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園圍口岸變天1】滅村每戶獲賠新屋 村民痛失家園感可惜
  • 2019-07-06    

 

上月底,香園圍公路正式通車,為政府耗資330億港元建造的蓮塘香園圍口岸,拉開序幕,口岸預計在年底前正式開通,成為香港首個「人車直達」的陸路口岸。口岸通車將市區接駁到打鼓嶺,把神秘的禁區向外打通,並為這個荒蕪之地,帶來變天。

幾十年前,打鼓嶺禁區被形容為「死地」,外人不可踏足,四處都是農地,村落凋零。現在,這個被政府定為「具經濟策略性」的口岸,卻扭轉了打鼓嶺的命運,令這個荒涼之地,經濟起飛。

口岸開通,讓禁區人重生,但它同時亦令一些人陷入困境。他們當中包括一名耕田小子,搖身一變,成身家過億地產商;又有村民被滅村,但獲政府撥地搬村,每戶獲賠一幢三層700呎新式村屋;亦有因口岸發展,帶動原居民收地建屋,令一名半生務農的農夫,失去耕地,難以維生。

一個炎熱的中午,69歲的姚觀球獨自走到沙塵滾滾的口岸工地,眺望他的舊村,竹園村。可是,舊村所在的位置已被重重鐵絲網及架空天橋包圍著,他什麼也看不見。「已經圍起了,我們無可能入到去。」 他喃喃自語地說。 「我不知道他們會把我們的村建成什麼,聽聞是旅檢大樓的停車塲。」

2014年, 在打鼓嶺邊境旁的客家原居民村——竹園村——被政府滅村,成為蓮塘香園圍口岸的一部分。 觀球對上一次回來是三、四年前,當時村地已經在填泥。「每天都有數佰架泥頭車出入,根本不可能接近。」

五年前,政府安置他及村民在一幅新地居住,每戶賠償一幢三層式全新村屋,每層700呎 。在今天高樓價的香港,港人花一生的時間追求一間屋,正當大家以為觀球等原居民有豪華大屋住會很開心,他說,若他可以選擇,他不想拆村,他懷念以往的一切。站在新口岸出入境大樓旁,他舉目四看,昔日的家園及農田消失了,四周充斥著工地的機器聲,遠眺大陸邊境,滿目都是高聳入雲的豪宅,離愁別緒不禁湧上心頭。

「我感到很可惜 ,這裡失去了以前鄉村的文化,以後世世代代不會知道這裏之前是怎樣的。」

政府宣佈拆村 村民如臨大敵

在2008年八月,政府宣佈清拆有300年歷史的竹園村,在原址建設新口岸。雖然200村民極力反對,但政府堅決不讓步。「最初知道政府收村,大家都好傷感,好多村民都接受唔到事實。最初我們反對,問政府為什麼要拆我哋條村,他們說要發展口岸,一定要拆。」

最後,村民唯有接受。「我們開嘅條件是『你拆我間屋,就要賠返間屋比我』。」他說,雖然政府應承在附近的地方還給他們一塊地,以及蓋房子給他們,但磋商條件的過程,地政署約個別村民見面,用以「逐個擊破」。他說,最初政府給了他們三個地方選擇,全部都「好騎呢」:一個在山邊,一個在口岸公路天橋旁邊。最後,政府接受村民的建議,讓他們搬到距離舊村不到五分鐘車程的現址。雖然他們的舊村有5.5公頃大,但政府提供的土地只有3.8公頃。另外,村民以前的屋全部是獨立的,由於不夠空間,政府規定只為他們提供「孖屋」,即兩間屋共用一個牆身。官員亦在屋與屋之間的走廊空間跟村民拉鋸一年,最後給他們六米距離。

為非原居民爭建屋權 發叔幫解圍

但是,他們救到自己,卻救不到村內的24戶非原居民。「政府初初只係賠償三萬蚊給他們,有些非原居民已住了60年以上,根深蒂固,佢哋已經認定這裏是自己的鄉下,你有乜可能補幾萬蚊叫佢地走呀?」

雖然他們是非原居民,但是跟姚姓原居民情如手足。「我們同期長大,相處咗六七十年,冇理由掉低他們。」觀球說。

於是,包括觀球在內的一班原居民,組成搬村委員會跟當局安置力爭,包括與非原居民去立法會抗議,部份年長者更以死作回應。政府後來加碼賠六萬蚊,後來變九萬,最後去到十幾萬,但觀球等人拒絕接受。「你收菜園村,你都賠60萬畀佢哋,他們也是非原居民,為何在這裏,同一個天空下,你只補償十多萬呢? 這是冇可能的事。我哋同政府傾,爭取要補償60萬,和給他們一個屋牌 。」

但政府仍然拒絕讓步。最後原居民開出”底牌”,以同意搬村為交換條件,迫使政府安置非原居民。「我們開出交換條件: 一係全部都唔拆, 一係一齊搬。」

一年後, 政府終於妥協。 當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林鄭月娥約見村民。「林鄭約我們在粉嶺食飯傾,她帶了發叔(已故鄉議會主席劉皇發)來,我們事先都不知道發叔會來。林鄭都好明白事理,認為同一個村不可能分兩個case處理,並同意我們的要求。同時,發叔在席上突然說他有一幅三萬多呎農地,原來就在我們新村的後方,可以賣給原居民起屋。我們同時解決了兩件事,感覺好像放下了心頭大石。」劉答應以低價$200一呎賣3萬多呎地給居民。

很快,政府宣布提供「平房方案」給竹園村的非原居民,讓他們自購土地,興建面積最多為500呎的兩層高房子。政府亦同意發放60萬元「特設現金津貼」予他們。「他們每一戶都有60萬,每戶夾錢買地,共用了接近700萬,餘下的錢便用來平整地盤。」

樓梯先被拆 痛失全家回憶

由2008至2013,觀球等人用了足足五年的時間解決搬村的問題。 2014年,竹園村正式拆村,政府給村民一個月時間收拾細軟,當時與兩名兒子及妻子住在九龍的觀球,趕不及回來他們的石屋拿回東西。

「我叫他們一定不可先拆樓梯,地政署應承了,可是我回來一看,樓梯已拆了,我上不到二樓取回東西。」 他失去父母及自己大半生的照片。

拆村時,整個地盤封鎖了,警察守住入口,所有村民不能進入。觀球聽說政府用大型機械拆卸,只花了兩個半月時間,便把整條村移平。 「拆村那段時間,有些人好傷心,老一輩的婆婆真的好傷心,他們好唔捨得,但都無奈,都要搬。」

每戶賠一棟新屋 原非居民自資建兩層村屋

自2014年開始,村民已移居到新村。經過一個寫上『竹園村』的牌坊,記者走進一個大型足球場那麼大小的石屎平地,上面立著不同款式的三層式700呎村屋,一排一排列席著,共有41間。有些人在舊村擁有幾間舊屋的,政府都一間賠一間,給他們幾棟新房子。他說。村民可以選擇政府幫他們蓋屋,亦可選擇向政府拿取$200萬建築費找承建商蓋的。「我們蓋的屋全部冇橫樑的,政府起的是有橫樑的,在3樓同2樓之間,廁所的去水位直頭在室內,好騎呢,我們見到都拗曬頭。」 雖然身為村長,他自己的家不是在單邊位置,而是在中間。「為免公平,民政署規定我們抽籤揀屋的。」

新村的左邊有一條小徑,直通往村後的一塊山邊土地,上面立著一排兩層高的落地玻璃新屋,像豪宅一般。這裡就是24戶非原居民的新天地,2017年入伙。觀球說,這些漂亮房子是由村中兄弟幫他們設計。他很感恩,能為非原居民爭取到自己的家。

源於清朝 竹園村差點絕後

大約300年前,清朝順治年間,他們的祖先姚文貴帶著妻子,由深圳的羅芳村,移居香港,到打鼓嶺田間居住,種稻米為生,之後生了五名兒子。後來,不知原因,三名兒子過世,亦無後,只剩下兩名兒子,即大房及二房。 「我們二房很多家無後,所以要由大房“過繼”來二房,有人繼承香燈。」觀球不是過繼的,是屬於姚文貴“二房”的後人。「我是真正文貴祖後人。」

多年來,村民認為舊村風水不好,所以祖先很多無後,生不到孩子。但是,因村民大多以耕種維生,生活貧困,沒法搬遷,唯有繼續留在原址居住,稱之為“老圍”。在60年代末,當時因村落地處低位,經常水浸,泥磚屋亦老化,村民一個一個搬到村內另一個較高的地方,最後只剩下一兩戶,包括觀球一家 。「到70年代, 我們也搬了。」村民搬走後,被遺棄的老圍,變得頹垣敗瓦 ,百幾年的泥磚老屋一一倒塌。

八歲看牛 讀卜卜齋

坐在他的新屋大廳接受訪問,觀球的回憶帶他回到50多年前,住在老圍的日子。他八歲開始看牛。「我主要負責看牛,整條村同年紀的小朋友,成群人一齊上去,過了松園下,到山上,在那裏放牛......牛好溫馴的,我們牽著牠到山上,便放了牠,任牠在那裡吃草,童年生活就係咁㗎啦。」天空海闊,小孩們到處玩,摘山棯吃,到四、五點,便帶牛回家。他回憶著,面上露出燦爛的笑臉,好像變回往日山上的孩子。

有別於今天小孩,小小年紀已“被迫”中英數樣樣皆通,在教育不普及的1950年代,觀球只能到香園圍的私塾,即所謂卜卜齋,背誦艱深的四書五經,似懂非懂。「當時我六、七歲,讀了一年。那時,一個老師教30至40個學生。 我們學的不是現在香港人學的,而是讀那些『之乎者也』,我現在完全都唔記得了。」他開懷笑了。比較沉靜的他,每當回想溫馨的童年,都樂不可支。後來,打鼓嶺昇平學校在60年代成立,觀球有機會就讀正規小學。「我由三年班開始讀起。」禁區沒有交通,他返學只能走路,後來有了鄉村車,接載村民到上水。

見證中國大逃亡 紅衛兵入村

當時,坐落在香港邊境的竹園村與大陸只是一條梧桐河之隔,雙方居民可以自由出入,內地人可以徒步走過來。「未解放之前,邊境是沒有鐵絲網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我阿爺和阿媽那代人是去布吉買東西的。」1949年中國解放,築起圍欄,兩地居民禁止自由出入,大陸會有解放軍駐守,香港這邊會有『穿山甲』。

他說,當時深圳羅芳村有一個閘口,只允許持有「耕作紙」的羅芳人來打鼓嶺耕自己的田。 打鼓嶺一帶,包括竹園村,則被港府列為禁區,防止偷渡。對於內地人偷渡過來的情景,他歷歷在目。 他說,有些人會等入黑,或者雙方沒有警察巡邏的時機,偷偷潛進來。「偷渡客先過河,河水不是很深,跟著可以爬鐵絲網過來,有些人剪爛鐵絲網,做個窿,捐過來。」

住在邊境的他,見證幾段中國重大歷史。1962年,中國大躍進變大飢荒,引發大逃亡,數十萬饑民,從深圳游水攀山湧入香港,匿藏在新界的山上。那時,打鼓嶺山頭滿山是人,觀球只有12歲。「學校叫我們每個晏晝,派麵包和水給他們。當時,幾千人在山頭湧過來。他們全部在山頭,沒地方可逃,到了這裏,又出唔到出面,因為沒有交通工具,於是聚集在這裏。」港府受不了逃港潮,把飢餓的人遣返大陸,人們在山頭痛哭。回想這段超過半世紀前的歷史,觀球心裏仍然難過 。 「有的人好可憐,有好多未過嚟,已經死了。」

四年後,1966年,在毛澤東推動下,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中學生紅衛兵在各地展開血腥階級批鬥。當時,駐守深圳解放軍開閘給紅衛兵入村,竹園村居民立即活在驚恐中。每天,數以百計的紅衛兵,像軍隊搬操入村耕種。「他們每人攞住毛澤東的毛語錄,和中國五星旗,好有隊型㗎。打鼓嶺警署都鎖上門,差人都唔夠膽出嚟。那時好得人驚,我哋都好驚。」情況維持了一、兩個月。

父親變買家產 失去祖屋

觀球的祖先原本有很多地,但他的父親爛賭,變賣了家業。有些竹園村居民在拆村的時候,被政府收地,發了大財。「我自己冇地,我父親在生時全部賣了,就連祖屋那張契都賣埋。」他說時,顯得無奈。 中三畢業後,觀球去過英國比利時打工做廚房,後來回港,當上冷氣學徒,及後晉升為冷氣工程公司的工程經理。1975年,他用幾千元向政府買了一塊地,用自己的丁權,在村內蓋了一幢兩層丁屋居住。

由於交通不便,觀球從年輕時,已搬到市區居住,之後結婚及兩個兒子出世。 每逢週末放假及過時過節,他都會帶著孩子回來探望母親。

現年42歲的大仔Stanley對竹園村充滿童年回憶。每逢放假,當時讀小學的他都會與其他小孩在村旁的田野穿來插去,玩捉迷藏。 「我小時候,條村好靚,這裏有很多昆蟲,植物,四處都是農田,有山有水,天空一望無際;黃昏時,整個天空是橙紅色的。」90年代開始,深圳發展,空氣污染,他已經很少見到彩霞了。

見證大陸起飛 感慨萬千

以前,竹園村的村民有時會隔著鐵網,與內地人交談。「有些人我是認識的,他們日日都過來耕田,他們的田在竹園附近。」

以往,雙方的生活都非常貧瘠。

自70年代起,由於交通不便,很多竹園村村民都搬到市區住,又或移居到外地謀生,村內凋零。

對比下,隨著1979年的改革開放,過去40年,大陸經濟起飛。在竹園村圍欄外的“祖國”,荒涼的田野及疏落的村屋消失了,取而代之是五光十色的城市,與偏僻的香港邊境,成強烈對比。

近年,內地地產商看準口岸商機,紛紛在口岸附近的邊境建豪華屋苑。「對面有高樓大廈的是大陸,全部都是這十年八年起的。」站在他家的天台上,他指著在蓮塘口岸中國境內,幾年前建成的一幢幢高聳豪宅。「你看,這一堆新樓,聽說是2000萬一層。」 住在邊境的他,見證著中國的快速冒起,很是感慨。「大陸嘅發展比香港仲要好,是真的。」

他說,由於口岸發展,地產商在大陸蓮塘收地,內地人獲得巨額賠償,拆一間屋,賠幾層樓,賣地的,身家暴發。 「在邊境羅芳,個個都坐擁一億幾千萬身家的。」他驚嘆地說。

往日鄉情不復再

但是,對觀球來說,感情比物質更重要。「如果我可以揀,我情願要舊村,我是真心的,因為我由出世到現在為止,都是在舊村的。」 他說,雖然家家戶戶擁有漂亮的房子,這裏7成人都不想搬村,因為舊村很寬敞,老人家都習慣了以前的生活。 「我們反對搬,但係反對都冇用,反對唔到,發叔講『這是冇辦法的,因為社會的進步,需要這樣做』。」

以往,他們每家門前都有樹木,現在是一式一樣的石屎走廊,村內冷清清的。「以前我們家家戶戶都不關門,我們隨便入大家屋企談天說地。現在很多人把單位租出給外來人,好似住樓咁,家家戶戶都關門,我又不知道有沒有人在家,不好意思隨便入去。」

在他家的大廳,掛著一幅綠油油的西洋畫,原來是他的好朋友在舊村寫生畫的,之後送給他新居入伙。 「我很喜歡這幅畫,看著它能讓我回憶以往的生活。」畫中, 一個小村莊安躺在山丘旁,村前是一條蜿蜒曲折的清河,水面飄浮著一片片生氣勃勃的荷葉荷花,河的兩旁是青草地及翠綠的樹木。「小時後,梧桐河非常清澈,水很乾淨,我們是喝這水的,小孩時,我們常常到河裏游水捉魚,很開心。」人生如飛而去,觀球轉眼已69歲了,十年前退休。有時候,他看著這幅畫,不經意地又回到美麗的過去。

時間的巨輪一直在轉,沒有人能停得住它,甚至留住過去。對姚觀球來說,竹園村的日子是多麼的美好,卻又那麼短暫。

記者:李敏妮

攝影:廖健昌、梁正平、盧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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