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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壹指禪 壹角度 壹計就明 事實與偏見 氣短集 坐看雲起時 壹樂也 潑墨 投資與良知 關公不是災難 肉食中環

塵埃落定,明顯看出北京的確在意香港「撕裂」;不過,這個在意,只限於統治集團內部,簡單說就是在意唐、梁板塊之間那道裂痕。

這次特首選舉,要義在於讓人更清楚看到香港高層政治生態,以及北京的干預角色。由此觀照「曾俊華現象」,分析他的個人政治去向,有助解答香港政經發展的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本地資產階級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群眾性政黨?大家意識到,「曾俊華」一夜之間成為一個含金量極高的政治品牌,無論哪一方勢力都不能忽視,甚或要爭取為己有;他的個人政治取向和歸宿,因此具社會意義。

 

小板塊掌政:頂層失衡

2012年的選舉,梁營偷壘成功,導致香港商界頂層頭輕尾重地分裂、失衡。大板塊丟了政治地盤,屈居統治集團的內部反對派;小板塊得意忘形,看風駛盡𢃇,對龍頭老大只是招降納叛,無半點「只有香港營」的味道。政治上,梁營極左盲動,導致天下大亂,獨、自運動鵲起,唐營卻在旁邊看熱鬧,自由黨還不時向特府放冷箭。

此局面絕非北京所樂見,所以習氏一直對梁特非常冷淡,去年12月終於作出了斷,讓梁特下堂、梁營解散、梁板塊歸位(cut down to size)。梁氏以為「搞政治」投北京所好,就可保持權力、增加板塊利益,沒料搞錯了。這次北京提拔林鄭,競選團隊卻主要由唐營人馬把持,並且在她的政綱裡點明要取回中策組踰僭的與人事任命有關的權力,就是補救香港統治階級內部政經失衡的舉措。

凡在中環打過滾的人都知道,板塊之間,鮮少可以和解,紛爭只能壓服,好聽點說是「擺平」。

在港英年代,政府能夠扮演「終極利益分配者」(太公分豬肉)角色,商業利益之爭控制在商業環節,商人不能犯上作亂,故政府管治權力始終非常穩固;維持這局面的條件有兩個,現在都不復存在。

 

分豬肉:港英容易特首難

一、制度原因:殖民地港督是英國從海外委派的,上任之時與本地商界板塊沒有所謂「千絲萬縷的關係」,板塊之間大體上不會因港督本身的利益衝突而對其仲裁角色有所猜疑,港督因而可以按板塊自然比重及其變化進行經濟利益分配和政治權利微調,原有的政經平衡因此容易保持(這裡說的「政治權利」狹義地指獲得能夠影響最高決策的行會立會議席和重要公職等)。

但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不似港英時代身份地位比較超然的港督,而直接來自本地利益集團,不然就是集團囊中物、代理人,透過板塊操控的選舉委員會上位。如此,利益分配失衡愈來愈嚴重,結果演化成政治上「不是梁風壓倒唐風,就是唐風壓倒梁風」的局面,兩者的鬥爭由裡及表,包掩不住。本來,中聯辦或可擔當「終極利益分配者」角色,無奈派來的京官本身就嚴重腐化,絕不滿足於蠅頭小利,而都是要趕緊歸邊即食大茶飯之輩。

二、誘因轉變:殖民地時期,本地財團主要是英國殖民地資本,也有少數本地華資;它們的第一利潤中心是香港,其他次要利潤中心也多半在新加坡或南非等前英國殖民地,而不是在英國本土。由於這點,港英政府總督就是這些財團基本上唯一的政治效忠對象,非常直接。但是,九十年代前後,情況生變,英資逐步撤出,華資則在接手乃至幾乎囊括整個香港商界同時,開始在大陸建立另一利潤中心,而且比重愈來愈大。

大家知道,在大陸逐利須與權力共謀,上下皆如是;港資有優勢,大者能直達中共權力最上層,四十年來與一眾京官太子黨駙馬黨建立了非常個人的金權關係。港商要利益,京官有權力,你效忠於他,他就給好處(其實效忠是雙向的,因為大陸權貴要有海外關係——大家記得溫家寶來香港急於求見李超人那一幕)。

這樣一來,英殖時期那種本地財團直接而集中地效忠港府的模式完全改變了;港商與京官之間建立了另一套直接的金權紐帶,繞過香港地方一級權力機關(指特區政府和西環),猶可進行高利潤運作。但是,從地方一級管治效益看,這種「效忠分散」是不利的。尤其是像過去四五年,香港管治機器被本地小板塊及在大陸處下風的江派把持,大板塊就不買賬,一擺姿態(例如撤資),中央就有反應,梁特就要下台。

 

「李家之城」頂層穩定

然而,在「效忠分散」的格局下,換了是香港管治機器由本地大板塊及在大陸處上風的習派把持,管治還可以大致上如中央所冀望地相對穩定。這樣一種局面,無疑就是北京要透過這次特首選舉達至的。具體而言,中聯辦會變,共產黨會用它慣用的方法整頓:摻沙子、換班子。至於特區政府裡,今後五年或十年,會是唐風壓倒梁風,梁粉只留一兩個活口點綴;換句話說,從統治階級觀點看,由「李家之城」操控政府,是香港頂層穩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經濟實力與(狹義的)政治權利比較能夠匹配。

曾俊華就是在這樣的場景裡正式登上香港政治舞台。然則,他既然敗選了,還有什麼更長遠的政治作用、更積極的政治角色呢?

上面說過,這次選舉換人之後,會實現中央所冀望的頂層相對穩定。但是,這只是梳理了統治階級內部結構關係;除此之外,還有廣大民眾這一瓣要考慮。香港進入半開放社會之後,共產黨發覺,搞本地中產和知識階層民眾政治不是它的強項。

二十年來,當權派組織如民建聯、工聯會、大量新移民和「港漂」組織、各類型智庫、喉媒、統戰機構如港區人大政協,再加上近年新出現的一眾「愛字幫」、「幫字派」等左派或極左組織,數目爆發性增長,資源要多少有多少,但是人心不回歸就是不回歸。2014年的佔領運動,主力參與者是八九十後。同時出現的自決和獨立運動,支持者本是青壯年居多,已經夠北京認輸的了,現在日漸離心的,更不止於青壯年,那就更叫共產黨不安。抓不住中間民眾的心,只得貶踩民意,於是陷入惡性循環。

 

統治階級統不到中間民眾

另一方面,共產黨的同路人——香港的資產階級,始終未能發展出有生命力的中產保守政黨。梁派不用說,葉劉的新民黨,經過這次她參選特首不入圍,領導層會分裂,一般骨幹也會離散,食盡鳥投林。去年有個別前泛民人士想走親中「中間道路」,也完全不成氣候。

唐派靠的自由黨,長期都只是一個精英俱樂部,2003年反23條立法事上倒戈一擊,確能爭取到一些中產群眾,但也不過曇花一現。唐營需要的,一是能玩密室政治駕馭小圈子選舉的能力(這個已有),一是一個群眾性的中產保守政黨(這個未有);有這兩方面的政治能量,它方可在今後二三十年甚或「後47」的階段裡穩掌香港統治機器。政治人曾俊華橫空出世,給予唐營這方面的進一步想像和發展空間。

 

曾俊華的政治品牌優勢

是次選舉最後兩個星期裡,曾的個人魅力發揮極致,破了香港紀錄,毋庸筆者多說;單看他年逾花甲,卻在所有年齡組別裡同樣叫座,便證明他是搞民眾政治的天才、一筆絕對寶貴的政治資產,其「薯片叔叔」的品牌價值已經可以清楚估算(這個品牌背後是成千上萬被他政治性地調動了起來的中間派港人——各種泛民支持者還未算在內)。問題是,他會把這筆資產押給誰?

這個問題的答案他自己很可能已經知道:像他那種身價地位的人,決定辭職參選之前,一般會慎重考慮一旦敗選之後的最可能下一步。那一步是什麼,筆者不擅長亦無條件替他作心理分析,所以只能客觀推導。他今後出路大概不外三條:退休享清福、以他的財金背景「搵真銀」、投身民眾政治。論後者,有兩個可能性,一個的實現或然率很小,另一個很大。

有人會說,若他選擇從政,首先應該考慮服務民主派,因為按政治倫理,他這次能有驕人表現,先決條件是能夠入閘,而民主派百多張提名票是關鍵,況且他的支持者當中,淺黃佔比應該不低;也就是說,他欠了民主陣營一筆。

不過,這個想法有弱點。之前與民主派的協議,如果不包括敗選之後替民主派做事的話,便是一種條件性一次過你情我願的交易:他從民主派那裡得到的是入閘和有所表現的機會,他給予民主派的,是一個夢,或者說,是一個對共產黨的憎恨的表達和發洩機會;現在貨銀兩訖、兩無拖欠。如果他是一個未出櫃的民主派,那是民主派走運;如果不是,後者不要表錯情。

 

民主派勿表錯情

筆者估計,薯片叔叔若決定以後從政,替唐派成立並領導一個略為親中的資產階級保守中產群眾性政黨,是最大可能。這個發展,共產黨絕對支持。

薯粉不必替他擔心,「美帝臥底」那回事,不過是「選舉語言」,而且中央從來沒親自說過,是梁派嘍囉或者幫港出聲那些傢伙胡亂編織的訛語;甚至可以估計,由於他搞中間民眾政治價值高,能共產黨所不能,已經有統戰部的人登門拜訪向他真誠道歉了。不然,什麼叫「包容」?什麼叫「修補撕裂」?共產黨的那些體己話可不是隨便對民主派說的。

民意京意背馳,今天看到的,乃九七以來最嚴重。例如,本月14日最新港大民調錄得梁振英上任以來最差的聲望數據,民望淨值為19%支持-77%反對=負58%;評分則只有39.4(0最差,100滿分)。這何止是他「上任以來最差」?筆者翻查○五年董伯下台之前最後一次民調數字,民望淨值為負51%,評分則是47.9,幾乎合格;比起梁特,董簡直優秀。

然而,如此不堪的本地政治生物,卻給捧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層次,當上政協副主席,在中南海袞袞諸公眼中,異常珍貴,「威望」極高,習氏與他握手40餘秒,合情合理,哪似港人當他地底泥、鞋底屎。對同一個政治人物評價如此南轅北轍,正正反映「一國」與「兩制」之間的,不是簡單差異,而是水火不相容。毋怪以孔慶東為代表的大陸人罵香港人是狗,以本土派為極品的香港人則封大陸人為蝗。如此,港陸焉能不撕裂?

 

金翅大鑊鳥!

梁已是跛腳鴨,有多少人反對他任特首本來不重要,但問題是還有一位以「梁振英2.0」的形象入閘的特首候選人在爭位。這位仁姐在西環不斷加持之下,得到最多的提名票(580),距決戰達標數601只一步之遙。但提名票是記名票,西環擔心的是:在最後不記名投票時,會有多少選委斗膽「棄明投暗」,搞不好讓林鄭陰溝翻船?

拿齊頭數簡單計算,具「廣泛代表性」的千二選委當中,300是民主派,餘下的900是保皇派人數上限。假設反對梁振英1.0任特首的人,也同樣反對「梁振英2.0」,則從上述民調結論可導出,最多900名保皇派選委當中,只有一半即不超過450人是支持「梁振英2.0」的。(註一)也就是說,按理(自由意志/民意)投票的話,林鄭得票只能低於450(37.5%),小圈子選舉極有可能要進入第二輪。

孤證不立,有必要用另外的、完全獨立的數據作比較。上週有四項民調出爐,分別由香港01、now新聞台、新論壇和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發表,錄得林鄭任特首的毛支持度分別是33%、32.5%、36.7%、43.3%(還有《南早》的,但該報是大陸人馬雲擁有,在重大港事上殊不可靠,竟錄得林鄭的毛支持度為29.5%即三成不到,甚有《成報》味,不用)。四組支持度的平均是33 + 32.5 + 36.7 + 43.3 = 36.4 (%)。這和上一段得出的「低於37.5%」的結論非常吻合。(註二)

問題是,如果要進入第二輪投票,胡既出局,他的票主要流向曾。林鄭金翅珍氏大鑊鳥!大家說西環心寒不心寒?要不要出盡喫奶之力、用上「民望不振威望補足」之類的哄騙術保奶媽上位?

 

民望不振,「威望」補足?

世界上根本沒有獨立於民望以外的威望。這是因為,民望、民意不止多元,而是無所不包。開放社會民調人詢問市民關於某領導人的意見之時,每個市民的答案,透過其意識和潛意識,涵蓋了他對這個領導人所有方面的評價,包括立場、往績、人品、舉止、親和力等,自然也包括「威望」,以及所有這些元素的主觀比重。民意所以是一個飽足統計數字(sufficient statistic),用威望與它平排,完全多餘。當然,不排除有個別市民擺放其主觀比重的時候,「威望」是1,其他都是0,反映自己的一種專制傾向或者崇尚獨裁的性格。

極權社會裡,民意無法正常有效表達,官意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特別重視一個「威」字;什麼「漢官威儀」、「不怒自威」、「威震四海」等,散發出的強烈氣味,大家在國史上都能嗅到。

因此,「民意與數字無關」,從來都是共產黨的護身說法。多年前批評共產黨專制的人喜歡抓痛腳,質問如果人民那麼支持它,為何不敢讓民主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甚至連搞常規性的對領導人的民意調查也不許;黨媒的標準說辭是「歷史已雄辯地作出了選擇」,靠的不是民意,而是裝扮成民意的武裝鬥爭史。也罷,那時兵荒馬亂,以民調測度民意很困難,但今天大陸是「康乾盛世」,還以那個六十年前的「雄辯」充數,分明是騙局。在民意和民調已經深植市民政治意識的香港,林鄭在大家面前也玩這個把戲,不愧是黨的好孩子。

「一國」操控了香港這趟選舉,比較容易測度的民意受輕視,能夠主宰一切的京意卻難測,不僅在於它可以翻雲覆雨,更在於港人無法看穿大陸黨內鬥爭誰控制了大局,也無法參透控制大局的那方,是否也全權負責操控香港政治這一隅小局。

然而,港人看得出的,是本地權力鬥爭的兩個基點:一是唐梁之間的板塊利益之爭,一是以全面赤化香港為目的的西環攪局。二者有關聯,例如板塊也有迎合西環搞赤化的傾向,特別是比較弱勢的梁板塊,要當得上香港吳三桂,夥同更多的大陸勢力,才有望取代唐板塊的本地一哥地位;至於西環那些貪腐人,也得依附在板塊後面,中央給的權力才能「貨幣化」、「市場化」。

在特首小圈子選舉事上,民主力量尚不足以與任何板塊或西環抗衡,因此以上述「板塊+西環」模型分析是次特首選舉,依然不可少。

 

唐板塊:木馬「圖」城

梁特無法連任,死罪有哪些,大家盡可按理推測,卻無法確切知道,然實力深不可測的唐營在背後發功,則無可置疑。其實,梁被DQ,唐營未選已贏一半,問題是怎樣才可全勝。

老於世故的人深知,全勝要義在裡不在表,但對阿爺而言,表,即面子,卻是首要——那不是一般人以為的心理需要,而是專制政權的基本管治常識:無法維持面子的專制政權一定迅速崩潰。阿爺可以把自己親手扶持上位的強硬派特首搬開,卻絕對不能認錯,須找一個氣質和路數與梁雷同的人充場,林鄭因此是首選;梁營利用阿爺這個弱點負隅頑抗,捧林鄭連任盡量保存實力。京官要面子這個政治前提,唐營很難繞過。怎麼辦?

規管經濟學裡有所謂的「規管俘虜」(regulatory capture):受規管的行業裡,法定的規管委員會,結果多由受規管企業的直接或間接代表組成;規管委員會變為受規管對象的俘虜。商不與官鬥,但往往只是表象。委員會是個空架,放什麼東西上去才是關鍵。同理,林鄭沒有自己嫡系,連大部分公務員也不喜歡她,是個空架子,最後執行什麼管治路線向哪一方傾斜,看她的團隊便可思過半。

因此,唐營的頭條策略就是從內裡攻破,趁梁營人仰馬翻、林鄭為免拖累而試圖與之區隔之際,大舉進入林鄭班子,實現「權力俘虜」。兩個月來,最高調支持林鄭的,盡是唐營頭面人物,有分量的梁粉卻沒幾個。《蘋果》2月3日報導說:

「12個林鄭競選辦主席團成員中,唐營有夏佳理、林大輝、盧文端、胡定旭、盛智文、羅仲榮、鄭慕智、余國春及霍震霆9人,梁粉只得李秀恒同蔡冠深,餘下就係史美倫。至於27位資深顧問,都有多過一半約16、17人,而且唔少都係唐營巨星,如吳光正、任志剛、郭鶴年、黃志祥、范徐麗泰、李兆基、許榮茂同林建岳等等,深梁寥寥可數,僅羅康瑞同鄭耀棠等 。」

而壓陣的,赫然是李家昆仲和唐氏本人;那顯然不是個別唐派的「轉軚投敵」。大家記得,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元老」早就指出:唐營不斷發功,謀求以林鄭替代梁振英。梁特既除而西環捧林鄭,唐板塊的第一策略,無疑是一手挺林鄭給北京面子,一手玩木馬「圖」城,進入林鄭團隊奪權。然而,林鄭幾年來與梁派發展了深厚關係,乃唐營大忌,還必須嚴懲,辦法是盡可能讓她少得票,削弱她日後的個人「威望」。這需要借力於另外兩個候選人。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

唐營若有本事,理論上可一炮定江山,首輪投票即選出最與商界契合的曾俊華;但丟了面子的阿爺,必會行使「實質任命權」,否決選舉結果,再選時依舊把林鄭扶上位。但這是唐營「核選項」,傷人傷己,實際上不會採用,亦不一定夠票。唐營最佳辦法,無疑是逼出第二輪選舉,林鄭在此第一輪選舉不足601的得票數——例如450——便是她在當權派中的實際支持度上限;第二輪投票,可讓林鄭高票當選——例如850票,但誰都知道那是給阿爺保面子,並無實質意義。

假設曾的一輪票數不過半,若要逼出二輪投票,則曾和胡的作用是相加的,票源重疊誰𠝹了誰多少票不重要,二人總數愈高便愈有機會進入第二輪。胡起碼有機會取得少數中間票甚或葉劉票,這便是他不接受勸退對唐營的最大好處。此外,如果梁營中傷曾俊華為美帝臥底之說收效,導致他高超的民望大幅下跌,則他躬身退出,便須由胡官頂上與林鄭短兵相接。這個可能性現在看來很小,因為臥底說始終吹不起,但唐營不可能事先沒有這一手準備。

當然,北京與唐派之間,可能早已安排好梁特的「身後事」,某程度安撫梁派;這個看法,要看林鄭一旦當選,梁粉留得下的有多少、是哪些,才可作準。

然則曾俊華是不可能勝出嗎?這也未必。如果林鄭26日之前不停犯錯,而且錯得太離譜,而曾的民意支持同時穿頂,則北京要堅持用林鄭,也沒什麼面子可言。兩害取其輕,曾未必無機;反正到目前為止,指他是美帝臥底的人,都是江派或一些嘍囉。

三矢一鵰,萬無一失,誰勝出,唐板塊都贏。這是小圈子遊戲,與港人爭取民主自決港獨都無關。香港有李家之城之譽,豈是浪得?

 

註:(一) 上述梁氏最新民調的亮點是那個「77%」:隨機抽樣的調查對象當中,平均100人有77人反對他任特首。若以「次黃金分割」的54:46代表目下香港市民當中的民主派和保皇派市民人數對比,則結論是:保皇派裡反對梁振英任特首的,剛巧佔該派的一半(100-77=23,23/46=1/2)。這個結論符合港人普遍認知的「保皇派分裂」說法。

(二) 四組民調數據見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 一文睇晒最新選舉民調-曾俊華民望普遍領先/ 。

插圖 詹震寰

讀了史家徐承恩先生寫的一本香港史,有感而言。

或者可從日前大陸「兩會」上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的一句話談起。他說:「中央任命行政長官時,不是橡皮圖章,而是有實質任命權。」如果不細察語境,這句話沒什麼奇怪:當權派認為天經地義,反對派覺得那是共產黨一貫的專制話語。

 

見微知著:你的歷史誰來寫?

但是,張德江那句話值得玩味,其中包含兩個要害:

一、「實質任命權」是當民意背離黨意時直接由黨全權行使的,等同「反民意任命權」。不過,共產黨怕尷尬,不採用「反民意」這個詞,而用「實質」。也好,大家可更清楚看透共產黨的實質。

二、「橡皮圖章」的意思和用法,被這位黨國領導人徹底顛覆。

「橡皮圖章」一般指這樣的一種決策機構:在重大議題上,機構成員的意見無分量,決定由頭到尾都由「上頭」做,成員只負責舉手通過,在文件上蓋章。這種機構到處有,中國特別多,「兩會」是典範。奇怪的是,領導人談香港選舉,竟強調自己「並非橡皮圖章」,那是什麼意思?

如果《基本法》說的那個「具充分代表性」(能反映民意?)的選委會選出一個不完全契合張德江心意的人當特首,而他竟被迫接受這個結果及背後的民意,那麼堂堂人大委員長就變成「橡皮圖章」了;因此他當然要提醒大家,他會代表中央一意孤行,行使絕對的否決權。

共產黨簡單一句話,裡頭也那麼多的「微言大義」,如果由它來寫它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你可相信?如果由它來寫你的歷史,這歷史你能接受?

 

鄭成功為例:歷史書寫面面觀

明末活躍在福建沿海一帶的海商鄭芝龍,與荷蘭殖民人合作,在東海一帶走私,作業範圍北至日本,後來接受明朝招安,改為對付荷蘭人,並在台灣開設基地,是為漢族經營台灣的開始。他在日本的時候,娶九州平戶女子田川氏為妻,生下鄭成功。鄭成功繼承亦商亦盜的家業,明亡之後受南明賜國姓朱,世稱「國姓爺」(荷文Koxinga),繼續抗清,並在台灣紮根。這個「紮根」,什麼意思呢?

台灣當時並非荒島一個,而是大量原民生活了至少一萬年的居地。有實物證據的史前史說明,在五千年中華文明出現之前,他們就已經在那裡繁衍;現代人類學者歸類之為「南島人」(Austronesian)。和所有海洋帝國主義者一樣,鄭成功紮根台灣,靠的是對那裡的「低等民族」大規模搶地、殺戮,種下的是四百年「原漢衝突」。

然而,殺剩的原民太少,他們沒有文字歷史,而漢人寫的歷史諱言事實;後來清帝國收復台灣之後,延續漢人政策殖民台灣,繼續漠視島上「化外之民」的利益,更對原漢衝突閃爍其詞。因此,在漢族的歷史論述裡,鄭成功不僅順利當上反清復明民族英雄,更是開發台灣的最大功臣。今天北京強調的「台灣自古以來就是我國領土」,便是鄭氏功勞。甚至,以早期漢族或漢化了的百越族移民的後代為主的台灣人(即前一段時期裡俗稱的「本省人」),竟也普遍認同這個論述。

但台灣原民並不這樣看鄭成功。上週(三月六日)民進黨籍立委Kolas Yotaka(阿美族)於立法院質詢大會上發言。她指出,內政部每年辦理「春祭」並由部長擔任主祭,當中包含鄭成功紀念儀式,原民對此十分不解,因為當年就是鄭成功進行武裝拓墾,將原民土地任意分配給他手下文武官員,剝削程度甚於荷蘭人。因此她說:「這就好像現在在台灣還有人拜蔣介石、陳誠,大家是什麼心情?」(註一)

台灣有關鄭成功的爭議,主要已不在於歷史事實而在於對史實的看法和態度。換句話說,史實怎樣解讀,歷史怎樣書寫,無可避免有立場問題。

 

史料集和歷史:非一一對應

理想國裡,歷史是自然科學,相應一套客觀真實,只有一個準確的對真實的論述。但事實上,除了在處理個別微細史料的時候,史家通常不能絕對客觀;史料的整合程度愈高,書寫便愈發包含主觀意識與立場:為什麼要將史料A結合史料B而得出結論,而不是選取史料A和史料C的組合呢?當史料組合足以支持一個單一複雜歷史事件(如8964天安門事件)的重構之時,據此作出來的大體上客觀的論述卻往往不止一個;而所謂「大歷史」的書寫,就更難規範。

這是因為任何發生了的事情、場景和背景,加起來總是無比複雜;史家在收集史料,並對之篩選、加權、最後試圖重構成為一個「有理故事」的時候,每一步都牽涉主觀。簡單地說,史料集和基於這個史料集而書寫出來的歷史,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從同一個史料集出發,可以「客觀地」書寫出若干套取態甚或結論也不同的歷史。何況,史家有時還會從相當不同的史料集出發書寫歷史。(注意,這還未考慮刻意歪曲或捏造歷史等不良動機和行為。)

例如,過去我們通常讀到的清朝歷史,主要是民國以來史家根據漢文史料寫成的。九十年代興起的「新清史學派」,則重視從滿、蒙文中發掘原始材料,建構出不同的或者是更大的史料集,然後進行書寫。後者自會帶有不同的視角,於是產生了所謂「邊陲作為中心」的另類論述。(註二)這個學派的發軔,無疑是和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近現代殖民主義時期裡佔了主導地位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批判密不可分。

可以說,任何一套哪怕是嚴格地使用客觀史料書寫出來的歷史,也不可能是唯一合理、絕對權威的;若有一套歷史說法是定於一尊了,那很可能是受惠於政治權力肆意排他的結果。這個道理,替新的歷史書寫打開了門路。

 

本土運動和歷史書寫

顯然,像在台灣這樣的一個多族群國家裡,歷史書寫包含了一個深層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生成一套各方都可接受的歷史,政治前提是族群平等,並且在平等的基礎上走向融和,而文化前提則是每個民族首先要寫出自己的信史。做到這點絕對不容易;政治和文化資源的長期不平等是障礙,但更根本的是,弱勢民族必須從不自我識的沉睡中醒覺,意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歷史論述。知此而後可行。

在台灣,迄今佔主流地位的大歷史論述特別是近代史論述,還是國民黨政府一九四九年遷台時帶過去的那一套,香港人完全熟悉,因為基本上就是特區政府在中學廢除中史必修科之前教授的、以「中原/華夏史觀」為基礎的同一套。這套論述特別是其近代史部分,經過近百年來學者千錘百煉,學理基礎已經十分穩固,再加上政權力量在學校裡強制傳授了幾十年,已經佔據起碼兩代中國人的頭腦,根深蒂固。

不過,台灣的本土運動源遠流長,政治民主化之後也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替,古有一套歷史觀念和歷史教學的壟斷地位已然鬆動。以本土史觀寫出來的歷史著作,逐漸能夠和原來的一套分庭抗禮,其中尤以左翼史家施朝暉(筆名史明)以獨立台灣、勞苦大眾的觀點寫出來的《台灣人四百年史》最重要。(註三)

施氏早年留學日本,於其時已經主張台灣獨立,觀點與中共當時操控的台灣共產黨一致;二戰期間,他到大陸領導「台灣隊」抗日,後因不滿共產黨的獨裁傾向而分道揚鑣,重新回到日本,之後埋頭苦幹十餘年,寫成他那本今天不少台獨人視為「聖經」的台灣史。原民方面,筆者孤陋寡聞,還未見過定義性的原民史面世;台灣國史館文獻館在這方面做的工作相當多,但主要還是原民史料的發掘和整理。(註四)

 

香港人:自己歷史自己寫?

一直以來,香港的重要性都是以其對大陸的影響而言的。例如,在論述孫文革命和香港的關係、省港大罷工和中共的關係、韓戰時期香港的轉口港角色對大陸的貢獻、大陸改革開放時期對香港資本和管理經驗的依賴、八九民運裡香港人組織的「黃雀行動」如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之時,香港都只是因中國而重要。

這種香港從屬中國、邊陲從屬中土的觀念,不僅主導了建制思維,也一直是香港民主運動裡普遍的、幾乎是自明的根本立場:香港民主運動只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觀念的壟斷性非常穩固,要到二○一○年以後、本土運動興起了,才慢慢給打破。

反倒是在學術圈子裡,七八十年代起便有變化。例如,耶魯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和她的研究團隊近四十年來以香港為基地做出的大量嶺南研究,特別是漢文化與嶺南非漢民族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和思考素材,有助建構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觀。(註五)史家徐承恩先生在台灣出版的近作《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改寫自他在香港出版的《鬱躁的城邦》),大量利用了這些學術研究,根基紮實。

筆者與徐先生素未謀面,之前只讀過他以介紹文獻為主的《城邦舊事》,覺得很有啟發,這次再讀他的新書,一些長期覺得困擾的關於香港歷史的疑惑給解開了,因而覺得值得把書推介給更多的讀者和朋友。適值本土運動進入「休漁期」,要是大家選擇停一停,讀點書,充實一下自己,很可能是更有益的。

 

(註一) 見台灣新聞評論網站《新頭殼》三月六日報導: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7-03-06/82536 。

(註二) 「邊陲作為中心」,新清史學派史家Mark C.Elliot之語;見《Frontier Stories: Periphery as Center in Qing History》,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1643/6f67413cec9f608bec7b71577fb33553c09a.pdf 。

(註三) 關於施朝暉和他的台灣歷史著作,可參考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史明。

(註四) 見http://www.th.gov.tw/new_index/pages/e/e_03.php 。

(註五) 蕭鳳霞和劉志偉合寫的一篇論文《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後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是社會人類學嶺南研究者必讀,全文見http://big.hi138.com/wenhua/shehuiqita/200604/11867.asp #.WL_fl5HXehA。

插圖 詹震寰

爭位遊戲未到尾,共產黨的「中國特色」便原形畢露。被西環系人馬和喉媒明指為外國勢力代理人的二號仔John曾,好比當年給老毛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中共副主席劉少奇。他只不過提倡「與民休息」,也馬上被指別有用心,如同劉當年被批搞修正主義的「鬥爭熄滅論」。誰說文革的意識形態已經消失?

無中生有製造矛盾,是西環/梁特經常幹的事,而真正存在的大問題,卻從來不敢面對。比如說,他們現在搞窩裡鬥,拼老命也要倒曾捧林鄭上台繼續執行强硬路線,但那樣會產生什麼嚴重的矛盾?管治因而會遇到什麼新的困難?對香港有什麼影響?本文就與此有關的三個潛在/新生矛盾逐一分析。

 

林鄭上台:先剷梁粉

林鄭與梁班子的矛盾絕不簡單。港人無論什麼政治立場,現在習慣想像她與梁共穿一條褲子,卻忽略他們之間的權力矛盾以及背後的實利衝突。二人政治出身不同,因利益而苟合,執行同一條西環制定、以强悍手段赤化香港的路線(所謂的梁路線,實質是西環路線)。她若入主特府,一降一升,主客易位,那麼她首先要做的,就是剷除絕大部分梁粉,特別是務必奪回特府內外實質銓敍權,安插自己心腹。

梁在中策組設人事衙內,不斷架空本由公務員事務局官僚體系把持的提名與審核機制;林鄭上台,竊掌此權的「高妹」必倒。其實,這在林鄭政綱裡已經寫清楚:中策組要改組,「不再參與法定機構和政府委員會的人事任命工作。」一葉知秋,快則馬上,慢則半年一年,盤踞在行會、特府高層、中策組、各重要公職如大學管委會裡的核心梁粉,均須執包袱讓位。

到時,西環的權力泰半會向林鄭傾斜,以保她施政順利;辛苦捧上台的,當然比尷尬請落台的重要。至於如何安撫失勢梁粉,西環駕輕就熟:本地餅仔有限,於是會大送A貨,慷慨派發大陸各級人大政協頭銜,甚至會讓梁特看齊董建華,當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或會以該身份插手港事,但林鄭絕非省油的燈。梁乃污點特首,有UGL等把柄給林鄭抓住,如不小心,幾年後的下場很可能跟曾蔭權今天的一樣,甚至更差。

況且,人大政協是官方賊竇,男盜女娼沒什麼光環可言;每有特大貪腐集團被政敵揭發,案中首犯不是人大就是政協,乃人所共知。梁既有污點在身,當政協副主席馬上會成為某些當權派系的潛在攻擊對象。廉記不敢做的事,有人可幫手在大陸搞掂;這是林鄭可用以反制梁的另一道板斧。

狗咬狗骨,有人會說那很好。表層也許如此,但更深入看,一個社會的精英如果不斷這樣野蠻廝殺,會牽連整個社會也墮落。就看這百年大陸,「中華民族」二十世紀初出現的時候,中國正從帝制走向民主,文化上也突飛猛進,可是經歷國共鬥爭、共產黨內部鬥爭,精英內鬥最後讓共產黨把人民也全部捲進去了,中華民族就整個墮落,到今天不止。避過了那近百年厄運的香港,有必要從這個輪迴裡及早抽身而出;自決也好,港獨也好,這無疑是年輕一代的自覺使命。

 

公務員反林鄭:麥齊光效應

林鄭與大多數公務員有矛盾,這是好幾個因素導致的。首先看淵源:John曾與Donald關係密切,後者以前在政府的最大馬房由前者接收,理所當然。然而,這次選舉給西環/林鄭監硬擠出局的葉劉,在官場中的支持者也不少,他們對林鄭不會有多大好感。這兩點都是就比較高級的公務員特別是AO而言。至於數量更多的EO,因為西環硬捧一個民望較差的人上台當特首,推行政策必遇更多阻力,處一線實幹的EO無辜成為磨心,自然對林鄭反感。

至於林鄭自己的馬房又如何呢?分析這點要看梁特上任之初發生的麥齊光事件。

一般認為,事件是公務員中的港英餘孽為給當上特首的如黨員梁氏難看而放出的暗箭;但這個理論須假設公務員裡有人為反梁特而不惜自相殘殺,沒多大說服力。更可信的是,長期潛伏在政府內部的共特與梁特合作,要給林鄭一個下馬威,同時把一個雙方之前同意了讓她任用的親信剷走,空出發展局局長的關鍵位子容納梁粉;林鄭馬上「識做」,後來卻導致麥齊光宣布支持John曾。林鄭當時的冷反應,讓她的手下都寒了心,以致她在政府內部的支持更少。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務員也是人,他們也許在一些關乎公務員整體利益的問題上與市民有矛盾,但論基本政治態度,沒理由與整體社會差太遠;也就是說,在親共還是反共、愛黨還是愛港的大問題上,公務員大體上還是按「六四黃金率」分割的。那麼,現時民調裡顯示出的各參選人支持度,也就構成公務員群體裡相應數據的基點。

為了翻這個盤,林鄭有一招可出的,就是特赦。現時當權派的極端分子要求特府立即特赦七警,這份殊禮西環讓林鄭上台之後分發,比讓梁特在落台之前做,有更長的嘗味期限;但特赦七警對爭取文官支持無大幫助,死硬藍絲公務員是極少數。因此,林鄭上台,很可能特赦Donald以籠絡曾系公務員。

但如此翻來覆去,當權派在政府內部的鬥爭最後也是會把一個本來建立得很好的管治機器毀掉的,如同上述精英內鬥把整個香港也折墮了一樣。廉署墮落,其實就是香港政府整體墮落的一個先聲和側影。

 

年輕專業:反共愛港

前述兩個新矛盾,都是統治層裡的矛盾,發展向壞。跟着這一個,是統治集團與人民之間的,發展向好:此即林鄭與各專業界新世代之間的矛盾。

先從梁特談起。此人出身專業,九十年代以來便着重打專業北上牌。當初,策略非常成功,讓不少獅子山下老一脫(陳茂波輩)已有在港事業根基的專業者更上層樓,成為雙重既得利益(美俚double-dip);他們因此容易成為梁粉、傾向親共,或多或少替北京搞統戰說好話。

可是,二十年之後情況變了。大陸專業已逐步成形,香港業界再要北上,大陸不再認為是助力而是要分一杯羹,所以愈來愈難;這和今天不少外資在大陸受冷遇而打退堂鼓是同一境況。今天,連根基深厚的香港業界公司也難在大陸競爭,遑論出道不久的年輕個體專業人。

然而,更重要的是,以前專業人北上,猶可以說是為了幫助祖國進步、發展,但大陸政治走回頭路,中共愈發專制封閉,貪腐愈反愈厲害,什麼專業道德和守則在體系貪腐下都沒有發揮的餘地,香港年輕一代專業人因此自覺與大陸市場疏離,不再認為那是個人和國家前途之所在。他們更同時驚覺,九七之後,香港社會經濟各環節反而都受到大陸官商資本入侵,專業精神和水準都受到腐蝕,梁政府卻依然不斷鼓吹中港融合深港同城,他們因此大感焦慮,卻一直未能有效阻止。

這就是為什麼大量年輕專業人於二○一四年參與佔運,並且在運動後期按不同行業組織起來,繼而在這次特首選委會裡發揮驚人作用,借支持John曾反林鄭打擊西環,顯露了愛港反共的實力。年輕專業人是明天的香港骨幹、業界中堅;林鄭上台的話,他們勢將與這位因負責鎮壓佔運而有功於黨國、手上沾有遭暴者鮮血的特首不共戴天。

 

「本土資本板塊」的生成

上述三大矛盾都是新的,林鄭縱非無能之吏,也難以招架,再加上原有矛盾也在不斷激化,就更要她的命。五年前和她關係尚非太差的那部分民主派,今天竟大力提倡ABCarrie。此外,梁特仗着背後權勢,踢走老左曾德成,一點面子不給,得罪半個地下黨。後者平時低調,關鍵處卻有本事還以顏色;選委會裡有他們的票,這次用來對付林鄭這位2.0很管用。然而,舊恨當中,這些還不是她最難應付的。

西環讓林鄭接收梁氏政治資產,但世上無免費午餐,她須同時接收梁的政治負債,特別是梁的固有敵對板塊勢力,即所謂的唐派。二○一二年之後,有唐派人物公開投向梁營,但始終是少數,而且其中有多少是身在梁營身在唐,還不得而知;更多這種人(如李家長子),這次跑到林鄭那邊。以如此招降納叛成軍的林鄭治港,大家可以祝她好運。

然而,唐板塊本身,確切說是本港八九十年代商界形成的主流板塊本身,也在起變化。這部分資本由於在大陸營運愈發艱難,在香港卻又處處遇到紅色資本入侵欺壓,可謂到了末路窮途。年輕人說的二○四七問題,對商界這部分人而言,同樣迫切,同樣引致焦慮,以致從前也曾高唱愛國愛黨的一些本地商賈,在佔運期間竟含蓄卻明顯地表示了對梁特和林鄭的處理手法不認同。這些其實反映一個蛻變:本地資本轉世,「本土資本」即有本土意識的資本板塊正在生成。

本土資本的愛港反共意識勢必日漸提升,出現自我救贖,其中尤以不在大陸營運的一些小商戶最自覺。社運界特別是其中的開明左翼,很快便會跳脫階級觀念,明白到必須爭取這一板塊,使之在今後五年、十年之內成為商界反赤化的中流砥柱、同情甚或支持民主自決的一股力量。那是年輕世代能夠如願解決二○四七二次前途問題的一大關鍵。

插圖 詹震寰

特首小圈子選舉是猴子戲,選出的猴子姓什名誰、公開的競選綱領是什麼等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猴子選出之後會按北京的專制意旨管人。人的合理策略因此是盡量降低猴子在代理北京間接管治香港時的效率;這個效率愈低,猴子對香港的破壞力就愈低。由此得出反對派的合理參選及提名方略:無論勝出的猴子是誰,務必使其得票數盡量接近601。那樣就可把勝出的猴子的體制內權力合法性降低到近乎零。要達此目的,反對派的選舉行動便須盡量精準,協調因此而重要,而不是為了要「造王」,幫某猴子上位。

 

長毛不如選民通達

無權參與選舉的大多數香港人很通達,因此在這次特首選舉遊戲裡,並不在意反對派選委能夠把票投給一位絕無勝出機會的民主派參選人。長毛梁國雄達不到自設的三萬八千公民提名門檻,放棄參選特首,便與此有關。事實上,長毛得到的簽名僅二萬個左右,比他多次在新東競選立會議席的一區得票數都低出一大截。這不表示民主派選民對他或對公民提名失卻興趣,而是反映群眾更在意那300+位傾向民主的選委策略性地把提名票集中投給最有能力威脅西環力撐的林鄭,從她的手上搶走最多的選委票(就算無法阻止她上台,也要盡量消減她的權力合法性)。

換句話說,長毛參選失敗,反映民眾把小圈子選舉的實效看得比原則重要;這無疑與一些民主派的取態相左,卻絕對無可厚非,因為選票彰顯的民意,不一定是誰最應該當選,而可能是誰最不該當選;兩者同樣理性,而政治理論並不能判斷哪一種民意更高尚。因此,「ABC」、「棄保」等策略性投票不僅無咎,有時甚至是很好的。

細看清楚,不少選舉遊戲裡的初選或者二輪投票,其實都隱含要求一部分選民把票投給不是自己最稱心的候選人,只不過制度化了,能把那樣做的效率提高,先小人後君子,更可把陣營內部各派系之間的矛盾減到最低。畢竟,同一陣營裡,「𠝹票」指控層出不窮絕對傷和氣,一直以來的立會選舉和這次特首小圈子選舉都說明這點。

𠝹票問題何時了?

因此,反對派無論是以往由鄭宇碩等人搞的協調,還是近年戴耀廷搞的雷動計劃等,都是有意義的嘗試,選民的大多數也是樂見其成的,可惜結果都不太理想。原因並不是缺少了一個強有力的民主領袖,因而未能規範各派系全部參與協調或初選、服膺機制(當權派有西環壓頂,一樣搞出「出走事件」,比反對派更難看,便說明這點)。真正原因,其實在當權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裡都一樣:香港目前所有的政黨,基本上都是列寧式的政黨,即由精英建立黨組織並提出一套意識形態號召群眾支持而成,核心理念堅硬難變通,便是像公民黨和民主黨那麼類似,也不可能兼容整合。

常言道,民主國家裡的政黨,意識形態比較鬆散,其性質更像初選平台和終選輔助器。例如美國的民主共和兩大黨,平時角色不重,但每次選舉就發揮特殊作用。在選舉初階段,新冒起的政治運動和老資格的派系在初選平台上對壘,平起平坐。去年底的大選,民主黨的Sanders提倡「民主的社會主義」,在美國政治主流裡算是「新極左」,但初選輸給由希拉莉領導的中間偏左的傳統民主黨派系。共和黨方面,既有傳統中間偏右的派系參選,例如小布殊,但他的派系不敵近十年冒出的極右茶黨運動,而茶黨最後亦輸給包含極左極右民粹法西斯元素的四不像特朗普。

 

反對派的政黨太列寧

美國的政黨,其實是由新興運動、傳統派系、初選平台、終選機器這四者組成。派系和運動都相對封閉、排他,而且每次選舉都可能有新的運動出現;平台和機器則比較定型、開放,幾乎什麼人什麼主張都可以登上黨內初選平台,得到足夠的民意支持便可勝出,然後全權使用終選機器。例如,特朗普的貿易和移民政策就和傳統中間偏右的共和黨派系截然相反,彼此之間的敵意也非常強烈,卻在同一個平台上爭奪出線權。像香港反對派裡的泛民與本土割席、左膠與右膠不共大台的情況,在美國不必也沒有出現。

為什麼美國的新興政治運動都選擇在某個黨的初選平台裡競逐爭取出線代表權,而不是跳過黨內初選另起爐灶以第三勢力或獨立候選人的資格參與終選?共和黨那邊,特朗普的確曾經發出脫離共和黨初選機制、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賽的威嚇,但結果還是留在黨內完成初選。這無疑與該黨的終選機器的助選能力有關。

特朗普是超級富豪,競選經費可自掏腰包,為此花幾個億美元也不成問題;但除了錢,他要贏,還得靠眾多的助選義工以及運行了很多年的催票機制「谷」高支持者當中的終選投票率。這件工作十分勞力密集,尤其在最後衝刺階段,需要義工沿門挨戶逐家走訪「乞」票。可是,特朗普最後能動員的共和黨義工數目落後希拉莉。論總票數他果然輸了三百萬,最後要靠在各州的得票比較平均因而在「選舉人票」數目上超過希拉莉而贏得大選。

 

排他的異端、開放的平台

由此可見,美國兩大政黨因為有終選階段關鍵的錢和人手供初選勝者動用,各黨新老參選人於是都願意投入首階段初選,在黨的平台上與其他同黨異派候選人一決雌雄,之前之後都不另起爐灶。然而,有錢和人手還不足以撐起這個體制;第三個關鍵因素是初選平台要有能夠包容各種異端的「政治雅量」。換句話說,黨內初選勝者儘管可能很極端很排他,但政黨的平台和機器卻十分開放包容。

所謂異端,通常由黨內新興運動而不是傳統派系提出,如果運動因此而不為黨內主流接納,從平台上被趕出去,成為黨外力量,就會出現𠝹票等矛盾。再以特朗普為例,在宗教取態方面,他並不接近共和黨內最強大最保守的福音派。他不僅重婚,還在性事方面言行不檢,福音派卻沒排擠他,因為他答應勝選的話會提名超保守的人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對福音派而言,那比特朗普的個人宗教觀念重要得多。

在經濟方面,特朗普更反對現存國際貿易關係,同時反對以輸入外勞解決美國人力不足的問題,這些都不討好共和黨內的商界勢力,但後者看重特朗普的反規管尤其是金融業方面的反規管承諾。例如,他決意推翻2008年環球金融風暴過後由奧巴馬政府推動的金融業規管法(Dodd-Frank Act),並規定以後凡要通過一條新的規管法例,必須同時廢止兩條現存的規管法例。權衡輕重,共和黨商界勢力大體上還是同意特朗普走畢黨內初選全程。試想,如果這兩派勢力都因為特朗普的一些異端邪行而排擠他,導致他脫離初選機制,則這一次大選,民主黨希拉莉已經贏了。

 

本土小商戶:雷霆救兵

香港的反對派如果要建構有效的初選機制,在財力、人力和政治雅量方面還差多遠?筆者認為,人力方面,香港反對派能調動的義工數目不容小覷;自決派和本土/獨派,動員能力也不能低估;但是在財力和政治雅量這兩方面,香港則嚴重不足。初選平台對各種非常重視本身獨立性的新興運動要有吸引力,錢很重要;平台給不出這種支持,誰願意受限制跟你一起玩?

香港當權派政黨有阿爺的直接間接無限量財力支持,但反對派就無此優勢;便是財源比較豐厚的民主黨(有教協支撐?),也絕對比不上能大派蛇齋餅粽的民建聯等左派政黨。反對派政黨內部財力已經十分拮据,還有餘力拿真金白銀支援一個足夠吸引的初選平台?不過,取得額外財力的門路還是有的,正待開發,那就是數目龐大的「本土小商戶」。

本土小商戶指那些只在香港範圍內經營小生意、沒有直接大陸業務的香港生意人。這些人的政治立場分布,很可能與一般民眾沒有很大分別,即大約六四開支持民主,甚或還因為受到紅色資本擠壓而更加有感。但是,他們至今沒有在社運裡扮演明顯角色,一些左翼朋友更可能因為這些人的老闆身份而討厭、疏遠他們;個別商戶或行業在佔運裡的態度也可能影響了大家對他們整體的看法。他們不是什麼大商賈(生意做得大,少不免要跑大陸、出入中聯辦),但集腋卻可成裘。藝人何韻詩受來自中國的政治封殺,但幫助她取得場地搞表演的,卻是一批小商戶。見微知著,說不定小商戶就是未來反對派建立具足夠吸引力初選機制的重要支援者。

 

反對派協調機制的接生婦

政治雅量方面,由於反對派政黨運作模式帶有很強的列寧黨色彩:意識形態行頭,「論述」清晰,排他性強,黨同伐異有時到了不理性地步。不過,從去年九月立會新一屆議員上任起,反對派各派立會黨團有了更多良性互動。這些互動將慢慢增加,而愈接近2047,社運受到來自中國北京的威脅和干預便愈甚,各傳統派系和各新興運動的領導者都知道這點,因此會有更大的協作意願。若林鄭當政,機制將更快出現!

建構初選和協調機制困難重重,但至今都不致命;門路清楚了,等待着有心人去繼續闖。

 

插圖:詹震寰

連續五年(2011-15),中國的總和生育率(TFR)平均值為1.2;到去年,數字跌到全球最低的1.05,剛巧是維持總人口平穩即零增長所需的長期基準數2.1的一半。TFR指的是所有婦女終其一生育嬰數的總平均;低至1.05而持續一代人的話,下一代的人口就只有這一代的一半。上述都是官方數字,故1.05之數很可能還有水分。湖北宜昌的是0.81;全國有記錄以來最低的,則是黑龍江佳木斯的0.4,這個不奇怪,因為整個東北的TFR也不過是0.75。以這種「雪崩速度」衰減,中華民族無異於走上自絕之路。

 

人口內爆:漢族的自然消亡

說中華民族,有點不準確,因為這個大集合裡的「少數民族」,許可生育率和實際生育率都稍高,其TFR一般在1.5-1.8之間,其中4個超過2.1,維吾爾族稍高於2,俱未到「萬劫不復」的水平,拿到國際上比,至少還優於日本和意大利的1.4。但如果只算漢族,2016年的TFR就只有1(考慮到中國嬰兒出生性別男女比為1.16比1,而只有女性可生育,所以漢族的有效生育率其實僅為0.92)。

低處未算低。工業革命兩百多年來的人口數據和研究清楚顯示,引致TFR下跌的兩個最重要自變量,一是都市化程度,一是婦女受教育年數,都與TFR成反比,而這兩個變量在中國皆遠未走畢全程。如果真的有「支爆」,漢族的人口消失很可能是其出現方式,而上述兩個變量——發展經濟學裡經常談到的「正面因素」——便是導火線。就這兩個因素,我們作一些比較。

2012年,中國的城鎮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而日本已經是66%,台灣78%,美國82%,英國90%,新加坡和香港都是100%。婦女教育,按2013年年底數據,中國二十五歲以上女子平均上學年數為6.9,新加坡和香港是9.7,日本和南韓11.2,英國12.8,美國13。因此,當中國城市化和女子受教育看齊其他先進國家的時候,中國特別是漢族的總和生育率肯定還會從1(或0.92)的超低值大幅下跌,最後能夠穩定在目前東北的平均值0.75,便算不錯。如此,不出三代,漢族的人口便會縮小到現時的6%左右,甚或更低。

 

人口紅利是寅吃卯糧

低生育率是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經濟發展通「病」,非中國獨有;而且,在特定的時期裡,一個「嬰兒潮」出現之後,若生育率適時下降,還可能帶來「人口紅利」,即勞動人口多而要撫養的兒童少,社會整體負擔就很輕。問題是,這樣形成的人口紅利享盡之後,就一定會出現人口老齡化;要撫養的老年人增加,社會的新生勞動力卻不足,出現「人口負債」。由此可見,所謂的人口紅利,不過是寅吃卯糧,始終要還債。

那是自然情況;如果在過程之中,國家為要放大人口紅利,加碼推行節育政策,則後來的人口負債便會更嚴重。以中國近三十年來為推行一孩政策而雷厲風行的絕育手法(「寧可血流成河,不許多生一個」),TFR跌至世界最低而不能止,實屬必然。

遇上TFR過低、人口無以為繼之時,一個解救辦法就是接受移民。香港、台灣、新加坡以至不少歐美發達國都以採取這個辦法為主,但此法可能引起一些社會問題,政治上反彈,例如在英美兩國。如果不願或不能吸納移民,而要依賴刺激生育的話,便是成功,也會出現一段長時期裡的「擔挑兩頭斷」苦況。中國由於人口總量極大,新增勞動力欠缺不可能靠移民補充;況且,願意大量移民中國的人口,大都是在發展程度或質素比中國低的地方,北京未必想要。如此,中國為克服人口內爆,只能採取以增生為主的政策。

 

缺移民補充中共必走強迫路

國際經驗說明,溫和的增生政策一般收效極微;若要以純經濟誘因成功誘導生育,則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預算可以負擔得起。粗略計算,若要中國人口總數穩定,須於一代即二十五年裡每年多生現時的一倍即一千八百萬小孩,若每個小孩每年津貼五萬元(二十年共需一百萬元,此是大陸網上討論這個問題的「共識」,有眾多事例佐證),頭一年的支出便達九千億元;到第三年,年津貼二萬七千億元,就差不多是現在大陸一年的教育總開支(GDP的4%)。如此每年遞增,就算打個五折,強國也很快破產。

當然,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絕不會坐以待斃、滅種亡國,而會像過去推行絕育政策一樣,反過來以同樣強大的執行力推動增生政策;其具體內容無法預估,但參考一些極權國家曾經推行過的強迫生育,便可思過半。論政策動機,這些國家各有不同,有的是為了備戰,如二戰前的法西斯意大利;有的是因為屠殺人民過多,急需補充,如赤柬;有的則是為了提高「綜合國力」,以應付來自鄰近超級大國的威脅,如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東歐反蘇親中的羅馬尼亞。其中尤以後者的「成功經驗」,最可能為中國所用。

羅國在社會主義時期,曾經有全歐洲最寬鬆的婚姻、生育、墮胎、絕育等一套法例和政策;可是,在羅共總書記齊修斯古(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統治國家的年代,卻長時期推行愈發粗暴橫蠻的強制生育政策。1966年,即他上台當黨的總書記翌年、當總統的前一年,為了加強「反蘇防修」,齊氏認為必須提高整體人口數量三成,以提升綜合國力特別是戰爭動員能力,於是對全國人民下達了《第770號政令》(英文:Decree 770,簡稱D770),開始實施一系列嚴苛的增生政策。

不「依法」增生即叛國

D770開宗明義,宣稱「有生育機能卻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國家的叛徒」。據此,國家禁止離婚和節育,並嚴禁四十五歲以下婚中受孕者墮胎;每個羅馬尼亞夫婦至少要生四個孩子,才算盡了對國家的基本責任;生育五個或以上的婦女,國家授予不同等級的榮譽稱號,生產並育成十個或以上的,稱為「英雄母親」;不願生育的男性和不能受孕的女性,要額外交納最高30%的入息稅/罰金;替別人墮胎避孕及接受墮胎避孕者受牢獄之災;婦女月經期裡要依法接受詳細的體檢與盤問(羅馬尼亞也是「法治國家」) 。

為貫徹D770,除了在所有婦科醫院設立「國安政令督導組」,齊氏更命令政府裡的共產黨員進駐機關、工廠、學校、街道委員會等單位,督促所有育齡婦女每月做婦科體檢以確保無使用避孕工具,違者監禁;對經證實懷孕但後來不分娩者,罰則尤其嚴厲。當時羅國人把這些黨工稱為「月經警察」(中國後來也有類似的計生辦派出人員,各級黨委裡也有分管計生事務的黨員,不過責任剛好都和羅國的月經警察相反,幹的是監督節育絕育、偵查懷孕、強迫墮胎等)。政令一出,立竿見影,1967年羅國嬰兒出生數字急升93%!(註)

大家或對羅國當年的做法感到不齒,大陸網上言論一般也認為往後的增生政策應以說服、獎勵為主,而羅國當年推行D770的頭兩個月也是夠溫和的,中國八十年代初的計生政策開始也並不嚴苛,八月引產是後來的事;中國的計生詞彙更是十足溫和,強迫墮胎的事叫「計生」,懷孕首七週進行的墮胎叫「藥流」(藥物流產),七週至三個月的叫「人流」(人工流產),三至八個月的叫「引產」,生出來弄死的沒叫法。但羅國隨後執行D770時的各種非人手法,在黨國一貫灌輸的國民教育內涵裡,卻完全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羅國做法中國駕輕就熟

首先,羅共認為「蘇聯亡羅之心不死」,國家民族危難當頭,個人必須服從黨國、付出一切;不然,沒有國,哪有家?在這個前提之下,其餘的只不過是簡單的邏輯推理:強國強軍必須多民,多民必須增生,增生必需一系列有效政策,反對或怠惰執行者就是背叛國家民族,因此必須嚴打。生活在中國邊緣上的香港人,太清楚這套黨國思維,以及後面的推動手法。

大家不可不知,羅國D770強迫生育政策,狹義而言可說是成功的;儘管生育率只飆升一兩年便從高位大幅回落(主要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羅國貪腐成風的社會裡很現實),但始終比政策出台之前要高,而且到1989年羅共倒台為止,TFR一直高於2.1。對中共而言,這個非常吸引。

然而,此套政策後遺症很多。增生的孩子多出自沒錢賄賂官員的貧苦家庭,他們長大後痛恨父母、更痛恨黨國;1989年在廣場上推翻羅共、把齊氏夫婦就地正法的民眾,主要就是1967及後幾年裡出生的二十歲出頭年輕人,即所謂的「政令仔」(羅馬尼亞文decretei)。因計生絕育而不能生下來的冤鬼對黨國沒威脅,但因強迫生育而被迫生下來的小孩長大了卻跟黨國不共戴天,「維穩」因此須要加碼。

筆者推斷,大陸不久就會雷動推行類似羅馬尼亞當年實施過的嚴苛強迫生育政策;至於會否以「民族存亡」為藉口,變本加厲仿效赤柬強制交配,就很難說,要視乎前者效率。對計生辦而言,那都是駕輕就熟容易不過,只需把做了三十年的事反過來做而已。

2002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釋義》裡說:「公民的生育權是基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先於國家和法律發生的權利,與其他由憲法、法律賦予的選舉權、結社權等政治權利不同,任何時候都不能剝奪。」在墮胎絕育時代裡,剝奪這權利很容易,一個方便有用而人民無法駁斥的理由是「一切自由和權利都是有條件和限制的」。中國人普遍受落這個說法在生育權上的任意應用,尤其是那享受過人口紅利的一代。因此,中國今後要搞強迫生育絕對不難:那是黨國把人民的生育權加倍強化擴大而已。

 

(註)詳盡參考資料見波蘭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羅籍學者Manuela Lataianu 的2001年研究論文:http://www.demogr.mpg.de/papers/workshops/010623_paper25.pdf

 

 

插圖:詹震寰

小圈子特首選舉形勢未明朗:獲「欽點」者,可能高票提名低票落選;最有「民意」支持那位,湊夠提名票也有困難;餘下的能入閘即可左右大局。民主派有三個堪稱有理的提名選擇(曾、胡、梁);如果策略性投票也考慮,則還有第四個(葉劉),是以坊間已有不少方案、攻略,合縱連橫,既有精算思維,也包含各種政治態度。如果把民主派選委的複雜性也算進去,以筆者有限智力,實在無法推導出什麼才是民主派的最佳策(optimal solution)。

 

複雜問題簡單決:着眼601

梁振英當政,給香港帶來嚴重損害。但最值得留意的是,他僅以689票當選,而且還是靠了西環發功;既無當權派大多數實質支持,民意也因甫上任便醜聞纏身而極速跌破紀錄,所以做起事來很多阻滯,他那「大有為」的破壞力因而受到制約。因此,689之數雖是他的個人恥辱,卻是香港不幸中的大幸。試想,他那年若以800-1000高票當選,當權派空前團結地支持他施政,則不待什麼廿三條立法,香港也早跟大陸融合了,甚至可能在多方面比大陸更大陸。

這故事教訓香港人: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不可能是民主的,故得票愈低愈好,最好僅僅過半,即以601票當選。這個數字後面必然是一個分裂的當權派, 其中敗選一方或不合作或搞對抗,往往能產生政治上的負負得正(當然,政策明顯對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有利的,誰都不會反對,601在位也不礙事)。這就提示了這次小圈子特首選舉的民主派便捷策(heuristic solution)。

民主派怎樣做才最可選出一個601呢?答案簡單之極:盡量讓當權派的候選人像2012年那次一樣,鬥個死活。具體做法,就是如很多人直覺認為的那樣,保證曾及葉劉獲提名,而不必顧慮政治潔癖。

如此,三個當權派入閘,票愈分愈薄,一輪投票定勝負的話,勝者便很接近601。若需兩輪投票,第二輪若是如一般認定的「奶媽對薯片」,便幾乎是2012年的翻版;所不同者,是這次更勢均力敵。原因是,奶媽有西環全程壓陣,薯片便是贏,也會是僅贏;但薯片不會太弱,因為「真的唐派」已經苦撐五年,這次不全力搏殺、再衰五年的話,可以休矣(此派若被迫「支持」奶媽,會止於提名)。

 

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筆者說的便捷策,中文維基有另外一個叫法:「啟發法」,意指依據有限知識或不完整資訊,依賴經驗在短時間內找到的處理問題方案。如此得到的方案通常有弱點,幾乎不可能是理論上的最佳策,卻簡單可行而且往往不太差。上述「601便捷策」的一個弱點,就是不提示讓哪一個參選人當選。另外一個弱點,是不與民意掛鈎。

其實,在本地的小圈子選舉裡用此法,這兩者都不一定是弱點。

比方說,若林鄭當選,會延續梁振英的高壓反民主政治手腕,社運人要繼續付出高昂代價,卻會激起第二波分離主義思潮,更深入影響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對2047二次前途問題的看法。況且,她若以低民意支持而靠北人撐腰上台,港人看不起她,當權派和公務員的一大半反對她,很可能促使她提早下台,進一步激起民怨。

曾當選,社運人或也可有一陣子「休養生息」的機會,但在相對懷柔的政治政策底下,民主運動可能反而敗於溫水煮蛙,未到2047便偃旗息鼓。林鄭固然不懂經濟金融國貿,最終不利民生,曾亦可能因「太懂」經濟而不自覺地延續深港一體化等融合政策而輕忽了背後的赤化政治。甚至可以說,以曾的圓滑手段和比誰都高的「民望」,推廿三條立法,可能比林鄭和葉劉都更到家。

因此,誰當選特首對香港比較好、對民主運動及二次前途問題的解決更有利,都是說不準的。一些民主派要幫這個入閘助那個上台,另一些更在乎以參選作手段,宣揚公民提名等民主概念,等等,筆者都認為無可無不可,大家可以各顯神通,不必因之而傷了民主派內部最近稍多了一點的和氣。專制政權底下,誰掌權並不最重要,民主派卻必須見招拆招、見佛殺佛。

 

西環說不出為何林鄭好

這次有京官試圖全程操控特首選舉,搞出的疑點特別多,滿天神佛。北京去年底狠下決心炒了梁振英魷魚,理應是對他的不滿大大超越了他對北京做的貢獻;當時,港澳辦中聯辦那條線大感意外,但其後竟力捧梁特的左右手林鄭上位,卻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兩辦是欣賞她與梁特的共同點,那麼北京在香港問題上就有兩個分裂了的「中央」,互拆牆腳;兩辦(一般認為是江派)負嵎頑抗,另外那個「中央」(習派)則一言不發暗裡發功。

這個說法不是唯一可能,也非十全十美,例如不能圓滿解釋為何有些參選人斗膽受落中央某一派支持、與中央另一派對着幹,為何江派明推林鄭但習派卻只是暗撐曾。不過,目前沒有其他說法更能解釋為何「中央」一方面要去梁,另一方面卻推出一個「689 2.0」。

姑且以此說為真,分析習派的想法。習是當今領導,每天最關心的事情,一是大陸經濟,一是中國的東、南方面地緣政治(從朝鮮半島、日本、台灣、越南、澳洲到印度的半月形包圍圈)。內政問題如藏疆等地的獨立運動等,幾十年來高壓對付行之有效,習不會太擔心;港獨亦然。香港是半月形包圍圈上的中心點兼突破口,更是交通中國與西方的唯一一扇經濟窗戶。這樣看,香港自是在中國本身經濟和地緣政治出問題的時候最有用。

可是,梁特卻把香港變成一座以反港獨為主要任務的政治城市,經濟上搞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對習而言無甚可取。如果梁特思想搞通了,政治上他當然可以降調,但經濟上要放眼世界靠攏西方,他就無這方面的辦法和能力,西方也不會賣這位「地下黨員」的賬。至於女版689,則更為不濟;梁特起碼懂得量地度價,她就連這個也不會。曾有能力發揮香港的經濟潛力而有助中國,因此若說他有習在後面挺,也不無道理。

 

添煩添亂習頭痕

那麼,到底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問題有多嚴重呢?本文只能簡單談經濟問題,地緣政治以後再說。年初,大陸和國際經濟界最關心的議題有三個,下面分別介紹;其他耳熟能詳的如產能過剩等問題,都會省略。

一、央行外匯存底跌破3萬億美元心理關口。這是一月份的情況,但其實跌速兩年半以來都甚高,其間跌掉了1/4。去年大陸為防人民幣續跌導致資金加速外逃,凍結了一批海外併購,取消了個人每年可匯出五萬美元的規定,並要求外資匯出利潤時,改用小額多次攤長的做法。按此,《華日》估計中國一月份外匯存底只減少十億美元,但結果減少是估計的12倍,可見各種外匯管制手段都幾乎無效,今年必須加碼才能防止人民幣急跌。(大陸的「美元存底」其實一向是以持美國國債為主;這兩年賣出大量美債,美國債市孳息卻完全不受影響,因為有國際和美國國內需求接貨。原以為可用拋售龐大美元存底作武器對付美帝,現在證明不切實際。)

二、信貸繼續猛增,北京無法壓抑。去年北京央行「閂水喉」,收緊特別是銀行對私企的貸款,目的是壓抑房地產和股債市泡沫。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陸信貸資金殺出了另外一條血路,以致今年一月份的全國非公營環節貸款猛增,資產市場又回暖。這條血路就是所謂的「委託貸款」,指由銀行安排的企業對企業貸款;一般是私企向擁雄厚現金的國企借錢,由銀行拉攏借貸雙方以及處理有關的資金往來,但不負責評估信貸風險。去年一年,這種信貸增加兩成,是GDP增速的三倍,利潤很高,借給地產環節的,年利率可達30巴仙。然而一般國企不像銀行,缺乏風險評估能力,很多時不熟悉借方償債能力和所在市場的風險,會導致系統出現危機。

三、人口雪崩,比此前認為的嚴重。這點要詳細一些談。

今年北京春晚傳出完全開放生育的訊息,其他渠道也釋出一些「令人鼓舞」的中長期人口增長目標,背後其實是極為嚴峻的人口和勞動力減縮前景。國家統計局數據指,2010到2014年的總和生育率(TFR,育齡婦女終身育孩數)分別是1.18、1.04、1.26、1.24、1.28,平均為1.2。2015年跌到1.05,低於全世界199個國家的2014年數字。

 

中華民族正在自絕

要保持人口長期平穩,TFR一般應該是2.1。考慮到中國的出生性別男高於女10%,1.05的TFR也就只相當於發達國的1.0。這個數字若持續一代人(一般指25年),則下一代人口數便只有這一代的一半還不到。中國人口收縮之快,可想像為中華民族正在自我滅絕!

其實,上述各年TFR統計數字還很可能偏高了。2015年夏,湖北宜昌做了大規模生育調查,抽樣比例是30%的育齡婦女,理應非常準確;結果顯示當地的TFR只有0.81。宜昌包括5個縣,城市化率低於全國平均,其中還有准許生育率較高的少數民族地區。如果宜昌的TFR也只有0.81,全國平均1.05應該是高估了。

開放和鼓勵生育的政策起碼十年前就應該開始,無奈大陸計生委有自己的利益考量:限制生育政策底下,超生罰款是部門收入來源(更是貪污財路),鼓勵生育則要龐大支出。有此不等誘因,所以計生委專家的TFR估算,一直以來嚴重偏高,直至最近還堅持1.5-1.8的浮誇數字,就是為了營造「控生政策沒啥大問題」的假象。不過,便是政策改為鼓勵生育,正面效果也會很微弱。2015年是開放「單獨二孩」政策的第二年,大陸專家不少認為會出現新增人口高峰,該年出生人口可望大幅攀升100萬。然而,2015年實際出生人口不升反降,比2014年還减少32萬。

 

大陸同樣需要「休養生息」

鼓勵生育困難是世界性問題,在中國尤其不易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以典型三代五人雙職工家庭為例,多生一孩,淨撫養比便增加20%;如果祖父母年老,中間代多生一孩,家庭要變成單職工的話,淨撫養比更急升140%,這不是大陸中產或低收入家庭可以輕易應付的。幾十年來一孩政策造成的經濟毒癮已經無法改變。

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收縮,在日本這個技術發達國也造成嚴重經濟困難,多年來的GDP增長都在1%左右甚至更低。中國經濟勞動密集程度比日本高,遇上同樣的人口問題,困難便大得多,政策上還要堅持GDP 6.5巴仙的增長並不健康,人民太辛苦。如果還要全國總動員支持打仗,應付得來嗎?看來,要「休養生息」的,不只是香港。

習近平面對的問題一大堆,碰上特朗普當美國總統,實在難應付。大家看他處理香港現階段問題,是要一個「好打得」的人繼承689路線,撕裂當權派、公務員以至整個香港社會,挑起分離主義思潮第二波,把「休養生息」也當作大逆不道的東西狠批?理應不至如此,但共產黨人的德性,誰說得準?

 

插圖:詹震寰

雞年伊始,震撼北京權貴階層的最大事,無疑就是特朗普一月二十七日下的一道行政命令,加強並嚴格執行對七個輸出恐怖分子的國家國民入境美國的許可及程序所設設限,即時生效。源自那七個國家的難民入境,由生效日起一百二十天之內全部凍結,其中敍利亞的更有可能無限期凍結。七國國民申請赴美簽證,除了特殊幾類,其他全部暫時停發九十日;持綠卡即美國長期居留權的人士仍可入境,但一度傳出進出境的審查將更嚴格,而入了美籍但仍擁原來國籍的人,入境限制將比照僅持原來七國國籍者。一些關口的移民官員「有殺錯、冇放過」,結果是嚴上加嚴。

政令一出的頭幾天,雷厲風行,令世界上不少人士包括不少美國人自己,看着也非常反感、心寒,認為特朗普此舉不僅違憲,還徹底顛覆了一些美國基本價值、立國理想。好在,美國政體包含體制內外的各種制衡;聯邦上訴法院第十分院一位法官發出緊急七天禁制令,豁免了那些持合法准入證件而於法案生效之前已在前往美國途中或者剛抵埗美國入境口岸的人;後來西雅圖另一位聯邦法官亦發出對整道行政命令的臨時禁制令。特朗普政府法務部則馬上提出上訴。民意方面,路透社的民調顯示百分之四十九贊成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百分之四十一反對;Rasmussen Report則錄得百分之五十七有投票意願的公民支持特朗普的做法。

 

借入境設限特朗普露一手

鹿死誰手未可知,但美國聯邦法庭在國境准入問題上,因涉維護國家主權,一般傾向尊重行政首長的決定。再者,反對人士指總統針對回教國家及歧視回教徒,違反美國憲法對宗教自由的保證,而且採取的手段不近人情,會激怒世上所有回教徒,反恐效果適得其反。不過,特朗普團隊強調政令目的在於國安,而涉事七國之外還有不少回教國家不受影響,跟宗教自由和平等無關;而且,特別針對七國的做法,其實是九一一之後由小布殊提出、奧巴馬承襲,特朗普不過是「加辣」,只反對他並不公道。這樣辯說,邏輯上講得通,要否定,對手可能需要指控特朗普團隊有「違憲意圖」。筆者估計,官司打到底的話,特朗普團隊的法律贏面還是稍高半線。

然而,對於那些在大陸「深挖洞」、在美國「廣積糧」的中國權貴,問題不在於特朗普輸贏,而在於事件顯示了他的強悍作風,以及兌現一項重要競選承諾之時那種「雖千萬人吾往也」的霸態。下馬施威,特朗普的入國限制令有明顯的殺雞儆猴效用。 儘管中國不是回教國家,特朗普這次並非針對中國,但偏偏他的團隊仇華,如果在貿易、一中、南海、釣島、北韓等雙方關係閃點上對中國發難,肯定也會十分強硬,而這些問題不涉人權、歧視等憲法問題,美國社會不會有大反應。若特朗普出招,中國縱非沒有還手之力,卻會因權貴階層在北美存放了龐大私人利益而非常被動!

美國這次收緊若干國家國民入境的規定,據報導「嚇出一身冷汗」者,不是什麼恐怖分子,而是那些有意申請或已經取得美國綠卡而早已在美投資、置業或取得工作及營商機會的人士。他們萬一不能入境美國,個人經濟損失可以很嚴重,而解救辦法即使有,也十分困難,不僅鞭長莫及,打起官司來,對手還是美國政府。若再加上美國經常用來對付敵對國如北韓、俄羅斯等國內權貴群體的最辣招——宣布凍結他們的在美資產,則處境更加不妙。

眾所周知,大陸權貴家人和資財外移,首選目的地是美國,從江澤民到習近平都如是(習上台的消息傳出之後,他才不得不把在美國居留的女兒召回,但是否連根拔起,則媒體未見報導)。高幹不可有妻兒在國外居留的新規定,其實說說而已;別的渠道不提,這兩年黨政高層大力推動動輒以十億美元計的海外投資併購,大家猜猜,跟着資本出國進行收購之後的「業務管理」的是哪些人?

 

雙國籍太子黨有排驚

大陸黨政高層親屬跑美國圖利,絕對是「人性」超越「黨性」的表現;綠卡未到手的拼綠卡,綠卡到手了趕入籍,入了美籍的斷不會放棄中國籍,好處兩邊拿,而美國政府一向不主動過問雙重國籍問題。況且,美國不僅國境准入相對寬鬆,入境之後什麼都自由,所以是中國權貴階層首選,但今年來了一個特朗普,連雙重國籍的美國人也完全可能在他對付之列(那樣做不難,按美國國籍法,入籍人士如果在申辦過程中有不誠實行為, 則已取得的公民身份亦可取消)。那些拿兩本護照而不誠實慣了的一級太子黨駙馬黨不虞有此一變,個個「吊起」。

在國家層面,中美要是交惡、關係緊張起來的話,起碼短期而言,吃更大虧的還是中國。軍事方面不用說,只有強國論壇上的那些軍迷才以為解放軍可以瞬間把美軍打個稀巴爛。經濟方面,一旦貿易戰開打,雙方當然都受損,但付出的代價哪一方更大,主要看各自的「替代能力」。

美國進口大陸貨,來源替代性高,不從中國買,還有很多國家願意馬上作替代供應;技術含量低的東西,新的生產者的準備期不會很長。大陸不買美國貨,就困難得多。《環時》提議一旦中美打貿易戰,大陸可停買波音公司的飛機。問題是波音機替代性很低,大陸可改買空巴(唯一選擇),但空巴訂單已經排滿好幾年,時間上的替代性因此很低,換句話說就是替代成本很高。其他高技術產品如手機芯片等,一般都如此。因此,若打貿易戰,更不利的是中國。

軍事、經濟都處下風,再加上自己的權貴階層受制於人而投鼠忌器,中國因此不宜與特朗普硬碰。這個陣勢,特朗普的商家頭腦當然明白。他新任命的國務卿Rex Tillerson在接受國會任命前審議諮詢時,竟然說「不會接受中國在南海佔島駐軍」,而特朗普用推特給他打氣,更說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若果不是這兩個人都口誤,就是有點齊齊向中國叫陣的味道。連繫特朗普首席政策顧問Steve Bannon一月底說的「美國十年之內終會就南海問題與中國一戰」,這就更不是兒戲。

大陸離岸灰錢失樂園

顯然,今天的美國愈來愈不是大陸權貴的離岸天堂。然則他們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呢?英國本來也不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比較崇尚法治和政經自由,但去年卻比美國先一步走上民族民粹主義,脫離歐盟,也會因此失去歐洲統一市場成員的身份。以前,到得英國就是到得整個歐盟,對大陸權貴的離岸資金而言,好處多着,但以後再無這個方便。事實上,英國離開了歐盟,撼動了整個歐盟體系,如果還有一個大國(比較可能的是法國)步英國後塵,則歐盟很可能就此崩潰,資產貶值。一天有這個風險,大陸權貴資金就一天不會大舉流往。剩下的發達國還有澳洲、加拿大、新加坡,再不然就是日本。澳、加、新的經濟體積太小,大陸權貴資本一進入,就炒起人家的不動產,導致這些國家形成限制外資進入地產市場的政治力量,並已經見諸立法行為。這方面的限制只會愈來愈多愈強。

至於日本,由於經濟成長緩慢、人口老化嚴重,房地產市場長遠不看好,不是大陸權貴投放離岸資產的理想地方。更而且,一旦中日兩國為了爭奪釣魚台主權搞出武力衝突,大量投資日本的大陸權貴家族,日子不會很好過,搞不好還會給政敵掛上親日派、漢奸賣國賊等的罪名,給群眾戴上高帽子遊街批鬥。

剩下的地方,要有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餘業(孽?)、健全的經濟金融市場、先進的基建和資訊系統,而在法治、保障私產、人身安全和自由方面能夠媲美西方發達國的,就只有香港了。香港的經濟體積也不大,但勝在資產市場夠國際性,錢到了香港就差不多等同到得了全世界任何地方。

 

中港融合終不利大陸權貴

但很可惜,香港的這許多優勝方面,近幾年因為特府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深港同城」而大不如前。香港人自己覺着不必說,大陸在港權貴也深刻感受到了。上週大陸富豪肖建華證實被中國公安黑道連人帶保鑣擄返大陸。(似乎名字是「建華」的,下場都很歹:二○○五年有董建華,○八年有牽涉程翔事件的胡辦特使陸建華,今年有這個肖建華,真是有點邪?)

事件是繼華潤宋林被騙回大陸接受雙規和銅鑼灣書店李波等事件之後,給在港大陸人特別是大陸權貴的第三個警號:「一國兩制」並不能保障他們在香港的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原因是「兩制」江河日下,愈發失去與「一國」之間的有效區隔。

肖是大陸「明天集團」的實質控股人,據去年《胡潤榜》列的名次,他在中國富豪當中排三十二,控制財富達千億人仔,年紀卻只有四十多。大陸流行的說法是,他乃曾慶紅親信,屬江派,在習近平上台以後根本不敢回大陸,只能躲在香港,請了保鑣在酒店度日,遙控他的生意帝國(或者僅僅是代別人打理)。

 

肖建華事件的政經涵義

肖擁巨額灰色財富卻苦無個人出路,在外國生存不易,在香港本來應該還好,但「一國兩制」起不到對他這種人的關鍵保護作用,因為法治的其中一塊無可避免地墮落了,無法抵擋來自北方的非法越界執「法」。根據筆者先前分析,如果香港按「瑞士模式」建構獨立中立國,實現中港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像肖這號大陸居港人物會是最受惠者之一,因而會最鼎力支持。回想江派掌權的那十幾年,春風得意,誰也估不到他們後來如此不濟,成員一個一個倒下,給新的掌權者打壓得無立錐之地。風水輪迴,敢寫包單,十多年之後,在香港同情、支持建構「瑞士模式」的,會多了一批今天的習派人物;如果王岐山有幸長壽,恐怕會是其中之一。

話說回頭,特朗普團隊項莊舞劍,可能先針對香港,用的武器就是那部稱作「香港政策法」的美國法律。如果中港關係不斷偏離《中英聯合聲明》所定義的「一國兩制」,按此法美國即可把香港與中國等量齊觀一視同仁,把所有給香港的相對優惠都取消。《金融時報》和路透社的社評都已經咬着這點。的確,外國金融機構在香港運作,有必要跟這裡的大陸人打交道建立深厚工作關係,但如果這些大陸人忽然人間蒸發,過程後面還有一百個問號,那叫這些機構如何運作?搞出肖建華事件,中共又一次把香港推近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險境。

雞年伊始,筆者祝大家新春愉快,身體健康,屬雞的都安好太歲,百事和祥。大人物當中,市民特別要為林鄭祈福,因為她今年剛好六十,屬雞,本命年當上特首的話,一損則港人皆損,一榮則港人皆榮也。

 

與梁切割枉費心機

林鄭近日見勢不妙,開始與「梁包袱」作口頭切割,特別想擺脫「梁振英2.0」標籤。本來,在看似牢不可破、西環話事的政治環境裡,任何特首參選人效法梁特效忠黨國,支持一系列「中港融合」政策,最堅定不移地朝一國一制方向接軌,即可取得西環青睞,「阿爺選委票」便唾手可得。無奈形勢丕變,北京陣前易帥DQ梁氏之後,西環地位愈顯不穩,林鄭察覺跟車太貼會出事,遂有必要在戰術上淡化與梁過分親密的不利形象。

然而,三尺冰封非一日寒。梁特人脈關係貧乏,人事資源與公務員體系不兼容,但五年來竟能作出非常有效的政治決策,瓦解佔運、拖垮政改、擊退獨派進佔立會,靠的就是林鄭。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和愛,西環/梁特如此關照她,為捧她上位而調動港共和商界,甚至刻意中傷攻擊同樣對黨國特府忠心耿耿的曾俊華,製造出公務員團隊中的「馬房」敵意對立也在所不惜,印證她這位前朝遺臣是如何經過一番無保留洗底努力,最後取得西環的絕對信任!

有此不凡履歷,林鄭試圖與梁路線切割,恐怕是「白切」,枉費心機了 。大家知道,自梁氏上台之後,特府作公職人事決定之前,所有合資格人選都要過政治關,把關的就是中策組高靜芝,過得她的法眼,政治就合標準。一月十七日《大公報》報導,高氏對林鄭作了三點評價:能力有目共睹、有心服務香港、並會延續特首梁振英的政策。最後一點一錘定音。

梁當政五年,所提倡的「中港融合」政治總路線,具體落實靠林鄭;梁下台了,他的路線要延續,靠的還是她。然而,她是港英舊電池,政治上翻了身,梁肯定給她不少助力。由此可見兩人互補性極高。傳說中的狽,前足短小難跑步卻善於辨別獵物方向,而狼則跑得快但嗅覺有所不如,狽於是伏在狼的背上協力出擊。互惠互利,何可切割?

一般而言,言語上的重疊還可分拆,行動上的耦合要切割就很難。

 

互補之餘有雷同

無獨有偶,梁在競選過程中,走運靠的是僭建——唐被及時發現了的和梁幸運地稍遲才給發現的;林鄭在現階段支持她的北人和港共心目中地位大幅拔高,靠的也是僭建——「西九僭建」。後者規模宏大得多,而且是在民族主義和文化公益名義下搞的,所以儘管手法完全違規,大眾亦莫奈之何。可以這樣子把梁和林鄭排比對偶,固然有其偶然成分,但二人的雷同處,似乎俯拾即是。事例之一是他們最近各自發表的若干選舉言論,足見二人性格上的一點共同處。

林鄭週前在一個媒體吹風會上散播「自己參選是為了避免選委會選出一個北京無法接受的人,造成憲政危機」,然後當場補上一句「北京任命司局長和任命特首用不同標準」。輿論譁然,於是她又補上一句虛語:「不是針對任何人。」

胡官聽了,批評她「極不君子」。任何港人,只要不是白癡或全然不關注政事,否則都清楚知道林鄭在針對曾俊華,而她竟然說了就否認。其實,她的話已不止於針對,而是出暗招點死穴大打擊;用大陸通行說法形容,就是「往死裡整」。對着一個三十多年老同事,本來無仇無怨,況且不幾天前還說了要和人家來一場「君子之爭」,自己卻在「終食之間違仁」。胡官的評語,背後自有孔夫子的德威;筆者若要形容,卻只想得出一個字:狠。

梁特呢?兩年前,筆者寫了一篇題為「梁齊昕的處境不就是香港人的一個縮影嗎?」的文章,刊在小眾報紙裡,提及齊昕之處,筆調都是同情。沒料梁特反應非常激烈,向筆者發的公開信竟鬧得滿城風雨。為免進一步影響梁小姐情緒,筆者當時主動收筆。上週,梁特接受媒體訪問,卻反覆強調一點:每晚看望齊昕,覺得力不從心,因而決定不爭取連任。這種說法,便是真的,也不宜由做父親的宣之於口、公告天下。試想:女兒的健康,導致父親如日中天的事業戛然而止,連累香港失去一個卓越領導人;做女兒的如果相信父親的說法,不是太沉重了嗎?

梁特那樣說,有多種政治收益不言而喻,然而卻可能導致女兒心生強烈罪惡感,影響康復。後者危險,梁特當然明白,話卻還是一再說了,而且都準備得非常好,絕非即興。如果也用一個單字來形容,應該是哪一個?

梁先生,為免更深傷害一個人,你可曾停過口?

Desperate!

通常,一個人在做一件要事或者參加一個重要比賽要奪標,如果成功的機會很高,甚至是篤定的了,那麼他會很淡定,所謂胸有成竹。反過來說,如果他忐忑不安,到處張揚,談自己的贏面怎麼高,別人如何不濟,終了還搞小動作;不僅自己如此,隊友也同樣空群而出,不停造勢,那就顯示他的贏面縱不一定沒有,卻是比較低,團隊都沒有把握,於是表現得很desperate。林鄭和她的廣義競選團隊,包括她的競選辦、喉媒、港共政黨、商界大號支持者等,無疑都有這種傾向。(葉劉亦然,不過沒有去到搞小動作或放冷箭中傷他人的地步,政治靠攏北京無底線,道德上則還未越位;沒有西環大力支持,只能「入閘當贏」的她,真無必要付出太多。)

這個規律後面,有理性原因。造勢行動如果密集、高調、急促,達到了desperate的地步,成本就會很高,偶一不慎而犯錯的話,代價就更大;如果贏面本來已經很高,比方說已經達到了九成九了,那麼,拼老命付出更多,贏面卻很難增加,搞不好犯錯了,贏面還會下降,何苦?

當然,這不是唯一理性解釋。還可以想像,梁和林鄭一直以為連任不成問題,所以可能做了不少需要靠着權力才可掩藏的「陰質事」,現在連任很可能泡湯,慌了,就desperate。

從這些角度看,皆可說明林鄭並非她的支持者所傳說的「真命天子」。她要走的路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走不通。

至於政治上低調、親和力比較強的曾俊華,辭職參選以來,一直從容淡定,調子和言行和以往沒有多大分別,信心似乎很充足,但我們卻沒法從邏輯上推斷他的贏面很高,因為贏面很低的競爭者,也犯不着那麼desperate。

或者我們可以再從另一個理性觀點看曾和林鄭的選舉風格差異。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選不上特首,薪酬方面的機會損失,五年便達兩三千萬,這對曾和林鄭這種堪稱高級打工仔而言,絕對不是小數目,為此而出盡吃奶之力,亦人之常情,並不需要訴諸愛國愛黨大道理。(前一陣子流行譏笑參選立法會議席的人目的是「脫貧」,但這兩個人當然不貧,失掉幾千萬是未能錦上添花。)然則為什麼林鄭那般desperate而曾卻顯得從容淡定?答案在於,一旦落選,他們各自的「剩餘價值」很不同。

 

落選後的剩餘價值

曾俊華財經系出身,若要在商界發揮「餘熱」搵真銀,還大有用武之地,而且絕不限於香港,收益甚至很可能大幅超越當特首的薪俸。況且,他民調跑第一,輸的話,百分之百是政治因素使然;這對他在國際職場找機會,不構成負面因素。如此考慮,曾的確有本錢從容淡定一些。

林鄭管社會政策出身,雖然掌過庫務局,也不過是當管家,敗選之後的市場價值不高,失掉兩三千萬的收入就「幾係嘢」。政治上而言,她一敗選便成為「雙失」、「雙無」:既無深厚民望,亦暴露了自己從來不是北京主流派的馬。這不僅限制了她的職場前途,連她退休之後住在哪裡也成問題。在香港,港共看風駛𢃇,會馬上棄她如敝履;民主派更會不齒這個連下場也一樣的「女版689」。英國不會很歡迎她,因為她屬於支持「中英聯合聲明早已失效論」的那派人;而且,在那邊的小鎮生活,流言蜚語尤其厲害,遑論還有吃回頭草的尷尬。在中國,無論是北京還是深圳,大陸人勢利,會給她白眼,搞不好還會有後續派系政治風險。

Desperate一字,北方官話沒有足夠傳神的翻譯,粵語的「喉急」卻相當貼切。

插圖 詹震寰

「連任DQ大爆炸」塵埃稍定之後,四個意圖參加小圈子特選的遊戲人,包括民調領先而西環港共決意封殺的曾俊華,最後都可進場博提名;不然的話,北京在本可完全操控的機制之上更需添加一重篩選,那就真正貽笑大方。

四人當中,有京港高層派系各自心水馬,不在話下,但其餘參選人勸而不退,而且還可能左右大局、替「戲肉中人」勝負添加不確定因素,卻是北人始料所未及。北京首次在特區大政事上如此局部失控,毋乃由於西環/梁特管治太不堪,失去威信難服眾,以致無論當權派還是反對派中的黑馬忤逆「上意」進場而無所懼,因為有足夠市民撐腰。但這個「第一次」,並非是次小圈子特選唯一新生事物。

 

文官撕裂、葉劉離心

頭兩次特選,公務員基本上抱持中立。其後唐梁之爭,大多數政府人員偏好唐氏,「支左」挺梁的只有幾個房屋幫,公務員大體上無分裂;真正分裂了的是商界。畢竟,對公務員而言,唐梁都是「外人」、「他者」,牽動不了整個官僚體系。

但是,目下的特選有一空前獨特處:兩個大熱一個月之前還是穩坐公務員第一和第二把交椅、各擁自己雄厚馬房的資深AO頭。曾俊華有他的財經系人馬;林鄭則除了繼承房屋幫之外,還有她的一部分非財經系勢力。儘管目前相繼站出前台襄助二人競選拉票的公務員都是退了休的,但人剛走茶未涼,各自的官場關係網依然完好。火併持續個多月,文官系統必一分為二,彼此之間敵意將空前強烈。

論兩路人馬多寡,林鄭因為緊跟梁振英,支持她的公務員是少數。如果西環成功讓出身AO的「女版地下黨」上位,特府管治將遇到前所未有的內部阻力。這種阻力難消弭,因為當中包含價值和效率的雙重因素。

首先,儘管「民主」不屬公務員核心價值,但他們一般比較重視公正;如果在小圈子選舉裡,連最低限度的公正也做不到,民望高的反而踢出局,那麼一般公務員就會反感。從另一個角度看,民望低的人上台了,無論推出什麼政策都會遭遇更大民意阻力,公務員的工作就更難做好,因此而遷怒林鄭、不服西環的情緒就容易滋生。尤甚者,這些反感和憤懣在馬房色彩淡薄、具體負責執行而凡事習慣按規持平的事務官(EO)群體中特別強烈,因而直接影響吏治。

若林鄭上台,除了令公務員隊伍深度分裂之外,還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號稱「最有承擔」的葉劉為北京賣命多年,滿以為可得眷顧,但看來連一百五十張提名票也欠奉,所以她和她的新民黨必會走上類似自由黨的路,成為反對林鄭政府的又一勢力,其「女性殺傷力」甚至會比自由黨更大。

 

強勢反林鄭、五年做不滿

另一全新現象就是,還未開始跑,兩隻頭馬各自遇到的敵意已空前強烈。回想首任特首董建華、二任特首曾蔭權,上任之時民間支持度很高,中央政府力挺,港共也不嫌他們的資本家或港英餘孽身份而統一口徑支持。唐梁之爭,背後板塊利益固然互相傾軋,但港共兩個都能接受;唐的民調支持度本來很高,因醜聞逆轉之後,梁的就急升,甚至當時有民調顯示年輕人當中七成以上支持他這個出身草根的候選人。

但這次特選不一樣。兩隻頭馬一開始就各自遇到龐大反對力。曾俊華被西環、港共和喉媒百般阻撓乃至詆毀羞辱,不僅「用完即棄」,還給當作內奸外敵來打,好不令人心寒。林鄭則繼承梁路線,新近還大事渲染得到董建華的祝福支持,結果同時在好幾個民調裡錄得過半市民不同程度的反對,以致ABC的意思竟已變成Anyone But Carrie,甚至有人罵出「萬惡林為首」;「八達唔通」之後更被指「堅離地」,在在顯示民間對她的反感和輕藐。

三個特首「高開低收」,當初的高支持度不敵後來露出的低能、庸碌、殘暴,以及收到京官指令貼貼服服、對着港人不同意見則不屑一顧的兩種嘴臉。但這次我們進一步看到的是,排頭兩個候選人早在競選階段已遇嚴重逆風;這般前所未有的「低開」,無論最終誰上台,也會面對不可想像的管治困難。

若曾氏上台,西環、港共、喉媒等天天反對他,特府固然無法有效施政;但如果林鄭當政,則特府更會「車毀人亡」。泛民和唐營繼續與她為敵,年輕人跟她不共戴天,分裂了的公務員系統泰半會暗裡使勁對付她,再加上葉劉的明槍暗箭,林鄭的位勢哪能不比梁特更弱更不濟?狼狽之間,每下愈況!小圈子「選」出來的三個特首都不得善終,連善始也莫能的林鄭,又怎麼可以?故筆者的判斷是:送她五年,她也不能做滿。

 

「東方紅」續集有睇頭

二○一一年梁唐對砍,政治方面,筆者喻之為「東方紅鬥女兒紅」,後來上演的是「東方紅」,一國兩制應聲高速走樣變形;年輕人為了自救,開始探討自決以至港獨等分離主義道路。此苗頭受梁政府高度「關注」,在一個又一個「刺激/反應」回合裡不斷壯大,形成一股北京終不能忽視卻又無法壓抑的思潮,間接導致梁振英出局。

站在京港當權派角度而言,梁特下野在即,若北京採取懷柔政策,趁勢去掉「刺激」以紓緩「反應」,未嘗不可逐步解決分離主義問題。不過,如果北京當局以為換上一個「女版地下黨」便可以了,那就大錯特錯。林鄭當政,會出現下列發展:

一、導致分離主義思潮澎湃的「刺激/反應」機制會強化。林鄭在佔領運動中當了梁氏鎮壓路線的參謀長和總司令,與新世代結下不解的樑子。由她承襲梁路線當政,矛盾不可能消弭,祭出的「刺激」必不會少,各種形式的「反應」亦會加倍強烈,直接給分離運動添加燃料。

要注意的是,運動一旦超越初生階段,不會單純扮演「刺激/反應」中的被動反應方,而會反客為主,俟機主動作出擊而待特府反應。每一個成功的新興社會運動都會遇上、要跨越這個變被動為主動的門檻;林鄭上台,正好形成了一個這樣的門檻,挑戰分離運動去跨越。

其二是,世代矛盾會因林鄭上台而出現二元發展:特府與新世代之間的鴻溝只會更深更闊,但在社運內部則會出現調和,以老一輩為主的大中華民主派將匯合新世代的本土分離主義思潮,形成筆者說過的「大中華港獨」,先隱後顯,最後成為運動主流。

 

港獨最終型的三階段證成

「大中華港獨」出現的過程,可用黑格爾辯證法的「正反合三段論」來描述。先是,反對運動裡只有「民主派」,其大中華底蘊是不必言說的;這是三段論第一段的「正」。

其後,在北方外力不斷破壞兩制而危及年輕人長遠福祉的情況之下,民主派裂變出分離主義,其極致表現為否定大中華的本土港獨,形成了三段論第二段的「反」。此新生一極在社運內部的對立面(即原來的民主派)於是被賦予「大中華」標籤,兩極同時存在。

「正」而生「反」,因為有北方外力;「正、反」趨於「合」,依然是同一來源的外力引致。北京主導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首先催生了以林榮基為意念象徵的「準大中華港獨」,給老一輩反共人提示「中華」與「港獨」可共容。跟着,北京透過梁及林鄭,強行以僭建方式把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空降西九。此舉是關鍵。

大家知道,中共壟斷了國家層面的愛國權,誰愛國還是不愛國由黨認定;民主派的愛國,於是被壓縮到文化歷史地理層面。但自北京透過收發回鄉證操控民主派的入國權之後,後者的地理層面愛國(愛祖國壯麗河山)已很困難。其後,教育局不斷把黨版史觀灌輸到中小學,亦令持平的歷史愛國愈發不可能。及至故宮博物館空降西九,暗帶黨版文化觀的特洛伊木馬於是進城,勢將顛覆港人對傳統中華文化的理解,文化愛國亦將由中共定義、壟斷。

 

往淨土的信念通道

「大中華民主派」的愛國空間如此被北人步步壓縮到了「無地自容」的境況,自然出路便只有兩條,一就是認輸,把自己的愛國心和中華文化裡所有珍貴的價值都「卷而懷之」;一就是為自己心目中的中華求一小片淨土,致力實現港中之間徹底而恒久的區隔。後者即所謂的「大中華港獨」,亦即三段論最終段的「合」。

梁特主政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大中華人與這個「合」,之間只有一步之遙;這僅餘的一步阻隔,就是一般港人頭腦裡以為的「港獨斷水絕糧不可行」。然而,古老中華傳統裡也有讓人繞過這個阻隔的信念通道,那就是千百年來儒家每在絕境中抱持信念時的基本態度:知其不可為而為。梁特之後,林鄭會是把民主派大中華人導入這個信念通道的推手嗎?

插圖 詹震寰

供求關係,無處不在,並不限於經濟領域,其結果通常就是一個平衡。近日鬧得滿城風雨的「西九僭建」,亦可作如是觀。從這個角度思考,可開出無限旨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

大陸的歷史文物,雖經歷了一九四九年的「蔣遷移」,精華幾乎都去了台灣,後又遭逢一九六六年的「毛破壞」,剩下的次等件也受到無可挽回的災劫,質和量方面買少見少。但是,大陸到底有一個優勢,就是可以不停地挖掘,積文革之後幾十年來考古家的努力,大大提升了大陸文物的質素,存量的增幅更是驚人,台灣和海外館藏的那種無源之水莫能比擬。

 

過剩文物的供求平衡

今天大陸文物的「供應側」十分雄厚,總存量已大大超越本身的需求,以至全國各地都有大量出土文物堆積,塵封了也沒專家去整理,已整理好的沒足夠的博物館展出,已展出的沒引起足夠的民眾興趣。畢竟,在向前/錢看的浪潮裡,故紙堆古文物只能吸引民眾的極少數。於是,大陸文物就像它的經濟體系裡超產的鋼鐵、水泥、焦煤等商品一樣,要往外傾銷。為找得「推出去的渠道」,暫時不計成本也可以;成功了,起碼能夠削減庫存費用。

然而,文物不同一般大宗商品,在特定的意念、場景和使用方式底下,可產生政治效果。以文物作文化紐帶,尤其可以對處於國界上而離心傾向日益明顯的香港產生羈縻作用。大陸的統治者當然知道這點,於是就有了過剩文物供應側的香港疏通口。

碰巧這個時候有一位渴求連任的香港領導人,需要在關鍵時刻端出幾個耀眼的「選舉工程」;把香港與祖國舊文化之間來一個「融合」,就會是相當便給得體的一個,儘管生出的東西會有點生硬難嚥不如另外那個深港科技同城化工程那麼即食,也是可以的了。這便是香港這個本身並無強烈傳統文化意識之地忽然冒出強大傳統文物展覽「需求側」的底因。

在這特殊背景之下產生的港方文物需求側與上述陸方文物供應側一拍即合,而「西九僭建」就是其局部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和一般經濟市場平衡點一樣,是分析者的最佳切入口,其動態變化及可能引致的後果,往往是大趣之所在!

 

移花接木、乾坤挪移

「西九僭建」這個文物供求平衡點有雙重屬性: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特府顯然借了文化搞政治,但林鄭等官員卻反咬,指特府搞的是文化而把事情政治化了的就是那些惡意批評者。不過,整件工程斧鑿痕跡清晰可見,細節上的時間點太多巧合,特府及其支持者的辯解並無說服力。

館址選在西九,秘而不宣超過一年,無疑因為所需土地事先並無規劃,故必須剔走已在規劃之中的大型當代表演中心,但那樣做之後,要過一段時間的冷河,以免有難以掩飾的移花接木之嫌。

至於繞過諮詢,目的當然不只是求速度。對構思和開展工程的梁特而言,更重要的是工程的進度可由他操控:能夠不快不慢、不遲不早,在宣布謀求連任的同時公布「大喜訊」,並在競選進入衝線階段之時敲鑼打鼓破土動工。其間,當然還可以「合法地」利用一些工程合約作聯誼吸引選委票;選擇建築師不必有公開程序,批出建築合約為什麼不可以?況且花的還不是納稅人的錢!

然而,特府處理此事手法粗劣,導致港人普遍反感,其中尤以「有諮詢就不能成事」之說最甚。

假使特府不強求博物館落座西九,則馬會出錢,大陸出文物,再找一位「梁粉」地產商捐出一塊好地應該也不難,然則建館的事就完全不是問題,找誰做前期顧問、後期設計,任何人無從置喙;整個工程只要符合環保等技術要求,過諮詢關就輕而易舉。再者,展館建成之後,必可催生一個合法的中國次等文物商品出口市場,而館內展品絕對是最佳的廣告樣辦。如此一個依足程序正義、同時有文化和經濟意義的項目,港人哪有反對之理?

 

鵲巢鳩佔:何必西九?

問題出在特府強要項目空降西九,因為那是突出整個選舉工程政治效益之所在。梁政權認為,上一屆政府遺留下來的西九,完全欠缺黨國特色,那樣的一個代表着香港特區文化思想藝術精華的龐大建設,沒有靈魂不成體統不可接受。於是,有必要換上一件鎮山寶,畫龍點睛。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就是那個必要而現階段最合適的東西;它夠分量,具傳統「國」的特色而沒有「黨」的敏感政治性,但巧妙的是,有了這個「傳統」的「國」的部分,建好以後再順理成章加上「現代」部分,「黨」就在其中了。因此,這個故宮博物館是一匹特洛伊木馬。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特府那麼堅決,非要項目落座西九不可,而且還有梁粉當權派聲稱「得西九者得天下」,把西九等同香港的九鼎!

然而,要成功且適時空降這個項目,諮詢就是「必不可有」的絆馬索。這就決定了這個項目必須是一個先斬後奏、鵲巢鳩佔的強制性項目。梁特一夥於是一早選擇了繞過諮詢的做法,而工程過繼予林鄭之後,後者及其支持者更大事攻擊諮詢制度,說成是比洪水猛獸更可惡的絆腳石。那是沒錯的。

然而,諮詢在香港,其重要性遠高於在大多數的民主發達國;香港就連蓋一個公廁也要諮詢街坊,遑論大動干戈改變資源分配建一個大型博物館。筆者的一些外國朋友對此大惑不解,殊不知那是因為行政主導的香港卻沒有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做決策的公務員也不是由民選授權的人指揮,民眾焦慮權力濫用,諮詢遂成為民主體制的一種替代品、制衡行政權力必不可少的機制。繞過諮詢,進而攻擊之,對港人而言,等同獨裁。但這個是當然了:最終要引進黨國特色作為「龍」的「睛」,不獨裁一點怎可以?不過,若整件事成功了,「下不為例」也是完全可以真誠地許諾的;要信林鄭。

 

黨國恩賜,識抬舉否?

傳統中國文化裡,皇帝給小民一點恩惠,後者必定感激流涕,絕不會不識抬舉,遑論斗膽拒納。遠的不說,就看共和國有名的那一幕「芒果崇拜」,大家便知是怎麼回事。

一九六八年,巴基斯坦外長訪華,送了一籃芒果給毛澤東,毛不喜食,轉送清華大學工宣隊,工宣隊關照階級兄弟,把芒果分發北京各大工廠。《人民日報》知道了一吹,全國登時陷入一個政治芒果崇拜熱:民眾手捧盛着複製的芒果的玻璃龕列隊遊行;路人須向芒果鞠躬。毛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裡說:到最後,革委會的人用一大鍋水煮開快要腐爛的芒果,隨後舉行儀式,讓每人都喝上一口神聖的芒果水。如是者擾攘一年多。

皇恩浩蕩,政治正確的反應,自古以來就是如此。今天香港人除了特府周圍一小撮,正常的都不會來這套,憶起「毛芒果」會噁心,收到「習文物」也不會必以為然,要看是包含了什麼意思。如果故宮博物館落座西九,鵲巢鳩佔之餘,還強行成為文化區裡的「旗艦」,反彈就會相當劇烈,原因不一定牽涉政治,而是港人的傳統文化意識不是那麼濃厚,忽然要他們接受一個欽定的圖騰,後面既有北京的政治意圖,也有一些香港領導人自己的謀略算計,他們就受不了。

其實,聞北京賞賜文物而大喊「天大喜事」的那些「梁粉」、「林粉」,搞不好自初中畢業以來就沒再好好讀過一篇古文。那不是說這批人特別數典忘祖,而是說他們跟大部分正常香港人一樣,與傳統文化有一大段距離;不同之處在於這批人近日「忽然傳統」,為得政治利益而表演了一齣現代版的「芒果崇拜」。

 

欽定的東西會反彈

皇帝強迫人民接受一些東西,人民別無選擇卻不反抗,這種軟性強迫,說好聽就是欽點、欽定。

舉例說,北京最近下令,把「八年抗戰」這個自國民政府時期就慣用的說法改為「十四年抗戰」,即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算;全國所有教科書、媒體、官方文書都必須馬上跟隨。這就是欽定。這道命令在台灣和香港沒有絕對執行力,卻引起了爭議;抗戰十四年甚至更長的說法其實很早就有,只不過不是很流行。

沒料到的是,這次由大陸引起的爭論在台灣和香港一展開,中共自己的「抗戰履歷」就吃大虧,因為台灣和香港都有人熟歷史,即時指出中共在毛氏領導下接受蘇俄指使,以武力分裂國土、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年,剛好也是一九三一;而且,準確日期是在該年的十一月七日,即「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只一個多月。中共既曾在外國入侵、民族存亡關頭收受盧布並乘機分裂國土,按它自己的標準,是正牌漢奸、走狗、民族罪人,怎好意思今天大罵台獨港獨?(按中共自己的做法,如果明天日軍又一次打入京津,香港和台灣隨即宣布獨立,也不過是效法中共當年樹立的好榜樣而已!)

尤甚者,中共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同時分裂中國,令國民政府腹背受敵,蔣氏於是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把主力放在剿共上面,而中共亦不遑多讓,提出「反蔣抗日」的對應策略,以牙還牙。「攘外必先安內」是十分傳統的策略,從春秋時代到清朝都有帝王將相提出過,絕非老蔣發明。但這一來卻便宜了日本,讓日軍如入無人之境,而始作俑者就是中共。這點在大陸也肯定有不少人留意到,只是無人敢指出。

中共以為欽定「十四年抗戰」說,可以替自己「省靚招牌」,結果卻見笑兩岸三地,殊為不智。將來香港的中小學生必修中史的話,一九三一年發生的這兩件大事——日本侵華、中共分裂國土搞獨立,他們都應該清楚知道;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建成開放之後,每搞近代國史展覽,這兩件大事和一九六八年的那宗鬧劇,絕對不能在展覽中遺漏了。(註)

 

文物是嗟來食?吆來食?

古書裡記載,齊國饑荒,有人不食嗟來之食而死,曾子認為那在施者道歉之後是不必的。但如果是吆來之食呢?而且還不是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欽定的呢?更而且是在受者婉拒之後、施者的態度更為惡劣的情況底下強「給」的呢?像養雞那樣逼你吃人家生產過剩的飼料,哪怕是上好的飼料,你吃還是不吃?

 

(註) 2014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中心籌辦「毛澤東的金色芒果」展覽在英、德兩國作了為期半年的巡迴演出,BBC作了報導: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press_review/2013/03/130308_chnia_mango.shtml ;《德國之聲》中文版刊出一些珍貴圖片:http://dw.com/p/1Ilp7 。

 

插圖 詹震寰

梁振英在他搞愛國愛黨政治事業的高峰被北京突然DQ,失去爭取連任的資格,筆者認為他犯的錯誤有二,一內一外:內的是他把統治階級分化為多個敵對陣營、撕裂社會之餘,還挑起分離主義火焰,替北京添煩添亂,大搞其個人選舉工程卻在正事上乏善可陳;外的是在世界特別是東亞大形勢對中國越來越不利的環境底下,不斷以極左手段破壞一國兩制,致令「友邦驚詫」(尤其是美國),損及香港對北京來說非常重要的「窗口角色」。

 

假若梁的錯誤只是前者,那麼對早已處心積慮要續步赤化香港的中共而言,他的功過還可以「三七開」,北京縱不悅,也不會把他夾生拉下馬,但後者則無法不成為他的死罪。專長吃政治飯的梁特,竟然會犯上第二個錯誤而未能及早察覺、及時修正,原因有二。

 

《環時》搞破壞 梁跟車太貼

 

其一是,他和他的智囊受北京《環時》系的意識形態以及《強國論壇》之類的極端言論影響太深,幾年來不斷高舉「一國」矮化「兩制」,把香港說得一文不值之餘,還嚴重破壞了法治、廉政、公務員中立等「兩制」精華,已經「蜚聲國際」。其二是,美國政治海變,特朗普當選還未就任,中美關係、東亞形勢已驟然惡化,一切來得太突然,連北京那些善於翻雲覆雨的操盤者也措手不及而須急煞車,梁特一夥跟車太貼,於是人仰馬翻。

 

然而,真正影響下屆特首人選的因素還要看1月20日特朗普上任之後如何推行說好的「百日維新」,其中包含他對主要進口國的態度、對亞太地區的關注和實力投入,以及他如何看待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特朗普的亞太政策越強硬,香港的「窗口角色」對中國便越重要,要保住便越困難。

 

由於這些方面還存在不確定性,所以北京最後首肯誰當特首,還須考慮下列場景和選項:(一)特朗普虎頭蛇尾,上任後十分溫和,那麼北京可讓林鄭配葉劉上,利用二人的「港英舊電池」色彩繼續矇騙國際,實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二)特朗普硬中帶軟,則北京可讓表面上溫和得多的雙曾配出台;(三)特朗普非常強硬,北京滿盤落索,只好索性讓胡官上,向國際釋出善意,同時用其他方法規限胡官,無謂硬拼,否則無法頂住美國壓力、保住香港這扇無價窗口。 

 

美國越仇華 兩制越寶貴

 

看最新情況,北京很難樂觀。上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特朗普又借北韓揚言試射洲際導彈發飆,指摘北京在對美貿易上好處佔盡卻在朝鮮問題上沒出半點力。幾乎同時,特朗普就宣布委任美國對外貿易首席談判官Robert Lighthizer。英國《衛報》指此人乃列根時代出道的超級仇華鷹派,多年來不斷指摘中國利用世界自由貿易體系佔足美國便宜,應受懲罰,特朗普任用他,首要目的就是要他來對付中國(其次對付墨西哥)。北京因此非常不快,但對著即將上任的「狂人」特朗普卻不敢造次,只讓《環時》以十分詩意的文句詛咒:「誰知道美利堅合眾國是不是歷史天空中閃過的一道流星?」

 

中國靠了香港這扇窗口,能建立與發達國之間千絲萬縷或明或暗的管道,在經濟金融方面尤其重要。香港則在九七之後依然能夠值此享受美方給予而中國無法取得的的各種優待,特別包括從美國輸入一些不能輸往中國及其他「共產國家」的高科技產品,原因就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築起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體制區隔。美國政府看待這個中港區隔非常認真,甚至用法律的方式作出了反應規範,此即1992年通過的美國國內法《香港政策法》(Hong Kong Policy Act)。

 

此法與《台灣關係法》不同,並不干預香港內政;它只是指明,一旦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分野模糊了、消失了,美國就以對待中國的態度對待香港,原本給予香港的優待跟著消失。為此,該法規定1997 - 2000年之間,美國國務院須每年對國會提交一份報告,認可一國兩制所定義的中港區隔仍然有效。後來此法修訂了,提交年度報告的要求延伸到2006年。事實上,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額外提交了一份報告,確認一國兩制落實十年很成功,於是由2008年起,年度報告不必再提交,那對香港很有利。

 

梁當政 美即收緊《香港政策法》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政策法》判別一國兩制是否繼續存在、中港區隔是否繼續有效,標尺就是在該法條文中11次提及的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然而,2014年11月底,中國「半正式地」向英國表示,《聯合聲明》已於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基本法》生效當日同時失效,而此後英國對香港再無任何「道義責任」。英國政府即時反對這個說法,但反對無效,因為北京看穿了英國為了商業利益想當「中國的最好朋友」,根本不會再在香港問題上說三道四。不過,美國的反應不一樣。

 

2015年4月,美國國務院在停止了七年之後,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主動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其中指出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的若干行為有違一國兩制規範,這包括2014年6月北京國務院發表的「政改白皮書」、特區政府其後提出的政改方案、引起佔領運動之後特區政府的一些對付抗議人士的暴力手段,等等。報告還指出美國政府收緊了敏感商品出口香港的備案審查等規定。本來,梁特如果有足夠國際政治觸覺,當會即時懂得收斂一下,但事實不如此。

 

2016年5月,美國國務院再次在沒有法定要求底下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這份報告對中港政府干預一國兩制的行為作了更多質疑,一面尖銳地指出,在香港發生的李波事件上,英國首次指控中方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這意味著美國不認為《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此外,梁政府在港大副校任命一事上授意否決陳文敏教授的任命提議,其後更不理學界強烈反對而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報告認為都是政府干預大學學術行政的事例。(註)

 

大家可以推斷,2017年美國國務院也繼續會有一份年度報告,提及香港去年夏天及後發生的多起立會選舉DQ事件、人大主動以「釋法」為名替香港立法、給法院審判作強力指引的先例。大家也不難估計,特朗普的亞洲事務官員會怎樣寫這一個報告,以及報告寫好送到由共和黨控制參眾兩院的國會裡討論,會有什麼結論。到時,美國國務院就算不作出最壞的結論(一國兩制失敗,香港不再與中國有效區隔,美國不應再予香港優待),也很可能會發出十分嚴厲的警告並初步制裁香港,令中國很被動。

 

隊冧梁特者:美帝

 

筆者估計,奧巴馬政府很可能於十一月底透過外交管道暗地給了中國一個溫馨提示;北京一急,拋出梁振英。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梁特陰溝翻船得那麼突然;習近平對梁似乎早有意見,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卻來自老美。不過,平情而論,梁氏私賣港人利益,尷尬下台乃天意,但他卻絕非破壞一國兩制的唯一罪人;不少壞事都是北京手筆,例如銅鑼環書店事件,梁政府不過被動配合,不阻止、不抗議、不調查,不了了之。罪有應得之餘,他也是半隻代罪羊。

 

大家也可能留意到兩則或有關連的新聞: 一是本月二日的新聞報導指奧巴馬政府將在卸任之前發表一份報告,建議阻止中國併購美國半導體行業高科技公司;起勁反華的特朗普政府求之不得。一是上週梁政府府又宣布一件「選舉工程」:香港和深圳將合作在邊界以南的河套區建設比原定計畫大得多的科技園區,並大量輸入中國專才。

 

這件深港同城工程和「西九僭建」一樣味道,無疑本來都是梁特處心積慮要在他自己宣布參選之時公布的策略訊息,現在卻變成林鄭的競選亮點。不過,此項高科技同城化工程從中港美三角關係看,非常敏感,可能進一步刺激美國國家安全疑慮,結果導致美方更嚴格限制美國高科技產品輸港,因為以後香港科學家接觸得到的美國尖端科技產品,中國科學家也可直接接觸到;按行會梁粉的說法,甚至有可能將來大部分的「香港科學家」都是大陸來港的「新香港人」。

 

矮化香港最大輸家:中國

 

明顯,有人為了一己選舉利益,不惜犧牲香港利益。類似這種中港融合、深港同城的政治工程越來越多的話,很快有一天美國會按《香港政策法》了結給香港的優待。當然,一些中港喉媒、極端份子、《環時》派的人會說:美國的東西不稀罕,中國的更先進。

 

如果北京領導人不是傻子,應該看得清楚:香港由一些執行「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的死硬派人物來領導,所有港人都會是輸家;而且,一旦香港的「窗口作用」消失,更大的輸家是中國。

 

 

 

註: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法》的文本和美國國務院歷年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年度香港報告可在此連結取得:https://hongkong.usconsulate.gov/mobile/ushk.html 。

 

插圖 詹震寰

梁特「被迫主動」放棄謀求連任之後沒幾天,港澳辦副主任當中名字排第一的周波亦落馬。這兩個觀察點連成的直線,續指向哪些涉特區事務、執行極左路線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的官員,還有待觀察,但林鄭在關鍵時刻忽然少了一個和她緊密合作搞「西九僭建」的關鍵中央要員,二進京的個人政治收益必然大打折扣,價值三十五億港元的參選工程更會蒙上陰影。

港人不分民共統獨,普遍認為林鄭是梁振英衣鉢真傳;的確,二人不僅思想作風雷同,求取下屆特首大位的手段也相似,都是以表忠之舉博取北京歡心,對破壞香港體制規範、以犧牲港人利益作代價卻視而不見、在所不惜。

 

暴殄文物 林鄭表忠

梁氏以「抓政治」為賣點,一意鬥倒其他當權派、鬥垮香港年輕人,過程中立下以行政權欺壓立法司法權、誘使大陸以「釋法」名義代替香港立法、框限香港司法的惡劣先例。林鄭則積極配合某些京官以建設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的名義實行對港文化統戰,成功樹立「熱愛祖國」形象,慷了西九文化中心的土地之慨,拿走馬會慈善基金一大筆本可用來作其他包括扶貧用途的錢,繞過所有公開透明的諮詢審批程序,以極高效率「及時」拋出建館的既成事實。如果讓梁或林鄭那樣的人以此等手法當上來屆特首,上行下效,香港可以拆招牌,真正回歸祖國了。

有人會說,儘管二人心法手段都一樣,但梁特具體所為導致分離主義火速膨脹,而林鄭則配合京官引進故宮博物館弘揚中華文化,有助化解自決及港獨思潮;開了好頭,以後由她主政,舉一反三,問題不就解決?表面看,也許如此,但再看深一層便知不然。大家想想,梁特何曾鼓吹自決港獨?相反,無論他的出發點是愛黨愛國還是愛自己的仕途,他也是反獨急先鋒,終了港獨卻上升為新生事物,生機蓬勃愈反愈烈。這個現象,換上林鄭當政,一樣會重複,但不是簡單重複而是變本加厲,與梁氏首尾呼應,煽出港獨最終型——「大中華港獨」。何解?

一般認為,梁特反港獨適得其反,是因為他這個人太可憎,年輕人尤其看着他便反感;他要朝東,人們便向西,他要北望,人們就要南往。這個着眼港人情緒的解釋不無道理,但只觸及問題表層;真正重要的第一因,其實十分理性,與梁特的關係不大,不必訴諸民眾的逆反心態,而香港人從來都不那麼傾向逆反。這個理性第一因是什麼,只需看最近兩位京官和兩位香港知識分子之間的「衝激/反應」便可說明。

 

胡說八道、一嘢打殘

十一月十一日,習近平在中共紀念孫中山誕生一百五十年的紀念大會上慣常地發號施令,要求全黨全國學習「孫中山先生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旗幟鮮明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論和行為」。其實,共產黨哪會真正重視孫先生?拿孫說事,只不過他的名字還有利用價值,特別在黨外、海外。共產黨要利用孫,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把今天要吹捧的東西不分青紅皂白塞給他,胡說是他在生之時一貫說的做的追求的;一般人不熟歷史,也沒興趣查根問底,專制權威人物既那麼說,黨國宣傳機器照辦煮碗,於是下面就沒人膽敢針鋒相對說明真相。

這種粗劣騙術在大陸是家常便飯,在香港(或台灣或任何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卻行不通,因為香港知識分子,除了一些專門「幫港出聲」的極少數,都有一種健康正常的懷疑本性和求真本能,面對無上的權力話語,尤其會小心驗證。蔡子強先生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明報》文章《學習孫中山般維護國家統一?》便引用一些堅實的包括大陸出版的原始史料,一下子把習總的說法打殘。

原來,孫先生和很多其他時空裡的民主革命派一樣,為求一國之內得以建立民主共和,絕不忌憚在過程中為取得國際支持而開出哪怕是十分嚴重的割地讓權交易條件。蔡文指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孫中山集外集》一書第一百六十七頁,記述了孫的一段話:「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 。」此外,蔡文還舉出很多其他事例,證明習說的「孫中山先生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錯得離譜。(習的智囊是幹什麼的?)

如此以事實詰難黨國領導人,並非蔡先生第一次,更不是只有他才那樣做。十一月七日,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飛怒斥港獨不僅違憲,還「站到當年法西斯的立場上去了」。程翔先生於是在十一月十三日的《明報》文章《諸獨根源皆中共》裡,詳盡引用大量官方黨史資料,說明一個歷史事實:疆、蒙、藏、台這四個獨立運動,都是中共當年為配合蘇聯搞世界革命而提倡、促成的。這些獨立運動與二戰時期的法西斯主義立場完全無關,反法西斯的蘇俄和中國的毛澤東卻要負很大責任,後者因為他長期領導中共,並曾經非法建立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獨立於當時中國唯一合法、國際上普遍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之外而與之抗衡。

區區兩篇香港自由人寫的評論,就足已揭穿黨國官員由上到下胡說八道欺神騙鬼、自詡中共是最一貫最徹底的國土主權捍衞者的西洋鏡。讀過這些評論的香港人,看穿習近平等人反分裂言論的機會主義本質,如何不啞然失笑?

 

主權可讓渡 國土可分裂

尤甚者,港人透過多角度觀察,認清真相之後,幡然懂得了二十世紀兩個中國的兩位國父孫和毛骨子裡都服膺的一組政治原則:

一、在民主革命的過程裡,只要不損害核心利益,任何讓渡領土或主權予外國、任何局部自決或獨立的主張,都是可考慮的;

二、有利革命的局部讓渡領土或主權的行為、自決或獨立的實踐,不僅無咎,還可正面寫進歷史;

三、民主革命的對象,亦即當其時的反動政權,必然從自利立場出發,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壓分裂主張及行為,但結果都無效,道義上也往往是虛妄的,可以不理。

這三點歷史總結完全理性,便是一個對共產黨並不特別反感、一般地認同孫中山和(早期)毛澤東的香港人,就算自己不接受,至少也會覺得不無道理,而別人接受的話,無可厚非,特別是考慮到香港目前的處境——「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已經嚴重走樣變形。

大眾既清楚知道這些歷史事實和道理,中共在處理統獨矛盾、領土主權問題時,就失去道義力量;這就是上文提到的理性第一因。只不過,剛巧香港此時出了一個本身就是機會主義兩面派(在89.64事上反水又反水)的梁振英,大義凜然地對準年輕人開罵動武搞DQ,牽動港人情緒,試問人們對着他怎會不逆反?又試問,理性第一因不變,只是換掉梁振英,改為一個女版的,並聲言「人變路線不變」,那麼,分離主義思潮怎不繼續氾濫?在這個場景裡,唯一有意思的問題是:氾濫將採取什麼途徑?

 

大一統觀念最終型

要找出獨派思潮繼續氾濫的途徑,必先留意上述詰難中共統一論述的兩位香港資深政事評論員蔡先生和程先生,都不是獨派或自決派,反而是本土論者認為的如假包換「大中華真心膠」。他們批判來自北京的那種統一論述,不是因為他們主張獨立,而是在按自身價值觀念選擇大中華主義的同時,不能忍受中共那種謊話連篇、「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

任何人如果清醒,當知蔡、程那種理性全認知底下自選的大中華主義,已經是大一統觀念在香港的最終型,而且是非常脆弱的一型。經歷多番京官和港人在統獨上的立場比併和資訊較量(衝擊/反應),港人以前那種不問因由的民族文化大一統觀念,正在不可逆轉地走向消亡。依然崇尚大中華一統的因素只剩下兩個:一是一念之差的個人選擇,一是老去世代不自覺的慣性殘餘;兩者都是可轉移的,後者只是時間問題。

由此,筆者研判:如果林鄭上台,推行一條「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手段強硬卻不斷提倡文化愛國主義,港人被恩賜一個又一個博物館展覽廳以及源源不絕的「統戰文物」(歷史文物本身無罪,到了中共手裡就變質),那麼,不出兩三年,香港將出現有別於「本土港獨」、潛力深不可測的另一種分離主義思潮:「大中華港獨」。

 

港獨最終型:大中華港獨

有人孤陋寡聞,不知與歷史有關的東西在已經高度政治化的環境裡最具爆炸性。要補課了解這點,只需看看台灣故宮博物院近年不斷引起的爭議:成龍獻寶(仿造的偽寶)放到院內引起抗議之後被移除交還;綠營二次執政之後大陸有網上輿論要求台灣歸還價值連城的故宮文物予大陸,但北京顯然有顧慮,因為那會是台灣真正走向全面獨立的象徵;上一任院長今年六月退休後,九月即到北京故宮研究院當顧問,台人認為不成體統,口誅筆伐(故宮博物院院長在台灣是總統內閣閣員);如此等等,喋喋不休。本以為是維繫兩岸一中關係的文化紐帶,結果成為一道分離主義者可資利用的裂痕。

故宮博物館香港館成館後,也會產生同樣效用。例如,辦一個秦漢展,會勾起中原華夏政權在秦漢時期對嶺南包括香港地區的武力征服的古老記憶;搞一個魏蜀吳講座會讓人懷疑是否影射當今香港民眾中間的政治陣勢;介紹乾隆的十全武功,會讓港人更相信一八四二年之前的中華帝國主義行徑與其後的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企圖的性質並無二致。所有這些議題都是中國的馬蜂窩,愈捅愈危險。

須知道,「大中華港獨」並非一個自身矛盾的概念(oxymoron),而這個觀念的實化,只需要源源不絕的京港之間的「衝擊/反應」。沒錯,中華文化裡的統治階級大一統觀念源遠流長,但國史上同時存在多個獨立國的年代,卻比統一的時間更長,而中華文化本身內聚力,從來都不足以自然統一,所以國史上分裂局面的結束,無一例外需倚靠大規模武力;復旦大學史學教授葛劍雄的研究已說明這些。大一統觀念既有天生弱點、罩門,在香港更已表現為危危乎的最終型。如果再來一兩個兇悍特首胡作非為激怒港人,香港的回歸政治能不繼續反向衍化、轉念之間變成港獨最終型?

一旦「大中華港獨」出現,香港的民主派政治空間便大滿貫。現時的列序是:民主回歸派、內部自決派、民主自決派、修憲永續派、華夏城邦派、(缺:大中華獨派)、民族自決派和本土獨派,差一點便一應俱全。林鄭會成為填補這個空缺的推手嗎?

 

插圖 詹震寰

十一月初,筆者在海外,卻給《大紀元》記者找到,訪談港事,特別是要研判梁振英找了北京「釋法」打港獨成功後的形勢。當時梁氏和他的支持者滿面春風非常得意,以為自己替黨國立大功,連任是定局;但旁觀者清,懂得共產黨心態的人只需留意到習核心遲遲不表態讓他出閘,就知道梁命不久矣。按此,筆者給記者說:「梁撩起港獨無法弭平而要勞煩北京出重手,足證此人管治能力差,替領導人添煩添亂;為此他要付出政治代價,終無法連任。」一個月之後,梁就出局了。(註一)

 

世局險惡有賴香港再作窗口

幾年來,梁特推行極左路線,在「經濟城市」高調搞政治,既得罪大部分當權派,更把大量年輕人推向港獨(最新中大民調指佔15-24歲人口組約四成);他那批好勇鬥狠的手下如陳淨心、李國章、周融、馬恩國等人,出位言行直把香港搞得雞犬不寧。本來,假若中國真如「環時派」說的那樣,不僅崛起了,還已經進入「盛世」,則有人在香港地興奮一下,未嘗不可。問題是,「盛世」宣傳未及展開,大國已呈內外交困之局;北京再次發覺香港的「窗口」作用不能缺,絕不容你梁特開倒車搞「深港同城」、「中港融合」。

經濟方面,大陸是強弩之末:○八年以來GDP增幅不斷下跌;貿易不振,今年對美出口下滑5%,是○九年以來首次收縮;為了減慢人幣跌速,北京央行十八個月內賣出近四分一外匯儲備(日本已取代中國成為持美債最多的國家);社會總負債急增至GDP的三倍(地下借貸數據不全,三倍之數是樂觀估計);人口老化、勞動力衰竭,生產成本上升,外資漸多轉移他處;改革停滯,人幣國際化無期;國庫補貼國企盲目生產出口傾銷,導致美歐日否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等等。這還沒有考慮明年美國繼續加息、特朗普上台之後可能採取各種對抗性措施。

 

聯俄制華360度圍堵中國

經濟形勢雖然惡劣,但地緣政治危機卻更嚴重。東海、南海摩擦不斷,與日美兩國衝突一觸即發;兩岸關係則因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否定「九二共識」而奧巴馬政府竟然撐腰而惡化,及至發生特、蔡「電話外交」、俄羅斯的普京竟在一旁打邊鼓,北京才知美國這位親俄候任總統比聲言「重返亞太」的現任總統更難纏:一旦美俄關係解凍、美國「聯俄制華」之勢成,中美之間的「基辛格時代」結束,中國就會陷進三百六十度包圍圈,那是比什麼第一島鏈、第二島鏈更不利的戰略處境。

特朗普看似癲狂但絕對不蠢。他那日漸成形的管治團隊非常破格,囊括了一大批將軍、巨賈、成功企業執行長和超級右翼鷹派,在在顯示他不是一個循規蹈矩漸進的marginalist,而是一個大刀闊斧尋求裂變式改革的人物,對任何政治立場的人是好是歹都很難說,但「聯俄制華」的色彩濃厚,卻十分清楚。候任國務卿(美國外交部長用這個名堂,按其傳統是內閣一哥)Rex Tillerson是埃克森美孚的執行長,而候任國家安全顧問Michael Flynn是退役陸軍中將;兩者都和特朗普一樣,是親俄派。

 

美帝起用大批仇華派

另外,特朗普最新委出的候任國安會亞洲事務主管Matt Pottinger,是一個曾經被中國公安留難,被困在厠所的前路透社和《華日》駐北京記者;此人斗膽批評《華日》老闆梅鐸對北京卑躬屈膝,後來更投筆從戎當上美國海軍陸戰隊中尉。幾乎同時,特朗普又在他的白宮裡設立新的「國家貿易委員會」,候任主管是加州大學爾灣校區經濟學教授Peter Navarro;此人的文章筆者介紹過,他的一本據說是仇華著作《Death by China》,是多年前特朗普認識中國的「啟蒙」書,讀過之後Navarro即與特朗普交往,現在更快要成為中國問題上的「國師」。此外,候任商業部長大富豪Wilbur Ross與美國鋼鐵業有關係,他的團隊裡有四名鋼鐵公司的執行長和律師,在鋼鐵傾銷事上針對中國會很自然。

特朗普組成了強悍的「聯俄制華」陣勢,中美關係以至整個亞洲在未來幾年裡,動盪將會放大,搞不好下一場冷戰的舞台即在東亞,對峙的雙方就是中國和一個史無前例的美、日、俄、印、越、澳、台組成的不等邊不規範的大聯盟,形勢與六十年代中蘇交惡時期的差不多。那時候,香港扮演了中國不可或缺的窗口角色;六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冷戰重臨,中國少得了只有香港才能扮演的角色嗎?

 

中港融合香港窗口作用消失

然而,如果小心比較,今天香港能夠扮演窗口角色的潛力,很可能大不如前。當年英國管治香港,中英雙方有默契,英方對中國透過香港取得各種各樣的戰略物資是隻眼開隻眼閉(不然像霍英東那樣的人物早就抓起來送交美帝),而西方國家看在英國份上,也是隻眼開隻眼閉,窗口角色的體現乃得完美。可是,今天的香港已是由中國的地方政府管轄,沒有英國從中斡旋,這個窗口角色怎樣發揮呢?

舉一個例:美國給予香港一些中國大陸沒得的優惠(例如一些敏感高科技器材可以輸港,或者港人赴美十年簽證不必每兩年更新個人資料一次),都是「一國兩制」得到嚴格落實、香港與中國明確區隔才可享有的。九七之後,特別是梁特當政的這幾年裡,中港區隔走向名存實亡,西方國家已對香港存有戒心;如果一旦冷戰重臨,中國想以香港作為突破封鎖的一個窗口,但對着一個與深圳「同城化」了的香港,西方國家還會賣賬嗎?

顯然,在這個急劇轉變的國際大形勢底下,梁政府四年多以來的一系列埋葬「一國兩制」、破壞三權分立特別是破壞法治的政治作為,別說香港人、民主派認為是大逆不道,便是從中共的觀點看,也是犯了典型的極左路線錯誤,因而是必須下台的,絕對罪無可恕死有餘辜。

 

北京勢必剷除整個梁營

一直以來,梁特和他的支持者都刻意貶低香港的價值,就算是在金融方面能夠幫助大陸打通通往外面世界的脈絡這個那麼明顯的作用也絕不承認,而認為一個上海加一個深圳再加兩條「×港通」就抵得上一個香港了。試問,在這種狹隘識見夜郎心態底下,如何可以明白、接受香港在「第二次冷戰時期」的窗口作用和價值呢?然則那不是極左是什麼?

從這個角度出發,可引出兩個結論:(一)梁振英路線既然是錯誤的,那麼「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也必然是錯誤的;那些作風、思路和意識形態跟梁振英雷同、近似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人,也是極左、因而是北京不可接受的;(二)根據當年中共清除四人幫流毒的做法,清除一個梁振英遠不足夠,北京必會清除所有梁振英委任、跟着梁振英做事、執行梁振英政策、給梁振英出點子的一整批人,而且不限於在特區政府各部門裡面的那些。

再明確點說,如果清除梁振英路線可以順利進行(那不是必然的;筆者認為習近平並不已經取得絕對權力,而黨內反對他的勢力特別是江派、團派及非習派太子黨絕非不堪一擊),則今後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裡,香港各界別的非特區政府組織裡也會有一波又一波或明或暗的清洗行動;中聯辦、各新老左派政黨、喉媒、工會、商會、團體、智囊,大專界、學界、商界、法律界、新聞出版界、文化界、演藝界,等等,都不能幸免。董建華當年下台,沒有也不需要這樣清洗,因為他只是犯低能,不是像梁振英那樣犯路線錯誤。會否如此,大家可拭目以待。

 

重構香港窗口角色:中立獨立

儘管梁振英要落台,而假使跟隨他搞極左路線鬥爭的一批人也陸續落台了,但如果上述冷戰形勢來得迫切、壓力大得中國以目前經濟與軍事實力難以抵擋(有人會認為強國無此危機),則特區治下的香港便是換了整個領導層,也擔當不了中國希望它擔當的窗口角色,因為「中港融合」、「深港同城」已經米已成炊、超過了國際上認可的臨界點,各國認為與香港打交道就等如與中國大陸打交道。到了那個田地——一個並非不可想像的田地,中國惟有讓香港成為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國,才可望取信於國際,再次扮演、辦好窗口角色。

十月十六日筆者在本欄提出一個「雙贏港獨」的概念,建構一個「瑞士模式」獨立中立香港國,透過提供一個予大陸黨幹金盆洗手改過自新並安享餘生免被雙規遣返的有價機會,以紓緩大陸貪腐問題;也透過提供一個中共政治鬥爭失敗者永久離開中國政壇而得以存活的庇護港,以良化中國大陸的政治殘酷。(註二)這個概念看來還有一個更積極的意義:為惡劣冷戰形勢底下被四面包圍的中國提供一個「一國兩制」無法提供的窗口,因而是共產黨應該/已經認真考慮到的。四九年之後、九七年之前,中共既可容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而存在,從而得到無限好處,為什麼不可以再讓香港作為一個獨立中立的國家而存在,從而得到更多更大的好處呢?

 

雙贏不反共:台灣也如此?

這種「雙贏港獨」和現存的港獨思想不同,不是一種反共仇共不共戴天的港獨,而是完全另外一種與中共為善甚至有利中共延續其內部專制統治的港獨,也可能是唯一一種比較有可能實現的港獨。無獨有偶,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上週也提出利用即將由民共兩黨聯合通過的新公投法,爭取明年透過公投實現台灣獨立成為一個「瑞士模式」中立國。也就是說,為了安然獨立,台灣可以放棄傳統意義上的反共。港獨人最終可能也要容忍甚至走上這個方向。然而這個方向卻是香港的一些大中華民主派很難接受的,因為當中牽涉道德上的魚與熊掌選擇:為了香港七百萬人免受中共統治,可以放棄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支援嗎?

 

註:(一)見十一月七日《大紀元》專訪練乙錚:《梁振英挑釋法只會加速其下台》: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7/n8468130.htm 。

(二)見拙作《瑞士模式──雙贏港獨的納殊平衡》: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012/1979

 

插圖 詹震寰

梁振英棄選,港共元老吳康民說是「被迫自動」的不尋常政治操作,引起諸多猜測很自然。筆者認為,不尋常之處是,北京在梁的政治鬥爭事業達到高峰的時候把他拉下馬。解釋這點是掌握目前香港政治局面的關鍵,其他一切是枝節。

梁氏公開的親共政治生命始於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九七之後的幾年裡,他相對低調,只是掛着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頭銜比較突出。二○一二年成為特區行政長官之後,不必那麼韜晦,馬上在政府架構內部建立起以極左毛派國家主義者為領導核心的中策組智囊團。然而,梁政府這個明顯輕政策重政治、以意識形態鬥爭為綱的陣勢未及發揮,便被學民思潮領導的反國教抗洗腦運動殺個措手不及。

 

上台即輸國教、

報仇打壓學生

牙鷹輸給雞仔,這個奇恥大辱無疑深刻影響了梁團隊日後的鬥爭指向:老一脫反對派不足懼,火力要對準學生、青年,尤其是在傳統民主派政黨周邊及之外衍生出的新興政治組合和另類思潮。不能不說,梁團隊施政能力低下,政治上卻抓住了對當權派而言是問題的核心:取得主權十餘年,人心未服反倒潰敗了,而潰敗最厲害部分正正是「八、九十後」這個最應分大中華的本地「紅旗牌」人口股。

梁氏任內的好幾波政治衝擊:佔領運動、魚蛋革命、港大李國章事件、立會選舉獨派登台以及上週選舉委員會的「三○○大突破」,主力或是年輕人或是在佔運期間湧現的新中生代專業組合。

所以,梁從二○一四年施政報告演說裡把矛頭指向港大那些帶有初步分離主義意識的學生,到二○一六年DQ青年新政兩議員,矛頭始終指向年輕人,從北京的觀點看,方向完全正確,儘管所採取的極左家長式高壓鬥爭路線大錯特錯而終歸滿盤落索。

毛理論從來認為知易行難:搞階級鬥爭解放全中國的大方向很清楚,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找出能夠達標的最好路線。同樣,港共的長遠目的是赤化香港,那是不用說的,問題是走什麼路線最能達到目的;如果到頭來年輕人反赤化最堅決,部分人主張的港獨更從無到有、愈打壓愈厲害,本來對北京最有利的「一國兩制」基礎(法治、公務員中立等體制規定)也打碎了,好好的二○四七(真)回歸出問題,那就證明路線錯了,制定這條路線的香港領導人,無論是台前的梁振英還是(不那麼)幕後的張曉明就都應該革職、落台。

共產黨上頭一切講實效,下面只有方向正確立場堅定是沒用的,梁氏落台、張氏失勢,是意料中事,何況有人熱衷搞鬥爭,是因為像四人幫那樣只曉吃政治飯;也有人據《成報》說是正事不做,一面裝模作樣鬥港獨,一面讓一把手分派大小政協名銜換取好處。典型的極左路線下面,如常地藏污納垢。

然而,北京縱把港共極左派路線的代表請下台,卻不一定有把握成功培植自己認為最好的人替上。梁振英嚴重忤逆民意的最重要結果,不是他自己失去駕馭政敵的能力,而是反對他的人,都因而取得部分民意支持,行事不再需要唯北京馬首是瞻。換句話說,梁特主導的極左路線直接導致北京在這次特首選拔的過程裡失控。

 

反梁勢力坐大

北京失控

北京在選拔特首這關鍵港事上失控,從兩個方面可以看出:

其一是若干參選者自把自為,沒有北京當局開的「綠燈」,甚至有些據說還得了「紅燈」,卻一樣敢於表明意向,去馬參選。在以前的各次特首選舉裡,當權派有意問鼎者,無論背後是什麼派系陣營,未得到北京首肯,根本連公開表示參選意願也不可以,遑論去馬;像今次這樣,野心勃勃者未待阿爺首肯就打開口牌表明參選意向,是未曾有過的事。這是北京對香港精英政治心理管控的首次失效;「阿爺欽點」才能入閘之說,原來是可以違反的。

其二是,佔運時期浮出水面的新中生代專業組合異軍突起,成為民主派取得326張選委票的關鍵;這幾百票加上上屆選舉時形成的唐派票加起來,完全有可能讓一個這兩股勢力都願意支持的參選人跨過601票當選門檻,儘管此人不一定是北京樂意支持的。

於是,是次特首選舉,北京既不能全權決定誰能代表當權派入閘,也不能決定入了閘的人當中誰能當選。這就是失控。共產黨管治的地方,政權出現失控,除了文革時期的「武漢兵變」等零星事件,要算香港這一遭最嚴重;究其原因,無非就是梁氏聲譽太低劣,以倒梁為目的的選舉動作輕易取得正當性,只要不違法,北京無法有效阻擋。

此情此景,北京如果要恢復掌控,惟有蠻來,DQ一些它不喜歡的參選人,進一步拆毀「兩制」,但那樣做極其不智,因為在這個局面底下,中共同時遇到兩個危機:一是黨國對年輕人的號召力崩盤,二○四七(真)回歸的阻力比一九九七大得多;二是外圍形勢變壞,東南亞地緣政治風險惡化。

年輕人當中,「九十後」大部分還是學生或剛進職場,無錢無權無位勢,抗爭立場卻最激烈,離心力最強。「八十後」已經穩紮職場,其中為數眾多的專業精英,本是梁振英最落力爭取的社層,不料這次選舉委員會席位之爭,卻成為反梁主力;醫學界、會計界、大專界、社福界、教育界、建築測量等個人票集中的界別,反梁派聲勢大振。這兩批人士三十年後二次前途問題揭盅之時是社會中堅、棟樑,掌握最大部分社會財富,現在成為了中港永久而徹底區隔的鐵板支持者,離心傾向遠比九七那一批強烈;而且,這批人的下一代的大中華意識無可避免進一步削弱。這叫中共如何是好?

面對這個世代危機,梁振英路線的對策就是加強打壓,但對付年輕人最無效的手段就是打壓,因為他們的精神心理上的修復再生力一如身體生理上那麼強大;經過連番重大挫折,年輕人會失望灰心「灰到爆」,但是在看似失意甚至絕望底下,心靈創傷修復機能卻靜靜發揮,抗戰意志轉眼便復元,而且更會像骨骼那樣因曾經損裂而再生得更堅固。這個現象,在反國教抗洗腦運動以來的跌宕起伏中不斷驗證。如果政權打壓年輕人一直打壓到2047的話,港獨會失敗但人人皆港獨。

地緣政治險惡

香港再成「窗口」

鄰近地區地緣政治風險惡化,近兩年明顯加速。明年一月美國總統換人,特朗普上台之後,美中爭奪東南亞的矛盾勢必加劇,原有美日同盟不斷加強之外,還可能出現美國聯俄抗中、美台關係解凍甚至美軍再次駐紮台灣。此外,經濟方面出現了中國日漸被西方排拒的走勢;最近歐美日異口同聲拒絕承認中國經濟是市場經濟以利築起對華貿易壁壘,便是最不祥的預兆,外圍形勢有倒退到七十年代時的那個模樣。如此,香港的「窗口」角色便會重臨。但是,要準備好扮演這個角色,梁振英搞的中港融合便是錯誤方向;香港應該走的路線,是中港區隔,即回復到中英談判之前的那種格局。

有這兩個危機,北京在梁氏政治表現達到頂峰(DQ獨派)、破壞力也最強(導致年輕人鬧獨立)的時候把他拉下馬,就很容易理解。按此邏輯,不僅梁振英本人要下台,他所代表的路線也必須清算,管治風格與他相近的人物如林鄭和葉劉,也不可能接班,否則就是推行一套「沒有CY的CY路線」,於事無補。北京這次拉下梁振英卻讓他「做好做滿」,就是不給機會予林鄭署任、真除,不像董建華當年腳痛下台馬上讓曾蔭權頂替,以免其他人想入非非。這樣看,林鄭葉劉是半點機會也沒有的。

本來,北京若要取代梁振英極左路線,重塑香港「窗口」角色,重新實現《基本法》要求的甚或更嚴格的中港區隔,在已知有志參選特首的人當中,民望最高的曾俊華應是首選,但北京明顯不喜歡他的西方背景。也許北京在放棄梁振英極左路線的同時,也否定了曾俊華,而寄希望於一個更容易操控的專業技術官僚出任特首。但要達到此目的不容易。就算把曾俊華擋下來了(例如由北京最高領導出面「挽留」他),民主派加唐派的票很可能都給胡國興,那北京就更不高興,於是三思之後,可能終於批准曾俊華辭職。論策略,胡參選是一張好牌,其意義在此。

五年前的唐梁板塊之爭,凸顯政經集團利益矛盾,最後梁板塊勝出。但梁氏執政五年,政治衝突成為主要,社會撕裂,年輕人造反要自決想獨立,中港矛盾愈來愈深,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跌近歷史低點,中共特別是京官在香港神憎鬼厭。今天,梁氏一夥敗陣玩完;特首大位爭奪戰,筆者認為將是「港英餘孽派」與「忠字技術官僚派」之間的較量。要緩和年輕人當中的自決意識,要恢復、加強香港的「窗口」功能,前者是首選。

插圖 詹震寰

特朗普與蔡英文的一通電話,釋放了中美兩地巨額負能量,本來十分欣賞美國這位「狂人」候任總統的陸媒馬上轉臉,《環時》大搞武嚇,聲稱解放軍已有能力在美軍介入之前打殘台軍,並指特朗普太無知,小學雞搞外交應事先請教高明。華盛頓外交建制大多數頭面人物則盡皆失色,不分黨派群起指摘特朗普胡來,其中尤以「中國通」、外交智庫名人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說的「這就是導致戰爭的材料」最危言聳聽。

然而,「無知胡來」說,很可能是偏見,因為特朗普外交團隊的「知台派」(在美國政壇和學界是少數派)早在大選投票之前,已與蔡的幕僚籌劃一旦勝選之後的互動明細。特朗普本人則更於選後率先找美國外交老手基辛格密談,後者隨即訪問北京與習見面,事後公開強調特朗普搞外交「最沒有包袱」。北京如果聰明,應該正確理解基辛格那句話的涵義:特朗普要把四十年來中美關係基調扭轉!

重新設定中美關係,風險當然有。從美國角度看,起碼有三個考慮:成本效益如何算、時機是否恰當,技術上有什麼問題。

扭轉中美關係:

技術層面

技術上可行,指的是在定義中美外交關係文件中,美國的立場是台灣主權地位未定,因而保留了在中台之間擺放關係比重以至修改性質的主動權。二○一四年海牙奧習會之後,美方公開強烈指摘中國外交部發表的一段「友好聲明」文字,認為是「刻意篡改」(willfully mischaracterized)了美國這個對台一貫立場,正好說明這點。

事緣該次奧習會氣氛頗好(習近平夫婦之前在北京盛情接待美國第一夫人米雪兒),中國外交部於是趁勢搞了一個小動作,在官方網站上宣稱 「On the Taiwan issue and Tibet-related issues, the US side respects China'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這有什麼問題呢?原來,美國一向不把台灣與西藏等量齊觀,儘管視西藏為中國領土而不提異議(所以從來都是以宗教精神領袖的位階接待達賴),但對台灣的立場卻迥然有異。

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聯合公報》上的第二點指「美利堅合眾國承認(recognizes)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第七點就標出美國對「中國」這一概念的理解範圍:「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承認(acknowledges)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理解,僅僅是說美國知道了中國的立場,而不是說贊同這個立場;故雖然在第二點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卻不代表美國政府心目中的中國包括台灣。(註一)

這點分歧,中美簽署建交公報時雙方完全清楚,所以2014年美方才高調指控中國外交部混水摸魚,明確點出「acknowledge」不是「endorse」也不是「recognize」。因此,在這個公報背後的外交關係空間裡,美國便是明天採取「一中一台」的做法,技術上也不違背上述公報,而這正正是當年美國簽署該份聯合公報時要保留的無咎權利。

 

時機是否恰當?

現代中美關係始於美蘇冷戰時期的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當時美國受越戰拖累,尋求聯華制俄,而中國面對蘇俄陳兵邊界及核攻擊的威脅,雙方於是一拍即合,從此開始戰略協調。九一年蘇俄崩盤,冷戰的主要威脅解除,但美國為了取得更多在華商業利益,克林頓總統非正式地提出「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認為台灣不應加入國際組織,以此討好北京。此後台灣的自保能力進一步削弱。

小布殊上任之後想翻盤對付中國,但剛巧遇上9.11恐襲,其後出兵伊拉克,徒勞無功卻嚴重虛耗國力,落任之前更碰上八十年不遇的次按金融風暴,在在有求於北京,而中國此前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神速,氣勢一時無兩,華盛頓要巴結也來不及。

如此「友華」四十年的結果,是美國屈處下風,對北京非常客氣,發展出一套極盡討好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行事慣例和辭令,涉華官員一度連「the government of Taiwan」也不能說,只能婉委地講「the government on Taiwan」,把台灣看作一個地理概念。美國《對台關係法》縱然包含美方協防台灣的義務,但是兩軍司令卻不能直接通話,那完全不是有效的安排。

美國這樣聯華制俄,在冷戰時期裡,無疑有利應付頭號敵人蘇聯,但俄國今天已淪為綜合國力三流的國家,中國卻大有成為美國最強悍敵人之勢,美國國內於是產生一股要求總統扭轉中美關係的壓力,這股壓力在今年的大選過程裡逐步集結在特朗普周圍,並趁着美國經濟回穩、大陸經濟強弩之末問題叢生而增幅不斷減弱的情況底下開始大膽運作。特朗普主導友台電話外交,無疑反映美國外交界的這個微妙變化。(註二)

然而,如果沒有國際上的大氣候扶持,特朗普要反轉美國四十年來的對中綏靖主義外交套路,也很困難。前幾任美國總統都是上任之初對中國強硬,不久就軟化,小布殊是最好例子,搞不好特朗普亦復如是。不過,這幾年中國在國際上的確不像十年前那麼受歡迎,原因有好幾個。

 

中國形象變壞,

有利美國轉臉

中國出口太盛,導致進口國的反貿易政治勢力興起,不只在美國,在歐洲也一樣。另外,最近兩三年,中國對外投資猛增,胃口非常大,到處買高科技、海港設施、供電網絡、油田、核電設施、數以百萬公頃計的農牧地等,不停觸動目標國的政治神經,終於招致反彈。最近一宗購買含大量德國和美國高科技的公司Aixtron又被德美兩國政府否決,原因是該公司部分尖端產品有軍事用途,而中國成立的買方殼公司,背後包含國企。

其實國企與否非關鍵,因為大陸的很多大型私企都有高幹和太子黨背景,跟各級政府關係密切,一路獲開綠燈,才可急促增長。外國政府現在都明白,這種私企,產權性質其實跟國企沒有很大分別,都是在黨政高層的羽翼之下運作,對西方國家的安全風險不比國企低,卻更具欺騙性,而且更會成為黨政高層控制企業運作和吞併企業利潤的主要模式。這種「私企」最顯著的例子無疑是電訊和網商企業,背後金權結構及與黨政官員千絲萬縷的關係,國際媒體已廣泛報導。歐盟、美、日否決給中國劃定為「市場經濟」,除了經濟保護主義因素之外,背後還有「中國私企非私企」的敏感因素考量。

經濟之外,還有地緣政治;中國的南海及印度洋擴張政策與其他大國產生嚴重利益衝突。感受到中國這方面壓力而有所反應的,不只是南海沿岸國家,而包括了澳洲和法國等大國。以法國為例,鮮為人知的是,她擁有一批位於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領土」,這些島嶼上有一百五十萬法國公民及八千名法國駐軍;她擁有世界第二大海洋專屬經濟區,總面積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僅次於美國,而這些利益海域的86%是依附在上述「海外領土」周邊的。法國還與此區域內的九個國家發展了戰略夥伴關係,並向其中多國出口武器。無怪今年六月在新加坡召開的Shangri-La Dialogue,法國國防部長Jean-Yves Le Drian表示準備領導由歐盟國家組成的聯合艦隊參加南海自由通航,假想敵當然就是中國。(註三)

 

特朗普「聯俄制華」?

在這種氛圍之下,美國下一任總統若要改變對中國關係,會顯得很自然,沒多少國際阻力。但是,美國這一招要真正有威力,還需具備一個條件——俄羅斯的默契。這方面,特朗普似乎也走運了。且不說普廷與他神交已久,法國和日本也在改善與俄關係。法國大選在即,如無意外應是極右的民族陣線主席Marine Le Pen與中間偏右的共和黨候選人François Fillon之爭,而這兩個人都是主張歐洲應該親近普廷的友俄派,故無論誰當選,法國與俄羅斯修好在望。日本方面,因為與俄國談判歸還北方四島的問題有了第一步進展,故亦會與俄方保持友好。俄國面對的威脅減輕,自然會疏遠中國一些;強國崛起之後,「心理不平衡」之最者絕非香港人,而是以前的老大哥。

特朗普不蠢,否則他的生意不可能做得那麼大那麼久;他的癲狂作風,泰半是偽裝的。商人善於捕捉商機,他要改變中美關係中的美國玩法,很可能是因為他看到了利益,而且覺得具備了客觀條件。在大選過程中,美國的「兩岸精英」、建制左翼以至傳統右翼,都看扁了他,輸了還不大知道為什麼輸了,這一通電話外交發生之後,他們可能犯上同樣錯誤。

特朗普想反客為主改變對華政策,除了技術上可行、時機很有利之外,還要看改變的戰略成本效益。篇幅關係,這方面的分析留待稍後。

馬勒說:「你的曲子不必處處高明,但絕對不能沉悶。」特朗普當美國總統,誰也不會悶,包括中南海諸公。

 

(註一) 1982年,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證」,其中的第四項便重複了這個立場。今年五月十九日 – 蔡英文就職總統的前一天,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友台議案,重申「六項保證」和「台灣關係法」是美台關係的兩個基石。六月,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大會上,「六項保證」 和「台灣關係法」亦首次成為該黨黨綱內的台灣論述的要點(頁48)。

(註二) 倡議改變美國亞洲特別是對華政策的觀點,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是Alexander Gray & Peter Navarro今年十一月七號發表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特朗普以實力為和平前提的亞太觀 – 重寫美國的亞洲政策」;兩位作者分別是特朗普的高級政策顧問和政策顧問。也值得留意的是加拿大右派智庫MacDonald-Laurier Institute 期刊二○一四年四月登載的文章「加拿大需要一部台灣關係法」。另外,日本首相安培之弟岸信夫也在推動日本的台灣關係法。

(註三) Shangri-La Dialogue是2002年開始每年在新加坡Shangri La酒店召開的一個由多國國防部長和指戰司令參加的國際軍事安全會議。法國發起歐盟國家派艦巡航南海的一事見《外交家》月刊今年七月文章「South China Sea: The French Are Coming」;作者Yo-jung Chen(陳有容),法籍台灣人,曾任法國駐美領事。

插圖 詹震寰

今天筆者的話題由彭定康批港獨開始,但主要是介紹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的一篇顛覆性史學論文,透視香港新生事物「統獨之爭」背後的古老背景。葛教授的著作在大陸曾引起很大爭議,今年三月,他更捲進一宗「被和諧」的新聞裡,非常無辜,可幸他名氣大,沒對他造成明顯傷害。他那篇三萬字論文研究了國史上的統一和分裂,在大陸學術界屬「走鋼線」之作;留意香港分離主義思潮發展的人,無論持什麼立場,讀了都會有益。(註)

彭定康訪港說了很多話,筆者最欣賞他那句「我不能改寫歷史,香港回歸中國別無選擇」。他還是那麼得體地回答了關於他當年是否可為香港民主做更多事的尷尬一問。不過,彭先生卻在同一場合有意無意之間「改寫」了他極力讚揚的佔運歷史,將之描繪為一個單純、純潔的爭取民主政改事件,從而忽略了運動提出的最響亮訴求:「命運自主。」佔運因這個訴求成為了分水嶺,演化出兩個政治意識流:民主自決、民族自決。如果要說香港「走錯了路」,那個「錯」,是二○一四年九月就出現了。

 

彭定康:篡改佔運核心精神

佔運之前的香港民主政改路線,無疑是與彭先生任港督期間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如果運動偏離了這條軌跡,他的功業、聯合皇國交付予他而他出色地完成了的任務,就要褪色,最終甚或會給貼上「失敗」二字進入歷史作結。所以,他這次特意來港大聲疾呼反自決反港獨,無論正確與否,都帶有濃厚的守業意味。離開香港近二十年,他依然是本地政治發展的重要持份者,所以儘管他以局外人身份為民主政改路線說話,卻不免於利益衝突。

歷史有趣之處,不只在於客觀史實本身,有時更在於論者如何書寫歷史:即對史實的主觀看法、包裝以至更改、取捨,以及背後使然的立場、利益、謀略或者更糟糕的東西。研究史家怎樣書寫歷史,學術界稱之為歷史學,簡稱史學,英文是historiography。歷史與史學不同,史家與史學家也不一樣;這個分野,少人留意但很易明白。一個小例子:佔運的事實是歷史,彭定康「改寫」了這個歷史,而探討他那樣做的原因,就是一個「史學分析」。

葛文觸碰的,是一個大得多的史學問題;他要揭示和推翻的,是自乾隆自封為「十全老人」以降,中國史家就統一與分裂的史實形成的那種歷史書寫方式和定見。這種根深蒂固的定見認為:(一)中國歷史主流是統一,統一的時間超過分裂的時間;(二)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愈長愈好,統一的範圍自然愈大愈好。

有此定見,無怪文革時期,大陸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把每個中原王朝的疆域都繪得非常大;據葛教授說,那就是所謂的「極盛疆域」,炮製的方法,或是將每一朝代在不同時期中曾經擁有過的範圍拼湊所得,或是根據一些問題材料把版圖畫到最大而成,實際上並不曾存在。「那時候,負責繪畫地圖的單位,能把疆域盡量畫大就是愛國,反之就有賣國之嫌,甚至會被當作反革命。」這些不實做法後來容或收斂,但上述定見至今仍是主流,那是大家都熟知的。

上述定見(一)是怎樣得出來的呢?原來,傳統辦法是根據朝代來劃分統一或分裂的。如果一個朝代大體上統一,就把這個朝代整個都算作統一;再把這些「統一的」朝代從頭到尾的長度加起來,就得出國史上「統一」的總時間。這當然是很誇張的算法。

 

精算國史:分裂與統一孰長?

以清朝為例,享祚二百六十七年,但事實上滿人一六四四年入關,南明政權依然存在;一六七三年有三藩之亂,南方很多地區一度失守;至一六八三年清軍攻克澎湖,才真正統一。但到了一八四二年,香港割讓予英;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興起,佔地廣及十餘省;其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後,一些領土失去了,一些變成租界,另一些與其他國家共管;一八九五年,俄英兩國瓜分帕米爾高原的大部分,日本拿走台灣。如果把這些山河破碎的時段減除,則清朝統一的時間只有一百八十六年,佔國祚的69%(可能因為香港太小,葛文沒減除一八四二到一八五○那一段;下同)。

傳統觀念裡,秦、漢、西晉、隋、唐、元、明、清,都是統一朝代,國祚總和是一千四百五十四年;但實際統一的時間只有九百五十二年。若從西周有較完整編年史的頭一年(公元前八四一)算到今年,「中國」的總長度為二千八百五十七年,故統一時段按傳統算法佔51%,按較嚴格的算法則只有33%。(這裡所謂統一,指做到了「基本上恢復前代疆域、維持中原地區和平安定」而言。)

根據上述數字,無論怎樣看,也無法得出「統一是主流」的結論;若有一個主流的話,分裂才是主流。對此,我們或應問一個為什麼。葛文沒有朝這個方向走,但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探索。

以史上「中國」最大疆域而言,並以漢文化為此疆域內促進統一的凝聚力,其餘少數民族文化為導致分裂的發散力,則二力相加,若前者大於後者,則「中國」統一,反之則「中國」分裂。這樣看的話,結論應該是,漢文化的凝聚力實不足以長期穩定地統一「中國」。這裡說的文化,已經包含各種硬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了;如果各族之間不動武、不以暴力或暴力威嚇為統一工具,則「中國」的統一時段所佔比例,連33%都沒有。(葛教授指出,國史上的統一,毫無例外都是以武力或武力作後盾才實現的;這點下面再談。)

 

漢文化:凝聚不足、暴力搭夠

其實,漢文化在自己漢民族之中,也常常未足以導致團結。春秋時代,「漢」和「華」這兩個字,都還未有今天的政治意義,孔子講的是「諸夏」,指眾數的「諸」字,其實就代表分裂。近現代,國共都是漢人黨,但自民國十年(一九二一)起,這兩個黨卻鬥得死去活來,一場「解放戰爭」就傷亡一千萬軍人,足與春秋時代的「諸夏」比爛有餘。

這說明一個問題:在文明、自願、非暴力的條件底下,史上「中國」最大疆域之內存在的各民族散發力,並非漢文化的凝聚力可以駕馭。「中國」太大了,統一不是主流,分裂才是常態;要統一,唯有用暴力。從這個觀點看,毛澤東當年提出要把「一個中國」分成二十七國,李登輝要把「支那」裂解為七塊,連同目下中國周邊五個地方的分離主義訴求,皆非無理取鬧,反而是有很強的文化理性,堪稱和理非非。(也許因為毛與李本非中原漢人,而且都曾經信奉馬列國際主義,提倡獨立沒有很強的中土文化心理障礙。)

統一既需暴力或以暴力作後盾,定見(二)說「統一總是正義的」就有問題。傳統中華帝國論述裡,漢文化的傳播,靠的是「坐鎮雅俗、以德威服人」;這個講法來自孔子說的「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當今中國旗上四顆小星拱一顆大星,用的其實就是這個意象。但是,從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到共產黨踢走國民黨解放全中國,都是用暴力。香港「回歸」,黃華說可以不駐軍此地,鄧小平就罵他胡說八道,證明暴力起碼是後盾。至於史上的開拓邊疆搞擴張,更是無暴力不行。

今年四月一日,新華社發表文章批港獨,指香港自秦朝以來便是中國領土,但沒說明是如何把香港地方納入版圖的,明顯為始皇諱。筆者於是引《史記》等文獻指出:「秦朝把香港併入中國版圖,是一起中華帝國侵略邊疆民族的嚴重罪行;當時秦始皇派了60萬大軍南征百越,之後更大舉南向移民(包括流放罪犯),其手段和後來歐洲殖民主義時期的做法完全一個樣。」

 

秦殖民南侵:港入中版圖

對此,葛文講得更深入:「征百越,不能看成是滅楚戰争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未充分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争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堅決抵抗,秦人也不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移民。」

其後,西漢征西南夷和大宛、宋吞南唐、北朝滅南朝、明清奪台灣等的大大小小無數次對外用兵,皆純粹是暴力擴張和侵略,根本談不上正義。「以德威服人」,將來不敢說,但從秦朝到一九九七,都是虛構。這樣子拼湊而成的帝國版圖,當然滿是裂痕,而帝國的態度一天沒變,這些裂痕就一天存在,和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一些帝國餘孽類似;就算不裂解,統一的政府也要花費巨額資源,甚至不惜動用暴力犧牲生命,才得以維持局面,例如在西藏;維持不了的,如在高句麗和越南,那些地方就成功分裂出去了。

由此,葛文引出「版圖不是愈大愈好」、「統一的時間不是愈長愈佳」的命題,繼而指出重要證據:西漢文景之治出現在武帝大舉擴張疆土之前;唐代天寶盛世形成於東西疆域收縮以後;明朝自放棄佔領越南、自北方邊界撤退之後,社会經濟卻開始穩定發展;清朝由康、雍締造盛世,乾隆則着力開疆拓土,但後者一旦完成了他的「十全武功」、造就了國史上「極盛疆域」之後,國運就馬上走下坡,終至萬劫不復。

這一條國史脈絡,與西方主流經濟學講的「最優國家規模」理論相符。耶魯大學史家Paul Kennedy研究了五百年來世界上包括大英等帝國的盛衰,一九八七年提出「版圖擴張過度招致帝國沒落」說,亦完全與之吻合。

 

帝國沒落:疆土過大、統一過長

葛文觀點如此「不羈」,採用的史實如此令強國尷尬,有其時代背景。他這方面的主要理據和結論,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現在他的著作裡;那時大陸學術界的政治氣候還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沒有問題。八九六四之後,他的著作一度受到禁制;後來發表的有關文章比較收斂,有時還加插光明尾巴:「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並擴大改革開放,不僅不會分裂,而且還能實現統一,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輪迴。」

話說回頭。彭定康反港獨,與他在祖家反對Brexit、反對英國本身存在的三個分離主義運動的主張一致。有趣的是,英國夠民主、夠開放了,但境內的獨立運動並不因而稍斂,反而在2014公投小敗之後穩步增長。可見中國要走出分合輪迴,並不一定如葛教授說的那麼簡單。反過來說,民主和獨立訴求,亦不必然如彭先生說的互相排斥。

此間統獨之爭沸沸揚揚,卻因為彭先生高調參與而更形熱鬧。畢竟,僅僅是他的高貴身份和風度,以及他所選擇講話的場地——外國記者俱樂部和香港大學,便足以提升自決與港獨意識的品位,讓世人好奇、關注。至於他本人所持的強烈反對態度,有說認為「無傷大雅」,也許是對的;世界上所有政治運動,無一不是給罵着登台者。看點是,給彭定康這位絕大多數港人十分尊敬的人物罵過,港產分離主義會怎樣輪迴,更盛還是轉衰?

 

註:葛劍雄教授文章《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分裂與中國歷史餘論》連結在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en_he.txt 。

這是足本,網上有很多其他「潔本」。關於他捲進「被和諧」事件的報導,見http://www.ntdtv.com/xtr/b5/2016/03/04/a1256041.html 。

 

插圖:詹震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