受23條立法,目前也接受小圈子選舉,但不接受中共露骨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注意:淺藍這15%,基數是十八歲或以上的所有香港居民。若以所有薯粉為基數,則淺藍佔了15/56 = 27%(筆者的一位在曾俊華競選辦當全職義工的朋友說,約有三成左右的薯粉是淺藍,與上述推算吻合)。如果僅以所有藍絲成年人口為基數,則上述淺藍的比例為15/45=1/3。也就是說,藍絲當中,有1/3的人在這次特首選舉中站在了阿爺的對立面。這就是北京一意孤行把低民望的林鄭抬上轎的人心代價。

然而,這種人心代價不會是一次付完了事的。為什麼呢?

 

淺藍形成主體意識

曾俊華的造勢活動愈到後期,支持者愈發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對曾氏的愛戴,不少人甚至在敗選的時候潸然淚下。一些民主派中的「原則派」埋怨「策略派」的人假戲真做,其實是誤會了;真情愛戴曾俊華的,九成都是那些淺藍人。甚至,我們可以滿有信心地說,這些人過往投票予保皇黨,是一種不得已的「含淚支持」(因為更不喜歡民主派),如今發現真愛,於是情不自禁。

淺藍人不喜民主派的原因有二:一是認為他們迂腐不實際,向阿爺要真民主,不啻與虎謀皮,反中不成反累港;一是認為民主派太「左膠」,搞福利環保「車毀人亡」。但他們不是深藍,因為到底對阿爺有戒心,害怕大陸那一套搬來香港,即是有一種「港豬」本土情意結。因此,政治上他們既是現實的,卻同時是恐共的,忍中不親中;經濟上則傾向自由主義,有一種進取的「獅子山精神」,覺得人要過好日子就要咬緊牙關靠自己,手腳懶、沒本事就得安貧樂道安分捱窮。

這樣動情的薯粉主要來自中上階層:住屋苑,教育水平高,做小生意或是專業人士,不享社會福利,脫貧卻不完全離地,或稱夾心階層;另一些則是正在努力求取、有信心進入夾心階層的次中產。曾氏的履歷和選舉語言,完全符合這兩種人的口味。他們覺得財經官員hea一點就好,千萬不要學老董那麼「7/11」;二○一一年預算案被福利派議員猛攻的「注資強積金事件」裡,他們很可能就已經是支持曾的。對曾俊華那股抗中而無挑釁性的體育本土主義,他們更是深有共鳴。

如此,淺藍薯粉無疑是一些提倡「中間路線」政客以為的理想票源,但曾俊華能夠讓他們心動而這些政客不能,有一個深刻原因。曾氏以建制之身走向中間,過程中不惜「逆鱗」:西環三申五令勸退,他就是不理,表現出一種名士風流,不似後者多從泛民走向中間,過程中不斷向阿爺示好。有這個分別很合理,因為政客的定位便是變更,往往也是「強路徑依賴」(strongly path-dependent),民眾會一併看重他們怎樣走到今天的位置。

曾經滄海難為水,發現過、愛戴過曾俊華的這種淺藍人,下次選舉顯然不再會有胃口投劉江華;這還沒計算這些人這次贏了民意卻輸了選舉,等如給專制政權搧了一巴掌。以後的任何選舉裡,要是候選人當中沒有一個像曾俊華那樣的人,這些已發展出主體意識的淺藍人會乾脆不投票,或者把票投給一位淺黃名士。如此,京港當權派就要不斷付出人心代價。

上述淺藍人並非唯一因京港當權派在這次選舉中的表現醜惡而離心的組群,只不過他們的人數可估算,政治心態變化也較易推測而已。至於中藍變淺藍,淺黃變深黃,深黃變自決,自決變港獨,一整串政治移位,也是當權派無可避免要付出的人心代價——世界上無免費午餐。這個政治心態連鎖位移對獨派最有利,因為獨派處在位移終點,只有進賬沒有流失。然而,政治光譜並不說明一切。

 

紅資犯港:

港資變「本土資」

自由黨田北俊最近的一番話,大家不能不留意。他說:「大陸資本已經進佔本地民生日用各行各業,控制香港人起居飲食一切方面,以致未來民主改革更難實現。」這番「本土撚」味十足的話語,言下之意當然是,紅資公司僱主和高管,會加緊利用僱員的弱勢,操控後者的投票意向。事實上,這種政治壓迫,已從中資公司擴散到一些非中資公司,香港人早就知道,但說話出自唐營大家族掌門人之口,而且把紅資的態勢描述為鋪天蓋地,折射出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被壓迫感。

田氏更說:「中資在港天價買地,已令本地不少財團『無位企』」。這無疑是比草根階層被水貨客、拖喼黨連累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不便更為嚴重而直接的財經壓力。終於,北京的赤化步伐逼得香港的大資產階級亦萌生本土意識。這個變化,比政治光譜上的位移更能影響日後香港政局發展。

小市民、草根人面對赤化,會感到無能為力,便是社運針對這個問題,也不一定能有效應付。以反國教一役為例,學生、家長和老師雖然暫時贏了,但國教化身為教學語文、課外學習、境外交流等赤化活動如水銀瀉地,並無休止。在經濟環節,一間一間公司染紅,一筆一筆的地產資源落入紅資口袋,小市民、草根人更只能眼巴巴看着,一點辦法也沒有。但是,當本地大資本受到紅資威脅而本能地覺得需要抵抗的時候,經濟環節的反赤化運動就有了可能。

反赤化運動的動員面從草根、中產一直伸延到資產階級,形成一種本地從未有過的抗爭結構;在這個跨階級結構之上導引出的抗爭組織、行動形式和具體爭取目的,都是目前無法想像的。這正好為苦於無法突破二十年來政改悶局的社運人提供「腦震盪」。現存反對派政黨若不能擔起這個抗爭的領導責任,很快就會被民眾邊緣化。但另一方面,新興本土抗爭組織實力未足,難支大廈。

泛民政黨此時要注意的是,反紅資不只是「本土」問題。試想,有一天香港真的實現真普選了,但選民卻受僱主逼迫,只能票投親共候選人,那就等如取消了民主普選。所以,反赤化反紅資,其實是港人爭取民主政改的核心一部分,民主政黨不能視而不見。

 

跨階級的「抗紅統一戰線」

為刺激思考、理解問題的難處,容筆者提供一點參考。香港面對紅色資本全面進襲,社會各階層從草根到資本家都受威脅,始終會組織起來反抗,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禦外戰。世界範圍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面對外敵入侵,通常都會組成一個跨階級的戰線,如國民黨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越共組織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二戰時期法國國內不同陣線組成的反納粹反維希傀儡政權的抵抗運動la Résistance等等。香港會否出現類似的反紅資禦外統一戰線?

答案很可能是個斗大的「不」,因為香港還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而香港大部分民眾想抵禦、抵制的紅色資本,佔港人三成的深藍派還以為是「自己人」的東西,甚至引以自豪。如何處理這些困難,顯然是本土派以至所有社運人都得面臨的挑戰。

 

插圖:詹震寰

小圈子假選舉鬧劇落幕,民眾情緒依然未能平復,那佔六成的民意被北京強姦了,對煮成熟飯、即將上桌的林鄭政權的態度不會輕易轉圜。然而,要分析3.26結果出爐之後的香港前景,卻不能只看民意,因為掌握政經大權的兩大非民意勢力——本地資本和外來赤化力量,從來都未鬆動過。研判今年7.1之後的局面,需以分析這兩股勢力的變化為主。從反抗運動的角度看,充分理解新局面的性質,才可找到有效對策;懷憂喪志或者互相指責,都是不必的。

劃分新舊局面的事實無疑就是「梁下林上」,故明白什麼是逼出「梁下」的力量,方可從這些力量的延續解釋新局面和推測其發展。本文把觀察起點放在2012年。那年的特首選舉碰撞,首次暴露本地資產階級板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香港亦自此進入板塊政治年代。其後有人看到一些唐營人物陸續投向梁營而誤以為唐板塊已被梁營加西環打散、中共有能力在香港主導一切,但那是錯的。事實上,2017年僅僅是香港板塊物語第二回,好戲還多着。

板塊物語ABC

描述香港板塊政治,需搞清楚「板塊」、「營」、「團隊」和「班子」這四個概念的分別。「板塊」是宏觀時空產物,在戰後幾十年的時間裡逐步形成,主要成分是不同家族之間的血緣紐帶和利益鏈條。這種板塊長期高度穩定,細緻因素有二:一是父系社會血緣關係由於子女的存在而不因父母離異而切斷,一是家族企業互相控股、高層互相「坐board」,策略得以相輔、利益因之相乘(反壟斷經濟學裡說的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 及 interlocking ownership)。

四者之中,板塊是根本。「營」,則通常指出現在公眾眼前的板塊頭面人物或其資深代理(與「派」大致同義),成員名單穩定但可變;唐營個別人物投梁,名單就變了,但下面的板塊根基沒變。我們不知道那些投梁者是否無間道,現在看起來甚有可能;為了保存中共的太上皇面子和己方實力,唐營過去五年的上策不是大反枱,而是謀求在對方內部蛀空——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團隊」,是為參選或護主等需要而出擊時的用語,成分較鬆散,甚至為壯聲勢可招降納叛;林鄭團隊裡有前佔運後生,梁團隊裡有前民主派馮煒光,論資格皆遠未足以入「營」。「班子」,則指執政以後的一小批核心管治人物(主要官員和行會成員),不一定都是「自己友」,例如曾俊華是前梁班子成員;況且,組成班子,北京有份話事。如此,團隊和班子的某些變動,就更與板塊穩定無關。

 

管治出軌、合理收場

2012年非常重要,因為那年的特首選舉是一次十分嚴重的管治脫軌。大家知道,國史裡有所謂羈縻之制,起於秦漢,唐時盛行,元朝改稱土司制,要義都是以夷治夷,保留地方原來社會政治制度不變,是港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型。以夷治夷的話,中央挑選出來負起地方管治責任的那個夷,必須能服眾,所以不是當地的大哥頭,便是各地方派系都能接受的妥協人選(compromise candidate)。

以澳門為例,首任特首何厚鏵是何賢之子、大哥頭式人物;繼任的崔世安是澳門何氏、崔氏、馬氏三大家族之間的妥協人選,因此都符合「能服眾」的基本要求,可替中央擺平地方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香港方面,首二任特首都是妥協人選而略為傾唐(應說傾李),因此也大致上保證了統治階級內部穩定。但是,2012年選舉因梁營使奸,關鍵時刻捅出由臥底提供的「唐宮案」黑材料,偷襲得手上位,小板塊騎在大板塊頭上,地方統治階級內部因此失衡,板塊之間勢如水火。這就是上面說的管治脫軌,是港澳特區加起來近四十年經驗中唯一一次。

梁位高勢危,其代表的板塊下盤不穩,經濟上需大量引進紅色資本撐腰,政治上則投北京之所好搞極左(卻拍錯馬屁),終於不敵唐板塊的實力與在京人脈關係,梁本人更在DQ港獨和自決派議員的政治表演高潮一刻頹然失勢!2017年這一幕其實是2012年脫軌演出的延續和「合理」收場:政治上打倒梁板塊,唐板塊的一哥地位平反了。

 

換人換路線嗎?

坊間經常提出的一個問題是,北京是否「換人不換路線」?曾俊華敗選之後,多數答案似乎是yes,但這個說法太簡單。梁的下台,反映北京糾正五年前的脫軌演出,解決的是統治階級內部均衡穩定問題;在赤化香港、阻撓政改、鎮壓民主運動的政治路線,共產黨完全沒有改變的意慾和需要,但隨着梁下台,北京也有必要修正他的一些極左做法,卻不會全面調低打壓力,因為梁在位五年,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一部分香港政治地貌,而這部分正是北京最忌憚的。

1997至2012年裡,北京在「兩制」之下赤化香港,手段主要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大家一直都不為意,但佔領運動電光一閃,才驚覺到如聖公會那樣的殖民教會領導層,愛國親共反民主得比唐派更徹底更堅決;一些平時最受年輕人追捧的詼諧明星青春偶像,竟是死硬支持政府暴力鎮壓民眾的幫兇;傳統媒體十多年來逐一歸邊;各大學的管理委員會逐步淪陷;大批中小學辦學團體暗地染紅;課程和學生課外活動點滴大陸化,陸語教學由低及高漸成主體。這些都不是梁特的功勳,而是首二任特首治下的纍纍碩果。

相比,梁氏未上任便高唱「港深同城」、「港陸融合」,一上任就硬推紅色國教,引出反洗腦運動,造就了學民思潮黃之鋒等中學界反對領袖;其後梁在立會批港獨、在金鐘放催淚彈、在法庭搞議員DQ,結果反而催生更頑強的港獨和自決思潮;香港人和大陸人之間互相憎惡,關係從未如此疏遠、割裂。從中共的角度看,梁特一夥的做法是揠苗助長、欲速不達、打草驚蛇;因此,中共儘管可以讓他當政協副主席戴上「黨國領導人」的桂冠,卻不能讓他繼續做香港特首。

此後北京在港必重施行之有效的溫水煮蛙赤化故技,只需逐步把溫度調高,而不會像梁特急於蓄意挑釁;此亦即習氏說的「不忘初衷,不走樣不變形」。但是,對已經形成氣候的港獨和自決思潮和團體,北京卻會讓林鄭續當「梁振英2.0」,持續出手打壓。如此,換人之後的政治路線,既是換,也是不換。其實,這條路線無論誰當特首都一樣要執行,只不過讓強硬派林鄭上位,北京的面子好看些,避免顯得要急轉彎糾正2012年的脫軌錯誤,方便繼續偉光正神話。

 

林鄭會鑽營(轉營)

按前述定義,林鄭不屬梁營,只是梁班子的前成員。她沒有雄厚根基和班底,而梁特也因為失道寡助,猴哥子也拉夫稱局長,害得她要不辭勞苦當奶媽。這次競選,她身邊眾星如雲,人材不缺,泰半卻是唐營派來騎劫她的(她說發噩夢7.1埋唔到班是做戲而已)。她得777票,比梁特五年前多出88票,都是唐營提供,所以她必須謝票,提名讓唐營一眾「能人」擔任要職。(這也是與北京的協議罷?)林鄭大概也巴不得如此,免得如梁特那樣無材可用,要繼續當奶媽,出了岔子,更會有人訕笑,怎麼得到「主流」支持的特首,手下依然那麼不濟?

按此,筆者估計,林鄭要「改嫁」了,不當梁營奶媽,改當唐營管家。「梁振英2.0」的稱號,只在她競選最初期有用,之後成為她的包袱,所以她要跟梁營切割;這在她發表政綱之後更明顯。梁特大概也意識到這個,所以上週擺明在TSA/BCA一事上與她抬槓(民意對跛腳鴨不重要,對林鄭競選也不重要,但對她以後的施政卻顯然重要)。

另外值得留意的是,林鄭到西環,既是謝票,卻同時表明「游說議員是政府職責」,明白暗示西環不要插手,弄巧反拙,破壞觀感,而小明DD竟然應承了,這教一眾剛剛才說西環介入港事乃「天經地義」的梁粉情何以堪?實情恐怕是,功能組別議員當中,真正梁營的很少,屬於唐營的卻很多(這不奇怪,因為梁板塊是小板塊),所以梁政府要西環助力。但到了下屆政府,唐營卻用不着要外人幫手箍票;萬一西環受了別家茶禮,出手搞破壞,就更麻煩,所以乾脆叫它收手。

筆者如此解讀,乃是因為不同意一般認為的「中共在港隻手遮天,可以為所欲為號令一切」;那種想法太灰暗,也不合理。不錯,無論什麼營,到了大陸都要俾面阿爺鞠躬盡瘁,因為阿爺在大陸操生殺大權;但是在香港,這裡有很多大陸官爺們想要的東西,卻不是唾手可得,有錢還須有門路,認識幾隻地頭蟲。在「李家之城」裡,你道誰家的門路多?況且,唐派要人自大陸撤資之後,在港與北人博弈之時的叫價能力反而會提高,梁特給拉下馬,豈無唐營在幕後發功?

 

UGL案是撒手鐧

林鄭不蠢,當看得出轉營是她的前途所在,否則做滿這一屆也困難,所以上台之後,除了會按阿爺指示鎮壓港獨自決,否則不會願當「梁振英2.0」。甚至,她若夠聰明,還會以UGL案作撒手鐧,用梁營對付曾蔭權的手法反過來對付梁。就算她沒打算那樣對付這位新進「國家領導人」,唐營也會適當引導她幹;不起訴,掛在那裡三五七年,也夠梁受的,而她自己則可以過過民意癮。

未來五年裡,統治階級內部平衡會恢復;不是選舉期間,未投降的民主派也可獲邀成為建制一部分;溫水煮蛙的水溫逐漸提升之時,林鄭會多派糖。除了對付港獨自決要強硬,社會便可如此「休養生息」。待她做好做滿這一屆,距2047便只剩二十五年。

插圖 詹震寰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小板塊掌政:頂層失衡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𢃇,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cut down to size)。梁氏以為「搞政治」投北京所好,就可保持權力、增加板塊利益,沒料搞錯了。這次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卻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裡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與人事任命有關的權力,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

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太公分豬肉)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非常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分豬肉:港英容易特首難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所謂「千絲萬縷的關係」,板塊之間大體上不會因港督本身的利益衝突而對其仲裁角色有所猜疑,港督因而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裡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不似港英時代身份地位比較超然的港督,而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透過板塊操控的選舉委員會上位。如此,利益分配失衡愈來愈嚴重,結果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裡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都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殖民地資本,也有少數本地華資;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次要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由於這點,港英政府總督就是這些財團基本上唯一的政治效忠對象,非常直接。但是,九十年代前後,情況生變,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愈來愈大。

大家知道,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上下皆如是;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其實效忠是雙向的,因為大陸權貴要有海外關係——大家記得溫家寶來香港急於求見李超人那一幕)。

這樣一來,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李家之城」頂層穩定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至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裡,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裡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什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上面說過,這次選舉換人之後,會實現中央所冀望的頂層相對穩定。但是,這只是梳理了統治階級內部結構關係;除此之外,還有廣大民眾這一瓣要考慮。香港進入半開放社會之後,共產黨發覺,搞本地中產和知識階層民眾政治不是它的強項。

二十年來,當權派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大量新移民和「港漂」組織、各類型智庫、喉媒、統戰機構如港區人大政協,再加上近年新出現的一眾「愛字幫」、「幫字派」等左派或極左組織,數目爆發性增長,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人心不回歸就是不回歸。2014年的佔領運動,主力參與者是八九十後。同時出現的自決和獨立運動,支持者本是青壯年居多,已經夠北京認輸的了,現在日漸離心的,更不止於青壯年,那就更叫共產黨不安。抓不住中間民眾的心,只得貶踩民意,於是陷入惡性循環。

 

統治階級統不到中間民眾

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同路人——香港的資產階級,始終未能發展出有生命力的中產保守政黨。梁派不用說,葉劉的新民黨,經過這次她參選特首不入圍,領導層會分裂,一般骨幹也會離散,食盡鳥投林。去年有個別前泛民人士想走親中「中間道路」,也完全不成氣候。

唐派靠的自由黨,長期都只是一個精英俱樂部,2003年反23條立法事上倒戈一擊,確能爭取到一些中產群眾,但也不過曇花一現。唐營需要的,一是能玩密室政治駕馭小圈子選舉的能力(這個已有),一是一個群眾性的中產保守政黨(這個未有);有這兩方面的政治能量,它方可在今後二三十年甚或「後47」的階段裡穩掌香港統治機器。政治人曾俊華橫空出世,給予唐營這方面的進一步想像和發展空間。

 

曾俊華的政治品牌優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裡,曾的個人魅力發揮極致,破了香港紀錄,毋庸筆者多說;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裡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這個品牌背後是成千上萬被他政治性地調動了起來的中間派港人——各種泛民支持者還未算在內)。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這個問題的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之後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什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所以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大概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論後者,有兩個可能性,一個的實現或然率很小,另一個很大。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種條件性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裡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貨銀兩訖、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民主派勿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叔叔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臥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胡亂編織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什麼叫「包容」?什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民意京意背馳,今天看到的,乃九七以來最嚴重。例如,本月14日最新港大民調錄得梁振英上任以來最差的聲望數據,民望淨值為19%支持-77%反對=負58%;評分則只有39.4(0最差,100滿分)。這何止是他「上任以來最差」?筆者翻查○五年董伯下台之前最後一次民調數字,民望淨值為負51%,評分則是47.9,幾乎合格;比起梁特,董簡直優秀。

然而,如此不堪的本地政治生物,卻給捧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層次,當上政協副主席,在中南海袞袞諸公眼中,異常珍貴,「威望」極高,習氏與他握手40餘秒,合情合理,哪似港人當他地底泥、鞋底屎。對同一個政治人物評價如此南轅北轍,正正反映「一國」與「兩制」之間的,不是簡單差異,而是水火不相容。毋怪以孔慶東為代表的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以本土派為極品的香港人則封大陸人為蝗。如此,港陸焉能不撕裂?

 

金翅大鑊鳥!

梁已是跛腳鴨,有多少人反對他任特首本來不重要,但問題是還有一位以「梁振英2.0」的形象入閘的特首候選人在爭位。這位仁姐在西環不斷加持之下,得到最多的提名票(580),距決戰達標數601只一步之遙。但提名票是記名票,西環擔心的是:在最後不記名投票時,會有多少選委斗膽「棄明投暗」,搞不好讓林鄭陰溝翻船?

拿齊頭數簡單計算,具「廣泛代表性」的千二選委當中,300是民主派,餘下的900是保皇派人數上限。假設反對梁振英1.0任特首的人,也同樣反對「梁振英2.0」,則從上述民調結論可導出,最多900名保皇派選委當中,只有一半即不超過450人是支持「梁振英2.0」的。(註一)也就是說,按理(自由意志/民意)投票的話,林鄭得票只能低於450(37.5%),小圈子選舉極有可能要進入第二輪。

孤證不立,有必要用另外的、完全獨立的數據作比較。上週有四項民調出爐,分別由香港01、now新聞台、新論壇和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發表,錄得林鄭任特首的毛支持度分別是33%、32.5%、36.7%、43.3%(還有《南早》的,但該報是大陸人馬雲擁有,在重大港事上殊不可靠,竟錄得林鄭的毛支持度為29.5%即三成不到,甚有《成報》味,不用)。四組支持度的平均是33 + 32.5 + 36.7 + 43.3 = 36.4 (%)。這和上一段得出的「低於37.5%」的結論非常吻合。(註二)

問題是,如果要進入第二輪投票,胡既出局,他的票主要流向曾。林鄭金翅珍氏大鑊鳥!大家說西環心寒不心寒?要不要出盡喫奶之力、用上「民望不振威望補足」之類的哄騙術保奶媽上位?

 

民望不振,「威望」補足?

世界上根本沒有獨立於民望以外的威望。這是因為,民望、民意不止多元,而是無所不包。開放社會民調人詢問市民關於某領導人的意見之時,每個市民的答案,透過其意識和潛意識,涵蓋了他對這個領導人所有方面的評價,包括立場、往績、人品、舉止、親和力等,自然也包括「威望」,以及所有這些元素的主觀比重。民意所以是一個飽足統計數字(sufficient statistic),用威望與它平排,完全多餘。當然,不排除有個別市民擺放其主觀比重的時候,「威望」是1,其他都是0,反映自己的一種專制傾向或者崇尚獨裁的性格。

極權社會裡,民意無法正常有效表達,官意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特別重視一個「威」字;什麼「漢官威儀」、「不怒自威」、「威震四海」等,散發出的強烈氣味,大家在國史上都能嗅到。

因此,「民意與數字無關」,從來都是共產黨的護身說法。多年前批評共產黨專制的人喜歡抓痛腳,質問如果人民那麼支持它,為何不敢讓民主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甚至連搞常規性的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也不許;黨媒的標準說辭是「歷史已雄辯地作出了選擇」,靠的不是民意,而是裝扮成民意的武裝鬥爭史。也罷,那時兵荒馬亂,以民調測度民意很困難,但今天大陸是「康乾盛世」,還以那個六十年前的「雄辯」充數,分明是騙局。在民意和民調已經深植市民政治意識的香港,林鄭在大家面前也玩這個把戲,不愧是黨的好孩子。

「一國」操控了香港這趟選舉,比較容易測度的民意受輕視,能夠主宰一切的京意卻難測,不僅在於它可以翻雲覆雨,更在於港人無法看穿大陸黨內鬥爭誰控制了大局,也無法參透控制大局的那方,是否也全權負責操控香港政治這一隅小局。

然而,港人看得出的,是本地權力鬥爭的兩個基點:一是唐梁之間的板塊利益之爭,一是以全面赤化香港為目的的西環攪局。二者有關聯,例如板塊也有迎合西環搞赤化的傾向,特別是比較弱勢的梁板塊,要當得上香港吳三桂,夥同更多的大陸勢力,才有望取代唐板塊的本地一哥地位;至於西環那些貪腐人,也得依附在板塊後面,中央給的權力才能「貨幣化」、「市場化」。

在特首小圈子選舉事上,民主力量尚不足以與任何板塊或西環抗衡,因此以上述「板塊+西環」模型分析是次特首選舉,依然不可少。

 

唐板塊:木馬「圖」城

梁特無法連任,死罪有哪些,大家盡可按理推測,卻無法確切知道,然實力深不可測的唐營在背後發功,則無可置疑。其實,梁被DQ,唐營未選已贏一半,問題是怎樣才可全勝。

老於世故的人深知,全勝要義在裡不在表,但對阿爺而言,表,即面子,卻是首要——那不是一般人以為的心理需要,而是專制政權的基本管治常識:無法維持面子的專制政權一定迅速崩潰。阿爺可以把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強硬派特首搬開,卻絕對不能認錯,須找一個氣質和路數與梁雷同的人充場,林鄭因此是首選;梁營利用阿爺這個弱點負隅頑抗,捧林鄭連任盡量保存實力。京官要面子這個政治前提,唐營很難繞過。怎麼辦?

規管經濟學裡有所謂的「規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受規管的行業裡,法定的規管委員會,結果多由受規管企業的直接或間接代表組成;規管委員會變為受規管對象的俘虜。商不與官鬥,但往往只是表象。委員會是個空架,放什麼東西上去才是關鍵。同理,林鄭沒有自己嫡系,連大部分公務員也不喜歡她,是個空架子,最後執行什麼管治路線向哪一方傾斜,看她的團隊便可思過半。

因此,唐營的頭條策略就是從內裡攻破,趁梁營人仰馬翻、林鄭為免拖累而試圖與之區隔之際,大舉進入林鄭班子,實現「權力俘虜」。兩個月來,最高調支持林鄭的,盡是唐營頭面人物,有分量的梁粉卻沒幾個。《蘋果》2月3日報導說:

「12個林鄭競選辦主席團成員中,唐營有夏佳理、林大輝、盧文端、胡定旭、盛智文、羅仲榮、鄭慕智、余國春及霍震霆9人,梁粉只得李秀恒同蔡冠深,餘下就係史美倫。至於27位資深顧問,都有多過一半約16、17人,而且唔少都係唐營巨星,如吳光正、任志剛、郭鶴年、黃志祥、范徐麗泰、李兆基、許榮茂同林建岳等等,深梁寥寥可數,僅羅康瑞同鄭耀棠等 。」

而壓陣的,赫然是李家昆仲和唐氏本人;那顯然不是個別唐派的「轉軚投敵」。大家記得,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元老」早就指出:唐營不斷發功,謀求以林鄭替代梁振英。梁特既除而西環捧林鄭,唐板塊的第一策略,無疑是一手挺林鄭給北京面子,一手玩木馬「圖」城,進入林鄭團隊奪權。然而,林鄭幾年來與梁派發展了深厚關係,乃唐營大忌,還必須嚴懲,辦法是盡可能讓她少得票,削弱她日後的個人「威望」。這需要借力於另外兩個候選人。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

唐營若有本事,理論上可一炮定江山,首輪投票即選出最與商界契合的曾俊華;但丟了面子的阿爺,必會行使「實質任命權」,否決選舉結果,再選時依舊把林鄭扶上位。但這是唐營「核選項」,傷人傷己,實際上不會採用,亦不一定夠票。唐營最佳辦法,無疑是逼出第二輪選舉,林鄭在此第一輪選舉不足601的得票數——例如450——便是她在當權派中的實際支持度上限;第二輪投票,可讓林鄭高票當選——例如850票,但誰都知道那是給阿爺保面子,並無實質意義。

假設曾的一輪票數不過半,若要逼出二輪投票,則曾和胡的作用是相加的,票源重疊誰𠝹了誰多少票不重要,二人總數愈高便愈有機會進入第二輪。胡起碼有機會取得少數中間票甚或葉劉票,這便是他不接受勸退對唐營的最大好處。此外,如果梁營中傷曾俊華為美帝臥底之說收效,導致他高超的民望大幅下跌,則他躬身退出,便須由胡官頂上與林鄭短兵相接。這個可能性現在看來很小,因為臥底說始終吹不起,但唐營不可能事先沒有這一手準備。

當然,北京與唐派之間,可能早已安排好梁特的「身後事」,某程度安撫梁派;這個看法,要看林鄭一旦當選,梁粉留得下的有多少、是哪些,才可作準。

然則曾俊華是不可能勝出嗎?這也未必。如果林鄭26日之前不停犯錯,而且錯得太離譜,而曾的民意支持同時穿頂,則北京要堅持用林鄭,也沒什麼面子可言。兩害取其輕,曾未必無機;反正到目前為止,指他是美帝臥底的人,都是江派或一些嘍囉。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誰勝出,唐板塊都贏。這是小圈子遊戲,與港人爭取民主自決港獨都無關。香港有李家之城之譽,豈是浪得?

 

註:(一) 上述梁氏最新民調的亮點是那個「77%」:隨機抽樣的調查對象當中,平均100人有77人反對他任特首。若以「次黃金分割」的54:46代表目下香港市民當中的民主派和保皇派市民人數對比,則結論是:保皇派裡反對梁振英任特首的,剛巧佔該派的一半(100-77=23,23/46=1/2)。這個結論符合港人普遍認知的「保皇派分裂」說法。

(二) 四組民調數據見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 一文睇晒最新選舉民調-曾俊華民望普遍領先/ 。

插圖 詹震寰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什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見微知著:你的歷史誰來寫?

但是,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

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也好,大家可更清楚看透共產黨的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

「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分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什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分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裡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荷文Koxinga),繼續抗清,並在台灣紮根。這個「紮根」,什麼意思呢?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裡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紮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裡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裡,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裡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上週(三月六日)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發言。她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因此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什麼心情?」(註一)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裡,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愈高,書寫便愈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什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89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捏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註二)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裡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裡,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分,經過近百年來學者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裡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蒂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古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註三)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註四)

 

香港人: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裡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裡普遍的、幾乎是自明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二○一○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裡,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註五)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註一) 見台灣新聞評論網站《新頭殼》三月六日報導: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06/82536 。

(註二) 「邊陲作為中心」,新清史學派史家Mark C.Elliot之語;見《Frontier Stories: Periphery as Center in Qing History》,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1643/6f67413cec9f608bec7b71577fb33553c09a.pdf 。

(註三) 關於施朝暉和他的台灣歷史著作,可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史明。

(註四) 見http://www.th.gov.tw/new_index/pages/e/e_03.php 。

(註五) 蕭鳳霞和劉志偉合寫的一篇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是社會人類學嶺南研究者必讀,全文見http://big.hi138.com/wenhua/shehuiqita/200604/11867.asp #.WL_fl5HXehA。

插圖 詹震寰

爭位遊戲未到尾,共產黨的「中國特色」便原形畢露。被西環系人馬和喉媒明指為外國勢力代理人的二號仔John曾,好比當年給老毛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共副主席劉少奇。他只不過提倡「與民休息」,也馬上被指別有用心,如同劉當年被批搞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論」。誰說文革的意識形態已經消失?

無中生有製造矛盾,是西環/梁特經常幹的事,而真正存在的大問題,卻從來不敢面對。比如說,他們現在搞窩裡鬥,拼老命也要倒曾捧林鄭上台繼續執行强硬路線,但那樣會產生什麼嚴重的矛盾?管治因而會遇到什麼新的困難?對香港有什麼影響?本文就與此有關的三個潛在/新生矛盾逐一分析。

 

林鄭上台:先剷梁粉

林鄭與梁班子的矛盾絕不簡單。港人無論什麼政治立場,現在習慣想像她與梁共穿一條褲子,卻忽略他們之間的權力矛盾以及背後的實利衝突。二人政治出身不同,因利益而苟合,執行同一條西環制定、以强悍手段赤化香港的路線(所謂的梁路線,實質是西環路線)。她若入主特府,一降一升,主客易位,那麼她首先要做的,就是剷除絕大部分梁粉,特別是務必奪回特府內外實質銓敍權,安插自己心腹。

梁在中策組設人事衙內,不斷架空本由公務員事務局官僚體系把持的提名與審核機制;林鄭上台,竊掌此權的「高妹」必倒。其實,這在林鄭政綱裡已經寫清楚:中策組要改組,「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一葉知秋,快則馬上,慢則半年一年,盤踞在行會、特府高層、中策組、各重要公職如大學管委會裡的核心梁粉,均須執包袱讓位。

到時,西環的權力泰半會向林鄭傾斜,以保她施政順利;辛苦捧上台的,當然比尷尬請落台的重要。至於如何安撫失勢梁粉,西環駕輕就熟:本地餅仔有限,於是會大送A貨,慷慨派發大陸各級人大政協頭銜,甚至會讓梁特看齊董建華,當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或會以該身份插手港事,但林鄭絕非省油的燈。梁乃污點特首,有UGL等把柄給林鄭抓住,如不小心,幾年後的下場很可能跟曾蔭權今天的一樣,甚至更差。

況且,人大政協是官方賊竇,男盜女娼沒什麼光環可言;每有特大貪腐集團被政敵揭發,案中首犯不是人大就是政協,乃人所共知。梁既有污點在身,當政協副主席馬上會成為某些當權派系的潛在攻擊對象。廉記不敢做的事,有人可幫手在大陸搞掂;這是林鄭可用以反制梁的另一道板斧。

狗咬狗骨,有人會說那很好。表層也許如此,但更深入看,一個社會的精英如果不斷這樣野蠻廝殺,會牽連整個社會也墮落。就看這百年大陸,「中華民族」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時候,中國正從帝制走向民主,文化上也突飛猛進,可是經歷國共鬥爭、共產黨內部鬥爭,精英內鬥最後讓共產黨把人民也全部捲進去了,中華民族就整個墮落,到今天不止。避過了那近百年厄運的香港,有必要從這個輪迴裡及早抽身而出;自決也好,港獨也好,這無疑是年輕一代的自覺使命。

 

公務員反林鄭:麥齊光效應

林鄭與大多數公務員有矛盾,這是好幾個因素導致的。首先看淵源:John曾與Donald關係密切,後者以前在政府的最大馬房由前者接收,理所當然。然而,這次選舉給西環/林鄭監硬擠出局的葉劉,在官場中的支持者也不少,他們對林鄭不會有多大好感。這兩點都是就比較高級的公務員特別是AO而言。至於數量更多的EO,因為西環硬捧一個民望較差的人上台當特首,推行政策必遇更多阻力,處一線實幹的EO無辜成為磨心,自然對林鄭反感。

至於林鄭自己的馬房又如何呢?分析這點要看梁特上任之初發生的麥齊光事件。

一般認為,事件是公務員中的港英餘孽為給當上特首的如黨員梁氏難看而放出的暗箭;但這個理論須假設公務員裡有人為反梁特而不惜自相殘殺,沒多大說服力。更可信的是,長期潛伏在政府內部的共特與梁特合作,要給林鄭一個下馬威,同時把一個雙方之前同意了讓她任用的親信剷走,空出發展局局長的關鍵位子容納梁粉;林鄭馬上「識做」,後來卻導致麥齊光宣布支持John曾。林鄭當時的冷反應,讓她的手下都寒了心,以致她在政府內部的支持更少。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務員也是人,他們也許在一些關乎公務員整體利益的問題上與市民有矛盾,但論基本政治態度,沒理由與整體社會差太遠;也就是說,在親共還是反共、愛黨還是愛港的大問題上,公務員大體上還是按「六四黃金率」分割的。那麼,現時民調裡顯示出的各參選人支持度,也就構成公務員群體裡相應數據的基點。

為了翻這個盤,林鄭有一招可出的,就是特赦。現時當權派的極端分子要求特府立即特赦七警,這份殊禮西環讓林鄭上台之後分發,比讓梁特在落台之前做,有更長的嘗味期限;但特赦七警對爭取文官支持無大幫助,死硬藍絲公務員是極少數。因此,林鄭上台,很可能特赦Donald以籠絡曾系公務員。

但如此翻來覆去,當權派在政府內部的鬥爭最後也是會把一個本來建立得很好的管治機器毀掉的,如同上述精英內鬥把整個香港也折墮了一樣。廉署墮落,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整體墮落的一個先聲和側影。

 

年輕專業:反共愛港

前述兩個新矛盾,都是統治層裡的矛盾,發展向壞。跟着這一個,是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發展向好:此即林鄭與各專業界新世代之間的矛盾。

先從梁特談起。此人出身專業,九十年代以來便着重打專業北上牌。當初,策略非常成功,讓不少獅子山下老一脫(陳茂波輩)已有在港事業根基的專業者更上層樓,成為雙重既得利益(美俚double-dip);他們因此容易成為梁粉、傾向親共,或多或少替北京搞統戰說好話。

可是,二十年之後情況變了。大陸專業已逐步成形,香港業界再要北上,大陸不再認為是助力而是要分一杯羹,所以愈來愈難;這和今天不少外資在大陸受冷遇而打退堂鼓是同一境況。今天,連根基深厚的香港業界公司也難在大陸競爭,遑論出道不久的年輕個體專業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以前專業人北上,猶可以說是為了幫助祖國進步、發展,但大陸政治走回頭路,中共愈發專制封閉,貪腐愈反愈厲害,什麼專業道德和守則在體系貪腐下都沒有發揮的餘地,香港年輕一代專業人因此自覺與大陸市場疏離,不再認為那是個人和國家前途之所在。他們更同時驚覺,九七之後,香港社會經濟各環節反而都受到大陸官商資本入侵,專業精神和水準都受到腐蝕,梁政府卻依然不斷鼓吹中港融合深港同城,他們因此大感焦慮,卻一直未能有效阻止。

這就是為什麼大量年輕專業人於二○一四年參與佔運,並且在運動後期按不同行業組織起來,繼而在這次特首選委會裡發揮驚人作用,借支持John曾反林鄭打擊西環,顯露了愛港反共的實力。年輕專業人是明天的香港骨幹、業界中堅;林鄭上台的話,他們勢將與這位因負責鎮壓佔運而有功於黨國、手上沾有遭暴者鮮血的特首不共戴天。

 

「本土資本板塊」的生成

上述三大矛盾都是新的,林鄭縱非無能之吏,也難以招架,再加上原有矛盾也在不斷激化,就更要她的命。五年前和她關係尚非太差的那部分民主派,今天竟大力提倡ABCarrie。此外,梁特仗着背後權勢,踢走老左曾德成,一點面子不給,得罪半個地下黨。後者平時低調,關鍵處卻有本事還以顏色;選委會裡有他們的票,這次用來對付林鄭這位2.0很管用。然而,舊恨當中,這些還不是她最難應付的。

西環讓林鄭接收梁氏政治資產,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她須同時接收梁的政治負債,特別是梁的固有敵對板塊勢力,即所謂的唐派。二○一二年之後,有唐派人物公開投向梁營,但始終是少數,而且其中有多少是身在梁營身在唐,還不得而知;更多這種人(如李家長子),這次跑到林鄭那邊。以如此招降納叛成軍的林鄭治港,大家可以祝她好運。

然而,唐板塊本身,確切說是本港八九十年代商界形成的主流板塊本身,也在起變化。這部分資本由於在大陸營運愈發艱難,在香港卻又處處遇到紅色資本入侵欺壓,可謂到了末路窮途。年輕人說的二○四七問題,對商界這部分人而言,同樣迫切,同樣引致焦慮,以致從前也曾高唱愛國愛黨的一些本地商賈,在佔運期間竟含蓄卻明顯地表示了對梁特和林鄭的處理手法不認同。這些其實反映一個蛻變:本地資本轉世,「本土資本」即有本土意識的資本板塊正在生成。

本土資本的愛港反共意識勢必日漸提升,出現自我救贖,其中尤以不在大陸營運的一些小商戶最自覺。社運界特別是其中的開明左翼,很快便會跳脫階級觀念,明白到必須爭取這一板塊,使之在今後五年、十年之內成為商界反赤化的中流砥柱、同情甚或支持民主自決的一股力量。那是年輕世代能夠如願解決二○四七二次前途問題的一大關鍵。

插圖 詹震寰

特首小圈子選舉是猴子戲,選出的猴子姓什名誰、公開的競選綱領是什麼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猴子選出之後會按北京的專制意旨管人。人的合理策略因此是盡量降低猴子在代理北京間接管治香港時的效率;這個效率愈低,猴子對香港的破壞力就愈低。由此得出反對派的合理參選及提名方略:無論勝出的猴子是誰,務必使其得票數盡量接近601。那樣就可把勝出的猴子的體制內權力合法性降低到近乎零。要達此目的,反對派的選舉行動便須盡量精準,協調因此而重要,而不是為了要「造王」,幫某猴子上位。

 

長毛不如選民通達

無權參與選舉的大多數香港人很通達,因此在這次特首選舉遊戲裡,並不在意反對派選委能夠把票投給一位絕無勝出機會的民主派參選人。長毛梁國雄達不到自設的三萬八千公民提名門檻,放棄參選特首,便與此有關。事實上,長毛得到的簽名僅二萬個左右,比他多次在新東競選立會議席的一區得票數都低出一大截。這不表示民主派選民對他或對公民提名失卻興趣,而是反映群眾更在意那300+位傾向民主的選委策略性地把提名票集中投給最有能力威脅西環力撐的林鄭,從她的手上搶走最多的選委票(就算無法阻止她上台,也要盡量消減她的權力合法性)。

換句話說,長毛參選失敗,反映民眾把小圈子選舉的實效看得比原則重要;這無疑與一些民主派的取態相左,卻絕對無可厚非,因為選票彰顯的民意,不一定是誰最應該當選,而可能是誰最不該當選;兩者同樣理性,而政治理論並不能判斷哪一種民意更高尚。因此,「ABC」、「棄保」等策略性投票不僅無咎,有時甚至是很好的。

細看清楚,不少選舉遊戲裡的初選或者二輪投票,其實都隱含要求一部分選民把票投給不是自己最稱心的候選人,只不過制度化了,能把那樣做的效率提高,先小人後君子,更可把陣營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減到最低。畢竟,同一陣營裡,「𠝹票」指控層出不窮絕對傷和氣,一直以來的立會選舉和這次特首小圈子選舉都說明這點。

𠝹票問題何時了?

因此,反對派無論是以往由鄭宇碩等人搞的協調,還是近年戴耀廷搞的雷動計劃等,都是有意義的嘗試,選民的大多數也是樂見其成的,可惜結果都不太理想。原因並不是缺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民主領袖,因而未能規範各派系全部參與協調或初選、服膺機制(當權派有西環壓頂,一樣搞出「出走事件」,比反對派更難看,便說明這點)。真正原因,其實在當權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裡都一樣:香港目前所有的政黨,基本上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由精英建立黨組織並提出一套意識形態號召群眾支持而成,核心理念堅硬難變通,便是像公民黨和民主黨那麼類似,也不可能兼容整合。

常言道,民主國家裡的政黨,意識形態比較鬆散,其性質更像初選平台和終選輔助器。例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大黨,平時角色不重,但每次選舉就發揮特殊作用。在選舉初階段,新冒起的政治運動和老資格的派系在初選平台上對壘,平起平坐。去年底的大選,民主黨的Sanders提倡「民主的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主流裡算是「新極左」,但初選輸給由希拉莉領導的中間偏左的傳統民主黨派系。共和黨方面,既有傳統中間偏右的派系參選,例如小布殊,但他的派系不敵近十年冒出的極右茶黨運動,而茶黨最後亦輸給包含極左極右民粹法西斯元素的四不像特朗普。

 

反對派的政黨太列寧

美國的政黨,其實是由新興運動、傳統派系、初選平台、終選機器這四者組成。派系和運動都相對封閉、排他,而且每次選舉都可能有新的運動出現;平台和機器則比較定型、開放,幾乎什麼人什麼主張都可以登上黨內初選平台,得到足夠的民意支持便可勝出,然後全權使用終選機器。例如,特朗普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就和傳統中間偏右的共和黨派系截然相反,彼此之間的敵意也非常強烈,卻在同一個平台上爭奪出線權。像香港反對派裡的泛民與本土割席、左膠與右膠不共大台的情況,在美國不必也沒有出現。

為什麼美國的新興政治運動都選擇在某個黨的初選平台裡競逐爭取出線代表權,而不是跳過黨內初選另起爐灶以第三勢力或獨立候選人的資格參與終選?共和黨那邊,特朗普的確曾經發出脫離共和黨初選機制、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賽的威嚇,但結果還是留在黨內完成初選。這無疑與該黨的終選機器的助選能力有關。

特朗普是超級富豪,競選經費可自掏腰包,為此花幾個億美元也不成問題;但除了錢,他要贏,還得靠眾多的助選義工以及運行了很多年的催票機制「谷」高支持者當中的終選投票率。這件工作十分勞力密集,尤其在最後衝刺階段,需要義工沿門挨戶逐家走訪「乞」票。可是,特朗普最後能動員的共和黨義工數目落後希拉莉。論總票數他果然輸了三百萬,最後要靠在各州的得票比較平均因而在「選舉人票」數目上超過希拉莉而贏得大選。

 

排他的異端、開放的平台

由此可見,美國兩大政黨因為有終選階段關鍵的錢和人手供初選勝者動用,各黨新老參選人於是都願意投入首階段初選,在黨的平台上與其他同黨異派候選人一決雌雄,之前之後都不另起爐灶。然而,有錢和人手還不足以撐起這個體制;第三個關鍵因素是初選平台要有能夠包容各種異端的「政治雅量」。換句話說,黨內初選勝者儘管可能很極端很排他,但政黨的平台和機器卻十分開放包容。

所謂異端,通常由黨內新興運動而不是傳統派系提出,如果運動因此而不為黨內主流接納,從平台上被趕出去,成為黨外力量,就會出現𠝹票等矛盾。再以特朗普為例,在宗教取態方面,他並不接近共和黨內最強大最保守的福音派。他不僅重婚,還在性事方面言行不檢,福音派卻沒排擠他,因為他答應勝選的話會提名超保守的人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對福音派而言,那比特朗普的個人宗教觀念重要得多。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更反對現存國際貿易關係,同時反對以輸入外勞解決美國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些都不討好共和黨內的商界勢力,但後者看重特朗普的反規管尤其是金融業方面的反規管承諾。例如,他決意推翻2008年環球金融風暴過後由奧巴馬政府推動的金融業規管法(Dodd-Frank Act),並規定以後凡要通過一條新的規管法例,必須同時廢止兩條現存的規管法例。權衡輕重,共和黨商界勢力大體上還是同意特朗普走畢黨內初選全程。試想,如果這兩派勢力都因為特朗普的一些異端邪行而排擠他,導致他脫離初選機制,則這一次大選,民主黨希拉莉已經贏了。

 

本土小商戶:雷霆救兵

香港的反對派如果要建構有效的初選機制,在財力、人力和政治雅量方面還差多遠?筆者認為,人力方面,香港反對派能調動的義工數目不容小覷;自決派和本土/獨派,動員能力也不能低估;但是在財力和政治雅量這兩方面,香港則嚴重不足。初選平台對各種非常重視本身獨立性的新興運動要有吸引力,錢很重要;平台給不出這種支持,誰願意受限制跟你一起玩?

香港當權派政黨有阿爺的直接間接無限量財力支持,但反對派就無此優勢;便是財源比較豐厚的民主黨(有教協支撐?),也絕對比不上能大派蛇齋餅粽的民建聯等左派政黨。反對派政黨內部財力已經十分拮据,還有餘力拿真金白銀支援一個足夠吸引的初選平台?不過,取得額外財力的門路還是有的,正待開發,那就是數目龐大的「本土小商戶」。

本土小商戶指那些只在香港範圍內經營小生意、沒有直接大陸業務的香港生意人。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分布,很可能與一般民眾沒有很大分別,即大約六四開支持民主,甚或還因為受到紅色資本擠壓而更加有感。但是,他們至今沒有在社運裡扮演明顯角色,一些左翼朋友更可能因為這些人的老闆身份而討厭、疏遠他們;個別商戶或行業在佔運裡的態度也可能影響了大家對他們整體的看法。他們不是什麼大商賈(生意做得大,少不免要跑大陸、出入中聯辦),但集腋卻可成裘。藝人何韻詩受來自中國的政治封殺,但幫助她取得場地搞表演的,卻是一批小商戶。見微知著,說不定小商戶就是未來反對派建立具足夠吸引力初選機制的重要支援者。

 

反對派協調機制的接生婦

政治雅量方面,由於反對派政黨運作模式帶有很強的列寧黨色彩:意識形態行頭,「論述」清晰,排他性強,黨同伐異有時到了不理性地步。不過,從去年九月立會新一屆議員上任起,反對派各派立會黨團有了更多良性互動。這些互動將慢慢增加,而愈接近2047,社運受到來自中國北京的威脅和干預便愈甚,各傳統派系和各新興運動的領導者都知道這點,因此會有更大的協作意願。若林鄭當政,機制將更快出現!

建構初選和協調機制困難重重,但至今都不致命;門路清楚了,等待着有心人去繼續闖。

 

插圖:詹震寰

連續五年(2011-15),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平均值為1.2;到去年,數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剛巧是維持總人口平穩即零增長所需的長期基準數2.1的一半。TFR指的是所有婦女終其一生育嬰數的總平均;低至1.05而持續一代人的話,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這一代的一半。上述都是官方數字,故1.05之數很可能還有水分。湖北宜昌的是0.81;全國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則是黑龍江佳木斯的0.4,這個不奇怪,因為整個東北的TFR也不過是0.75。以這種「雪崩速度」衰減,中華民族無異於走上自絕之路。

 

人口內爆:漢族的自然消亡

說中華民族,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大集合裡的「少數民族」,許可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間,其中4個超過2.1,維吾爾族稍高於2,俱未到「萬劫不復」的水平,拿到國際上比,至少還優於日本和意大利的1.4。但如果只算漢族,2016年的TFR就只有1(考慮到中國嬰兒出生性別男女比為1.16比1,而只有女性可生育,所以漢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實僅為0.92)。

低處未算低。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來的人口數據和研究清楚顯示,引致TFR下跌的兩個最重要自變量,一是都市化程度,一是婦女受教育年數,都與TFR成反比,而這兩個變量在中國皆遠未走畢全程。如果真的有「支爆」,漢族的人口消失很可能是其出現方式,而上述兩個變量——發展經濟學裡經常談到的「正面因素」——便是導火線。就這兩個因素,我們作一些比較。

2012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而日本已經是66%,台灣78%,美國82%,英國90%,新加坡和香港都是100%。婦女教育,按2013年年底數據,中國二十五歲以上女子平均上學年數為6.9,新加坡和香港是9.7,日本和南韓11.2,英國12.8,美國13。因此,當中國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看齊其他先進國家的時候,中國特別是漢族的總和生育率肯定還會從1(或0.92)的超低值大幅下跌,最後能夠穩定在目前東北的平均值0.75,便算不錯。如此,不出三代,漢族的人口便會縮小到現時的6%左右,甚或更低。

 

人口紅利是寅吃卯糧

低生育率是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經濟發展通「病」,非中國獨有;而且,在特定的時期裡,一個「嬰兒潮」出現之後,若生育率適時下降,還可能帶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多而要撫養的兒童少,社會整體負擔就很輕。問題是,這樣形成的人口紅利享盡之後,就一定會出現人口老齡化;要撫養的老年人增加,社會的新生勞動力卻不足,出現「人口負債」。由此可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過是寅吃卯糧,始終要還債。

那是自然情況;如果在過程之中,國家為要放大人口紅利,加碼推行節育政策,則後來的人口負債便會更嚴重。以中國近三十年來為推行一孩政策而雷厲風行的絕育手法(「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TFR跌至世界最低而不能止,實屬必然。

遇上TFR過低、人口無以為繼之時,一個解救辦法就是接受移民。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不少歐美發達國都以採取這個辦法為主,但此法可能引起一些社會問題,政治上反彈,例如在英美兩國。如果不願或不能吸納移民,而要依賴刺激生育的話,便是成功,也會出現一段長時期裡的「擔挑兩頭斷」苦況。中國由於人口總量極大,新增勞動力欠缺不可能靠移民補充;況且,願意大量移民中國的人口,大都是在發展程度或質素比中國低的地方,北京未必想要。如此,中國為克服人口內爆,只能採取以增生為主的政策。

 

缺移民補充中共必走強迫路

國際經驗說明,溫和的增生政策一般收效極微;若要以純經濟誘因成功誘導生育,則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預算可以負擔得起。粗略計算,若要中國人口總數穩定,須於一代即二十五年裡每年多生現時的一倍即一千八百萬小孩,若每個小孩每年津貼五萬元(二十年共需一百萬元,此是大陸網上討論這個問題的「共識」,有眾多事例佐證),頭一年的支出便達九千億元;到第三年,年津貼二萬七千億元,就差不多是現在大陸一年的教育總開支(GDP的4%)。如此每年遞增,就算打個五折,強國也很快破產。

當然,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絕不會坐以待斃、滅種亡國,而會像過去推行絕育政策一樣,反過來以同樣強大的執行力推動增生政策;其具體內容無法預估,但參考一些極權國家曾經推行過的強迫生育,便可思過半。論政策動機,這些國家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備戰,如二戰前的法西斯意大利;有的是因為屠殺人民過多,急需補充,如赤柬;有的則是為了提高「綜合國力」,以應付來自鄰近超級大國的威脅,如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歐反蘇親中的羅馬尼亞。其中尤以後者的「成功經驗」,最可能為中國所用。

羅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有全歐洲最寬鬆的婚姻、生育、墮胎、絕育等一套法例和政策;可是,在羅共總書記齊修斯古(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統治國家的年代,卻長時期推行愈發粗暴橫蠻的強制生育政策。1966年,即他上台當黨的總書記翌年、當總統的前一年,為了加強「反蘇防修」,齊氏認為必須提高整體人口數量三成,以提升綜合國力特別是戰爭動員能力,於是對全國人民下達了《第770號政令》(英文:Decree 770,簡稱D770),開始實施一系列嚴苛的增生政策。

不「依法」增生即叛國

D770開宗明義,宣稱「有生育機能卻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國家的叛徒」。據此,國家禁止離婚和節育,並嚴禁四十五歲以下婚中受孕者墮胎;每個羅馬尼亞夫婦至少要生四個孩子,才算盡了對國家的基本責任;生育五個或以上的婦女,國家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稱號,生產並育成十個或以上的,稱為「英雄母親」;不願生育的男性和不能受孕的女性,要額外交納最高30%的入息稅/罰金;替別人墮胎避孕及接受墮胎避孕者受牢獄之災;婦女月經期裡要依法接受詳細的體檢與盤問(羅馬尼亞也是「法治國家」) 。

為貫徹D770,除了在所有婦科醫院設立「國安政令督導組」,齊氏更命令政府裡的共產黨員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街道委員會等單位,督促所有育齡婦女每月做婦科體檢以確保無使用避孕工具,違者監禁;對經證實懷孕但後來不分娩者,罰則尤其嚴厲。當時羅國人把這些黨工稱為「月經警察」(中國後來也有類似的計生辦派出人員,各級黨委裡也有分管計生事務的黨員,不過責任剛好都和羅國的月經警察相反,幹的是監督節育絕育、偵查懷孕、強迫墮胎等)。政令一出,立竿見影,1967年羅國嬰兒出生數字急升93%!(註)

大家或對羅國當年的做法感到不齒,大陸網上言論一般也認為往後的增生政策應以說服、獎勵為主,而羅國當年推行D770的頭兩個月也是夠溫和的,中國八十年代初的計生政策開始也並不嚴苛,八月引產是後來的事;中國的計生詞彙更是十足溫和,強迫墮胎的事叫「計生」,懷孕首七週進行的墮胎叫「藥流」(藥物流產),七週至三個月的叫「人流」(人工流產),三至八個月的叫「引產」,生出來弄死的沒叫法。但羅國隨後執行D770時的各種非人手法,在黨國一貫灌輸的國民教育內涵裡,卻完全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羅國做法中國駕輕就熟

首先,羅共認為「蘇聯亡羅之心不死」,國家民族危難當頭,個人必須服從黨國、付出一切;不然,沒有國,哪有家?在這個前提之下,其餘的只不過是簡單的邏輯推理:強國強軍必須多民,多民必須增生,增生必需一系列有效政策,反對或怠惰執行者就是背叛國家民族,因此必須嚴打。生活在中國邊緣上的香港人,太清楚這套黨國思維,以及後面的推動手法。

大家不可不知,羅國D770強迫生育政策,狹義而言可說是成功的;儘管生育率只飆升一兩年便從高位大幅回落(主要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羅國貪腐成風的社會裡很現實),但始終比政策出台之前要高,而且到1989年羅共倒台為止,TFR一直高於2.1。對中共而言,這個非常吸引。

然而,此套政策後遺症很多。增生的孩子多出自沒錢賄賂官員的貧苦家庭,他們長大後痛恨父母、更痛恨黨國;1989年在廣場上推翻羅共、把齊氏夫婦就地正法的民眾,主要就是1967及後幾年裡出生的二十歲出頭年輕人,即所謂的「政令仔」(羅馬尼亞文decretei)。因計生絕育而不能生下來的冤鬼對黨國沒威脅,但因強迫生育而被迫生下來的小孩長大了卻跟黨國不共戴天,「維穩」因此須要加碼。

筆者推斷,大陸不久就會雷動推行類似羅馬尼亞當年實施過的嚴苛強迫生育政策;至於會否以「民族存亡」為藉口,變本加厲仿效赤柬強制交配,就很難說,要視乎前者效率。對計生辦而言,那都是駕輕就熟容易不過,只需把做了三十年的事反過來做而已。

200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裡說:「公民的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與其他由憲法、法律賦予的選舉權、結社權等政治權利不同,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在墮胎絕育時代裡,剝奪這權利很容易,一個方便有用而人民無法駁斥的理由是「一切自由和權利都是有條件和限制的」。中國人普遍受落這個說法在生育權上的任意應用,尤其是那享受過人口紅利的一代。因此,中國今後要搞強迫生育絕對不難:那是黨國把人民的生育權加倍強化擴大而已。

 

(註)詳盡參考資料見波蘭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羅籍學者Manuela Lataianu 的2001年研究論文:http://www.demogr.mpg.de/papers/workshops/010623_paper25.pdf

 

 

插圖:詹震寰

小圈子特首選舉形勢未明朗:獲「欽點」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選;最有「民意」支持那位,湊夠提名票也有困難;餘下的能入閘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個堪稱有理的提名選擇(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慮,則還有第四個(葉劉),是以坊間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縱連橫,既有精算思維,也包含各種政治態度。如果把民主派選委的複雜性也算進去,以筆者有限智力,實在無法推導出什麼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複雜問題簡單決:着眼601

梁振英當政,給香港帶來嚴重損害。但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僅以689票當選,而且還是靠了西環發功;既無當權派大多數實質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醜聞纏身而極速跌破紀錄,所以做起事來很多阻滯,他那「大有為」的破壞力因而受到制約。因此,689之數雖是他的個人恥辱,卻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試想,他那年若以800-1000高票當選,當權派空前團結地支持他施政,則不待什麼廿三條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陸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陸更大陸。

這故事教訓香港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愈低愈好,最好僅僅過半,即以601票當選。這個數字後面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當權派, 其中敗選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對抗,往往能產生政治上的負負得正(當然,政策明顯對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有利的,誰都不會反對,601在位也不礙事)。這就提示了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樣做才最可選出一個601呢?答案簡單之極:盡量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2012年那次一樣,鬥個死活。具體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覺認為的那樣,保證曾及葉劉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癖。

如此,三個當權派入閘,票愈分愈薄,一輪投票定勝負的話,勝者便很接近601。若需兩輪投票,第二輪若是如一般認定的「奶媽對薯片」,便幾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這次更勢均力敵。原因是,奶媽有西環全程壓陣,薯片便是贏,也會是僅贏;但薯片不會太弱,因為「真的唐派」已經苦撐五年,這次不全力搏殺、再衰五年的話,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媽,會止於提名)。

 

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筆者說的便捷策,中文維基有另外一個叫法:「啟發法」,意指依據有限知識或不完整資訊,依賴經驗在短時間內找到的處理問題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點,幾乎不可能是理論上的最佳策,卻簡單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提示讓哪一個參選人當選。另外一個弱點,是不與民意掛鈎。

其實,在本地的小圈子選舉裡用此法,這兩者都不一定是弱點。

比方說,若林鄭當選,會延續梁振英的高壓反民主政治手腕,社運人要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卻會激起第二波分離主義思潮,更深入影響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況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撐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當權派和公務員的一大半反對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進一步激起民怨。

曾當選,社運人或也可有一陣子「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在相對懷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運動可能反而敗於溫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鄭固然不懂經濟金融國貿,最終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經濟而不自覺地延續深港一體化等融合政策而輕忽了背後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說,以曾的圓滑手段和比誰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比林鄭和葉劉都更到家。

因此,誰當選特首對香港比較好、對民主運動及二次前途問題的解決更有利,都是說不準的。一些民主派要幫這個入閘助那個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參選作手段,宣揚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筆者都認為無可無不可,大家可以各顯神通,不必因之而傷了民主派內部最近稍多了一點的和氣。專制政權底下,誰掌權並不最重要,民主派卻必須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西環說不出為何林鄭好

這次有京官試圖全程操控特首選舉,搞出的疑點特別多,滿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決心炒了梁振英魷魚,理應是對他的不滿大大超越了他對北京做的貢獻;當時,港澳辦中聯辦那條線大感意外,但其後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鄭上位,卻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兩辦是欣賞她與梁特的共同點,那麼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兩個分裂了的「中央」,互拆牆腳;兩辦(一般認為是江派)負嵎頑抗,另外那個「中央」(習派)則一言不發暗裡發功。

這個說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圓滿解釋為何有些參選人斗膽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與中央另一派對着幹,為何江派明推林鄭但習派卻只是暗撐曾。不過,目前沒有其他說法更能解釋為何「中央」一方面要去梁,另一方面卻推出一個「689 2.0」。

姑且以此說為真,分析習派的想法。習是當今領導,每天最關心的事情,一是大陸經濟,一是中國的東、南方面地緣政治(從朝鮮半島、日本、台灣、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圍圈)。內政問題如藏疆等地的獨立運動等,幾十年來高壓對付行之有效,習不會太擔心;港獨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圍圈上的中心點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國與西方的唯一一扇經濟窗戶。這樣看,香港自是在中國本身經濟和地緣政治出問題的時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卻把香港變成一座以反港獨為主要任務的政治城市,經濟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對習而言無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當然可以降調,但經濟上要放眼世界靠攏西方,他就無這方面的辦法和能力,西方也不會賣這位「地下黨員」的賬。至於女版689,則更為不濟;梁特起碼懂得量地度價,她就連這個也不會。曾有能力發揮香港的經濟潛力而有助中國,因此若說他有習在後面挺,也不無道理。

 

添煩添亂習頭痕

那麼,到底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嚴重呢?本文只能簡單談經濟問題,地緣政治以後再說。年初,大陸和國際經濟界最關心的議題有三個,下面分別介紹;其他耳熟能詳的如產能過剩等問題,都會省略。

一、央行外匯存底跌破3萬億美元心理關口。這是一月份的情況,但其實跌速兩年半以來都甚高,其間跌掉了1/4。去年大陸為防人民幣續跌導致資金加速外逃,凍結了一批海外併購,取消了個人每年可匯出五萬美元的規定,並要求外資匯出利潤時,改用小額多次攤長的做法。按此,《華日》估計中國一月份外匯存底只減少十億美元,但結果減少是估計的12倍,可見各種外匯管制手段都幾乎無效,今年必須加碼才能防止人民幣急跌。(大陸的「美元存底」其實一向是以持美國國債為主;這兩年賣出大量美債,美國債市孳息卻完全不受影響,因為有國際和美國國內需求接貨。原以為可用拋售龐大美元存底作武器對付美帝,現在證明不切實際。)

二、信貸繼續猛增,北京無法壓抑。去年北京央行「閂水喉」,收緊特別是銀行對私企的貸款,目的是壓抑房地產和股債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信貸資金殺出了另外一條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國非公營環節貸款猛增,資產市場又回暖。這條血路就是所謂的「委託貸款」,指由銀行安排的企業對企業貸款;一般是私企向擁雄厚現金的國企借錢,由銀行拉攏借貸雙方以及處理有關的資金往來,但不負責評估信貸風險。去年一年,這種信貸增加兩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潤很高,借給地產環節的,年利率可達30巴仙。然而一般國企不像銀行,缺乏風險評估能力,很多時不熟悉借方償債能力和所在市場的風險,會導致系統出現危機。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認為的嚴重。這點要詳細一些談。

今年北京春晚傳出完全開放生育的訊息,其他渠道也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長期人口增長目標,背後其實是極為嚴峻的人口和勞動力減縮前景。國家統計局數據指,2010到2014年的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終身育孩數)分別是1.18、1.04、1.26、1.24、1.28,平均為1.2。2015年跌到1.05,低於全世界199個國家的2014年數字。

 

中華民族正在自絕

要保持人口長期平穩,TFR一般應該是2.1。考慮到中國的出生性別男高於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當於發達國的1.0。這個數字若持續一代人(一般指25年),則下一代人口數便只有這一代的一半還不到。中國人口收縮之快,可想像為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其實,上述各年TFR統計數字還很可能偏高了。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規模生育調查,抽樣比例是30%的育齡婦女,理應非常準確;結果顯示當地的TFR只有0.81。宜昌包括5個縣,城市化率低於全國平均,其中還有准許生育率較高的少數民族地區。如果宜昌的TFR也只有0.81,全國平均1.05應該是高估了。

開放和鼓勵生育的政策起碼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無奈大陸計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罰款是部門收入來源(更是貪污財路),鼓勵生育則要龐大支出。有此不等誘因,所以計生委專家的TFR估算,一直以來嚴重偏高,直至最近還堅持1.5-1.8的浮誇數字,就是為了營造「控生政策沒啥大問題」的假象。不過,便是政策改為鼓勵生育,正面效果也會很微弱。2015年是開放「單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陸專家不少認為會出現新增人口高峰,該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萬。然而,2015年實際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還减少32萬。

 

大陸同樣需要「休養生息」

鼓勵生育困難是世界性問題,在中國尤其不易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以典型三代五人雙職工家庭為例,多生一孩,淨撫養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間代多生一孩,家庭要變成單職工的話,淨撫養比更急升140%,這不是大陸中產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輕易應付的。幾十年來一孩政策造成的經濟毒癮已經無法改變。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收縮,在日本這個技術發達國也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多年來的GDP增長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勞動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樣的人口問題,困難便大得多,政策上還要堅持GDP 6.5巴仙的增長並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還要全國總動員支持打仗,應付得來嗎?看來,要「休養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一大堆,碰上特朗普當美國總統,實在難應付。大家看他處理香港現階段問題,是要一個「好打得」的人繼承689路線,撕裂當權派、公務員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挑起分離主義思潮第二波,把「休養生息」也當作大逆不道的東西狠批?理應不至如此,但共產黨人的德性,誰說得準?

 

插圖:詹震寰

雞年伊始,震撼北京權貴階層的最大事,無疑就是特朗普一月二十七日下的一道行政命令,加強並嚴格執行對七個輸出恐怖分子的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許可及程序所設設限,即時生效。源自那七個國家的難民入境,由生效日起一百二十天之內全部凍結,其中敍利亞的更有可能無限期凍結。七國國民申請赴美簽證,除了特殊幾類,其他全部暫時停發九十日;持綠卡即美國長期居留權的人士仍可入境,但一度傳出進出境的審查將更嚴格,而入了美籍但仍擁原來國籍的人,入境限制將比照僅持原來七國國籍者。一些關口的移民官員「有殺錯、冇放過」,結果是嚴上加嚴。

政令一出的頭幾天,雷厲風行,令世界上不少人士包括不少美國人自己,看着也非常反感、心寒,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違憲,還徹底顛覆了一些美國基本價值、立國理想。好在,美國政體包含體制內外的各種制衡;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分院一位法官發出緊急七天禁制令,豁免了那些持合法准入證件而於法案生效之前已在前往美國途中或者剛抵埗美國入境口岸的人;後來西雅圖另一位聯邦法官亦發出對整道行政命令的臨時禁制令。特朗普政府法務部則馬上提出上訴。民意方面,路透社的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九贊成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百分之四十一反對;Rasmussen Report則錄得百分之五十七有投票意願的公民支持特朗普的做法。

 

借入境設限特朗普露一手

鹿死誰手未可知,但美國聯邦法庭在國境准入問題上,因涉維護國家主權,一般傾向尊重行政首長的決定。再者,反對人士指總統針對回教國家及歧視回教徒,違反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證,而且採取的手段不近人情,會激怒世上所有回教徒,反恐效果適得其反。不過,特朗普團隊強調政令目的在於國安,而涉事七國之外還有不少回教國家不受影響,跟宗教自由和平等無關;而且,特別針對七國的做法,其實是九一一之後由小布殊提出、奧巴馬承襲,特朗普不過是「加辣」,只反對他並不公道。這樣辯說,邏輯上講得通,要否定,對手可能需要指控特朗普團隊有「違憲意圖」。筆者估計,官司打到底的話,特朗普團隊的法律贏面還是稍高半線。

然而,對於那些在大陸「深挖洞」、在美國「廣積糧」的中國權貴,問題不在於特朗普輸贏,而在於事件顯示了他的強悍作風,以及兌現一項重要競選承諾之時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霸態。下馬施威,特朗普的入國限制令有明顯的殺雞儆猴效用。 儘管中國不是回教國家,特朗普這次並非針對中國,但偏偏他的團隊仇華,如果在貿易、一中、南海、釣島、北韓等雙方關係閃點上對中國發難,肯定也會十分強硬,而這些問題不涉人權、歧視等憲法問題,美國社會不會有大反應。若特朗普出招,中國縱非沒有還手之力,卻會因權貴階層在北美存放了龐大私人利益而非常被動!

美國這次收緊若干國家國民入境的規定,據報導「嚇出一身冷汗」者,不是什麼恐怖分子,而是那些有意申請或已經取得美國綠卡而早已在美投資、置業或取得工作及營商機會的人士。他們萬一不能入境美國,個人經濟損失可以很嚴重,而解救辦法即使有,也十分困難,不僅鞭長莫及,打起官司來,對手還是美國政府。若再加上美國經常用來對付敵對國如北韓、俄羅斯等國內權貴群體的最辣招——宣布凍結他們的在美資產,則處境更加不妙。

眾所周知,大陸權貴家人和資財外移,首選目的地是美國,從江澤民到習近平都如是(習上台的消息傳出之後,他才不得不把在美國居留的女兒召回,但是否連根拔起,則媒體未見報導)。高幹不可有妻兒在國外居留的新規定,其實說說而已;別的渠道不提,這兩年黨政高層大力推動動輒以十億美元計的海外投資併購,大家猜猜,跟着資本出國進行收購之後的「業務管理」的是哪些人?

 

雙國籍太子黨有排驚

大陸黨政高層親屬跑美國圖利,絕對是「人性」超越「黨性」的表現;綠卡未到手的拼綠卡,綠卡到手了趕入籍,入了美籍的斷不會放棄中國籍,好處兩邊拿,而美國政府一向不主動過問雙重國籍問題。況且,美國不僅國境准入相對寬鬆,入境之後什麼都自由,所以是中國權貴階層首選,但今年來了一個特朗普,連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完全可能在他對付之列(那樣做不難,按美國國籍法,入籍人士如果在申辦過程中有不誠實行為, 則已取得的公民身份亦可取消)。那些拿兩本護照而不誠實慣了的一級太子黨駙馬黨不虞有此一變,個個「吊起」。

在國家層面,中美要是交惡、關係緊張起來的話,起碼短期而言,吃更大虧的還是中國。軍事方面不用說,只有強國論壇上的那些軍迷才以為解放軍可以瞬間把美軍打個稀巴爛。經濟方面,一旦貿易戰開打,雙方當然都受損,但付出的代價哪一方更大,主要看各自的「替代能力」。

美國進口大陸貨,來源替代性高,不從中國買,還有很多國家願意馬上作替代供應;技術含量低的東西,新的生產者的準備期不會很長。大陸不買美國貨,就困難得多。《環時》提議一旦中美打貿易戰,大陸可停買波音公司的飛機。問題是波音機替代性很低,大陸可改買空巴(唯一選擇),但空巴訂單已經排滿好幾年,時間上的替代性因此很低,換句話說就是替代成本很高。其他高技術產品如手機芯片等,一般都如此。因此,若打貿易戰,更不利的是中國。

軍事、經濟都處下風,再加上自己的權貴階層受制於人而投鼠忌器,中國因此不宜與特朗普硬碰。這個陣勢,特朗普的商家頭腦當然明白。他新任命的國務卿Rex Tillerson在接受國會任命前審議諮詢時,竟然說「不會接受中國在南海佔島駐軍」,而特朗普用推特給他打氣,更說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若果不是這兩個人都口誤,就是有點齊齊向中國叫陣的味道。連繫特朗普首席政策顧問Steve Bannon一月底說的「美國十年之內終會就南海問題與中國一戰」,這就更不是兒戲。

大陸離岸灰錢失樂園

顯然,今天的美國愈來愈不是大陸權貴的離岸天堂。然則他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英國本來也不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比較崇尚法治和政經自由,但去年卻比美國先一步走上民族民粹主義,脫離歐盟,也會因此失去歐洲統一市場成員的身份。以前,到得英國就是到得整個歐盟,對大陸權貴的離岸資金而言,好處多着,但以後再無這個方便。事實上,英國離開了歐盟,撼動了整個歐盟體系,如果還有一個大國(比較可能的是法國)步英國後塵,則歐盟很可能就此崩潰,資產貶值。一天有這個風險,大陸權貴資金就一天不會大舉流往。剩下的發達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再不然就是日本。澳、加、新的經濟體積太小,大陸權貴資本一進入,就炒起人家的不動產,導致這些國家形成限制外資進入地產市場的政治力量,並已經見諸立法行為。這方面的限制只會愈來愈多愈強。

至於日本,由於經濟成長緩慢、人口老化嚴重,房地產市場長遠不看好,不是大陸權貴投放離岸資產的理想地方。更而且,一旦中日兩國為了爭奪釣魚台主權搞出武力衝突,大量投資日本的大陸權貴家族,日子不會很好過,搞不好還會給政敵掛上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等的罪名,給群眾戴上高帽子遊街批鬥。

剩下的地方,要有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餘業(孽?)、健全的經濟金融市場、先進的基建和資訊系統,而在法治、保障私產、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能夠媲美西方發達國的,就只有香港了。香港的經濟體積也不大,但勝在資產市場夠國際性,錢到了香港就差不多等同到得了全世界任何地方。

 

中港融合終不利大陸權貴

但很可惜,香港的這許多優勝方面,近幾年因為特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深港同城」而大不如前。香港人自己覺着不必說,大陸在港權貴也深刻感受到了。上週大陸富豪肖建華證實被中國公安黑道連人帶保鑣擄返大陸。(似乎名字是「建華」的,下場都很歹:二○○五年有董建華,○八年有牽涉程翔事件的胡辦特使陸建華,今年有這個肖建華,真是有點邪?)

事件是繼華潤宋林被騙回大陸接受雙規和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事件之後,給在港大陸人特別是大陸權貴的第三個警號:「一國兩制」並不能保障他們在香港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原因是「兩制」江河日下,愈發失去與「一國」之間的有效區隔。

肖是大陸「明天集團」的實質控股人,據去年《胡潤榜》列的名次,他在中國富豪當中排三十二,控制財富達千億人仔,年紀卻只有四十多。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他乃曾慶紅親信,屬江派,在習近平上台以後根本不敢回大陸,只能躲在香港,請了保鑣在酒店度日,遙控他的生意帝國(或者僅僅是代別人打理)。

 

肖建華事件的政經涵義

肖擁巨額灰色財富卻苦無個人出路,在外國生存不易,在香港本來應該還好,但「一國兩制」起不到對他這種人的關鍵保護作用,因為法治的其中一塊無可避免地墮落了,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非法越界執「法」。根據筆者先前分析,如果香港按「瑞士模式」建構獨立中立國,實現中港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像肖這號大陸居港人物會是最受惠者之一,因而會最鼎力支持。回想江派掌權的那十幾年,春風得意,誰也估不到他們後來如此不濟,成員一個一個倒下,給新的掌權者打壓得無立錐之地。風水輪迴,敢寫包單,十多年之後,在香港同情、支持建構「瑞士模式」的,會多了一批今天的習派人物;如果王岐山有幸長壽,恐怕會是其中之一。

話說回頭,特朗普團隊項莊舞劍,可能先針對香港,用的武器就是那部稱作「香港政策法」的美國法律。如果中港關係不斷偏離《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義的「一國兩制」,按此法美國即可把香港與中國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把所有給香港的相對優惠都取消。《金融時報》和路透社的社評都已經咬着這點。的確,外國金融機構在香港運作,有必要跟這裡的大陸人打交道建立深厚工作關係,但如果這些大陸人忽然人間蒸發,過程後面還有一百個問號,那叫這些機構如何運作?搞出肖建華事件,中共又一次把香港推近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險境。

雞年伊始,筆者祝大家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屬雞的都安好太歲,百事和祥。大人物當中,市民特別要為林鄭祈福,因為她今年剛好六十,屬雞,本命年當上特首的話,一損則港人皆損,一榮則港人皆榮也。

 

與梁切割枉費心機

林鄭近日見勢不妙,開始與「梁包袱」作口頭切割,特別想擺脫「梁振英2.0」標籤。本來,在看似牢不可破、西環話事的政治環境裡,任何特首參選人效法梁特效忠黨國,支持一系列「中港融合」政策,最堅定不移地朝一國一制方向接軌,即可取得西環青睞,「阿爺選委票」便唾手可得。無奈形勢丕變,北京陣前易帥DQ梁氏之後,西環地位愈顯不穩,林鄭察覺跟車太貼會出事,遂有必要在戰術上淡化與梁過分親密的不利形象。

然而,三尺冰封非一日寒。梁特人脈關係貧乏,人事資源與公務員體系不兼容,但五年來竟能作出非常有效的政治決策,瓦解佔運、拖垮政改、擊退獨派進佔立會,靠的就是林鄭。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和愛,西環/梁特如此關照她,為捧她上位而調動港共和商界,甚至刻意中傷攻擊同樣對黨國特府忠心耿耿的曾俊華,製造出公務員團隊中的「馬房」敵意對立也在所不惜,印證她這位前朝遺臣是如何經過一番無保留洗底努力,最後取得西環的絕對信任!

有此不凡履歷,林鄭試圖與梁路線切割,恐怕是「白切」,枉費心機了 。大家知道,自梁氏上台之後,特府作公職人事決定之前,所有合資格人選都要過政治關,把關的就是中策組高靜芝,過得她的法眼,政治就合標準。一月十七日《大公報》報導,高氏對林鄭作了三點評價:能力有目共睹、有心服務香港、並會延續特首梁振英的政策。最後一點一錘定音。

梁當政五年,所提倡的「中港融合」政治總路線,具體落實靠林鄭;梁下台了,他的路線要延續,靠的還是她。然而,她是港英舊電池,政治上翻了身,梁肯定給她不少助力。由此可見兩人互補性極高。傳說中的狽,前足短小難跑步卻善於辨別獵物方向,而狼則跑得快但嗅覺有所不如,狽於是伏在狼的背上協力出擊。互惠互利,何可切割?

一般而言,言語上的重疊還可分拆,行動上的耦合要切割就很難。

 

互補之餘有雷同

無獨有偶,梁在競選過程中,走運靠的是僭建——唐被及時發現了的和梁幸運地稍遲才給發現的;林鄭在現階段支持她的北人和港共心目中地位大幅拔高,靠的也是僭建——「西九僭建」。後者規模宏大得多,而且是在民族主義和文化公益名義下搞的,所以儘管手法完全違規,大眾亦莫奈之何。可以這樣子把梁和林鄭排比對偶,固然有其偶然成分,但二人的雷同處,似乎俯拾即是。事例之一是他們最近各自發表的若干選舉言論,足見二人性格上的一點共同處。

林鄭週前在一個媒體吹風會上散播「自己參選是為了避免選委會選出一個北京無法接受的人,造成憲政危機」,然後當場補上一句「北京任命司局長和任命特首用不同標準」。輿論譁然,於是她又補上一句虛語:「不是針對任何人。」

胡官聽了,批評她「極不君子」。任何港人,只要不是白癡或全然不關注政事,否則都清楚知道林鄭在針對曾俊華,而她竟然說了就否認。其實,她的話已不止於針對,而是出暗招點死穴大打擊;用大陸通行說法形容,就是「往死裡整」。對着一個三十多年老同事,本來無仇無怨,況且不幾天前還說了要和人家來一場「君子之爭」,自己卻在「終食之間違仁」。胡官的評語,背後自有孔夫子的德威;筆者若要形容,卻只想得出一個字:狠。

梁特呢?兩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題為「梁齊昕的處境不就是香港人的一個縮影嗎?」的文章,刊在小眾報紙裡,提及齊昕之處,筆調都是同情。沒料梁特反應非常激烈,向筆者發的公開信竟鬧得滿城風雨。為免進一步影響梁小姐情緒,筆者當時主動收筆。上週,梁特接受媒體訪問,卻反覆強調一點:每晚看望齊昕,覺得力不從心,因而決定不爭取連任。這種說法,便是真的,也不宜由做父親的宣之於口、公告天下。試想:女兒的健康,導致父親如日中天的事業戛然而止,連累香港失去一個卓越領導人;做女兒的如果相信父親的說法,不是太沉重了嗎?

梁特那樣說,有多種政治收益不言而喻,然而卻可能導致女兒心生強烈罪惡感,影響康復。後者危險,梁特當然明白,話卻還是一再說了,而且都準備得非常好,絕非即興。如果也用一個單字來形容,應該是哪一個?

梁先生,為免更深傷害一個人,你可曾停過口?

Desperate!

通常,一個人在做一件要事或者參加一個重要比賽要奪標,如果成功的機會很高,甚至是篤定的了,那麼他會很淡定,所謂胸有成竹。反過來說,如果他忐忑不安,到處張揚,談自己的贏面怎麼高,別人如何不濟,終了還搞小動作;不僅自己如此,隊友也同樣空群而出,不停造勢,那就顯示他的贏面縱不一定沒有,卻是比較低,團隊都沒有把握,於是表現得很desperate。林鄭和她的廣義競選團隊,包括她的競選辦、喉媒、港共政黨、商界大號支持者等,無疑都有這種傾向。(葉劉亦然,不過沒有去到搞小動作或放冷箭中傷他人的地步,政治靠攏北京無底線,道德上則還未越位;沒有西環大力支持,只能「入閘當贏」的她,真無必要付出太多。)

這個規律後面,有理性原因。造勢行動如果密集、高調、急促,達到了desperate的地步,成本就會很高,偶一不慎而犯錯的話,代價就更大;如果贏面本來已經很高,比方說已經達到了九成九了,那麼,拼老命付出更多,贏面卻很難增加,搞不好犯錯了,贏面還會下降,何苦?

當然,這不是唯一理性解釋。還可以想像,梁和林鄭一直以為連任不成問題,所以可能做了不少需要靠着權力才可掩藏的「陰質事」,現在連任很可能泡湯,慌了,就desperate。

從這些角度看,皆可說明林鄭並非她的支持者所傳說的「真命天子」。她要走的路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走不通。

至於政治上低調、親和力比較強的曾俊華,辭職參選以來,一直從容淡定,調子和言行和以往沒有多大分別,信心似乎很充足,但我們卻沒法從邏輯上推斷他的贏面很高,因為贏面很低的競爭者,也犯不着那麼desperate。

或者我們可以再從另一個理性觀點看曾和林鄭的選舉風格差異。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選不上特首,薪酬方面的機會損失,五年便達兩三千萬,這對曾和林鄭這種堪稱高級打工仔而言,絕對不是小數目,為此而出盡吃奶之力,亦人之常情,並不需要訴諸愛國愛黨大道理。(前一陣子流行譏笑參選立法會議席的人目的是「脫貧」,但這兩個人當然不貧,失掉幾千萬是未能錦上添花。)然則為什麼林鄭那般desperate而曾卻顯得從容淡定?答案在於,一旦落選,他們各自的「剩餘價值」很不同。

 

落選後的剩餘價值

曾俊華財經系出身,若要在商界發揮「餘熱」搵真銀,還大有用武之地,而且絕不限於香港,收益甚至很可能大幅超越當特首的薪俸。況且,他民調跑第一,輸的話,百分之百是政治因素使然;這對他在國際職場找機會,不構成負面因素。如此考慮,曾的確有本錢從容淡定一些。

林鄭管社會政策出身,雖然掌過庫務局,也不過是當管家,敗選之後的市場價值不高,失掉兩三千萬的收入就「幾係嘢」。政治上而言,她一敗選便成為「雙失」、「雙無」:既無深厚民望,亦暴露了自己從來不是北京主流派的馬。這不僅限制了她的職場前途,連她退休之後住在哪裡也成問題。在香港,港共看風駛𢃇,會馬上棄她如敝履;民主派更會不齒這個連下場也一樣的「女版689」。英國不會很歡迎她,因為她屬於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早已失效論」的那派人;而且,在那邊的小鎮生活,流言蜚語尤其厲害,遑論還有吃回頭草的尷尬。在中國,無論是北京還是深圳,大陸人勢利,會給她白眼,搞不好還會有後續派系政治風險。

Desperate一字,北方官話沒有足夠傳神的翻譯,粵語的「喉急」卻相當貼切。

插圖 詹震寰

「連任DQ大爆炸」塵埃稍定之後,四個意圖參加小圈子特選的遊戲人,包括民調領先而西環港共決意封殺的曾俊華,最後都可進場博提名;不然的話,北京在本可完全操控的機制之上更需添加一重篩選,那就真正貽笑大方。

四人當中,有京港高層派系各自心水馬,不在話下,但其餘參選人勸而不退,而且還可能左右大局、替「戲肉中人」勝負添加不確定因素,卻是北人始料所未及。北京首次在特區大政事上如此局部失控,毋乃由於西環/梁特管治太不堪,失去威信難服眾,以致無論當權派還是反對派中的黑馬忤逆「上意」進場而無所懼,因為有足夠市民撐腰。但這個「第一次」,並非是次小圈子特選唯一新生事物。

 

文官撕裂、葉劉離心

頭兩次特選,公務員基本上抱持中立。其後唐梁之爭,大多數政府人員偏好唐氏,「支左」挺梁的只有幾個房屋幫,公務員大體上無分裂;真正分裂了的是商界。畢竟,對公務員而言,唐梁都是「外人」、「他者」,牽動不了整個官僚體系。

但是,目下的特選有一空前獨特處:兩個大熱一個月之前還是穩坐公務員第一和第二把交椅、各擁自己雄厚馬房的資深AO頭。曾俊華有他的財經系人馬;林鄭則除了繼承房屋幫之外,還有她的一部分非財經系勢力。儘管目前相繼站出前台襄助二人競選拉票的公務員都是退了休的,但人剛走茶未涼,各自的官場關係網依然完好。火併持續個多月,文官系統必一分為二,彼此之間敵意將空前強烈。

論兩路人馬多寡,林鄭因為緊跟梁振英,支持她的公務員是少數。如果西環成功讓出身AO的「女版地下黨」上位,特府管治將遇到前所未有的內部阻力。這種阻力難消弭,因為當中包含價值和效率的雙重因素。

首先,儘管「民主」不屬公務員核心價值,但他們一般比較重視公正;如果在小圈子選舉裡,連最低限度的公正也做不到,民望高的反而踢出局,那麼一般公務員就會反感。從另一個角度看,民望低的人上台了,無論推出什麼政策都會遭遇更大民意阻力,公務員的工作就更難做好,因此而遷怒林鄭、不服西環的情緒就容易滋生。尤甚者,這些反感和憤懣在馬房色彩淡薄、具體負責執行而凡事習慣按規持平的事務官(EO)群體中特別強烈,因而直接影響吏治。

若林鄭上台,除了令公務員隊伍深度分裂之外,還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號稱「最有承擔」的葉劉為北京賣命多年,滿以為可得眷顧,但看來連一百五十張提名票也欠奉,所以她和她的新民黨必會走上類似自由黨的路,成為反對林鄭政府的又一勢力,其「女性殺傷力」甚至會比自由黨更大。

 

強勢反林鄭、五年做不滿

另一全新現象就是,還未開始跑,兩隻頭馬各自遇到的敵意已空前強烈。回想首任特首董建華、二任特首曾蔭權,上任之時民間支持度很高,中央政府力挺,港共也不嫌他們的資本家或港英餘孽身份而統一口徑支持。唐梁之爭,背後板塊利益固然互相傾軋,但港共兩個都能接受;唐的民調支持度本來很高,因醜聞逆轉之後,梁的就急升,甚至當時有民調顯示年輕人當中七成以上支持他這個出身草根的候選人。

但這次特選不一樣。兩隻頭馬一開始就各自遇到龐大反對力。曾俊華被西環、港共和喉媒百般阻撓乃至詆毀羞辱,不僅「用完即棄」,還給當作內奸外敵來打,好不令人心寒。林鄭則繼承梁路線,新近還大事渲染得到董建華的祝福支持,結果同時在好幾個民調裡錄得過半市民不同程度的反對,以致ABC的意思竟已變成Anyone But Carrie,甚至有人罵出「萬惡林為首」;「八達唔通」之後更被指「堅離地」,在在顯示民間對她的反感和輕藐。

三個特首「高開低收」,當初的高支持度不敵後來露出的低能、庸碌、殘暴,以及收到京官指令貼貼服服、對着港人不同意見則不屑一顧的兩種嘴臉。但這次我們進一步看到的是,排頭兩個候選人早在競選階段已遇嚴重逆風;這般前所未有的「低開」,無論最終誰上台,也會面對不可想像的管治困難。

若曾氏上台,西環、港共、喉媒等天天反對他,特府固然無法有效施政;但如果林鄭當政,則特府更會「車毀人亡」。泛民和唐營繼續與她為敵,年輕人跟她不共戴天,分裂了的公務員系統泰半會暗裡使勁對付她,再加上葉劉的明槍暗箭,林鄭的位勢哪能不比梁特更弱更不濟?狼狽之間,每下愈況!小圈子「選」出來的三個特首都不得善終,連善始也莫能的林鄭,又怎麼可以?故筆者的判斷是:送她五年,她也不能做滿。

 

「東方紅」續集有睇頭

二○一一年梁唐對砍,政治方面,筆者喻之為「東方紅鬥女兒紅」,後來上演的是「東方紅」,一國兩制應聲高速走樣變形;年輕人為了自救,開始探討自決以至港獨等分離主義道路。此苗頭受梁政府高度「關注」,在一個又一個「刺激/反應」回合裡不斷壯大,形成一股北京終不能忽視卻又無法壓抑的思潮,間接導致梁振英出局。

站在京港當權派角度而言,梁特下野在即,若北京採取懷柔政策,趁勢去掉「刺激」以紓緩「反應」,未嘗不可逐步解決分離主義問題。不過,如果北京當局以為換上一個「女版地下黨」便可以了,那就大錯特錯。林鄭當政,會出現下列發展:

一、導致分離主義思潮澎湃的「刺激/反應」機制會強化。林鄭在佔領運動中當了梁氏鎮壓路線的參謀長和總司令,與新世代結下不解的樑子。由她承襲梁路線當政,矛盾不可能消弭,祭出的「刺激」必不會少,各種形式的「反應」亦會加倍強烈,直接給分離運動添加燃料。

要注意的是,運動一旦超越初生階段,不會單純扮演「刺激/反應」中的被動反應方,而會反客為主,俟機主動作出擊而待特府反應。每一個成功的新興社會運動都會遇上、要跨越這個變被動為主動的門檻;林鄭上台,正好形成了一個這樣的門檻,挑戰分離運動去跨越。

其二是,世代矛盾會因林鄭上台而出現二元發展:特府與新世代之間的鴻溝只會更深更闊,但在社運內部則會出現調和,以老一輩為主的大中華民主派將匯合新世代的本土分離主義思潮,形成筆者說過的「大中華港獨」,先隱後顯,最後成為運動主流。

 

港獨最終型的三階段證成

「大中華港獨」出現的過程,可用黑格爾辯證法的「正反合三段論」來描述。先是,反對運動裡只有「民主派」,其大中華底蘊是不必言說的;這是三段論第一段的「正」。

其後,在北方外力不斷破壞兩制而危及年輕人長遠福祉的情況之下,民主派裂變出分離主義,其極致表現為否定大中華的本土港獨,形成了三段論第二段的「反」。此新生一極在社運內部的對立面(即原來的民主派)於是被賦予「大中華」標籤,兩極同時存在。

「正」而生「反」,因為有北方外力;「正、反」趨於「合」,依然是同一來源的外力引致。北京主導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首先催生了以林榮基為意念象徵的「準大中華港獨」,給老一輩反共人提示「中華」與「港獨」可共容。跟着,北京透過梁及林鄭,強行以僭建方式把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空降西九。此舉是關鍵。

大家知道,中共壟斷了國家層面的愛國權,誰愛國還是不愛國由黨認定;民主派的愛國,於是被壓縮到文化歷史地理層面。但自北京透過收發回鄉證操控民主派的入國權之後,後者的地理層面愛國(愛祖國壯麗河山)已很困難。其後,教育局不斷把黨版史觀灌輸到中小學,亦令持平的歷史愛國愈發不可能。及至故宮博物館空降西九,暗帶黨版文化觀的特洛伊木馬於是進城,勢將顛覆港人對傳統中華文化的理解,文化愛國亦將由中共定義、壟斷。

 

往淨土的信念通道

「大中華民主派」的愛國空間如此被北人步步壓縮到了「無地自容」的境況,自然出路便只有兩條,一就是認輸,把自己的愛國心和中華文化裡所有珍貴的價值都「卷而懷之」;一就是為自己心目中的中華求一小片淨土,致力實現港中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後者即所謂的「大中華港獨」,亦即三段論最終段的「合」。

梁特主政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大中華人與這個「合」,之間只有一步之遙;這僅餘的一步阻隔,就是一般港人頭腦裡以為的「港獨斷水絕糧不可行」。然而,古老中華傳統裡也有讓人繞過這個阻隔的信念通道,那就是千百年來儒家每在絕境中抱持信念時的基本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梁特之後,林鄭會是把民主派大中華人導入這個信念通道的推手嗎?

插圖 詹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