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
專欄
香江不平這處鳴
壹擋專政 九龍霸王電影彈 肉食中環 股海縱橫 壹計就明 關公不是災難 媽媽週記 運動壹指禪 中環任我行 壹樂也 壹角度 香江不平這處鳴 壹觀點 無定向風 潑墨 SecondOpinion 氣短集 坐看雲起時 事實與偏見 投資與良知

中央應慶幸特區人心仍未肯回歸。

 

上週,末代港督彭定康訪港四天,一眾中共喉舌固然針對其一言一行窮追不捨,但與此同時,他仍然備受市民的歡迎,每場講座均座無虛席,就連沒有親身經歷過殖民地年代的年輕人與學生領袖,都很有興趣與他交談及接觸,非常欣賞他對特區現況的分析和見解,即使他們都明知彭定康向來強烈反對「港獨」。因此,這又再一次證明所謂的「港獨」「問題」,根本就是一個在港毫無市場的主張,而特意搞出這個偽命題的人,根本就是別有用心。

誠然,彭定康是一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一如那些親共媒體所言,如今的他委實已「過氣」了二十年,在香港政壇根本沒有任何角色及身份,但其受歡迎程度卻是歷任特首都望塵莫及。

這是意味着港人戀殖嗎?筆者並不認同,因為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多年的調查所得,在回歸首十年,人心本來是邁向回歸的,其後才走向反方向,及至梁振英一二年上任後,人心未肯回歸的情況更是愈趨嚴重。

由此觀之,港人並非對彭定康情有獨鍾,而是欣賞他所代表的英國在港遺留下來之核心價值──法治、人權、自由、公平競爭環境、廉潔社會等。而這些也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所欣賞的元素,所以筆者常強調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除了是希望港人能接受回歸,也是在規劃整個國家的發展藍圖。他期盼香港能保持原有的核心價值五十年不變,並擔當國家發展的火車頭,帶領祖國走向文明社會。他估計內地可能要用上五十年時間,才能跟香港並駕齊驅,因而承諾五十年不變。其後,他更提出如果五十年不夠,可以再多給五十年,就是要藉此表明即使到二○四七年,內地仍未達至香港水平,也不會為求中港接軌而將特區從高位拉下來,而是會再給內地五十年時間去追趕。

無奈,鄧小平的繼任人並沒有按照其定下的發展藍圖推進,非但沒有尊重及珍視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核心價值,反而是千方百計將之扼殺。一四年六月,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聲稱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並將法官定位為「治港者」,要求他們「愛國愛港」,以及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顯然違反《聯合聲明》承諾給予特區的高度自治,並大幅推翻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背離了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

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首次以港澳辦主任身份發表講話,便是強調要全力打擊「港獨」,為中聯辦一直插手干預特區事務開脫。近年,中共治港者常以「港獨」為藉口,而不斷加強對特區的操控,以及強調一國必須凌駕於兩制之上,務求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更因而導致社會嚴重分化,並使到特區政府的管治陷於困局中。

其實,特區目前的管治困局,官員質素大不如前也是其中一個致命傷。香港雖人材輩出,但卻無法吸引他們加入政府或從政。林鄭月娥候任時也曾明言組班困難,縱然中聯辦及親共政黨刻意找來幾位大律師、律師,為他們鋪路參選,並進身立法會,但這些議員的表現如何,港人都有目共睹。為何香港精英絕大多數均不願意加入政府、與中共治港者為伍呢?只因即使是親中人士,當中大多數實在仍然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故而抗拒出任公職,不肯與治港者同流合污。

然而,治港者至今仍拒絕接受香港核心價值,對特區以至整個國家的重要性,甚至於可說是「保」黨「保」國的關鍵所在。

政治一星期都嫌長!希望大律師公會主席能重拾傳統,對於牽涉到法治的重大問題,要迅速表明立場,以挽回市民對大律師公會的信任。

 

外界一直非常關注大律師公會(公會)對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立場。上週,有傳媒爆出其實公會的相關研究小組,已得出「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的結論,但主席林定國卻游說執委會不要公布研究結論,並獲得支持。另外,更有報導指取得公會轄下的人權及憲制事務委員會,就「一地兩檢」方案向執委會提交的意見書。當中除了指出內地口岸區令人高度質疑(highly questionable)有否違反《基本法》外,更認為有關做法極不理想及不符合本港居民利益(highly undesirable and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Hong Kong residents)。而由於「一地兩檢」問題涉及能否維護本港法治,故即使有關司法覆核申請已排期開庭審理,亦要求公會特別地(exceptionally)就事件表態。

針對以上報導,公會隨即發表聲明,批評有關報導不盡不實,並且對有人向傳媒作出失實陳述及違反保密原則,深表遺憾並予以強烈譴責,又澄清公會對「一地兩檢」方案未有立場。

究竟為何媒體會如此關注公會對「一地兩檢」方案的立場呢?甚至會對公會遲遲未有表明立場而產生懷疑呢?

一切都是源於幾十年來公會主席所建立的傳統。相信大家都注意到,較諸其他專業團體,公會對社會大事,尤其是政治敏感議題,往往走得更前,就算事件與公會沒有直接關係,公會主席也會主動公開發表意見。

記得在廉署成立初期,將貪污情況最為嚴重的警隊,列為主力打擊對象。七七年十月,廉署大舉拘捕九龍三個分區的百多名警員,惹起許多警員的怨怒,甚至有部分激進分子帶備佩槍衝入廉署執行處總部,要脅停止調查。事件發生後,社會上竟然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解散廉署。不過,時任公會主席的烈顯倫(Henry Litton)卻立刻發表公開聲明,強烈譴責這班橫蠻無理的警員,並大力支持港英政府及廉署肅貪倡廉的工作,完全無懼會觸怒一些失去理智的警員,危及自身安全。

其時為公會執委會委員的筆者,與烈顯倫及其他委員一起見記者,我非常佩服烈顯倫的敢言作風。八○年,我獲選為主席並連任三屆,任內也致力秉承此傳統,而其後的繼任人亦都會義不容辭地為捍衞社會公義而站出來,就算有個別大律師公會主席初上任時,曾表示任內只會關注法治、不談民主,但最終他們仍會主動挺身而出,為維護法治和民主發聲,與市民同一陣線,完全不怕會因而得罪特區與中央政府。

前英國首相Harold Wilson有句名言:政治一星期都嫌長(a week is a long time in politics),所以過往公會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高,往往都會即日或是翌日便會回應那些牽涉法治、民主及人權等重大問題。許多時,主席都不會留待執委會在每週四舉行的例行會議討論後,才發表聲明。他/她與副主席及/或部分委員商討後,就會發表公會的立場予公眾知悉。基於這個不成文的慣例,故傳媒與公眾均以為大律師公會一定會就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明立場,豈料事隔將近兩個月,公會卻始終保持緘默。公會指因法庭將於本月底審理有關一地兩檢法律問題的案件,故現階段不適宜作出評論,雖然我明白此說法,但如果公會的立場聲明能如昔時般迅速,那根本不會引起目前尷尬的情況了!

近年的公會主席,均鮮有就民主及人權自由的議題表態,甚至會留待每年的法律年度開啓典禮,才會論及相關事件,但縱有何真知灼見,都已是明日黃花了。因此,希望公會主席及執委會能夠重拾傳統,要對社會的重大問題迅速提出法律意見及表明立場,以挽回市民對公會的信任。

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永遠都是社會的大多數,所以其人權不會被剝削。

 

上週,有大學的民主牆上,接連出現冒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以及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及其太太劉霞的字句。社會輿論因而對言論自由的「底線」,進行激烈討論。

截至行文之時,上述事件仍在調查中,究竟張貼這些「涼薄」句子的人,其動機是否只為發洩,抑或是另有陰謀,仍然是不得而知。不過,無論是特首、官員、大學校長、校董會主席、保皇黨議員 等人士,卻都已經不甘後人地公開抨擊,甚或強烈譴責事件,彷彿真相已大白一樣,更批評不可濫用言論自由。

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認同那些人幸災樂禍,在別人的傷口上撒鹽。當然,筆者對此等言論亦非常反感,不過,我們卻不應因而扼殺這些人士的言論自由,並懲罰他們。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 的自由。」另外,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第二款,亦申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可見,那些人張貼「涼薄」句子,委實是在校園內的民主牆上行使其表達意見的自由。

至於那些聲稱言論自由被「濫用」的批評,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人公開作出一些社會普遍厭惡的言行,便是「濫用」了言論自由。然而,他們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法律就是要保障社會上的小眾或弱勢人士之言論自由,不會因大多數不能接受而被噤聲。

近年,有一宗美國案件(Snyder v. Phelps, 562 U.S. 443 (2011))的判辭,對今次事件很有啟發性。案件的背景是美國海軍Matthew Snyder在伊拉克服役期間陣亡,遺體運回美國安葬。在葬禮進行期間,知名的極端反同性戀組織威斯特布路浸信會(Westboro Baptist Church)創始人Fred Phelps,率領教眾到舉行葬禮的教堂附近抗議。他們手持橫額的字眼,包括「感謝上帝,弄死士兵」(“Thank God for Dead Soldiers”)等,以抗議美國政府提升對同性戀的容忍程度。後來Matthew Snyder的父親以蓄意造成情緒困擾等理據,對Fred Phelps提出起訴。

在他人的葬禮上搞事,當然是「犯眾憎」,但並不一定是違法。上述案件最終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而法院則裁定Fred Phelps的抗議行為受憲法保護。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判辭中表明「言論威力強大,可激發人們採取行動,既能令人喜極而泣,也能使人傷心流淚,又或者如本案中,給死者家屬帶來巨大傷痛。但就我們眼前的事實而言,我們不能為了撫慰他人傷痛,而懲罰發表言論的人。反過來,基於維護言論自由的立國承諾,我們必須保護關於公共事務的言論,哪怕是具傷害性的,以確保對公共事務的辯論不會受到抑壓。」(“Speech is powerful.  It can stir people to action, move them to tears of both joy and sorrow, and – as it did here – inflict great pain.  On the facts before us, we cannot react to that pain by punishing the speaker.  Instead, the national commitment to free speech, requires protection of even hurtful speech on public issues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stifle public debate.”)

法國文豪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當然,如果那些人的言論屬誹謗,或是煽動他人犯法,自會受到相關法律的制裁,但如果單單是言論「犯眾憎」,那麼,發表該言論的人就不應因而被懲罰,否則,言論自由的空間就會不斷被收窄。

如果我們扼殺社會上少數的言論自由,長此下去,我們有朝一日也會成為被扼殺言論自由的少數。因此,我們必須時常警惕,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捍衞任何人的言論自由,不要被社會的大多數或政府所剝奪。

國王沒有穿衣服是小孩的錯嗎?

 

近日,社會上接連有重量級人物公開抨擊,指質疑特區司法獨立的言論會傷害法治。可是,究竟是否幾位公眾人物,對香港法治制度作出所謂「不負責任」、「荒謬」的「抹黑」和「詆毀」,就能破壞公眾對特區司法獨立的信心呢?筆者相信向來「心水清」的港人都不會認同此說法。

正如筆者上週在本欄已論及,中共才是導致特區司法獨立被質疑的罪魁禍首。○八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時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共對特區的法治虎視眈眈,而其後許多親共人士的言論都明顯是衝着特區的法治而來。

大家應該都記得,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一二年曾指出,一場「前所未有的兇猛風暴」(a storm of unprecedented ferocity)將吹襲特區的法治。而這場風暴確實愈來愈來勢洶洶──

一四年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明言「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一四年,中國駐英副使聲稱《聯合聲明》已「失效」,及至今年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也表示《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一五年,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公開表示,中央認為反佔中鬥爭還沒有完,「好戲還在後頭」。然後,香港就掀起了一場由中共治港者自編自導的「港獨」與「反港獨」的戲碼;

一六年十一月,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以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為名,實質卻是超出《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大幅修訂了本港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增加多條針對公職人員宣誓時的要求,還聲稱具有追溯力,最終導致六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

一七年五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並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

筆者向來確信,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基石,捍衞法治,亦是我多年來從政的目的。至於這場兇猛風暴是否已經來臨,令法治受損,則是見仁見智,因為現時的確尚未有任何明確證據,能清楚引證有法官的裁決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然而,對普羅大眾與國際社會來說,他們把中共治港者在過去幾年的上述言行看在眼裡,早已產生法治受壓的觀感,因此,一旦有案件的判決看來不公平,就會順理成章地認為特區司法獨立已被那股兇猛風暴摧毀了。

著名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實在尚有後續──那一位揭穿國王根本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其誠實非但沒有得到讚賞,反而遭那些先前吹噓新衣漂亮的大臣指責,認為是小孩「抹黑」和「詆毀」的說話,使到國王沒有穿衣服出巡,並因而蒙羞。

事實上,假如中共治港者沒有作出以上衝擊法治的言行,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根本就不可能會基於社會上部分人對法治的批評而動搖。英文諺語有云:「Don't shoot the messenger!」(意思是不要遷怒於告訴你壞消息的人)。現時批評法治會因被「抹黑」而受損的人,是否本着「鴕鳥心態」,以為只要沒有人批評,司法就會獨立如昔?再者,當中共治港者對特區的法治興風作浪時,他們又有沒有即時主動地站出來直斥其非,捍衛特區的法治呢?

 

導致特區司法獨立被質疑的罪魁禍首,正是中共。

 

眾所周知,近日有兩宗上訴法庭的判決,在社會上甚至於國際間,也惹起很大回響。先是因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大樓,而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的十三名示威者,在八月十五日被改判入獄八或十三個月。然後是三位知名的年輕民主運動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因「重奪公民廣場」一案,在去年八月分別被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而被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他們在八月十七日被法庭改判囚六至八個月。上述兩宗案件都是因律政司司長認為原訟判刑過輕而提出覆核,並獲法庭接納。特區社會與多國政界知名人士因而質疑香港的司法獨立,將以上判囚人士稱作「良心犯」、「政治犯」,認為今次判刑是香港法治及基本人權的「死亡喪鐘」,並指香港法庭「正面對變成中國共產黨工具的壓力」。

然而,特首、高官和社會名人卻反過來指責,這些對特區司法以至法官的批評會嚴重損害香港法治。以筆者之見,目前的確沒有任何實質證據,可引證法官是基於政治考慮而改判這批抗爭者入獄。然而,筆者向來都強調──公義不僅要做到,更要昭著地彰顯出來,使其有目共睹。(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manifestly be seen to be done.)其實,香港及國際社會對特區法治的信心之所以動搖,完全是基於北京衝擊法治的言行,而且特區高官和那些社會名人更對這些言行不敢作出批評,形同默許。

○八年七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接見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主要人員時,已提出「三權合作」論,而近期中共治港者果真要在港落實「三權合作」。一四年,國務院以七國語言來發表的《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白皮書》自此成為了中共治港者「管治」特區的金科玉律。港澳辦前常任副主任陳佐洱曾在一四年底「預告」,各種政治勢力的較量「可能由街頭轉向法庭、立法會、媒體、大學甚至中學」。

過去兩年多,治港者不時都會作出壓抑港人權利和自由的言論,例如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五月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並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和「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不過,無論是特區政府,和那些現時斥責他人批評法官的人士,卻從沒抨擊治港者諸多侵害法治的言行,一直只有民主派聲嘶力竭地抗議。

海內外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人士將一切看在眼裡,已難免會對特區法庭的獨立性產生懷疑。何況,上述兩宗案件的被告人均已完成社會服務令,緩刑期亦已完結,如今判囚等同因一項罪行承受第二次懲罰,再加上他們都會因判刑期超過三個月,在未來五年不得競選公職。

這樣,外界肯定會覺得法庭的裁決乃是按旨辦事──這些年輕的民主運動領袖,因領導舉世聞名的雨傘運動而獲高度評價,故中共便通過法庭施以政治迫害,妨害他們的前途、政途,並「以儆效尤」。

因此,縱然法官真的沒有政治考慮,但在公眾觀感上,卻已是水洗不清,又豈能諉過那些批評法官的海內外人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