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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讀者不嫌棄,這個專欄延續了整整一年,但因為週刊賣盤,我也趁此機會擱筆休息。日報那邊希望我持續定期寫下去,好意我心領;有緣的話,以後或以投稿的方式和讀者不時見見面。按經驗,我大概連續寫兩年就喫不消,需要暫停,但這次連同之前在《信報》的三年,是一口氣寫了雙倍那麼久,因此便是在槍林彈雨之中,也要放下筆桿子。(筆桿子這個詞的政治涵義大家懂。)

 

泛民老友也擱筆

先談我的一位元老級泛民老友。他是健筆一支,但最近很少寫了;我因為也有擱筆之意,於是就問他為什麼。他答說,我老了,很難再為年輕人做些什麼,他們大概也不會聽我的,但自己的確覺得有愧於年輕一代,因此立意要做力所能及的一件事,那就是把我們這一輩人跟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仔細總結、和盤托出,讓年輕人多知道對手的陰險邪惡,以利他們在今後漫長抗爭路上保護自己,少受挫折。

我的老友停筆之後想做的事既有意義也相當清楚,以他在有關方面閱歷之深,乃不二人選。反觀我自己,就差得遠,停下來之後還需要摸摸索索,因為我並不確切知道自己能做的是什麼,遑論目標、成果;有的只不過是一點點模糊的意念,也感到如航海者在出發前一刻聽到悶雷卻又慣性地自我敦促之間的那種張力。這個張力生於我前階段學問與遊歷相交錯的一刻。

 

學問與遊歷

二○○三年,我還在政府裡頭做事,但已經被雪藏,於是天天準時收工,然後一頭栽進故紙堆,讀中華經典;○四年我被革職,索性負笈跑到天涯海角紐西蘭,在國立大學的亞洲圖書館裡學老馬當年那樣起早貪黑打坐面壁,花了兩年時間,把先秦的「經」和重要的「子」都逐字逐句通讀一兩遍,卻未及讀「史」,便打道回港,留下知識面上的大片空白。不過,那兩年裡,我倒花了好一些時間涉獵紐西蘭的英國殖民史,知道了關於原居民毛利人的一些更久遠的來龍去脈。

二○一二年,我到台灣環島騎乘,繞了兩個圈。旅途上,在台南接觸了荷蘭人殖民台灣的史實,他們臣服了原住民建立的「大肚王國」,比漢人更早建立殖民政權。在台東,又認識了一些原居民,深入交談之後,我經歷了一次震盪。漢人殖民台灣,和英國人殖民紐西蘭,是一對平行時空。(我後來更從人類學的語言和基因研究裡知道,毛利人和台灣原住民是一家人。部分台灣原住民八千年前開始向太平洋擴散,那時還沒有「中國」;一個分支約於八百年之前到達紐西蘭,成為毛利人。)

只不過,台灣殖民史比較複雜,從原住民的角度看,一共有五次殖民者入侵,建立政權,依次是荷蘭、南明、滿漢、日本、民國。除了荷蘭,其餘的殖民者都視台灣為自身領土的一部分,都推行「皇民化」政策;在正史裡,滿漢殖民者藐稱一些負隅頑抗的原住民為「化外之民」。

 

國共的台灣?

我的歷史知識貧乏,竟也很快意識到,不僅今天共產黨常掛嘴邊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之說甚為虛妄,國民政府視台灣為反攻大陸的「基地」也同樣悖理;這兩種敵對的立場,共同點卻是完全不考慮台灣的主體性,都認為台灣是「我們的」。台灣的理想出路,也許就是成為東亞的紐西蘭。

經歷了「台灣衝擊」,其後幾年,我的視線轉移到西藏、新疆、蒙古、滿洲(即今天的中國東北)。而我此時的閱讀興趣,終於接續了先前的中斷點,專注於「史」,尤其是二十五史裡的各邊疆民族史部分,而且特別注重從邊民而不僅僅是中土的觀點予以解讀。邊民史觀寫成的歷史在漢文文獻裡幾乎是沒有的,可幸是清史部分,三十年前在西方出現了「新清史」學派,主張用滿文資料和邊陲觀點重新解讀整個滿族興衰過程;那是一條重要的進路,雖然滿語已死,要學懂不容易,而且也有人認為那是「帝國主義意圖解構中國」的學術陰謀。

我很快發覺,若把視線從一八四二年這個帝國主義侵華史元年上溯幾十年,讀一讀關於乾隆皇的「十全武功」,就會產生一些疑問:大清不也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嗎?它的擴張行徑之惡劣和手段之兇狠,和後來的西方列強有分別嗎?如果再上溯到十五世紀即西方近代殖民主義發軔時期,比較一下五百多年來中西擴張領土的記錄,那就不難得出中華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帝國的結論。

若要中肯地為中西帝國殖民史畫線,應該是十五世紀而不是一八四二年。若把線畫在一八四二年,那中國的確只有「捱打的份兒」,方便搞民族主義總動員,一直方便到今天,卻並不誠實。

 

滿清非中國?

有朋友向我提出過一個觀點:滿清不是中國。此說無疑有助否定中華帝國也是殖民主義國家之說,但卻會引出另一更複雜的問題。如果滿清非中國,那麼滿清敗亡之時,其所征服的周邊民族和土地的正確出路就是獨立,而不是落入中華民國版圖。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爆發,便同時發生蒙古獨立運動,最終導致一九四六年外蒙古獨立,可視為此說的最佳印證。因此,朋友的觀點包含一個兩難。

無論如何,對一八四二年畫線的做法產生懷疑之後,我對「中國」的認知,亦從此失去清純。如果中國仍然那麼可愛,那麼對西方帝國主義的批判就有困難——它們不也同樣可愛嗎?如果老實承認中華帝國也是殖民主義的,那麼「帝國主義侵華史」背後傳達出的那種純潔無瑕的義憤,又從何談起?

對這些問題,各種派別的歷史學家做出的研究多得不可勝數,早有各種現成答案。但我覺得我不能簡單接受某一種答案便了事。中共史觀固然不足信,但民國史觀(我這輩香港人的標準史觀)也同樣可疑——兩者在帝國主義殖民問題上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受民國史觀影響,我那輩香港人,便是非常反共,也對外蒙古獨立耿耿於懷,不同情藏、疆、台獨,自然也不能接受香港自決獨立。如果國教洗腦要反對,則民國史觀也至少要受到深切質疑。

 

民國史觀也有問題

我縱然沒有史學家的功底,不可能在研究的前沿上提出新的「正確看法」,但起碼可以對原始史料作一大略的通讀,知道歷史的主要脈絡,然後選取關鍵問題的答案,或者對重要現象重新理解。近年我把「一國兩制」理解為現代的「土司制」,並把北人對「一國兩制」的破壞視為一種急不及待的「改土歸流」,完全繼承了史上中土政權對付邊民的橫蠻手段,便是閱讀《明史》和《清史稿》有關章節所得。

朋友傳來週刊訪問中大社會學系講師黎明女士(Minnie Li)的一個訪問,以及她自己寫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及她是怎樣親身體驗「六四」史實的。那非常可貴,但如此閱讀一手歷史資料然後選擇立場和看法,卻不是人人有條件做到。

因此,我選擇回到一所安靜的校園。這裡的教學量不重,沒有太多行政工作壓力,也不會有人要求我搞什麼「和國家的學術交流」並以此衡量我的表現,卻有一個不大不小的圖書館供我使用。我打算在這裡花上兩三年的時間,把重要的一手史料通讀一兩遍,完全是效法孔子講的「古之學者為己」。倘若有什麼一得之見,見諸文字而再和大家見面,那就是意外收穫。

撰寫時評的沉重工作(有時竟變成戰鬥),我大致上放下了。傘運之後,評論界人才輩出,其中不少很年輕,他們的筆調和觸覺都有一種我完全不能掌握的強烈的時代感,我應該讓路。

 

乙末廣州起義

這幾年來,我非常刻意在文章裡袒護年輕人以至替他們「護短」,便是在他們犯了明顯錯誤之後亦然,卻從來不對他們指指點點。這無疑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做父親的風格。我認為年輕人第一重要的就是敢闖,犯錯卻非絕對壞事;錯了,他們也能夠自我糾正。況且,很多問題的對錯,不同世代背景的人也有不同的認知。最重要的是不能打擊了他們追求理想的熱情。沒有了這個,社會絕望,香港沉淪。

這幾年香港的政治景象,有點似民國前興中會同盟會草創階段、第一次「乙末廣州起義」失敗之後的那種狀況:政權張牙舞爪,革命派失魂落魄;以陸皓東為首的多位革命人士被捕處刑,孫文則被清廷通緝,流亡海外。陸當時二十七歲,孫二十八歲;不少比他們更年輕。

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裡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一九五八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見宣言第十章第六段)。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裡,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裡,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忠君愛國、愛國愛黨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裡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什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裡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裡,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 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孟子的危險邏輯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這東西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乃是一脈相承。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分;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裡,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裡的這個核心部分。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啓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裡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裡,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分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什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卻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着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插圖:詹震寰

當權派由特首帶頭,在教大「恭喜」事上借兩名未知身份大字報人的行為開罵,矛頭直指學生。大學高管第一時間痛心疾首自我批判沒把年輕人思想工作做好。且不考慮各種苦肉計陰謀論,一句頂多是年輕人為發泄政治情緒借意於天譴而作出的文字惡搞,給提高到觸犯道德天條、違反刑事罪行般的層次,完全不成比例。

如果事情發生在港英年代,惡搞對象是某英籍高級AO,則新聞官一句英式幽默便打發過去,根本引不起社會人士興趣,遑論勞駕《泰晤士報》連番發社評撻伐;大家都有重要得多的事去忙,小事化無,社會自得和諧。但事情發生在今天就大不同;龐大有形的外來壓力彷彿把本來的政治侏儒一個個都變成了吹氣道德巨人。

 

中土介入、撕裂邊陲

碰巧此事發生在大學開學周,各校園滿布以「香港獨立」為主題的海報和橫額,引來統派小團體衝擊及大陸籍學生撕海報的不文之舉,各大學校方也陸續以「言論自由有限度」為由加入「撕裂行動」。二事交錯,如火上加油,港人渴望多時的「修補」工程,至此已無從談起。

其實,兩事後面,都是北京在煽風點火。《環時》、《人日》等幾份黨報評論的口吻,如同打仗指揮官押陣督戰作總動員。這不僅「符合國情」,還印證了一個歷史規律:造成香港內部撕裂,北方專制政權往往是第一元兇。要明白這點,可由反向事例入手。

一向令愛國派耿耿於懷的是,港英治下的一個半世紀裡,香港都不曾自發地出現過哪怕是稍具規模的反英抗殖運動;民間甚至不曾產生過明顯的親英派和反英派對立。的確,無論是英國商艦最初靠泊香港還是大清帝國把香港割讓予英國,在這兩個「關鍵時刻」,香港人都沒有顯著的抗英意識和行動。當時的香港人,似乎已經是奴性十足的順民;不過,實際情況沒那麼簡單。筆者試以下列一組問題作為探討的切入點,並提供「盒外思維」。

民國史觀迴避了的一個尖銳問題是:為什麼村民背景的孫中山,他組織的武裝力量,矛頭竟是對裡不對外,反清不抗英?為什麼早期的孫更和英人打得火熱,出了事還有英國朋友和英國政府營救?孫在當時的滿漢統治階級眼中,是否一個不折不扣裡通外國的洋奴買辦,和今天京港統治階級眼中的大部分香港人差不多?

歷史提供不少解釋線索。

嶺南一帶的原居民、百越族的後代,在雍正以降的百多年裡,一直頑強抵抗清皇朝推行的改土歸流政策(抗拒「一國」、捍衞「兩制」),這點有堅實史料為據,筆者在本欄文章裡介紹過。這種民間的反滿漢、反霸權、視北方政權為外來威脅的意識,在中土政權管治力量穩固、北方殖民歷史深厚的嶺南城市裡比較強,在鄉村郊野比較弱,乃是自然的事;後者除了廣西貴州等偏遠內陸,還一定程度包括當時的中山和香港等沿海地區。便是嶺南的早期真漢人後裔當中,也一直有某種抗拒北人的意識,到今天亦然。

 

「港英昇平」

因此,當英國人最初來犯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包括穿鼻之戰、官涌之戰乃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期英國海軍對珠江口海域的封鎖,在當時香港原居民眼中,不過是新老殖民者之間的攻防戰,所以他們的態度是坐山觀虎鬥,甚或因為與清政府的悠久積怨,視敵人(滿漢統治階級)的敵人(英殖民勢力)為「次朋友」,以致產生了「裙帶路」的傳說。(在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底下,政治不正確的「裙帶路」傳說都已經被更正。)

的確,如果面對兩個外來政權,新的一個帶來比較良好的管治,原居民就算一開始有保留甚或反對,但跟着卻會受落。這無疑是早期港英殖民政權很快取得穩固認受性的一個重要歷史脈絡。49年之後的中土政權倒行逆施,再度加強了港英政權認受性,機制是一樣的。

這樣看,二戰末期香港歷史裡說的「漢英昇平」,或可重新理解而稍作改寫:確有其事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那就是香港歸英管治當初,作為邊民的香港原居民發現與洋人縱不平等卻可共同生活、而且大致上還活得比在大清殖民管治之下好,即有所謂的「港英昇平」。

這是關於早期香港平民社會性質的論述。與之相比,源於鴉片戰爭結果的「百年屈辱」,不過是滿漢殖民帝國敗於英帝國之後的統治階級心態概括和延伸。其實,「昇平」與「屈辱」,是一對平行時空,一在香港,一在中土,並不全然互相排斥;港陸自49年起彼此愈行愈遠之後,二者更是乾淨利落地並存。

 

二十世紀的各次中土干擾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很快經歷了兩次大震蕩,那就是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這兩次事件,都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影子;前者是因為此時的孫中山實力不足,已開始勾結蘇聯,對香港海員罷工按階級鬥爭意識形態作出聲援,而一部分海員工會領導更是屬於國民黨黨中的左派。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國際共運的黃金時代,香港本身出現嚴重勞資糾紛不足為奇,後因國共兩黨的影響而加劇,大有可能。不過,當時國共兩黨都還有一定的人民性,故其對香港工運有影響,亦無可厚非。(與天星小輪加價有關的66暴動規模則小得多,而且完全是香港內部經濟矛盾導致的,國共兩黨沒有明顯干預。)

國共兩黨淪為專制政黨,繼續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影響香港社會安寧,是二次大戰戰後的事。97之前,主要有兩起,就是國民黨勢力主使的1956年雙十暴動,以及共產黨員發動的67暴動。雙十暴動簡單地說是國共兩黨爭奪中土政權定出勝負之後的餘波;過程當中,右派暴徒勾結黑道作亂,對社會的傷害、導致死傷的人數,都不亞於後來在文革期間由共產黨員從大陸輸入的67暴動。

五十年代的國民黨已退化成專制政黨,雖不如共產黨那般質劣,而且也因為管治範圍大大縮小,結果遠沒有共產黨在大陸那麼惡貫滿盈駭人聽聞,但作為一種外來影響力,在香港社會挑起動亂,也完全不值得稱道,打着的「自由中國」名義,也泰半是虛構的。

 

回歸是

「必然」之下的錯誤

然而,外來專制力量干預香港,損害最大、撕裂最深而後果最嚴重的,當是97年之後來自中國共產黨的一次;這次沒完沒了,至今看不到盡頭,香港社會正在遭受逐步的、全方位的破壞(有人認為法治是例外,它金剛不壞、完好無缺,只要民眾一如以往絕對服從和接受所有的法庭判決,它就會是永恒的)。67到97之間的香港黃金三十年,就是那樣被外來的中共邪惡勢力前後包抄了。這樣看,一個結論是香港97回歸是錯誤的,路子走錯了。

在黑暗世紀裡,惡霸可以強佔良家婦女,自有會耍刀槍的流氓惡勢力撐腰;在那種條件之下,歷史「雄辯地」保證了惡霸的必然利益,一切以為可以改變現狀的想法都是白費心機。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做出是正還是邪的判斷,指出那強佔是不義的、錯誤的。同樣,「97回歸」可說是歷史命定,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反對都無效,但我們同樣可以說,那次「回歸」,是錯誤的、不義的。所謂「回歸」,實質是一種強佔,因此不義,體現了香港人史上的第三度被殖民。

走投無路叫天不應,這一代年輕人於是發蠻地喊出「香港要獨立!」這撕裂的呼喊完全不可理喻,粗糙、無禮、忤逆、狂莽,兼且夾雜着不少真正的「冇人性」、「法西斯」,甚或佗衰家、累街坊,兩頭不討好,左右不逢源,根本是癡心妄想,據說還是犯法的。然而,當其他香港人也逐漸發覺走投無路叫天不應的時候,他們還能夠喊得出的是什麼?

 

插圖:詹震寰

北韓成功試爆氫彈,國力急促提升,金仔威風一時無兩,連以往的蘇共領導及當今強國習大大也給比下去,成為世界上真正敢以核武向美帝挑釁第一人。考慮到上週才以長程導彈射入、穿越日本領空,以及一向以來萬顆遠程砲彈威脅南韓首爾,所以挑釁對象其實同時包括日、韓。博弈眼界精準、膽識過人,此子不僅空前,亦庶幾絕後,看來並非爛仔一名咁簡單。

製造核彈包括原子彈和氫彈的技術,不是什麼高新科技,而是七十多年前的舊貨,以今天世界技術分布而言,便是發展中國家如巴基斯坦也掌握(一九九八)。其背後的理論,若僅從愛恩斯坦的質能互換公式發表(一九○七)算起,更是一世紀有多的大眾知識。至於關鍵的投射科技即彈道科技,也相當古老。因此,任何國家要擁有「兩彈一箭」,都只是時間和意志問題。像北韓那樣發展武備不必管人民死活,還有大國從旁「通水」(提供技術資料和經濟支撐),成功並不太難。

 

西方軍事專家:尷尬

奇怪的反而是,西方軍事專家一直以來不斷質疑北韓這方面的技術水平。例如,便是這次核試之後,還有意見認為北韓還不可能掌握導彈重返大氣層的降溫技術,因此還有好幾年時間想辦法對付之云云。原因說穿了,無非是這些國家都有一種鴕鳥心態,不願面對國際上出現了一個擁核流氓卻無有效對策時的尷尬。

在美國,執政黨會因此受到在野黨攻擊而百辭莫辯。比方特朗普,他之前大罵前幾任總統通通不濟事,沒好好向中共施壓阻止北韓發展核武,現在輪到他面對北韓擁氫彈製造及遠程投射技術的事實,且看他如何反應!(註)

西方的難處有二,一是投鼠忌器,要直接制止或摧毀北韓的核武設施,必招致金仔拼死反擊,而韓日兩國起碼幾千萬人口都早已是在北韓砲彈及中程導彈打擊範圍之內,避無可避。二是縱容甚或幫助北韓搞核武,一直都是中國國策,因為養隻小老虎牽制美日,成本低而效益高,哪怕是要陷北韓人民於不義;西方國家要從中國經濟得益,所以中國完全不懼西方施壓,虛與委蛇小罵大幫忙而西方一籌莫展。

目前,迫使北韓放棄核武最有效的作法,莫如切斷外國對北韓的能源供應。中國是北韓能源的最大供應者,不斷以人道理由頂住美日要求停止供應的壓力。但是,北韓這次氫爆成功,情況可能有變。

首先,美國領土已直接受到北韓核武攻擊的威脅;北韓載核導彈已經可以打到關島以及阿拉斯加以至美國西岸。特朗普曾經信誓旦旦說過that won't happen但現在卻happen了,故如果他阻止不了,就很難下台,誇誇其談原來都是廢話。事關美國國家安全,他必須盡力保護,寧可犧牲他國人也在所不惜。不只是他,任何國家領導人,沒有其他選擇的話,一樣會那樣做。

若美國採取直接對付北韓的軍事行動,日韓肯定受損。問題是,在美國的作戰部署中,是否存在一個斬首式方案,既能保護美國,同時也足以把北韓對日韓的殺傷力減至特朗普認為「可接受」的程度。有的話,在所有非武力解除北韓核武的方案證實無效之後,實施這個軍事方案愈早愈有效,可免北韓核武進一步發展。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作戰方案,大概只有美國國防部最高級少數人知道。如果沒有,便只能靠直接或間接的非武力外交。

直接牽涉北韓的非武力外交方案已無可能,因為北韓與美國之間沒有所需的高度互信。因此,任何國家如瑞士想做中間人,都難擔保如果美國不作政權轉換,北韓也會永久放棄核武(金仔不會步利比亞卡扎菲的後塵——放棄了發展核武,最後依然須下台、喪命)。

 

北韓能源中國供應:CUT

因此,美國唯一有效的外交手段是間接的,那就是促使中國停止供應能源予北韓,辦法是威脅打貿易牌;不止自己打,還會說服日韓一起打。為此美國須付一定代價,例如忍受短期通脹;但這手牌對美國不全壞,因為部分產業會因此從中國回流。對中國而言,不依從的話,出口受損,外資流出,經濟難免衰退,最後導致政局不穩。當今美國經濟旺盛,中國則外強中乾要靠鉅額信貸推動GDP增長,顯然處下風。

中國則還需考慮一個新的國安因素。以前幫助北韓發展軍力,是要牽制美日,但沒料尾大不掉養虎為患,北韓強得足以挑釁美日,一旦戰爭發生,美日揮軍入朝,結果是中國引狼入室。此種種因素交加,中國停止向北韓供應能源便可能成事。美國若向中國建議,一讓金仔體面下台,二保證不尋求北韓解體,則中國切斷對北韓能源供應的誘因便很強大。

如果上述做法都行不通,美日等國便只能退而思其次,接受北韓成為擁核國家的現實,另想辦法保持和平及防止北韓乘勢進行核訛詐。為達此目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美國鼓勵甚至要求日韓等國核子化,必要時還可包括台、越、印尼。換句話說,這就是重複冷戰時代「行之有效」、以敵對國家之間的核武普及化為基礎的MAD策略平衡。MAD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保證同歸於盡的意思,妙處卻是置諸死地而後生,是一種依賴高度理性的恐怖平衡。

上面說過,核武技術並不很難掌握,日本一年半載就能造出核彈,以其現有火箭技術已可運載投射;台灣八十年代已有秘密做好的核彈藍圖,可進入試製階段(計劃後為美國知道,強行要求終止),越南、印尼加點勁也幾年就可以。最大的阻力來自這些國家的內部政治。例如日本,二戰後以來的反核意識十分強烈,福島事件之後更不用說。台灣綠營的一個基本政治信條是「非核家園」,連建好的核電廠也不能運轉。

 

東亞五國全核化:MAD

不過,地緣政治形勢大變,為了生存,這些國家內部的反核立場可能弱化。日本的大型核電站陸續重啟;安倍政府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遇到的阻力日漸減少。台灣方面,最近因火力發電廠人為失誤導致全島大停電,之後民間的反核意識下降。南韓新總統文在寅本是鴿派,但在北韓耀武揚威底下,有所「硬化」,前幾天更給特朗普揶揄了一番,再加上民間要求加強軍力的聲音浮現,他也很難無條件反核。

其實,反核電和發展核武,並不絕對矛盾,因為核電和核武的日常危險性不同。在非戰爭的條件之下,核電比核武危險得多。這是因為核能發電是「經常處於慢性爆炸狀態的現成核彈」;而核彈在儲存狀態之下,基本上只是一堆自然半衰的核物料,並不特別危險。以和平時期核電和核彈的事故發生率作比較,也可得出這個結論。

中國的態度如何呢?筆者認為北京應該支持MAD。這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恐怖平衡要求各國不發展「第二擊」(second strike)的能力。所謂第二擊能力,簡單講就是一國倚賴反導彈技術,在對方射出核彈之後把它打落,然後再以核彈和非核彈作強力第二擊,把對方制服。美國在南韓部署的THAAD飛彈及雷達系統,中共聞之色變,就是因為那是第二擊實力的重要一環。如果中美等國同意東亞實現MAD之下的全核化,中國要求美國撤除在南韓已經部署、在日本可能部署的THAAD,便很有道理,可能成功。

抑制非常規武器的使用,有非常規的辦法。冷戰時代美蘇對抗的一些經驗,今天可能派得上用場。特朗普上任不久時曾說過要亞洲國家自備核武,如今看來有可能實現,冷戰場景因此可能再生。說到底,冷戰比熱戰好,而對付「狂人」的辦法,也不能太「正常」罷?

 

(註) 這次北韓成功氫爆,西方國家不能不認了,因為氫爆威力比原爆高很多倍,分辨不是大問題,而核爆與自然發生的地震的震波不同,從普通地震儀的震盪記錄也可以輕易分辨出,所以這次北韓說是氫爆,一公布,美日韓三國隨即死死氣證實。

 

圖片:(美聯社圖片)

高院上訴庭判傘運三子獄刑之後,社會對本地法治是否依然獨立且健全的看法出現嚴重分歧。法律界一些一直以來對法治有承擔的人士,毫不含糊地捍衞本地法治的聲譽,認為律政司要求追加刑罰及其後上訴庭的判決,完全沒有超越法治的界限,不是無可厚非而是無懈可擊,而所謂香港出現政治犯的說法,完全沒有根據。

筆者今天就本地法治可能出現的漏洞或裂痕,對上述法律專業人的看法提出質疑。

在文明體制例如三權分立有鞏固民意基礎和深厚歷史傳統的地方,司法這一權通常也是最脆弱的、最被動的;這點在西方政治體制理論裡講得很清楚。十八世紀末年由美國開國父老咸美頓等人執筆的《聯邦黨人論叢》第78章這樣說:

... the judiciary is beyond comparison the weakest of the three departments of power; that it can never attack with success either of the other two; and that all possible care is requisite to enable it to defend itself against their attacks... from the natural feebleness of the judiciary, it is in continual jeopardy of being overpowered, awed, or influenced by its co-ordinate branches... .

這段說話,美國政治理論界和法律界到今天都奉為金科玉律。現屆總統特朗普儘管狂妄,什麼人都敢欺負,就是不敢對着法官造次(試過一兩次,但很快就學乖了),因為以力大無比的行政權欺壓無力自衞的司法權,是很大的政治罪行,他犯不着。這樣,司法權這個弱者反而有一點強勢,但那不是來自其本身,而是由於人民知道,要是不無時無刻都警惕地守護着它的話,它就會被行政權或立法權擊倒,而最終受害的是自己。

這個要時刻維護司法權的悟性,這個對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戒懼,在今天的民主國家裡,不只在法律界,在一般人的認知裡,也都已經是常識。那麼,在我們眼下的香港,當司法權不斷受到來自高於其上的專制國家行政和立法權的干擾的時候,本地法律人為什麼好像沒有同樣的悟性和戒懼,對受盡風吹雨打的司法獨立依然顯得信心滿滿?

面對最需要法治維護的那些人對法治的完好產生疑惑,為什麼我們香港的法律人好像都無動於衷,卻本能地認為那些疑惑是錯誤的、有害的;為什麼他們不是用詳盡的道理試圖說服大家不必疑慮,而是簡單地否定那疑惑,甚至提出指責?

為什麼這些法治的守護者的戒懼,不是由於國家行政和立法權的欺凌,而是由於人民道出了對法治受損的憂慮?

在專制帝國陰影底下而竟然能夠撐到今天的香港法治,無疑有相當的生命力,其中當然包含了無數剛直不阿、對法治有承擔的法律人的心血和貢獻。但是,在暮色蒼茫危機四伏的法律環境之下,面對本地法治運作的一舉一動,任何人也不能自滿,不僅要用如鷂鷹般銳利的眼神專注,還應懷一種如醫者般的仁疑去思考觀察到的現象。這種懷疑態度,見諸言論,不僅不會削弱法治,反而能夠在愈發惡劣的條件底下對法治的正常運作產生保護作用。

民眾觀察了這兩年以至最近的若干法院裁判,產生了哪些疑慮呢?

概括了很多比較零碎的疑慮,民眾心中都有此基本一問:香港是否已然產生了政治犯?對此,大律師公會主席譚允芝以否字作答。但是,她把政治犯的定義收縮得非常狹窄。她說:「政治犯是指一些人因與當權者意見不同,而被當權者以不相干的原因,由無罪屈成有罪」(見《信報》本月28日報導)。這顯然有問題。筆者試舉一例作說明。

大家知道,同一控罪,證據確鑿而罪名成立之後,量刑一定程度上包含法官的主觀,有些法官會判得輕一些,有些則會判得重一些,這在沒有行政干預的公正審判底下也是會發生的,都沒有問題,入罪者無論獲輕判還是重判,都不是政治犯。但假設罪犯獲輕判之後,行政權的確因政治原因覺得不滿意,刻意找一位素來傾向重判的法官重審,沒有對這位法官給什麼壓力,卻成功把犯人重判。常理認為,這個犯人變成了政治犯;但是,按譚允芝的定義卻不是。

可見,便是在法律人完全遵守專業操作規則、有關的法律條文本身並未受到諸如釋法蹂躪的情況底下,政治犯的出現依然有可能。

問題在於,是否政治犯,在上述例子裡,不在乎罪名與被告的行為是否相關,而在於檢控者有沒有法律以外的政治動機。

其實,按譚允芝的定義,中國根本沒有政治犯。打個譬喻,按中國「法律」,「妄議中央」是不容許的,嚴重的可進秦城;若某君的確曾經私底下妄議中央六四問題處理手法而遭揭發,被人民法庭判有罪入獄。按譚允芝的定義,這個人也不是政治犯。

顯然,譚大狀把「是政治犯」的條件訂得太高了,不符合國情港情,也不符合常理,因此無助減少民眾疑慮,反而有助特府高層振振有詞批評民眾的疑慮「毫無道理」,直到了林鄭那種含血噴人的地步。

宗教信仰不容信眾質疑教條,極權國家也不許人民表達對領導人的不信任。但法治不是宗教,香港的法庭現在也還不至於是極權者的天下,那為什麼民眾一向敬重的法律人卻容不下他們在如此不堪的人大釋法餘波底下對有合理疑點的審判結果提出疑問呢?

除了有否政治犯的大惑之外,不少人對上訴庭法官撰寫的判詞也有不少意見,其中最令人費解的,大概不是個別「特色」修辭,而是對「暴力」的理解是否過分寬鬆。衝入公民廣場會引起推撞,說的沒錯,但衝者目的卻不是要令護衞員受傷;原訟庭認為過程中導致的暴力並非嚴重。但是,上訴庭卻認為,帶頭衝的人見追隨者眾,明知若發生推撞會有人受傷卻依然喊衝,事件就很嚴重,帶頭者因此要加倍受罰。這在普通法裡是牽強說法。

如果百多名衝入者和少數幾個護衞員人數明顯懸殊,而護衞員的指揮官依然下令護衞員以身阻擋,導致護衞員受傷,那要負主要責任的是沒有行使「必要的謹慎」(due care)的指揮官(或者也包括護衞員自己)而不是犯非法進入的衝者。後者目的只是求取象徵式勝利,並非要侵犯人或破壞物。 這是普通法裡很普通的論述,為何在審判或判詞中不佔比重?

這令筆者想起一段往事。1970年暑假,筆者在波士頓一所小型文物博物館裡當守夜。館長事先對筆者說,夜巡的時候若遇盜賊非法進入行劫,千萬不要試圖阻止而必須馬上避到安全地點報警。這就是館長要求的due care。文明社會不要求普通人當烈士。(便是在戰爭裡,指揮官眼見實力懸殊硬拼必死的話,正確做法是下令投降交出武器。)

至於律政司認為黃之鋒等人以「重奪公民廣場」為口號,其中包含「奪」字,是蓄意使用暴力的證據,那就真是強詞「奪」理,暴力得很。如此寬鬆地理解暴力而產生先例,以後有人「橫刀奪愛」被告上法庭的話,恐怕要判終身監禁。那是控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可憐辯方大狀李志喜在庭上有辭而莫辯!

像這樣的疑點其實不少,政府不解釋,是意料中事,但法治精英視而不見,就很難讓人理解。民眾疑竇不解,發言為聲,法律人卻要求民眾住口,那恐怕不是保護法治的最好方法罷?

面對法治崩壞(或僅僅是法治崩壞的可能性),民眾的感覺比法律人更敏銳。為何如此,筆者有一解釋:法律人無法接受法治崩壞的可悲、可怕事實,因此採取鴕鳥政策。對畢生為法治理想服務的法律人而言,承認法治崩壞的話,一個十分困難而且痛苦的選擇就馬上擺在眼前:要麼繼續維護這個逐漸變質的法治局面 - 等同替蠻橫的行政權服務,要麼與體制對抗而批判之,成為體制敵人。台灣「美麗島事件」裡,一批人權律師出現了,為被控罪的「黨外人士」打官司,與獨裁政權對抗,有些律師因此被當權者監禁,自己也成為政治犯,失去自由。法律人走這條路也許太沉重,有些人可能因此不自覺地變成鴕鳥。

法治崩壞,民眾有感,也有不少實例說明崩壞的可能性。早前有保皇資深大狀無視普通法物權法對地下空間使用權的保障,捩橫折曲硬銷一地兩檢,令人對法律人產生疑問;同樣的人格,早已見諸不止一位律政司身上。前車作鑑一葉知秋,難道政權不可以同樣地把一些法官也變成俘虜而把法治置於險境?

筆者一向反對輕率的「法治已死」指摘,但看了最近律政司和法庭的表現,覺得情況有變。「政治已然沖垮法治」的說法今天是否成立,容或還有爭議,但對香港法治前途的顧慮,已經不是天方夜譚。

特府尋釁,傘運三子刑罰加重,鋃鐺下獄,大家都為這些年輕人嗟嘆、惋惜;香港的法治因這次案件那不堪至極的二度裁判而崩裂,更是令人扼腕。特府官員面對「政治犯」的指控,不是像張建宗那樣閃爍其詞,便是如林鄭般作鐵嘴雞式的乏理反駁,外強中乾,靠的只是赤裸裸的權力。高院上訴庭那份以香港司法史前所未見的北方政治語言書寫、以主觀臆測的心理推論取代無合理懷疑的判詞,導致法律界、輿論界排山倒海的質疑,統治階級竟無一人有言以對。

一直以來,筆者對「法治已死」、「香港出現政治犯」的一類指控都有所保留,但經過這次官司,也不得不修改看法。大家記得,在四月十九號的本欄文章裡,筆者這樣說:
「特府三年來以政治檢控作為打壓手段,人所共知;然而,本地這些被打壓對象與典型的專制國家裡的政治犯不同。後者往往是行政系統和司法系統同流合污或者行政系統完全控制了司法系統之後的產物。但是,香港的司法制度還是非常獨立的,絕大多數司法人員都很努力頂住來自行政系統(和西環)的壓力,力求保存司法獨立。倘若『香港政治犯』一詞當下在國際上傳開,世界各國的人誤以為香港的司法系統已經投降了、跟政權同流合污了,那叫正在被政權鷹犬欺凌而堅持司法公正的大多數司法人員情何以堪?」

為此,筆者提出以「特殊政治犯」一詞描述一眾被「有法用盡」的行政系統以政治原因遭刻意檢控、司法系統被動而不得已地履行裁判責任的情況底下遭判刑的那些人士。如此小心翼翼,乃是因為不忍香港法律界幾十年來點滴建立起的馳譽國際的法治聲譽毀於一旦。然而,經此一役,筆者用的「特殊」二字,已然不必。一紙判詞,充分證明傘運三子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犯:若然不是幾位主審法官自己的喪心定見見諸文字,便是由法院系統已經設置的隱形黨委書記捉刀或起碼是經其「潤飾」的產物,而絕對不會是如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說的「用了一些情緒性字眼」那麼簡單!

一葉知秋,政治犯出現了,即表示法治的根基已然鬆脫;此案若上訴無門或上訴不得直、判決結果施用到以後所有同類案件的判決上的話,香港司法從此被政權馴服而新加坡化,殆無疑問。然而,香港的法治崩壞,不會止於新加坡化。

新國政府行政系統固然能夠、而且不斷全面操控所有的政治檢控和判決,但在商業、物權和其他民、刑事案件上,法治的根基依然健全穩固,但香港因為紅色資本全面入侵,商業事務方面的法治已是危機四伏,政治環節的法治失守之後,商業及其他環節的淪陷便是必然,而且會來得很急促,因為背後的三權合作還要加上土豪金的第四權。也就是說,香港的法治,最後是上海化, 在北方政權的眼中「止於至善」。

一片撻伐聲中,特府及其說客與本地一眾《環時》派用上了「求仁得仁」的說法。這是非常不仁的說法,不僅不倫不類,而且引喻失義、涼血、殘忍,令人聯想到林鄭說她同情三子母親,不過是貓哭老鼠假慈悲。這又一次證明,什麼美好的東西,一到了共產黨及其支持者手中口裡,即變成垃圾、毒物。

「求仁得仁」一語出自《論語.述而》:
(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答話的是孔子。關於兩位「古之賢人」,故事是這樣的。

伯夷、叔齊是商朝末年諸侯國孤竹國(今河北省)國君的長子和三子。孤竹國國君生前立叔齊為太子。他死後,叔齊卻想把王位讓給長兄伯夷,伯夷說:「父王遺命,不改動。」說完便走了。叔齊覺得自己不應該繼承王位,也跟着走了。 後來伯夷、叔齊聽說岐山的西伯昌是位有道德的人,便依附於他。西伯昌死後,他的兒子、後來的周武王即位,帶着西伯昌的棺木,進軍伐紂,伯夷、叔齊不贊成以暴易暴,拉着他的馬韁繩勸他說:「父親死了不埋葬,卻發動戰爭,這叫做孝嗎?身為商朝的臣子卻要討伐君主,這叫做仁嗎?」武王不聽,進軍滅紂,建立了周朝。伯夷、叔齊不願吃周朝的糧食,跑到首陽山(今山西永濟西)裡餓死。

伯夷、叔齊悲壯殉義,距離孔子生活的時代約六百年;孔子以「求仁得仁」的說法對伯夷、叔齊作蓋棺定論,是一種無上的褒揚。而且,孔子說這話,體現的是他的廣闊胸襟。大家知道,儒家的政治道德基礎就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湯武革命」, 即古史上記載的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兩次犯上作亂、弒君的暴力革命。當時伯夷、叔齊反對武王伐紂,如果孔子不客氣一點,會說他們兩位的「仁」,不過是婦人之仁;但孔子沒有那樣說,而是認真地把這兩位歷史人物視為求仁而得仁的「古賢人」。

現實裡的情況卻是,一個對自己的人民動用武力絕不心慈手軟的政權,把完全沒有使用任何暴力的三子於抗命行動中與守衞員互相推撞而後者受輕傷的事件渲染為嚴重的暴力事件而把三子「繩之於法」,旁邊插科打諢的說客隨即以輕藐的口吻拋出「求仁得仁」這幾個字。對比典故中的歷史,馬上照出這一批人的醜惡嘴臉。(說話的袞袞諸公當中,又赫然包括大律師石永泰。上週六的一個研討會上,允石君要求,筆者為他作了紀念簽名,想來後悔,只得希望那四字是這位言笑晏晏的番書仔不熟書而作的胡言亂語。)

法治上海化,那麼政治上又如何呢? 筆者認為香港不可避免西藏化。
這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大家看得透香港和西藏表面上的各種差距分別,當會察覺兩地的同病相憐及香港趨同於西藏的傾向和走勢。對比中原的漢、共文化、宗教、語言、公德、道德和生活方式,香港和西藏都與之有深刻的差別,甚至如果仔細研究人種基因,也可得到同樣的結論(最後這點筆者不只一次指出過,而且是引用大陸基因遺傳學研究結果的報導)。

和香港一樣,西藏也是「自治區」,1951年有與中共簽署的《十七條協議》,精神內容與香港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類似,可是到後來都被中共一一否定、撕毀。在相同的待遇之下,難道西藏人與香港人的內心反應不會一步一步趨同嗎?西藏早有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香港最近也有了。那是有客觀的基礎,再加上政權所作所為火上加油生成的結果,並不是什麼梁某人、林某人個別的行動話語導致的。

是的,西藏和香港的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都有國際背景,而且碰巧都和英國殖民主義歷史有關。西藏曾經是英國的保護國,1912年至1949年之間,更在英國勢力的幫助之下宣布獨立,並且確實享受過幾十年的事實上的獨立。香港是前英國殖民地,現存的體制基本上是英國人建立的,藕斷絲連,英國管治的餘熱依然影響着香港。這是歷史條件決定的。1997年之後的香港管治搞得不好,人心思變、人心思獨,十分自然。中共若是明智,處理香港事務必要像英殖後期那樣如履薄冰,無奈不是那樣。小棒則受,大棒則走;法治消失之後會有各種更強力的打壓,香港成為中國的西藏2.0,看來已無可避免。

上週六,公民聯合行動主辦了「全面打壓下民主運動對策初探」研討會。立場不盡相同的八位民主派濟濟一堂,與兩百聽眾商量社運前瞻與整合。議題很吸引,筆者希望多了解社運人今天的看法,卻因為身在海外而錯過,殊為可惜,好在能透過看《立場新聞》的現場全直播知道內容。對關心社運和香港前途的人而言,三個多小時的錄影一點不長,只聽黃之鋒說反DQ釋法行動之前已與本土民主前線討論過現場如何協作分工,已值回票價。(註一)

八位台上講者分別是周永康、梁天琦、黃之鋒、戴耀廷教授、評論人桑普、馮敬恩、長毛梁國雄、民陣負責人區諾軒。特府嚴打之下,八人當中過半數有社運官司在身,若然入罪,刑期不會短。參與者所代表的政治光譜很闊,從獨、自派、左、右膠到泛民都包括,這本身已是一個重要訊息。2010年五區公投之後民主派分裂再分裂,至佔運之後更勢成水火;DQ釋法之後形勢有變,鐘擺蕩向整合。黑格爾辯證律走到第三步,無疑很自然。

民主派的健康整合

不過,核心的整合必須有機而健康,才能發揮力量,鼓舞群眾。從一個「碎片化」了的狀況出發,現階段怎樣的整合才是健康的呢?有台下與會者認為,各派應先反省,揚棄錯誤綱領,方能言整合。這其實不必,也不一定健康。

迄今為止,本地民主政治場域綱領競爭,無論是關乎目的還是手段方面的,只要排除一些無謂敵意,統統都是健康成分,不可或缺;各派參與整合,不必先作政治告解。梁天琦講得好:在追求自由民主的路上,問題只是我們有沒有胸襟去容納不同派別的抗爭哲學和方式。

有這方面的胸襟,聯繫到有與會者提到的社運參與門檻,綱領競爭就更易理解。例如:和理非非是上車盤,勇武則是能夠而且願意付出更多代價者的豪「擇」,而處於中間的,有不同程度的公民抗命換樓升級盤。但在過去一段時間裡,有人認為突破和平手段會引狼入室,有人則反唇相稽,認為行禮如儀的所謂抗爭不如不搞。到後來,這些指摘不幸演化為對稱的鬼論,至今有人樂此不疲(大概不全是五毛挑撥);由此可見一些「無謂敵意」的禍害。

筆者認為,反對派各方力量應該可以在完整保留自己的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參與到一個新的「人民的聯盟」裡。這個聯盟主要是一個工作聯盟,在聯盟之內,大家不必談論彼此的抗爭路線分歧,因為更重要的是找出合作的基礎;在聯盟之外,也應盡量避免互相就綱領性的東西猛做別人的「負面廣告」。

前階段的「道術將為天下裂」,尋找、定義新的抗爭方向之時,如同細胞裂變女子分娩,激烈的意見交鋒有其必要,過火也在意料之中,但在各自方向清楚之後,就不要再迷信「真理愈辯愈明」。現階段這樣減少無謂虛耗,本身就應該,要建立工作聯盟的話,就更不可忽視。

「代抗士」與「代議士」

戴教授指出一點很重要:8.31之後,倚靠《基本法》已經不能保證可以守護香港這一制,遑論賴以達致政制民主。的確,2014年中英聯合聲明由中方單方面宣告作廢之後,人大常委已視《基本法》為無物;釋法DQ之後,議會勢成政權可用可不用的獨裁工具。大家想想,建一個車站避雨亭也要事先在區議會裡諮詢的香港,如今牽涉兩制生死存亡的高鐵一地兩檢卻是政府說了算,議事文化關鍵處已蕩然無存。

不僅立會漸無要事可議,一大批能議之士更被摒諸殿堂之外,那麼「代議士」這個名詞在香港已經接近無意義。97之後那十年八載風調雨順和理非非之際,社運民眾的核心任務就是把自己的代表送進立法會代以議政。這個模式的功用現已消失七七八八,大家就有必要重新理解社運領袖與群眾之間的關係。

「舒適抗爭」大體無效,參與社運的代價普遍提高,對民眾而言如是,對運動的積極分子更如是。黃之鋒指出,佔運魚革之後運動領袖被告判監動輒「以年起跳」,必然有阻嚇作用,更多群眾敢怒不敢「行」。這並非如坊間簡單所謂的「抗爭疲勞」,而是在嚴峻的新常態底下,社運領袖和群眾的核心關係已由「代議」變成「代抗」。

「隱性支援」與「顯性參與」

相應地,群眾對社運領袖的支持,會從給選票、響應號召參與遊行甚至「鳩衝」的顯性方式,逐漸轉變為一些隱性方式,例如:

一、支持救助。長毛梁國雄在研討會上提議建立一個政治犯救助基金,籌錢打官司,組織對繫獄社運人的各種關懷工作。這個建議落實的時候,可能會擴闊一點,成為類似筆者不久前提出過的「社運救援翼」,幫助的對象不限於政治犯,而包括一些其他因參與社運而受害的人;例如,拯溺員郭紹傑,因積極參與佔運糾察工作,最近被拯溺員工會以違反公務員政治中立為由,強行永久刪除資格,就十分值得關懷和幫助。

二、深化和傳播理念。「新常態」之下,傳統媒體日益被收編,社運各派別的聲音多遭封殺,訊息傳播不易,惟有透過非傳統方式擴散(不限於互聯網);論壇活動、小圈子內的報告會、講座等,都是很好的支持方式。再者,社運領袖多是行動派,便是有自己的綱領,也不容易把綱領的論述和建構工作深化;群眾當中,有些有條件的人士,可主辦一些讀書圈,研究港中文化社會政治及有關的問題,慢慢成為民間智庫。方志恆教授和他的學界朋友組成的學者團體「高教公民」就是一例。(註二)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是不同類型的恭體力行,可替代風險代價愈來愈高的街頭參與。這些方面的支持工作,可以在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地方開展;後者在白色恐怖的條件底下,更有其需要。筆者估計,群眾對社運領袖的隱性支援並視之為自己的「代抗士」,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顯性參與。

然而,研討會上不少人討論了一個問題:一些群眾的派性比社運領袖更嚴重。

群眾派性和比例代表制

原來,不同派別的社運領袖,對重新建構行動協作平台有很強的意願。原因很可能是,處在操盤者的位置上,他們接收到的資訊和觀看到的實景很多,了解到要成就一個抗爭目的(哪怕是「階段性成果」),靠一己之力無法保證。但是,個別社運群眾能夠了解到的,相比或有更多局限,常以為靠同聲同氣者的力量(「同溫層」)便可成事。這些群眾於是往往反對自己支持的派別與其他的派別溝通、協力。

例如,抗議DQ釋法行動之前,黃之鋒與黃台仰事先有協議,但到了現場,當後者欲開展配合行動之時,卻被一些「黃絲」群眾當作意圖抽水而不得不退卻。梁天琦甚至更坦白說,過去不敢參與協作研討會,因為消息一傳出,支持者就會強烈質疑你扭軚、反對你跨派別合作。

長毛指出,這是因為,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各派領袖如果想走議會道路而勝出,必須小心翼翼耕耘和保着自己的那10%選民,不敢得失;這樣,派別之間的合作便很困難。不過,這個問題已經變得不那麼重要,因為DQ6之後,議會道路對很多新興反對派別而言,已經走不通,故這些派別的領袖反而更灑脫,不怕支持者一時誤解。塞翁失馬,反有利派別之間進行協作。

老鼠屎:左、右膠矛盾

各反對派別之間有很多矛盾,控制得不好,會讓整合的構思泡湯,其中尤以社運左、右翼之間的意識形態矛盾最難控制、最易出問題。這不僅在本地社運裡已經如此;環顧古今中外,舉凡俄國革命、中國內戰、朝鮮半島和前越南、德國分東西南北、英國退盟、美國特朗普上台、所有民主國家裡的高熱選戰,幾乎無一不滲透着左右意識形態鬥個你死我活的影子。香港社運要前行,各派必須小心管控這個矛盾。

這不是說社運左、右翼的矛盾不應存在;這類矛盾關乎基本價值,有關的爭議大多數都有實質意義。但是,各派同時要看到,香港今後三十年內的主要矛盾都不可能是這些,而是香港原有的文明開放社會體制與中共欲強加於香港的野蠻專制體制之間的矛盾。如果左右翼意識形態之爭掩蓋了這個主要矛盾,導致港中政權漁人得利,那很可悲。各派容或在自己的抗爭路上有不同的左右取向,但絕對不宜把這些取向帶進一個在建構中的整合平台,更不宜對他方施展以左或右作標籤的攻擊。

筆者以自身經驗進言:不只關乎左右翼的政治批評,任何反對派內部的政治批評都應以低調、溫和、正面釋述己方觀點為主;正如開汽車的defensive driving,目的是要自己安全抵埗,而不是要妨礙別人到達。至於長毛梁國雄提到的競選爭票問題,一旦能夠建立各派工作層面的平台,磨合一段時間之後,就應該嘗試進一步探討初選機制,由小範圍、個別派系之間開始,逐步擴大;採取的方式可以是選區迴避,可能的話還可搞一票多派。

泛民在哪裡?

傳媒採訪上述研討會之後的報導,多聚焦年輕社運領袖人物,卻疏忽了泛民的區諾軒。區屬民主黨,卻自稱一點也不溫和。他參與這次研討會,意義是正面的;如果事先是與黨內大老商討過的,則更有一些弦外之音需要大家細嚼。他在會上從親歷的角度分析反DQ釋法遊行的組織層面不足之處,也很有意思。或者,反對派光譜的兩極,某階段也可以甚或需要來一個破冰,而區這次參與,可看作一個伏線。

筆者歷來對社運、對香港都採取一種很根本的樂觀和信任的態度,對一些人皆認為負面的事情作正面解讀,因為深信大多數港人都是善的、智的,在關鍵時刻會醒悟,做出應該做的事情。難道你不相信,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天地的最深處飽含着正氣,光禿的樹木在深冬最寒冷的那天開始發芽?

(註 一) 這是《立場新聞》的論壇全錄影連結,聲帶在5分30秒左右開始 :http://bit.ly/2wbQ5is

(註 二) 方志恆教授等人成立的「高教公民」FB ︰http://bit.ly/2vZDPlL

教育副局是中共的人,香港學生接受大陸政權導引的方向洗腦無可免,問題是效果如何,會否反彈。大家記得當年羅馬尼亞毛左共產強人齊修斯古夫婦被起義群眾就地正法那一幕,廣場上的年輕「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特別多,包括掉轉槍頭的那些士兵。大陸似乎行得最通的那套,拿來香港卻不會適合這兒的水土,因為文化走向百多年來不一樣,最近七十年更可謂背道而馳。一項由兩位英國學者和兩位在港大陸學者(「港漂」)做的多學科研究很有趣,主題是「狩獵比賽」,筆者認為研究結果有助說明這點。

 

你慣凡事「睇頭」信權威嗎?

凡事「睇頭」信權威,恐怕是大陸學校和社會教育從小「定向」培養的結果,學生到了大學階段,這種文化性格應已相當明顯。上述學者做的實驗研究,就這個性格傾向的強弱比較了四個不同的大學生樣板組,每組約七十多人,分別是(a)英國當地的「白人組」,(b)母語為粵語的本土「香港組」,(c)大陸人「留學英國組」,(d)中國當地的「大陸組」。其中,c組即大陸留英組的表現最令人注目;這組留學生從大陸到英國學習的時間不算長,有些一年、有些兩年,但在實驗中的表現竟與本土香港組和英國白人組趨同,卻與d組即大陸組拉得很開。

實驗比賽很簡單,要求每一參與者用電腦獨立設計原始人狩獵用的箭鏃,設計參數一共五個,包括箭鏃的長、闊、厚、形狀和顏色。實驗的主辦者事先知道最優設計參數,但參與實驗的學生卻無此資訊,基本上要靠自己一再試錯,尋求最優。每一次設計都應用到虛擬狩獵上;電腦程式會按該設計與最優方案的差別大小扣分,又按該設計用在虛擬狩獵時的「殺傷力」加分。參與者可根據各次設計的得分為下一個設計作調整。

狩獵「季節」一共三個,每季的狩獵次數為三十,每次狩獵都可用一個新的箭鏃設計。頭兩季的每一季期間,最優設計都不變,但第三季的會忽然變化三次(這可以理解為不同季節有不同獵物,而第三季裡更有三個不同獵物相繼出現,相對應的最優箭鏃都不同);參與者事先知道這個變化規律。在每季狩獵開始之前,各組參與者都可以觀察該組的「師傅」作五次示範設計和狩獵,師傅每次的設計和得分都對組員公開。每季開始之時,任何參與者皆可決定「照搬」師傅得到的最佳設計,但一旦決定照搬,參與者在該季便不能更改參數,而必須沿用該設計三十次。按照每季狩獵總得分,參與者會得到相應的(真!)金錢報酬。

 

洗腦的供求關係

實驗結果:(一)首季,大陸組的平均照搬率最高,超過白人組兩倍,有很大統計差別(statistically different);其餘兩組的照搬率處在大陸和白人組之間而明顯靠近後者;(二)次季,大陸組的照搬率幾乎不變,但陸人留英組的照搬率下降了,幾乎與香港組和白人組看齊;(三)只有在試錯失敗風險較高的第三季最後七個狩獵裡,各組的照搬率都升高而趨同,但與大陸組比較時,白人組及陸人留英組都依然與之保有統計差別。所在地靠近大陸的香港組,照搬率此時卻最與大陸組接近(能不警惕?)。

另外的試驗結果顯示,照搬者的三季總得分最高,但獵物突變(箭鏃的最優設計參數突變)之後的失分卻最多,顯示如果環境常變急變,對照搬者最不利。這些結果無疑符合大家的直觀(intuition)。(註一)

實驗有設計特殊性,結果不宜過分引申,但很明顯的一點是,「睇頭」信權威的心理,在各組人之中,以大陸當地人最強,受西方影響而減弱;這個直覺,透過實驗得到實據。怎樣理解這些結果與洗腦的關係呢?筆者提出一個洗腦的供求觀。

政權是洗腦的供應方,個人是需求方,「睇頭」信權威的程度是對洗腦需求大小的基礎,也是政權有效洗腦的潛在因素。 實驗結果指「睇頭」信權威在大陸人組最強,即顯示大陸人對洗腦的需求最高。百多年來與大陸分家的香港人和新近離開大陸到西方生活的人,只要不是在風險很大的情況底下,都會傾向信自己,洗腦需求很低,與受西方個人中心主義文化影響最深的人趨同。

那麼一個有理的引申是,香港人如果回大陸生活工作留學,或者留在香港卻受各環節赤化威脅,不服從權威的風險都增加,都可能演化出對洗腦的較高需求。由此可見香港學生反國教、社運反赤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拉馬克主義的基因學基礎

更深入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政治文化的衝擊,會否直搗生物層面,先是影響DNA,最終透過物競天擇的機制改變遺傳因子?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的西方科學界認為不可能;之前一百年的進化機制大辯論,以達爾文進化論的物競天擇概念及基因變異為基礎的學派勝出(原有物種因基因隨機變異演化出新物種,但只有那些能通過物競天擇篩選的物種能夠成為穩定的新物種),另外的拉馬克學派(Lamarckism)認為的個體習得的慣性行為及其對個體自身的身心影響可直接進入遺傳構成新物種之說基本上作廢。

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降,大量分子生物學新發現導致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筆者月前介紹過)在西方生物科技界興起,拉馬克的觀點有了新發展,所引申出的思潮,已經在社會科學以至文化理論的領域裡立足,其中特別以哈佛大學J. Henrich、史丹福大學M. Feldman和劍橋大學K. Laland等人提出的「基因文化互動進化論」(gene-culture coevolution),已經進入主流,成為現代進化論當中的一門顯學 。(註二)

今天筆者特別選介一項與政治文化有關的研究:集體主義文化的可能基因基礎。這項研究的物質主角是血清素(serotonin),主要存在於動物(包括人類)的胃腸道,血小板和中樞神經系統中,是幸福和快樂感覺的引致者。人體血液中的血清素含量主要是由第十七染色體中的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決定的;這個基因有長型和短型之分。2003年,一組英國科學家在紐西蘭做了一個突破性的研究,發現血清素轉運體基因是短型的人體內含血清素較少,容易患抑鬱、有較強的自殺傾向。

2009年,前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Joan Chiao與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NIH 的K Blizinsky發表了一個研究結果。他們研究了29個國家的五萬多個個案,發覺在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烈的東亞國家的人,含短型血清素轉運體基因的比率高達八成,幾乎是集體主義傾向較弱的西歐國家的兩倍。他們提出的解釋是,集體主義有利疏導各人心理壓力,減少抑鬱等心理症狀,彌補血清素含量過低的缺點。(註三)

 

東方集體主義與遺傳學

是耶?非耶?類似的研究結果愈來愈多,有些結果更是互相矛盾的,學術界也有不同的意見和對研究結果的理解。近期,一些歐洲的研究更顯示,嚴重的精神壓力事件會透過表觀遺傳學機制直接影響人體基因內的DNA,威脅基因的變異。(註四)這就替「新拉馬克主義」提供了發展潛力,儘管這方面的思維依然不能缺少物競天擇和基因遺傳與變異的機制。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專制傳統非常深厚,政權壓迫的手段穩定而嚴酷。幾千年來,嚴重的肉體及精神壓力事件的旁觀者及生還者身上,有沒有發生過因應的基因變異?「槍打出頭鳥」的政治文化傳統形成的物競天擇機制,會不會把帶反極權性格遺傳因子(存在的話)的個體不斷淘汰,造就了近代中國人當中特濃的極權性格?

更與目下香港人攸關的是,七十年來,像打地主、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8964大屠殺之類的「震撼到靈魂深處」的現代中國政治事件,有可能在兩三代中國人身上產生了以DNA替代為基礎的表觀遺傳學效應,導致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已經出現現代遺傳學意義上的異化,雖然還不一定是生物基因層面的撕裂。

 

(註一) A. Mesoudi等四位學者刊登在2015年1月皇家學會論文集B的論文是《Higher frequency of social learning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shows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evolution》,http://bit.ly/2hFMLqq 。

(註二) 這方面的參考論文,筆者推介幾篇,都可在線閱讀:Feldman & Laland的《Gene-culture coevolutionary theory》,http://bit.ly/2vKYkTA ;Koonin & Wolf的《Is evolution Darwinian or/and Lamarckian?》 http://bit.ly/2uldudL ;D. Kolodny等人的《Game-Changing Innovations: How Culture Can Change the Parameters of Its Own Evolution and Induce Abrupt Cultural Shifts》,http://bit.ly/2wpEj1G 。

(註三) Chiao & Blizinsky的論文在 http://bit.ly/2hFTEYF 。

(註四) 可參考http://go.nature.com/2fopgRQ 和 http://bit.ly/2vLe4pg 。

 

插圖 詹震寰

特府強拋一地兩檢,準備「租出」香港空間予大陸,用作高鐵清關,並同時執行大陸法律。由此引致的「割地」和「設租界」指控,已響遍輿論界。今天,離心主義不止於影響年輕人,故特府的做法,直接替中共已然不堪的形象多添一層濃厚殖民主義色彩;加上這幾天梁前特替方案大力吹噓,「外來政權」出賣港人利益的意味於是更形清晰。

「租界」既成了一個熱門詞,大家不妨多了解一下其歷史背景和意義;那不僅有助觀照一地兩檢問題的性質,還可破解一些對中國近代史的迷思。避免食「史」不化,可能是港人因高鐵失去一部分土地「次主權」之餘的最大得益。

 

國史:三次大規模領土擴張

歷史的迷思多着,筆者挑一個「不方便」的例子入題:殖民帝國在別國設租界,不由十九世紀東西洋列強專美;中華帝國同期間也曾在朝鮮設立中租界,情節惡劣,為時不短,今天經過了多年美化的的仁川唐人街,就是當年中租界部分遺址。這是怎麼回事呢?

熟讀清、民、黨版近代史而未及批判便全盤吸收的話,很可能走漏一個基本事實:「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只不過運程有大起落。兩千多年期間,中土之國有過三次侵略性擴張,規模之大,囊括人口之多,效果之持久,西方十五世紀以來的近現代帝國主義瞠乎其後。朝鮮中租界的出現,不過是這段帝國擴張史晚期的一道回光。

中華帝國第一次武力擴張是在秦漢之世。秦向南伸展,霸佔了今浙江、福建、廣東、海南、越南、廣西、四川,即古越族及古巴蜀人的居地。漢除了成功「收復」秦末趁機脫離中土管治的南方地區,還把目光投向西北,征服了河西走廊,即今天習近平說的絲綢之路中國段在新疆以東的那半。這次擴張是遠古華夏漢族的傑作。

第二和第三次,則主要是近古的蒙、滿族汗馬功勞。蒙人奪得的今中國土地主要是廣西、雲南(其餘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版圖,元亡之後明朝無力接收)。之後,滿人於白山黑水崛起,陸續併吞了包括蒙、疆、藏的大片土地,另加百浬外海上的台灣。

台灣的土著當時還處於刀耕火種、石器與金屬時代交替之際,面對高度文明的滿漢殖民侵略者毫無還手之力,比同時期遇上歐洲白種人的美洲土著更不濟事,給殺戮得所剩無幾。

這個令不少國人回望總覺無比自豪的擴張運程在十八世紀末達峰。一七九○年,國人拜過乾隆八十大壽,這位世界級的帝國主義者就給自己封作「十全老人」,標榜的是那贏得最得意的十場血腥掠地戰爭,把朝、蒙、疆、藏、尼、緬、越、台灣、琉球都臣服了。

沒想到的是,不出一百年,這個運程要從巔峰掉到深谷的底。自視為天朝上國之民,一次又一次敗在東西洋人手上,所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宇宙之間沒有更嚴重的了,而且任憑你病夫變強國,也無法醫治。類似的毛病近年據說香港人也有,但相比不過是芝麻綠豆。

 

和尚動得,我動不得?

實際情況並沒想像中差。中華帝國當時已經「大到不能倒」,比它更不堪的國家民族比比皆是,例如朝鮮。朝鮮好比魯迅短篇小說《阿Q正傳》裡的小尼姑,中國就是那個恨得發癢、喃喃自語「和尚動得,我動不得?」的阿Q。於是就有了朝鮮中租界這回事。

幕府時代末,日本思想界再次提出侵略擴張的理論,以征服世界為終極目標。經濟學家佐藤信淵主張同時西侵朝鮮中國、南侵東南亞。一八五三年「黑船來航」之後,武士兼改革派精神領袖吉田松陰更倡議「失諸歐美,補償於鄰國」,加強了擴張主義動機。

一八六八年日皇明治宣布維新,實際主政的大久保利通等人十分支持擴張主義,影響了當時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伊藤博文;一個以併吞朝鮮、入主中原為稱霸世界開端的「大陸政策」於是成形。第一步進行得很順利。

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派艦隊到朝鮮海岸測繪海圖,遭朝方炮擊後反擊,趁機攻陷朝鮮江華島炮台。翌年二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准許「日本國航海者隨時測量朝鮮海岸,審其位置深淺」,並賦予日本在朝鮮的領事裁判權:「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各口,如其犯罪交涉朝鮮國人民,皆歸日本官審斷。」

不過,條約第一款卻說:「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這當然是謊話,卻是說給強弩之末的中華帝國聽的;朝鮮當時是中帝藩屬,日本卻想據為己有。(註一)

 

阿Q動了小尼姑:中租界

中國的反應有點出人意表。一八八二年,中國藉口協助朝鮮鎮壓兵變,派軍入朝;十月,逼迫朝鮮簽署《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此《章程》劈頭第一句就說:「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製,毋庸更議。 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列。」這明顯是與日本較量。

怎樣優待屬邦呢?首先,朝鮮也得「享受」中國在朝的領事裁判權:「(在朝發生的)財產、犯罪等案,如朝鮮人民為原告,中國人民為被告,則應由中國商務委員(相當於領事)審斷。如中國人民為原告,朝鮮人民為被告,則應由朝鮮官員將被告罪犯交出,會同中國商務委員按律審斷。」這裡說的「按律」,指按《大清律例》。

然後,中國推出比列強更荒誕的「炮艦政策」:「中國兵船往朝鮮海濱遊歷並駛泊各處港口以資捍衞,該兵船自管駕官以下與朝鮮地方官俱屬平行」。宗主國的艦長在藩國的權位,與當地市長同(這好比遼寧艦抵港,其艦長的權位就等同林鄭),這不僅超越了日帝對朝鮮的要求,就是連英帝此前逼迫中國簽署的《南京條約》裡也不曾有過。

緊接着,中國利用《章程》說的「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建屋」,仿照列強在上海設立租界的經驗,在仁川、釜山和元山這三個最重要的朝鮮港口設立租界,名之為「華商地界」,各有正式章程。(註二)

華商地界章程規定,中租界內重要事務概由中國駐朝商務委員決斷,華商商董協助執行。治安方面,由朝方巡捕和中方夥同有經驗的英國巡捕聯合負責;朝捕管轄朝民,華英巡捕保護華僑及日裔以外的外僑,華英巡捕由華商英商合資聘用(日僑自有日本領事保護)。稍後中國向朝鮮施壓擴大仁川中租界,就沒有再聘用英國巡捕。(註三)

大家可以看到,中華帝國主義的行徑,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葉,在其軍事實力所能及的地方,霸道處絲毫沒有改變,比起東西洋列強的做法,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少中華愛國者提起近代史,講的就只有「百年屈辱」,那也許是無知,也許是虛僞,都不值得稱道。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中租界被日軍佔領。翌年,《馬關條約》簽訂,朝鮮終止與中國的宗藩關係,名義上獨立,至一九一○年正式被日本吞併;中租界乃於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被迫廢除,總共存在了三十一年。在中華愛國者心目中,那大概也是百年屈辱的一部分了?

 

中共對不起上海租界

十九世紀中葉,英、法、美等國在上海各有自己的租界,後統一成為公共租界,但法國又脫離出去自成一體,體制上與公共租界有很大分別。上海公共租界是當地外國僑民的地方自治體,並不直接受外國領事甚至是英國領事的管理,但法租界則受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正式管轄。二十世紀初,法租界要求袁世凱政府准其擴大,袁答應了,但條件是不能窩藏革命黨。可是,法租界一直都是十分開放自由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頒布《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一條規定凡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的革命活動者處死刑;第二條規定凡與革命運動發生聯繫或以文字圖畫演說進行革命宣傳者亦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這一條的嚴苛程度跟中共對付劉曉波的法律大概差不多);如此等等。可是,法租界政府既不承認也不執行這條惡法,並在國共鬥爭當中採取中立。(註四)

因此,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國民黨白色恐怖底下,上海法租界成為了全中國思想界最活躍、言論最開放的一小片「樂土」。陳獨秀經常出入此地,並在此為家,中共成立的地點也是在法租界;陳不只一次因為收藏禁書,被法租界巡捕逮捕,也都是罰款了事。旅法學者郭宇岡這樣介紹當時的境況:

「在法租界裡,有多所法國學校,比較著名的有聖依納爵公學(今徐匯中學)、震旦大學等。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戴望舒、施蟄存、劉吶鷗等都是震旦大學學生。 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方君璧、龐薰琹等曾留學法國的藝術家,歸國後都來到了上海法租界。」

「一九三二年,劉海粟,倪貽德、王濟遠、傅雷、龐薰琹和張若谷六人發起,在上海成立了『摩社』(摩社即繆斯,希臘神話裡的文藝女神)。 這一切造就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黃金時代,而法租界區毫無疑問就是上海的『左岸』,文學、藝術、音樂、戲劇、舞蹈,所有的故事都來源於此。」(這是中共官方引用的資料:註五)

魯迅晚年居上海,但不住法租界而選址公共租界。那時上海的外僑以日本人最多,數約三萬,佔了上海所有外僑幾乎一半,主要住在公共租界。魯迅是留日的,日本朋友多,大概是他選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個原因。又因為他是「左聯」的領軍人物,左聯亦在公共租界落戶,因此也聚集了一大批左翼文人住在那裡。

 

陸人與狗不得進入

中共從起家到保命,都受過上海兩個帝國主義租界的大恩大德,照理應該感激不盡;不過,受限於馬列邪說和國家主義,在其洗腦文宣和教科書裡,租界都是萬惡的。徵諸歷史,租界縱有各種不是,但中共那種官方說法難以成立。看今天大陸政府控制思想、打壓言論自由的嚴酷,當年的租界相對是天堂。(大家記得,還不是那麼久之前,陸人與狗都是不能進入那些「華僑商店」、「友誼商店」的。)

特府搞一地兩檢,港人懼而視之為設置現代中租界而大加撻伐,怕的是逐步失去自主自由。其實,如果大陸要設置的是近代史上那種「萬惡的」列強租界,則港人有的是生活在那種租界裡百多年的經驗,不高興也絕對不會如現在那麼害怕那麼反感。那倒要問問《環球時報》一類的理論家們,這到底是香港人的奴性,還是中共的獸性使然?

 

(註一) 見維基文庫 http://bit.ly/2wjbhzU  。

(註二) 見維基文庫 http://bit.ly/2tWXoXB  。

(註三) 大陸學者賀江楓的《朝鲜半島的中國租界——以1884至1894年仁川華商租界為個案研究》資料相當豐富。不過,賀認為「仁川華商租界具備租界所必備的特質,與近代中國所言之租界有共同性」,卻因朝鮮是中國藩屬而認為未可等同西方列強在華設立的租界,顯然是為了加一層「政治正確」保護色。詳見 http://bit.ly/2f6kus6 。

(註四) 參考大陸二閑堂文庫口述歷史《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與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http://bit.ly/2wjdbRh   。

(註五) 見 http://bit.ly/2vlbe9A 。

 

插圖:詹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