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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香江不平這處鳴
媽媽週記 SecondOpinion 壹角度 壹計就明 壹擋專政 無定向風 事實與偏見 壹觀點 香江不平這處鳴 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投資與良知 肉食中環 壹樂也 坐看雲起時 潑墨 中環任我行 關公不是災難 股海縱橫 運動壹指禪 精英秘聞錄 我係新界佬

特首和律政司司長等一眾高官和保皇黨議員,竟都違背了擁護《基本法》的誓詞。

 

林鄭月娥曾在其參選政綱和多個議題上,均聲稱要「與民共議」,甚至將之說成為其政治新風格。然而,擺在港人眼前的現實,所謂的「與民共議」,只不過是門面說話。

針對在港實行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政府再三強調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擺出一副事在必行的姿態。對於拒絕進行公眾諮詢一事,縱然林鄭月娥上週訪京前,曾表示「願意反映有關一地兩檢的關注及作適當安排」,不過,她在訪京後卻明言:「我覺得有些工作我們要繼續推進,不要再用一個理由要把工作停下來,因為要再做公眾諮詢。這件事已經是兩地政府商討了很多年,亦不是一個完全是香港自己可以內部決定的事,因為也牽涉到內地執法的問題。 在不違反、亦可以支持繼續進行一地兩檢的大前提之下,特區政府是很願意去考慮怎樣能夠做一些工作去釋除這些疑慮。」

換言之,無論公眾如何反對,都不可能推翻一地兩檢,僅只容許小修小補。然而,一地兩檢所牽涉的問題,乃是關係到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實施的重大憲制問題,又豈能如此倉促一錘定音呢?

事實上,早在○八年,筆者仍在立法會之時,已曾討論過高鐵的通關方案,民主派一直非常關注政府會如何處理通關問題,但這些年來,政府始終沒有提出明確方案,及至近期,才提出一地兩檢,並強迫港人接受。由此觀之,若然政府是有誠意進行公眾諮詢的話,理應在多年前已經可以進行,但卻一直沒有這樣做,而是單單與中央政府秘密商討。另外,政府聲稱一地兩檢是「唯一可行」方案,亦明顯具誤導性,因為其他可行方案還有兩地兩檢、車上檢和CIQ(即海關、入境及檢疫)等,為何特區政府卻一定要採取一個肯定是嚴重損害一國兩制的一地兩檢方案呢?縱然「兩地政府商討了很多年」,但到底一地兩檢是「商討」的結果,還是中共唯一接受的方案?林鄭月娥如今根本是重施年初時強推西九故宮博物館的故技,根本毫無「與民共議」的打算。

按照政府現時的一地兩檢方案,為了避開《基本法》第十八條的限制──「全國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之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政府特意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內劃出一個視之為境外地方的「內地口岸區」,將《基本法》及其他香港法律抽走。這樣便可「名正言順」地在該處實施內地法律,並藉此宣稱一地兩檢不僅沒有不違反《基本法》,更是符合《基本法》安排。

不過,特首、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都曾在今年的七月一日,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宣誓擁護《基本法》及保證效忠特區。而根據人大常委會去年就該條文作出的解釋,當中第三條指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一地兩檢方案,將《基本法》在高鐵西九龍總站內部分地方完全抽走,此等在特區「開洞」的倡議,肯定是違背而非擁護《基本法》的行為。曾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褫奪四位議員議員資格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看來也應採取相應法律行動追究特首、主要官員(包括他本人)等人,這般違反誓言的行為,令這些人及他自己也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兜兜轉轉,誰人「揸弗」?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委任10名副局長和8名政治助理,當中約佔一半來自建制派,包括民建聯、自由黨、教聯會、民主思路、團結香港基金和政賢力量。

名單一出,大家都問,在所謂「問責制」下,那些已做了一段時間的政助,過去究竟有什麼政績,竟可升做副局長?為何建制派的人這邊廂落選,那邊廂便獲政府委任當高薪高官?先有劉江華,在12年立法會超級區議會選舉落敗後,即獲委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後晉升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再有蔡若蓮,在今屆教育界功能組別選舉落選後,在教育界大力反對聲中,獲委為教育局副局長。在沒有普選,沒有執政黨的香港,這類政治委任的推薦究竟由誰而來呢?

「高官問責制」是董建華當年的傑作,當時我已提出反對,不是高官不應向市民問責,而是因為香港未有民主普選,連特首自己都要受制於中央,特首委任的高官又怎能向市民問責?大家仍記得前特首董建華未完任期就自稱有病向中央請辭;梁振英在任期完前本來想再選都被決定因家庭問題而不參選,「升」做政協,好明顯是受制於中央。

雖然多年前有高官如時任財經局局長馬時亨、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教統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為公職失誤而請辭,但其他高官如前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及前特首梁振英都沒有問責請辭,前者引發「教院風波」,後者涉「收UGL 5千萬元事件」,又引發「港獨」,撕裂香港。

前年被揭發的「鉛水事件」可謂「問責制」的一大諷刺。民主黨黃碧雲議員抽驗公屋食水,發現食水鉛毒超標,要求房屋署和水務署跟查,部門先是隱瞞,繼而卸責給持牌水喉匠,但紙包不住火,陸續發現十多個公屋和居屋均有鉛水問題。時為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帶領部門官員出席立法會會議,竟袒護下屬,說議員逼官員飲鉛水是令官員受屈。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最終確認「鉛兇」是使用含鉛焊料,狠批鉛禍是所有持份者包括水務署、房屋署、承建商及持牌水喉匠集體失職,各方推卸責任,最終令居民受害至深。報告並嚴厲批評水務署長林天星只收集經沖透後的食水樣本,是一意孤行、堅持己見;房署的監控制度存在紕漏,無監控內部供水系統使用的焊料。但林鄭仍堅稱「鉛水事件」是制度缺失,無官員要承擔個人責任,她自己亦當然沒有負上任何政治責任。個個官員都「A字膊」,「高官問責制」淪為「高官卸責制」!

就今次委任安排,林鄭或想嘗試把聯合政府的概念注入「高官問責制」內,但沒有普選、沒有真問責制,始終是做不到,因為民主派政治人才根本不願意加入。大家見到,林鄭的內閣主要是公務員出身,第二層副局長才由公務員和建制派「瓜分」,第三層政治助理現有約一半是來自建制派。

沒普選的「高官問責制」只會搞垮香港的公務員制度,逼公務員走政治化;有心、有力的,要向政治現實低頭,才有機會走入受制於中央的「偽高官問責制」,聽命於中聯辦,根本不是向市民問責。

受制於這政治現實,「問責制」兜兜轉轉都是由中聯辦「揸弗」。這樣,不但特首難在建制派以外找到人才,連有心、有力的公務員都會慢慢離開。

這樣的政治問責制根本不能幫到香港走向聯合政黨管治,走向共融,如果林鄭真是有心改善香港的管治,便應盡早落實普選,增加政府的認受性,以擴大揀選政治人才的空間,才能做到真正的向市民問責的「高官問責制」。

手痛,斬了它;腳痛,斬了它!

 

特區政府就高鐵「一地兩檢」安排,提出建議方案,簡言之,是把高鐵西九總站其中四分之一的地方,劃為「內地口岸區」,「租回」給內地機關,租期至2047年;在「內地口岸區」內,除了6項包括高鐵營運、保險等事宜外,其他香港法律全不適用,只執行大陸法律。將來,如果香港人在高鐵站的「內地口岸區」,發生爭執打鬥,或被指犯偷竊或非禮或任何其他罪行,就會被拉往大陸,在內地法庭,以大陸法律審理及有可能在內地坐監。

這猶如入了內地口岸,就似入了廣州,即時失去香港法律的保障。

2008年,我在立法會時,「一地兩檢」已作出討論,其後各界提過不同方案。政府卻等到離通車不遠之際,才在暑假拿出這個民主派認為是最大殺傷力的方案,居心叵測。

其實《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都列明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法律基本不變。所以香港人如在香港被控告,不論是刑事或民事,都在香港法庭以香港法律審理,不分香港、九龍或新界。如果香港境內有一個範圍不實施香港法律,那就違背《中英聯合聲明》及違反《基本法》!

記得當年草擬《基本法》第18條時,魯平說有些大陸法律要在香港實施,我成個人彈起,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應實行《基本法》及香港已有法律,包括普通法。我明白在「一國」之下,有些全國性法例如國旗法、國歌法、國籍法等是有需要在香港實施。最後大家同意在附件三內,清楚列出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例;日後如有增補,只限於國防、外交和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因此,特區和中央是不可隨便把全國性法例引進香港。

就算在宣布戰爭狀態或香港進入緊急狀態時,要實施全國性法律,第18條也沒有訂明香港原有法律並不適用,更沒有訂明不在香港法庭審訊。舉例,有人在香港燒國旗,案件用香港的國旗法在香港法庭審理。但如果實施內地法律,內地執法機關可作行政拘留十五天,失去人身自由,不似香港可向香港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

港府引用《基本法》第20條要求中央授予其他權力,為「一地兩檢」作出安排。第20條當年的立法原意是,除了《基本法》已經給予香港的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香港如有需要,中央可藉此條文給香港更多權力,用意是增加高度自治。港府現時反過來,要中央「授予其他權力」,讓香港政府在「內地口岸區」內主動交出原屬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完全違背立法原意!

港府建議《基本法》第8條、第18條及第22條不適用於「內地口岸區」,是為避免「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這些條文, 因此訂明在這「內地口岸區」內抽起整套《基本法》,這樣就不會構成「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這猶如隻手痛,就斬了它;隻腳痛,就斬了它!

《基本法》是香港核心價值的重中之重,特區政府連《基本法》都可以放棄,這是非常危險的先例,難保將來還會剝奪港人可享有的什麼權利?例如,和平佔中再次發生,港府也可以把佔中地區「短期出租」,停用香港法律,引入內地法律,由內地公安執法。

香港和內地最大的分別是香港有一套完善的法律,而內地沒有,所以香港人對內地法制無信心。現在為貪方便而把香港的法制,包括《基本法》,在「內地口岸區」抽起不用,改用內地法律,把香港整套制度搞垮,對香港在中國實施一帶一路方面有何幫助呢?

見過人大釋法由小洞變黑洞的港人,豈會接受在西九再開另一個小洞呢?

行文之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一地兩檢」方案尚未公布,但據報是會於本週二出爐。消息指特區及中央政府已達成協議,參照深圳灣口岸的模式,將西九總站B3層內地入境大堂、B4層高鐵月台、總站內的路軌,及高鐵列車車廂,都一一交由內地人員管轄,全面實施內地法律。至於西九總站至深圳邊境的全線路軌,則仍屬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實施香港法律,在名義上把「割地」範圍大幅減少。

而根據深圳灣口岸模式,特區是向深圳「租賃」口岸區執行出入境措施。因此,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上週表示,如參照深圳灣口岸模式,字眼上是將香港部分地方租予內地,實際是將土地撥給內地作為口岸專用區,可能要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他指因《基本法》十八條已表明,《基本法》包括的地方不可行使內地法律。但人大常委會在憲制上,有權對香港範圍作調整,如人大常委會宣布將西九總站部分地方劃出香港版圖,「將個地方劃出嚟俾深圳市」,該地方就不再受《基本法》管轄,那便不會存在違反《基本法》的問題。他認為從憲制上來看這做法較為撇脫。

但筆者認為其建議根本是「斬腳趾避沙蟲」,是目前外界傳聞的方案中,最為破壞一國兩制的一個。

其實,社會現時已經因為四位民選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員資格一案,而對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的靈活性,感到非常震驚。四位議員本來合法、有效的宣誓,竟被法庭基於宣誓後人大常委會才作出的釋法,而判為失效及違憲,亦即是昨天合法的行為,竟會因明天的釋法而變成違法。再加上近期中共治港者公開表明要將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法律利器」,港人又豈能相信今次是單純為了交通方便而改變邊界,僅會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呢?

除了社會上已有反對聲音,擔心在西九內地口岸區示威會遭內地扣押,以內地法規起訴之外,我們亦憂慮類似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只會更容易發生。因為往後只要有關人士「被自願」進入西九總站B3層,內地執法人員就可以名正言順把該人帶返內地,當該人在電視上公開「被認罪」後,便可在內地法庭審訊他。而內地罰則跟香港不同,多項罪行的最高刑罰都是死刑。

此外,若是人大常委會這次調整香港範圍的先例一開,特區如有人再次發起雨傘運動,其時人大常委會就可行使權力,「撇脫」地把佔領行動所發生的地區即時劃出香港版圖。這樣,中央就可以不受《基本法》的限制,自行派出公安,甚至解放軍,將所有參加者扣押往內地拘禁,以內地法規起訴、定罪及判刑。那麼,香港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是可以肯定永久都是屬於特區政府管轄,而不會被「劃出嚟」的。

須知當年英國政府與中央政府簽訂《聯合聲明》時,是把香港、九龍及新界整個地域交還中央政府、成立特區,而中央政府則承諾在整個特區實行,於《聯合聲明》訂定的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所以如果現時真的要調整特區版圖,肯定是違背了《聯合聲明》。

上週,筆者在本欄提過,《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起草期間,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聲稱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只會在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開一個小洞。可是,如今這個小洞卻變成了黑洞。而湯家驊的建議也一樣,以交通便利為由而在香港版圖開另一個小洞,只怕這個小洞又會變成另一個黑洞,故此,由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萬萬不能採納此安排。

《基本法》第一五八條草擬期間,魯平聲稱是要在香港的普通法法制開一個小洞。

可是,如今小洞卻變成黑洞!

 

按照國家外交部近日針對《聯合聲明》的說法,在九七年回歸後,英國就《聯合聲明》履行的權責已完畢。因《聯合聲明》中詳述的中央政府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乃是由中央政府自主制定,通過《基本法》法律化、制度化,並非由《聯合聲明》授權,故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英國無權說三道四。

的而且確,根據《聯合聲明》第三(十二)條,「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 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再者,《基本法》序言也指出「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不過,《基本法》真的是完全依照《聯合聲明》來制定嗎?

《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二節)及《基本法》(第八條)均清楚訂明,香港在回歸後沿用普通法。而普通法跟內地法制最為不同之處,就是只有法院才有解釋憲法和其他法律的權力,而立法者包括人大常委會都應該無權釋法。

在起草《基本法》第一五八條時,內地草委堅持《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並在第一款訂明。但鑑於香港沿用普通法,故也在第二至四款訂定,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條文,並且對人大常委會行使釋法權作出一些限制。

在內地法制下,人大常委會既有立法權,也有解釋法例的權力,而且該解釋權是沒有任何限制。除了全國人大可按《憲法》第六十二(十一)條,「改變或者撤銷」人大常委會「不適當的決定」,基本上釋法可說是一錘定音,難以推翻。

再者,根據終審法院就劉港榕及莊豐源居港權案所作出的判詞,人大常委會行使《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賦予的釋法權,是獨立於該條文第二至四款的權力(freestanding power),亦即是不受第二至四款約束。而且釋法就是解釋清楚該法例一直以來的意思,故可追溯至《基本法》生效日期,即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法院具有約束力。

由此觀之,《基本法》第一五八條第一款的存在,等同在特區的普通法法制開了一個黑洞,嚴重地背離了《聯合聲明》定下的中央政府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更何況,最近一次的釋法,不僅是解釋《基本法》,而是以釋法之名,修改了特區的法律,把黑洞無限擴大。近日四名立法會議員被法庭裁定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一案,正是因為宣誓後人大常委會才作出的釋法,而導致原本合法的宣誓變成無效。長此下去,不僅港人的人權自由,就連「兩制」及「高度自治」,最終也會被這個釋法黑洞所吞噬。

除此之外,「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基本法》跟《聯合聲明》的說法也明顯不同。上文所述的《聯合聲明》第三(十二)條提到,《聯合聲明》所述的基本方針政策會由《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而《基本法》第五條則訂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本來按照《聯合聲明》,應該整套基本方針政策都是五十年不變,但《基本法》則只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所涵蓋的範疇顯然大幅收窄了。換言之,這也是有違背《聯合聲明》承諾之嫌。

由此看來,《基本法》由生效的一刻開始,就已經起碼有兩大重要規定違背了《聯合聲明》,因而令基本方針政策走樣及變形,以致一國兩制至今仍未能落實。

如果美國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麼,豈不是導致國家領導人難堪?

 

過去數星期,筆者一再在本欄論及近日中共治港者言行,和北京方面針對特區的講話,而只要將這些蛛絲馬跡綜合,就會發現治港者背地裡的盤算。

國家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及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相繼就英國對回歸二十周年的講話,以強硬措辭回應,藉此向舉世宣示如今《聯合聲明》不過是「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

簡而言之,雖然《聯合聲明》是在聯合國登記的國際協議,但國家外交部卻認為《聯合聲明》在九七回歸後已因「過期」而失效,英國亦再沒有「監督權」。而《聯合聲明》內所訂定的國家對港基本方針政策,已詳列於《基本法》內,由中央政府自行執行,就算是《聯合聲明》的締約國英國,如今也只不過是「外人」、不能置喙。那麼,美國等其他國家政府的關注,當然就是「說三道四」的「雜音」。然而,既然國家在《聯合聲明》內對英國承諾,有關的基本方針政策五十年不變(第3條第12款),那麼,何以英國在2047年前會對特區會毫無權利和責任呢?

至於治港者之所以要全面排除國際社會的關注,明顯是為了方便他們能「閂埋門打仔」。上述《環球時報》的報導也明言:「當大家對一國兩制內涵有不同認識時,必須以中央的解釋為準, 境外勢力和香港激進人士宣稱『兩制』被破壞了,但內地和香港很多人的感受是『一國』受到挑戰,解決這個差距,只能由中央一錘定音,西方當然不能有置喙權。」

近年,治港者總是不斷強調「一國」必須高高凌駕於「兩制」之上,要不然就擔心「一國」會保不住,但說穿了這根本是他們將干預特區事務合理化的藉口。因為實在自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時起,「一國」就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反而「兩制」卻遲遲因未有普選而尚未全面落實,所以港人仍未能當家作主。

顯然,治港者正逐步在港落實一四年《白皮書》所提出的「全面管治權」。為此,他們打算用盡釋法權,以一六年解釋《基本法》第104條為先例,透過釋法來修訂特區的法例,所以治港者如今提出要將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實現的法律利器」,明顯企圖將釋法權進一步發揚光大。這樣下來,即使特首及全體立法會議員皆由普選產生,並在絕對保障港人權益的前提下,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不過,治港者卻可隨時透過人大釋法,把這條沒有削弱人權自由的「良」法任意「釋」為「惡」法,打壓異己。那麼,縱然特區的法官仍然保持獨立,也不得不執行惡法,將本身沒有犯法的良民送監。

何況,治港者還強調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和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

治港者這樣打壓兩制及不遵守國際協議的言行,不單會對國家推展一帶一路造成負面影響,另方面,也不利於國家與美國的外交角力。自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已有數項牽涉台灣的軍政舉動惹起國家強烈不滿。早前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通電話時,曾呼籲美方要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但相比起《聯合聲明》,「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過是內容空泛的外交文件。而既然在聯合國登記的《聯合聲明》,國家外交部也可單方面宣稱為「歷史文件」,如果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豈不是自討沒趣,令國家領導人難堪。

國家外交部把《聯合聲明》稱作歷史文件,令國家丟臉。

上週,英國外交部就着香港回歸二十年,發布其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的講話短片。他強調:「英國對香港列明在《中英聯合聲明》內的承諾,今天與二十年前一樣堅定。我毫不懷疑,香港未來的成功,將取決於聲明內所保障的權利及自由。」

及後,國家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卻強硬回應指:「香港成功不成功, 不是任何外人可以妄加評議的。」他更明言:「《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同日,英國外交部再發表聲明反駁,指《聯合聲明》仍具法律效力,英國政府致力監察《聯合聲明》得以落實。

事實上,國家外交部這個觀點已非首次提出,一四年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欲來港調查《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但遭北京拒絕。據稱,一位中國駐英副使與該委員會主席會面時,提出《聯合聲明》已經失效,因該份簽署於一九八四年的聲明,有效日期只維持至一九九七年。

簡而言之,國家外交部認為《基本法》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生效的一刻,《聯合聲明》就已經完成其歷史任務。然而,《聯合聲明》第四條卻清楚指出,「自本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的過渡時期 」,如《聯合聲明》真的在回歸後便即時失效,又豈會有此「過渡時期」的安排呢?

再者,如果英國政府在國家於「九七年七月一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便「無監督權」,那麼,國家根本就毋須在《聯合聲明》詳列她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實,英國政府同意在九七年交還香港予中國,正是由於中央政府在《聯合聲明》作出保證,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就會實行詳列於《聯合聲明》,和其後的《基本法》之基本方針政策,亦即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事實上,《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根本是相輔相成的。《聯合聲明》第3條第12款訂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和本聯合聲明附件一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 基本法規定之,並在五十年內不變。」可見英國政府起碼在二○四七年前,都有權力和責任去監察《聯合聲明》的落實是否「走樣」、「變形」。

另外,《基本法》序言也說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同時,亦以《基本法》來「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還有關於修改權的《基本法》第159條第四款:「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由此觀之,與《基本法》息息相關的《聯合聲明》,又怎可能在回歸後便即時失效呢?根據國家外交部的說法,難道在回歸後,人大常委會就已經可以運用釋法權和修改權,把所有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推翻?

記得在《聯合聲明》簽訂後,其時的京官常強調中央政府已將該聲明在聯合國登記備案,使其具有國際法約束力。既然當年是中央政府主動邀請國際社會監察,如今又豈能單方面宣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甚至把締約國英國貶為「外人」?

今次事件再加上一四年的《白皮書》、去年的釋法,以及近期中共治港者的言行,只會令國際社會更加不信任中國會遵守與其他國家的協議。這樣,對國家目前致力推展的一帶一路又有何益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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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廿年,《壹週Plus》與你細味過去與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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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任內的最大遺憾,根本是他咎由自取!

 

上週,筆者在本欄論及《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而在○三年時為特首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上週受訪時指,回顧其在位八年期間所發生的多個社會及政治風波,他最遺憾的是未能完成廿三條立法。

他稱當時「覺得保障國家安全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需要爭拗」,並承認當時自己經驗不足,政府準備不夠充分,最終未能成功立法。他稱:「從中央的角度,是要做廿三條立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國家安全法,當(香港)有這個猶豫後,中央開始對香港懷疑,而有懷疑後,不可以說你把人家推開就當沒有事情發生過,(中央)就開始有戒心,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董建華當年的確應該能夠成功將廿三條立法,但最終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偏聽。

當然在整個廿三條立法過程中,他曾犯下不少嚴重錯誤,例如:一、他沒有將制定廿三條立法內容的工作,交予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負責,而是讓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主導,但國家安全法關係到執法人員的職權範圍,所以由局長來增加自己及其所管轄部門的職權,肯定有嚴重的利益衝突;二、《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內有部分條文,明顯侵犯了港人在言論、結社與宗教等方面的自由,違背《聯合聲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及三、他拒絕以白紙草案的形式充分諮詢公眾,而是堅持立即向立法會提交藍紙草案,要求立法會匆匆立法。

正因為董建華剛愎自用,以為一定可以依賴保皇黨在立法會內佔大多數而通過草案,所以拒絕聽取民主派及其他組織所提出,可維持港人所享有的自由水平不變的合理修改意見,終於導致七一大遊行有超過七十五萬人上街。翌日,民主派議員即時書面約見董建華,但他一直拒絕與我們商討,只是與自由黨及民建聯會晤。自由黨建議政府應押後恢復二讀,但民建聯則堅持如期立法,但提出了修改該草案的建議。

董建華在七月五日表示,會如期於七月九日恢復二讀,但就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一、將從屬於已遭中央禁制的內地組織之本地組織,可被取締的有關條款取消;二、在有關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的條文中,加入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及三、取消警方在無法庭手令也可入屋行使緊急調查權力的條文。

事實上,這些修改民主派很早以前已經提出,但董建華卻棄之如敝屣。七月六日晚,自由黨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修訂,反對如期二讀,而時任主席的田北俊更即時提出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在自由黨反對下,草案根本不可能獲立法會通過,翌日凌晨政府發表聲明,接受田北俊辭職,並宣布押後立法。及至九月五日,董建華宣布撤回草案。

回顧當年,可見如董建華在初期已願意聽取民主派議員的意見,並作出修訂,那麼,七一大遊行就肯定不會有這麼多人上街。又如果在他決定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後,先與民主派議員會晤徵求支持,由於我們早前也曾提出相同的修改建議,相信民主派一定會同意董建華讓民建聯「成功爭取」。這樣,董建華就可轉危為機──因着香港社會的強烈訴求,他決定從善如流,接納民建聯的修改草委建議,成功落實中央所重視的廿三條立法。這絕對是皆大歡喜的四贏局面,可惜,他卻錯失良機。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絕對是廿三條未能成功立法的轉捩點。近期中共治港者明顯對廿三條立法又再蠢蠢欲動,試問今年七月一日,我們又豈能不再跟十四年前一樣,上街抗議呢?

中共治港者以釋法為利器,架在港人的頸項,脅迫我們就範。

 

回歸二十年,中共治港者一直不滿特區仍未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廿三條立法)。其實,筆者對廿三條立法一事,向來持正面態度,認為只要所訂定的法例,不損害港人現享有的任何人權和自由,特區委實有責任立法。

然而,基於治港者近年的言行,筆者的看法卻不得不改變。先是一四年,國務院所發表的《白皮書》,將「各級法院法官」視作「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及後,一六年十一月,人大常委會在梁頌恆及游蕙禎搞出的宣誓風波後,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104條),無視社會上的強烈反對聲音,一意孤行趕在法庭作出裁決前釋法。

根據104條,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特區主要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而當中提及的「依法」,即是依照香港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所以104條根本沒有什麼需要人大解釋及澄清。此外,該次釋法其實是修改了《宣誓及聲明條例》,增加多項公職人員宣誓時的言行限制。一旦有議員違反了,便會被視作拒絕宣誓,因而喪失其議員資格,而且有關限制更是具追溯力。

該次釋法跟《白皮書》可說是一脈相承,剝奪特區的自治權,更對特區的司法獨立步步進逼。近期,中共治港者相繼將《白皮書》的論點「發揚光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出要「實現釋法的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實現的法律利器」,又指應完善《基本法》的制度和機制,「以便及時有效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指導工作,把握一國兩制的主導權和發展方向。」

而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早前也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並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和「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這令筆者禁不住聯想到納粹德國獨裁者希特拉迫使法官狼狽為奸的手段。希特拉掌權前,德國法官都能依法捍衞人民權利。可惜,當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成為德國總理後,施壓令國會通過「授權法」,讓其政府可不經國會自行立法,訂立多條剝奪人權的惡法,讓他可以借法官之手「合法地」將異己判罪收監。有些法官因拒絕助紂為虐而被槍斃,其他法官便被迫就範,淪為希特拉迫害無辜的兇手。

最近一次的釋法就好像希特拉的「授權法」,中共治港者巧立名目地聲稱《基本法》有條文需要解釋,便可修改特區的法例。因此,當廿三條立法,即使是由筆者起草有關草案,而且亦獲得舉世法律專家的保證,該法案可全面保障港人所有人權自由。可是,在該草案通過後,如果有人惹起中共治港者的不滿,為求將該人「繩之於法」,人大常委會便可以解釋廿三條為藉口,但實質卻是修改該條例,將良法釋成惡法,令法官不得不依「法」判案。由此觀之,自該次釋法後,特區目前應享有的所有人權與自由皆失去保障。在最高領導人撥亂反正前,試問香港社會又怎可能支持廿三條立法呢?

再者,筆者不能不問,當特區的法治與澳門看齊,對於國家推展一帶一路和長遠發展又有何益處呢?

 

圖片說明:釋法猛於虎,九九年政府就香港居留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法律界發起黑衣靜默遊行。(《蘋果日報》圖片)

中央已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沒有任何諮詢下,又怎能單方面收回呢?

香港回歸祖國已二十年,雖說距離二○四七年、「五十年不變」的期限尚有三十年,但不代表特區探討二○四七年的問題沒有迫切性。

回看八十年代初,中英展開香港問題談判的因由,委實是本地銀行率先提出。因新界自七十年代起急速發展,興建不少樓宇,但卻由於清政府與英國所簽訂的「新界租約」於九七年屆滿,所以銀行不敢做跨越九七年的長期貸款,但短年期卻衍生高利率,導致銀行難以制訂按揭策略。而且新界發展亦牽涉到許多路橋基建,需要以土地作抵押品向銀行融資,但土地價值卻存在此不明朗因素。故他們便向港英政府施壓,要求英國政府盡快處理。

由此觀之,同樣問題委實不久就會在特區陸續浮現,土地使用權所牽涉的按揭問題,及基建項目的營運和融資合約也會有跨越二○四七年的趨勢,還有特區是否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司法制度會否改變 等問題,肯定會如回歸前般,動搖國際及香港社會對特區前途的信心,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因此,早在一二年,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已公開提出:「『一國兩制』的去向與未來,得早於二○四七年,恐怕在二○三○年左右便得解決。」及後,他在一五年再次談到此看法時,進一步指「有關的安排亦需要有廣泛的諮詢和討論,未來的十至十五年將會是影響這些討論的關鍵時刻」。

的而且確,夜長夢多,拖延展開討論肯定會對特區前景造成不穩定。無奈,中共顯然持不同看法。

早前,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接受專訪時表示,關於二○四七年前後的技術問題如按揭、地契等「很好解決,不需要那麼緊張,時間沒到」。他還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八八年的講話:「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其觀點在親共人士之間非常普遍,然而,港人卻看在眼裡,中共治港者委實早已偷步改寫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藍圖,而且根本不打算諮詢港人。

一四年,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聲稱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並將「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視作「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明顯是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及大幅修改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沒有理會鄧小平「前五十年是不能變」的說法。

治港者如今更把《白皮書》奉作金科玉律,還不斷把握機會作進一步演繹。例如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上月再度公開強調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負有監督責任」;以及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雖然中央與特區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亦即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過,既然在制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時,已訂明「除外交和國防」,特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作為中央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試問又豈能單方面收回已授予特區的權力呢?

最高領導人必須盡快懸崖勒馬,重回鄧小平的治港治國藍圖,扭轉特區已走了二十年的歪路。

圖片說明:鄧小平曾經講過「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如今香港只回歸了廿年,變的卻已經是天翻地覆。

難道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會認同中共治港者,這二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嗎?

 

距離回歸二十周年不足一個月,內地與香港都相繼舉行了多個以回歸為題的研討會。京官當然一面倒地肯定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強調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但同時亦對一國兩制增加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新註釋。例如上月二十七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基本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時,稱香港的「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 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 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負有監督責任」;以及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如「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等。

這些前所未聞的說法,在特區社會掀起了一番爭議,港人心中都禁不住要問:到底在中央心目中,希望香港變成怎麼樣呢?

假如

社會上所有知名的民主鬥士和學生領袖,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起訴、囚禁,香港所有批評與反對的聲音都被噤聲。

社會上再也沒有任何示威和反政府遊行,連持續舉辦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也不再舉行。至於自○三年起,每年都會舉行的七一大遊行,則變成一片歌舞昇平的巡遊,熱烈歡迎中共治港者的領導,歌功頌德。

社會上不再重視言論自由,電視與報章等傳播媒體都主動拒絕報導,任何關於中央和政府的負面消息,甚至於重大民生議題,如鉛水、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結構安全問題,也沒有人敢揭發,隱惡揚善成為了本地傳媒的座右銘。

立法會內不再有議員拉布,只有一言堂。全體議員皆完全配合特首及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議會成為了橡皮圖章,通過所有政府的提案。一地兩檢、《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政改等富爭議性的議題,一下子便會按照中共的意旨三讀通過,確切地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特首的產生辦法,是按照人大常委會在一四年作出的「八三一」決定而制定,由選民從中央所挑選的「愛國者」候選人中,以一人一票選出。而立法會則繼續有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產生,令保皇黨在議會內永遠佔多數。

司法方面,香港再也沒有外籍法官。而法律界亦不再奉行司法獨立,所有與政府有關的案件,法官都要先請示特首或其他負責部門的意見,以及相關判辭都要先交予黨委書記批改,然後才可頒布。此外,所有對政府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人都必定敗訴,並要支付政府一切訟費。

香港全面實行張德江所盛讚的澳門模式,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無間,一致地按照中共治港者的意旨辦事,比澳門更澳門。

難道

國際社會會認同一國兩制真的已成功落實嗎?

台灣社會能夠接受以這樣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嗎?

中共自吹自擂「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會有人認同嗎?

最高領導人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不會因而受影響嗎?國家可取信於國際社會嗎?

倡議一國兩制的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會認同中共治港者這般實行「一國兩制」嗎?

 

圖片說明:假如香港變成澳門,香港還能示威?還能反政府遊行?還能悼念六四嗎?(石鎬鳴攝)

如果中央政府對特區有「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對特首則有「發出指令權」,亦即擁有全面話事權,那麼,特區還可能有「高度自治權」嗎?

 

上週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發表講話,除了重申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外,他還「特別強調」依照《基本法》產生的特區管治團隊必須由「愛國者組成」。他表示:「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負有監督責任。」

此外,他還表示:「對於屬於中央的權力,在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保障直接行使外交、國防等權力的同時,圍繞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張德江的講話不乏老調重彈,而他亦趁機把干預合理化、制度化,強調中共有責任「監督」特區的「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區,還表明「要制定和細化」關於中央權力的規定,更聲稱中央政府擁有向特首「發出指令權」。

他口中的「監督」責任,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是找不到的,而且更是違背了兩者所訂定「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基本法》第二章列出「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非常明確地釐定中央負責的範疇,及特區在高度自治下所享有的權力──第十二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第十三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特區的「外交事務」;第十四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特區的「防務」;第十五條中央政府「任命」特首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第十六條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第十七條特區「享有立法權」;第十九條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二十二條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可見《基本法》已訂明,除了國防和外交外,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而這亦是港人向來的理解,大家試想如中央政府真的對特區的公職人員有監督權的話,何以《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卻清楚訂明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呢?簡直荒謬!

至於中央政府向特首「發出指令權」,應該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八)「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然而,《基本法》所「規定的有關事務」,除了國防、外交以外,還有什麼呢?難道張德江欲將之無限放大,在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上,中央政府亦可任意發出「指令」,縱使牴觸《基本法》也在所不惜?

在筆者參與起草《基本法》的整個過程,透明度都非常高,每次會議後,小組的正、副召集人都會向記者講及會議的重要內容,而且任何委員隨後都可公開發表意見,筆者差不多每次都會這樣表達個人看法。假如中央政府真的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向特首「發出指令權」,以及對特區公職人員「負有監督責任」,為何當時完全沒有提及呢?

說穿了,張德江委實是企圖在香港回歸二十年,過橋抽板,「不按本子辦事」,並且無中生有,將《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已闡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改頭換面。

由此看來,惟有中央最高領導人撥亂反正,否則,那些中共治港者一定會變本加厲、得寸進尺,而這亦等同宣布:一國就只能有一制!

 

圖片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週六再發表講話,重申中央對特區有全面管治權,特區還有一國兩制嗎?(新華社圖片)

梁振英沉船不過是遲早的問題,何以仍有人甘願做其陪葬品呢?

 

上週,立法會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簡稱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被揭發把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文件交予特首辦,由特首親自修改,然後他便照單全收,以自己名義向委員會提交。

周浩鼎起初一直拒絕辭去委員會職務,直至上週五,他才宣布辭職,但亦強調自己在事件中絕無任何隱瞞,並無違規或違法,更反駁既然是公開文件,任何人都可以評論,包括梁振英。據稱,周浩鼎之所以拖延多天才辭職,是由於梁振英不肯認錯,使到周浩鼎也不能辭職,以免人們認為梁振英亦有錯。的而且確,梁振英對自己私通周浩鼎一事,始終振振有詞:「我完全有權,向專責委員會提出我的觀點」,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姿態。

記得在一五年九月十二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公開表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在「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當時,其言論在香港社會惹起很大回響,但梁振英仍力挺張曉明,認為其講話有理,只是遭人「誤導」、「曲解」和「斷章取義」,還揚言:特首地位「確實是超然」。

透過梁振英在今次事件的言行,可見他果真相信其地位「超然」,因此,作為被委員會調查的對象,非但不避嫌,還自覺可名正言順地指導委員會的工作。他既已對立法機構運用「超然」的特權,那麼,相信縱然有關事件日後真的進入司法程序,其時已貴為國家領導人的他,定會以為自己的地位更加「超然」,能夠在背後提點主控官的盤問範圍,和在陪審團中又找一個「周浩鼎」出來,甚至於私下向法官提出其「觀點」。

事實上,即使梁振英自以為「超然」,奈何周浩鼎以至保皇黨也甘願配合,捨棄立法會議員的公信力來包庇他。

近年來,保皇黨都千方百計地多次阻止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政府的重大施政失誤。事實上,保皇黨本來也阻止這個委員會的成立,但因民主派議員採用提交呈請書的途徑,並獲得超過二十名議員同時站立支持,才得以成立一個沒有傳召權力、調查結論亦沒有約束力的委員會。委員會共有十一名委員,保皇黨佔七名,包括正、副主席,而且自委員會成立以來,保皇黨委員都盡力地「捍衞」梁振英,不斷拉布外,更將委員會改以閉門形式舉行。然而,梁振英仍不「放心」,要親手運用其「超然」權力對委員會指指點點。

梁振英明知保皇黨已在委員會內全力包庇自己,為何他仍要兵行險着呢?大家都有目共睹,梁振英上任後,凡事都是只顧一己私利,上任不久,社會上就出現了一些言行粗暴的所謂「愛港」力量,來掩蓋反對他的聲音。其後,他為了爭取連任,更搞出一個「港獨問題」,務求令北京以為只有倚仗其強悍手段,才可平「亂」。今次他之所以按捺不住要親自指導委員會,相信他是擔心其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位,會因委員會的調查而出現變數,豈料卻「愈搞愈禍」。故此,指導委員會一事曝光後,他才會做出一連串不理智的瘋狂行動,死撐自己沒有錯之餘,連日來更不斷猛烈抨擊被他控告誹謗的梁繼昌議員,企圖轉移視線,藉以脫身。

然而,他不顧一切的自保行為,固然早已把社會整體利益拋諸腦後,亦牽連保皇黨成為犧牲品,甚至沒有顧慮會對國家主席習近平七月一日訪港,帶來不利因素。由此觀之,他會沉船只不過是遲早之事,但何以譚耀宗等人依然甘願做其陪葬品呢?

 

圖片說明:狼瘋了,相信就是因為擔心其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位出現變數;但一連串瘋狂行動,似乎只會加速沉船。(《蘋果日報》圖片)

如果香港實行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國家又怎樣能走向文明社會,與世界接軌呢?

 

上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視察澳門期間發表的講話,被香港輿論高度關注,認為其講話根本就是衝着香港而來。

他指出澳門回歸十七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因澳門「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澳門「自覺配合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澳門居民尊重認同和維護中央管治權,維護行政長官作為『雙首長』的權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並重在配合。 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社會始終佔據主導地位。」

他又指:「澳門社會始終團結、包容、務實進取,不爭拗,不空耗,善於把國家發展大勢和自身優勢結合起來,集中精力搞建設,共同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他最後讚揚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發揮了表率作用,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你們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列」。他更重申去年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到京述職的澳門特首崔世安的講話:「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

簡而言之,澳門目前正落實的一國兩制,就是張德江眼中的一國兩制模範,並且顯然期望香港能效法,就如習主席與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會面時,曾寄語她上任後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團結包容,戮力同心,銳意進取,為香港發展進步作出貢獻」。

然而,澳門的一國兩制真的是一國兩制的「榜樣」嗎?在外界看來,澳門的一制,跟內地一制的差別,只不過是澳門是一個可合法賭博的中國城市,以及內地貪官污吏洗錢的基地。除此之外,澳門的一制對推動國家發展又有什麼價值呢?

張德江的發言也有提及「一帶一路」,指「外國現在求着我們要搭我們(中國)的快車,香港、澳門作為中央特別行政區, 你也不用排隊,你也不用買票,中央已經在車上給你留了位子了,而且還有VIP貴賓通道, 為什麼不快點搭這個快車呢?」

可是,港人向來認為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是期望憑藉香港的優勢來促進國家發展。按照其發展藍圖,當時安定繁榮的香港,如能繼續保持法治、人權、自由、公平競爭環境、廉潔社會等優勢五十年不變,便可擔當國家發展的火車頭,帶領祖國走向文明。如今張德江的說法,卻明顯是矮化香港的角色,着港人要搭國家的「快車」,跟澳門一樣乖乖地把握經濟發展機遇。然而,如果香港真的實行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只管「善用『兩制』之利」,不再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甘心地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那麼,國家又怎樣能走向文明社會,與世界接軌呢?再者,台灣又會否接受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日前,習主席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在致開幕辭時指出:「美好的藍圖變成現實,需要紮紮實實的行動。」事實上,國家早有一個已訂定超過二十年的一國兩制藍圖尚未真正落實,這個國際協議極待國家「變成現實」,請領導人帶頭採取「紮紮實實的行動」!

 

圖片說明: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視察澳門時發表的「一國兩制」論,被喻為「褒澳貶港」。

接着——一國壓民主、一國壓法治、一國壓自由 ,到底還有兩制嗎?

 

三月二十九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出席學術研討會時,提出要透過在港立法來落實和強化「中央管治權」。其後,他亦在《紫荊雜誌》以《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機制》為題,撰文闡述其觀點。他指出「我們平常說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實施基本法,不但只要切實保障中央授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還包括要不折不扣地實施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唯此,才能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他在文中亦論及人大釋法時,表示應「考慮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以下內容:提請釋法的動議權,人大釋法的範圍與對象,解釋的原則、規則、方式和程序,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在釋法中的作用,解釋的效力、人大釋法與香港司法解釋的關係等內容。人們有理由期待盡快出台有關人大釋法的實施細則,促使人大釋法的制度化、常態化。」

另外,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上月底在研討會致辭時,表示如果兩制不僅滿足不了維繫一國的基本要求,走形、變樣太厲害,甚至拿兩制對抗、破壞損害一國,「兩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條件。」

過往,港人都以為按照《聯合聲明》,除了國防和外交外,特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且起草《基本法》時,亦把《聯合聲明》的承諾條文化,免得日後爭議。

可惜,一國兩制的實踐還是「走樣」了。一五年年底,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提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近期,北京領導層都有再三提到,而饒教授及王部長同樣都有提到,可見問題備受重視。而筆者希望中央能夠掌握導致一國兩制實踐「走樣」的真相,絕不是「中央管治權」的實踐「不夠到位、不夠得力」,而是由於中共「治港者」干預特區事務,而且愈來愈明目張膽、變本加厲,導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根本無法落實。

因此,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並不是如饒教授的建議般,將港人最怕的釋法「制度化」、「常態化」。何況,這根本是曲解了習主席所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國策。一旦中共「治港者」對特區的干擾變得「有法可依」,肯定會因而愈行愈左,甚至導致「兩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條件」,由一國「一制」取而代之。

但我們都不要忘記,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就是希望透過香港獨有的核心價值來帶領祖國發展,實現其治國藍圖。當年鄧小平已預料到,要徹底地確保特區能夠五十年不變,就必須在港建立民主政制,因此,在聯合國登記備案的《聯合聲明》,申明特首及立法會均由選舉產生,後來更在《基本法》內訂明,普選為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的最終目標,並在回歸十年後可實現。

可惜,鄧小平的後繼者沒有依照其藍圖真正落實一國兩制。近年來,中共「治港者」千方百計加強對特區的操控,並強調「一國」必須高高凌駕於「兩制」之上,要不然就擔心「一國」會保不住。但事實上,自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時起,「一國」就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反而由於中共對港人不信任而拖延在港推行民主政制,導致「兩制」至今仍未落實,令港人根本無法當家作主,亦同時使到香港的獨特性及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難以維持,繼而陷入管治困局。

歸根結底,香港沒有民主,又怎能落實一國兩制呢?

 

圖片說明:每年七一上街,每年都高喊「還我一國兩制」,這渴求何時才能落實?

難道有政黨是不希望香港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公正嗎?

 

早在○六年,審計署已深入調查○四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登記,揪出幾百個多位選民共用同一地址的個案,其中一個地址竟有一百六十二名選民登記。審計署因而嚴正批評選舉事務處「沒有核實選民的住址,因此沒有足夠證據確保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的資料正確無誤」。同時,建議政府研究要求登記選民提供住址證明的可行性。

可是,政府在過去十年一直沒有正視問題,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曾採取一些所謂「優化」選民登記制度措施,但明眼人看來,那些卻不過是「教導」選舉機器如何「優化」種票的技巧。因為當局表明只會在發現登記冊上有七人或以上,或超過四個不同姓氏的登記選民居於同一地址,才會進行查核。換言之,只要被種票者的姓氏跟單位戶主相同,或是每戶登記選民的總人數不多於七人,選舉機器就不會被當局調查。因此,傳媒近年依然一再揭發不少宗疑似種票事件,反映出有關問題委實愈來愈猖獗。

上月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選民登記制度的相關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建議提高作出虛假聲明的刑罰,以阻嚇市民作出虛假選民登記的行為。不過,當局卻表明只會「循序漸進」、分階段增加提供住址證明的要求,起先僅是要求現有選民更改登記資料時,提供住址證明,然後才擴展至要求新登記的選民都要提交住址證明。

香港社會向來重視選舉的公正性,相關的公眾諮詢也顯示,大部分公眾意見都支持在提交新登記及更改登記資料時,選民都應提供住址證明。港人其實期待政府推行打擊種票的措施已久,所以政府理應即時全面推行新措施。

不過,民建聯的議員卻反對,竟聲稱要求新登記的選民提供住址證明會減低市民登記做選民的意慾。蔣麗芸甚至質問政府代表:「真住址係咪咁重要呢?」言下之意,即是不認為種票有何不妥。

事實上,政府目前的建議,不過是切實地執行現行選舉法例的規定。依照法例,選民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通常居住於香港,並必須登記一個唯一或主要居所的地址。任何人若故意提供虛假住址來登記成為選民,或是「直接或間接地串謀、煽惑、強迫、誘使、脅迫、恐嚇或慫恿」他人這樣做,即已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舉)規例》第二十二條。若任何人自知沒有資格投票而在選舉中投票的話,便是干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條例》第十六條。

民建聯過去再三捲入疑似種票的醜聞。例子如去年底,報章揭發一五年區議會選舉前,有多名石籬邨公屋居民不約而同在選舉前,更改選民登記住址「遷」至大白田私樓,其中有民建聯義工的住所更變成「五姓六票」的種票場。目前事件正交由警方及廉署跟進調查,但尚未有人被捕。

根據過往選舉的經驗及分析,相信現時可供幕後選舉機器隨便調配的「幽靈選民」超過三十萬,由於他們並非在港居住,只是在選舉日一車、一車地被載來港按照指示投票,所以才需要給他們種票。至於種在何處,相信是按立法會選區分配,然後負責統籌的選舉機器,就會按區議會各區選情及選舉策略作出相應調整。

一旦政府推行新措施,日後選民更改登記資料和新登記的選民,均需提供住址證明,這樣,當然會增加選舉機器種票及調配「幽靈選民」來配票的難度。難怪種票的既得利益者及集團,不得不無視民意、堅決反對,甚至希望「成功爭取」種票合法化!

 

圖片說明:種票,由選民登記一刻已開始;若果政府推行新措施,要選民提供住址證明,相信以「幽靈選民」來配票的難度便大大提高。(《蘋果日報》圖片)

如果「不」啟動政改,其他方面的事務就無法推動。



上週六(二十二日),北京大學舉辦「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在致辭時指出,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成功的,而長遠看一國兩制,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會遇到許多「坡坡坎坎」,亦難免會面對一些挑戰和風險,但強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又指出一國兩制架構下存在一些「內在結構性矛盾和衝突」,「從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來講,要有足夠的耐心和足夠的戰略定力處理」。此外,一國兩制在港落實存在意識形態問題,香港很多人士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價值觀解讀香港政制發展問題,觀點與內地不同,必然會存在分歧和矛盾。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研討會後受訪時更強調,香港過去花費多年時間處理政改都未能成功,「總不能把時間都放在政改上,如果啟動政改,其他方面的事務就無法推動。」他又指「中東一些國家搞普選,結果造成了內亂、產生大量難民,難道希望香港也這樣嗎?」「香港社會需要沉思一下,未來五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怎麼做才是對香港好。」

對港人來說,京官們的言論完全是要繼續拖延落實一國兩制的藉口。回歸二十年,京官至今竟仍然在說「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坡坡坎坎」,又否定實行全面普選,說什麼要考慮「未來五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怎麼做才是對香港好。」難道中共「治港者」真的要徹底地操控香港的選舉結果,「五十年不變」嗎?

一國兩制至今仍未真正落實,在「治港者」的高度干預下,港人根本無法治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同一場合上也表明,特區如不解決普選問題,會「成為妨礙我們改善管治的一個重要障礙」。

大家都有目共睹,香港原來的優勢、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不斷被侵蝕,肯定不能維持「五十年不變」。這個現象相信領導人也注意到,所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五年年底,接見上京述職的梁振英時,已指出近年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如果所謂的「內在結構性矛盾和衝突」是指港獨的話,馮巍本人去年三月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也曾表示分離主義、港獨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眾所周知,港獨根本是「治港者」和梁振英合力營造出來的假象,社會主流與民主派都不支持港獨。因此,絕不能借港獨為名來拖延推行真普選。

筆者當然知道,根據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政治價值觀,共產黨必須全面操縱選舉,而近期的特首選舉就是最好例證。即使三位候選人都是建制派,但仍不肯讓他們公平競爭,中聯辦仍要插手干預為林鄭月娥拉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研討會上也質問:「林鄭月娥的七七七票怎麼得來的? 沒有中聯辦的幫助,她能拿到嗎?」

其實,要真正「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就一定要信任港人,正視港人的民主訴求,不可再強推任何設有篩選機制、扼殺港人選擇權的選舉制度,落實真普選,更不應繼續把廣獲市民支持的民主派拒諸門外。這些委實是中央早已在《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作出的承諾,只要領導人履約兌現,相信香港社會很快便會人心回歸,除了能達致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更能促使國家實現習主席的中國夢。

總之,香港一日沒有真普選,就永遠不能落實一國兩制。



圖片說明:香港回歸二十年,至今仍未有真普選,沒有一國兩制,究竟還要等多久?還要有多少路要走?(《蘋果日報》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