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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影片)【wONdEr|劉以鬯逝世.最後訪問】百歲喧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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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影片】

靠一支筆在香港報壇耕耘半世紀的著名作家劉以鬯,昨天在東區醫院安祥辭世,享年九十九歲。劉太羅佩雲今天在電話對記者說,劉以鬯先生早前因為輕微肺炎進入東區醫院,留醫約十天,最終因心臟衰竭辭世。「他走得很自然,像睡着了,然後呼吸慢慢停下來,樣子很安詳。」

羅佩雲說過,丈夫劉以鬯在港寫作大半生,捱過辛勞沒有捱窮。在六十、 七十年代寫作高峰期,劉以鬯為十三間報館供稿,妻子會跟他在家裏一起度橋寫稿,然後一起送稿。廝守照顧大半生,羅佩雲與及幾位親友昨天陪老作家走了最後一程。

劉以鬯先生1918年12月7日於上海出生,今年一百歲,實齡九十九歲。劉先生去年初曾中風入院,自此不能寫字簽名。記者有時致電劉太,會聽到劉先生在旁雄壯的聲音。劉太曾說,丈夫這幾年雖然要靠輪椅代步,但在家裏其實可以慢慢走動的。他頭腦清醒,特別認得太太,每天睡醒一定要有人伴在床邊,否則會像小孩子一樣大叫大嚷,於是,劉太也特別請了兩個傭人照顧他。

劉以鬯作品無數,其中《酒徒》意識流享譽文壇,《對倒》刺激了王家衛在《花樣年華》的意念,梁朝偉想在他借來的報館稿紙裏演活大作家,但在劉以鬯眼裏,美男子演員並不了解他。劉以鬯在報壇文化圈中提拔過不少後輩,包括後來進入了學術殿堂的已故作家也斯。他的其他作品包括有《熱帶風雨》、《打錯了》、《天堂與地獄》及《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等。

除了《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了香港老作家故事,約兩個月前,為劉以鬯拍攝紀錄片的內地媒體,特別來港攝錄劉先生與太太從太古城住家到商場下午茶的情況。當天記者也在場傾談與記錄,看到百歲老人個性依舊,口裏掛着「老婆」,最終要找的,也是老婆。

這是最後一次的劉以鬯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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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一百歲老報人作家劉以鬯,從太古城的家走了一趟商場。


在十分鐘路程裏,走過馬路,經過紅綠燈,他坐在兩個滾動的巨輪上,後面是太太羅佩雲。還不過是兩年多前,他看見家裏買了輪椅,就叫太太快把它丟掉。


一百歲老作家是可以站起來的,但一生走很多了,十分鐘滾動時光便能到商場,那也是很好的一闕午間流動小品。


他停留在以黑色與白色方格作裝飾的年輕服裝店外牆前,等着身邊人的安排,安坐像個乖孩子。這一刻,到底是黑色裏的白色,還是白色裏的黑色,都不再重要。


為他拍攝紀錄片的攝影隊伍,安排好五樓咖啡店一角,老作家與一生共渡的人對坐,不明白為何要有幾個鏡頭對準他,沒耐性說:「影好啦!」這時候,他是一個權威的男主人,私人的空間是重要的,他還是有能力拒絕侵擾。


喝一杯熱朱古力,吃一件美味蛋糕,都有太太送進嘴裏,這是最快樂的一百歲談情。好好享受人生,一世紀了,他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活一百年,朋友還剩幾多?劉太說,「這年紀,沒朋友的了。」劉以鬯清醒得很,無論走到哪裏,最在意的,是身邊有沒有「老婆」。


今天,能跟劉先生握一下手,報上名字,已經是深度溝通。記者2013年訪問劉先生的時候,跟他談過如何鼓勵年輕人當作家,以及寫作之路,用當天的紀錄,回望百歲作家的想法,這是永恆的劉以鬯。


「那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喜歡,他就會用各種方式去走這一條路。」劉以鬯說。作家的路,他走了很遠。在上海長大,父親是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一批英文繙譯官,他認為寫作是從小培養,從一年級開始,他寫的句子就被老師貼堂,他認為,做作家、寫東西,一定要與眾不同。因為讀二年級時資質已經超越同學,老師讓他跳升至五年級,所以只讀了四年小學。


「香港是不是個創作好地方?」


「這個好難講,我來香港時,買份報紙看,第一,副刊編輯不懂怎樣畫版樣。」劉先生說。劉太說他畫版樣很出色。「我在重慶已畫版樣,國內副刊版樣天天變的,他(香港)沒畫版樣,一年都是一樣的,這些不好。」他接手編《香港時報》副刊,天天版樣不同。


說到寫作空間,香港自由社會沒有限制,他每天在家裏寫作,不需要太寧靜,都是開了收音機的。「他喜歡模型,一路砌一路寫,我們家裏好多模型,他好喜歡小玩意。」劉太說。《酒徒》是這樣一天一天寫出來的。


「成報老闆找我,覺得我特別,對白都分行的,但他都不反對,他都接受。」老作家五年前說。


「香港生活環境,如何影響你寫好題材?」


「你寫稿,寫過的不會再寫,一定要有些與眾不同的idea,未必是好的,但總要有idea」。Idea想是一個人寫作時的思想與精神,有idea, 筆觸才有方向,如《對倒》是有一個原整的意念。為了尋找idea,劉先生每天接觸新事物,看報是必然,他多看英文書而少看英文報,因為看中文報章都看不完了。


「與香港文化界有深刻交往嗎?」
「他與香港文化圈沒有特別交往,反而年紀輕的文藝青年,可以用他的稿就盡量用。談文藝都有,但大家都沒空,朋友好少,大家都忙,獨立寫稿,不用應酬。」


報人的日子,天天在紙裏行走一個世界。「我告訴你,我在上海報館做過老總、編輯,抗戰時,我在重慶,中國有七間大報,兩間副刊是我編的,來港差不多半世紀在報紙(和雜誌)裏,報館的情況,每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國人,對中文好重視,寫好多文章在報紙上。」

「那時每天要寫幾多稿幾多字?」


「不一定,但好多的,重慶《國民公報》,四川人自己辦的報紙,知我編副刊有特長;另一《掃蕩報》,請我入去,因為我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英文好,要我聽收音機,聽世界新聞,聽電訊然後寫成報道,因為打仗找radio好困難,一邊聽,一邊寫,專聽新聞,收音機收土耳其新聞容易,從土耳其的英文新聞,世界廣播,把好特別的新聞變成中文。有一宗國際新聞,英文報告,說日本艦隊總司令陣亡,我不懂日文,用一句寫日軍艦隊司令被打死、陣亡,重慶其他報紙沒此新聞,只有我有此新聞,我好擔憂,怕錯,後來發佈,證明我是對,老闆寫信讚揚。」


他在聖約翰大學讀主修哲學及政治,西方小說,從小就看了。

「讀政治哲學都是英文,我是聖約翰大學畢業,中文自修,讀英文,特別喜歡海明威小說,有好多作家作品不了解,海明威作品較易了解和接受。莫泊桑有一篇小說,也接受。在聖約翰時候讀了兩年法文,因為蠢,不能接收,和她(劉太)到巴黎,是幾十年前了,有人問『Parlez-vous français?』我說:『 Je ne parle pas. 』 是一位法國官員問我識講法文嗎,我會說不會講,普普通通一兩句還可以。」

打仗時在重慶,勝利時去了上海,解放前來香港,劉以鬯四一年大學畢業,四八年來港。最初沒想過長住,因為在上海搞出版社,搞新文學叢書。「堂姐在港,她住灣仔,我在酒店租一個房,來港後,發覺海外發展做不了,北方書錢全部收不到,勝利後,香港發展不到,後來,跟着寫稿,做報館,入《星島》,國內人來港辦報,要收國內副刊編輯,《香港時報》副刊我編,到新加坡前入《香港時報》,到新加坡後,1957年後也是《香港時報》,編文藝副刊淺水灣很出名,後來到了《快報》。」

如他筆下,海明威來到香港都要寫武俠小說,林黛玉也要交租。在《酒徒》裏,劉以鬯寫過: 為了生活,走過庸俗路線。在香港,撰寫商品固然可換取生活的安定,但 終究是無聊的。一九八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任《香港文學》總編輯。

記者對劉以鬯先生最遙遠的感覺,是一張報紙和一本雜誌。一個報人的影響力,從小到大,從遠到近。數十年滋養,那是曾經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時報》是小時候看的報紙,九十年代《快報》是曾工作的地方,但兩個時代劉先生都先後離開兩張報紙。夾在中間的八十年代,中學時爸爸買報紙,要他一併「加碼」多買一本到《香港文學》,有時是自己花零用錢買,有時在學校圖書館看。當時看長文章不太理解,也出於本性,特別喜歡看裏面的新詩。雜誌的內容、編輯及設計對當時的我來說,悅目新鮮。不想讀書的時候,對着這樣的雜誌一個小時,就覺無愧於心。

尤其記得有一位作者的詩,寫到一個當時無法接觸的意境,大致是,久經等待,終於:一抹嫣紅灑在雪泉之上。那時候,心裏面開了一雙眼睛似的,沒有疑惑。純淨的美麗,人生要做的一切,自自然然就領略了。等待,其實是誠意,沒有人知道發生的時間。塵垢是外在的,包括顧忌話題,看你怎樣描述,看你如何想,如何對待。

文學的自主性,能賦予生活與生命意義,寫作的人,一切,要有idea,要與眾不同。報紙文章,百年不孤寂,走到一百歲的老作家劉以鬯,再走天堂新路。
撰文:冼麗婷
記者於今年4月18日,到太古城探望99歲的劉以鬯及劉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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