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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無定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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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桂思患了急性肝衰竭,換肝方能活命。屍肝短缺,女兒願意活體捐肝;奈何法定最低捐贈器官年齡為十八歲,尚差三個月方足歲,女兒孝心不為法律所容。為了那三個月,社會上下一番熱議。

捐贈器官是大手術,有風險。立法原意是十八歲的成年人心智成熟,方能不為唆擺、威迫,曉得衡量利害,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然而心智成長之路漫長,那又豈應拘泥於區區三個月?本着這個精神,郭榮鏗議員取得各黨派和政府的共識,打算以私人草案緊急三讀通過立法,成全女兒的孝心。可幸到了最後關頭,二十六歲的鄭凱甄當仁不讓,割肝相救。這樁好人好事,溫暖人心,更讓立法會無須破例。



無規矩不成方圓

十八歲的界線何以不能逾越?港大的盧寵茂教授道出箇中道理:界線不是隨便定的,而是前人累積了不知多少經驗方以此為限;貿貿然拿走界線天曉得會觸發什麼後果?再者,為三個月而網開一面,三個月零一天而又如何?難道立法會打算隨時候命緊急立法?

孟子說過了:「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事急馬行田是有代價的。法律之所以莊嚴,正正是大家認同社會要有規矩;隨便撳動破壞大家認受的規矩,社會將亂作一團,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跟盧教授素未謀面,不知他可是海耶克信徒。他不主張輕言破例,卻跟海耶克所指的法治精神暗合:容許任意郁動法例,既令人們茫無所依,更授執權者上下其手之機;那是背離法治,走向人治專制——即是奴役人民——之路。是以保障自由之道先不該隨便立法、諸事監管,一旦立法則不可輕言修改。否則朝令夕改,人心惶惶,無以言經濟發展,遑論繁榮安定。



鴕鳥政策

然而從這宗緊扣全城心弦的器官捐贈案來看,科學不斷演進,法律又焉能一成不變?而更根本的問題是,交通資訊發達,規管禁制捐贈——甚至買賣——器官又何來阻截之效?再者,不管是捐贈還是買賣,只消你情我願,那又干政府什麼事?政府若不插手,那又豈致掀起爭議?不管什麼買賣,唆擺威迫皆屬違法,非獨捐贈、買賣器官而言。針對器官專項立法,無疑是出於道德倫理的考慮了。

道德倫理關乎個人情操,絕非立法規範禁制勉強得來;反之,在現實面前,往往不得不擱起法律尊嚴而隻眼開隻眼閉,甚至乾脆取消禁令。到頭來那是個損益的平衡了。隨着控制性病傳染的知識廣為認識,禁制性工作形同浪費警力。同樣,大麻易於種植,較諸其他毒品殺傷力相對輕微;實事求是,又豈非減輕刑責以至全面開禁?

香港依循英國人遺留的倫理道德觀,禁制有償買賣器官。但香港人可有作此交易?大家都知道答案是什麼了:到大陸換腎殆為公開的秘密。只是這些並非普通的香港人。沒有錢、沒有關係,此路不通。是以禁制有償買賣器官的實質效果是令換腎成為若干特權階級的專利,一般病人只能等運到。除了讓立例者自我感覺良好,此鴕鳥政策又何有益、有建設性哉?



倫理vs.人權

損益衡量從來為科學的演進所主導,進而衝擊所謂道德倫理界線。即以去年四月誕生的所謂「三親嬰兒」(three-parent baby)而言,那非但是科學理論的突破,經實踐驗證,技術更是可行,實質挑戰一父一母此生物規律及由此衍生的道德倫理觀念。

所謂「三親嬰兒」並非雜交的科學怪人,而是個試管嬰兒。一般嬰兒繼承父母二人的基因,可是這個試管嬰兒卻加了料,有「第三者」的基因——從另一名婦人的卵子抽取的線粒體(mitochondria)——因而是個「三親嬰兒」。

加料製造「三親嬰兒」並非為突破而突破。嬰兒的真身母親的線粒體基因異變,對她自身雖然沒有影響,其子女的腦袋、肌肉卻無望健全發展,以致危及性命。事實上未有「三親嬰兒」之先,這位媽媽已四度小產、兩名子女夭折。不借助第三者的的線粒體基因,她不能生育子女。囿於傳統倫理觀念而禁制「第三者」介入,又何異於剝奪其養兒育女的基本人權?

事實上美國現行法例確又不容許借助「第三者」的基因行使生育權利。一如香港的病人跑到大陸換腎,這位媽媽是在墨西哥誕下「三親嬰兒」。隨着移植及刪改基因(CRISPR)技術日趨精細成熟,有望克服更多由先天因素導致不育的困難。到其時,政府又還能從中作梗,阻止科學家「催生」三親、四親 以至N親嬰兒嗎?不能吧。



「拼圖人」

為鄧桂思做的肝臟移植手術在一九六七年由美國的Thomas Starzl醫生(1926-2017)始創。同年,南非的Christiaan Barnard(1922-2001)醫生成功移植心臟。這五十年來,器官移植技術突飛猛進,至今心、肝、脾、肺、腎 以至臉,無一不可更換。

這一切顯然在Thomas Starzl醫生的估算之中——其自傳以《拼圖人》(The Puzzle People)為題,寓意人將如拼圖遊戲那樣由來自不同人的器官拼湊組件而成。觀乎科技的發展,將來的「拼圖人」可能無須面對手術之痛,靠重組基因便可以更換、修復器官了。

道德倫理觀念的演進需時,顯然遠遠跟不上科技的發展。與其讓陳年倫理觀念窒礙科學家活命救人的努力,何不拆牆鬆綁給買賣器官開禁?



圖片說明:鄭凱甄割肝救鄧桂思,器官倘能自由買賣,又豈不讓更多人免於苦痛、延續生命?



【補白】「空軍一號」活命救人

移植器官,爭分奪秒,「換肝之父」Thomas Starzl醫生呼籲商家提供私人飛機運送病人或器官。列根總統率先響應,提供其座駕「空軍一號」候命。

據聞香港私人飛機多,泊位供不應求,以致要遠走澳門、深圳。本地富豪可有效法列根,提供飛機救人活命?未之有聞。

在儒家的大同理想世界人人皆為君子,故此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可是路不拾遺真的是那麼理想嗎?單純從字面去理解,若然掉在路上的是很值錢(譬如黃金、鑽石)或是極有價值(譬如治癌的獨步單方)的東西,卻沒有人拾起來加以運用,此又豈非暴殄天物、浪費資源?

從路不拾遺到頻譜的另一極端,相信是西人所謂「捕獲法」(Law of Capture)當道的世界;那是個像廣東俗語所云:「地上執到寶,問天問地攞唔到」的世界。那是個先下手為強、強搶暴奪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天物不會暴殄,爭奪的過程卻肯定極其血腥。

 

縮窄衝突的約章

歷史上即使試過有這兩個極端現象,那肯定並非常態;現實世界往往是介乎這兩個極端之間。何以故?先下手為強、豪搶暴奪的世界,資源無疑不會被浪費,可是時刻活在拳頭在近、道理在遠的惶恐中,即使食了落肚也不會長肉。那當然無助於人類的生存繁殖,更莫說繁榮穩定了。

人類得以文明發展,關鍵是制定出充分照顧各方利益、縮窄潛在衝突的約章,讓天物非但不為暴殄,更能有效利用。愈是能夠照顧各方利益、愈是能夠減少衝突的約章,愈是能夠締造繁榮。

 

爆發人民內部矛盾

《經濟學人》有過一則關於美國能源革命的花邊新聞有助說明箇中道理。話說美國東部有個叫馬修洛斯的頁岩層(Marcellus Shale),藏有豐富的天然氣及石油。頁岩層面積達九萬五千方哩覆蓋八個州,包括毗鄰的紐約州和賓夕凡尼亞州。不巧,這兩個州對開採這些豐富的資源取態南轅北轍:在南的賓州大力推動、在北的紐約州明令禁制,那怎能不出問題?

兩個州沒有為了爭奪資源而大動干戈,可是紐約州內卻爆發人們內部矛盾:鄰近賓州的紐約州人看到州界以南的人大發頁岩油、頁岩氣財,不甘被綁住手腳,醞釀要脫離紐約州獨立,好自主採油。《經濟學人》的報導說,民情雖是洶湧,獨立的難度頗高,除了要通過紐約州的公投,更要得到聯邦其他四十九個州的同意,不易成事云云。

見利思遷的紐約州人能否如願以償,鄙人沒有意見;心底裡可不禁奇怪,何以沒有油公司在州界以南鑽井,開採紐約州內的頁岩油、頁岩氣?

 

「捕獲法」犯本

須知開採頁岩資源的嶄新技術極其神奇,垂直鑽五至九千呎固然沒有問題,到了那個深度,還可以橫向鑽採(horizontal drilling)達一哩之遠,用高壓溶劑爆破頁岩,取出當中的石油和天然氣。油公司如若行使「捕獲法」,在賓州鑽井抽走紐約州境內的油,誰又奈得他何?鄙人在《經濟學人》的電子版上有此一問,竟又拋磚引玉,得到兩位行內高人提點,好好上了一課。

憶昔發現石油之初,確實是「捕獲法」當道:反正蘊藏地底的石油是流動的,於是大家鬥快鑽井、拼命抽走石油。結果?鑽井是要成本的,鬥快鑽井,要是鑽不中地底藏油,豈非血本無歸?漸漸地大家發覺鬥快鑽井既犯本又傷和氣,地主們由是自發制定出一套一家鑽井、按地權比例分享藏油的辦法,以降低風險、節省成本。

跨境違規鑽採

換言之,理論上油公司確是可以在州界以南鑽井抽走紐約州境內的石油。不過經過百多年的演變,石油業已發展出了一套互利共贏的辦法,制止這種先下手為強的鑽採活動,以避免爭相鑽挖形成浪費。

再者,頁岩油、頁岩氣有別於一般的石油、天然氣,它們藏在岩縫裡,不會流動;要用高壓溶劑爆開岩縫才能釋出油和氣;在賓州鑽個深井並不能令紐約州的油往南流,而要在其境內爆破岩層方能開採。真的這樣做嗎,將是明目張膽破壞州與州之間和平共處的侵略行為。跨境橫向鑽採於法不合,在同一個州內跨過地界鑽採又如何?

 

歸一鑽採節省成本

總的而言,非但容許,為了促進成本效益,各個州更刻意立法鼓勵其事。此話怎說?如附圖所示,假設在賓州有ABC三個毗鄰的農莊座落在同一頁岩油層上。三者無疑可以在各自的物業範圍內鑽井採油,但鑽井成本高昂,各自採油並不划算。

較為符合效益的辦法,是垂直鑽一口井到油層,然後輻射橫向鑽井採油。要這麼做,先決條件是三者有個共識,讓出礦物產權以換取攤分採油得益的權利。綜合不同地主的藏油歸一個油井開採,這個辦法有個專有名詞,叫「歸一化」(unitization)。

 

「強制歸一」

然而人各有志,如若A及C都想採油發達,偏偏夾在中間的B不肯,無從歸一鑽採,那又怎麼辦?當中面對的困難類似香港舊樓重建遇上的「落釘」現象:六層高的舊樓,五層的業主同意拆卸重建,二樓業主就是不依。好些舊區就是給這樣的「釘子戶」卡住而重建無望。為了克服這樣的關卡,年前香港改例,降低重建的門檻,只消取得八成業權人同意,即可強制拍賣整幢樓宇進行重建。

為了鼓勵開採頁岩油、頁岩氣,全美五十個州當中有三十四個州通過了「強制歸一」(compulsory pooling)法例,迫使地主交出礦物產權,供共同開採。各處鄉村各處例,全國沒有劃一的「歸一」門檻;譬如維珍尼亞州只消有四分一業權同意即可歸一開採;俄亥俄州的門檻可比香港舊樓重建猶要高,要取得九成業權同意方能成事。

 

如假包換的軟實力

「強制歸一」無疑有損私有產權,絕對的私有產權則不難暴殄天物。如若政府不「強制歸一」,橫向鑽採般的科技可能更不會發展起來。

開發頁岩油、頁岩氣扭轉整個世界的政經大勢。美國得天獨厚,這些資源蘊藏量豐富,固然是個因素,有本事制定出充分平衡各方利益的約章,更是發展這些豐富資源的關鍵。依我看,這個本事才是如假包換的軟實力。

 

補白

左傾基因

英國皇家科學院請來專家講左撇子,指出跨越種族、文化界線,大約有一成人是左撇子;科學家更已確定主宰左撇子的是那個基因。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徹底破產,鐵證如山。可是不管中外,無視事實之左傾思維總是揮之不去。莫非此亦由基因主宰?

年前蒙舊同事抬舉,囑咐在下替小朋友起名。墨水有限,硬着頭皮以「行之」交差。除了筆畫簡單,這個名字又有「知易行難」,貴乎實踐力行之意。世間上「大隻廣」多的是,若不摺高衫袖、實事實幹,一切歸於徒然。是以期許小朋友腳踏實地做人,免招「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之譏。唔怕生壞命、至怕改壞名。替人起名,「任重道遠」,講不得笑。幸好為了這個、那個原因,名字沒有用上,方如釋重負。

 

過來人、知情漢

事非經過不知難。格林斯潘當過聯儲局主席十八年,有史上最佳中央銀行家之譽,怎麼看也不像是「大隻廣」。然而從其新傳《知情漢》(The Man Who Knew)可見,他亦走過一段「知之易、行之難」的心路歷程——年少入世未深,他鼓吹金本位;中年入仕,體會「行難」而極力反對。

金本位基本上是個無須官僚插手的自動調節機制,故此贏得信奉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信徒支持。年少之時,格林斯潘滿腔理想,加入極端自由主義作家蘭德(Ayn Rand)的讀書會,將金本位無須政府干預而能穩定物價、促進經濟發展的道理,寫成論文在會上宣讀。

蘭德重視這篇論文,收入其個人文選。林行止先生送過這套文選給我,適值格林斯潘上任當聯儲局主席,他那篇金本位論文令我憧憬不已:有權在手,他當實踐信念,在貨幣政策上放棄積極干預,甚至重建金本位。Little that I knew! (知又何曾是易事哉!)

犯顏直諫

鏡頭一轉,列根落場角逐總統寶座。步入中年的格林斯潘,放下顧問公司業務,加入競選工程,當其經濟政策謀士。那時通脹肆虐,列根主張以金本位對付。格林斯潘打倒昨日之我,極力反對。入主白宮後,話得事了,列根有意從鑄造面值兩百美元的金幣入手,恢復金本位;升呢為有實無名經濟政策沙皇的格林斯潘和佛利民聯手反對。

於此可見,格林斯潘改變初衷,反對金本位,並非如許家屯所言,進駐權力核心即屁股指揮腦袋,放棄信念原則,逢迎上意。反之,入世日深,長了見識,洞悉恢復金本位知易行難,是以跟老細抬槓。金本位沒有成事,足見列根有容得下犯顏直諫之量。

列根(及不少自由經濟的擁躉)何以嚮往金本位?一如佛利民所言,普天之下、古往今來,通脹莫非個貨幣現象:大量貨幣追逐有限商品,價格是以不斷漲升,是為通脹。金本位嚴格限制發鈔,鈔票少了當然有效降服通脹。物價穩定,生意營商少一重風險、降低交易費用,有助促進繁榮。好處多多,金本位何以又被棄之如敝履?

 

牛油與大砲並舉

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起,美國牛油與大砲並舉——既推行福利主義的大社會政策(The Great Society)又發動越戰——以致財赤空前,基本上靠印銀紙應付開支。到了那個地步,金本位制衡發鈔的功能已蕩然無存——尋常百姓再也不能以官價三十五美元向聯儲局兌換一安士黃金,中央銀行尚可以行使此權利。

於此可見,金本位被廢,並非這個機制有何先天紕漏,只是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摧毀了其運作基礎,不能不廢——尼克遜總統如若不終止讓各國央行兌換黃金的權利,徹底廢除金本位,美國的金庫將被清倉。推動印鈔機的財赤未止而貿貿然重置金本位,則猶如沙上建高廈,不出亂子則幾稀矣。

換言之,邏輯上金本位限制發鈔,有遏制通脹之效。遏制通脹、促進繁榮是普世願望,除了實行金本位還有什麼別的可說的?及至入世漸深,則知書本邏輯是一回事,現實世界無處不在、處處都在的局限因素,譬如政治現實一再削弱官價兌換黃金的機制,可又是另一回事。

重置金本位,金價定在哪個水平方是妥當?定得過高,有金在手的人將傾囊而出,結果是政府增加發鈔收購黃金,重蹈大量貨幣追逐有限商品之覆轍,反令通脹加劇,與金本位之初衷相悖。反之,金價定得過低,人們擁金以自重,那又何以建立金本位?(郭伯偉告之,他考慮過以黃金為港元本位,最終放棄,難以定價興許是個原因。)

是以事情的關鍵並非如何重置金本位,而是解決導致尼克遜砸爛金本位的深層次矛盾——財政失控,以致狂印鈔票;到了那個地步,不腰斬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安士黃金機制,金庫清倉,難保不觸發政治經濟恐慌。

 

積極不干預的智慧

在政壇打滾了四十年,格林斯潘這個洞悉世情的知情漢體會到在多元參與的現代社會,像三十五美元兌換一安士黃金般的人為機制往往經不起政治現實的考驗,並不足恃。(打從第一天起,設立歐元區的兩個機制——國債總額不得超過六成GDP、財赤不得高於GDP的3%——已給打個稀巴爛!)

治亂於源。除了認清實行起來像金本位般制衡干預的機制有何效力,更得打破人們對政府干預的迷信,讓世人明白,官家插手,後果固然難料;萬一弄出亂子,殘局難以收拾。到頭來此亦夏鼎基積極不干預的智慧了:若未打爛沙盤問到篤,弄清一切後果,否則執權者切勿、切勿輕舉妄動。

以忍得住手而論,郭伯偉、夏鼎基皆為典範。格林斯潘深知忍手之可貴,命運可注定,他要一再收拾殘局。

圖片說明:格林斯潘是過來人, 是個知情漢,深知 政府插手弄出了亂子, 殘局難以收拾。

 

 

補白

再見就是朋友

特朗普的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孔恩(Gary Cohn)是高盛的前總裁,是紐約人。他跟《華爾街日報》說,在華盛頓人們不會以「幸會」("Nice to meet you.")為開場白,卻會說「見到你,真好。」("Good to see you.")兩者有何分別?

後者隱喻大家許是見過面,有交情;潛台詞是俾個面。華盛頓是個什麼的地方,從這句口頭禪可思過半。

特首「選舉」騷落幕,葉劉淑儀議員作賽後評,旁及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指其收入數字年復一年出錯、錯得離譜,顯見其手下制定之經濟模式出了亂子,下任財爺有必要大肆修理云云。經濟模式堅離地以致預測/預算失準又豈特區獨有的難題?那是個普世現象了。

 

瞎子摸象帶來的風險

此非堆填區之見。早前,在英倫銀行主政十年的金勳爵(Lord Mervyn King 1948 -)在中大的亞太金融研究所指出,金融海嘯至今差不多十年,而世界經濟遠遠未恢復常態——聯儲局雖然恢復加息,利率可處於史無前例的低水平,而經濟復甦的速度則緩慢得教人沮喪——足見不少政府賴以調控經濟的凱恩斯模式業已失靈,以致大手落重藥——量化寬鬆、負利率——而沉痾不起。「先進國家」的經濟模式尚且如斯不濟,那又焉能厚責鬍鬚曾那小小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對經濟實況有欠拿捏?

大小經濟模式何以失靈?瞎子摸象有以致之。金勳爵指出,世界變了:雨後春筍般蓬勃的金融衍生產品、以光速傳播訊息的互聯網、全球經濟一體化 等發展,交匯互動激化蛻變,產生了「超乎估算的風險」(radical uncertainties),即是那些傳統經濟模式掌握不來、無以模擬的風險。

在這些風險籠罩下,哪怕英倫銀行以至聯儲局僱用的尖子、專家掌握的數據如山堆積、鉅細無遺,奈何世事多變,轉瞬間這些數據即已過時,無以反映現實;以此為基礎作研究分析,又能作有效的推斷或預測麼?

 

經濟模式失靈

事實亦然。若然對專家制定的經濟模式、輸入超級電腦的數據有信心,聯儲局每一趟議息又何須舉棋不定,心大心細?自金融海嘯以還,聯儲局之預測一直失準,以致加息之議,由伯南克拖到耶倫方能作實。時至今天如若對任何經濟預測尚寄予厚望,又豈非如江主席所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乎?

走筆至此,讓我想起「宇宙真主」格林斯潘何以棄經濟模式如敗履。那是一九九四年秋天的事,當時的通脹率不過是2.4%,格林斯潘可決意加息;不是小加而是他在任十八年最厲害的一趟加息——一加便是七十五點子。那時民主黨剛在中期選舉遇上重挫,克林頓政府視大幅加息為落井下石,不在話下。格林斯潘是不想連任了嗎?

非但數據不支持他這個決定,新鮮出爐的格林斯潘傳《知情漢》(The Man Who Knew)透露,大幅加息之議更面對學院派專家的強烈挑戰。話說九三年入主白宮後,體察到任由共和黨的格林斯潘坐大將後患無窮,克林頓由是委任左傾的普林斯頓大學蛋頭教授Alan Blinder當聯儲局的副主席以收制衡之效。這一役教授八寶盡出,援引複雜無比的「科學」模式反對大幅加息。

 

跟市場鬥智

眾所周知,未入仕當官,格林斯潘從事經濟研究,專門為大機構財團評估經濟狀況、提供預測。他對經濟數據由是有既敏感又細緻的掌握。可是這一回他強調,利率與實體經濟的關係絕非任何模式所能刻畫。基金炒家主導金融市場,不管模式如何精密細緻,亦不能充分反映他們的思維取向。與其憑經濟模式訂定利息,格林斯潘認為要用腦袋跟市場鬥智。(gaming through the market's probably reactions in his head.)

在Alan Blinder而言,跟市場鬥智形同給市場牽着鼻子走。聯儲局的法定職責是以整體經濟利益為依歸調整利率,而非跟市場捉棋博弈。格林斯潘對此番反駁不屑一顧,Alan Blinder一收聲,他即動議加息七十五點子。除了一士諤諤,所有委員都支持他的決定。格林斯潘的主觀唯心論令我想起了極力反對制定GDP數據以量度經濟狀況的郭伯偉。

 

搜羅數據壞了大事

郭伯偉認為數據、模式是制訂定策的工具,然而香港是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政府少作干預,是以無須透過GDP數據考量某一政策到底有何後果。阿茂整餅,搜羅數據、制定模式,反而讓官僚們手痕難耐,以致諸多干預,壞了大事。

儘管如此,尚流着兩行鼻涕時,我禁不住問他:位居要職,對民生有責,難道你不想知道經濟境況是好是壞嗎?他給了我個格林斯潘式的唯心論答案:「你會知道的。」(You will know.)若非堅離地,又焉會感受不到市況是好是壞?

郭伯偉的意思清楚不過:香港是個全面開放的小經濟體,面對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外來衝擊——金勳爵所指「超乎估算的風險」——掌控的條件既是有限,那又何來預測未來的本事?充大頭鬼,制定GDP數據搞其計劃經濟,又豈非自作孽?

 

計劃多多的惡果

老人家已矣,蘇聯這個計劃經濟的老祖宗亦早在一九八九年崩潰,要掌控經濟、預測未來的冤魂卻驅之不去。是以郭伯偉坐鎮過的財政司辦公室有了個「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打從董建華起即成立了策略發展委員會,梁振英更又搞了個創科局;二十年來花了不知多少公帑作這個那個計劃,實質效果又如何?

行將九十歲的首富新近給特區發了成績表:「香港由戰後喺好辛苦嘅環境一路上嚟,但依家停滯不前,依家香港嘅GDP只係2% of China。今日睇到嘅只係炒樓,整高啲,賺多啲;其他嘅建設呢?其他嘅理想呢?」

首富沒有道出箇中原因,然則落得如斯境地又莫非執權者罔顧郭伯偉的訓誨,「有膽有識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地「適度有為」,以致東方之珠滿目瘡痍,令首富哽咽?

 

【補白】統治工具

英文稱統計數據為statistics,開宗明義是政權——state——之統治工具。前提既是為權勢效力,貌似客觀的統計數據又科學得到哪裡去?

除了那不到千二名的特殊階級外,七百萬人當中絕大多數都無緣選特首,可是候選人的連場美式辯論還是有益、有建設性的。胡官說的沒有錯,若非林鄭和鬍鬚曾在熒幕上就橫洲事件互相推庄卸膊,大家又焉知得道政府的高層運作如斯一塌糊塗?當然大家有權駁古:手中無票,知道又如何?Well,像西人說的,那是另一個古仔了(That's another story.)。

 

捱不住熱廚房的煎熬

姑勿論如何,連場電視直播的辯論還是加深了大家對下任特首的認識。雖是有名得過你叫,林鄭月娥真的好打得嗎?看來又不像。滿口子迎難而上,她卻實牙實齒在電視機鏡頭前向七百萬人許諾:不獲主流民意支持,她會辭職。(雖然大家都聽得清楚,她後來說那並非她的真正意思。這當然有助大家將佢睇真啲。)

然而她捱不住熱廚房的煎熬倒有前科。大家當又記得,尚替攬她的董建華效力之時,林鄭自願降職放戍英倫。誠然,降職外放有別於劈炮,但那是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而已。賽後評述,葉劉淑儀批這位好打得的師妹欠缺管治意志力;但望醜嘅唔靈,否則未來五年特區難免有一番由腳痛引發的動盪。

 

郭伯偉的傳人

從堆填區視之,最是如西人所言revealing的,倒是林鄭提出的寫字枱大比併:她那一張堆滿文件夾,鬍鬚曾的一張,莫說是文件夾,紙也沒有半張。比併的目的路人皆見:鞏固葉劉口中鬍鬚曾hea做的指控——其人懶散,坐在辦公室而不辦公;找他當特首將所託非人。

鬍鬚曾的寫字枱若是果如林鄭所言,乾淨清空,那麼起碼以寫字枱而論,他是盡得其前任郭伯偉的真傳。胡佛研究所的羅布斯加教授(Alvin Rabushka)在其郭伯偉理財思想專論《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中透露,郭伯偉是個「淨桌人」(a clean desk man):他上班不是批閱公文而是思考問題、解決困難。

於此可見,董建華攬林鄭是攬得有道理的。眾所周知,他出了名是七十一——從早上七點做到晚上十一點。埋頭苦幹有何結果早有公論:史上稱他治下八年為特區的「建華之亂」,害得胡錦濤要責成他查找不足。難怪鬍鬚曾判定「未來五年係會好難受」。

 

「死做」「醒扒」

從寫字枱見高低。鬍鬚曾用精確的英文指出「死做」(work hard)有異於「醒扒」(work smart)。孟子說過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老闆死做爛做,手下又怎不疲於奔命、以致有返工冇放工?跟着林鄭月娥做嘢,不難如鬍鬚曾所指「好多人對佢都好大意見」。

麥齊光曾跟尚是發展局長的林鄭合作,一同到四川汶川救災重建。到她更上層樓當梁振英的政務司長,林鄭舉薦麥齊光接任為發展局長;惺惺相惜,不言而喻。這趟特首之爭,麥齊光「倒戈」支持鬍鬚曾。兩人並非有何過節,而是麥齊光認為林鄭適合當政務司長而鬍鬚曾適合當特首。

 

客觀分析能力本事

在職責功能上,特首與政務司長有何分別、怎樣分工?大體上那該是統帥與將軍之別吧。前者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可是沒有後者督卒上陣,一切亦歸於徒然。統帥要掌握大局,制定方針路向;將軍須身先士卒、爛做拼搏。兩相配合方能打其有把握的仗。讓我來猜,麥齊光對林鄭及鬍鬚曾的評價並無褒貶之意,而是客觀分析兩者的能力本事而已。

不過,以寫字枱論才能未免如江主席所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即以格林斯潘而言,他有史上最成功的中央銀行家之譽,手下有超過兩萬二千名員工;舉手投足,左右全球經濟,是以有「宇宙真主」之稱。按林鄭的識見,他那張寫字枱的文件夾理應如山堆積吧。

 

格林斯潘的兩張寫字枱

果有這般想法,那是說對了一半。格林斯潘的辦公室是個室中有室的布局:「內室」的寫字枱滿布紙張雜物,包羅這種、那種經濟數據;見客用的「外室」,整齊光潔、氣派非凡,寫字枱不用說一塵不染。那麼格林斯潘可有如葉劉說的hea做?

表面看確實如此。新近出版的格林斯潘傳《知情漢》(The Man Who Knew)指任內他力求每星期打四次網球,週末例必從華盛頓北上紐約,指定動作是看望母親、打哥爾夫球、看音樂劇、參加朋友的派對、與表兄弟(或女朋友)吃飯、修理牙齒、做體檢 到了禮拜日又飛返華盛頓打波去。逍逍遙遙,哪裡像是身經列根、老布殊、克林頓、小布殊四朝的經濟第一把手?

 

目中有文件夾而無民情

什麼人跟他吃飯、打波、看音樂劇 細看名單,除了女友、表兄弟則莫不是參議員、眾議員、內閣部長、手下要員或工商巨子,可見格林斯潘是寄掌握經濟脈搏、推銷政策於嬉戲玩樂。不管那是鬍鬚曾口中的「死做」還是「醒扒」,誰會懷疑十八年來格林斯潘不是孜孜不倦工作不懈?

以案頭文件夾的多少衡量司級高官是否盡忠職守,固然反映林鄭的眼界識見,五年來政不通、人不和,不正是因為像她般的高官,目光都沒有離開過文件夾嗎?特首眼中只有文件夾而無視民情,七百萬人未來的五年(或甚至十年)又會好過嗎?

 

補白

禮失求諸野

晨昏定省非中國人之專利,西人亦行此禮。格林斯潘的老家在紐約,聯儲局總部則在華盛頓。主政期間,每逢週末,他大都飛返紐約見其令壽堂;直至她以九十多歲高齡去世,無論身在何方,每天早上九時前格林斯潘必定致電母親問安。

百事可樂總裁Indra Nooyi乃印裔美國人。每天入睡前、起身後,她都致電母親。何也?世事變幻莫測,隨時都有可能丟掉職位,惟親情方是永恒。禮失求諸野,再添一例。

友邦保險之杜嘉祺(Mark Tucker 1957-)跳槽滙豐,當其非執行主席。消息一經確實,友邦及滙豐之股價背馳,前者下挫近3%後者彈升近3%。問教於退役銀行家:市場何以有此強烈反應?他慨然而嘆:杜先生肯定好打得,然而棄明投暗,非智者所為。此話怎說?

杜先生好打得,有數字為證。《華爾街日報》說自一一年他掌舵以來,友邦的保險生意擴張了四倍而利潤倍之。反觀滙豐,同期稅前盈利則劇跌幾近七成。市場憧憬他可以幫滙豐扭轉乾坤,不足為怪。現實又如何?

 

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滙豐是大笨象,市值近一萬三千億港元。邀得杜先生加盟,股價躍升3%,相當於身價增加約三百九十億港元。友邦的市值不到滙豐一半,約為五千九百億港元。股價下跌3%,身價少了約一百七十八億港元。滙豐之得抵銷友邦之失,杜先生這麼一跳讓股市整體增值兩百一十二億港元(390-178= 212)。

杜先生跳槽雖為股市創富,他個人可蒙受損失。據報當滙豐主席,年薪硬掘1,416萬港元,此外別無其他金錢報酬或福利。這個銀碼無疑比其友邦年薪(約1,142萬港元)高出近四分一,然而年薪只是其待遇一小部分,戲肉是花紅、認股權、退休金等,在一五年其待遇的總和為1.169億港元。是以他跳槽,股市的得益相當於他兩百年的薪酬,但他個人則要損失近九成收入。此之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高風險的偏門生意

不過,以棄明投暗喻杜先生跳槽,退役銀行家並非針對其金錢損失而言。既是過來人,退役銀行家當然知道今日的銀行業已非昔日那一回事了。金融海嘯後,監管固然不斷升級加碼、須定時作壓力測試;更要命的,是監管機構直是視銀行為犯罪集團,時不時拿來開刀;不罰則矣,一罰便是好幾十個億美元,跟撈偏門的高風險行業無異。

反觀保險業則一切有數得計。精算師有超級電腦幫忙用絕對科學的方法決定保額、保費水平,兩者既有定數,保險基本上是一盤封了蝕本門的生意。再者,這盤生意的「財富彈性」大——經濟愈是發達、人們愈是富裕,則愈是不敢冒險,要為這種、那種意外買重保險——前景無比秀麗。

 

保險業實食冇黐牙

非但前途一片光明,股神畢菲特說過了,保險更是一盤無本生利的生意:收了保費,即使到頭來真的要作出賠償,那也是好些年後的事;其間保險公司可以拿保費去投資而無須付息,此又怎不是一盤實食冇黐牙的生意?捨實賺的生意而投身高風險的銀行業,杜先生又豈非棄明投暗?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股神以保險公司管有的保費為免息資金流(float),形同無本生利;橋段動聽,但他老人家講古而已。除非是獨市生意,保險公司還是要為表面上免息的資金付出代價。為了競爭吸客,到頭來他們總得調整保費及賠償水平以為招徠。故此保險公司的資金流看似免息,實則利息的支出已在精算師的估算之中。

 

肯削薪近九成過檔

未加盟友邦之先,除了○四、○五年間離隊幾個月,杜嘉祺一直為英國保誠效力,可以說是個百分百的保險人。對銀行業外行,導致他跳槽的動力顯然來自滙豐而非友邦。是什麼的力量足以令他肯削薪近九成過檔?

從堆填區視之,可能性起碼有兩個。一、年來滙豐在歐美弄得焦頭爛額,有意在亞洲重新上路;在杜先生統領下,友邦以亞洲為主戰場,戰績彪炳;滙豐要在亞洲重振聲威,捨我其誰?二、滙豐雖是今非昔比,其名氣、規模依然勝友邦一籌。杜先生已屆登陸之齡,倘能帶領滙豐再上征途,以其主席身份從人生舞台謝幕,此又豈不完美?

 

滙豐迷途未遠?

即使果是出於個人使命感而棄明投暗,杜先生犧牲小我跳入火坑又能重振滙豐的聲威否?滙豐在八○年置入紐約海豐銀行,初次進軍美國;九一年毅然走出香港、遷冊英倫,決意在歐美闖出一片天,建立有「地方智慧」的「環球金融」帝國。四十年來,經歷沈弼、浦偉士、龐約翰、葛霖和范智廉五朝,兜兜轉轉,到如今要借助外行人重返亞洲,此又能不令人唏噓?

滙豐在香港起家,原先跟保險業一樣,經營一門實食冇黐牙的生意:吸納存款、放貸收息、賺取息差。一貫蘇格蘭人的保守作風,放貸鮮有失手;於是生意愈做愈大,到了過渡前夕,儼然為香港的中央銀行。

沈弼可不以此為滿足,要到美國大展拳腳,不幸隔山買牛為海豐銀行的南美壞賬拖累,慘淡收場。及至中共鐵定收回香港主權,浦偉士則透過收購米特蘭銀行,遷冊英國。龐約翰沒有吸收海豐之役的教訓,在金融海嘯前夕斥巨資收購美國的Household Financial,再次付出高昂學費。葛霖試圖發展投行、私人銀行業務,以致觸犯洗黑錢活動而為美國重罰。

還是滙豐的許諾之地嗎?

歷史沒有如果。若然滙豐沒有走出香港,像附屬的恒生那樣守住吸納存款、放貸收息的老本行,其命運又如何?一一年友邦上市之際,滙豐的市值為一萬零五百四十億港元,規模比恒生(市值為一千七百六十二億港元)大近五倍;到了一六年底,其市值雖是增加兩成至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億港元,但增幅遠不及恒生,相對之下,其規模只是恒生的三倍多而已。繼續在歐美折騰,萬一市值萎縮至恒生般的規模,那又情何以堪?

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荒漠走了四十年,到達上帝許諾的「流奶與蜜之地」。自沈弼當大班至今剛好四十年,滙豐覺今是而昨非,重返亞洲。然而時移世易,滙豐已非昔日之大笨象,亞洲又還是其許諾之地否?

 

圖片說明:杜嘉祺棄明投暗跳入火坑又能幫滙豐走出荒漠否?

 

【補白】「飛彈牛肉」

為西人充當翻譯,不求甚解,以「飛彈牛肉」為ballistic beef。經查證方知擺了個大烏龍。

餐廳誤以「弓」為「馬」,「飛驒」由是化作「飛彈」。將日本名產當作北韓肥仔金之搞作,孤陋寡聞,有以致之。少點見聞又怎吃得下即時傳譯這口飯。

兩會期間,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訓誨香港人:三十年前深圳尚是小漁村,可是再過一兩年其經濟總產值(GDP)將爬過香港頭;香港人當思其故安在。

習核心上場後不是不再搞GDP掛帥了嗎?以此罔顧環境質素、往往灌注水分的數字留難香港人,身處黨中央的委員長莫非也跟不上形勢?耐人尋味也。難道果如《成報》所言,中央其實有 ?

 

香港令人「樂而忘憂」

無巧不成書。委員長發言當天,有線電視《新聞刺針》報導深圳利用假結婚移民香港的現象猖獗。港區人大代表可有就此向委員長當面反映,讓他也反思、反思何以有此現象?

然而以鄙人對港區人大代表的有限認識,這是多此一問。絕對可靠的調查(即鄙人之gut feel也)顯示,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吃過豹子膽的。雀屏中選、當上人大代表,北京是看中他們扮鵪鶉的本領。(以客觀持平見稱的BBC可直呼其名,稱人大為「橡皮圖章」——「China's rubber stamp People's Congress.」)

不打緊,人大代表沒有逆顏講真話,經營假結婚業務的港深國際公司卻在網上大事宣揚:香港有「高福利保障、政府清廉高效、尊重民意,還可以任意生育」;「即使無文化、無技術、無地位」,做了香港人將可以「樂而忘憂」。有這麼多切身好處,哪怕GDP較勁不及深圳,又有什麼相干?假結婚公司雖然沒有直言他們是拿深圳跟香港比,指桑罵槐,昭然若揭。

 

不能單靠GDP而活

深圳的經濟發展無疑神速,凝聚了騰訊、華為、大疆等高科技企業,更是實至名歸的亞太矽谷。可是有選擇嗎,大部分深圳人——包括那些真金白銀,拿出人民幣二、三十萬元搞假結婚的人——看來還是寧可到香港定居。你看在深圳成名的李雲迪、在深圳發達的馬化騰,不也來了香港嗎?

這些大師、大富豪當然不是貪圖高福利保障或任意生育的權利,不管香港社會撕裂到哪個地步、民怨如何沸騰,他們跨過深圳河南來,不難是體味到人不能單靠GDP而活;兩相比較,他們顯然察覺香港的生活質素勝過深圳。

深圳的能人、富豪有此選擇並不稀奇。在如假包換的加州矽谷,只要出得起錢,高科技才俊大都不惜舟車勞頓之苦,寧可住在三藩市也不以矽谷為家。別的不說,蘋果電腦即有巴士穿梭兩地,接送員工上下班。何以故?

深圳好,香港更好

三藩市是生活的地方,矽谷是工作的地方;除了工作,人也要有生活;高科技才俊也不例外。以生活質素而論,香港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有英國文化的餘韻;品味格調又怎不勝過只發展了三十年的深圳?到有一天深圳的高科技產業果能跟矽谷爭一日之長短了,選擇到香港來生活的高科技才俊(及大富豪)恐怕還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三藩市跟矽谷都在加州,才俊富豪尚且有此取捨。香港與深圳是毫不一樣的兩制,我們的相對優勢更肯定不止於「高福利保障、政府清廉高效、尊重民意、可以任意生育」而已。深圳的街道無疑較香港寬闊,司機的駕駛態度、交通秩序卻不敢恭維,叫人一踏足「華界」即精神緊張。一片亂象的地方又能叫人像首富說的住得「心曠神怡」嗎?

 

深圳不可能成為矽谷

再者,不管深圳的經濟增長如何神速,不能上面書、不能看YouTube、不能叫谷歌幫忙查找不足、更不能透過「蘋果動新聞」緊貼全世界,這樣的地方真的能夠跟矽谷爭一日之長短?不是沒有可能,機會可微乎其微。不像香港那樣全方位開放,不管匯聚了多少人才,深圳極其量只是代工重鎮、老翻之都,而非創意澎拜的高科技中心。沒有思想言論自由,不會有創意科技,是可斷言。

上面說過了,退一萬步而言,哪怕有一天深圳跟香港一般地全面開放,進而發展為舉世而非單單是亞太地區的矽谷,猶如三藩市沒有因為矽谷的蓬勃發展而變成一潭死水,香港也不會因為GDP給深圳爬了頭而沉淪,這個張德江可以放心。

 

孰令香港人「泛政治化」

關鍵不用說是我們能否繼續散發東方之珠固有的神采氣息品味氛圍。這不單純是特區範圍內的事。二十年來北京高舉一國遏抑兩制,希旨承恩,特區政府是以將郵筒髹上綠色、用鐵板遮蓋郵筒上的皇冠、電視新聞先播國歌、立法會議員不再講英文、機關喉舌攻擊洋法官 不斷溝淡稀釋香港這個國際都會的色彩。

換言之,過渡後東方之珠日漸褪色,其底因並非像委員長所言,香港人「泛政治化」、再不曉得像在英國人治下那樣一心一意搞GDP,以致給深圳趕過頭來;而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河水不犯井水」的承諾,變形走樣甚至乾脆反口不認數,以致從來搵食至上的香港人氣難平。

怨氣本已不斷累積,及至北京霸王硬上弓扔下831框架,即使當慣順民,香港人也不得不起來反抗,爆發七十九日的佔中。這一切的一切,孰令致之?事到如今,張德江反過頭來指控香港人「泛政治化」,講嘢吖?

 

【補白】打消費者荷包

○一年中國「入世」而為WTO之一員,珠三角從此雄踞世界工廠寶座,血汗工場之污名可揮之不去。每當發生工業意外或勞資糾紛,國際勞工組織例必大做文章。

萬不料,德國的本土派一樣抽水如儀。「Made in Germany. Not in 广东省」無疑夠本土,難道消費者的荷包便不用照顧?

醫管局要將急症室收費從一百元提高一倍多至 兩百二十元,以遏抑濫用。鄙人對一刀切加價之議,期期以為不可:這般加價不難誤中副車,歧視着實身罹危疾要入院診治的病人。鄙人是以建議急症室分級收費:經醫生診斷,要入院的,維持舊價;無須入院的,收費增加兩、三甚至四倍,好叫非急症病人卻步。

碰巧見到巴澤爾(Yoram Barzel 1931 -),他是「華盛頓學派」(Washingt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三大開山祖之一;城隍廟當前,哪有不問教之理?依鄙人所言,以分級收費遏抑濫用急症室,行得通嗎?

老人家想了一陣子,緩緩地給我說:能否入院,由醫生決定;一旦入院,使費基本上是零;分級收費等於變相叫病人賄賂醫生。這是你的目的嗎?

 

醫生也是人

連忙告訴老人家,坐鎮急症室的醫生都是香港兩間大學醫學院的榮譽產品,經過沙士的洗禮,其專業精神毋庸置疑;他們不是那麼容易賄賂的。老人家沒有直接駁斥我的說法,只是說:初時可能確實不易賄賂,華盛頓學派的信念是,醫生也是人;假以時日,天曉得會出現什麼事情?

鄙人當然沒有自拆擂台,供出民建聯大佬「排特快線」割瘜肉、其夫人經特別通道到手術室相陪的新聞。不過,他即使不知道此「個別事件」,「人皆逐利」乃「華盛頓學派」的信念,這些「個別事件」又怎不在巴澤爾估算之中?急症室收費一刀切,許是醫管局信不過醫生們的專業精神,不敢放權,以免他們以身試法?

 

三劍俠磨礪切磋

那天大教授在廣州開壇,講《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未入正題,先說「華盛頓學派」,指三個開山祖,當天有兩個在場;除了他自己,尚有巴澤爾,缺席的是年前身故、在九三年贏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第三位元祖諾斯(Douglas North 1920 -2015)。

大教授說三劍俠各司其職:他自己天馬行空、主意多,深入市場作實證研究;巴澤爾思想縝密嚴謹,能夠通過他質檢的想法,必定經得起考驗。諾斯是華盛頓大學經濟系主管,架起保護傘以免他們的研究工作受到無謂干擾。最重要的是諾斯勤快,即使他們的想法尚未成熟,諾斯已寫好文章、發表了。這個合作模式,看來就是我國古已有之的磨礪切磋吧。

在那個入冬後最寒冷的早上,我跟兩位元祖在珠江畔用早餐,體驗了三劍俠的磨礪切磋是如何運作的。我跟巴澤爾說:史提芬新近修訂其《經濟解釋》,全書五卷散發一個新的悲觀論調——人類有自取滅亡之虞。

我的話尚未說完,老人家即發炮:自取滅亡之說意何所指?我跟他說,那是源於「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s):像工會般的利益團體,攫奪生產分工、互通有無帶來的經濟效益,以致生產不前、貿易停頓,最終不難觸發戰爭。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老人家沒有直接反駁這個說法,卻說起九一一來:那趟恐怖襲擊帶來的人命傷亡,總數大約是三千,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反擊恐怖分子,軍費開支直是天文數字。可是第二次大戰,美軍平均每天陣亡人數也不止三千吧。

歐洲工會當道、歐盟官僚干預諸多,以致英國人透過公投,表決脫歐。巴澤爾說,他有個弟弟住在巴黎,依他看,弟弟的生活過得挺寫意,絕無貧困匱乏之象。

老人家點到即止,跟着埋首給麵包塗上果醬;這一切跟人類有自取滅亡之虞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回心一想,他的話倒又明確不過:人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視線為眼前事物阻障,看不清周遭景象,更莫說宏觀大勢。只消放長雙眼,大家當能樂觀對待人類的前途。

 

天馬行空不踰矩

我不大服氣:阿當·史密斯宣揚自由貿易的《原富》面世至今兩個多世紀,經反覆驗證,不論派別,經濟學家有了難得的共識:自由市場互利共贏,諸多干預帶來共輸。可是特朗普入主白宮,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抬頭,經濟學家兩百多年來的努力豈非白費?到了這個年頭,何以尚有人支持破壞繁榮的保護主義?老人家頭也不抬即KO我:保護主義讓一些人得到好處(“Some people benefit from it.”)

巴澤爾告訴我,史提芬尚在華盛頓大學時,他們差不多每天都見面。話匣子一打開,一說便是三、四個小時。跟巴澤爾一頓早餐的感受,他要言不煩;華盛頓大學的對談,居多是史提芬說,他聽的吧。說話雖是不多,可字字到肉。有他當質檢,不管意念如何天馬行空,當又一如孔夫子所言「不踰矩」——總離不開產權與交易費用的軌跡。

巴澤爾說跟史提芬面談不計其數,他的公開演講,平生才聽過兩趟。第一趟是一九六九年他到華盛頓大學演講,第二趟是差不多半個世紀後,他在廣州的演講。聽過史提芬的第一趟公開演講,巴澤爾決定給他聘書;聽過他的第二趟演講,巴澤爾說方知史提芬紅成怎麼個樣。

史提芬演講過後,先是有人獻花,繼而為擁躉包圍拍照。在台下的巴澤爾也不輕鬆,粉絲們把他團團圍實,要簽名的有之,要合照的有之。擾擾攘攘,教我看得提心吊膽,畢竟八十五歲了,老人家吃得消嗎?

我可以少擔心。事後巴澤爾悄悄的告訴我:「平生第一趟有人拿我作名人看待。」(First time in my life I am treated like a celebrity.)欲知「華盛頓學派」的魅力有多大,那就要到廣州去了。

 

圖片說明:華盛頓學派的運作常態:史提芬說,巴澤爾聽。

 

【補白】當口術作真格

廣州荔枝灣水渠邊豎有「控源治污動真格,治好水質強體質」標語,跟旁邊的一潭死水,對照強烈。口號、標語的效力有多大,不用多說。

雖是如此,口號、標語倒又觸目皆是,何也?

平生光顧過好幾趟急症室,試過收症入院,也試過遣返家中休息。親身感受過醫護人員本着專業精神的優質服務,由衷感激。有此第一手經驗,醫管局要提高急症室收費以遏抑濫用,禁不住要野人獻曝,出點主意。

優質服務而收費低廉以致為人濫用,猶如夜之繼日,正常不過。醫管局為善用資源、遏抑濫用,師出有名,有誰可以反對?值得商榷的,是用什麼辦法加以遏抑而已。這是個手段而非目標的問題。

 

應有針對性加價

到急症室求診,當下收費一百元;醫管局有意加價一倍多至兩百二十元。加幅無疑高,然而公共醫療服務以病者有其醫為前提,而非以收回成本為目的,是以不會有人非難醫管局加價搶錢。加價的阻力雖然不大,一刀切加價則恐非有效遏抑濫用之道。亦得有針對性地加方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針對哪些人?不用說是那些非急症卻偏偏跑到急診室求診的人。有何良策辨別出這些濫用急診室的人?不妨問計於市場。為了將資源分配給有真正需要的人,市場慣見的做法,是按所謂需求彈性定價:彈性大的消費者,價格稍微郁動,則見異思遷、幫襯對家;反之,彈性小的消費者,儘管價格大變,依然死心貼地情不變。一旦摸清需求彈性的大小——即是需要有多真確、是否迫切——做生意的將如何取價則又清楚不過。

譬如夜半三更人有三急,不巧用光了廁紙,直奔樓下便利店。若然此君比林鄭前司長走運,便利店僥幸有供應,其廁紙價格會平過還是貴過超市?便利店取價一般高過超市,皆因其顧客大都不那麼計較價錢的差別——需求彈性相對較低。

向市場借鏡

讀者諸君萬勿誤會,鄙人並非泯滅天良,要醫管局趁佢病、攞佢命,向到急症室求醫的人開刀。非也。為了遏抑濫用,與其一刀切,急症室何不向市場借鏡,分級收費;但反其道而行,經醫生診斷要留院醫治的,有優惠、照收舊價一百元;無須留院的,雙倍甚至三倍、四倍收費。如斯一來,為了荷包着想,若是自審並非身罹危疾,也就不會跑到急症室趁墟了。

大家也許聽過這樣的城市傳說:晚飯過後、播完爆紅劇集,急症室即爆滿;故此不少到急診室求診的人其實並非像夜半人有三急卻用光廁紙的人那般焦急,是可以等的。需求彈性大,稍事加價,他們將不難跑個清光,不是到藥房買成藥頂檔便是到私家診所求醫。

從醫管局以加價遏抑濫用的方案可見,他們——以至所有講道理的人——都認同,哪怕有病在身,人們還是會為荷包着想——對急症室服務的需求有彈性——故此加價才有遏抑濫用之效。然而彈性有大小之別,不採取分級收費,將彈性大的人,譬如頭暈身㷫的小兒科,摒諸急症室門外,則無異於歧視要爭分奪秒在黃金時段急救的腦中風病人。

 

節省公帑、提升服務水平

換言之,急症室加價的目的既是讓非急症病人知難而退,而非向急症病人開刀,那便該因應急症室服務的需求彈性,叫彈性大的病人騰出空間讓醫護人員急需求彈性小的病人之急。要收到這個效果,急症室便應分級收費而不該一刀切加價,級別按入院與否劃線。

急症室服務成本高昂,從公帑資源效益出發,實應盡量降低其需求。一視同仁的低廉收費變相鼓勵濫用,那除了浪費公帑,更給急症室醫護人員製造壓力,增加延誤診治、斷錯症的風險,有違開設急症室的初衷。是以分級收費非但可以節省公帑,更有助提升急症室的服務水平。

若然收費低廉的急症室服務釀成濫用,完全免費的救護車服務又豈不有同樣的流弊?事實上早有都市傳說,指在打風的日子,有人直是拿救護車作的士用。以小人之心度之,存心濫用,又何須擇日?王爾德(Oscar Wilde)說過了:「我能抗拒任何東西,引誘除外。」("I can resist anything, except temptation.)免費服務必定誘人濫用,是可斷言。

 

源頭遏抑浪費

源頭(制)止(浪)費。不少人是徵召救護車到急症室去的,要遏抑濫用急症室服務,又能不同時遏抑濫用救護車服務?急症室分級收費將非急症病人摒諸門外,當又該將這個辦法應用到救護車服務上去:病人送到急症室,醫生收症入院,維持現狀,救護車不收費;如若斷定為非急症,無須入院,則要繳有阻嚇性的救護車服務費。

潮流興配套。濫用急症室服務並非獨立事件,跟免費的救護車服務更有不可切割的關係。醫管局試圖以一刀切加價的辦法紓緩濫用急症室服務,固然說不上對症下藥——將非急症病人摒諸門外,而又沒有設法從源頭制止浪費——遏抑濫用救護車服務,那又豈能收到提升資源效益、急病人所急的預期效果。

 

向市場取經借橋

誠然,救護車服務隸屬消防處,醫管局不能撈過界,為了提升急症室服務而要救護車收費。然而不從源頭做起對付濫用急症室服務現象,極其量亦事倍而功半而已。亦得設個跨部門的工作小組來個全盤考慮?

然而最重要的是,病人並非鐵板一塊,那又豈應一刀切加價對付濫用?在商場,價格因人而異慣見平常。多向市場取經借橋,當能令香港驕人的醫療服務更上層樓,是所為盼。

 

 

補白

天才與白痴

美國總統隨身有張塑膠卡,內有身份認證密碼。扭斷膠卡,輸入密碼,即可發射越州飛彈。據BBC說,卡特總統將這張人類命運攸關的膠卡連西裝送去乾洗。

卡特的智商達170,較愛恩斯坦猶要高。天才與白痴果一線之差?

大陸飛機誤點的新聞看得多,準時抵達西安反覺得有點詫異。意料不到的倒是霧霾之嚴重:未出機場大樓,喉嚨已感到刺痛;同機乘客不少有備而來,一踏出機艙即紛紛戴上口罩,境況恍如回到沙士肆虐時的香港。

從機場入城路上,朋友告知,為了減輕霧霾,市政府管制用車;每天下午公布翌日哪些車輛不許上路。抵埗那天輪到車牌號碼末尾數字為0及5的車輛停駛。這個辦法相當於輪流禁止兩成車輛上路。目測所見,無論是對改善空氣質素或路面交通,措施的成效猶如擔沙塞海,並不顯著。

 

政策弄出霧霾

拜讀過西安市委書記王永康的新年文告則又知道,治理西安原來有九大難事;「治霧霾」、「治交通堵塞」居九大難之首,而兩者皆政策使然。這不是說執權者刻意製造霧霾或交通擠塞,只是神差鬼使,政策弄出了難事。

即以霧霾而言,西安地處盆地、為群山環繞。空氣本來就不大流通,在冬季一旦遇上下冷上熱的逆溫現象(cold air inversion),懸浮粒子更難吹散。不巧早年恐防美帝來襲,中共將航空、飛彈、火車等重工業從沿海城市內遷西安。重工業用電量大,燃煤發電製造懸浮粒子,霧霾由是成為西安——及中國好些大城市——的宿命。

再者,年來政府鼓勵內需,買汽車有稅務優惠;最便宜的汽車大約人民幣三萬元有交易,而按揭分期簡易。汽車銷量是以超英趕美,成為第一汽車大國。後果不用說是交通擠塞——兼夾懸浮粒子超標——在出現逆溫的日子,霧霾更是揮之不去。

 

王書記迎難而上

王書記乃忠誠的共產黨員,面對霧霾此老大難,迎難而上,自不待言。然而西安發展重工業及中央鼓勵內需皆為國策,區區市委書記能做得些什麼,不說也罷。至於一般老百姓嗎,對付霧霾,戴口罩出街是較可行的對策了。

除了迎着以霧霾為首的九大難而上,共產黨員王書記看來又是劉備的信徒,奉「莫以善小而不為」為施政理念。其新年文告透露他在西安發動三場革命,依次為煙頭、廁所及行政效能革命。後兩者的成效如何鄙人無可奉告,第一手經驗可顯示煙頭革命,戰績彪炳:在市內行走,街道果是見不到半個煙頭。

就煙頭革命問教於西安的朋友。卻原來王書記乃浙江調來的新官,上任沒有多久在市政府辦公室門外見到二十多個煙頭,由是發動了這場革命。在西安那幾天,觸目皆是「煙頭不落地、西安更美麗」,「煙頭不落地、碑林區更美麗」等標語,而不論大街小巷或高速公路旁,百米之內,莫不見身穿橙紅色制服、手持掃把垃圾鏟執勤的清潔工。

 

「懸紅」執煙頭

王書記這場煙頭革命看來亦非個別事件,而是全國推行的運動。譬如浙江紹興附近的嵊州便也有過類似的革命——「懸紅」執煙頭,每五十個獎兩百張裝紙巾一盒——而成效遠超預期。《華爾街日報》報導有人拿了九千一百個煙頭(足以兌換一百八十二盒紙巾)去領獎;甚至有人從外地運來煙頭,不用說那跟清潔嵊州的原意相悖。反應踴躍,派出十萬盒紙巾後,市政府提前兩個星期喝停運動。報導雖沒有說煙頭可有重現嵊州街頭,可是無須鄙人饒舌大家都不難知道結果是什麼了。

猶記沙士之劫過後,董建華委任曾蔭權為清潔大隊長,負責全港大掃除,到街頭巷尾執垃圾。其時適值有紐約朋友到港,見到特區新貌,豎起手指公大讚:「街道之清潔,直是可以從地面拾起東西來吃(You can eat it off the floor.)。」朋友的話言猶在耳,未退選前的梁振英即照辦煮碗,派林鄭月娥當清潔大隊長做了一場公關騷。靠運動以至革命搞清潔,極其量三分鐘熱度而已。

 

港英百年教化

不搞運動、革命,可有別的辦法讓城市潔淨起來?有。過渡前的香港,整齊清潔,在中國人聚居的地方,首屈一指。放飛劍、隨地吐痰基本上絕跡。雖非絕對沒有人丟垃圾、煙頭,但較為罕見。不辯的事實是,那時的香港人有公德,是拜港英移風易俗、百年教化所賜。

過渡後二十年,如今雖到處都是外判清潔工,卻無處不是垃圾、煙頭,而無處不在、處處都在的垃圾桶周圍更往往成為垃圾堆。鄙人在公路上開車,更不時見到職業司機扔垃圾、煙頭,甚至放飛劍出車外。若非風氣敗壞,又何須「南」施效顰,一再搞其清潔運動。

風氣敗壞跟主權過渡可有關連?有。執權者有政績、孚民望,人們尊重法律、自動自覺循規蹈矩,政策固然能順利推行,更形成守法自持的風氣。可是一旦執權者失信於民,也就萬事皆休。落筆打三更。一過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許諾即蕩然無存。對執權者既是無可奈何;意難平,蔑視法紀,扔垃圾、煙頭以至放飛劍恐怕是最低消費了。

梁啟超神化小說教化眾生的效力,強調「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無論在中國或香港,小說又豈能重整道德風氣?民無信不立。執權者贏不到民眾的信任,一切歸於徒然。要煙頭不落地,仍須革言而無信的執權者的命。

 

 

【補白】出4A級洋相

西安漢城湖公園有以「天漢雄風」為題之浮雕,長兩百米,規模號稱舉世無雙。內容從「高祖立漢」開始,展示兩漢四百年的政治、軍事、文化、科技等成就。為了突出其歷史意義,標題文字更又捨殘而取正體漢字;不幸卻弄出笑話。

陰麗華為東漢光武帝的皇后,出了名謙恭賢淑,浮雕造像表揚,標題為「陰後謙恭」。以「后」為「後」,為人詬病,萬料不到竟在此舉世無雙之歷史浮雕出洋相。漢城湖公園一一年落成,擁有國家4A級旅遊區評級,能不撥亂反正?

經過五年研究,山西太原鋼鐵廠在去年九月達成李克強總理指派的任務,掌握原子筆碳鎢合金鋼珠的配方,國產鋼珠有望兩年後應市云云。大陸媒體以文革腔調報導此天大的技術攻關喜訊。

此喜訊其來有漸。過去幾年李總理在國內、國外再三公開慨嘆,中國雖是世界工廠更是生產原子筆的第一大國,年產達400億支,可是關乎原子筆能否書寫暢順的那顆鋼珠,其原材料卻要從日本、德國(甚至曲線經印度)進口,再用瑞士進口的機器生產。

 

壯志未酬

太鋼成功攻關,填補碳鎢鋼缺口,國產鋼珠之壯志可未酬——有了鋼材尚需從瑞士進口的機器方能生產鋼珠。這些機器是用來生產手錶零件的,是以精密異常。不過,有了鋼材、機器,也不見得便可以生產靚珠,切割打磨鋼珠要用上特殊潤滑劑。潤滑劑的配方是商業秘密,不知道神州大地可有奇人異士能攻克此關。

何以誓要國產鋼珠?除了面子,內裡似乎有兩個經濟原因。一、生產原子筆的利潤卑微,每支筆只賺到美金一毛錢加工費;自家生產鋼珠有助增值。二、中國的鋼鐵廠普遍產能過剩,掌握生產碳鎢鋼的技術,在產業多元化之餘,可以充分發揮產能,工廠既無須停產,工人亦有工開,多做生意更可以增加企業的現金流等等。好處真是三天三夜說不完,焉能不鼓足幹勁、技術闖關?

 

說一套、做又另一套

若然生產原子筆所需的特殊鋼材、生產機器以至潤滑劑(及各種我這個門外漢聽也沒有聽過的配套設施和材料)都自給自足、通通國產,那麼中國又何須參與國際貿易?碰巧太鋼成功攻關此天大喜訊見報之時,習近平正在瑞士世界經濟論壇鼓吹全面開放貿易。《華爾街日報》見機不可失,大做文章:表面上標榜自由貿易,實則搞閉關自足的保護主義,那還不是中國一貫的說一套、做又另一套?

國產碳鎢鋼到底有多大的經濟價值?報導說年產四百億支原子筆,數字看似龐大,其實只用上一千噸碳鎢鋼;以入口價平均每噸十二萬美元計,總值約為一千五百萬美元。報導沒有說五年來太鋼花了多少錢搞科研,但肯肯定不只這個數目。參與土法煉鋼的單位當又不只太鋼而已,實際使費真是天曉得。

 

無助活化殭屍企業

中國的鋼鐵產能居世界首位,超過八億噸,佔全世界產能的一半,比居第二位的日本大八倍。可是中國的鋼鐵廠有51.4%為「殭屍企業」,即是那些處於停產、半停產狀態,連年虧損、資不抵債,要政府補貼、銀行借貸度日的企業。相對於八萬噸的產能,一千噸碳鎢鋼,滄海一粟而已。找碳鎢鋼幫手消化鋼鐵業的過剩產能,那不是太看得起那顆小小的鋼珠了嗎?

響應李克強總理的號召,為國產鋼珠而奮鬥的,又豈止太鋼而已。一六年六月,國內第二大冷氣機生產商格力集團的董明珠在中央電視台拍心口,誓言一年之內把生產鋼珠的機器搞出來。一年之期未到,相信格力的工程師們尚在埋頭苦幹。

格力一五年的營業額為977.45億元人民幣,折合約146億美元。如若格力的工程師成功研製機器,取代瑞士的進口貨,那麼原先的設備又如何處置?即使通通更換,那極其量是張一兩千萬美元的訂單,約相當於格力一五年0.1%的生意額。各位,那裡說的是生意額,並非利潤。

 

外行充內行

格力的本業是生產冷氣機,生產切割特殊鋼材的機器是外行;哪怕成功,效益恐怕不高;否則大可以改行了。鄙人不知道生產冷氣機到底要用上些什麼機器設備,當中恐怕沒有多少是格力自己動手生產的;即使有,比例亦肯定相對有限。不熟不做,買入這些機器總比自己動手做來得便宜。

箇中生產分工、各展所長的道理,兩百多年前阿當·史密斯在《原富》說過清楚了。可是時至今天,以市場經濟以自詡的強國,其總理卻以事事自給自足為目標,莫非他不知道相對優勢為何物?不可能吧!說到底李總理是經濟學博士、師從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相對優勢、互通有無、以促進整體利益 等等,經濟學101的課題而已,總有涉獵吧?事實上習近平不正是從這個理念出發鼓吹自由貿易嗎?

 

排斥人才

在資訊時代,開放特殊鋼材、切割機器、潤滑劑等實物商品的自由貿易,尤為其次,着實促進經濟效益,更得開放人才的自由交流。在美國,由第一代新移民主政的財富五百強企業,不足勝數。即以谷歌而言,其兩名創辦人之一固然是俄裔新移民,其現任總裁則是印度裔;另外諸如微軟、百事可樂的總裁亦皆為印度裔。環顧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可看不到一家半家「外國人」掌舵的企業。

也不只是美國的商界才曉得廣納人才。當選沒有多久,特朗普不也馬上委任印度裔Nikki Haley代表美國出使聯合國嗎?在此之先,小布殊已找來台灣出生的趙小蘭當勞工部長;而特朗普同樣器重她,委任為交通部長。八年前,奧巴馬剛上任即找了祖籍江蘇的朱棣文當能源部長;職責之一,是監管研發、生產、測試核武;是個敏感不過的職位。何時何日,中國方有非我族類的「外國人」當部委級高官,甚至進身中央政治局當個常委?

中國人滿口子廣納百川、有容乃大。實情如何,大家都知道了。鼓吹自由貿易,實則一切要國產自給自足。授人以話柄尚且事小,拖經濟發展的後腿、在奔向中國夢的征途上架設路障,則事大也。

 

插圖:詹震寰

 

 

補白

第四權(the fourth estate)

 

特朗普與傳媒交惡,關係極僵;

未來四年,罵戰升級,是可斷言。

可是沒有最差,只有更差。

越戰時期的詹森總統(LBJ)跟傳媒水火

不容。他對此憤憤不平:「那班記者

即使見到我在波托瑪河(Potomac River)上行走,

明早報紙的標題將是『LBJ不懂游水』

(LBJ can't swim)。」

特朗普委任行將退休的埃克森美孚石油總裁蒂勒森(Rex Tillerson 1952-)出任國務卿,位居內閣之首,招來熱議。(朋友以東莞抗清名將袁崇煥之神韻、用兒童不宜之本地廣東話音譯其姓氏,雖信且達但不雅,敝刊入得廳堂,不贅。)

任命蒂勒森備受爭議之處起碼有兩個。一來,埃克森美孚為美國最大規模的石油公司,生意遍布全球;讓他主掌外交政策,恐有偏私、輸送利益之虞。再者,普京頒過友誼勳章給他,嘉許埃克森與俄國合作在北極圈開採石油,兩者交情匪淺。特朗普跟普京更是惺惺相惜,兩大巨頭若然雙雙向俄傾斜,美國不難一改七十年來抗衡、對峙局面而與俄友善親和。果如此整個世界的勢力均衡恐起巨變。

 

如假包換的巨無霸

特朗普從來不按常理出牌,天曉得(在堆填區更加摸不着頭腦)美國的外交將是何取態。教我感到有興趣的倒是埃克森美孚的一哥地位。眾所周知,這家公司的前身為洛克菲勒家族的標準石油(Standard Oil,亦曾被音譯作「三達」);在十九世紀末,透過縱橫收購合併,一度壟斷全美逾九成石油產量(當中有五成以上出口國外,中國曾是其最大的海外市場),如假包換是巨無霸。

一九一一年,假促進競爭之名,美國最高法院祭出反托勒斯法案,「碎片化」巨無霸為九十間公司;當中以埃克森及美孚之規模為最大。可是八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到了一九九九年,這兩間公司復合。此是否證明,石油業層次複雜、牽涉的瓣數多,非有這個規模無以有效經營,故此注定復合;抑或揠苗助長,無促進競爭之效,最終還須撥亂反正?

 

紈袴子弟經濟學家

百年來,「碎片化」標準石油到底是對是錯,未有定論。老洛克菲勒的么孫大衞(David Rockefeller 1916-)同樣為之困擾,試圖查找答案。他非一般的紈袴子弟,而是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有資格為此百年懸案下個客觀、公平的判斷。

大衞在其《回憶錄》(Memoirs) 中記述,祖父過身時他方二十一歲。喪禮後,追隨老洛克菲勒三十多年的管家拉「大衞少爺」(Mr. David)到一旁說:「一眾手足中,祖父一向覺得你最像他,也最喜歡你。」這位乖孫覺得責無旁貸,為祖父討個公道。

大衞的專業資格毋庸置疑:他追隨過的大師計有哈佛的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倫敦經濟學院的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及芝加哥大學的奈德(Frank H Knight);跟當代經濟學泰斗薩穆森(Paul A Samuelson)同窗,一起上熊彼得的課,而成績不弱——薩穆森當然是拿A了,但大衞的成績也見得人,是A-。

 

壟斷形成浪費

學術底子堅固,他的博士論文《閒置資源與經濟浪費》(Unused resources and economic waste),(論文導師除了奈德,尚有Jacob Viner及Oskar Lange,堪稱當時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鋼鐵陣容),題材圍繞經濟大蕭條導致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般的「浪費」現象。

題材看似跟標準石油無涉,然則反托勒斯的基本立論是壟斷形成浪費:打壓競爭對手,繼而囤積居奇、吊起來賣,形同削減供應、遏抑消費,即是浪費資源。既是推敲過「浪費」現象,大衞當又考量過祖父一手炮製的巨無霸是否有損消費者利益。

《回憶錄》開宗明義,推許祖父的道德操守及標準石油為人類福祉所作的貢獻。大家幸勿以為此乃我國古已有之的為尊者諱。大衞對兄弟鬩牆、子女反叛(兩名女兒與他政見不合,恥為洛克菲勒,是以像列根總統幼女栢蒂一般,改從母姓)、妻子患上抑鬱症 等「家醜」,一一和盤托出。坦蕩胸懷,讓他來評價打散標準石油之舉,其論斷理應既公允而又經得起科學考驗。

 

薄利多銷

大衞指出,開初石油主要是提煉為照明用的火水,電油是沒有市場、被排入河流的廢物。稱霸之時,標準一條龍從生產到零售,免去中間環節,節省成本,大大降低火水價格;雖未唸過經濟學,大衞認為祖父深明需求彈性、薄利多銷的道理,送出火水燈以拓闊市場。

此外,標準又透過研究,廢物利用;除了電油,好些像凡士林般的副產品皆為其發明。大衞認為標準是透過技術發明、控制成本及市場推廣,而非靠打擊對手,建立壟斷地位。其效益見諸於產品質優、價廉、而供應穩定。這般說來,強行打散,顯然有違公眾利益。

然而老洛克菲勒傳《泰坦》(Titan)卻透露:及其長也,大衞認為打散後,「個別單位的規模、效率,哪怕祖父尚在,亦不能想像原來的標準石油會有此長足發展。」(Some units are now bigger and better than grandfather could ever have imagined even the whole company would be.)那麼他是支持打散嗎?

 

「碎片化」開枝散葉

在大衞而言,祖父在推動石油業發展的同時創造了現代企業的組織架構,從而「改造了整個商業世界」(transformed the business world)。政府出手干預之時,老洛克菲勒業已退休,而標準的市場份額則急降至六成左右;足見對手模仿、抄襲其組織架構有成,搶走生意。執權者未出手,標準原有的架構已成為負累,不改弦易轍,早晚尾大不掉而被淘汰。畢竟老洛克菲勒的世界已不復存在。

「碎片化」固非為標準石油造就生機,打散卻有開枝散葉之效。政策的用心與實效,即使不是完全背馳,其後果卻往往非執權者意料所及。

 

圖片說明:大衞 洛克菲勒支持打散祖父一手創立的標準石油。

 

 

補白

「攀轅莫遂」之情不再

昔者,父母官卸任,鄉人致送萬民傘。在香港,總督任滿返國,仕紳商賈則以刺繡錦旗(1891年德輔爵士)或頌文(1925年司徒拔爵士)送行,以表「攀轅莫遂」之情。

兩者皆為歷史博物館之展品。反獨之勢既急且猛,這些展品早晚收起。要看,趕快!

林行止先生指出,自特朗普以降,下任美國政府的幹員多為蘭德(Ayn Rand 1905- 1982)粉絲,其信徒是以憧憬,未來施政將依循「大草L」的極端自由主義(Libertarian)路線,踏大步邁向市場。在堆填區觀天,現實將教這些信徒失望。何以故?

新近出版的格林斯潘傳《知情漢》(The Man Who Knew)指出,他是蘭德的入室弟子;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他六十五歲壽辰,那一天蘭德心臟病發去世。前此幾個星期他才在紐約市的大學俱樂部(The University Club)見了她最後一面。傳記這樣描寫那頓晚飯的情景:

蘭德破口大罵,態度兇惡,周圍的顧客禁不住都別過頭來盯實個子矮小的七十六歲老婦數落這位挺直肩膊的著名經濟學家。(Rand scolded him so furiously that other diners turned and stared -- a diminutive seventy-six-year-old woman was berating a famous, square-shouldered economist.)

 

希望愈大、失望愈大

蘭德何事大動肝火?八一年列根入主白宮,格林斯潘沒有入閣,卻當了有實無名的經濟政策沙皇;任務之一,是研究如何挽救勢將破產的社會保障基金(Social Security)。入室弟子有機會施展抱負,發揮極端自由主義理想,為師老懷大慰才是,何以反而怒火中燒?

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列根崇尚市場、標榜自由,他高票當選,蘭德雀躍不已,自不待言。列根倚重格林斯潘,委以經濟政策重任,此又能不叫蘭德確信她盼望了一輩子的日子終於來臨?可是列根上場後,除了大幅減稅,其他回歸市場的政策,一事無成。

 

恨鐵不成鋼

即以社會保障基金而言,蘭德滿以為格林斯潘會將之連根拔起,他卻是游走於共和與民主兩黨之間,來個和稀泥,小修小補這個她眼中再社會主義不過的退休金制度,此又焉能不叫她氣炸肺?

七十六歲了,蘭德心知自己去日無多。若然列根輔以格林斯潘尚且不能實現極端主義自由的理想,她尚何來希望?她固然恨愛徒鐵不成鋼,對列根更是咬牙切齒。當被問到如何評價列根時,她怒目以對:「最佳答案是他不配讓我評價。愈是見得他多,我愈是不屑。」(The best answer to give is I don't think of him. And the more I see, the less I think.)

污辱師門

眾目睽睽下被辱罵,傳記沒有說格林斯潘到底是啞忍還是抗辯。蘭德跟他的關係較母子尤為密切,故此他的罪名並不止於污辱師門。叫亦師亦母的蘭德失望,他深感歉疚。幾個星期後蘭德舉殯,他沒有以入室弟子的身份執紼,而是隱入人叢中默默致哀:

致哀行列中有些人飲泣細訴蘭德的生平,另一些人則放言她如何改變了自己的一生。蘭德的一位律師Eugene Winick在人叢中認出寒風中孤身一人的格林斯潘。

蘭德的期盼,格林斯潘是知道的。尼克遜身陷水門事件,在一九七四年辭職。福特繼任,延聘格林斯潘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他找來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母親及蘭德——見證在白宮總統辦公室舉行的就職儀式。極端自由主義迹近無政府主義,入室弟子進駐權力核心。蘭德沒有視之為叛徒,反而覺得與有榮焉。

 

飲恨而終

福特在任二十八個月。格林斯潘空有抱負,奈何時間短,發揮的機會有限;蘭德難以厚責。然而列根跟她同一鼻孔出氣,視官僚當道的社會福利主義如仇寇;得其衣鉢的弟子在白宮行走,蘭德寄予厚望,情理之中。亦師亦母的蘭德飲恨而終,格林斯潘會好受嗎?

三分一個世紀後,泉下有知,蘭德又會如何看待一眾粉絲組成的特朗普政府?換作我是她,當以平常心視之。美國政府猶如航空母艦,一下子難以扭轉方向。雖賢能如列根,八年下來,並無寸進——政府佔經濟的比重沒有減少,反而增加——認受性遠不及他的特朗普又能創造奇跡嗎?成數不高吧。

 

知易行難

或曰格林斯潘在白宮行走之時,列根身邊的蘭德粉絲數目有限,除了他彷彿就只得白宮幕僚Marty Anderson而已。勢孤力弱,怎拼得過龐大的官僚機器?時移世易,據《華盛頓郵報》說,除了特朗普,下任國務卿Rex Tillerson、勞工部長Andy Puzder,以致中情局長Mike Pompeo皆是蘭德粉絲。這個陣容怎不能打破局面?

《知情漢》透過格林斯潘從政近四十年的經驗,反覆驗證出一個道理:知易行難。面對龐大的官僚機器、錯綜複雜的官商利益關係,一旦開了頭,所有干預措施一如泥牛入海,要回歸市場,難似登天。箇中苦況,非局外人所能體味其一二。待到特朗普及其蘭德粉絲班子收起豪情壯語,那個時侯大家將知道他們已升呢為知情漢矣。

 

圖片說明:格林斯潘(右二)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女人,其母親(左一)及蘭德(右一),見證他出當福特總統(左二)的經濟顧問。(出自《The Man Who Knew》)

 

插圖 祝健中

 

【補白】紅粉佳人大賤賣

紅粉佳人難求,是以矜貴。紅粉佳人賣$10一磅,顯見供應不絕。既是供應不絕,那又安能矜貴得起來?

$10一磅之紅粉佳人又莫非西人之oxymoron乎?

一九八七年初,當了列根總統副手八年的老布殊熱身更上層樓、角逐總統寶座。當時的主流傳媒對他多所非難,認為他雖是幹練,囿於視野識見,顯非列根般既見樹木復見森林之雄才。《時代》週刊直指他未夠班:

老布殊的同僚認為他有能力透徹掌握複雜的議題,組併個別議題、將之昇華為方針路向可非其所能。一些人是以詬病他有欠視野。為之困擾,他新近找來朋友幫手為來年的總統大選敲定幾個前瞻性的議題。朋友反建議,着他到大衞營閉關幾天為國家思考前路。老布殊面露不悅之色:「噢,你是指願景那個東西(the vision thing)。」對閉關思量之議,不以為然。

 

團結人心的藍圖

八八年大選,老布殊擊敗民主黨的對手,入主白宮。隨而爆發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他掛帥印,贏得漂亮,民望一時無兩;甚至《時代》週刊亦認為,乾脆讓他連任算了,無須浪費公帑搞選舉。然而民望從來飄忽,九二年的大選,他敗在克林頓手下,是卡特後唯一無緣連任的總統。事後學家認為,既有能力復有政績,老布殊落敗正是因為欠缺了願景那個東西。

政治人物的願景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專欄名家George Will認為那是能引發共鳴、團結人心的前路藍圖:「老布殊說不出個究竟何以要朝哪個路向走,國人由是覺得即使如其所願,亦事不關己。」(He does not say why he wants to be there, so the public does not know why it should care if he gets his way.)

 

欠了願景那個東西

挖出三十年前的舊事,無他,特首跑馬仔開鑼,在堆填區隔着一道維港觀火,發覺落場的那幾位跟當年的老布殊有點相似,都欠缺願景那個東西。可是以香港的境況,若想雀屏中選、為阿爺相中,有本事團結人心反倒是負資產,不是好東西。往下再跟大家交代箇中究竟,回頭說老布殊。

從省鏡的履歷表可見他是幹練之才。美國行共和,沒有世襲貴族,但他肯肯定是「藍血」:老父為聯邦參議員,自己是二次大戰的空軍英雄;退役後創辦石油公司,當過眾議員、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駐聯合國大使、中央情報局長、駐華大使,再又為列根的副手。沒有能力不會有這個履歷。

 

學歷與閱歷兼備

以履歷表論,落場跑馬仔的那幾位當然不是這般省鏡。可是在港英建立的制度下,能為五六百萬人當政務官都莫非天子門生,其能力、才幹毋庸置疑。那跟總統只是一個心跳之隔(a heart beat away)的副總統無疑有個距離。然而以規模、格局論,香港與美國,蚊髀與牛髀;彈丸之地毋須用上老布殊般的大牛刀。香港大學的榮譽產品,綽綽有餘。

落場的幾位亦非沒有見過世面的土炮。他們入讀的學校,從麻省理工、哈佛、史丹福到劍橋,跟老布殊的耶魯可以平起平坐。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無疑都是人才。加上港英的訓練——葉劉淑儀效力港英的時間最長,達二十二年,林鄭月娥十六年,而資歷最淺的曾俊華也有十五年——皆為學歷、閱歷兼備之才。

有學歷、閱歷可不等於說他們也就有老布殊口中的The vision thing。他們那些繁榮、均富、安居樂業、和諧共享等治港理念響亮則響亮矣,卻沒有像George Will所言,說出七百萬人的心底話、贏取認同,讓他們覺得可以託付未來。

 

崩口人忌崩口碗

這不是說落場那幾位的政綱與民生無涉,然而所謂民生議題從來都是分餅仔的零和遊戲;甲上樓入住公屋,對不起,乙將要等多三年了。分餅仔的議題哪能團結人心,讓所有人都覺得關他事?

過渡二十年,所有香港人關心的議題實則只有一個——維護港英治下人人得享的自由,而特首的唯一任務就是確保人人珍惜的自由不變形走樣腐敗枯萎、為強權蠶食。

所有特首候選人偏偏就沒有以此為政綱,因為他們都知道,特首跑馬仔,先要過阿爺那一關。崩口人忌崩口碗,三尺孩童也知道,在阿爺面前,萬萬不能提自由二字。那麼落場的那幾位又安能贏取認同、引發共鳴?

 

無望完成的任務

於此可見,王光亞給特首候選人開列的四個條件——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人擁護——是個無望完成的任務:贏取港人擁護之道,非在派糖分餅仔,而是捍衞香港人珍惜的自由。三缺一,有管治能力、向中共輸誠、取得其信任的人由是不可能同時贏得香港人的擁護;為自由而鳴,贏得香港人擁護嗎,則必定不見容於中共。

下旗歸國之先,港英為確保香港人的自由盡過力,《基本法》由是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之許諾。可是一過渡,中共即背信棄諾,一再釋法;在在證明絲毫不信任香港人,遑論真正放手「港人治港」。香港人(尤其是新生代)對粗暴干預生厭,愈益抗拒排斥中共,以致萌生港獨之念,引發惡性循環,加劇中共對香港人的疑慮。

落場的那幾位對中共背信棄諾噤聲,不敢正視此深層次矛盾,更莫說提出打破惡性循環之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打破惡性循環的制動權操於中共之手。團結人心、締造和諧的第一步,乃在兌現「港人治港」的承諾,讓香港人得享港英治下的自由。否則不管誰來當特首,都將紛爭不絕。

 

插圖 祝健中

 

【補白】寧為亂世犬

從BBC看回來的。英美愛狗之人不忍心狗肉淪為南韓人之盤中餐,出手救援、收養狗隻,運去英美。

流離失所的敍利亞難民看到此新聞不知會作何感想。寧為太平犬,莫作亂世人。可是現今之時勢又焉說得上太平?

前英倫銀行金行長(Mervyn King 1948-)退役後升呢為勳爵,進身上議院。他到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講身歷其境的金融海嘯,肯肯定有嘢落到袋。是以洗耳驅車到馬料水恭聽。惟獨演講廳爆棚,提問者眾。主持人劉遵義校長無視小弟一再高舉半空的有形之手,以致無緣問教,有點遺憾。

 

經濟沉痾未起

金勳爵絕不欺場。他那一小時的演講有備而來,演辭脫胎自其備受好評的新著,《煉金術的末日:貨幣、金融與環球經濟的未來》(The End of Alchemy: Money, Banking, and 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Economy),跟臨場爆肚式的Power Point脫口騷不可同日而語。演講內容集中一個問題——爆發金融海嘯後十年,長期及短期利率何以尚一沉莫起?金融期貨市場更顯示,在可見的將來利率亦無望回復到正常水平。何也?

金勳爵的答案?爆發危機後,全球央行單天保至尊應變,持續量化寬鬆;於茲十年,利率乏力翻彈,反映資金雖是充斥,經濟虛不受補,沉痾未起。此說殆為共識,令人精神為之一振者,是金勳爵指出,以量寬對付金融海嘯,乃教科書凱恩斯模式的遺毒。非但無助化解危機,實踐證明,此招反而添加風險變數,拖延復甦。他在英倫銀行主政十年,乃非一般的過來人,這個說法是以特別有說服力。

 

凱恩斯高估人的本事

教科書凱恩斯模式有何弊害?主要是高估人的本事:此模式之一大假設,是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已研發出一套調控經濟活動的工具。有了這套工具,調控經濟則手睇眼見功夫而已——凱恩斯認為,在現代社會,經濟師的工作猶如牙醫。

換言之,教科書凱恩斯模式認為現代經濟師們有心有力調控經濟,避免重蹈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的覆轍。經濟起伏完全在掌控之中,即使偶一遇上頂頭風,經濟有放緩之虞,主管貨幣政策的央行可以像飛機師調校操控桿那樣,放鬆銀根、降低利率,以為刺激。及至遇上順風,則可以像飛機師那樣收油門,抽緊銀根、調高利率,以免經濟過熱觸發通脹。收放自如,經濟穩步上揚,大家都有好日子過。

爆發金融海嘯,大家猛然驚覺,工具箱裡只得一件架生——量化寬鬆。更要命的是,掟這件架生出去(或是像西人說的,Throw the kitchen sink at it),飛機竟像失控那樣,經濟毫無起色。境況容或不像從天際消失的馬航M370號班機那般心寒,教人憂心的,是至今大家對海嘯的肇因尚未有共識,甚至是像馬航班機那樣對該從何入手調查失控原因亦茫無頭緒,更莫說探求預防之道。

 

凱恩斯簡化現實世界

落得如斯境地,金勳爵認為那是凱恩斯模式過分簡化現實世界:一視同仁對待所有經濟活動,滿以為一調低利率,則無論地產、快餐以至傳媒都齊齊起動;一調高利率,則從汽車、鋼鐵以至旅遊將通通放緩。應對變幻,現實世界絕非作機械式的條件反射,政策的效果由是參差而層次複雜。

即以量化寬鬆、壓低利率而言,那無疑有刺激之效,其實質效果卻非鐵板一塊;有些人不難為低息、負息鼓勵而先使未來錢——未有條件上車,亦節衣縮食、四出借貸,以求入市。這麼一來,磚頭、實業無疑興旺,飲食、娛樂等消費活動則難免捱打。

涉獵過奧國學派(尤其是海耶克的論述)的朋友當又知道,每個人對其切身境況的掌握,一如寒天飲凍水,主觀感受有別;即使面對同一變幻,反應亦因人而異。那麼經濟又豈會依着凱恩斯經濟師指揮棒的起落而節奏合拍地舞動?

 

迷信科學

直至爆發金融海嘯,經濟師對其指揮棒的法力,深信不疑。這個信心從何而來?來自對科學的迷信,認為經濟學跟物理學一樣,是一門建基於事實的硬科學。只消歸納業已發生的事情,細加分析即可理出脈絡,進而按統計機率,推斷調校政策會有何效果,有多大效力。譬如增加財政開支十個億將提供一萬個職位般的催谷政策,不難便是如此這般推斷出來。

世界萬象,經濟師不可能一一分析。捨難取易,往往只分析可供客觀量度的事實。人的喜怒哀樂皆為事實,而程度有別、不易量度。結果?哪怕這些事實雖左右經濟運作,卻因為無從量度而被割愛。

考慮的事實既欠完整周詳,由此而演繹出的政策固然不難牛頭唔搭馬嘴;哪怕政策應棍,因為人性主觀而善變,從歷史事實推算出的統計機率——發生了A,繼而衍生B的機會有多大——不見得有預測未來之效。萬一發生B的機率超乎估算,僥倖對症下藥,其效力亦存疑。

 

減少干預以降低風險

金勳爵認為整個世界正面對「超乎估算的風險」(radical uncertainty)。零息、負息皆史無前例,由此而形成的風險,顯非憑統計歷史事實所能估算。加以年來執權者一味只顧加強管制——美國專門對付金融機構的Dodd-Frank法案,條文超過兩千頁——訊息更形混亂,管理風險難上加難。那又豈有助掃除陰霾,復甦經濟?

此亦是最教鄙人遺憾之處:金勳爵曾掌管英倫銀行,是有權在手的監管機關。整場演講,他對監管干預有否增加「超乎估算的風險」,不置一詞。鄙人要問的是:復甦經濟之道,又莫非從減少干預、降低不必要的風險做起?

 

圖片說明:凱恩斯的簡單模式令執權者深信可以隨意調校經濟活動。

 

插圖 祝健中

 

【補白】絕非硬科學

前聯儲局主席伯南克跟金行長為哈佛同窗,兩人同時面對金融海嘯的考驗。前者祭出量化寬鬆應變,對其效力,深信不疑。後者深刻反思,而有「超乎估算的風險」之憂。經濟學是否建基於實證之硬科學,又還用多說嗎?

回歸二十周年,極、極、極高級國家領導人將駕幸香江,參加慶典。《南華早報》報導,警方隆重其事,向「英國陸軍儀仗學院」(British Army School of Ceremonial)借將,加強訓練紀律部隊之步操及風笛樂隊,以整軍容。此事香港人一直被蒙在鼓裡,若非英國軍方電視台報導借將在港之工作,英軍重返香江一事恐怕不會曝光。

 

英軍重返香江

英軍重返香江,事屬敏感,難怪梁振英政府緘默對待。雖只是借將四人,畢竟涉及軍事層面;中央政府若不首肯,特區政府哪敢去馬?熟悉官僚運作的朋友是以跟在下分析:借將一事肯肯定不是盧偉聰處長一個人說了算。若非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扑槌、請准北京,不能作實。若然北京果是首肯借將,那無疑是過渡後罕見的實事求是之舉。

不是嗎?此際去殖反港獨,風頭火勢。即使二十三條尚未立法,觀乎反獨勢頭,早晚禁絕龍獅旗。際此時刻,竟然斗膽向舊日主子借將練兵,那還不是反了嗎?再者,什麼隱形戰機、航母解放軍都有了,是既有心又有力的威武之師;香港要練兵,解放軍隨時可以支援,何須假手夷狄?俯允借將,阿爺當然是實事求是了。

 

一哥孭唔起

箇中不用說有其苦衷。須知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的紀律部隊受的是英式訓練,而風笛更是蘇格蘭獨有的樂器;回歸盛典若不向英軍借將練兵,無論是軍容或樂韻,又哪能原汁原味?解放軍大閱兵,場面無疑壯觀,奈何其步操是俄式,跟警隊的英式傳統格格不入。頓然改制,找解放軍來練兵,萬一眾目睽睽下鬧出貽笑大方的場面,一哥盧處長又孭得起嗎?

於此可見,中央政府俯允向英軍借將,是體察到香港確有此需要。然則整個政府的施政,紀律部隊的儀仗步操,末節而已。過渡以還,施政千瘡百孔,要借將、請救兵之處,不足勝數。為了香港好、國家好,即使涉及軍事、外交層面,中央政府亦應實事求是,給借將練兵般打破框框的創新思維,常開綠燈。

倘若關乎軍事、外交的敏感議題亦能充分信任特區政府,那除了有利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更可以讓世人看到中央貫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精神的誠意,有助緩和繃緊的兩地關係。十三、四億人欲圓強國夢,拿出膽識信任七百萬人是最起碼的要求吧。

 

輸入法官

別的不說,當下特區鬧法官荒;不少案件拖延經年尚未能上庭審訊、當事人無從及時取回公道,以致前檢控專員江樂士慨嘆,法制雖在,正義卻遲遲無以彰顯——Justic delayed is justic denied。香港的法制源於英國,都是行普通法;實事求是,何不向英國及別的普通法地區借將,輸入法官?

同樣,英治之時,港英認可英聯邦的專業資格,從醫生、律師、會計師到工程師,無須另行通過考核,皆能在港執業。戰後重建,這些借將外援發揮了莫大有益、有建設性的貢獻。過渡後這邊廂以居留權為餌吸引專才,那邊廂卻架設重重關卡,將英聯邦專才摒諸門外。政策互相矛盾,跟倒自己米無異。

 

源自英國的基因

說到英聯邦,大家當又知道這個有五十二個成員的組織跟英國關係密切——其成員基本上皆為英國前殖民地,由是分享英文、普通法、聖公會等源於英國的社會文化基因,崇尚以人為本的自由民主普世價值;是個有共同社會、文化基因的聯誼組織,而非從意識形態出發的政治或軍事同盟。加入這個聯誼組織無礙香港跟中國的主權從屬關係。

事實上,脫離英國後香港如若獨立,按照慣例將步新加坡、馬來西亞以至加拿大、澳洲的後塵成為英聯邦的一員。然而香港沒有獨立而是成為中國的特區,但這個身份應不致構成加入英聯邦的障礙。說到底回歸中國不等於說香港便要一筆抹掉一個半世紀以來建立的社會文化價值觀,連根拔起英文、普通法、聖公會等有利香港競爭力的基因。

 

不應自暴自棄

英聯邦取態兼容,並不拘泥於成員跟英國是否有過關係。即以莫三鼻給及盧旺達這兩個最新成員而言,前者是葡萄牙的前屬地,後者則是比利時的前殖民地。兩者皆非英語系國家,但都顯然體察到加入這個非政治、軍事同盟,有助加強國際聯繫,促進發展。香港跟英聯邦一向關係密切而獲益良深,「自暴自棄」,又豈是實事求是之道?

事實上,加入英聯邦及別的國際組織跟香港回歸祖國並無矛盾,反而更有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眾所周知,中國得以重返奧林匹克,霍英東居功至偉。然而香港若非老早已是世運組織的一員,即使霍老荷包腫脹,他又能發功否?同樣,中國在○一年加入世貿組織(WTO),朱鎔基、克林頓的合作是個關鍵。不容抹殺的是,香港乃世貿組織的中堅,為「中國入世」提供過不少助力。可見香港加入愈多的國際組織愈是對中國有利。

香港以國際都會為定位,國際朋友只會嫌少,不會嫌多。期盼下任特首實事求是,「有膽有識有目標有規劃有步驟」地以加盟英聯邦為首要政綱。

 

插圖 祝健中

 

【補白】胡人語出洋相

故宮文物醫院落成,電視鏡頭所見,這間醫院英文叫作Hospital for Conservation。醫院乃治病救人之所,修復文物之工作非為危疾,何須救治?這般硬譯,有損斯文。

上網查找,則知大英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稱其修復文物部門為Conservation Department。故宮為彰顯其修復部門之規模而以醫院相稱,無可厚非。然則以胡人語作大,亦得提防出洋相乎?

 

【代郵】

從事醫療工作的劉小姐:

年度賀卡杳然,悵甚。但望事事順遂,府上各位,身體健康,新年進步!

楊懷康

香港人以爭輸行頭,慘過敗家為戒條。早着先鞭又可有西人所謂之first mover advantage?未必。做美國生意之廠家朋友,一見到奧巴馬政府倡議,旨在排斥大陸、明益越南之「跨太平洋貿易協議」(TPP)有跡象成事,即第一時間到胡志明市踏地,打算將部分大陸的生產線南遷,以圖佔個關稅便宜。

誰不知美國大選,特朗普橫空出世,高票勝出。此狂人有言在先,一踏足白宮即撕毀TPP,朋友那着先鞭又怎不枉費心機?

 

抗衡極權

生意人當知沒有包生仔這一回事,做生意總有風險;是以朋友躀這一鋪事屬平常。不辯的事實是,世局風雲急變,做生意的風險將較前為高,類似朋友到胡志明市交學費的個案有升無已,是可斷言。那對消費者是好事還是壞事,無須細表。自由市場信徒對英國脫歐、特朗普掌權忐忑不安,正是這個原因。

何以故?事關兩者反映的皆是反自由貿易——亦即是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逆流。此之為逆流皆因自二次大戰結束以還,開放經濟、掃除貿易屏障的洪潮主宰了舉世經濟,更又實實在在地提升了數以億計人民的生活。有益有建設性的潮流逆轉,安能不令人深以為憂?

戰後世界一分為二,共產極權與民主自由對壘。自由陣營對開放貿易的效益深信不疑,在一九四八年達成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 GATT),以削減關稅、促進貿易、推動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抗衡極權。

內裡卻已有暗湧

最初只有二十三個以英美為首的國家簽署協定,隨着去殖民地化新興國家湧現,成員不斷增加。到1995年GATT升呢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WTO)之時,成員國已增加至125個。促進商品貿易取得成效,WTO進而着手拓展自由貿易的範圍至服務及知識產權。看似一片坦途,內裡卻已有暗湧。

在此且岔開一筆說說中國的境況。WTO有125個成員國,看似囊括了全世界,其實是沒有中國份。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距WTO成立之時,雖事隔差不多二十年,跟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國企可依然當道,而八九六四更是壞了國際形象。那又豈能見容於世界舞台?

 

朱鎔基、克林頓協力

為了爭取加入WTO,朱鎔基於是大力推動國企私有化,加上克林頓的全力配合,到2001年末事情有了突破,中國成為了WTO的一員。此舉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添加前所未有的動力,但這亦種下反自由貿易的禍根。

有WTO開路,先是珠三角繼而長三角成為了全世界的工廠,中國製造的玩具、衣物、電腦、手機 長驅直入,攻陷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過去的說法,是有煙火處即有中國人;現今天涯海角,觸目所見莫非財大氣粗的強國人。不管他們曉得與否,強國人之有今日,自由貿易之為用,力度無窮。

可是面對製造業外遷的英美國家卻又是另一回事了。無論是脫歐或美國的大選結果反映的,是一群「流離失所」的人對收入不前——甚或下跌——的憤懣已屆臨界點。是以要脅以重稅對付中國貨、遏制美國企業外遷、勒令設在海外的工廠搬返本土 的特朗普得以高票奏凱。

 

退而求其次

話分兩頭。WTO1995年成立後即展開服務、知識產權自由貿易的談判,糾纏經年,在2008年終於宣告談判破裂。雖是如此,政經精英、輿論領袖對自由貿易的效益可信心不減。

各國由是退而求其次,推動雙邊及區域性的貿易協定。在TPP之先,美國已跟加拿大及墨西哥締結「北美自由貿易同盟」(NAFTA)。反TPP、反NAFTA的特朗普現象則又顯示,動搖根本的反自由貿易逆流已主宰美國政壇。果如此,持續達七十年的自由貿易進程即使不已畫上句號,亦要歇一歇腳了。

 

哀莫過於心死

WTO談判破裂後,當過GATT及WTO參謀的自由貿易一代宗師Jagdish Bhagwati(1934-)到港大痛陳雙邊及地區性貿易協定之弊害;指出這些談判皆是黑箱作業,往往涉及枱底交易,不難夾雜這種、那種利益輸送;其效益跟公平、公開的GATT、WTO談判成果相去甚遠。為了讓全球經濟一體化登上新的台階,實有必要重開WTO談判云云。

當時在下不自量力,加以詰難:談判公開,難保不會有人為了出風頭而刻意唱高調攞彩,以致談判流產?再者,哪怕服務、知識產權的自由貿易果有效益,後遺症恐怕亦不少;談判卻步不前,興許各國權衡利害,計唔掂數吧?

大師沒有否定鄙人的井蛙之見。透露返回美國後將加入希拉莉的競選工程,為推動自由貿易盡一分力。那個時候,反自由貿易的逆流已然成形,正升溫發力,只是大師(和鄙人)都懵然不知而已。大選戰幔一拉開,希拉莉即打倒昨日之我,跟特朗普同一鼻孔出氣,反TPP。年來大師一直沉默,莫非哀莫過於心死?

 

插圖 祝健中

 

【補白】躺着中槍

敝號東主之「事實與偏見」同時見諸本地及台灣《壹週刊》。新近他老人家說到「《壹週刊》寫飲食的楊公子,攬住肚腩周遊列國優哉游哉食盡寸盡富豪餐廳 」台灣版《壹週刊》在楊公子後,「神來之筆」,添上括弧楊懷康三字。

這麼一添,鄙人固然多了個肚腩,敝號東主竟恍似視老伙記如陌路人,而威慣寸慣的楊公子國佳更慘被放戍堆填區。三名漢子——兩個極有分量——躺着中槍。忝陪末座,與有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