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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香江不平這處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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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應慶幸特區人心仍未肯回歸。

 

上週,末代港督彭定康訪港四天,一眾中共喉舌固然針對其一言一行窮追不捨,但與此同時,他仍然備受市民的歡迎,每場講座均座無虛席,就連沒有親身經歷過殖民地年代的年輕人與學生領袖,都很有興趣與他交談及接觸,非常欣賞他對特區現況的分析和見解,即使他們都明知彭定康向來強烈反對「港獨」。因此,這又再一次證明所謂的「港獨」「問題」,根本就是一個在港毫無市場的主張,而特意搞出這個偽命題的人,根本就是別有用心。

誠然,彭定康是一位政治手腕高明的政治家,但一如那些親共媒體所言,如今的他委實已「過氣」了二十年,在香港政壇根本沒有任何角色及身份,但其受歡迎程度卻是歷任特首都望塵莫及。

這是意味着港人戀殖嗎?筆者並不認同,因為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多年的調查所得,在回歸首十年,人心本來是邁向回歸的,其後才走向反方向,及至梁振英一二年上任後,人心未肯回歸的情況更是愈趨嚴重。

由此觀之,港人並非對彭定康情有獨鍾,而是欣賞他所代表的英國在港遺留下來之核心價值──法治、人權、自由、公平競爭環境、廉潔社會等。而這些也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所欣賞的元素,所以筆者常強調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除了是希望港人能接受回歸,也是在規劃整個國家的發展藍圖。他期盼香港能保持原有的核心價值五十年不變,並擔當國家發展的火車頭,帶領祖國走向文明社會。他估計內地可能要用上五十年時間,才能跟香港並駕齊驅,因而承諾五十年不變。其後,他更提出如果五十年不夠,可以再多給五十年,就是要藉此表明即使到二○四七年,內地仍未達至香港水平,也不會為求中港接軌而將特區從高位拉下來,而是會再給內地五十年時間去追趕。

無奈,鄧小平的繼任人並沒有按照其定下的發展藍圖推進,非但沒有尊重及珍視一國兩制所保障的香港核心價值,反而是千方百計將之扼殺。一四年六月,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聲稱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並將法官定位為「治港者」,要求他們「愛國愛港」,以及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等職責,顯然違反《聯合聲明》承諾給予特區的高度自治,並大幅推翻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背離了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

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首次以港澳辦主任身份發表講話,便是強調要全力打擊「港獨」,為中聯辦一直插手干預特區事務開脫。近年,中共治港者常以「港獨」為藉口,而不斷加強對特區的操控,以及強調一國必須凌駕於兩制之上,務求摧毀香港的核心價值,更因而導致社會嚴重分化,並使到特區政府的管治陷於困局中。

其實,特區目前的管治困局,官員質素大不如前也是其中一個致命傷。香港雖人材輩出,但卻無法吸引他們加入政府或從政。林鄭月娥候任時也曾明言組班困難,縱然中聯辦及親共政黨刻意找來幾位大律師、律師,為他們鋪路參選,並進身立法會,但這些議員的表現如何,港人都有目共睹。為何香港精英絕大多數均不願意加入政府、與中共治港者為伍呢?只因即使是親中人士,當中大多數實在仍然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故而抗拒出任公職,不肯與治港者同流合污。

然而,治港者至今仍拒絕接受香港核心價值,對特區以至整個國家的重要性,甚至於可說是「保」黨「保」國的關鍵所在。

政治一星期都嫌長!希望大律師公會主席能重拾傳統,對於牽涉到法治的重大問題,要迅速表明立場,以挽回市民對大律師公會的信任。

 

外界一直非常關注大律師公會(公會)對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立場。上週,有傳媒爆出其實公會的相關研究小組,已得出「一地兩檢」方案違反《基本法》的結論,但主席林定國卻游說執委會不要公布研究結論,並獲得支持。另外,更有報導指取得公會轄下的人權及憲制事務委員會,就「一地兩檢」方案向執委會提交的意見書。當中除了指出內地口岸區令人高度質疑(highly questionable)有否違反《基本法》外,更認為有關做法極不理想及不符合本港居民利益(highly undesirable and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Hong Kong residents)。而由於「一地兩檢」問題涉及能否維護本港法治,故即使有關司法覆核申請已排期開庭審理,亦要求公會特別地(exceptionally)就事件表態。

針對以上報導,公會隨即發表聲明,批評有關報導不盡不實,並且對有人向傳媒作出失實陳述及違反保密原則,深表遺憾並予以強烈譴責,又澄清公會對「一地兩檢」方案未有立場。

究竟為何媒體會如此關注公會對「一地兩檢」方案的立場呢?甚至會對公會遲遲未有表明立場而產生懷疑呢?

一切都是源於幾十年來公會主席所建立的傳統。相信大家都注意到,較諸其他專業團體,公會對社會大事,尤其是政治敏感議題,往往走得更前,就算事件與公會沒有直接關係,公會主席也會主動公開發表意見。

記得在廉署成立初期,將貪污情況最為嚴重的警隊,列為主力打擊對象。七七年十月,廉署大舉拘捕九龍三個分區的百多名警員,惹起許多警員的怨怒,甚至有部分激進分子帶備佩槍衝入廉署執行處總部,要脅停止調查。事件發生後,社會上竟然有意見認為,政府應解散廉署。不過,時任公會主席的烈顯倫(Henry Litton)卻立刻發表公開聲明,強烈譴責這班橫蠻無理的警員,並大力支持港英政府及廉署肅貪倡廉的工作,完全無懼會觸怒一些失去理智的警員,危及自身安全。

其時為公會執委會委員的筆者,與烈顯倫及其他委員一起見記者,我非常佩服烈顯倫的敢言作風。八○年,我獲選為主席並連任三屆,任內也致力秉承此傳統,而其後的繼任人亦都會義不容辭地為捍衞社會公義而站出來,就算有個別大律師公會主席初上任時,曾表示任內只會關注法治、不談民主,但最終他們仍會主動挺身而出,為維護法治和民主發聲,與市民同一陣線,完全不怕會因而得罪特區與中央政府。

前英國首相Harold Wilson有句名言:政治一星期都嫌長(a week is a long time in politics),所以過往公會的政治敏感度非常高,往往都會即日或是翌日便會回應那些牽涉法治、民主及人權等重大問題。許多時,主席都不會留待執委會在每週四舉行的例行會議討論後,才發表聲明。他/她與副主席及/或部分委員商討後,就會發表公會的立場予公眾知悉。基於這個不成文的慣例,故傳媒與公眾均以為大律師公會一定會就高鐵「一地兩檢」方案表明立場,豈料事隔將近兩個月,公會卻始終保持緘默。公會指因法庭將於本月底審理有關一地兩檢法律問題的案件,故現階段不適宜作出評論,雖然我明白此說法,但如果公會的立場聲明能如昔時般迅速,那根本不會引起目前尷尬的情況了!

近年的公會主席,均鮮有就民主及人權自由的議題表態,甚至會留待每年的法律年度開啓典禮,才會論及相關事件,但縱有何真知灼見,都已是明日黃花了。因此,希望公會主席及執委會能夠重拾傳統,要對社會的重大問題迅速提出法律意見及表明立場,以挽回市民對公會的信任。

沒有人能保證自己永遠都是社會的大多數,所以其人權不會被剝削。

 

上週,有大學的民主牆上,接連出現冒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以及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及其太太劉霞的字句。社會輿論因而對言論自由的「底線」,進行激烈討論。

截至行文之時,上述事件仍在調查中,究竟張貼這些「涼薄」句子的人,其動機是否只為發洩,抑或是另有陰謀,仍然是不得而知。不過,無論是特首、官員、大學校長、校董會主席、保皇黨議員 等人士,卻都已經不甘後人地公開抨擊,甚或強烈譴責事件,彷彿真相已大白一樣,更批評不可濫用言論自由。

相信社會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會認同那些人幸災樂禍,在別人的傷口上撒鹽。當然,筆者對此等言論亦非常反感,不過,我們卻不應因而扼殺這些人士的言論自由,並懲罰他們。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 的自由。」另外,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第二款,亦申明「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可見,那些人張貼「涼薄」句子,委實是在校園內的民主牆上行使其表達意見的自由。

至於那些聲稱言論自由被「濫用」的批評,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有人公開作出一些社會普遍厭惡的言行,便是「濫用」了言論自由。然而,他們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法律就是要保障社會上的小眾或弱勢人士之言論自由,不會因大多數不能接受而被噤聲。

近年,有一宗美國案件(Snyder v. Phelps, 562 U.S. 443 (2011))的判辭,對今次事件很有啟發性。案件的背景是美國海軍Matthew Snyder在伊拉克服役期間陣亡,遺體運回美國安葬。在葬禮進行期間,知名的極端反同性戀組織威斯特布路浸信會(Westboro Baptist Church)創始人Fred Phelps,率領教眾到舉行葬禮的教堂附近抗議。他們手持橫額的字眼,包括「感謝上帝,弄死士兵」(“Thank God for Dead Soldiers”)等,以抗議美國政府提升對同性戀的容忍程度。後來Matthew Snyder的父親以蓄意造成情緒困擾等理據,對Fred Phelps提出起訴。

在他人的葬禮上搞事,當然是「犯眾憎」,但並不一定是違法。上述案件最終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而法院則裁定Fred Phelps的抗議行為受憲法保護。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判辭中表明「言論威力強大,可激發人們採取行動,既能令人喜極而泣,也能使人傷心流淚,又或者如本案中,給死者家屬帶來巨大傷痛。但就我們眼前的事實而言,我們不能為了撫慰他人傷痛,而懲罰發表言論的人。反過來,基於維護言論自由的立國承諾,我們必須保護關於公共事務的言論,哪怕是具傷害性的,以確保對公共事務的辯論不會受到抑壓。」(“Speech is powerful.  It can stir people to action, move them to tears of both joy and sorrow, and – as it did here – inflict great pain.  On the facts before us, we cannot react to that pain by punishing the speaker.  Instead, the national commitment to free speech, requires protection of even hurtful speech on public issues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stifle public debate.”)

法國文豪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說:「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衞你說話的權利。」(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當然,如果那些人的言論屬誹謗,或是煽動他人犯法,自會受到相關法律的制裁,但如果單單是言論「犯眾憎」,那麼,發表該言論的人就不應因而被懲罰,否則,言論自由的空間就會不斷被收窄。

如果我們扼殺社會上少數的言論自由,長此下去,我們有朝一日也會成為被扼殺言論自由的少數。因此,我們必須時常警惕,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捍衞任何人的言論自由,不要被社會的大多數或政府所剝奪。

國王沒有穿衣服是小孩的錯嗎?

 

近日,社會上接連有重量級人物公開抨擊,指質疑特區司法獨立的言論會傷害法治。可是,究竟是否幾位公眾人物,對香港法治制度作出所謂「不負責任」、「荒謬」的「抹黑」和「詆毀」,就能破壞公眾對特區司法獨立的信心呢?筆者相信向來「心水清」的港人都不會認同此說法。

正如筆者上週在本欄已論及,中共才是導致特區司法獨立被質疑的罪魁禍首。○八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時提出「三權合作」論後,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共對特區的法治虎視眈眈,而其後許多親共人士的言論都明顯是衝着特區的法治而來。

大家應該都記得,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在一二年曾指出,一場「前所未有的兇猛風暴」(a storm of unprecedented ferocity)將吹襲特區的法治。而這場風暴確實愈來愈來勢洶洶──

一四年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明言「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一四年,中國駐英副使聲稱《聯合聲明》已「失效」,及至今年中,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也表示《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一五年,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公開表示,中央認為反佔中鬥爭還沒有完,「好戲還在後頭」。然後,香港就掀起了一場由中共治港者自編自導的「港獨」與「反港獨」的戲碼;

一六年十一月,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以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為名,實質卻是超出《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大幅修訂了本港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增加多條針對公職人員宣誓時的要求,還聲稱具有追溯力,最終導致六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

一七年五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並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

筆者向來確信,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基石,捍衞法治,亦是我多年來從政的目的。至於這場兇猛風暴是否已經來臨,令法治受損,則是見仁見智,因為現時的確尚未有任何明確證據,能清楚引證有法官的裁決是受到政治因素影響。然而,對普羅大眾與國際社會來說,他們把中共治港者在過去幾年的上述言行看在眼裡,早已產生法治受壓的觀感,因此,一旦有案件的判決看來不公平,就會順理成章地認為特區司法獨立已被那股兇猛風暴摧毀了。

著名童話故事《皇帝的新衣》實在尚有後續──那一位揭穿國王根本沒有穿衣服的小孩,其誠實非但沒有得到讚賞,反而遭那些先前吹噓新衣漂亮的大臣指責,認為是小孩「抹黑」和「詆毀」的說話,使到國王沒有穿衣服出巡,並因而蒙羞。

事實上,假如中共治港者沒有作出以上衝擊法治的言行,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根本就不可能會基於社會上部分人對法治的批評而動搖。英文諺語有云:「Don't shoot the messenger!」(意思是不要遷怒於告訴你壞消息的人)。現時批評法治會因被「抹黑」而受損的人,是否本着「鴕鳥心態」,以為只要沒有人批評,司法就會獨立如昔?再者,當中共治港者對特區的法治興風作浪時,他們又有沒有即時主動地站出來直斥其非,捍衛特區的法治呢?

 

導致特區司法獨立被質疑的罪魁禍首,正是中共。

 

眾所周知,近日有兩宗上訴法庭的判決,在社會上甚至於國際間,也惹起很大回響。先是因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大樓,而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的十三名示威者,在八月十五日被改判入獄八或十三個月。然後是三位知名的年輕民主運動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因「重奪公民廣場」一案,在去年八月分別被裁定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而被判處社會服務令及緩刑,但他們在八月十七日被法庭改判囚六至八個月。上述兩宗案件都是因律政司司長認為原訟判刑過輕而提出覆核,並獲法庭接納。特區社會與多國政界知名人士因而質疑香港的司法獨立,將以上判囚人士稱作「良心犯」、「政治犯」,認為今次判刑是香港法治及基本人權的「死亡喪鐘」,並指香港法庭「正面對變成中國共產黨工具的壓力」。

然而,特首、高官和社會名人卻反過來指責,這些對特區司法以至法官的批評會嚴重損害香港法治。以筆者之見,目前的確沒有任何實質證據,可引證法官是基於政治考慮而改判這批抗爭者入獄。然而,筆者向來都強調──公義不僅要做到,更要昭著地彰顯出來,使其有目共睹。(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manifestly be seen to be done.)其實,香港及國際社會對特區法治的信心之所以動搖,完全是基於北京衝擊法治的言行,而且特區高官和那些社會名人更對這些言行不敢作出批評,形同默許。

○八年七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港,接見特區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主要人員時,已提出「三權合作」論,而近期中共治港者果真要在港落實「三權合作」。一四年,國務院以七國語言來發表的《白皮書》,表明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都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白皮書》自此成為了中共治港者「管治」特區的金科玉律。港澳辦前常任副主任陳佐洱曾在一四年底「預告」,各種政治勢力的較量「可能由街頭轉向法庭、立法會、媒體、大學甚至中學」。

過去兩年多,治港者不時都會作出壓抑港人權利和自由的言論,例如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五月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並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和「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不過,無論是特區政府,和那些現時斥責他人批評法官的人士,卻從沒抨擊治港者諸多侵害法治的言行,一直只有民主派聲嘶力竭地抗議。

海內外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人士將一切看在眼裡,已難免會對特區法庭的獨立性產生懷疑。何況,上述兩宗案件的被告人均已完成社會服務令,緩刑期亦已完結,如今判囚等同因一項罪行承受第二次懲罰,再加上他們都會因判刑期超過三個月,在未來五年不得競選公職。

這樣,外界肯定會覺得法庭的裁決乃是按旨辦事──這些年輕的民主運動領袖,因領導舉世聞名的雨傘運動而獲高度評價,故中共便通過法庭施以政治迫害,妨害他們的前途、政途,並「以儆效尤」。

因此,縱然法官真的沒有政治考慮,但在公眾觀感上,卻已是水洗不清,又豈能諉過那些批評法官的海內外人士呢?

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等一眾高官和保皇黨議員,竟都違背了擁護《基本法》的誓詞。

 

林鄭月娥曾在其參選政綱和多個議題上,均聲稱要「與民共議」,甚至將之說成為其政治新風格。然而,擺在港人眼前的現實,所謂的「與民共議」,只不過是門面說話。

針對在港實行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政府再三強調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擺出一副事在必行的姿態。對於拒絕進行公眾諮詢一事,縱然林鄭月娥上週訪京前,曾表示「願意反映有關一地兩檢的關注及作適當安排」,不過,她在訪京後卻明言:「我覺得有些工作我們要繼續推進,不要再用一個理由要把工作停下來,因為要再做公眾諮詢。這件事已經是兩地政府商討了很多年,亦不是一個完全是香港自己可以內部決定的事,因為也牽涉到內地執法的問題。 在不違反、亦可以支持繼續進行一地兩檢的大前提之下,特區政府是很願意去考慮怎樣能夠做一些工作去釋除這些疑慮。」

換言之,無論公眾如何反對,都不可能推翻一地兩檢,僅只容許小修小補。然而,一地兩檢所牽涉的問題,乃是關係到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實施的重大憲制問題,又豈能如此倉促一錘定音呢?

事實上,早在○八年,筆者仍在立法會之時,已曾討論過高鐵的通關方案,民主派一直非常關注政府會如何處理通關問題,但這些年來,政府始終沒有提出明確方案,及至近期,才提出一地兩檢,並強迫港人接受。由此觀之,若然政府是有誠意進行公眾諮詢的話,理應在多年前已經可以進行,但卻一直沒有這樣做,而是單單與中央政府秘密商討。另外,政府聲稱一地兩檢是「唯一可行」方案,亦明顯具誤導性,因為其他可行方案還有兩地兩檢、車上檢和CIQ(即海關、入境及檢疫)等,為何特區政府卻一定要採取一個肯定是嚴重損害一國兩制的一地兩檢方案呢?縱然「兩地政府商討了很多年」,但到底一地兩檢是「商討」的結果,還是中共唯一接受的方案?林鄭月娥如今根本是重施年初時強推西九故宮博物館的故技,根本毫無「與民共議」的打算。

按照政府現時的一地兩檢方案,為了避開《基本法》第十八條的限制──「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之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政府特意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內劃出一個視之為境外地方的「內地口岸區」,將《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抽走。這樣便可「名正言順」地在該處實施內地法律,並藉此宣稱一地兩檢不僅沒有不違反《基本法》,更是符合《基本法》安排。

不過,特首、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曾在今年的七月一日,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宣誓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特區。而根據人大常委會去年就該條文作出的解釋,當中第三條指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一地兩檢方案,將《基本法》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內部分地方完全抽走,此等在特區「開洞」的倡議,肯定是違背而非擁護《基本法》的行為。曾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褫奪四位議員議員資格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看來也應採取相應法律行動追究特首、主要官員(包括他本人)等人,這般違反誓言的行為,令這些人及他自己也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兜兜轉轉,誰人「揸弗」?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委任10名副局長和8名政治助理,當中約佔一半來自建制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教聯會、民主思路、團結香港基金和政賢力量。

名單一出,大家都問,在所謂「問責制」下,那些已做了一段時間的政助,過去究竟有什麼政績,竟可升做副局長?為何建制派的人這邊廂落選,那邊廂便獲政府委任當高薪高官?先有劉江華,在12年立法會超級區議會選舉落敗後,即獲委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後晉升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再有蔡若蓮,在今屆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落選後,在教育界大力反對聲中,獲委為教育局副局長。在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的香港,這類政治委任的推薦究竟由誰而來呢?

「高官問責制」是董建華當年的傑作,當時我已提出反對,不是高官不應向市民問責,而是因為香港未有民主普選,連特首自己都要受制於中央,特首委任的高官又怎能向市民問責?大家仍記得前特首董建華未完任期就自稱有病向中央請辭;梁振英在任期完前本來想再選都被決定因家庭問題而不參選,「升」做政協,好明顯是受制於中央。

雖然多年前有高官如時任財經局局長馬時亨、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為公職失誤而請辭,但其他高官如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前特首梁振英都沒有問責請辭,前者引發「教院風波」,後者涉「收UGL 5千萬元事件」,又引發「港獨」,撕裂香港。

前年被揭發的「鉛水事件」可謂「問責制」的一大諷刺。民主黨黃碧雲議員抽驗公屋食水,發現食水鉛毒超標,要求房屋署和水務署跟查,部門先是隱瞞,繼而卸責給持牌水喉匠,但紙包不住火,陸續發現十多個公屋和居屋均有鉛水問題。時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帶領部門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竟袒護下屬,說議員逼官員飲鉛水是令官員受屈。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最終確認「鉛兇」是使用含鉛焊料,狠批鉛禍是所有持份者包括水務署、房屋署、承建商及持牌水喉匠集體失職,各方推卸責任,最終令居民受害至深。報告並嚴厲批評水務署長林天星只收集經沖透後的食水樣本,是一意孤行、堅持己見;房署的監控制度存在紕漏,無監控內部供水系統使用的焊料。但林鄭仍堅稱「鉛水事件」是制度缺失,無官員要承擔個人責任,她自己亦當然沒有負上任何政治責任。個個官員都「A字膊」,「高官問責制」淪為「高官卸責制」!

就今次委任安排,林鄭或想嘗試把聯合政府的概念注入「高官問責制」內,但沒有普選、沒有真問責制,始終是做不到,因為民主派政治人才根本不願意加入。大家見到,林鄭的內閣主要是公務員出身,第二層副局長才由公務員和建制派「瓜分」,第三層政治助理現有約一半是來自建制派。

沒普選的「高官問責制」只會搞垮香港的公務員制度,逼公務員走政治化;有心、有力的,要向政治現實低頭,才有機會走入受制於中央的「偽高官問責制」,聽命於中聯辦,根本不是向市民問責。

受制於這政治現實,「問責制」兜兜轉轉都是由中聯辦「揸弗」。這樣,不但特首難在建制派以外找到人才,連有心、有力的公務員都會慢慢離開。

這樣的政治問責制根本不能幫到香港走向聯合政黨管治,走向共融,如果林鄭真是有心改善香港的管治,便應盡早落實普選,增加政府的認受性,以擴大揀選政治人才的空間,才能做到真正的向市民問責的「高官問責制」。

手痛,斬了它;腳痛,斬了它!

 

特區政府就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提出建議方案,簡言之,是把高鐵西九總站其中四分之一的地方,劃為「內地口岸區」,「租回」給內地機關,租期至2047年;在「內地口岸區」內,除了6項包括高鐵營運、保險等事宜外,其他香港法律全不適用,只執行大陸法律。將來,如果香港人在高鐵站的「內地口岸區」,發生爭執打鬥,或被指犯偷竊或非禮或任何其他罪行,就會被拉往大陸,在內地法庭,以大陸法律審理及有可能在內地坐監。

這猶如入了內地口岸,就似入了廣州,即時失去香港法律的保障。

2008年,我在立法會時,「一地兩檢」已作出討論,其後各界提過不同方案。政府卻等到離通車不遠之際,才在暑假拿出這個民主派認為是最大殺傷力的方案,居心叵測。

其實《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都列明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所以香港人如在香港被控告,不論是刑事或民事,都在香港法庭以香港法律審理,不分香港、九龍或新界。如果香港境內有一個範圍不實施香港法律,那就違背《中英聯合聲明》及違反《基本法》!

記得當年草擬《基本法》第18條時,魯平說有些大陸法律要在香港實施,我成個人彈起,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應實行《基本法》及香港已有法律,包括普通法。我明白在「一國」之下,有些全國性法例如國旗法、國歌法、國籍法等是有需要在香港實施。最後大家同意在附件三內,清楚列出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例;日後如有增補,只限於國防、外交和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特區和中央是不可隨便把全國性法例引進香港。

就算在宣布戰爭狀態或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時,要實施全國性法律,第18條也沒有訂明香港原有法律並不適用,更沒有訂明不在香港法庭審訊。舉例,有人在香港燒國旗,案件用香港的國旗法在香港法庭審理。但如果實施內地法律,內地執法機關可作行政拘留十五天,失去人身自由,不似香港可向香港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

港府引用《基本法》第20條要求中央授予其他權力,為「一地兩檢」作出安排。第20條當年的立法原意是,除了《基本法》已經給予香港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香港如有需要,中央可藉此條文給香港更多權力,用意是增加高度自治。港府現時反過來,要中央「授予其他權力」,讓香港政府在「內地口岸區」內主動交出原屬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完全違背立法原意!

港府建議《基本法》第8條、第18條及第22條不適用於「內地口岸區」,是為避免「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這些條文, 因此訂明在這「內地口岸區」內抽起整套《基本法》,這樣就不會構成「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這猶如隻手痛,就斬了它;隻腳痛,就斬了它!

《基本法》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重中之重,特區政府連《基本法》都可以放棄,這是非常危險的先例,難保將來還會剝奪港人可享有的什麼權利?例如,和平佔中再次發生,港府也可以把佔中地區「短期出租」,停用香港法律,引入內地法律,由內地公安執法。

香港和內地最大的分別是香港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而內地沒有,所以香港人對內地法制無信心。現在為貪方便而把香港的法制,包括《基本法》,在「內地口岸區」抽起不用,改用內地法律,把香港整套制度搞垮,對香港在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方面有何幫助呢?

見過人大釋法由小洞變黑洞的港人,豈會接受在西九再開另一個小洞呢?

行文之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一地兩檢」方案尚未公布,但據報是會於本週二出爐。消息指特區及中央政府已達成協議,參照深圳灣口岸的模式,將西九總站B3層內地入境大堂、B4層高鐵月台、總站內的路軌,及高鐵列車車廂,都一一交由內地人員管轄,全面實施內地法律。至於西九總站至深圳邊境的全線路軌,則仍屬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實施香港法律,在名義上把「割地」範圍大幅減少。

而根據深圳灣口岸模式,特區是向深圳「租賃」口岸區執行出入境措施。因此,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上週表示,如參照深圳灣口岸模式,字眼上是將香港部分地方租予內地,實際是將土地撥給內地作為口岸專用區,可能要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他指因《基本法》十八條已表明,《基本法》包括的地方不可行使內地法律。但人大常委會在憲制上,有權對香港範圍作調整,如人大常委會宣布將西九總站部分地方劃出香港版圖,「將個地方劃出嚟俾深圳市」,該地方就不再受《基本法》管轄,那便不會存在違反《基本法》的問題。他認為從憲制上來看這做法較為撇脫。

但筆者認為其建議根本是「斬腳趾避沙蟲」,是目前外界傳聞的方案中,最為破壞一國兩制的一個。

其實,社會現時已經因為四位民選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一案,而對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的靈活性,感到非常震驚。四位議員本來合法、有效的宣誓,竟被法庭基於宣誓後人大常委會才作出的釋法,而判為失效及違憲,亦即是昨天合法的行為,竟會因明天的釋法而變成違法。再加上近期中共治港者公開表明要將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法律利器」,港人又豈能相信今次是單純為了交通方便而改變邊界,僅會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呢?

除了社會上已有反對聲音,擔心在西九內地口岸區示威會遭內地扣押,以內地法規起訴之外,我們亦憂慮類似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只會更容易發生。因為往後只要有關人士「被自願」進入西九總站B3層,內地執法人員就可以名正言順把該人帶返內地,當該人在電視上公開「被認罪」後,便可在內地法庭審訊他。而內地罰則跟香港不同,多項罪行的最高刑罰都是死刑。

此外,若是人大常委會這次調整香港範圍的先例一開,特區如有人再次發起雨傘運動,其時人大常委會就可行使權力,「撇脫」地把佔領行動所發生的地區即時劃出香港版圖。這樣,中央就可以不受《基本法》的限制,自行派出公安,甚至解放軍,將所有參加者扣押往內地拘禁,以內地法規起訴、定罪及判刑。那麼,香港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肯定永久都是屬於特區政府管轄,而不會被「劃出嚟」的。

須知當年英國政府與中央政府簽訂《聯合聲明》時,是把香港、九龍及新界整個地域交還中央政府、成立特區,而中央政府則承諾在整個特區實行,於《聯合聲明》訂定的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所以如果現時真的要調整特區版圖,肯定是違背了《聯合聲明》。

上週,筆者在本欄提過,《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起草期間,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聲稱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只會在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開一個小洞。可是,如今這個小洞卻變成了黑洞。而湯家驊的建議也一樣,以交通便利為由而在香港版圖開另一個小洞,只怕這個小洞又會變成另一個黑洞,故此,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萬萬不能採納此安排。

《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草擬期間,魯平聲稱是要在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開一個小洞。

可是,如今小洞卻變成黑洞!

 

按照國家外交部近日針對《聯合聲明》的說法,在九七年回歸後,英國就《聯合聲明》履行的權責已完畢。因《聯合聲明》中詳述的中央政府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乃是由中央政府自主制定,通過《基本法》法律化、制度化,並非由《聯合聲明》授權,故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英國無權說三道四。

的而且確,根據《聯合聲明》第三(十二)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 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再者,《基本法》序言也指出「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不過,《基本法》真的是完全依照《聯合聲明》來制定嗎?

《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二節)及《基本法》(第八條)均清楚訂明,香港在回歸後沿用普通法。而普通法跟內地法制最為不同之處,就是只有法院才有解釋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力,而立法者包括人大常委會都應該無權釋法。

在起草《基本法》第一五八條時,內地草委堅持《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並在第一款訂明。但鑑於香港沿用普通法,故也在第二至四款訂定,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條文,並且對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作出一些限制。

在內地法制下,人大常委會既有立法權,也有解釋法例的權力,而且該解釋權是沒有任何限制。除了全國人大可按《憲法》第六十二(十一)條,「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基本上釋法可說是一錘定音,難以推翻。

再者,根據終審法院就劉港榕及莊豐源居港權案所作出的判詞,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賦予的釋法權,是獨立於該條文第二至四款的權力(freestanding power),亦即是不受第二至四款約束。而且釋法就是解釋清楚該法例一直以來的意思,故可追溯至《基本法》生效日期,即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

由此觀之,《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的存在,等同在特區的普通法法制開了一個黑洞,嚴重地背離了《聯合聲明》定下的中央政府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更何況,最近一次的釋法,不僅是解釋《基本法》,而是以釋法之名,修改了特區的法律,把黑洞無限擴大。近日四名立法會議員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一案,正是因為宣誓後人大常委會才作出的釋法,而導致原本合法的宣誓變成無效。長此下去,不僅港人的人權自由,就連「兩制」及「高度自治」,最終也會被這個釋法黑洞所吞噬。

除此之外,「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基本法》跟《聯合聲明》的說法也明顯不同。上文所述的《聯合聲明》第三(十二)條提到,《聯合聲明》所述的基本方針政策會由《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而《基本法》第五條則訂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本來按照《聯合聲明》,應該整套基本方針政策都是五十年不變,但《基本法》則只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所涵蓋的範疇顯然大幅收窄了。換言之,這也是有違背《聯合聲明》承諾之嫌。

由此看來,《基本法》由生效的一刻開始,就已經起碼有兩大重要規定違背了《聯合聲明》,因而令基本方針政策走樣及變形,以致一國兩制至今仍未能落實。

如果美國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麼,豈不是導致國家領導人難堪?

 

過去數星期,筆者一再在本欄論及近日中共治港者言行,和北京方面針對特區的講話,而只要將這些蛛絲馬跡綜合,就會發現治港者背地裡的盤算。

國家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及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相繼就英國對回歸二十周年的講話,以強硬措辭回應,藉此向舉世宣示如今《聯合聲明》不過是「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

簡而言之,雖然《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國際協議,但國家外交部卻認為《聯合聲明》在九七回歸後已因「過期」而失效,英國亦再沒有「監督權」。而《聯合聲明》內所訂定的國家對港基本方針政策,已詳列於《基本法》內,由中央政府自行執行,就算是《聯合聲明》的締約國英國,如今也只不過是「外人」、不能置喙。那麼,美國等其他國家政府的關注,當然就是「說三道四」的「雜音」。然而,既然國家在《聯合聲明》內對英國承諾,有關的基本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第3條第12款),那麼,何以英國在2047年前會對特區會毫無權利和責任呢?

至於治港者之所以要全面排除國際社會的關注,明顯是為了方便他們能「閂埋門打仔」。上述《環球時報》的報導也明言:「當大家對一國兩制內涵有不同認識時,必須以中央的解釋為準, 境外勢力和香港激進人士宣稱『兩制』被破壞了,但內地和香港很多人的感受是『一國』受到挑戰,解決這個差距,只能由中央一錘定音,西方當然不能有置喙權。」

近年,治港者總是不斷強調「一國」必須高高凌駕於「兩制」之上,要不然就擔心「一國」會保不住,但說穿了這根本是他們將干預特區事務合理化的藉口。因為實在自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時起,「一國」就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反而「兩制」卻遲遲因未有普選而尚未全面落實,所以港人仍未能當家作主。

顯然,治港者正逐步在港落實一四年《白皮書》所提出的「全面管治權」。為此,他們打算用盡釋法權,以一六年解釋《基本法》第104條為先例,透過釋法來修訂特區的法例,所以治港者如今提出要將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實現的法律利器」,明顯企圖將釋法權進一步發揚光大。這樣下來,即使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皆由普選產生,並在絕對保障港人權益的前提下,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不過,治港者卻可隨時透過人大釋法,把這條沒有削弱人權自由的「良」法任意「釋」為「惡」法,打壓異己。那麼,縱然特區的法官仍然保持獨立,也不得不執行惡法,將本身沒有犯法的良民送監。

何況,治港者還強調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和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

治港者這樣打壓兩制及不遵守國際協議的言行,不單會對國家推展一帶一路造成負面影響,另方面,也不利於國家與美國的外交角力。自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已有數項牽涉台灣的軍政舉動惹起國家強烈不滿。早前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通電話時,曾呼籲美方要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但相比起《聯合聲明》,「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過是內容空泛的外交文件。而既然在聯合國登記的《聯合聲明》,國家外交部也可單方面宣稱為「歷史文件」,如果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豈不是自討沒趣,令國家領導人難堪。

國家外交部把《聯合聲明》稱作歷史文件,令國家丟臉。

上週,英國外交部就着香港回歸二十年,發布其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講話短片。他強調:「英國對香港列明在《中英聯合聲明》內的承諾,今天與二十年前一樣堅定。我毫不懷疑,香港未來的成功,將取決於聲明內所保障的權利及自由。」

及後,國家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卻強硬回應指:「香港成功不成功, 不是任何外人可以妄加評議的。」他更明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同日,英國外交部再發表聲明反駁,指《聯合聲明》仍具法律效力,英國政府致力監察《聯合聲明》得以落實。

事實上,國家外交部這個觀點已非首次提出,一四年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欲來港調查《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但遭北京拒絕。據稱,一位中國駐英副使與該委員會主席會面時,提出《聯合聲明》已經失效,因該份簽署於一九八四年的聲明,有效日期只維持至一九九七年。

簡而言之,國家外交部認為《基本法》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生效的一刻,《聯合聲明》就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然而,《聯合聲明》第四條卻清楚指出,「自本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過渡時期 」,如《聯合聲明》真的在回歸後便即時失效,又豈會有此「過渡時期」的安排呢?

再者,如果英國政府在國家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便「無監督權」,那麼,國家根本就毋須在《聯合聲明》詳列她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實,英國政府同意在九七年交還香港予中國,正是由於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作出保證,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就會實行詳列於《聯合聲明》,和其後的《基本法》之基本方針政策,亦即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事實上,《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根本是相輔相成的。《聯合聲明》第3條第12款訂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 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可見英國政府起碼在二○四七年前,都有權力和責任去監察《聯合聲明》的落實是否「走樣」、「變形」。

另外,《基本法》序言也說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同時,亦以《基本法》來「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還有關於修改權的《基本法》第159條第四款:「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由此觀之,與《基本法》息息相關的《聯合聲明》,又怎可能在回歸後便即時失效呢?根據國家外交部的說法,難道在回歸後,人大常委會就已經可以運用釋法權和修改權,把所有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推翻?

記得在《聯合聲明》簽訂後,其時的京官常強調中央政府已將該聲明在聯合國登記備案,使其具有國際法約束力。既然當年是中央政府主動邀請國際社會監察,如今又豈能單方面宣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甚至把締約國英國貶為「外人」?

今次事件再加上一四年的《白皮書》、去年的釋法,以及近期中共治港者的言行,只會令國際社會更加不信任中國會遵守與其他國家的協議。這樣,對國家目前致力推展的一帶一路又有何益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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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任內的最大遺憾,根本是他咎由自取!

 

上週,筆者在本欄論及《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而在○三年時為特首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上週受訪時指,回顧其在位八年期間所發生的多個社會及政治風波,他最遺憾的是未能完成廿三條立法。

他稱當時「覺得保障國家安全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需要爭拗」,並承認當時自己經驗不足,政府準備不夠充分,最終未能成功立法。他稱:「從中央的角度,是要做廿三條立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國家安全法,當(香港)有這個猶豫後,中央開始對香港懷疑,而有懷疑後,不可以說你把人家推開就當沒有事情發生過,(中央)就開始有戒心,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董建華當年的確應該能夠成功將廿三條立法,但最終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偏聽。

當然在整個廿三條立法過程中,他曾犯下不少嚴重錯誤,例如:一、他沒有將制定廿三條立法內容的工作,交予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負責,而是讓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主導,但國家安全法關係到執法人員的職權範圍,所以由局長來增加自己及其所管轄部門的職權,肯定有嚴重的利益衝突;二、《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內有部分條文,明顯侵犯了港人在言論、結社與宗教等方面的自由,違背《聯合聲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及三、他拒絕以白紙草案的形式充分諮詢公眾,而是堅持立即向立法會提交藍紙草案,要求立法會匆匆立法。

正因為董建華剛愎自用,以為一定可以依賴保皇黨在立法會內佔大多數而通過草案,所以拒絕聽取民主派及其他組織所提出,可維持港人所享有的自由水平不變的合理修改意見,終於導致七一大遊行有超過七十五萬人上街。翌日,民主派議員即時書面約見董建華,但他一直拒絕與我們商討,只是與自由黨及民建聯會晤。自由黨建議政府應押後恢復二讀,但民建聯則堅持如期立法,但提出了修改該草案的建議。

董建華在七月五日表示,會如期於七月九日恢復二讀,但就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一、將從屬於已遭中央禁制的內地組織之本地組織,可被取締的有關條款取消;二、在有關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的條文中,加入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及三、取消警方在無法庭手令也可入屋行使緊急調查權力的條文。

事實上,這些修改民主派很早以前已經提出,但董建華卻棄之如敝屣。七月六日晚,自由黨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修訂,反對如期二讀,而時任主席的田北俊更即時提出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在自由黨反對下,草案根本不可能獲立法會通過,翌日凌晨政府發表聲明,接受田北俊辭職,並宣布押後立法。及至九月五日,董建華宣布撤回草案。

回顧當年,可見如董建華在初期已願意聽取民主派議員的意見,並作出修訂,那麼,七一大遊行就肯定不會有這麼多人上街。又如果在他決定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後,先與民主派議員會晤徵求支持,由於我們早前也曾提出相同的修改建議,相信民主派一定會同意董建華讓民建聯「成功爭取」。這樣,董建華就可轉危為機──因着香港社會的強烈訴求,他決定從善如流,接納民建聯的修改草委建議,成功落實中央所重視的廿三條立法。這絕對是皆大歡喜的四贏局面,可惜,他卻錯失良機。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絕對是廿三條未能成功立法的轉捩點。近期中共治港者明顯對廿三條立法又再蠢蠢欲動,試問今年七月一日,我們又豈能不再跟十四年前一樣,上街抗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