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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香江不平這處鳴
香江不平這處鳴 壹觀點 無定向風 氣短集 九龍霸王電影彈 肉食中環 坐看雲起時 事實與偏見 壹樂也 潑墨 投資與良知 關公不是災難 運動壹指禪 媽媽週記 壹角度 壹擋專政 SecondOpinion 壹計就明 中環任我行 股海縱橫 精英秘聞錄 我係新界佬

董建華任內的最大遺憾,根本是他咎由自取!

 

上週,筆者在本欄論及《基本法》廿三條立法,而在○三年時為特首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上週受訪時指,回顧其在位八年期間所發生的多個社會及政治風波,他最遺憾的是未能完成廿三條立法。

他稱當時「覺得保障國家安全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需要爭拗」,並承認當時自己經驗不足,政府準備不夠充分,最終未能成功立法。他稱:「從中央的角度,是要做廿三條立法,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國家安全法,當(香港)有這個猶豫後,中央開始對香港懷疑,而有懷疑後,不可以說你把人家推開就當沒有事情發生過,(中央)就開始有戒心,為什麼香港會這樣?」

董建華當年的確應該能夠成功將廿三條立法,但最終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偏聽。

當然在整個廿三條立法過程中,他曾犯下不少嚴重錯誤,例如:一、他沒有將制定廿三條立法內容的工作,交予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負責,而是讓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主導,但國家安全法關係到執法人員的職權範圍,所以由局長來增加自己及其所管轄部門的職權,肯定有嚴重的利益衝突;二、《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內有部分條文,明顯侵犯了港人在言論、結社與宗教等方面的自由,違背《聯合聲明》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及三、他拒絕以白紙草案的形式充分諮詢公眾,而是堅持立即向立法會提交藍紙草案,要求立法會匆匆立法。

正因為董建華剛愎自用,以為一定可以依賴保皇黨在立法會內佔大多數而通過草案,所以拒絕聽取民主派及其他組織所提出,可維持港人所享有的自由水平不變的合理修改意見,終於導致七一大遊行有超過七十五萬人上街。翌日,民主派議員即時書面約見董建華,但他一直拒絕與我們商討,只是與自由黨及民建聯會晤。自由黨建議政府應押後恢復二讀,但民建聯則堅持如期立法,但提出了修改該草案的建議。

董建華在七月五日表示,會如期於七月九日恢復二讀,但就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一、將從屬於已遭中央禁制的內地組織之本地組織,可被取締的有關條款取消;二、在有關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的條文中,加入以公眾利益作為抗辯理由;及三、取消警方在無法庭手令也可入屋行使緊急調查權力的條文。

事實上,這些修改民主派很早以前已經提出,但董建華卻棄之如敝屣。七月六日晚,自由黨表示不接納董建華的修訂,反對如期二讀,而時任主席的田北俊更即時提出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在自由黨反對下,草案根本不可能獲立法會通過,翌日凌晨政府發表聲明,接受田北俊辭職,並宣布押後立法。及至九月五日,董建華宣布撤回草案。

回顧當年,可見如董建華在初期已願意聽取民主派議員的意見,並作出修訂,那麼,七一大遊行就肯定不會有這麼多人上街。又如果在他決定接納民建聯提出的三項修改後,先與民主派議員會晤徵求支持,由於我們早前也曾提出相同的修改建議,相信民主派一定會同意董建華讓民建聯「成功爭取」。這樣,董建華就可轉危為機──因着香港社會的強烈訴求,他決定從善如流,接納民建聯的修改草委建議,成功落實中央所重視的廿三條立法。這絕對是皆大歡喜的四贏局面,可惜,他卻錯失良機。

○三年的七一大遊行,絕對是廿三條未能成功立法的轉捩點。近期中共治港者明顯對廿三條立法又再蠢蠢欲動,試問今年七月一日,我們又豈能不再跟十四年前一樣,上街抗議呢?

中共治港者以釋法為利器,架在港人的頸項,脅迫我們就範。

 

回歸二十年,中共治港者一直不滿特區仍未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廿三條立法)。其實,筆者對廿三條立法一事,向來持正面態度,認為只要所訂定的法例,不損害港人現享有的任何人權和自由,特區委實有責任立法。

然而,基於治港者近年的言行,筆者的看法卻不得不改變。先是一四年,國務院所發表的《白皮書》,將「各級法院法官」視作「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

及後,一六年十一月,人大常委會在梁頌恆及游蕙禎搞出的宣誓風波後,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104條),無視社會上的強烈反對聲音,一意孤行趕在法庭作出裁決前釋法。

根據104條,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特區主要公職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而當中提及的「依法」,即是依照香港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所以104條根本沒有什麼需要人大解釋及澄清。此外,該次釋法其實是修改了《宣誓及聲明條例》,增加多項公職人員宣誓時的言行限制。一旦有議員違反了,便會被視作拒絕宣誓,因而喪失其議員資格,而且有關限制更是具追溯力。

該次釋法跟《白皮書》可說是一脈相承,剝奪特區的自治權,更對特區的司法獨立步步進逼。近期,中共治港者相繼將《白皮書》的論點「發揚光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出要「實現釋法的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實現的法律利器」,又指應完善《基本法》的制度和機制,「以便及時有效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指導工作,把握一國兩制的主導權和發展方向。」

而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早前也指出要「以強大的法律武器 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認為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 負有監督責任」,並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和「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這令筆者禁不住聯想到納粹德國獨裁者希特拉迫使法官狼狽為奸的手段。希特拉掌權前,德國法官都能依法捍衞人民權利。可惜,當希特拉在一九三三年成為德國總理後,施壓令國會通過「授權法」,讓其政府可不經國會自行立法,訂立多條剝奪人權的惡法,讓他可以借法官之手「合法地」將異己判罪收監。有些法官因拒絕助紂為虐而被槍斃,其他法官便被迫就範,淪為希特拉迫害無辜的兇手。

最近一次的釋法就好像希特拉的「授權法」,中共治港者巧立名目地聲稱《基本法》有條文需要解釋,便可修改特區的法例。因此,當廿三條立法,即使是由筆者起草有關草案,而且亦獲得舉世法律專家的保證,該法案可全面保障港人所有人權自由。可是,在該草案通過後,如果有人惹起中共治港者的不滿,為求將該人「繩之於法」,人大常委會便可以解釋廿三條為藉口,但實質卻是修改該條例,將良法釋成惡法,令法官不得不依「法」判案。由此觀之,自該次釋法後,特區目前應享有的所有人權與自由皆失去保障。在最高領導人撥亂反正前,試問香港社會又怎可能支持廿三條立法呢?

再者,筆者不能不問,當特區的法治與澳門看齊,對於國家推展一帶一路和長遠發展又有何益處呢?

 

圖片說明:釋法猛於虎,九九年政府就香港居留權問題提請人大釋法,法律界發起黑衣靜默遊行。(《蘋果日報》圖片)

中央已授予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在沒有任何諮詢下,又怎能單方面收回呢?

香港回歸祖國已二十年,雖說距離二○四七年、「五十年不變」的期限尚有三十年,但不代表特區探討二○四七年的問題沒有迫切性。

回看八十年代初,中英展開香港問題談判的因由,委實是本地銀行率先提出。因新界自七十年代起急速發展,興建不少樓宇,但卻由於清政府與英國所簽訂的「新界租約」於九七年屆滿,所以銀行不敢做跨越九七年的長期貸款,但短年期卻衍生高利率,導致銀行難以制訂按揭策略。而且新界發展亦牽涉到許多路橋基建,需要以土地作抵押品向銀行融資,但土地價值卻存在此不明朗因素。故他們便向港英政府施壓,要求英國政府盡快處理。

由此觀之,同樣問題委實不久就會在特區陸續浮現,土地使用權所牽涉的按揭問題,及基建項目的營運和融資合約也會有跨越二○四七年的趨勢,還有特區是否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司法制度會否改變 等問題,肯定會如回歸前般,動搖國際及香港社會對特區前途的信心,進而影響到經濟發展。因此,早在一二年,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已公開提出:「『一國兩制』的去向與未來,得早於二○四七年,恐怕在二○三○年左右便得解決。」及後,他在一五年再次談到此看法時,進一步指「有關的安排亦需要有廣泛的諮詢和討論,未來的十至十五年將會是影響這些討論的關鍵時刻」。

的而且確,夜長夢多,拖延展開討論肯定會對特區前景造成不穩定。無奈,中共顯然持不同看法。

早前,前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接受專訪時表示,關於二○四七年前後的技術問題如按揭、地契等「很好解決,不需要那麼緊張,時間沒到」。他還引述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八八年的講話:「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

其觀點在親共人士之間非常普遍,然而,港人卻看在眼裡,中共治港者委實早已偷步改寫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藍圖,而且根本不打算諮詢港人。

一四年,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聲稱中央政府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力」,並將「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視作「治港者」,必須「愛國愛港」,「對國家效忠」,而且履行職務時,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以及「接受中央政府 的監督」以「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明顯是違反了《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承諾,及大幅修改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完全沒有理會鄧小平「前五十年是不能變」的說法。

治港者如今更把《白皮書》奉作金科玉律,還不斷把握機會作進一步演繹。例如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上月再度公開強調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負有監督責任」;以及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包括「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

雖然中央與特區之間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亦即是「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過,既然在制定《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時,已訂明「除外交和國防」,特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作為中央對港的基本方針政策,試問又豈能單方面收回已授予特區的權力呢?

最高領導人必須盡快懸崖勒馬,重回鄧小平的治港治國藍圖,扭轉特區已走了二十年的歪路。

圖片說明:鄧小平曾經講過「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如今香港只回歸了廿年,變的卻已經是天翻地覆。

難道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會認同中共治港者,這二十年來的所作所為嗎?

 

距離回歸二十周年不足一個月,內地與香港都相繼舉行了多個以回歸為題的研討會。京官當然一面倒地肯定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強調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但同時亦對一國兩制增加了一些令人震驚的新註釋。例如上月二十七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基本法》實施二十周年座談會上發言時,稱香港的「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 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不是分權關係, 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的權力」;中央對特區「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負有監督責任」;以及提出要在港「制定和細化」中央權力的法規,如「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等。

這些前所未聞的說法,在特區社會掀起了一番爭議,港人心中都禁不住要問:到底在中央心目中,希望香港變成怎麼樣呢?

假如

社會上所有知名的民主鬥士和學生領袖,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起訴、囚禁,香港所有批評與反對的聲音都被噤聲。

社會上再也沒有任何示威和反政府遊行,連持續舉辦悼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也不再舉行。至於自○三年起,每年都會舉行的七一大遊行,則變成一片歌舞昇平的巡遊,熱烈歡迎中共治港者的領導,歌功頌德。

社會上不再重視言論自由,電視與報章等傳播媒體都主動拒絕報導,任何關於中央和政府的負面消息,甚至於重大民生議題,如鉛水、港珠澳大橋香港段結構安全問題,也沒有人敢揭發,隱惡揚善成為了本地傳媒的座右銘。

立法會內不再有議員拉布,只有一言堂。全體議員皆完全配合特首及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議會成為了橡皮圖章,通過所有政府的提案。一地兩檢、《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及政改等富爭議性的議題,一下子便會按照中共的意旨三讀通過,確切地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特首的產生辦法,是按照人大常委會在一四年作出的「八三一」決定而制定,由選民從中央所挑選的「愛國者」候選人中,以一人一票選出。而立法會則繼續有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產生,令保皇黨在議會內永遠佔多數。

司法方面,香港再也沒有外籍法官。而法律界亦不再奉行司法獨立,所有與政府有關的案件,法官都要先請示特首或其他負責部門的意見,以及相關判辭都要先交予黨委書記批改,然後才可頒布。此外,所有對政府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人都必定敗訴,並要支付政府一切訟費。

香港全面實行張德江所盛讚的澳門模式,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合作無間,一致地按照中共治港者的意旨辦事,比澳門更澳門。

難道

國際社會會認同一國兩制真的已成功落實嗎?

台灣社會能夠接受以這樣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嗎?

中共自吹自擂「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會有人認同嗎?

最高領導人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不會因而受影響嗎?國家可取信於國際社會嗎?

倡議一國兩制的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會認同中共治港者這般實行「一國兩制」嗎?

 

圖片說明:假如香港變成澳門,香港還能示威?還能反政府遊行?還能悼念六四嗎?(石鎬鳴攝)

如果中央政府對特區有「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對特首則有「發出指令權」,亦即擁有全面話事權,那麼,特區還可能有「高度自治權」嗎?

 

上週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發表講話,除了重申中央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外,他還「特別強調」依照《基本法》產生的特區管治團隊必須由「愛國者組成」。他表示:「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負有監督責任。」

此外,他還表示:「對於屬於中央的權力,在完善有關法律法規,保障直接行使外交、國防等權力的同時,圍繞對特別行政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張德江的講話不乏老調重彈,而他亦趁機把干預合理化、制度化,強調中共有責任「監督」特區的「法定公職人員」,是否擁護《基本法》、是否效忠國家和特區,還表明「要制定和細化」關於中央權力的規定,更聲稱中央政府擁有向特首「發出指令權」。

他口中的「監督」責任,在《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是找不到的,而且更是違背了兩者所訂定「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基本法》第二章列出「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非常明確地釐定中央負責的範疇,及特區在高度自治下所享有的權力──第十二條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第十三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特區的「外交事務」;第十四條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特區的「防務」;第十五條中央政府「任命」特首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第十六條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第十七條特區「享有立法權」;第十九條特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二十二條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可見《基本法》已訂明,除了國防和外交外,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而這亦是港人向來的理解,大家試想如中央政府真的對特區的公職人員有監督權的話,何以《基本法》第二十二條卻清楚訂明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不得干預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呢?簡直荒謬!

至於中央政府向特首「發出指令權」,應該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八)「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然而,《基本法》所「規定的有關事務」,除了國防、外交以外,還有什麼呢?難道張德江欲將之無限放大,在特區「自行管理的事務」上,中央政府亦可任意發出「指令」,縱使牴觸《基本法》也在所不惜?

在筆者參與起草《基本法》的整個過程,透明度都非常高,每次會議後,小組的正、副召集人都會向記者講及會議的重要內容,而且任何委員隨後都可公開發表意見,筆者差不多每次都會這樣表達個人看法。假如中央政府真的對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向特首「發出指令權」,以及對特區公職人員「負有監督責任」,為何當時完全沒有提及呢?

說穿了,張德江委實是企圖在香港回歸二十年,過橋抽板,「不按本子辦事」,並且無中生有,將《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已闡明「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改頭換面。

由此看來,惟有中央最高領導人撥亂反正,否則,那些中共治港者一定會變本加厲、得寸進尺,而這亦等同宣布:一國就只能有一制!

 

圖片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週六再發表講話,重申中央對特區有全面管治權,特區還有一國兩制嗎?(新華社圖片)

梁振英沉船不過是遲早的問題,何以仍有人甘願做其陪葬品呢?

 

上週,立法會調查UGL事件專責委員會(簡稱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被揭發把委員會的調查範圍文件交予特首辦,由特首親自修改,然後他便照單全收,以自己名義向委員會提交。

周浩鼎起初一直拒絕辭去委員會職務,直至上週五,他才宣布辭職,但亦強調自己在事件中絕無任何隱瞞,並無違規或違法,更反駁既然是公開文件,任何人都可以評論,包括梁振英。據稱,周浩鼎之所以拖延多天才辭職,是由於梁振英不肯認錯,使到周浩鼎也不能辭職,以免人們認為梁振英亦有錯。的而且確,梁振英對自己私通周浩鼎一事,始終振振有詞:「我完全有權,向專責委員會提出我的觀點」,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姿態。

記得在一五年九月十二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公開表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在「特別行政區三權之上」。當時,其言論在香港社會惹起很大回響,但梁振英仍力挺張曉明,認為其講話有理,只是遭人「誤導」、「曲解」和「斷章取義」,還揚言:特首地位「確實是超然」。

透過梁振英在今次事件的言行,可見他果真相信其地位「超然」,因此,作為被委員會調查的對象,非但不避嫌,還自覺可名正言順地指導委員會的工作。他既已對立法機構運用「超然」的特權,那麼,相信縱然有關事件日後真的進入司法程序,其時已貴為國家領導人的他,定會以為自己的地位更加「超然」,能夠在背後提點主控官的盤問範圍,和在陪審團中又找一個「周浩鼎」出來,甚至於私下向法官提出其「觀點」。

事實上,即使梁振英自以為「超然」,奈何周浩鼎以至保皇黨也甘願配合,捨棄立法會議員的公信力來包庇他。

近年來,保皇黨都千方百計地多次阻止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來調查政府的重大施政失誤。事實上,保皇黨本來也阻止這個委員會的成立,但因民主派議員採用提交呈請書的途徑,並獲得超過二十名議員同時站立支持,才得以成立一個沒有傳召權力、調查結論亦沒有約束力的委員會。委員會共有十一名委員,保皇黨佔七名,包括正、副主席,而且自委員會成立以來,保皇黨委員都盡力地「捍衞」梁振英,不斷拉布外,更將委員會改以閉門形式舉行。然而,梁振英仍不「放心」,要親手運用其「超然」權力對委員會指指點點。

梁振英明知保皇黨已在委員會內全力包庇自己,為何他仍要兵行險着呢?大家都有目共睹,梁振英上任後,凡事都是只顧一己私利,上任不久,社會上就出現了一些言行粗暴的所謂「愛港」力量,來掩蓋反對他的聲音。其後,他為了爭取連任,更搞出一個「港獨問題」,務求令北京以為只有倚仗其強悍手段,才可平「亂」。今次他之所以按捺不住要親自指導委員會,相信他是擔心其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位,會因委員會的調查而出現變數,豈料卻「愈搞愈禍」。故此,指導委員會一事曝光後,他才會做出一連串不理智的瘋狂行動,死撐自己沒有錯之餘,連日來更不斷猛烈抨擊被他控告誹謗的梁繼昌議員,企圖轉移視線,藉以脫身。

然而,他不顧一切的自保行為,固然早已把社會整體利益拋諸腦後,亦牽連保皇黨成為犧牲品,甚至沒有顧慮會對國家主席習近平七月一日訪港,帶來不利因素。由此觀之,他會沉船只不過是遲早之事,但何以譚耀宗等人依然甘願做其陪葬品呢?

 

圖片說明:狼瘋了,相信就是因為擔心其全國政協副主席之位出現變數;但一連串瘋狂行動,似乎只會加速沉船。(《蘋果日報》圖片)

如果香港實行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國家又怎樣能走向文明社會,與世界接軌呢?

 

上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視察澳門期間發表的講話,被香港輿論高度關注,認為其講話根本就是衝着香港而來。

他指出澳門回歸十七年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功,因澳門「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澳門「自覺配合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澳門居民尊重認同和維護中央管治權,維護行政長官作為『雙首長』的權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行使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並重在配合。 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社會始終佔據主導地位。」

他又指:「澳門社會始終團結、包容、務實進取,不爭拗,不空耗,善於把國家發展大勢和自身優勢結合起來,集中精力搞建設,共同促進經濟發展,民生改善。」

他最後讚揚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發揮了表率作用,特別值得肯定的是,你們率先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列」。他更重申去年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見到京述職的澳門特首崔世安的講話:「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

簡而言之,澳門目前正落實的一國兩制,就是張德江眼中的一國兩制模範,並且顯然期望香港能效法,就如習主席與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會面時,曾寄語她上任後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團結包容,戮力同心,銳意進取,為香港發展進步作出貢獻」。

然而,澳門的一國兩制真的是一國兩制的「榜樣」嗎?在外界看來,澳門的一制,跟內地一制的差別,只不過是澳門是一個可合法賭博的中國城市,以及內地貪官污吏洗錢的基地。除此之外,澳門的一制對推動國家發展又有什麼價值呢?

張德江的發言也有提及「一帶一路」,指「外國現在求着我們要搭我們(中國)的快車,香港、澳門作為中央特別行政區, 你也不用排隊,你也不用買票,中央已經在車上給你留了位子了,而且還有VIP貴賓通道, 為什麼不快點搭這個快車呢?」

可是,港人向來認為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當年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是期望憑藉香港的優勢來促進國家發展。按照其發展藍圖,當時安定繁榮的香港,如能繼續保持法治、人權、自由、公平競爭環境、廉潔社會等優勢五十年不變,便可擔當國家發展的火車頭,帶領祖國走向文明。如今張德江的說法,卻明顯是矮化香港的角色,着港人要搭國家的「快車」,跟澳門一樣乖乖地把握經濟發展機遇。然而,如果香港真的實行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只管「善用『兩制』之利」,不再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甘心地成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那麼,國家又怎樣能走向文明社會,與世界接軌呢?再者,台灣又會否接受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

日前,習主席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圓桌峰會,在致開幕辭時指出:「美好的藍圖變成現實,需要紮紮實實的行動。」事實上,國家早有一個已訂定超過二十年的一國兩制藍圖尚未真正落實,這個國際協議極待國家「變成現實」,請領導人帶頭採取「紮紮實實的行動」!

 

圖片說明: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視察澳門時發表的「一國兩制」論,被喻為「褒澳貶港」。

接着——一國壓民主、一國壓法治、一國壓自由 ,到底還有兩制嗎?

 

三月二十九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教授出席學術研討會時,提出要透過在港立法來落實和強化「中央管治權」。其後,他亦在《紫荊雜誌》以《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套的制度和機制》為題,撰文闡述其觀點。他指出「我們平常說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實施基本法,不但只要切實保障中央授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還包括要不折不扣地實施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唯此,才能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他在文中亦論及人大釋法時,表示應「考慮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以下內容:提請釋法的動議權,人大釋法的範圍與對象,解釋的原則、規則、方式和程序,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在釋法中的作用,解釋的效力、人大釋法與香港司法解釋的關係等內容。人們有理由期待盡快出台有關人大釋法的實施細則,促使人大釋法的制度化、常態化。」

另外,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上月底在研討會致辭時,表示如果兩制不僅滿足不了維繫一國的基本要求,走形、變樣太厲害,甚至拿兩制對抗、破壞損害一國,「兩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條件。」

過往,港人都以為按照《聯合聲明》,除了國防和外交外,特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而且起草《基本法》時,亦把《聯合聲明》的承諾條文化,免得日後爭議。

可惜,一國兩制的實踐還是「走樣」了。一五年年底,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提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近期,北京領導層都有再三提到,而饒教授及王部長同樣都有提到,可見問題備受重視。而筆者希望中央能夠掌握導致一國兩制實踐「走樣」的真相,絕不是「中央管治權」的實踐「不夠到位、不夠得力」,而是由於中共「治港者」干預特區事務,而且愈來愈明目張膽、變本加厲,導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根本無法落實。

因此,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並不是如饒教授的建議般,將港人最怕的釋法「制度化」、「常態化」。何況,這根本是曲解了習主席所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國策。一旦中共「治港者」對特區的干擾變得「有法可依」,肯定會因而愈行愈左,甚至導致「兩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條件」,由一國「一制」取而代之。

但我們都不要忘記,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就是希望透過香港獨有的核心價值來帶領祖國發展,實現其治國藍圖。當年鄧小平已預料到,要徹底地確保特區能夠五十年不變,就必須在港建立民主政制,因此,在聯合國登記備案的《聯合聲明》,申明特首及立法會均由選舉產生,後來更在《基本法》內訂明,普選為特首和立法會選舉的最終目標,並在回歸十年後可實現。

可惜,鄧小平的後繼者沒有依照其藍圖真正落實一國兩制。近年來,中共「治港者」千方百計加強對特區的操控,並強調「一國」必須高高凌駕於「兩制」之上,要不然就擔心「一國」會保不住。但事實上,自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零時起,「一國」就已成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反而由於中共對港人不信任而拖延在港推行民主政制,導致「兩制」至今仍未落實,令港人根本無法當家作主,亦同時使到香港的獨特性及行之有效的法治精神難以維持,繼而陷入管治困局。

歸根結底,香港沒有民主,又怎能落實一國兩制呢?

 

圖片說明:每年七一上街,每年都高喊「還我一國兩制」,這渴求何時才能落實?

難道有政黨是不希望香港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公正嗎?

 

早在○六年,審計署已深入調查○四年立法會選舉的選民登記,揪出幾百個多位選民共用同一地址的個案,其中一個地址竟有一百六十二名選民登記。審計署因而嚴正批評選舉事務處「沒有核實選民的住址,因此沒有足夠證據確保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的資料正確無誤」。同時,建議政府研究要求登記選民提供住址證明的可行性。

可是,政府在過去十年一直沒有正視問題,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曾採取一些所謂「優化」選民登記制度措施,但明眼人看來,那些卻不過是「教導」選舉機器如何「優化」種票的技巧。因為當局表明只會在發現登記冊上有七人或以上,或超過四個不同姓氏的登記選民居於同一地址,才會進行查核。換言之,只要被種票者的姓氏跟單位戶主相同,或是每戶登記選民的總人數不多於七人,選舉機器就不會被當局調查。因此,傳媒近年依然一再揭發不少宗疑似種票事件,反映出有關問題委實愈來愈猖獗。

上月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選民登記制度的相關事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建議提高作出虛假聲明的刑罰,以阻嚇市民作出虛假選民登記的行為。不過,當局卻表明只會「循序漸進」、分階段增加提供住址證明的要求,起先僅是要求現有選民更改登記資料時,提供住址證明,然後才擴展至要求新登記的選民都要提交住址證明。

香港社會向來重視選舉的公正性,相關的公眾諮詢也顯示,大部分公眾意見都支持在提交新登記及更改登記資料時,選民都應提供住址證明。港人其實期待政府推行打擊種票的措施已久,所以政府理應即時全面推行新措施。

不過,民建聯的議員卻反對,竟聲稱要求新登記的選民提供住址證明會減低市民登記做選民的意慾。蔣麗芸甚至質問政府代表:「真住址係咪咁重要呢?」言下之意,即是不認為種票有何不妥。

事實上,政府目前的建議,不過是切實地執行現行選舉法例的規定。依照法例,選民必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通常居住於香港,並必須登記一個唯一或主要居所的地址。任何人若故意提供虛假住址來登記成為選民,或是「直接或間接地串謀、煽惑、強迫、誘使、脅迫、恐嚇或慫恿」他人這樣做,即已觸犯《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舉)規例》第二十二條。若任何人自知沒有資格投票而在選舉中投票的話,便是干犯了《選舉(舞弊及非法)條例》第十六條。

民建聯過去再三捲入疑似種票的醜聞。例子如去年底,報章揭發一五年區議會選舉前,有多名石籬邨公屋居民不約而同在選舉前,更改選民登記住址「遷」至大白田私樓,其中有民建聯義工的住所更變成「五姓六票」的種票場。目前事件正交由警方及廉署跟進調查,但尚未有人被捕。

根據過往選舉的經驗及分析,相信現時可供幕後選舉機器隨便調配的「幽靈選民」超過三十萬,由於他們並非在港居住,只是在選舉日一車、一車地被載來港按照指示投票,所以才需要給他們種票。至於種在何處,相信是按立法會選區分配,然後負責統籌的選舉機器,就會按區議會各區選情及選舉策略作出相應調整。

一旦政府推行新措施,日後選民更改登記資料和新登記的選民,均需提供住址證明,這樣,當然會增加選舉機器種票及調配「幽靈選民」來配票的難度。難怪種票的既得利益者及集團,不得不無視民意、堅決反對,甚至希望「成功爭取」種票合法化!

 

圖片說明:種票,由選民登記一刻已開始;若果政府推行新措施,要選民提供住址證明,相信以「幽靈選民」來配票的難度便大大提高。(《蘋果日報》圖片)

如果「不」啟動政改,其他方面的事務就無法推動。



上週六(二十二日),北京大學舉辦「紀念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研討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在致辭時指出,一國兩制的實踐是成功的,而長遠看一國兩制,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會遇到許多「坡坡坎坎」,亦難免會面對一些挑戰和風險,但強調「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又指出一國兩制架構下存在一些「內在結構性矛盾和衝突」,「從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來講,要有足夠的耐心和足夠的戰略定力處理」。此外,一國兩制在港落實存在意識形態問題,香港很多人士按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政治價值觀解讀香港政制發展問題,觀點與內地不同,必然會存在分歧和矛盾。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研討會後受訪時更強調,香港過去花費多年時間處理政改都未能成功,「總不能把時間都放在政改上,如果啟動政改,其他方面的事務就無法推動。」他又指「中東一些國家搞普選,結果造成了內亂、產生大量難民,難道希望香港也這樣嗎?」「香港社會需要沉思一下,未來五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怎麼做才是對香港好。」

對港人來說,京官們的言論完全是要繼續拖延落實一國兩制的藉口。回歸二十年,京官至今竟仍然在說「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坡坡坎坎」,又否定實行全面普選,說什麼要考慮「未來五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怎麼做才是對香港好。」難道中共「治港者」真的要徹底地操控香港的選舉結果,「五十年不變」嗎?

一國兩制至今仍未真正落實,在「治港者」的高度干預下,港人根本無法治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同一場合上也表明,特區如不解決普選問題,會「成為妨礙我們改善管治的一個重要障礙」。

大家都有目共睹,香港原來的優勢、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不斷被侵蝕,肯定不能維持「五十年不變」。這個現象相信領導人也注意到,所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五年年底,接見上京述職的梁振英時,已指出近年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如果所謂的「內在結構性矛盾和衝突」是指港獨的話,馮巍本人去年三月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也曾表示分離主義、港獨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眾所周知,港獨根本是「治港者」和梁振英合力營造出來的假象,社會主流與民主派都不支持港獨。因此,絕不能借港獨為名來拖延推行真普選。

筆者當然知道,根據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政治價值觀,共產黨必須全面操縱選舉,而近期的特首選舉就是最好例證。即使三位候選人都是建制派,但仍不肯讓他們公平競爭,中聯辦仍要插手干預為林鄭月娥拉票。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研討會上也質問:「林鄭月娥的七七七票怎麼得來的? 沒有中聯辦的幫助,她能拿到嗎?」

其實,要真正「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就一定要信任港人,正視港人的民主訴求,不可再強推任何設有篩選機制、扼殺港人選擇權的選舉制度,落實真普選,更不應繼續把廣獲市民支持的民主派拒諸門外。這些委實是中央早已在《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作出的承諾,只要領導人履約兌現,相信香港社會很快便會人心回歸,除了能達致建設和諧社會的目標,更能促使國家實現習主席的中國夢。

總之,香港一日沒有真普選,就永遠不能落實一國兩制。



圖片說明:香港回歸二十年,至今仍未有真普選,沒有一國兩制,究竟還要等多久?還要有多少路要走?(《蘋果日報》圖片)

「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弟茂德前書4:12

 

一位急性肝衰竭患者的女兒本欲捐肝救母,但因她尚欠三個月才滿十八歲法定捐贈器官年齡而被拒,幸好有位好心人願意捐肝救助。行文時,患者尚未脫離危險期,衷心祈望她能早日康復。

事件在社會上掀起應否降低器官捐贈者法定年齡的討論,反對者堅持未成年者思想未成熟,不能獨立思考作出捐肝決定。其實,每當有降低法定年齡的議題,總是有人搬出此等理據來搪塞,導致參選和毋須父母同意結婚的年齡,仍維持在二十一歲。

早在九十年代,立法局便曾就以上問題作出研究及討論。當時已有議員指出,政府把二十一歲定為成年年齡,很可能只是隨意地依據騎士時代英國的二十一歲法定年齡而作的決定。根據法改會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公布的《青年人年齡在民事法中的法律效力問題研究報告書》指出,「據說英國最初選定二十一歲為成熟年齡的原因,是有理由預期已屆該年齡的青年男子可以穿上全副武士盔甲。」其次,香港年輕人顯然較以前早熟,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實施九年免費教育後,年輕一代的教育程度已大大提高,普遍具備比較好的學識和見識,十八歲至二十歲青年人的平均教育程度,肯定比二十一歲以上人士的平均教育程度為高。事實上,不少十八歲的青年人已踏入社會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亦即是愈來愈多青年人可在較小年紀,便獲不同程度的社交自由和財政獨立。此外,既然政府與議員均能接受十八歲為成年年齡,即十八歲的青年人已可成為公司董事、信託人、專業人士,及背着槍在街上巡邏的警察,但為何在參選和毋須父母同意結婚的範疇上,卻又認為二十一歲的成年人心智才夠成熟呢?

由此觀之,二十一歲的限制絕對是不合時宜,更沒有理據支持。無奈,事隔二十三年後,有關限制依然存在。

一五年,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申請司法覆核,指出香港選舉法容許年滿十八歲人士成為選民,但在二十一歲前,卻不能參選區議會、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是不合理限制,及違反法律賦予的參選權利。可惜,法庭拒絕其申請。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既然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同一條文所賦予的權力,應當一視同仁、平衡地處理,但為何對投票年齡與參選年齡的限制,卻要有三年的差距呢?何況,國家《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公民只要年滿十八歲,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澳門也是只要年滿十八歲,就可投票及參選。為何香港卻這麼落後呢?

過去十年,不同國家均相繼有年輕的從政者角逐國會議席,並且能勝出。一一年,加拿大聯邦大選,當時十九歲的大學一年級學生迪索(Pierre-Luc Dusseault),和二十歲的香港移民後裔劉舒雲(Laurin Liu),代表新民主黨(NDP)參選並獲勝,分別成為該國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及女議員。一五年,英國大選產生出過去三百四十八年來最年輕的國會議員,即二十歲的大學生布萊克(Mhairi Black)。除此之外,德國、瑞典、澳洲等地的議會,也曾有未滿二十一歲的成年人當選為議員,可見,年輕議員可說是世界潮流趨勢。

透過一二年反國教運動和一四年雨傘運動,足證香港年輕人處事之成熟。這兩次大型社會運動均是由年輕人主導,充分展示出他們擁有很強的應變、議政和分析能力,絕對可擔當議員工作。

那些仍反對降低參選年齡的人,如諮詢過他們兒孫的意見,肯定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古板與脫節!

 

圖片說明:「法定年齡」這議題,不時備受討論;一五年,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亦曾申請司法覆核,挑戰廿一歲才能參選區議會、立法會的法例門檻。

民主派千萬不要被林鄭月娥伸出的橄欖枝所迷惑,而錯失爭取民主的良機,導致前功盡棄。

 

常言道,政治一天都嫌太長。及至兩個多星期前,支持民主的港人仍在高呼ABC,希望曾俊華能當選,抗拒林鄭月娥為下屆特首。不過,近期情況已轉變了。

林鄭月娥當選後刻意效法曾俊華,作出許多討市民歡心的言行。上週二,她接受電視訪問時,明言若社會的確出現反對人大「八三一」政改框架的意見或情緒,「作為一個橋樑角色,我會向中央政府反映,但不等於我會跟中央說,我們一定要這樣做,因為我們需要視乎實際情況。」

或許因香港社會非常渴望和諧,亦可能是市民經歷過狼英五年的折磨,因而產生了林行止先生提出的「豬欄效應」。市民對林鄭月娥看來逐漸受落,民主派亦明顯放下戒心,對她這番明顯有保留的言論,竟反應普遍正面,並期望她會按民意積極處理政改。

可惜,及至週日林鄭月娥出發往北京接受委任前,就已轉軚了。她說:「我只會很概括地與接見我的領導人匯報香港在各方面的情況,相信不會有實質具體就某一個議題的討論。」換言之,她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將不會向他反映港人反對「八三一」框架的意見。

經此一役,相信大家應覺醒,必須警惕她是明言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CY 2.0」。其實,政改三人小組之首的林鄭月娥,正是人大作出「八三一」決定的罪魁禍首,而且她向來堅持政改必須建基於「八三一」框架。因此,民主派千萬不要為了回應她釋出的所謂「善意」,而被牽着鼻子走,錯失爭取民主的良機、前功盡棄。

大家應緊記,正是「八三一」決定催生了為期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可是,港人對民主的強烈訴求,為爭取民主所作的犧牲與付出,卻依然無法令梁振英政府改變,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當然責無旁貸。雖然按照「八三一」框架提出的政改方案,最終因保皇黨「蝦碌」離場,在只有八票支持的情況下被否決,但此後政府卻擺明對香港社會的強烈民主訴求置若罔聞。

民主發展停滯不前,與此同時,中共「治港者」的干預更是愈趨來勢洶洶。今次特首選舉,治港者為確保林鄭月娥當選,就連另一位建制派候選人也容不下,可見,特區的民主空間委實日益狹窄。另外,特區政府對民主派、社運人士的針對亦變得白熱化,擺明車馬選擇性執法,並以較重罪名提出起訴。

面對此困局,民主派不應接受「先民生、後民主」的溝通條件。何況,從事實看來,林鄭月娥如今之所以擺出「親民」姿態,說穿了不過是權宜之計。因為她急於趕在習主席訪港前,營造出「和諧」的成果,所以便積極伸出橄欖枝,設下溝通的陷阱,一旦民主派真的墮入,為民生而擱下爭取民主,社會對爭取民主的熱忱亦會減退,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會大幅下降。這樣,港人便會錯失一個向訪港的習主席,清楚表達強烈民主訴求的機會。

既然林鄭月娥如此盤算,民主派就一定要明確地表明,雙方溝通的前提就是要先在民主方面有具體進展,促使她承諾要走出「八三一」框架,重啟政改,而且特首的普選方案不能設高門檻的提名機制,必須容許民主派可派員參選,並成為候選人。否則,一旦民主派真的配合她,在七月一日演出一場「偽和諧」的戲,讓她在習主席面前領功。當她正式上任後,就會盡情發揮其「好打得」的氣魄,繼續全力拖延民主的落實。

民主派千萬不可上當,爭取民主絕不容鬆懈,大家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勿忘初衷──我要真普選!

 

圖片說明:林鄭當選後自言初心未變;而「我要真普選」,是經歷七十九天佔領及八十九枚催淚彈後,民主派仍念念不忘的初心,不應因林鄭裝作伸出橄欖枝而掉以輕心。

難道中聯辦不僅可凌駕於特區的法律之上,甚至於依法治國的國策也可置之不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兩次參選特首,均因提名票不足而未能「入閘」。週日,其競選辦總新聞主任彭仕敦(Mark Pinkstone)在《Hong Kong Free Press》撰文,力數中聯辦插手干預選舉,抨擊整個選舉程序是一場鬧劇(The whole election protocol is a farce)。

彭仕敦指出,早在去年年中,中央政府已決定「欽點」(anoint)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接替梁振英做特首。因此,中聯辦對於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參選感到不高興,因他們將威脅到林鄭月娥的選情。為了勸退二人,中聯辦分別開出亞投行行長,以及立法會主席與北京職位的條件,但曾俊華及葉劉淑儀均婉拒。面對此僵局,中聯辦即發動宣傳機器,指使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等人,聲稱北京只希望二至三位特首候選人,並致電所有選委,要求他們不要提名葉劉淑儀,而提名林鄭月娥。他還表示當臨近選舉,差不多每個週末,北京官員、中聯辦人員以及選委都會在深圳開會,討論特首選舉的結果。

雖然彭仕敦及後在社交網站表明,文章只屬其個人意見,與葉劉淑儀的競選辦無關,不過,就着如此明確的中聯辦干預選舉指控,特區政府依然會視若無睹嗎?其實,到底他所言是否屬實,只要向曾俊華及葉劉淑儀求證就可得知,所以政府相關部門絕對不能不針對中聯辦此疑似違法行為,採取行動。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 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選舉當然屬於特區按照《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再者,第三款也指出:「中央各部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的一切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按照彭仕敦的描述,中聯辦人員絕對有違法之嫌。按照《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七條,任何人提供利益予另一人,作為該另一人參選或不參選的誘因或報酬,均構成舞弊行為。此外,第十三及十四條亦規定,任何人對選民施以脅迫或欺騙性行為手段,阻止或誘使選民投票或不投票某候選人,亦屬違法。

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曾在一二年表示,選舉條例只監管港人的賄選行為,不包括中聯辦在內,又稱除非有人投訴並提供表面證據,否則選管會不會主動介入調查,以免令外界質疑選擇性執法。然而,如今指控既已擺在眼前,如果選舉管理委員會仍不主動進行調查,就是選擇性「不」執法。何況,即使是天子犯法,亦應與庶民同罪,而且根據《基本法》,中聯辦人員都要遵守特區的法律,沒有逃離法網的特權。因此,特區政府絕不應縱容中聯辦在港無法無天。

當然,到底曾俊華、葉劉淑儀和那些曾被中聯辦施壓的選委,會否講出真相,着實是關鍵。這些當事人固然不應不了了之,但特區政府也必須採取主動、深入調查,給公眾一個清晰的交代。

如果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仍不着手調查,那豈不是間接承認中聯辦可凌駕於特區的法律之上?難道就連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依法治國國策,中聯辦也可置之不理,任由一國兩制繼續「走樣」和「變形」嗎?

 

圖片說明:中聯辦在今次特首選舉中,違反《基本法》作全方位干預選情,特區政府如不作調查,如同間接承認中聯辦可凌駕於特區的法律之上。

如果林鄭月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不會如梁振英般撕裂香港,香港就會有運行!

 

週日,特首選舉曲終人散,林鄭月娥以七百七十七票當選,令許多市民失望。其得票雖然比梁振英在一二年所獲的六百八十九票為多,可是,她卻是歷任特首中,當選時民望最低的一位。明顯,按照中央開出的特首四大條件來說,她在「港人擁護」方面,可謂非常不濟。何況,上週二,二十四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曾發出公開信,指林鄭月娥多年來自以為是、剛愎自用的行事作風和漠視程序公義的往績,較梁振英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主派故此表明與她缺乏互信基礎。

再者,正如筆者上週在本欄所說,林鄭月娥早已明言會延續梁振英施政理念及政策,港人勢必會將她當選一事解讀成:中央認同中共「治港者」撕裂香港路線,導致港人更加不信任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會在港真正落實。在此情況下,林鄭月娥上任後,其施政肯定會事倍功半。

林鄭月娥肯定也明白這個政治現實,故在發表勝選感言時即強調:「今日存在一些頗嚴重的撕裂,以及積累的鬱結,我的首要工作是要修補撕裂及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對我來說,團結是實實在在,一步一步建立起來, 在參選之初,我提出要為管治注入新風格。現在當選之後,我會馬上約晤立法會各黨派的議員,之後我希望建立恒常的溝通機制,為行政立法關係打好基礎。」

其實,和諧、團結也是國家領導人的期望。一五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曾曉諭梁振英: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是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也是特區的主要任務。希望特區政府團結社會各界,穩健施政,維護香港社會政治的穩定。

林鄭月娥雖然在當選後便即時伸出橄欖枝,不過,梁振英卻大唱反調。選舉翌日(本週一)早上,梁振英與林鄭月娥會面後會見傳媒,林鄭月娥再度強調其首要工作是團結社會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可是,政府卻看準時機,待上述會面後,即着手就一四年的雨傘運動算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及邵家臻,以及李永達、黃浩銘、張秀賢和鍾耀華共九人,均收到警方電話預約拘捕,當晚起訴他們,並於本週四在東區法院提堂。

由此觀之,梁振英根本是要把握其餘下任期,盡可能分化社會,打壓異己,看來將會有更多曾參與雨傘運動的人會被拘捕及起訴。這樣下來,林鄭月娥要團結社會和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恐怕有部分是要在監牢內進行了!

看來,梁振英明顯是要留一個比目前更撕裂的爛攤子給林鄭月娥。無奈,她作為候任特首,即使有心修補社會撕裂,因尚未掌權,所以亦不可能在七月一日前有所作為。那麼,將為慶祝回歸二十周年而訪港的習主席,試問又怎可能不會因七一大遊行參與人數突破新高,而尷尬、蒙羞呢?

在梁振英與「治港者」的干擾下,林鄭月娥要重建互信、修補撕裂,的確是舉步維艱。不過,筆者仍然希望她能積極地採取具體行動,以證明自己真的有團結社會的誠意,例如組織管治團隊時,要如她自己所言般「廣納賢能」、「用人唯才」、「不論派別」,好讓市民能姑且相信她是真的有心帶來改變。

有些人呼籲要給林鄭月娥一個機會。筆者認為,最重要是最高領導人能給她及香港機會,徹底改變治港方針,不要再如過去十九年般,縱容「治港者」插手干預特區事務,重回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藍圖,放手讓林鄭月娥以香港核心價值治港。 

 

圖片說明:林鄭月娥當選翌日,警方卻預約拘捕佔中三子及多名雨傘運動人士,林鄭所謂的團結社會,恐怕是要將部分人關在牢中。

民望負值、明言會延續梁振英路線的林鄭月娥,一旦當選,只會令社會更加撕裂。

 

本文刊登時,下屆特首尚有幾天就會產生。在剛過去的週日晚,三位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和胡國興出席了最後一場選舉論壇。雖然三人之中,胡國興肯定是零勝算,但他當晚在論壇上表現積極、富幽默感,值得一讚。

在週日(二十六日)的特首選舉,就只有一千一百九十四名選委擁有投票權,而且他們都是透過功能組別形式的小圈子選舉產生,故絕大多數都是親共人士。換句話說,下任特首花落誰家,實在只待最高領導人一聲令下,相信大多數選委就會歸隊投票。

是次特首選舉一開始便好像已成「定局」,只因中央拖延甚久才批准曾俊華辭去財政司司長職務,導致當時有中央「不信任」他的說法。及後,林鄭月娥請辭、確認參選,中共「治港者」更不斷發放她是北京「唯一屬意」的「真命天子」,並且利用「中央不任命」論來打擊曾俊華。

然而,早前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期間,卻沒有任何欽點林鄭月娥的消息傳出。即使一直力挺她的人大委員長、中共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在出席全國政協港澳委員聯組會議時,也只是重申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去年底提出的下屆特首四項條件:「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中央信任、港人擁護」,而未有表態支持林鄭月娥。另外,林鄭月娥競選辦資深顧問鄭耀棠本月九日受訪時,更表示:「看不到今屆三位特首候選人當中任何一位當選,中央會不任命。」

由此觀之,所謂的「定局」不過是子虛烏有,最高領導人根本就沒有,或起碼是尚未欽點任何人。

一五年年底,國家主席習近平公開指出,近年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近期,北京方面亦有再三提到,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包括政協發言人王國慶、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張德江。既然這是中央領導層對落實一國兩制的共識,那麼,究竟由誰來出任特首,才可達成呢?

近年特區最嚴峻的「新情況」,絕對是社會嚴重撕裂,而這正是「治港者」和梁振英千方百計造成的。大家試想,領導人如認同梁振英的做法,認為一國兩制已經落實,中央還需反覆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嗎?

故此,若然最高領導人認為要改變路線、撥亂反正,那下任特首就一定不可以是林鄭月娥。因為她早已表明會延續「梁振英路線」,所以她做特首的話,目前社會撕裂的情況必然會加劇。何況,部分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已表示,一旦林鄭月娥當選,他們不會與她合作。可見港人不擁護、無法團結社會的她,一旦當選,一國兩制將會更走樣、更變形。

假如最高領導人是有心改變路線,令一國兩制能「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亦即是落實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所訂定的一國兩制藍圖,那麼,唯一能獲各方支持、民望高企的曾俊華,理應是下任特首的最佳人選。因為只有他才有機會修補社會撕裂,令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落實重拾信心。

據稱,習主席會在回歸二十周年期間訪港,一旦林鄭月娥當選,勢必會被解讀為中央認同「治港者」撕裂香港路線,其時社會上的不滿聲音肯定會更激烈,即使她上任後積極修補社會分裂,也不可能在三個月內見成效。其時,七一大遊行人數如突破新高,就肯定會令習主席尷尬難堪。

請三思!

 

圖片說明:選舉進入最後直路,林鄭與曾俊華之間對決,若果林鄭成為特首,香港勢必繼續撕裂,選委們請三思。

不今次特首選舉,勝出的不是林鄭月娥,便是曾俊華。而胡國興只不過是一個令人分心的有趣角色。

 

足兩個星期,下任特首就會出爐。目前三位候選人中,民望最低的胡國興上週受訪時,指民主派選委打算投票給民望淨值最高候選人,是危險和盲目的做法。他建議民主派選委應分散投資,使他和曾俊華在第一輪投票中各得一百六十票,及至第二輪投票才全投他們二人中獲較多建制派選委支持的一位。雖然他得不到建制派選委的提名,卻自稱至少會取得二百八十位建制派選委支持,並說「有八成信心當選」。

其策略惹來不少非議,質疑其動機。而筆者認為,如民主派選委真的這樣分票,曾俊華便肯定不能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勝,反而讓林鄭月娥勝出。

正如筆者過去兩週在本欄所論,胡國興的參選,只會使民主派選委無法達致他們參選時的初衷,就是ABC(Anyone but Carrie)。胡國興雖在表面上與民主派同聲同氣,但他肯定不能代表民主派,亦不能指望他會落實民主派的訴求。

○五年,民主派首次參與特首選舉,李永達獲全體民主派議員支持爭取成為候選人,藉以參與公開辯論。可是,由於北京全力為曾蔭權爭取提名票,令他共取得七百一十四張提名票與書面支持,成為唯一候選人而自動當選。

○七年第四次特首選舉,曾蔭權爭取連任。除了社民連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因決定派梁家傑出選,所以積極地參與○六年底的選委會選舉,並成功取得過百個選委席位。梁家傑因而成為特首候選人,迫使曾蔭權在辯論中回應落實民主等問題。及至一二年第五次特首選舉,不包括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內的民主派,也成功令何俊仁成為候選人,與梁振英及唐英年辯論民主等議題。

至於民主派今屆之所以不派代表角逐特首選舉,只因是次目標是ABC,民主派選委必須把選票全押在唯一一位有可能阻止林鄭月娥當選的候選人身上,即是曾俊華。如民主派有代表參選,就極有可能會𠝹走他的選票。

無奈,胡國興的參選,卻打亂了民主派的ABC計劃。他根本不是民主派代表,亦從未與民主派商量參選。他只不過是趁民主派不派員參選乘虛而入,執起我們的民主旗號、用了民主派大部分政綱,令部分民主派選委覺得不能不提名他。然而,他雖再三否認𠝹票之說,但如果他最終真的取得小部分民主派選委的選票,後果大家心裡有數,就是曾俊華落敗、林鄭月娥當選。

再者,胡國興雖自稱能取得建制派的選票,但卻根本沒有任何客觀事實能引證。何況,縱然其立場如此親近民主派,但胡國興卻沒有如過往的民主派候選人和今屆的曾俊華般,被「不任命論」攻擊,而且親共媒體更反而為他護航。日前黎智英撰文批評胡國興,翌日他便即被《大公報》及《文匯報》猛烈抨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民主派選委絕不能因胡國興而自亂陣腳,必須清楚及堅決地表明,民主派選委肯定會全投曾俊華。這樣,有意支持曾俊華的建制派選委,才會下定決心投票給他。須知建制派的選委已飽受中共「治港者」的施壓,他們如覺得胡國興的介入,會令曾俊華失去小部分民主派選票,就極有可能會因而不支持曾俊華。

因此,為阻林鄭月娥當選,民主派選委必須公開表明不會分票,全體支持曾俊華。其實,即使沒有選票的港人也能出一分力,就是全力推高曾俊華的民望,藉以捆綁民主派選委全投曾俊華。同時,亦要使到最高領導人明白,中共「治港者」力捧的林鄭月娥完全不符合「港人擁護」的條件。這樣,ABC的初衷便有可能達成!

 

圖片說明:民主派選委參選的初衷,就是ABC(Anyone but Carrie),但胡國興的出現卻𠝹走了曾俊華的票,胡官似乎是一個令人分心的有趣角色。

胡國興聲言會以百分之二百決心,阻止林鄭月娥當選,但現實擺在眼前,以他之力,百分之二百無法ABC!

下屆特首選舉的候選人名單已經塵埃落定,能成功入閘的是林鄭月娥(五百八十票)、曾俊華(一百六十五票)及胡國興(一百八十票)。

筆者難以理解,何以民主派選委要提名曾俊華及胡國興兩位候選人,因為這樣根本就是違背了他們參與選委選舉的初衷。

既然今次特首選舉依舊是小圈子,任何民主潔癖的人根本就不應參與這類選舉。至於積極參與選委選舉、打着ABC(Anyone But CY)旗號的民主派,即使在選前梁振英突然宣布不角逐連任,大家仍希望爭取更多選委席位,盡可能在小圈子特首選舉中,選出一個「無咁衰」的特首。而這亦是支持民主派成為選委的選民(包括筆者)之意願,因為在該次選舉中,那些表明會在特首選舉中投白票的選委候選人,差不多全數落敗。可見,這批選民都是希望民主派選委能充分利用手上的一票,達致ABC(Anyone But Carrie)的目標。

既然目標明確,按照目前形勢,民主派就應集中選票,支持一位唯一有可能擊敗「梁振英2.0」林鄭月娥的候選人,亦即是曾俊華。這非但是基於他的民望高企,同時亦是因第三位候選人胡國興雖聲言會以百分之二百決心,阻止林鄭月娥當選,但得不到任何建制派選委支持的他,卻肯定只能陪跑。

筆者了解到為何原則派的民主派選委,會認為不得不把部分提名票分給胡國興。因為胡國興的政綱,特別是對政改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立場,比曾俊華更貼近民主派立場,單從推動民主的原則看來,似乎沒有不提名他的道理。

然而,提名兩名候選人的決定,卻是跟他們參選選委的初衷本末倒置了。在不民主的特首選舉制度下,屬選委少數的民主派,如投票時不把選票全集中在一位候選人身上,那就不可能達致民主派ABC的目標。因此,如今民主派選委根本就是自己製造個𠝹票陷阱俾自己踩。

當然,民主派選委可在投票階段時,全投給一人,但這樣就更不應提名兩人,刻意橫生枝節。既然原則派提名胡國興是由於其政綱更可取,那麼,經過公開辯論,完全沒有當選包袱的胡國興,看起來肯定會比曾俊華更擁抱民主,導致原則派更難在投票時不支持胡國興。

問題是,即使胡國興全取民主派三百多票,他亦肯定會落敗,因為他根本無法從建制派選委手上取得選票。換句話說,任何民主派選委押票在胡國興身上,就等同助紂為虐,促成胡國興與曾俊華兩敗俱傷,令林鄭月娥可坐收漁人之利,徹底地辜負民主派選民的託付。

眾所周知,建制派選委尚有超過一百五十張「西環鐵票」沒有提名任何人,即是說雖然建制派可輕易地提名多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入閘,但中共「治港者」仍把他們並不排斥的葉劉淑儀拒諸「閘」外。理由很簡單,就是要杜絕建制派票源被分薄的可能性。由於「治港者」知道肯定會有部分提名給林鄭月娥的選委,在投票時改為支持曾俊華,所以一旦讓葉劉淑儀入閘、進一步𠝹票,林鄭月娥就無法得到六百零一票當選。可見,即使穩拿八百票的建制派也不敢冒險,反而本已處於不利弱勢的民主派選委卻以身犯險。

三人角逐特首一事,已成定局。近日有傳聞指「治港者」為了確保林鄭月娥當選,迫使建制派選委歸隊,不惜散播白色恐怖,聲稱選票會被運往內地檢驗指紋,以及要求選委在投票時影相,來確定選委按旨投票。面對如此險峻的形勢,民主派選委為了達致ABC的初衷,便只能把選票全部集中在曾俊華一人身上!

 

圖片說明:今屆特首選舉成為三人之爭,但民主派選委提名了曾俊華及胡官,根本違背了他們參與選委選舉的初衷。

胡國興入閘了,但對民主發展又是否有利呢?

 

行文之時,今屆特首選舉提名期尚未結束,不過已有三人──林鄭月娥、曾俊華和胡國興,成功入閘、成為特首候選人。由於林鄭月娥獲中共「治港者」力捧,迫使部分起初打算提名其他參選人的建制派選委,也不能不歸隊,導致其他參選人均流失提名票,葉劉淑儀則是當中最大的受害者。至於曾俊華和胡國興所取得的提名票,絕大多數、甚至全數,都是來自民主派的。

顯然,這個等同「投明票」的提名制度,令中央更易操控特首選舉。記得在○○年政府提出《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時,政府聲稱為了提高特首選舉的透明度,故規定選委會成員提名特首候選人必須具名,而提名名單將刊登於憲報之上。當時,筆者非常反對有關規定,因為公開提名人的姓名,等同迫使所有選舉委員都必須公開表態,那麼,他們為免得罪中共,便不得不按旨提名中共屬意的人選。可惜,當時民主黨黨內對有關規定大表支持,最終草案順利獲立法會通過。反而,時任全國人大代表的李鵬飛卻跟我持同樣意見。

我們在接下來的特首選舉,便清楚地看到這個透明魔鬼的殺傷力。

首屆特首選舉在九六年舉行,當年報名參選的有三十一人,最後有八人能通過資格審查,交由北京委任的一百五十名(包括本地及國內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籌委會」),所籌組的四百人推選委員會(「推委」),在十一月十五日以不記名的暗票形式進行提名投票。結果,董建華、楊鐵樑、吳光正三人獲得五十人以上的提名,成為首屆特首選舉候選人。十二月十一日,推委以不記名方式投票,董建華以八成選票(三百二十票)當選。

雖有「江握手」在前,而且只是小圈子選舉,但由於採用暗票形式,讓推委可在毋須顧忌的情況下行使提名及選舉權,令「選舉」出現競爭。及至第二屆特首「選舉」,負責選特首的八百人選舉委員會(「選委」),大部分以功能組別的「選舉」模式分界別「選」出。相對於首屆選舉中,完全由籌委會決定的推委,理論上是稍微進步了,但由於改為具名提名的形式,以致左中右人士都不支持角逐連任的前特首董建華,因仍獲時任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公開表示支持他連任,最終,董建華還是能從八百名選委手上,取得七百一十四個提名,令其他人無法得到足夠有效提名與他競逐,從而高「票」自動當選。

○五年,董建華「腳痛」下台,曾蔭權參加補選,亦取得七百一十四份提名表格或支持同意書,成為唯一的候選人,同樣高「票」自動當選。

由此觀之,這個所謂可增加透明度的「民主」選舉方式,根本是為了方便中共操縱選委,促使中共屬意的人選能輕鬆當選為特首。所以說,當整個選舉制度是不民主的話,如僅有單一部分符合民主原則,非但沒有意義,更反而會令選舉被進一步操縱。

說回今屆特首選舉,民主派選委決定把提名票分配給曾俊華和胡國興二人,以筆者之見,這個策略顯示出部分民主派選委,如今仍陷於民主的迷思中。

筆者理解有人會認為促成更多人角逐特首選舉,增強競爭性,符合民主原則。更何況,胡國興的政綱比曾俊華更貼近民主派,所以民主派選委或會認為,提名曾俊華而不提名胡國興的話,實在難以突破心理關口,而且在外界看來,亦似乎說不過去。

雖說有民主派選委以為可透過胡國興,把民主派重視的議題帶進特首辯論,但最終會否又一次「被天真」了?(下期續)

 

圖片說明:林鄭月娥挾着579張提名票入閘,公開提名名單,真的是透明民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